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始终认为，一个写作者作品之外“创作谈”一类的唠叨是可笑的。像一个人在他的子女之外畅谈“蕴育心得”很可笑一样。子女有力，父亲大可以怀着“小地方人的谨慎”（米沃什），沉默不语。子女平庸，父亲的絮叨和嚣狂则显得愚蠢和可悲。文字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的命运，与写作者的喋喋不休乃至其他“诗外功夫”都已无关。现在，《星星》再次厚爱，发表拙作，我有一种把子女们送进同一座火车站的感觉。按栏目要求，匆匆草就的这些附在作品后面的文字，倘若以“话别”而非“创作谈”来定义，可能比较恰当。一方面，可以减却若干自我矛盾的嫌疑；另一方面，“话别”中的话往往动情，但也往往是废话，所以，看官大可不必为这些废话而生气。
       《江南，海上》这一总题，涵纳了近年来所写的以江南生活为背景的一些分行文字，断断续续地写，断断续续地在若干刊物上发。我不知道，在或显或隐地受着“题材决定论”影响的朋友们眼中，这些诗作属于“南方诗歌”还是“城市诗歌”？但我一向对题材的“大、小”“轻、重”“雅、俗”“城、乡”“正、邪”等等划分不以为然。不是写了“乡村”就有了“底层意识”，也不是写了“纽约”就成了“知识分子”。重要的是挤出的牛奶里藏着一个怎样的牧场，而不是奶瓶之外的牧场里长着什么名目的草。我，应当有一个杂食动物般的胃。当然，我不否认辽阔牧场对浩荡牛奶的潜在影响力。同样，“书面语、口语”“抒情、叙述”“意象、细节”“中心、边缘”等等策略之争，也不应当构成一个有耐心形成自身面目的写作者的困扰——只有一个主义是永远的：好文字主义。
       近几年，我的分行文字（或者说诗）少了，不分行的文字（或者说散文）多了。这似乎是进入中年的标志之一。但我始终把诗歌、散文的边界看得模糊。分行、不分行只不过是“呼吸节奏”的不同，重要的是都应当以“诗性”为共同的灵魂，呈现出“我们生命的天赋的部分，我们欢快和惊喜的本能，而不是后天获得的部分”（康拉德）。无论分行还是不分行，写作都是一个迫近人类灵魂中最本质部分的过程。种种混沌暧昧的事物，在笔尖的推移过程中逐步泄漏出内部的光线——写作对于我的意义，大于我对于写作的意义。即便成为“黑夜里驶过的航船”而不为岸上的人、后人所知，也大可不必像某些人恐惧于无法进入“文学史”那样寝食不安——一个写作者，一艘船，重要的是内部必须灯火通明，驶过自己的黑夜……在捷克小说家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废纸回收站打包工汉嘉回忆：某夜，在屠宰场附近遇到一个人，“他用芬兰刀顶着我，把我逼到一个角落，掏出一张纸来给我朗诵了一首咏希强内农村美丽风光的小诗，读完之后向我道歉，说眼下他找不出别的办法来让别人听听他的诗了”。这是一个孤独得近于绝望的诗人，拥有一把芬兰刀和一腔豪气。而我心软，体弱，至多是在你的腰部顶上了一柄江南的莲叶——谢谢你听完了这些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