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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浊清扬]“官大学问长”
作者:邵道生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8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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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这个东西真是万能。围绕着权,什么样的奇事、怪事、新鲜的事都可能发生。在官本位的社会中,权可以变成学问(“仕而优则学”),学问可以因官阶的晋升而猛长(“学而优则仕”)。
       譬如说,在大学,没有上过什么课的官可以当教授;在工程单位,没有搞过什么工程设计的官可以当“高高工”(即教授级工程师);在科学研究单位,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的官可以当研究员;在行政事业单位,只是粗通文墨的官可以当大部头著作的主编,而且官越是当得大,其所编著作的部头就越是大、越是厚;在一些大大小小的学会中,不搞学问的官当会长、副会长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学会自然也就变成了官会了。譬如,在社会广为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公示的47人中,除了叶秀山、梁彗星、郑成思之外,其余44人至少做过副院长、所长、副所长或是现任所长等职务。
       于是,人们将这种现象戏称为“官大学问长”。
       于是,人们就有这样的“戏说”:“谁抢占了博导、硕导,曰院长、系主任、所长,曰主编、总编这些岗位,谁的事业就成功了90%。”
       如果说,一个本是这方面的专家,当了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官”,本就有相当的实力,当了“官”之后,因为对自己这一行当薄弱环节、主攻方向非常清楚,又因为手中有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资源”,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经过艰苦奋斗,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种人“官”也当了,学问也长了,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人们对这类性质的“官大学问长”,不仅不会说什么,反而是口服、心服的。
       然而,现在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有的官,原本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有那么一点点造诣,但是,一当了“官”之后,就不得了,立即变得学问大了起来,什么领域都敢插手,什么样的言都敢发,什么样的课题都敢接,什么样的牛皮都敢吹,一下子,他就变成了“全能博士”、“万能教授”、“样样通的研究员”了,他就变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整个儿都行的通才、全才。于是,什么样的硕士都敢带,什么样的博士都敢招,一个人同时能招几十个、硕士、博士,只要是他“敢想”的,他都可以统统地将它变成了现实。而且更为“可恶”的是,动用手中的权力,不声不响地或明目张胆地将他人的课题“抢”过来。这些课题的份量一般都很重,有国家级的,省市的重点,科研资金很雄厚,很抢手,他就利用“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权力资源将其弄到自己的手中。在这类课题的完成中,彼此分工非常“明确”,那些当官的,绝对是动嘴不动手,也决不会到基层搞什么调查研究,他的最大的任务是“指点江山”;他的最大能耐就是“充分调动”博士生、硕士生的“积极性”,让他们服服帖帖地去干;他的最大“工作量”只是写个序什么的。而干出来的结果呢?课题成果的第一名,当然是这位教授;新的思想、新的发现,当然统统都属于这位大教授的“专利”;领奖台上站着的,当然也是这位大教授;在面对国內外新闻记者的课题成果新闻发布会滔滔不绝的发言者,自然也是这位教授了,到国外风光“讲学”的内容,也当然是其弟子做出的成果,学术权威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强,学阀现象越来越多,学术剥削越来越严重……就这样,他们成了真正的“学术带头人”,成了谁都不可替代的“权威人士”。不了解内情的,真还认为这样的教授真了不起的呢!而实质呢?依我看,这样的人不过是学术领域中的“二道贩子”,这类人在台上时风光得很,一下台之后,因为失去了权力资源的支持,学问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连“狗屁都不如”了。的确,在现实生活中真有一些人的学问会随着官的提升而不成比例的“发达”了起来。
       有的官,原本只是“行政官”(非学问的官),然而,自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突然发现没有学问就不时髦了,没有学问就发展不了,于是,将“理论联系实际”这块金字招牌“捡”了起来,于是,“行政官”一下子就变成了“学问官”,尽管一篇论文都可以没有,一本专著都拿不出,然而什么学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会长副会长都可以当,都想当。什么丛书、词典的主编等等,都心安理得地当了起来。譬如,在鲁迅研究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南方某市一位区委副书记张口赞助学会10万元,条件是要当一个副会长,学会只同意给他一个副秘书长,结果这位官员便拂袖而去。这些人真还是有能耐,一旦真的当了“学术官”,尽管肚子里一包草,然而到处发指示,发言论,俨然以大权威面目出现。泰安贪官胡建学的一本不伦不类的《胡建学文选》,不就是有他的权力资源在支持着吗?不过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此类“官书”的“底稿”,一律都是由其权力指挥下的文人“捉刀代笔”的,因为官当得大了,他就可以调动自己单位最优秀人才,将其“隔离”起来,集中于一个宾馆,管吃管喝管玩,于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以权力者命名的新思想、新思维自然就会出来,这类当官者学问发展的速度自然就比登月火箭还快。此外,这类行政官员和“学官”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抢课题,越是高级别的课题(如国家课题),“学官”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就越大,“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地下的私人沟通,课题便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了。
       有的官,本不重视什么长学问之类的,只是当他发现有什么硕士、博士头衔的官的升迁、发达速度要比“土官”快得多之后,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动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自己写申请报告,自己批(他人怎么敢不批?),出公家的钱去买自己的学问,因此,这类官发展学问的速度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一年之间,通过“速成”,拿到大学函授文凭;通过“边工作、边攻读”的方式,几个月解决“硕士”,再花一二年的时间解决“博士”问题,真比神童还神童。因为是“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正常程序”,人们将此戏称为“真的假文凭”。这就是当今社会时兴的领导干部的“博士化”、“硕士化”现象,就是起自于“权学交易”、“钱学交易”的“学位腐败”:“官人和商人从学校那里得到进一步混迹官场或商场的敲门砖,学校或个别教师从官人和商人那里得到实惠和好处。”所以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今天的一些大学,滥用国家赋予他们的最大权力,把学位和毕业证书拱手送给高官的现象已经泛滥成灾。”随便把中国的厅局级官员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拉出来几个,看看他们当中到底有几个人真的在大学中读过十年书,做过三年研究,写出过像样的博士论文?他们拿到的可都是中国大学颁发的“真正的”学位证书啊!的确,对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来说,高学位的文凭一到手,自己的砝码就重了许多,就有了与组织讨价还价的余地,升迁就一点都不担心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江西省前副省长、大贪污犯胡长清不是就有一张通过非法手段拿过来的中国最有名气大学的“法学学士”的文凭吗?!2001年湖北省在清理假文凭工作中,发现有146名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获取假文凭,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有的官压根儿就是一个无懒、流氓,一点学问都没有,依靠不法手段当了一定的官之后,突然对学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深感如今的当官若没有学问作底,心里就很不踏实,可是若是重新做学问,实在太辛苦,时间也来不及,怎么办?于是就想出了长学问的“捷径”,将学问的象征——文凭搞到手,从此不就可“一劳永逸”了吗?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动用自己的权力资源去搞文凭,就像山西省绛县那个臭名昭著的“三盲院长”一样,一个典型的文盲,当官没有多久竟然拿到了大学文凭,居然也成了所谓的“文化人”。
       ……
       那么,这类“官大学问长”的实质是什么?
       从本质上来说,“官大学问长”就是一种“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就是腐败的一种,是官本位、实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学术界风靡的一种表现。它之所以能发展,就因它是为利益(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利益)所驱动,是一些当官者通过权力的运作,将本是其他文人已经有限的利益转化为当官者利益的不光彩方式。究其实质,它也是一种社会的腐败,不过这种腐败很隐蔽,很间接,因为是“有学问的官”干的,所以干得自然也很有“学问”,很巧妙,一般人真还看不出来。
       必须看到,在当今学术领域中,这类“官大学问长”现象实质上是“象牙塔”中的学术腐败,是社会腐败泛滥的另一种表现,是“世风日下”在学术界的反映,这种学术腐败发展、泛滥的速度是惊人的。若是不进行有效的制止,那么,对中国学术的发展将是致命性的,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马静荐自《丑陋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