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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贵州瓮安事件和陕西府谷事件备受关注，前者因一名女初中生溺水而引发群体事件，一些人冲击瓮安县公安局、县政府及县委，后者因一个司机跳河而引发群体事件，一些人与警方发生冲突，趁机打砸警车。在这两起事件中，都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其中。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他们最熟知也最乐于接受的一个说法，可如今，“群众”的前面又加上了“不明真相”的定语，这就难免让一些人感到疑惑：既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明真相”？这是不是很矛盾？针对群众，我们是相信“眼睛雪亮”说还是相信“不明真相”说？看来，这个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作为“群众”中的一员，我和很多的人一样，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不明真相”说——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就会“不明真相”？这不是污蔑群众的智商吗？可是，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就必须承认，“不明真相”说并非虚妄，历史上就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存在。而且，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冤枉的人物还大名鼎鼎——如果受冤的人是无名小辈，史书上不记载，那么我们也无从知晓。
       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袁崇焕。袁崇焕(1584~1630)是晚明时期最著名的将领，他虽是文人出身，但有胆略，好谈兵。他于天启二年(1622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地形地貌和敌我形势，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获准后，他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统领6万大军进攻宁远。袁崇焕坚守孤城宁远(相关地区的明军纷纷撤退)，以不到2万的兵力击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第二年，袁崇焕又在宁远、锦州等地打败了前来进犯的皇太极，史称“宁锦大捷”。袁崇焕本人因军功卓著而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人称“袁督师”。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绕道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袁崇焕闻讯后星夜驰援京师。不料，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的崇祯皇帝却以为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要出卖京城，就逮捕了袁崇焕，随后于1630年农历八月十六将其凌迟处死。
       值得一说的是，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之际，京城的百姓不但不同情“袁督师”，反而“以钱争买其肉，生啖之”，“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崇焕肉悉卖尽”。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可以说是崇祯朝最大的冤案，当年的群众明白真相吗？显然不明白。不但不明白，而且他们还助纣为虐，觉得袁崇焕被活剐仍不解恨，还要生吃其肉。我常想，面对着“不明真相”的群众，临死之际的袁崇焕会作何感想？他当然知道，在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之时，对他感激涕零、心存爱戴的也是这些群众。转眼之间，“袁督师”忠心报国的一腔热血犹在，而曾经拥戴他的群众却因“不明真相”便由爱生恨，非要生啖其肉不可了。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还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当然不能。
       有此一例，便足以证明历史上确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存在。既然“古已有之”，那么现在依然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群众“眼睛雪亮”之说和“不明真相”之说呢？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法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勒庞(1840~1931)的观点值得重视。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群众具有冲动、易变、偏执、极端等心理特点，他们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简单的口号和激昂的情绪，因此，约束个人的道德和法律会在群情激奋之时失效，“孤立的个人很清楚，他不能焚烧宫殿、洗劫商店，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成就英雄壮举”。所以，群众运动“兼有残忍和崇高两种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高的时候，能起到“道德净化”的作用，而残酷的时候，则“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对软弱可欺者冷酷无情，无所不用其极”。对照袁崇焕的遭遇，我觉得勒庞的这一理论很有道理，袁崇焕正是在成为弱者后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残忍对待，“无所不用其极”。
       知晓了勒庞的学说后，我们就该明白，任何企图给“群众”作单一定性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群众是善变的，“眼睛雪亮”的是他们，“不明真相”的有时也是他们，两种说法都成立，关键就要看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正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乎此，我们既不必为“眼睛雪亮”说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不明真相”说而耿耿于怀。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构建一种好的制度，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促使群众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崇高”的一面，而不是展现其“残忍”的一面。■
       【杨孔翔荐自《济南时报》2008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