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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在汉语广东方言里称为“哈卡”（Hakaka），有“客而家焉”之意。相传西晋末永嘉年间（4世纪初），黄河流域的一部分汉人因战乱南徙，至13世纪末以及背世纪末又大批过江南下至福建、浙江、广东一带，明末清初有部分“湖广填川”又移居四川等地。因语言、习俗与当地区别甚大，通称为“客家人”。
       历史上，客家人因战乱等因素辗转流离，背井离乡，生命中烙上了深刻的“客”的烙印。
       我本人即为祖籍河南荥阳、南迁广东再徙四川的客家人。祖祖辈辈南迁北徙，众多的传说及生命中那份孤离和精神上的流浪，给我遗传了很深的客居他乡的骚痛，并进而给我贯穿了生活是生命的客体、灵魂是肉体的客体的流浪意旨，身体和生命，都漫布着无尽的忧伤。
       作为客家人，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在精神的流浪与现实的回归的阵痛和忧伤中走过来的。在流落到异地他乡的日子里，我们就像生活中的别人，活得跟许多当地人不一样，就像灵魂中的“游神”，始终不在现场，成了当地生活现场的“别人”。就仿佛一个个“别”字，卡在一些庸俗但流利的句子里，那样刺眼，而对现实格格不入。更多的时候，我们又寻求着与“别人”一样，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传统，让自己趋同随流，也成为“别人”，由此赢得短暂的轻松和释然，但久而久之，我们却发现丧失了自己，骨子里透出冰凉的悲哀。于是重新坚持着孤立自己，又开始像一个个“别”字，冷丁丁的、孤傲地突兀在那些句子里，由是招来了或许是命中注定的众多疑惑、磨难。我们很委屈，但我们不是一个个“错字”呵！于是我们又独自坚持着。成为“别人”，融入现实，随流合群，这是客家人现实生活中最无奈的选择。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自觉地坚守着生命中的自己，固守着自己的灵魂。同时，即使在我们自己内心的生活中，也常常因为自然人与社会人所出现的严重的人格背离和灵与肉的冲突，使自己的生命不曾完整——既是肉体上的行尸走肉，随波逐流；又是灵魂上的支离破碎，孤独寂寞。在这些深深的痛苦与孤独中，我们学会了逃离、回避、隐忍和沉默，这是所有客家人现实与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已成为我们自卫的武器。
       一直以来，我力图创作一组反映客家人独有的生命特征、生存现状和精神内涵与现实中的聚居地（生产、生活的场所）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和解、和谐的作品，以揭示客家人作为生命个体，其精神对物质、生命对生活的突围、抗争以至最终屈就、和解的生存窘况。感谢诗神赐福，让我在近日完成了大型组诗《客骚》。在整组诗里，我以客家人在异乡的生存和生活为背景，通过几个典型人物和一些特定环境，刻画了作为存在客体的生命个体在与主体世界的融入过程中，对主体环境和内涵的陌生和迎合、对自我意识和心态的坚守与疏离，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深度困惑与忧虑、孤独与疼痛。在诗中，我试图全面透彻地窥视作为客家人的生活境遇、生存秩序和面临异地他乡所应该抱有的襟怀与态度，提出了对本我那些傲慢、偏见与固执的否定，主张对现实生活的许可与认同，从而表达出生命回归生活、灵魂回归肉体的愿望。但是，作为一个客体，真的那么容易与主体达成和解而轻易就能融入吗？所以我又更多地探讨和揭示了两种文化、两种生命之间不可融合的矛盾、冲突、误会和曲解，既反映生命主体入世之后灵魂的孤单，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灵魂共同的因为趋同而产生的孤单，由此道出了灵魂深处更加深沉、剧烈和永恒的疼痛和忧伤。
       我非常相信生命中的缘分与宿命。我所理解的诗歌创作，甚或生命与情感中的所有的事与情，都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命定——不可选择，无法逃避，难以隐匿。这既是生命个体对万事万物的选择，更是万事万物对生命个体的选择。这样的宿命感，便导致了我所坚持的对诗歌创作的神圣追求，它是我生命的理由，也是我活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