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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星星》诗刊创刊五十年。
       曲指一算，我在《星星》做编辑工作已二十六年了。
       从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星星》复刊。我来到《星星》这个诗歌家庭，共同经历了新时期中国新诗发展的全部过程。
       近三十年来，来来去去。《星星》几经沧桑与变迁，但我仍做我的诗歌编辑，而且一做就是近三十年。我是幸运的，我想这是我与《星星》的缘份。
       月亮走，我也走，我为星星提笆篓。我仍诵咏着我儿时的民谣。星星点灯。可烛照我的今生今世了。
       (二)
       去年冬天。
       北京《诗刊》的林莽先生打来电话，约我为改刊的《诗探索》写一篇关于我自己写诗的文章。几次催稿，后来写了一篇《阅读敬畏与快乐》。
       林莽是我结识近三十年的朋友，诗歌编辑同行。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从{匕京来成都看我(奔《星星》而来)。在大慈寺路30号省文联低矮狭窄的宿舍里，正直暑夏，天气闷热，有朋友自远方来，我仅用两个西瓜招待他们(好像还有牛波、石光华等)，谈诗说文，彻夜灯明。
       今年他伴老诗人牛汉来四川罗江诗歌节(由《星星》联合举办)。二十多年后，才得一见，双鬓白了，人也老了，但还在为春天的一缕诗奔忙。
       (三)
       掏句心底话，我对诗歌这种文本的阅读，总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在我多年的诗歌阅读及诗歌练习中，这种情结一直跟随着我，伴我而行。
       我出生在长江边的一个河湾上，后来听外婆讲：生我的那天晚上，江里的月亮出奇的圆、出奇的亮、出奇的安静、一阵狗叫后，我来到这个世界。
       小时候，我在我家的宅院阁楼里读唐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读“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读“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对诗、月光与江水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我的家乡，多大山，多云雨，又多激流险滩，巫山十二峰，夔门天下雄，依斗门望白帝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杜翁有一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让我幼小的心灵对诗歌最初的敬畏。
       (四)
       新诗百年(新诗不满百岁)。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新诗是年轻的，充满着活力和朝气。
       《星星》五十岁，见证着新诗的来路和发展。她是新中国建国后的(创刊最早)第一本诗刊。
       (五)
       我念小学的地方是古万州西山太白书院的旧址，而念中学是太白岩下(万县三中原民国的女子中学)。太白岩曾是李白流放夜郎路径的寓所。李白、杜甫、刘禹锡、黄庭坚等留在石壁的墨迹。千年故地依旧。
       诗人何其芳的《预言》《画梦录》，是我在太白岩下，中学语文教师那儿得到的(她是何其芳的家人，给我讲了许多诗人的往事)。
       尔后读郭沫若的《女神》，胡适先生的《尝试集》，读徐志摩、戴望舒、李金发、闻一多及艾青等诗人的作品。
       先读古诗后看新诗，在这座多风雨的小城，寂寞年少，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诗意，《预言》里的跫音，伴随着我走过寂寞青春少年时代。
       脆弱而忧伤、寂寞而美丽。我的新诗的临摹及练习。是从那时开始的。
       习诗作文已快五十年了，在《星星》做文学诗歌编辑工作也近三十年。我对诗歌的阅读是沧桑敬畏而又愉悦的。但是，我想我对诗歌不缺乏敬重和真诚。阅读是快乐的，写作也是快乐的。
       (五)
       1969年，我的一首诗在报纸上公丌发表，当拿到变成铅字的文字，我从朋友那儿借来一辆破旧的轱辘小车，从城市的东门骑到西门，又从西门骑到北门南门的城垣。整整一个下午及黄昏，用轱辘车和风来消解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此情景，仍记忆犹新。
       后来，我将这诗悄悄读给我一位爱好文学的同学游洪厚。在成都一号桥小关庙石油招待所里(那里我们正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教育受训)，让他分享我的快乐。他是《星星》的忠实读者，此后我们曾同窗共烛、抵足相眠，成了一生的文友。他一直关注《星星》。我在《星星》工作近三十年间，一些文学诗歌活动，如星星月月游及各地诗人朋友来蓉，他无偿地提供不少车辆食宿方便。那时候，写诗的人一般都较清苦。
       (六)
       回想那些年月，一个文学的追随者，发表点文学作品是极其困难的，在既无稿费，还要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我出身不好，因解放前夕家里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工厂，后来叫民族工商业，千不该万不该，父亲还买了十几亩土地)。还好，那些作品是我化名“春华”发表的。我暗暗不敢声张。
       1967年我从学校毕业被分配成都一家工厂工作。初涉一些文学活动，是从新诗开始的。那时我从成都市西城区图书馆里(开后门)廉价的购得了两套1957年创刊的《星星》诗刊(当时被列为毒草禁书)。
       在徘徊迷惘的文革时代，我逍遥运动之外，而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那时我躲在工厂的角落里，悄悄地一遍又一遍读完了整套《星星》(记得是四十六本《星星》，从57年创刊号到停刊号)如痴如醉，创刊封面上的李白举杯邀明月画象，诗情画意，唤醒我萌动的青春，生活的向往与梦想。后来，我到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学习做编辑工作，编辑成都市《工人诗选》：筹办“浣花”文学小报。当时文化宫的喻维良老先生，是我文学最初的引领人。
       (七)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作品被选载、获奖、还参加文学活动，被誉称“诗坛新星”“青年诗人”尔后到《星星》诗刊做编辑，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其间的酸甜苦辣，无奈与尴尬，沧桑人世，我都默默的分享承受，有怨而不悔了。
       (八)
       诗，也许就是一种宿命。
       《星星》诗刊是当时四川文学界乃至全国文学界的一份传奇而又独特的诗歌杂志。《星星》亭刊已多年了，大家都很怀念。
       1972年前后，复刊不久的《四川文艺》上刊发了几首我写石油的诗后，意外被通知到成都布后街二号文联。在古老院落的一间低矮的木板平房，我第一次见到诗人傅仇(曾做星星诗刊编辑；还有高缨、安旗等先生)，我惶惶不知所措，他弯下腰为我冲上一杯热茶，他身材高瘦，戴着两个很深的白色镜，天下起了雨，他执意要借我一把雨伞，我很感动。十多年后，这位一生谨慎勤奋的森林诗人躺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那天正巧傅天琳到成都，我们一起去告别。我将他瘦长干枯的身体抱下床，此刻身上还带着微微祥馨的体温。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那把黑色雨伞。
       打倒“四人帮”后，四川省文联筹出一期诗歌专号(诗传单)，沈重和蓝疆先生专程骑着自行车到城外东郊的八里庄，向我组稿。当时我上完深夜班，昏天黑地地在宿合里酣睡，他们留下约稿信，带来了诗歌文学的春讯。
       陈犀先生离世时，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写诗的朋友们，我再也不能给他们写信了。他去世前半年的一次聚会上，我给他斟酒，他遗憾地对我说：再也不能喝酒了。蓦地，我感到一阵心凉。先生一生好酒好烟好诗，与酒诀别是一种痛苦，在与他交往的二十年中，他是一位敬业的好编辑。对作者热情诚恳，对诗对酒执着追求和爱好。1979年前的几年里，他时常叫上我：走，去喝上一杯，街头巷尾。那时文学与诗已呈现依稀曙光。《星星》复刊，我作为后学者来到编辑部，文学初见繁荣、诗友文朋聚会渐多，记得1980至1981年间诗人王燕生、周纲来蓉，先生拉上我一起喝夜酒，寒冷的冬天，没有寒冷的感觉。大家都已醉意，周纲掏出一叠叠《大渡河情思》的诗稿，而陈犀更是醉意朦胧激扬文字……
       还有一身正气的游藜先生，五十年代初，已是沙汀文学作品的评论，研究者，西南地区资深评论家。虽多经磨难，仍保持着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人品如酒，仍洋溢正气和豪情。记得，我和他一起骑着自行车下印刷工厂的日日夜夜、冬去春来，为刚复刊不久《星星》的按时出版，总是熬到深夜。疲惫与寒风。回来后就在路边的小酒馆里喝上两杯，吃上两碗小面，心旷神怡(那时，他已是五十多岁了，还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病)。而与他共患难几十年的曾参明大姐是《星星》清苦清廉的管家，对作者善良热情，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曾婆婆。
       
       (九)
       诗是温暖快活的家。
       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历经沧桑坎坷的白航、流沙河、孙静轩、陈犀、雁翼等相继返回《星星》诗刊。1979年后的七、八年间，无疑是新诗繁荣的黄金时期。在成都布后街2号的古院里，两棵铁树青翠葱郁，古径深许，一间木板大平房里的《星星》诗刊编辑部，接待了全国各地的诗人作家如严辰、公刘、邹狄帆、牛汉、陈敬容、唐浞、唐祈、邵燕祥、梁南、黎焕颐、，叶文福、王燕生、韩作荣、陈永春、北岛、杨炼、舒婷、顾城、杨牧、老乡、林染、李琦、晓雪等及海外诗人作家。诗歌是温暖的家。《星星》以他独特形式为中国新时期新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老主编白航严谨、宽容、大度、坚持诗歌创作的“百花齐放”，诗应该是诗，在诗歌面前人人平等。记得他曾为一句：新诗应离政治口号远一点，离生活近一点。而遭到不公正的误解和责难(不知谁打的小报告?)在“清理精神污染”时没完没了地检查，一夜间白发两鬓，双眼充满血丝血斑，差点失明，而那时我帮着他抄写检查，从这些文字透出正气与无奈。
       白航今已八十高龄，腰板仍挺直，还时时关心着《星星》。前几年在送我的诗集上写道：“常忆同室编稿时”。那些难忘《星星》岁月，使我们难以忘怀。流沙河先生蒙难多年，那时刚从流落的乡间平反归来，住在一间编辑、写作兼卧室的简易平房里。一张破旧的竹藤长椅，蜂窝煤土炉上总是沸腾一壶水，桌上一杯很酽的茶，就在这室里，创作出新时期诗歌的重要作品和文章。为《星星》撰写了“台湾诗人十二家’’“十二象”和“隔海说诗”等专栏。开海峡两岸文学诗歌交流之先河。那间小屋是我朝夕常去的地方，如《老人与海》《故园九咏》《太阳》等引起诗坛巨大反响的作品，是先生读给我们和讲给我们的。一些诗篇我应是第一个读者，从而受到很大鼓舞和启迪。
       尔后，星星的那间小屋里，是诗人和青年作者常去聚集的地方，如贺星寒、傅天琳、叶延滨、李钢、骆耕野、袁永庆、培贵、柴与言、谭楷及吉荻马加、廖亦武、梁平、余以建、魏志远、杨然、周伦佑、石光华、张建华、李自国、雨田等一批更年轻诗作者。依稀记得杨然的一首长诗《一座铜象的诞生》是经先生之手修改而面世。而多年后，先生不再写诗，他把他多年收集台湾出版的书约数百册送给杨然，杨然获得这批诗歌珍本，暗暗自喜。先生看出我的心事，从中拿出几本给我，一本是台湾出版的《当代十大诗人选集》，是先生最早介绍海峡那边诗人所最早读到的诗选本。而后写出《台湾诗人十二家》载《星星》，1982全年12期上。“四人帮”受到审判。先生写了一首《北京正义路一号》的诗，伸张天地之正义。他还给我和骆耕野出题写作，那些诗歌的练习，让我受益而又难以忘怀。同室编辑，平等和睦，不分地位高低，同喜乐，共患难，大家一个心地扑在《星星》一个团结的集体，诗歌温暖的家。
       (十)
       《星星》创刊已五十年，已是知天命之年。
       1957年为《星星》诗刊而蒙难近五十年的石天河、白峡等同志，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星星》，白峡已仙逝。
       有一年，石天河老人用颤栗的手握着我：家发，《星星》的那些历史，清楚的人不多了。你要记下。我听后，心情沉重。
       我想，诗歌和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二十多年过去，《星星》老一代的编辑相继离去(有许多已去世了)，我作为当时的一员，和他们一起走过那些难忘的诗歌岁月，至今让我时常怀想而又感到寂寞和孤独。
       《星星》以后的变迁，随着时间推移，我想要回溯到诗歌黄金年代，似乎是不能，好景或不复存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星星仍在，火种不灭。
       老一代星星人为星星做出了无私奉献与牺牲，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我想作为一名星星的人应该是多一些无私奉献，少一些索取。
       一代一代的星星人的勤奋工作与新一代星星人继承和开拓，这正是星星希望所在。
       (十一)
       业守勤劬友交厚重
       诗抒痛苦文写沧桑
       前几年，沙河先生为我写下的两句话，一幅中堂的墨迹，我珍藏着并时时鞭策警示着我。
       (十二)
       六十年光阴一瞬间。
       二十年前，我到《星星》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蝴蝶帆》到这本二十年后我在《星星》出版的《雪蝴蝶》这对蝴蝶的巧遇巧合我想也有她内在的无形的相联。
       雪花如蝶，飞蝶如雪，冰雪如梦，蝶羽飞翔的梦是多么神奇而脆弱，就像我们行走的梦靥。
       我想这两只蝴蝶的纷飞，在星空下，应该是真实的善良的而美丽的。
       2006年8月2日
       于成都大慈寺暑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