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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当代诗歌已经蜕变为中产阶级的下午茶。应该说，我部分地同意这一说法，它可能适合于某一类诗歌或某一类诗人。而且，针对此类诗歌与诗人，我认为清华兄对当代诗歌中存在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但从更大的方面来说，我不能同意清华兄的看法，我也不能同意清华兄对当前诗歌状况的判断，我觉得清华兄有些以偏概全。我认为恰恰相反，当代诗歌不是下午茶，对于很多人来说，它是必不可少的人生之盐。
       之所以说当代诗歌是很多人不可缺少的人生之盐，是因为诗歌对于他们来说，是精神生活的必需品，是存在之基础，灵魂之向导。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宗教的替代品。
       其实，在中国古代，诗歌就具有宗教的作用。中国历史上堪称“诗教”国家。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和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性、慰藉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故林语堂曾指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是有时候隐藏一些，有时候张扬一些。比如每到中秋节，每个中国人都会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类，而在这些诗歌中，其实就内在地规定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方式，一种伤感于时光飞逝的无可奈何的虚无感，但又自我安慰心存乐观，这些都是深入中国人骨子里的，内心深处的，无法摆脱的情怀。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
       当代社会，人们一度远离诗歌，也就丧失了家园与故乡。尤其在中国当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所谓全球化现代化的旋涡中，这个时代飞速地运转，但这同样也是一个“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时代。人们的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人们到处寻找寄托、安慰，所以很快悄然兴起了“诗歌热”，当代诗歌逐渐复兴。在中国原本就具有宗教作用的诗歌，此时恰好可以起到填补信仰情感真空的作用，有诗人在描述当下“诗歌热”时概括为“借诗还魂”，确是一语中的。在我们这样物质逐渐丰盛、温饱基本不成问题的时代，精神的匮乏与需求愈显突出，灵魂的引领与提升日趋急迫，我曾经说：“惟有诗歌还能使我们动心”。确实，惟有诗歌能使我们超尘脱俗，境界高远。因为，与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惟有诗歌是超越性的，高于尘世的，那些永恒的自然山水、强烈饱满的情慷、美妙绝伦的意境，可以使我们灵魂出窍，暂时忘却烦恼与痛苦；可以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让我们抚平激烈拼搏竞争中碰触的累累伤痕。在这样的背景与传统里，在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度里，压力最大的中产阶级或别的什么阶级对诗歌急切需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此外，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拿欧美的情况与中国当代类比。虽然我也很赞同清华兄对“中产阶级趣味”的批评。但相比而官，无论是文化社会背景，还是诗歌的现实情况，中国当代与欧美大不相同。欧美诗歌经历了几百年的稳定发展历史流变，趋于烂熟，其超越性与反抗性早已减弱，不再具有提升、净化、释放缓解压力的作用，而不过是温情脉脉的无伤大雅的调侃、戏讽、搔痒，甚至转换为一种享受，类似清华兄所说的下午茶。而中国当代诗歌正处于上升状态，因为新诗总体还比较稚嫩，还有张力与空间。上升状态的中国当代诗歌自然而然地挟带着一股无法压抑的磅礴的冲击力，对于精神的激发与升华，具有强烈的效果与作用。这与欧美当代诗歌是有着根本的区别的。
       再者，即使在中国当代，中产阶级仍然是少数，大量的诗歌与诗人是一种“草根性”的力量，有着勃发的原始的生命力。恰如打工诗人柳冬妩所说：这样的诗歌类似一种“精神地震仪”，记录和显现着来自底层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原始的震动，记录着时代在这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肉体与心灵上刻下的伤痕与烙印。也恰如学者刘东所说：诗歌原本就是最原始、最直接和最大众的艺术形式。所以，有大苦闷大伤痛者都会很自然很顺便地拣起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对于他们来说，诗歌是流过太多的汗与血之后，不可缺少的人生之盐，虽然可能是坚硬的咸涩的人生之盐，但使人生相对容易忍受一些了，使绝望缓和一些了，使精神恢复一些了。这些，才是更广大更接近本质的诗歌力量，但似乎被清华兄忽视，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