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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的副题“友好不易理解难”，是由当今日本著名中国学家竹内实先生的命题改动而来，原本的说法为“友好容易理解难”。那是他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一九七八年十月号上发表的《理解与友好》一文里提出来的：
       在我看来，一国（或者民族、区域）与另一国之间，与相互“友好”的难处相比，还是相互“理解”更为困难一些。
       说得极端一点，可以说：友好容易理解难。
       竹内实觉得这个命题的概括似乎有点“极端”，可依旧对其情有独钟。后来在把该文结集出版时，又特意将这一命题加以凸显，选作了那本文集的书名，在一九八○年由共时出版会推出。此后，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界，“友好容易理解难”的说法差不多人所共知，被看成是竹内实先生的一句名言。
       竹内实先生敢于就国与国（或民族、区域）之间的关系说出这种概括性的话来，无疑主要是基于亲历日中两国关系多年曲折进程的深切感受。他在提出这一命题的时候，正值中日两国终于恢复了邦交，人们都在大谈特谈且纷纷憧憬着两国友好的前景。竹内实先生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意愿之热烈自然不逊于任何人，却在众人兴高采烈之时提醒不同国家之间理解之难，无非是想使两国的友好关系能够扎根于更牢固的基础上，不愿意满足表面的客套或者是一厢情愿。特别因为竹内实先生走过特殊的生活和学术道路，他当时逆潮流说出的这种清醒冷静的看法，使后来的中日两国政界和学术界都无法回避或忽视。
       说起竹内实先生的生活与研究中国的学术道路“特殊”，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在当今日本的中国研究界里，像他那样出生于中国的著名学者确实不多见；二是他关于中国和日中关系的著述至今在日本称得上数量最多。
       说到在中国出生的日本人来，当然并不怎么稀罕，但其中却很少有像竹内实先生那样出生于中国的日本人终生致力于中国研究。尽管类似的日本学者也并非一个都没有遇见过，但说实话，只听他们讲中国话就觉得非常别扭。对此，他们往往会不好意思地解释说，那一代日本人一般是不屑于学中国语的，因为无论是在“满洲”还是在中国“内地”，说日本话都可以畅通无阻，其牛气绝不低于眼下在中国会讲英语。相比之下，当战后日本人纷纷回国以后，竹内实讲的中国话在当时的东京竟成了最地道的，难怪战后首次护送中国在日遇害劳工遗骨的“黑潮丸”来华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访华团体，常常要请竹内实先生担任翻译。可能正是因为竹内实的中国话讲得那么好，甚至不止一人向我询问过，竹内实先生的父母是否都是真正的日本人。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特别强调：竹内实先生的父母都是到中国经商的日本平民。这一实情或许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竹内实先生没有当年某些在中国的日本人的那种优越感，并会毕生情系中国。
       竹内实先生的父母原是日本爱知县的无地农民，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挟裹在移民潮流中，到了中国山东省胶济铁路沿线的小镇张店（现属淄博市）谋生。据说，可能由于他父亲曾自告奋勇与“绑票”的劫匪谈判解救过一个地主，那地主为了表示谢意，便帮助他父亲在当地盖了一家旅馆让他经营。竹内实与弟弟妹妹都是在那里出生的。当时，日本侵犯山东，竹内实从小在那里对日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感同身受。他看到过日本军队驻扎在当地的兵营，也因抗日风潮蜂起云涌而身处尴尬的境地。后来，因为很小时父亲因病去世，大约母亲希望作为长子的他能够帮着在当地料理生意与生活，便找了一位中国老师教他学习中文，使竹内实自幼就会说两种语言，也使他能够贴近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这样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使竹内实先生对中国大地和老百姓怀有与生俱来的依恋。上世纪末他曾重游出生之地，当有人介绍山东张店是他的“第二故乡”时，竹内实先生认真地纠正道：“这里是我的第一故乡。”
       竹内实十多岁时，母亲携孩子们移居到了伪“满洲国”的“新京”即长春。当时他面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已有了一定的善恶与是非感受。他发现，“即使在按照现代化设计的首都‘新京’的马路上，众目睽睽之下对中国人施暴的身影，并不少见。只因为人力车夫或马车夫讨要车费，就有举起拳头打人的”。其印象是：“对好听的口号和好的事例，我当然也并非没有注意到。不过，中国人被欺压，在‘满洲国’是真实的。虽然外表看起来，他们似乎无力反抗，但实际上毕竟能够感觉出来，其中也并非全都是那样软弱。”不难想象，像这样的日本少年后来回到祖国继续求学，当被视为“外地人”而与“内地”日本人区别对待的时候，他怎能不时时思念自己在中国的亲人以及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竹内实身在日本，却总念念不忘要回中国。日本战败以后，他曾想用母亲寄给自己的伪“满洲国”货币买去中国的船票，可日本的银行答复说那钱已经作废了，终未成功。无奈的现实使得他不得不在日本继续读书。他并非是从专业或工作上考虑，而是系于个人的魂牵梦绕，选择了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后来又去东京大学读了研究生课程，从此走上了终生研究中国的宿命之路。
       回忆刚走出校门后的那段生活，竹内实先生时常提及当时作为日本“革命青年”的“风光”岁月。他接二连三陪同日本访华团到中国，回国后则向致力于日中友好的民间人士报告新中国的巨大进步，被人羡慕甚至受人嫉妒。他很早就结识了老舍、巴金、赵树理、王蒙、李英儒等中国作家，还曾作为日本文学代表团成员拜会过毛泽东，至今仍珍藏着当时会面的照片。
       竹内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已听到过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当有同学从伪“满洲国”到东京，说起中国东北反抗的气氛高涨并风传“朱毛”快要到了时，他没有觉得意外。一九四六年，他的母亲和弟弟回国后，更讲到“战败前中国人就说毛泽东好，她还模仿中国人竖起大拇指说‘好’”。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在看到他的桌子上摆着《毛泽东选集》时，母亲的脸色还是有点不太自然。那一代日本人对共产党毕竟有点惴惴的。
       青年竹内实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态度比母亲要执著得多，他想弄明白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会做出那样的历史选择。这种态度与心理追求使竹内实后来同日本著名作家武田泰淳合作，在日本出版了中国以外首部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论著《毛泽东的诗与人生》，奠定了他在中国研究界的地位，一时令竹内实声名鹊起。不过，此后令日本的中国研究界人士感到意外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一露头时，竹内实却一反对毛泽东的敬仰立场，单枪匹马地表示了对批判“三家村”等现象的不满，直到公开反对中国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为此，他一时在日本学术界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据说在一九七○年前后，竹内实曾被列入中国有关方面邀请访华的日本人士名单，可因为江青知道他有过嘲讽自己的文字，又把他的名字划掉了。竹内实确实发表过对江青表示反感的文字，而且不止一次。此外，他还坚持不说当时已被定罪的刘少奇等人的坏话。竹内实先生的信条是：
       所谓“理解”，是会不断变化的，但是必须坚持追求“理解”的立场，而且（自己）一贯坚持这样的看法。“理解”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比如昨天称赞刘少奇，而到他被批判了，又立即跟着批判。那也是一种“理解”。这自然并非不可，因为中国已经大转弯了，只好再来称赞他。这样改变腔调也未尝不行。可是就常识而言，毕竟其很难被称为“理解”。
       所谓“理解”，就某种意义来说，便是要反对言不由衷的“友好”。不过，这样一来，它也许会令有些人感到汗颜。
       为了执著于对中国实事求是的“理解”而不肯随波逐流，竹内实先生付出过不小的代价。他不得不辞去了在东京都立大学的教职，一时间只有靠自由撰稿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不过，毕竟竹内实关于中国与日中关系的诸多文字鹤立鸡群，当一九七三年母校京都大学的人文科学研究所决定新辟“现代中国研究”机构并扩招研究人员时，他以无可置疑的研究成果合格入选，直到在那里成为教授兼所长，一直干了近三十年。后来从国立大学退休，竹内实又去当地著名的私立学府立命馆大学参与创建了该校的国际关系学系。在这期间，竹内实先生凭着关于中国研究的出众成就获得过日本福冈第三次亚洲文化奖，还由日本政府颁发了文化勋章。竹内实先生至今已八十多岁，仍作为日本的中国研究权威人士在笔耕不辍。
       与那些土生土长的日本人相比，竹内实先生也许不必过于感叹理解中国文化之难。如今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誉竹内实先生为“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也有说他是“泰斗”式的人物。对这些说法，竹内实先生却均不接受。他始终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前进”。正像他在近日出版的《欲望的经济学》一书中所说：
       以前，我出版过一本名为《友好容易理解难》的拙著，不少人读了颇有同感。
       理解最好是能够相互理解。不过，彼此之间由于历史或社会的原因形成了沟壑与山脉，要想一步便跨过或越到对面去是很困难的。只能像一步步踟蹰前行那样，去不断消解阻碍理解的一个个小问题。这像是有点绕远，但什么都不懂的不理解或无知则意味着最大的误解。
       竹内实先生积终生的研究体验，认为日中两国同所有国与国之间一样，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应该加深彼此的“理解”，进而才能使双方的“友好”得以发展。在这一“关系—理解—友好”的模式中，最关键也最困难的则是对对方国家实情与文化特征的“理解”。他认为，所谓国家间的“友好”，只有立足于相互之间的真正“理解”才可以靠得住。因此，若由此加以引申，像本文的副题一样，鉴于彼此“理解”之难而说国与国之间“友好不易”，恐怕也算不上什么太过“极端”。与其轻言“友好”，毕竟不如致力于“理解”更切实一些。
       在中日两国关系有些紧张的最近，竹内实先生又一次来到北京，看来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忧心忡忡。按他的意思，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日中之间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过来的，即使有时显得不太“友好”也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因为两国的共同利益容不得二者“不友好”。“友好”是人人期盼的美好境界，而向着这一境界迈进，则要靠一步步的相互“理解”去切实推动。竹内实先生能以如此豁达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的前景，使我有些焦灼的心态变得平和多了。我确信，只有像竹内实先生那样为深入“理解”中国社会与中日关系的扎实努力，才有可能使两国的“友好”前景避免虚浮与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