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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星》即将迎来她50岁生日之际，而我在她的怀抱中生长过8年，理当写些文字以示纪念。《星星》几乎与我同龄，但生命的光彩却远比我辉煌，所以打个比方送给她，我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资格。然而记忆中的往事让我想到了打比方，这个比方究竟送给谁，请容我卖点小关子，后面再讲。
       《星星》和《诗刊》都是新中国建立后同年创刊的专业诗歌刊物，论起年岁来，《星星》还要长半岁。50年来，两个刊物都一直保持着中国诗坛的权威地位。不过《诗刊》毕竟是中国作协所属的单位，地处首都，在发现人才，组织创作方面肯定比《星星》有着更强的优势。1980年《诗刊》的首届“青春诗会”，他们集中了一群当时活跃的青年诗人集中创作改稿，后来推出了一期作品专号，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杨牧、叶延滨、梁小斌、高洪波等十几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仿佛一夜之间吸引了全中国的眼睛。在刚刚结束了“文革”而悄悄吹动改革开放春风的中国大地上，这期专号简直像一声惊雷。这之后，中国的新诗创作迎来了她自“五四”以来的第二个大高潮。《诗刊》的“青春诗会”也被看做新时期诗人成长的“黄埔军校”。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几年之后我成为了《星星》的一名编辑。当时《星星》的创刊人、主编白航老师已经接近离休，领导工作的是副主编叶延滨。也许叶主编有《诗刊》“首届青春诗会”的情结，惫阜年他主事之后不久，就急着想搞一次四川青年诗人参加的集中改稿会，而且人数在40人左右，时间一周。当时担任编辑部主任的蓝疆老师也接近退休年龄了，精力有些不济了，所以提出一定要我协助他做这次组织工作。其实蓝老师与我接受的任务是一餐无米之炊，编辑部并没有钱来支撑这样大的一个活动，我们只好愁眉不展地四处想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知大邑县城建委有意开发“大飞水”为旅游景点，需要文化宣传，于是在热心作者的引荐下，我们找到了城建委的领导，提出让他们为我们的诗会提供免费的食宿。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接触“拉赞助”这个词汇，而且是一认识就身体力行了。虽然谈判中我尽量暗示自己不要紧张，其实呼吸照旧在暗自急促，脸皮照样在暗自发烧。好在赞助最后拉成了，“大飞水诗会”得以顺利举办。和《诗刊》一样，编辑部后来也为这次诗会出了一期作品专号。不晓得这个旅游项目的开发最终与这次四川的青春诗会有多大关系，现今这个地方却是十分著名的旅游景点了，而且借了杜甫的诗意，最终命名为“西岭雪山”。
       有了这次的经历，脸皮也就厚了起来，1989年我和蓝老师又在江油拉到了赞助，成功地举办了有50余人参加的“长钢诗会”。参加过这两次诗会的作者现在大都人到中年，却仍然有许多人活跃在当今的诗坛上，比如：程宝林（美国）、何小竹、山杉（法国）、李自国、李元胜、倮伍沐嘎、席永君、萧融、晓音、吴勇、凸凹、钟正林、郭留红、元刚、蒲永见、霁虹、典子、马兰（美国）等等。
       参加过“大飞水诗会”的一位女作者值得一提，因为当时编辑部在确定参会人选的时候，不仅作了年龄限制，也作了写作程度的限制，要求没有在省级文学刊物发表过作品的人不能参会，理由是会后要出作品专号，如果稿子改不出来，作者本人和编辑部都尴尬。可是偏偏重庆市纺织品公司一位爱诗的女孩特别地执著，托着几位老大哥到我这里来说情，一再表示自己写的诗虽然没有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但请我们相信她的努力。也许是被她的执著所打动，在我的几番游说后，蓝老师和主编叶延滨最后同意了这位女作者参会的要求。她的作品最后也在《星星》发表了。
       其实我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女孩就是后来用长篇小说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轰动了世界文坛的虹影。我不知道“大飞水诗会”与虹影的成功有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从这个事件中我得到一点启示，编辑这个岗位既可以发现、抬举人才，也可能埋没、甚至毁灭人才，重要的是做编辑的人要有一颗对得起文学事业的良心，而不是被个人功利所趋使。说到这里想到虹影成名后好像到过一次成都，然而我们并没有蒙面。后来有人传话说，别人提到你的时候不过轻描淡写而已。记得我当时说，没什么，我是当铁道兵出身的，从不会要求我所架过的桥和铺过的路记得我，如果坐车恰恰经过那里而不买票的话，照样罚款。
       在我的躯体中有一个真实的军人，还有一个所谓的诗人，能把常人看来并不统一的两种人格统一起来的是我自己给自己打的比方：我认为编辑与战士一样，他们都是默默无闻而必须踏踏实实坚守职责的人；我又把诗歌看做是军旗，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在一种神圣光芒照耀下的事业。那我就把这个比方送给现在和将来为《星星》服务的朋友吧——也许我们并不是一名合格的战士，但是至少我们不能玷污军旗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