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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完这期《读书》的稿件，差不多就快要过年了。北京的街头人流明显增加了，其中既有给家里办年货的，给领导拜年的，学生放假回家的，也有许多是扛着大包小包赶回去与父老乡亲团聚的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今年是暖冬，到现在也几乎没有下过雪，他们也就不像往年在严寒中站着等待显得那么无援。看着他们自信的面孔，不免有几分欣慰。
       不知道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农村来的青年人（有的到今天已经是中年）给我们的大城市注入了活力，也给农村带来了汇款，但是在这明显的事实后面，还有多少辛酸，多少拖欠，多少事故，多少伤残啊！
       《读书》原本并不讨论这样的现实问题。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我们的“三农问题”也成了知识界的一个话题，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吧，《读书》也参加了进来，一些在农村研究中的“知名学者”也成了《读书》的作者。在我的记忆中，从那以来，有几年的《读书》也都是在新年伊始就发表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文章，这倒也没有专门设计过，许多稿件是作者投来的，好的文章是随到随发，也说明不是编辑，而是作者，在旧岁末新年初不免要想到我们的亿万农民兄弟姐妹 。
       现在，三农问题已经成了重中之重，各项具体措施也在实施，据说二○○六年还会有更大的力度。这又使人在高兴之余，把眼光投向了历史。有人说，解决三农问题要在农村之外，并要把成果返回到农村之中，还要把文章做在城乡之间。是不是也可以考虑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解决今天的难题，要不断反思过去。就我所知，无论是身在其中的杜润生、吴良镛，还是身处海外的何炳棣、黄宗智，都既是中国农业历史（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今天的城市化格局）研究领域里的前辈，又是这个过程的亲历者、见证人。本期我们发了几篇他们或关于他们的文章，以及对于《大分流》的讨论和关于二十世纪的座谈（参加讨论和座谈的，也不只是老前辈，还有二十多岁的青年！），都有意无意地把我们拉回到历史的脉络里面来，避开对眼下三农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的就事论事似的“记录”，而给我们一点历史的眼光和启迪。
       如果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