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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战后英国诗歌主流“运动派”的主要成员同时也是唯一的女性成员，伊丽莎白·詹宁斯曾经谈到她与“运动派”诗人的关系：“我与同辈诗人之间最大的两个区别就在于，我是女人，同时还是个天主教徒。这就意味着，我想要写的主题对于大多数‘运动派’诗人来说是无趣的，正如他们所写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有趣的。”较之于其他“运动派”诗人风格的冷静与反讽，詹宁斯的诗歌显然更具有女性特质：感性，细腻，精妙，柔和，传递着情感的力量与诚挚，但毫无疑问，詹宁斯与她的同道们又有着诸多的相容性：聚焦于个人经验的书写，素朴直白的语言，诗歌情感的控制，以及对传统英诗形式与韵律的继承。
       詹宁斯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一位医师家庭。从六岁时随父母迁居牛津到2001年终老牛津，牛津城之于詹宁斯犹如赫尔之于拉金，成为诗人一生的生活中心与精神故地。十三岁时，二战爆发，几乎与此同时，她也找到了诗歌与宗教这两个终生的慰藉，灵魂的忏悔与沉思自此成为她诗歌主题的重要元素。在战后英国那个不可知论充斥的氛围里，书写宗教的信念与虔诚无疑堪称异数。詹宁斯的宗教背景使得她与她的同侪区别开来。除纯粹宗教题材的诗歌外（如《星期五》），詹宁斯大多数诗歌都浸润着一种宗教情怀，如在她的名诗《一体》中，她以饱含爱意的眼神远远地注视她已趋老境的父母：“他们几乎不曾接触，/ 即便接触也像一种忏悔”，“贞洁直视着他们，像一个终点，/ 他们终其一生都在为之准备”，怅然感伤之余，诗中也弥漫着圣洁的宗教情绪。
       詹宁斯的诗歌还以其清晰明快，善于深思，富于逻辑性而著称。她的诗大多简短、整饬，丝丝入扣，直抵主题。她曾说，“写诗就是追求一种秩序”。她还曾在文论《视野中的七个人》中写道：“只有一样东西是必须赶出去的，那就是模糊。只有真正的清晰才能到达人类及不止于人类的理解的高度和深度。”《初秋之歌》一诗很好地体现了她对于秩序的追求，诗中情感的起伏与思绪的流动清晰可触。诗人通过对自然界季节变化的思悟表达了对于时间与世界的看法：季节与时间对我们的影响不过是建立在我们对于它们的理解之上。“我们给它们命名”，不过是为了“松开我们精神上的情绪”，并赋予季节一个“外在的形式”，因为我们“想要确定、牢固的东西”。在成人世界里，对于流逝的事物的追忆，或许多以“命名”或仪式的方式来完成，而童年对于世界的反应，却更多的是一种真正的自发的反应，不受思考或精神的束缚。当“我”靠在窗边，被空气中的情感与回忆召唤，“我”或许突然顿悟，世界本是由世界本身构成？“当我说着秋天，秋天碎了”，此时，诗人与季节，与世界，在精神上真正地相遇了。
       和其他运动派诗人一样，詹宁斯的诗歌主题常聚焦于个人经验，她写童年，宗教，爱情，艺术，精神疾病，去过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从她自己的经验出发，个人历史深深地影响着她的写作，但她不是一个自传体诗人，也有别于自白派诗人疯狂的裸裎。她书写个人经验，反射的却是人们共通的感受；她敏感真挚，情感却不失控，这也是运动派诗人的共同特点。在《纪念那些我不认识的人》一诗中，对于在灾难中不幸死去的人，诗人的悲痛之情真挚而内敛，不夸大，不虚妄，却有着最深层最人性的悲痛。詹宁斯诗歌品质的这种诚实与情感自控被评论家们赞为“拒绝装腔作势”。她以惊人的执着终生坚持并发展着这些特质。
       作为一位女诗人，个人情感一直是詹宁斯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她的情诗非常细腻感性，意象微妙而大胆，暗含一种隐秘的激情。如《缺席》一诗，女诗人独自重访与情人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这一举动本身即蕴含一种伤感的诗意。故地重游，物是人已非，在克制平静的语调之下，掩藏的是深深的失落与伤感。诗歌的结尾颇有巧思，小心翼翼抑制着的情感最后终于在想象中无声地爆发，有着极大的冲击力。
       与拉金一样，詹宁斯也终身未婚。牛津城，成为詹宁斯世界的中心，在这里她度过了平静却丰富的一生。即使晚年，她仍流连于街巷中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店，流连于戏院和电影院，仍像小姑娘一样热衷于收集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将它们排排摆放在她的寓所前，迎接那些喜欢到她家里去聊天喝茶的年轻人。她很少参加文学集会之类的活动，因为她觉得当众朗诵诗歌让她觉得难为情。尽管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詹宁斯在牛津一带都一直颇受爱戴。
       詹宁斯享年75岁，一生非常多产，出版近30本诗集。她曾坦言，她写诗很快，也很少修改。有评论家认为，由于詹宁斯写得太多，诗歌题材又相对狭窄、重复，使得她的许多好诗在某种程度上淹没在同一题材的相对平凡的作品中了。因此，评论家罗伯特·谢泼德为她打抱不平，他认为，詹宁斯的诗歌在运动派诗人中品质最佳，但名声却相对最小。罗伯特·科利也认为詹宁斯的“价值被大大低估”，尽管她一直被认为是上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重要诗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