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先生为《龙榆生先生年谱》（学林出版社二○○一年出版。以下简称《年谱》）作序，称：《年谱》是南京大学学生张晖读三年级本科时开始撰写的学年论文，“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言，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信然。不过，据说论文是要“论”的，我不知道张晖是否最终以此《年谱》作为学位论文通过而毕业的，如果南大是以此《年谱》而让一位好学且勤奋的学生就此毕业，我会是非常欣赏这所名校的风度的，正如南大（以及其前身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曾经以拥有词曲大师的吴梅及其学派（汪东、卢冀野、陈匪石等）而执学界之牛耳，那么，中国现代词学三大家之一的龙榆生先生冷清多少年后由一位南大的学生基于“了解之同情”而抢救史料得有流传，正是其泱泱学风的流布和表露了。当然，习惯了以“论文”的形式来看这《年谱》，可能会不习惯的。撰者标榜“体例”，是“意在钩稽”谱主的“一生行迹”，因而“列举事实，一般不加评论”。之所以如此，他说：“我这么做，也无非是希望能够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探讨和理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而不是一味地去加以苛责。”
要说这部《年谱》的意义，除了我们一般以为的史料集存之外，它其实是打开了我们学术研究空白的一角：对那些我们先前以为是“汉奸文人”因而鄙薄之、漠视之，让其人以及其文字速朽做化石状，尽管谱主曾是中国现代词学史上最有成就的学者，“在词谱、词律、词史、词论等领域都取得了全面的成就，是学术界公认的词学大师”（张宏生序），我们都可以因为谱主的“一失足便成千古恨”丝毫不去理会。其实，对我们来说，龙榆生不应该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特别是对爱好文学的人来说。回头一看，在我的书架上就有他的《
唐宋名家词选》、《
唐宋词格律》、《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等等；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乐学院为龙氏补开追悼会，悼词中说：“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从事词学的研究、创作和教学，为继承发扬祖国的文化遗产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一九三三年他创办了一种专讲词学的刊物《词学季刊》，起到了联系新老词家、交流创作、挖掘保存词学遗佚的作用，推动了当代词学的研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除主持“东南风会”，他还参加过编纂《清词钞》，整理刻印了晚近词坛领袖朱祖谋先生的《村遗书》以及《苏门四学士词》、文廷式《云起轩词》等，影响远被，他最后出版的还有一本《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
记得有一年，《读书》上汪晖的一篇文章提到过龙榆生（《明暗之间》，一九九六年一期），文中所记的一句话让我深思了许久，那是龙榆生女儿询问汪晖：“你对周作人怎么看?”然后她不由感喟了一句“老一代快死完了，年轻的一代就更不能理解了”，这也是让汪晖“一直不能忘怀”的。其实，还在当年的一九三九年，深知周氏兄弟的郁达夫就写过这样的句子：“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回忆鲁迅》）在上述汪晖的文章中，汪晖还将其恩师唐先生与周、龙的品节出入相较，说：“那样的历史氛围，不可能提供理解其他选择的语境”（于是，已经被人说滥了的“同情之理解”以及“了解之同情”都不是容易的，这之间其实有着巨大的隔膜和冲突），不过，“时间的流逝并未改变是非的存在，但在这之外，也许还有对于飘摇的个人命运的悲悯？”汪先生的感慨也就接近悲天悯人了，记得很多人观照周作人，往往即作如是观。
我在家乡时的邻居、父执，也是知堂弟子的常风先生曾给我谈过知堂的种种，在他的书斋里，后来也摆出了知堂当年赠诗的复制品，那正是他“下水”前的写照：“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外看月圆。”记得常先生说，那时他已经料到知堂即将名节不保了，分明他要“随缘”么。事虽如此，原因却复杂，知堂南京狱中写诗，歌咏范蠡、李贽，又以“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自我辩护。汪晖说：这对当时探狱的龙氏姐弟而言，“大概‘了解之同情’是一定会有的”。那么，后人可以“了解”甚或“同情”么？或者这也是张晖作年谱时所窥见的龙榆生“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其实，怀“了解之同情”的，长者如邓云乡、张中行、谢兴尧等等，其文章中都有所发覆，就是经历过其他样式的“历史大翻覆”的学人们，也多有不尽相同的感受，记得在汪晖文章的先后，《读书》也发过葛剑雄议论古代失节文人的文章。可惜，这一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不过，只要中国知识分子中“猛士”和“隐士”的精神承传依然存在，甚至只要这种制造出对峙状的社会背景存在，那么，是“俟堂”还是“知堂”、“绿林书屋”还是“苦雨斋”，以及“鲁迅还是胡适”等等，就会一直是我们的话题。
由龙榆生，说到周作人，作为失节文人，他们有许多共性。他们都是熟读诗书的文人，或者可以套用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饱读诗书、浸润于传统的他们毋宁说是“成熟的”中国文人？但是这“成熟”中会不会有在成熟的中年人的身上容易生长出的一种可怕的堕性？吴宓在“九一八”后为贺麟《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做按语，其称：“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当憬然知所以自处。”当然，这“自处”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惟以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费希特、黑格尔之行事，壮烈诚挚，犹足发聋振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惜乎周、龙等不能取法乎此种“自处”，终于缘此而走向了深渊。
文人，或者说“毕竟是书生”，是有其自身的特点的。书生是讲究道统的，这种道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由主义，以及传统的“夷夏之辨”。前者如《年谱》中提及的龙氏在暨南大学拒绝加入国民党，所谓“炎黄将斩宁非数，清白能留愿为灰”；后者则“九一八”后，龙氏一生所服膺的词坛领袖朱祖谋竟因废帝溥仪被郑孝胥挟往东北而心忧以死。朱氏曾对龙氏叹息：“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有此遗命，即龙氏于“一二八”后逃难，遂也将朱氏遗稿置放于枕旁，“誓与身命共存亡”。“七七”时，龙氏选注诗文，也都贯穿民族大义于其中，如《曾国藩家书选》，其作《导言》云：曾氏所以为“近代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即他“坚毅不拔的精神，好学不倦的意志，高尚廉洁的人格，谦虚诚笃的态度，知人善任的气量”等，当足以在国难时廉顽立懦；又如《唐五代宋词选》，其《导言》中亦云其编选旨要，是“提取声情并茂而又较易了解的作品，并且侧重于所谓豪放一派，目的是想借这个最富于音乐性而感人最深的歌词，来陶冶青年们的性灵，激扬青年们的志气，砥砺青年们的节操”。然而，正如我读《朱自清日记》时读到闻一多早在“华北事变”时就已看破知堂的“虚伪”，朱先生也感慨文人的“一致性是颇难达到的完美典模”，他曾致信《立报》，痛慨其时北平的风气，他说：“北平秋天本来最有意思，今年却乌烟瘴气。乌烟瘴气还不如风声鹤唳的好；今年和前年五月那一回简直不同，固然可以说一般人‘见惯不惊’，但怕的还是‘心死’吧。这回知识分子最为苦闷。他们眼看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就要沉沦下去，却没有充足的力量挽救它。他们更气愤的，满城都让些魑魅魍魉白昼捣鬼，几乎不存一分人气。他们宁愿玉碎，不愿意瓦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上海《立报—言林》）记得田汉也在笔下说过：“（宋）云彬谈及周作人、林语堂，谓周怕吃苦，瞧不起人，虽崇拜晋人超脱作风而一遇激变辄陷溺不能自拔。但其口实可能谓周老太太及鲁迅前夫人、建人前夫人（亦日女，周作人姨妹）皆住彼处，负担过重。战前周作人曾向开明书店筹借百元版税。予谓昆明夏康农兄战初亦如郑振铎兄对周作人尚有曲谅之处，以为虽同一汉奸，可能有不太恶劣的。周作人学生某以所谓‘民族’立场支持‘大东亚圣战’，批评周作人不够积极，周作人对这学生登报破门。当时康农觉得周作人亦有可爱处。及至看见他致傅斯年信，摇尾乞怜，凡领袖字样皆抬头，才知此公毕竟已经全身媚骨，无可原谅。”所以，有些的文人们，又是常常可以“化为绕指柔”的。
细窥周作人、龙榆生之何以事伪，一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逐渐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如《年谱》中列举的龙氏后来所书《干部自传》之自陈：“由于我痛恨蒋帮走狗在文教界的胡作非为，因而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了同样的厌恶和绝望，动摇了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再就是为传统士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所误，龙氏是感恩于汪精卫其人的，甚至在汪死后龙氏还在南京梅花山拜谒汪墓、挽之“其心皎然，如日月经天，照临东土；弃我去者，有疮痍满体，苦念吾民”，并为之刊行《双照楼诗词》等等。汪氏，原有清誉，正是被蛊惑于其人的知遇之恩，在关键时刻龙氏没有把握住自己，于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于是卿本佳人奈何成奸，于是跳进黄河再也洗不干净自己的清名矣。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不乏其人的，如果仔细考究起来，文人、书生，一旦失去经济依靠和来源，穷极了，他们是什么事都会做出来的。你看何等激烈的刘师培，不就是因为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进而以丧失人格独立的代价，叛变革命，先后低眉折腰于端方、阎锡山、袁世凯的么？周作人，不是也常常以“一说便俗”解释自己的“下水”么？当然这也不尽然，比如与知堂同困于沦陷的北平，别人且不说，为其弟子的俞平伯先生就有幸不污。《朱自清日记》中说俞氏“自幼娇养，罕接人事”，一如知堂此前的事无巨细一切由兄长代劳、自己终日把卷读书而已。但师生间此时却究竟有了妍媸之分。龙榆生呢，虽说是满腹学问，在一个生错了时代的国度却有什么用呢，尽管他来往奔波于上海和苏州的几所学校靠吃粉笔灰谋食，只是“徒增疾痛，而仍旧无法解决生活问题”，到了中日大战前，他已是“所谋多左，生事殊拮据”的窘况了；而“八一三”炮火之后，诸事萧条，“大家为了迫于饥寒，只好拼命的去谋兼课，我也足足兼了五个学校，每周授课至三十二三小时之多”。一俟其受煎熬不过，精神和意志就逾出了“伦理底线”，他会把任何伸向泽沼和泥淖中的稻草和绳索视为救命神符的。于是，当汪精卫派人来“对先生贫病交加，为生计必须以羸弱之躯奔疲数校间任教的情况表示关切”时，龙榆生艰难地做了一个致命和危险的选择。《年谱》中说：汪来人之后，龙榆生即赴南京，成为伪府的立法委员（兼院长陈公博的私人秘书）和伪中央大学教授（后又任汪氏家庭教师），虽说其前“当时先生仍在上海，事先未得任何消息（即立委任命），而报刊上已登载先生就任立法委员，立即招来友朋非议。时上海租界各种势力交叉，环境险恶，经过犹豫彷徨，辞去在沪所有教职，在一夜痛哭之后，离沪赴宁”，这毕竟是跳火坑了。当然，它需要有一番说辞来有所解释，以之去说服和熨帖自己以及表白于他人。行前，龙氏致词友夏承焘信：“胃病大发，医谓非休养不可，而家口嗷嗷，无以为活。出处之际，非一言所能尽”,于是“抵宁后，先生即致函各处，告出处之间心迹”。他能说什么呢？作为友人可否“旁观者清”呢？一如周作人，甚至还包括了许多汉奸，你看他们在战后的法庭上，有赧颜么？哪个不是哓哓不休地争取听众的“理解之同情”？于是，“同情”者众：对龙氏的事伪，夏敬观称“惜其不识相”，夏承焘以为彼“一念之差”，陈从周也对彼“有一语极伤心”的话等等。
甚至，对汪精卫其人的看法，在他痛苦的抉择时，他是如何成为自我安慰的呢？龙氏毋宁是相信了汪的解释的，即“我那时却以为他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来搞这一套的”，后来他还追想过当年自己的心态：“他为什么出来干这种事？他以前不是没有地位的人，以后也不愁会饿死，我还把他当作刺摄政王时的汪精卫来看待。我看到他新作的诗词，内心也是很苦痛的。”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投身反清革命、舍命赴京做刺客差点当了“英雄”的汪兆铭先生，他会成为民族的头号叛徒？这实在没有“理由”么。就说他那一首死囚大狱中的《就义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经感动过多少志士？甚至后来的许多革命烈士在就义前，也是稍加改动其中的若干字句，或者步其韵，做成了他们自己的《就义诗》的，如何孟雄、王孝锡等等（参见《革命烈士遗文大典》），怎么翻手间就有云泥之判了呢？龙榆生自己也是应了汪氏的亟请“为苍生请命，为千古词人吐气”而“出山”的；他还给汪氏一信，“希望他找点好人，培植若干比较有良心的干部，或者可以减少一些人民的痛苦”。不过，这在同时的陈三立（陈寅恪父）绝食毙命、吴承仕被害之后（这都曾是龙氏与友人所谈论过的）、所见所闻皆是惊心溅泪的资料之时，这可以是一个“理由”么？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么？
于是，对其人欲作所谓“了解之同情”，难矣！比如薛冰先生读了张晖所作的龙氏年谱，不由就说其“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对谱主的崇仰怜惜之情，甚至鸣冤抱屈之词”（《任抛心力作词人》），而所以如此，端因编者“年轻，缺少人生历练，被龙氏自己所描述的‘痛苦抉择’所迷惑”，乃“有此误解”。
那么，可不可以基于“现场”的回顾而给出我们见仁见智的讨论呢？接近于“现场”的日记、书信以及年谱等这种私人性的著述是非常有助于这种研究和讨论的。比如读周作人、龙榆生，如要考察他们何以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深渊，那么你在他们的文字中似乎都可以找到其中的“苦衷”，如《龙榆生年谱》中引述龙氏书信，所谓“出处之间，人各有志，不便相强”。受信人回忆说：“但他爱国之心，不让于人，来到南京是要有所作为的，希望我能谅解他的一片苦衷。”或者这也如周作人决心事伪时所谓的“消极中的积极”，如龙氏曾参与策反伪军郝鹏举等，或许在阴霾的天气下，人也是暧昧的，在大节有亏的前提下，我们能揣摩得出其时其人之复杂的心态吗？
如果说谱主龙榆生的前半生是毁在了他自己的手里，那么，他的后半生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其先，他以词坛耆宿的身份得到了很好的安排（先后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任职和任教），甚至这期间他还曾得到毛泽东、陈毅等的接见和交谈。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特邀列席政协会议的龙榆生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郭沫若、沈钧儒、陈叔通等共宴，彭真还请他出一个谈诗词的刊物。席间，龙为毛三起干杯，在“食鲍鱼时，主席问是否秦始皇之鲍鱼，对以此为鳆鱼。主席对众称我学问不及他呢”等等。后龙氏有词记曰：“喜得傍太阳，身心全暖”等。后来的场景是我们稔熟的了，龙榆生以一待罪之身和一介文人，他断断逃脱不过如许的政治运动，从刚开始时的“三反”起，他就“因不了解政策，发生了错觉，有些精神失常”。他的名字也不能印在其编的《词选》上了，他只能化名“龙元亮”出版著作。到了“反右”时，自然更难逃劫数了，柯庆施点名将之划为“右派”，其罪名就是在课堂上讲的“鲁迅、郭沫若学问不到家”、“毛主席和徐特立是游学先生”、“整风是钓鱼”等等，当然，那就是“诬蔑”和“诽谤”了。他哀叹“画眉勤揽镜，深浅入时难”。“反右”后，境况更是大不一样了，那本有名的《唐宋词人年谱》，“右派”如龙氏以及启功、顾学颉等的名字皆被删除，此后他唯与张东荪、施蛰存、赵朴初等谈词论佛而已。一九六四年，龙氏预立遗嘱，他回顾平生，所谓“每思效辛弃疾之所为，挥戈奋起。隐忍谋划，所怀未遂，遂蒙垢耻，末由自白……而文人结习，骄躁未除，旋蹈危机”等等。再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医院中的龙氏得知家中被抄，所谓“一日夜书物扫数归公”，他在日记中竟称此“大是好事”。未几，词人不起。
龙榆生——一个在豆蔻少年时“亲密接触”过古典文学就都曾知道的人，在《年谱》里成为化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