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有一个小妹妹，不过不要在锡德尼·李爵士所写的莎士比亚传记里去找她。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哎，她一个字也没写过。她埋葬在现在停公共汽车的地方，就在“大象与城堡”酒馆的对面。现在我相信，这位从未写出过一个字并且埋在十字路口上的诗人现在还活着。她活在你们身上，活在今天晚上不在这儿的许多别的女人身上，因为她们正在洗碟子，送孩子们上床睡觉。”[1](注：[1]（英）伍尔夫，《自己的一间屋》，王义国译，刘炳善编《伍尔夫散文》第576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生版社，2000)
这是八十年前伍尔夫在剑桥的女子学院所作讲演《自己的一间屋》中的一小段。其实在更早的新文化运动中，娜拉何去何从在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现在好了，娜拉各方面的独立使她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屋，她可以提笔书写她所热爱的诗歌了。
路也首先视诗歌为生命，其实才是文本，把诗歌当成生活的日记来写，不曾梦想大的格局。倘若我们可以从一个热爱生活的小文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些诗歌创作，路也的面容姣好许多。她是极其平民化的诗人，“厨房、晚报或者流浪”，拟定这样的标题是尽量向她的诗歌靠近，并非实指。它源于我对路也最近几首诗歌的阅读印象。回溯性地阅读让我对诗歌写作的惯性有更多的了解：
我的心划分出多个时区，后背恨不得长出螺旋桨
我的身体一边晚霞斜映，一边正太阳升起
我的记忆的赤道和北回归线如此清晰
我把厨房里的卷心菜当成地球仪
我用才华腌制鱼子酱，把一盆鸡蛋汤想象得浩瀚无比（《太平洋》）
16个版面均被梅雨笼罩
报头用的是钱塘潮般的字体
头版头条的标题醒目，看去犹如苏堤、白堤
其他标题，无论横排竖排
则都像湿漉漉的学士街或孩儿巷
新闻，好消息是柳浪闻莺，坏消息是南屏晚钟（《晚报》）
我们不擅管理
使得鸭子们全都跟我们一样
信奉生活中的诗意
渐渐夜不归宿，踏上伟大的流浪之路
哪管快活和失意
就这样，它们从人工养殖过渡还原成了
野鸭子
把自由主义的蛋，一颗颗地
产在无边的草丛里（《也许我愿意》）
这些诗歌可以在中唐找回它们的传统。“诗人选取价值微末的原材料，对它进行诗意加工，把它打造为较原来价值更高的成品；而添加上去的价值溢余，属于诗人。这是一种确认所有权、标志某物为己有的方式。”[2](i注： [2]（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第69页，陈引驰、陈磊译，田晓菲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白居易可以用整整一首诗八十个字来写他怎样吃一根笋。这类创造诠释溢余的诗歌的关键是其所面对的物质世界是小型或者微型的，比如一棵卷心菜或者一份晚报。对物作机智的过度诠释提升了物的价值，这样的诠释——作为对抗常规价值的一种私人价值观的话语——归属于诗人。如同一枚私人印章，它的独特性暗示了它的排他性。这是一纸文化意义上的占有契约。在诗歌中，路也一直在苦苦寻求一个安全的可以让诗人安心生活的家：
给出十年时间
我们到江心洲上去安家
一个像首饰盒那样小巧精致的家（《江心洲》）
菊叶蛋汤、清炒芦篙、马齿苋烧肉
江虾炒韭菜、凉拌马兰头
读一张菜单像是在读田野的家谱
宽大的餐桌像沙场，摆在篱笆围起的露天小院
我们要把江心洲的四季
品尝、咀嚼，吞咽，并且消化
月亮升起来
给每个菜里加了一点甜味（《农家菜馆》）
请允许我
用读宋词的腔调来朗诵这张菜谱：
兰花春笋、豌豆黄、番茄腰柳。菊花鱼、龙井虾仁
千岛鱼头。小笼八宝糯米骨、玉米马蹄炒青豆。叫化鸡，
吴山酥油饼，东坡肉
至于词牌名不用满江红，不用清平乐
我看，就用这酒店的名字了：楼外楼（《楼外楼》）
不过还好，田野的家谱很快就成为餐桌上可供吞咽的食物了，人工养殖的鸭子也不必着急还原为野鸭子了。最好把它们藏在一个像首饰盒那样小巧精致的家里吧。这种收藏世界于一家的愿望很早就存在于文人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可以在福楼拜或者本雅明的著作里找到相关的纪录（当然它们很不一样）。我愿意用“居家化”来把握路也诗歌中一直隐秘存在的诗歌动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是《
大学》中为中国文人规定的应该努力攀求的人生路线，失去官僚位置的现代知识分子掐去治国平天下，只去修身齐家。它留下的一个弊端是“家”仍然是“以中心而非边界来理解空间的意识”，[3](注：[3] 同上，第71页)它必然导向一个吞噬一切的极权性总体结构。[4](注：[4] 我这样说很可能让路也大吃一惊，其实我也知道路也是一个很友善的老师，但在一些诗人那里诗歌并不构成对人格的说明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这里只是希望以比较轻松和缓的方式完成一次诗歌解读)路也的诗歌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显然已经松散了许多——它们已经不与政治秩序同构——但它们仍然隐含着这样一种极权性的结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伍尔夫在同一个讲演中的话：“我发现自己实在简短地、平淡无奇地讲着话，因为保持自我比任何别的事情更重要。倘若我知道如何把事情说得崇高的话，我就会说，不梦想去影响别人。要想到事物的自身。”[5](注：[5] 同1，第573页)“要想到事物的自身”，哪怕是田野里的一只鸭子。不是说鸭子不能吃，吃也要对生育鸭子的田野保持必要的尊重，不能把田野的家谱直接屠宰为菜单。在伍尔夫那里，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意识，她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唯一方法就是不越界。“居家化”则意味着可以随意越界，居家的诗歌女王随意调遣她视野中的词语，它的要义就是方便使用。所以其中的问题恐怕还不是对一只鸭子的尊重，它首先应该是对能够把鸭子带向在场的语言的尊重。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留在文章的最末来谈。
诗歌的越界意味着诗歌蜕变为意识形态。伊格尔顿曾以厚厚的一本书来梳理审美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通过抑制存在于语言和现实之间的、令人迷惑的关系”，审美意识形态使语言“自然化或现象学化，并因此陷于用意识形态思想所特有的方式来把意义的偶然性转化为有机的自然过程的危险之中。”[6](注：[6]（英）特里·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序言》，王杰、傅德根、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伊格尔顿站在西方宏观政治或泛政治的视野来说这番话，倘或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个人的语境中来理解，则个人化的审美倾向同样可能演变为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呢？一首温情的《素食主义者》能掩藏怎样的伤害与被伤害呢？
我的革命手段是温柔
我的哲学是非暴力，我的道德是平等
我穿着胡萝卜缨子的T恤和荷叶的短裙
向所有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鱼类和昆虫
致以人类的崇高敬意（《素食主义者》）
假设昨天无辜的我被一条狗咬了，不得不去注射狂犬疫苗，虽然我倾向于相信这条狗同样无辜，但我实在无法向这位哺乳动物致意。诗人无权代他人向一个第三者致意，这属于诗歌当中认识的越界，诗歌中的独断论，为可能的读者带来可能的伤害。因为温柔的革命仍旧是革命，非暴力的哲学一定会有一个暴力的裂口。革命、暴力、平等，这些激进的词语须引起诗人的警惕，以防温柔地杀人。其实路也对此早有感触，我在济南读书时读到她发表在《齐鲁周刊》上的一篇短文，《弱者的暴政》，写王尔德历数他的同性情人波西如何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名声满足自己难填的欲壑，“由于波西的虚荣和冷漠而使得这个唯美主义的天才进了幽暗的牢房，肉体生命也受到凌辱和摧残。王尔德悲哀地指出，这是弱者的暴政压过了强者，这是惟一历久不衰的暴政”。弱者欺侮强者，且以诗歌的名义，这样的词语组合让初涉文学的我震动并且流连。以后读到她的诗歌，看见自己乘坐48路车无数次经过的“舜耕路”，未免心有戚戚。生活的温暖包裹起我。现在我的成长让我认识到我需要有能力把这种温暖包裹进我自己，就像宇所安提醒的，我必须为读懂现代诗歌准备足够的智力。
“居家化”以四海为家，巡视天下，它的魔力在于它是极小的，就像一个精致的梳妆盒，它又是极大的，可以浩瀚如太平洋。这依赖于诗歌中的“晚报”风格。“新闻报道的叙事技巧是各种各样的突兀事件的并置……报纸的诗学，报纸的并置语法既体现为空间事件的并置，也体现为时间事件的并置。” [7](注： [7] 耿占春，《报纸的诗学》，《叙事与抒情》，第3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忽然，车身颠了一下，越过了地图上的分界
从夫差的领地进入了勾践的家园
当年的绯闻主角西施范蠡已化作荷花，在池塘里接吻
六十年前，一位张氏女子沿相似路线去找寻负心人
悲伤的蒸汽机车载着民国的爱情
而今，是我，在飞奔，长发当风
一只粽子作早餐，从一个直辖市吃到一个省份
第一口蘸着黄浦江，最后一口就着钱塘（《沪杭道上》）
世界、历史被地图化、晚报化了。“‘作为人日常生活和冲动的样品，报纸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形象。提供了各种协调组织的可能性’……现代文学越来越接近报纸所体现的‘活体解剖’它不再是传递教诲或确定的思想，而是参与到整个社会机体的戏剧中，去直接经验与体会，成为现代过程的一个部分和一个全息化的场景。”[8](注： [8] 同上，第315页) 在某个层面上，路也的诗歌创作与她的前辈同行乔伊斯、马拉美在诗歌、小说中的努力构成呼应。早在1831年，马拉美就宣布，“从今天起，唯一可能的书就是报纸。”如果说马拉美把报纸看做他梦想中的“终极的百科全书”的初级形态，我们不妨把路也晚报风格的诗歌创作看做她个人的百科全书。与记录永恒和原型的经典相对立，个人的百科全书充满密码和索引，它只关注个人的、日常的、当下的经验（虽然它可能模仿经典的语气来说话）。当代诗人甚至可以更进一步，把晚报升级为网络链接：
当微醉之后摇晃着走在石板路上
我相信这个夜晚的明月是从杜牧诗中
复制并粘贴到天上去的
哦，请告诉我，告诉我哪是黛玉离家北上的码头
我们这样沿着运河走，在到达宾馆之前
会不会遇上南巡并且微服的乾隆（《忆扬州》）
只挑带禾字旁、米字旁、草字头和木字旁的来吃
名词经过食道的引擎，会演变成动词
一定是环保的、和平的动词
我的牙齿温良恭俭让，我的舌头悲天悯人
我的肠胃天人合一
我的身体天涯何处无芳草
我从头到脚就是一部本草纲目（《素食主义者》）
这个过程通过奔腾4更容易操作。我们可以尝试这样一个试验，为路也诗歌中的每个词语建立一个超级链接，并且让每一个链接都物有所指，则这样的诗歌一定蔚为大观，不是一份晚报所能容纳。田一坡在一篇文章[9](注： [9] 《海甸来信：谈杨键及新诗语言的本土化》，载《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中把细节划分为小细节、大细节、中层细节，这三种细节在路也的诗歌中都可以看到，它们很容易被转移到互联网的屏幕前，不同之处是路也并不追求细节持久的打击力，细节的持续进入。方便的真意就是可以浅尝。
依靠这种晚报风格、互联网风格，“流浪”在路也的诗歌中成为现实。晚报和互联网早已从传统上封塞的家庭中逃离出来，为居家提供了一个异域想象的空间。这在路也的诗歌中造成两个十分明显的后果：一是路也的诗歌一路收编万物、裂土封侯，缺少明确的界限意识来抵制这种诗歌上的专权诱惑，二是自我意识的盲目扩大反而容易造成自我意识的孱弱，缺少限制的绝对最终可能沦为虚无或者自我意识的丧失：
为什么选了你做我的暴君
使五脏六腑感到无望？
我是小小的殖民地
交出了领土领空
连母语也被你同化
不知在从北到南的多少公里处
我头顶上这片天空
可以与那片版图的天空拼贴衔接
那界线是否一边明亮一边灰暗（《南去》）
到彼岸去
你站在我的身旁
用男人的一个大气压罩住我
使我归属于你
太阳在头顶上永不变心
船把江当成道路，迈着庄重的步伐（《渡船》）
“我”与他者的界线是不明确的，“我”为他者的绝对气压所笼罩，即使这个他者是“我”的被爱者。娜拉赢得了自己的一间屋。这间屋还不够独立。娜拉在屋里流浪。这也是海德格尔所问的：“在今天的住房困难条件下，占用某个住宿地就已经令人心安和开心了……但是，居所本身就能担保一种栖居的发生吗？”[10](注： [10] (德) 海德格尔《筑·居·思》，载《演讲与论文集》，第153页，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栖居的本质只有语言才能给出。厨房、居家化是为方便、上手的使用，晚报、网络化则不仅是此一方便的延伸，更是对世界的简化、抽象（数字化）。一旦这样的生活素质被强行施加于诗人的语言，诗歌不堪设想。我听说过的关于诗歌创作最恐怖的一个想法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所描绘的诗歌机器，它的使命是在一个严格按照控制论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制造词语的偶然组合。在那样的语境中这些随意排列的词语当仁不让成为诗歌，海德格尔曾慨叹电视机达到对一切可能遥远距离的消除之极致，并且预言它“很快就会渗透并且控制整个交往联系机关”，网络是比电视机更加登峰造极的我们时代的诗歌机器，它的方便也为诗人的语言质地带来戕损。
以上主要是从现代性的观点来考察路也的诗歌创作。这种考察的资源主要来自欧洲传统。中国的诗歌自然是扎根于中国的诗歌传统。大家的一个共识是，路也的诗歌中并不欠缺中国因素：
文史楼的地基是儒释道
建筑图纸为八股文
至于所用材料：以方块字为砖
动词做钢筋名词做混凝土
形容词做涂料
介词副词连词叹词做钉和榫
楼梯有平仄，门窗工整对仗
楼层与楼层之间押韵（《文史楼》）
问题是这样的排列使词语丧失了它们的“根性”（张清华语）。“身体和嘴是大地涌动生长的一部分。我们芸芸众生正是在大地的涌动生长中获得自身的繁荣，也正是从大地的涌动生长中获得了我们稳固的根基。失去了大地，我们也就失去了根。”[11](注[11]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第68页，郜元宝译，张汝伦校，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这当然不应当由路也来负责：在一个一日千里万里，一个粽子只能从黄浦江吃到钱塘江的高速时代，每一个诗人都面临着丧失其根基的危险。“语言的堕落最近谈得很多，但太晚了，它不是一种事态的缘由，而是这个事态的结果。这个事态是：语言在现代性主体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几乎无可遏制地脱出它的基本因素了” [12](注：[12]同上，第79页)所以说“诗人的天职乃还乡”。现代性的危险与艰辛让流浪的诗人获得返回本源的眼光和能力，他们重新经受语言，体悟词语的根性。诗人首先要倾听。倾听乃对于语言的倾听。此倾听乃是一种保护。在这个意义上，诗人首先不是语言的主人，她归属于语言，在对语言的倾听的限度内写诗。“词语如花”，花儿自行绽放，给出自身。诗人要做的是虔敬、护持与倾听。对一个中国诗人来说，要倾听的不仅仅是西方的经典尤其是现代经典——以此可以及早完成诗歌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她还需要倾听自己的经典——她实在是扎根于这样一个伟大传统，此传统尚未完全发掘的潜能足以让一个诗人耗尽她的忍耐和荣耀。或许倾听已经开始。有一次路也问道：
我突然感到了寂莫
这些江南的油菜花，可听得懂我的北方口音？ （《油菜花》）
感到了寂莫，是回到了自身，是对江南一棵油菜花的询求与尊重。等到灿烂的古典诗歌也开成一地金黄的油菜花，铺展在路也面前，我们看到的诗歌中的路也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当然眼下物价强力走高，收紧语言，防止通胀，对于当前的路也来说，或许是个不错的提议。
（作者系海南大学文艺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