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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青春俊逸的诗人住进精神病院
       1976年10月底，刚刚粉碎“四人帮”，一个风云际会、万象更新的年头，我迢迢八千里路，从父母“文革”发配之地新疆回到北京，与初恋男友会面。一天，我的诗人男友神秘地告诉我，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个“特殊”的诗人。下午两点多，我们来到某个文学编辑部，只见一对青年男女已经等在里面。男的穿一身旧军装，朴素中透着俊雅的书生气，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给我们大声背诵自己的诗歌。大约3个多小时的聚会，主要是听他背和说，大家都被他的激情和记忆力镇住了。他止是在知青中有着广泛影响的著名诗人郭路生。他与那个时代潮流不合拍、充满思想探索的《相信未来》、《海洋三部曲》、《鱼儿三部曲》、《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作品，在“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圈和全国知青中早就传诵甚广，小小年纪的他为此多次遭到审查和打击。至于被评论界公认为中国先锋诗歌“第一人”，那都还是后话。
       与激情澎湃的郭路生形成反差的是，那位20多岁的女子，面对墙角安静地坐着，始终一言不发。她那洋娃娃一般罕见的美貌，使我不时地偷偷看她。她就是李立三的小女儿李雅兰，“文革”初期十多岁便随母亲(苏联人)和姐姐被投入监狱，因长期住单问牢房造成“失语”，路生称呼她的小名“阿俩”，当时二人新婚不久。已断断续续患了4年精神分裂症、两度入住精神病院的路生，和尚未落实政策的妻子一家，生活十分清苦……
       光阴一晃20年。1996年，我已在深圳做了多年娱记，一次采访偶然看到一本过期的《街道》，一下子竟翻到了关于“食指”的报道，所配的几幅他在京郊福利院(精神病院)的生活照，像锥子一样直刺我的眼睛!昔日慷慨激昂、青春俊逸的诗人，在照片里竟已成瘦骨嶙峋、满脸沧桑的小老头。望着所有照片上他白底蓝条的病号服，尤其是那张他坐在院外荒草颓垣问吃朋友带来的食物时“饥渴”状的照片，竟令我想起了奥斯威辛的犹太人……报道讲述了他从1980年代中期病情加重、到1989年母亲去世后因无人照料而被送进北京一家福利院后的悲凉生活。其中一个细节令我至今难忘：为了能争取到一点点独处的空间，一天中能有一小会儿躲开其他病人喧闹与暴力充斥的氛围进行读书写作，他主动常年担任义务洗碗工，以此换取每晚在无人的餐厅待几个小时。报道中摘发了几首他在精神病院创作的诗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首白描式自我写照的《在精神病院》，以及早几年写的《疯狗》，读来真是令人心酸。这些源自独特生命体验的沉痛之作，在我的心上落下重重的一锤，使我生出对这位曾有一面之缘的“特殊”诗人的深深牵挂，当年回北京时还试图去福利院探望他……
       2001年底，我在一次诗歌活动中遇到“白洋淀诗群”出身的诗人林莽，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他赠送的新书《诗探索金库·食指卷》。我当晚熬了一夜通读，可谓心潮难平，禁不住流着热泪写下了《夜读郭路生》。此诗在海外几家重要华文报刊发表后，国内外不少诗友向我询问路生的近况，这又勾起了我探望他的念头。
       重逢：再听诗人激情澎湃的朗诵
       2003年3月初的一个周末，我借到广州肿瘤医院复查“疑似乳腺癌”的机会，申请参加当晚在广州举行的“珠江之夜”诗歌朗诵会——因为郭路生要来参会!出了医院，我匆匆赶到他下榻的宾馆住下。但没想到，为保证路生的病体能坚持晚上的朗诵，陪同他的爱人崔寒乐女士谢绝了一切人的来访，包括蜂拥而至的中外媒体。看来只有在会场上拜见他了。可是到会场后发现安排的座位彼此相距较远，我只能过去匆匆打了个招呼，双方都为无法多谈而遗憾。
       这次重逢，出乎我意料——路生胖了不少，加上穿戴整洁，人显得挺精神的。路生俨然是这次大型诗歌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明星”，要求对他采访和求见的各路人马最拥挤，安排出场最隆重，获得的掌声也最多。路生朗诵的第一首诗就是闻名遐迩的《相信未来》。他仍然和27年前一样激情彭湃，仍然记忆力超强。这些作品虽然有的已跨越近40年的历史，却仍然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灵。
       路生因身体原因，未待朗诵会结束便回宾馆就寝了。而我第二天早上又起来迟了，听说他被广州军区战友的车一大早就接走了，我为无机会与他告别而再次遗憾。
       没想到同深圳几天后，在我将入院动手术的前夕，惊喜地接到了路生和寒乐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讲述了他们的相识和生活近况，更多的是对我病情的关切。路生一再表示，要亲自联系他妹妹所在的大医院，邀请我上北京动手术……我们开始了较多的思想和诗艺上的交流。通信，寄书，电话，电子邮件(寒乐代发)；还互寄新作征求意见。他们言谈中充满了真挚的情谊，给了病中的我以极大的慰藉和感动。
       也正是在这些电话交谈中，我零零星星了解到一些路生在福利院的生活情况——这是全国首家精神病疗养院，路生他们第一批病人参加了医院初建时植树绿化等多项劳动。町能当初医院经费较困难，病人有时吃不饱，路生形容说：“饿得我直嚼空气，有时只能拄着铁锹支撑身子站那儿发呆。”即便如此，曾有插队和当兵经历的路生，干活时颇能吃苦耐劳，多次得到表扬。劳动之余，路生积极申请到医院图书馆帮助工作，在此大量阅读开阔视野。此外，他还每天主动承担为医院擦楼道、洗餐具的义务劳动。盛夏时节拖洗楼道，他淋漓大汗洒遍楼梯；隆冬在冰冷刺骨的水池里洗全院的餐具，满手裂开深深的血口子。路生将此视为对自己的磨练，一干数年。
       路生的好心眼、乐于助人，使他在病友中很有人缘，被推选为病区的区长。每逢有朋友送来水果、点心、香肠等等这些在福利院算得上是“奢侈品”的食物，路生都会分给病友一起吃。路生为避开病区的嘈杂，常常躲到厕所，在马桶上多坐一会抽抽烟，以便思考、写诗。没想到常有病人蹲在他的马桶面前，等他吸剩的烟头，搞得他的思维怎么也集中不了。那时寒乐去看路生，每次带他出去散步总要买两包烟，他接过烟总是迅速藏在袜腰里或卷在袖子里，像搞地下工作一样，寒乐头一次看到时惊讶不已——原来，如果不藏起来，同去要被病区收走统一保管，就无法分给病友了。
       诚然，在那个全社会都尚未享有小康的年代，精神病人的生活条件是可想而知的。路生从1970年代初患病，前前后后在精神病院住了10多年，品尽人间孤独凄凉、艰辛困窘的况味，尤其是对一个不甘于肉身的苟延残喘，而渴望秉持独立人格进行写作的思想求索者，他不仅要承受疾病的折磨，要承受缺乏“以人为本”的年代冷硬粗陋、侵犯尊严的环境管制，还要长期承受贫困的压榨，生存在“最低生活标准”线上。而这一切，对他这个生长于老八路干部家庭、有着较优越的童年生活、从小就沉浸于文学艺术的“优雅之人”，无疑造成了巨大的反差，严酷地挑战着他的承受力。对此，路生曾郑重其事地回答过我的提问：“我30年的精神病史，最后在福利院一住12年，之所以没有沉沦下去，没有真的疯掉，还能出来踏踏实实地生活、写作，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对谁都好心眼；第二，有精神追求；第三，宽容待人。”
       令人多少有些欣慰的是：在福利院那个社会边缘之地挣扎着生存、并顽强写作的食指，在被社会遗忘多年后，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被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发掘出来，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大家普遍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食指诗歌的出现代表了真正意义上现代诗歌在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复兴，他的诗直接影响和推动了稍后出现的北岛、舒婷、多多、顾城、江河、芒克等为代表的、后来被笼统称为“朦胧诗”的现代诗歌创作潮流。食指的《相信未来》、《鱼儿三部曲》等名篇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诗歌。许多评论家强调说，食指是开创一代诗风的先驱者，是一位填补了历史空白的优秀诗人。
       
       人们还惊异于食指1990年代至21世纪之初的许多作品——他隔着一堵精神病院的大墙，却极为敏察培外的世界，表现出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真正的诗人，无论何种处境都能占据时代精神制高点，对被欲望异化的灵魂所进行的质疑与拷问，以及对人间大道殉道般追索的决心。比起精神病院外面那些活蹦乱跳、争领风骚，却掩不住粗鄙轻佻的所谓“知名诗人”，他们到底谁更像病人昵?面对食指，我们真应该自惭形秽!
       新居：一个阳光和煦的温馨之家
       这几年，我每年都利用工休假回北京看病、兼看望路生和寒乐。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国庆节，恰逢他们乔迁新居不久。比起原来蜗居多年的狭窄旧居，这处新房据说要大几倍，只是地处遥远的西北郊，交通不便。
       一进他家的大门，就感到一派“欣欣向荣”：虽然没有什么奢华的摆设，但仅凭挤满客厅、阳台、书房的绿色植物，就足以让人感受到温馨的家居气氛。还有令人羡慕的呢——小区外面，他们居然弄了一块“自留地”，种了大豆、葫芦、向日葵等，真有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味道……寒乐一早到地里“秋收”去了，路生在家等我们。他带我们参观完新居，就开始朗读他的新作。时尚典雅的黑色活页夹里，是用潇洒又娟秀的笔迹誊抄整齐的一页贞诗歌——这些，无疑都出自寒乐的手。
       路生首先朗读的《冬日的阳光》，透着以往作品中少有的宁静、欢欣与暖意。这首诗一定是写给寒乐的吧?他笑着点点头。
       几乎每次与路生交谈，他都会打断话题突然冒出一句：“我特别感谢寒乐，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会儿，坐在阳光融融的新居客厅里，路生再一次掏出这句肺腑之言。这让我想起2003年在广州初识寒乐：她身材高挑，戴一副秀雅的宽边眼镜，不开口显得很沉静，一动作却爽朗麻利。我从她果决干练、率性洒脱的处事风格，猜想到她的部队家庭背景——果然不错，寒乐生长于郑州一个老革命军人家庭，比路生小6岁，1969年15岁时当兵到北京，在总参大机关里从医多年，后来转业到一家卫生学校工作。她一直是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虽然自己很少写，但骨子里却是个真正的诗人。否则，为何偏偏是她，做出了让诗坛内外无数人敬重的惊世骇俗之举——1990年代后期，她在媒体上几次读到关于食指的报道和他的作品，内心深受震撼，独自前往偏远的福利院看望素不相识的路生。此后又多次为路生送去食物、水果和药物等，给了诗人以雪中送炭的无私关怀。与此同时，寒乐也对路生在多年困境中不甘沉沦、始终坚持读书写作的顽强精神深为感佩。2002年初，她毅然决定把路生接出来跟自己生活。可以想像，离异多年、尚需抚养儿子的寒乐，这些年来作了多么大的付出。在她生活上的精心照料与呵护、精神上的充分理解与激励，路生身心状况奇迹般地迅速好转。她正是照彻路生苍凉命运天空的那道“冬日的阳光”!
       然而，寒乐对此从不居功，而是强调路生的内在素质好——尤其是爱思考。“我思故我在”，路生特别喜欢这句名言。他认为，善于独立思考，是一个人人格健全的重要标志。
       谈到路生“内在素质好”的方方面面，寒乐曾“连嗔带怨”地向我例数路生的“好素质”——他真是心地善良，只是太过于体恤别人不爱惜自己了。这几年每次出门乘公共汽车，他都不顾自己有腿伤走路都跛，争着给人让座。没办法，为了让他坐着，和他一起乘车我要比他更积极地让座。他对“普通劳动者”极富有同情心，比如卖菜的、蹬三轮的、收废品的等等，他都对人家特别好，看到卖菜大姐的孩子手冻红了他都要去问候。有一次买菜差人一角钱，他误了吃饭也要立即送还，我说等明天买菜时再还都不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几次买桔子，我挑好的往袋子里放，他却总要拿几个坏的放进去，我说你千嘛?他说都不买坏的，那这坏的卖给谁?人家卖东西的老百姓也很不容易啊!他还特别遵守社会公德，在哪儿住他都总是主动打扫公共地带的卫生。对不需要自家付电费的楼道灯，他也厉行节约，半夜都要起来去关灭……
       2005年国庆节的这次新居里的会面，我感到路生比一年前见到时思维更加敏捷，浑身充满活力。此外，尤令所有关心他的朋友高兴的是，近几年路生的诗歌创作更上层楼，不断有佳作问世，并能出门参加一些诗歌公益活动了。临告辞时，路生起身到书房，取来近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个人选集《食指的诗》，分送给我们；还告诉我说，他的另一本新诗集即将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