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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大诗”写作：从海子到梁平
       不知是时间的巧合还是历史的有意安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一个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诗人海子以充满探索精神和恢弘气势的笔触，为中国诗坛奉献出卷帙浩繁的长篇史诗《河流》《传说》《但是水、水》《太阳·七部书》等；到了2003年，正值新世纪的开端之期，诗人梁平站在历史审视与现代反思的思维视点上，连续为我们提供了《重庆书》与《三星堆之门》两部史诗性著作。两个世纪的一尾一头，中国新诗在现代史诗的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为有这些篇幅较长、内涵丰富、时空跨度大的史诗性作品的存在，当代诗歌的历史浸润厚度与审美蕴藏深度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苛求地说，上述这些作品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史诗。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应该是先民对人类童年时期的一种历史记忆、文化想像与审美表达，它深印着早期人类有关创世神话与英雄崇拜的鲜明胎记，是一种关于人类创生、民族起源的诗性塑写，一般属于集体性创造的、叙事性极强的精神产品。《太阳·七部书》《传说》《重庆书》《三星堆之门》等，都与这些基本特征存在着明显差距，因此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史诗，顶多只能称之为现代史诗。也许是基于这一原因，海子放弃了“史诗”这个习用的术语，而把他创作的那些长篇诗作命名为“大诗”，其中的“大”，既有“结构宏大”之意蕴，又有“精神伟大”之内涵，后者指的是这类诗歌所追求的诗学理想、价值高标，前者则是指这类诗歌的构造形式、现实样态。尽管海子和梁平的这些诗歌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史诗，然而，对于史诗著述稀罕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于缺乏史诗意识的近百年中国新诗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其积极的诗学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它们以穿越古今的深邃洞察力，演绎出当代诗人丰厚的历史感怀与敏锐的现实透视，给中国新诗注入了新的现代性质素，从而具有了史诗性品格和独特审美价值。
       新时期以来的“大诗”（现代史诗）创作并非自海子始，在海子之前，现代史诗创作就作为寻根文学的一支先头部队出现在中国新诗的历史舞台上。江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太阳和他的反光》为总题，对盘古、女娲、夸父、后羿、吴刚等神话人物进行了反思与重述，在缅怀远古中探视现代人的生存意义；杨炼写于1982—1984年间的组诗《诺日朗》《敦煌》等，将目光聚焦在文化古迹上，通过对它们的诗化演绎来见证历史的风云变幻。不过，江河、杨炼的这些组诗虽然有着明确的历史意识，但在篇幅的长度和思考的深度上，远没有达到海子所言的“大诗”之标准，只能看做以历史事物为表现题材的系列抒情诗。海子继承了江河、杨炼等诗人的历史意识，同时极大地扩延了史诗文本的篇幅长度，并大量输入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现代经验，从而将现代史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
       海子一直崇尚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性诗歌行动，他的大诗写作正是在这种心理驱动下所做出的现实反应。他曾说道：“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是我，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梦想和愿望。”在这种梦想和愿望的牵引下，海子用饱含激情的语言，接连写出了《河流》《但是水、水》等长诗，这是写“她”，写人类之母：又在1986—1988年间写出了长篇诗剧《太阳·七部书》，这是写“他”，写人类之父。在突破重叙事轻抒情的传统史诗规范的基础上，海子大量采用了浓烈的抒情笔法，构建出一个成体系的、“海子式”的新型“创世”神话。在“海子式”的创世神话里，有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解码的意象群体，这里边的“豹子”、“狮子”、“骆驼”、“马”、“玫瑰”、“羔羊”、“鹰”、“王”，等等，都是海子私自创设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原码，它们所携带的文化意味是全新的，这些携带全新文化意味的意象整体出场，使海子的大诗充满了神性的光芒和新奇的旨趣，对我们现成的审美惯性和思维定势形成强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子的大诗为中国新诗尤其是现代史诗的创作敞开了新的书写空间，也创造了新的美学原则与艺术高度。自然，这类大诗也为现代史诗的写作设置了迷障，增加了难度。正像评论家罗振亚指出的那样，“海子在长诗里，没有承继人类积淀的语言系统，而让文化、语言、经验返归原初的混沌状态，给他们重新命名或编码；并且其新编系统由纯粹的个人化方式完成，个人创世神话里的幻象象喻和已有的神话世界也不一致”，这种情形使得海子的长诗在敞开现代诗歌新的表达空间的同时，也悄然掩蔽了他诗歌世界的理解之路，从而把大量的读者挡拒在诗门之外。无法走进海子的诗歌世界，也就意味着难以去学习他，追摹他，并超越他，沿着他的方向继续前行。这也许是海子长诗留给后来者的最大遗憾。
       从海子到梁平的大诗写作，中间隔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海子谢世后的这十多年间，现代史诗的创作一度出现了疲软穷匮的局面，其间除了欧阳江河的《悬棺》等少数诗作具有一定的史诗意味外，其他的长诗在历史意义的承载上都乏善可陈。从数量上说，九十年代的长篇诗作也并不算少，但因为缺乏历史的宏阔视野与现实的理性穿透，许多长诗还只是停留在对表层生活的陈述与吟叹上，并不具备史诗性作品的深刻度、震撼性与冲击力。粱平的出现是中国新诗的一大幸事，尤其对于现代史诗创作来说意义更为突出，《重庆书》与《三星堆之门》这沾有“地气”的“巴蜀二重奏”在新世纪的降生，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创的史诗写作传统的一种接续与延传。经过“中年变法”后的梁平，在史诗创作上显然汲取了海子大诗中葱郁的生命气息与浓烈的现代情绪，以及不重叙事技巧而重精神内涵的表达策略，同时摒弃了海子浪漫化、激情化的青春书写方式，他使新时期以来的史诗创作由躁动的青春期走向沉稳理性的中年期。梁平认为，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家园意识，“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还应该有标志性的长诗为自己的家园做出指认”。不过，梁平意识中的家园显然不是窄狭的、封闭的，而是多层次的、开放的。在他的两部现代史诗里，诗人都是以某个特定的地域为观照对象和思维起点，来展开诗思，抒情写意，但他并没有将思维拘囿在有限的区域视野和狭隘的地域观念上，而是以民族运命的思考与生命本体的关注为终极目标，在荡气回肠的历史追忆和发人深省的现代感怀中，完成了对历史与现实、地域与国度、个人与民族的双重书写和烛照。梁平创作的这些“大诗”、史诗，其诗学意义在于，它开启了现代史诗创作的新模式，即将地域性的历史、现实思考与超地域的民族生息、国家命运与生命本体的关注联系起来，为中国现代史诗创作垦拓出新的表达疆域与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