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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朝康和我有着三十多年的友谊，我们的相识大约从上世纪七二、七三年始。那时候林彪刚刚“爆炸”不久，文艺界在周恩来总理领导下出现了短暂的“复苏”气象，省里刊物也相继复刊。钟朝康以“农民诗人”脱颖而出，活跃在当时乍暖还寒的诗坛。其时钟朝康留给诗友们的印象，一是朴实——从外貌到内在；二是真诚——从为文到为人。他是土生土长于成都金牛区三瓦窑的地道的农村青年，是带着满身的“泥土味、农家味”（戴安常语），“农气袭人”（张新泉语）地步入诗坛的乡土诗人。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九七五年在四川大学举行的“四川省工农兵创作会议”；粉碎“四人帮”之后，钟朝康和我都被列入四川文艺出版社“新时期”伊始首批出版诗集的对象，于一九七八年秋季，由戴安常、张扬带队，加上剑阁县化林大队同为农民诗人的张丕利，一行五人，到川东、川北一带深入生活，扩大视野。于是有了更多与朝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得以了解他的身世，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悲惨身世，以及他在农村苦撑苦干的异常艰辛。可惜我们一行刚刚到了重庆，朝康便不肯朝前走了。他向我们苦苦诉说，由于家里穷、孩子小，牵心挂肠的琐事太多，他必须回去“事必躬亲”云云。于是便“分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不无遗憾地，只剩下我们四人继续走完全程。
       其实何须遗憾！也许是由于时间的巧合，或是某种“宿命”的暗喻，钟朝康与我们“深入生活小分队”在重庆分手返回金牛故乡，其时恰是一九七八年的金秋十月。那时他还不知道（我们谁也不知道），北京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而这次为期两月的重要会议，则是为当年年底更为重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国即将发生一场有史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大变革，此时中央的高层人物云集首都，正为吹响振聋发聩的改革开放伟大号角而夜以继日地劳碌筹划着。而钟朝康恰在这时，似乎鬼使神差、不失“时机”地与我们分手回乡了，亦不无巧合地，与两个月后“三中全会”的强劲东风不期而遇，并且身不由己也是自觉自愿的投入到这场东风推动下的农村改革的潮流中去。之后，他以既是“亲历者”又是“弄潮儿”的双重身份，身临其境，受益甚多。他立足茅屋，扎根乡土，荜路蓝缕，艰苦创业，从“李顺大造屋”到“陈奂生进城”，投身于亘古未有的农村改革，时来运转，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的家庭面貌，由贫穷而温饱，而致富，而小康；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由农民而通讯员，而干部，而总编（退休时是《金牛报》总编辑），实可谓步步攀升，沧海桑田，今非昔比。然而他始终未能丢弃的，是与生俱来的朴实与真诚，是手中的那一支“蘸着泥土与汗水”的笔。他用这支笔，抒写农民的苦乐与悲欢，记录下三十年农村巨大变革的历程。诚如这本诗集之名——《一个人的阡阡陌陌》——实则农村改革之路“阡阡陌陌”也！以至当他站在老朋友面前并且送上这一本诗集的时候，我不由地想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由衷地祝福老朋友——这位“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的产儿（准确说应是“宠儿”）命运的新生与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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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决定意识”。朝康的诗集中，自然有着抹不去的历史的存在，苦难的记忆，犹如“胎记”一般烙印在他的诗的字里行间。这种苦难的胎记，主要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即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那个特定的非常时期——“我全家六口人饿死四个，只有我和妹妹死里逃生。”（引自诗集后记《我和我的诗》）。于是便有了烙印般的诗篇《渡船》、《生日的祭礼》、《送葬》、《收谷草》、《父亲的目光》、《魏婆婆》、《奠基》等。朝康的这些“忆旧”诗，几乎无一例外地具备了忠实记录那个年代的现实主义的意蕴。
       也许有人会说，这类的诗句里泪水太多，苦难太多。然而我却要说，正是这些现实主义的诗句所折射出的那个时代的阴影，更能够凸显出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巨大的光辉，更能够反衬出三十年农村改革的灿烂曙光与辉煌前景！诗人钟朝康绝不是沉溺于苦难而不能自拔，他的吟唱的歌喉，将要更加激越高昂地面向未来。
       我们不难从诗集中找到作者投身于三十年农村改革这一段“存在”的“诗证”。在《门前柿树》中，作者描绘了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竿扫嫩果伴泪落，刀劈树干连心痛”的旧场景，更颂扬了如今“树上硕果接硕果，门前笑容碰笑容”的新气象，而“结论”则是“三中全会春风吹，带伤的枯树还了童；枝叶随着心意长，新柿映着彩霞红！”洋溢着作者由衷的喜悦。在《过年》中，作者描绘了昔日年关“吊壶上没有香肠腊肉，灶头上只有冷锅冷铲”的窘境之后，笔锋一转，眼前是充满欢乐的新年：“我的太阳就是富家的灯笼，我的路标就是小康的春联”；他对未来充满希望，“让响簧倾吐我的心声，让竹号吹出我的眷恋”，年节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一首《在老木箱前》，以“借据”和“存折”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象入诗，以二者在箱底的不期而遇破题，折射出欠债年代和富裕时期截然不同的心境，“此刻，苦涩正让位于甜蜜，伟大的转变也反映在我箱底！”细节的妙用和炼意的巧思，将两个时代不同生活、不同心境的对比表现得淋漓尽致。写给孙女两周岁的那一首《旭日和鲜花》，从语言到意象充溢着阳光般的亮色，“你秀眉间有一轮旭日，从生命的地平线上，已冉冉升高两米。你小手里有束鲜花，在人生的里程之中，已芬芳了两个花季。”作者一定会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但那灰暗惨淡的背景已从记忆中“淡出”，毕竟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你这个希望的延续，如一轮旭日红霞四溢”；“你这个憧憬的明天，如一束鲜花在梦境美丽。”其欢快的诗句与跳跃的节奏，使人想起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在第三代（孙女儿）的身上，在改革开放成果斐然的今天，钟朝康这位饱经风霜的“忧患”诗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延续”与“憧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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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年春节前，一次文学界朋友聚会的饭局上，同为钟朝康诗友的谭楷，兴奋地讲起钟朝康刚刚出版的这本诗集，并且饶有兴致地用四川方言全文朗诵了集子中那首《请客》。甫一诵毕，满堂喝彩，掌声四起，赞叹之声不绝于耳！这不仅因为朗诵这首诗的机缘亦正值“请客”宴聚之时，与此诗描绘的环境、氛围不谋而合；还因为这首《请客》体现了川人的睿智与幽默，尤其是它的口语化、平民化、通俗化，真正地“化”进了座中诸位文友、诗友的心中，真是如品佳茗，如饮醇醪。它写老友相聚，故旧重逢：“修补地球几十年，欣逢‘开放’好年月；今日如同鸟归林，秋蜂拥进菊花节”；写同气相投，心曲相通：“你摆我的龙门阵，我翻你的老皇历；蒜苗遇到回锅肉，豆瓣碰到白水茄”；写谈吐投机，友情深笃：“话题热过三伏天，情感更比白酒烈；岁月似秤识斤两，时间如水辨黑白——她是西岭雪莲花，你是剑阁张飞柏”；写“情笃意深，临别依依”：“吹牛吹散心中雾，碰杯碰出中秋月。临别握手又拥抱，裹成一堆莲花白。”全诗自然到如同口语，仿佛天成；意象鲜活得犹如河中之鲤，欢蹦乱跳；亦如带露之花，晶莹灵秀。而且诸多生动贴切的生活化的意象，一时似突兀而出，又仿佛随手拈来。一个个人们司空见惯而又呼之欲出的妙喻巧词，以俗词俚语的“面目”，天衣无缝地有机组合，出人意料又在人意中，恰到好处而别无替代。它使一切故弄玄虚、刻意求诡的晦涩生硬之作相形见绌，使一切猎奇施巧、矫揉造作的虚情假意之作黯然失色。一首《请客》，写尽了乡间朋友的挚情厚谊，淡泊人生的隽永况味；其间洋溢着的，是平民化的人情世态，与敦厚淳朴的世风民情。诗人张新泉亦在一篇短文中由衷赞道：“单是一首《请客》，就读得我口舌生香、五腑通泰……其间通心入肺的挚意真情，生动传情的俚语陈述，让人忍俊不禁的喻体喻象，我敢说：当今诸多流派的大家高手，也写不出来。信乎？我当答曰：“信然！信然！”
       看来，《请客》一诗作为钟朝康的代表作，堪称诗艺日臻成熟的乡土诗的佳品。若把该诗放在朝康的生活经历与成长背景中来看，可以说，正是由于时代变革的潮流与生活土壤的丰沃，造就了诗人开阔的诗情、丰厚的积淀，以及欢快的心境与活跃的思维；换言之，好诗的硕果，当归功于养育他的土地和人民。
       诗集中除《请客》之外，尚有一些较好的诗，如《当家人》、《人之路》；此外，《生日的祭礼》、《思念》（之一）、《酒杯》、《买鞋》等，亦在可读之列。然平心而论，类似《请客》的成熟的好诗尚为数不多；诗集中写“变革”的诗也还大都停留于今昔对比，艺术手法的变化创新尚嫌不够。换言之，作者在乡路田间“阡阡陌陌”中留下的足迹，时深时浅，尚难整齐，略显杂沓。然而可喜的是，作者毕竟在前进着，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长达三十年的农村变革，留下了特色鲜明的“诗证”，留下了意蕴深刻的履痕。
       2008年3月2日—8日，于蓉城一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