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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教学中是否有“劳动”这样的词语？我们是怎样向学生表述“劳动”的？劳动，应当是个重要的教育命题，其重要性绝对不亚于“生命”“信仰”和“爱情”。
       我问过一些同学：你们在家劳动吗？回答是：当然劳动。我们洗过碗，叠被子，到超市买东西。听他们理直气壮的回答，说明这就很不错了。问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在家时下地干活吗？这些即将成为教师的青年一脸困惑：“我们读高中时间很紧，家里不让下地干活。”虽然生活在乡村，他们对农业劳动几乎一无所知。同样，一些从小生活在城市的教师不辨稻麦，他们对农村的印象就是田园风光或是“农家一日游”，这就更不奇怪了。
       以前校园有“卫生包干区”，每个班有规定的一块，负责清扫，学生轮流值班。好像十多年前，就只清扫教室了，“卫生包干区”成了历史名词。现在对青年教师说这件事，需要作些解释。多数学校的卫生，都包给了农民工。
       昨天，在路上遇到退休的校党委副书记，想起他的事。当年每天清早，他拿着大扫帚，和工人一同扫地。下大雪时，每次都能看到他在校园扫雪。我们习以为常，好多老师也和他一同扫。当时教师和工人一同劳动是很正常的事，那么大的校园，靠几名工人根本扫不完。这种教师工人一同扫地的习惯与“文革”风气无关。“文革”中一些学校风气坏了，许多政治积极分子爱坐办公室，根本不劳动；“劳动”同“改造”联在一起。不过，对那位副书记每天和工人一同扫地，确有领导干部表示过不同意见，可能是副书记的扫地习惯让他们难堪了，于是放话出来，说“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职责”。
       在学校里，有必要把扫地这样的“劳动”职责分得那么清楚吗？学校是育人场所，教师在校的一切行为对学生都产生教育影响。学校必须教会学生懂得敬重劳动，敬重劳动者，而不是鄙视劳动，向往成为所谓“人上人”。看到教师不尊重劳动，不尊重体力劳动者，真正的教育者一定会感到不解。
       现今有些现象很奇怪：按过去的“阶级成分论”的分法，同事或学生中，有些人家庭生活优裕，属于“剥削阶级”，可是那些人的劳动意识往往并不差；奇怪的是那些出身“劳动人民”的，往往极端厌恶体力劳动。我对此至今没找到合理的解释。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读中学，学校每学期组织学生去农村劳动，收麦子、车水抗旱，我都干过。“文革”中，我插队当农民，更知道农业劳动的艰辛。在那些年里，我了解了农民的困苦状况，看到了社会的不合理之处。可以说，我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是从接触农民的贫苦生活和艰苦劳动开始的。最实用的生存法则和经济学可谓“发于畎亩”。我至今记得农民在田间、在油灯下的诉说，那些简单的话语深刻准确地道明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
       如今在城市，几乎所有的体力劳动都由进城的农民承担，这使“城里人”更加厌弃体力劳动。“苦力”这样的词又不知不觉地出现了。现在，学生很少有体力劳动，许多教师也没有经过体力劳动的锻炼，体力劳动在一些教师和家长眼中，竟然成为耻辱的事。上个世纪50年代，南京城里人批评孩子读书不上进，总会说“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只能拉板车”。这样的意识在家庭教育中一以贯之。今天，各类传媒总是不经意地在宣传巧取豪夺，而很少郑重其事地肯定“拉板车”是一种诚实的劳动。
       在邻国日本，学校仍有“劳动课”，中小学生要到田野里，在农民的指导下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了解土地的知识。作为向工业化社会前进的农业大国，中国的孩子需要了解土地，需要了解农业劳动。学校应当向学生灌输劳动的意识，这可不是上几节家政课和学习简单的修理技能就能替代的。
       因为劳动，猴子变成了人；因为不愿意劳动，若干代以后，人会不会变成猴子？■
       【炎冰荐自《新民晚报》2008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