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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莫明其妙地，不少诗歌写作者不约而同地写一些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诗篇。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写作时尚似乎能给他们带来某些自慰。
       避重就轻并不见得就是诗歌写作的明智选择！生命中那么多的“不能承受之轻”，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我们每天都深陷其中，入乎其里，而难出乎其外。正是这些痛彻心腑的感受，让我们还知道自己真实地活在这个人间世，而不至于“梦中不知身似客”；也让我们知道自己与世界之间的遭遇，而不至于一味地顾影自怜。因此，我分外看重那些轻重兼顾，以轻彰重的诗篇，而不屑于那些轻若浮尘的写作，像本卷标题“云在都市里低飞”所言。
       我把这样的诗篇称之为普世诗篇。这其中又尤以彰显生命伦理的诗篇为上品。我曾经说过，诗歌与伦理两者之间并行不悖，打个比方，对于诗歌而言，伦理就像一柄双刃剑。伦理可能使诗歌成为它的奴隶；但也可能激活和丰富诗歌。也就是说，伦理并非诗歌的敌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目前诗歌的病弱归咎于与之唇齿相依的伦理了。诗歌与伦理的紧紧纠缠。
       作为一种人文精神活动，诗歌必须承担道德功能。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对待诗歌与伦理关系的问题上，要么是“政治伦理一体化”，要么是要追求诗歌的“纯度”而拒绝诗歌的道义责任。无论是“泛伦理化”还是“去伦理化”，都是当代诗歌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质言之，我们写诗既不可小视伦理的存在，又不能把诗歌当作阐释和宣讲伦理的范本。这就是我所说的诗歌写作中表现出来的伦理的限度与难度。
       从本卷诗歌里，我们不难看到，白梦是很重视生命伦理的。她意识到生命缓慢的“过程”，命若琴弦；尤其在意生命过程里的真实感觉，如《视幻》里所说，“风吹过我空荡荡的身体/了无阻碍/只有这一刻的感觉是真实的”。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尽量不要“生活在别处”。有些诗人偏好写作“个体承担的诗歌”。《我热爱的汉字多么亲切》、《火车》和《买房以后》等，表现出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艰难生存的关切，无疑彰显的是底线伦理。它们一方面反对诗歌里已经僵死的技术主义，一方面要“现身说法”讲出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但是有些诗歌，表面上，是要以草根的精神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处境，但实际上，却一味地展示血与泪，有点像当年的“伤痕文学”，只不过，一个关心的是现实，一个垂顾的是历史；但都因为过多的不幸呈现使得诗人在不幸的故事里沉溺而无法“转身”。这种“再现式的写作方式”使得诗人几乎陶醉于一个个悲情的“故事”而忘记了“道义责任”。与其说这类“底层生存写作”强化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伦理，不如说它已经淡化了。它们的社会文献学和文化学上的意义几乎淹没了它们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记得当年臧克家就以着力为不幸的一群雕像而知名，但是他是把“坚忍”与“苦斗”结合在一起来处理的，并非“无抵抗主义”。而我们今天的“底层生存写作”里只有惹人同情的“坚忍”，但是它们缺少了臧克家的“苦斗”精神。这种状况我们不妨叫它“伦理羞涩”。
       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现代城市在中国大地纷纷崛起，所谓的“小资”、“中产阶级”也豁然出现，而与之相联的城市写作也就开始大面积的复兴。尽管在晚清就有现代城市文学的出现，但是我们对城市以及城市文化却知之甚少。因而，城市无法通过自身产生意义，而是要假借乡村维度来彰显自己。城市文学的主体，要么是“城里的乡下人”，要么是“乡下的城里人”。也就是说，城市文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文类。现在有不少人将城市叙事的单向度归纳为城市书写的色情化、另类化、妖魔化、幼稚化和浪漫化。也就是说，在城市写作中，城市被简单地处理成了“欲望”、“物质”的代名词，内里匮乏城市感性和文化指向。
       新世纪城市诗歌写作审视城市工业文明进程及其由此产生的身份游离。在全球化语境中，发生与遗忘都在双重加速，电视剧、动画片、电子游戏、互联网、奇装异服、染发瘦身、蹦迪派对、快餐料理成为强劲的文化冲击。诗人们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其“内在的空洞”。比如，这里选发的《镜子》。
       其实，新世纪的“网络文学”的主体就是城市写作，但其“行为主义”使得它们表现出伦理虚无的放任自流的不良倾向。这里选发的《记录一次网络聊天》就有这样的“毛病”。这种寄生于新传媒的新形式的文学及其广泛影响，应该引起我们严重关切。
       这些城市写作，表面上已经从各个层面关注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弊病，但究其实质依然是用西方少数作家的观点作为普遍性原则，一方面拒绝伦理承担，另一方面依然没有排除掉上世纪现代性种种神话的幻象和危机；也就是说，由于没有切实地研究新世纪中国城市在大规模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真实状况及其实质，因此，在新世纪城市写作里依然没有解决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难免有空洞之嫌。
       这大概是我们要“纠偏”和“补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