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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从一八九二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期间不乏一流政治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的热情鼓吹、理论支撑，以及方案设计、亲身实践。但遗憾的是，怀胎百年，至今仍然丝毫不见妊娠反应，更不用说临产分娩。
       那么，汉字改革到底遇上了怎样的阻力，改革家们能否以及如何克服阻力，最终实现汉语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而成为全社会法定文字的伟大理想呢？周有光先生曾就汉语拼音提出一个“三不是”原则，即：不是拼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不是“方言”的拼音方案，而是“共同语”（普通话）的拼音方案；不是“文言”的拼音方案，而是“白话”的拼音方案。
       围绕这个“三不是”做一番浅近的分析，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一、普通话。汉语拼音文字之所以举步维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普通话的尚未普及。例如，广东话的“私有制”能让人听成“西游记”，而“自觉接受舆论的监督”甚至有可能误解为“拒绝接受舆论的监督”。很显然，在这种现状之下，真要推行拼音文字的话，恐怕广东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广东人自己都不敢认，更不用说其他方言区的人了。对于这一点，王开扬先生在《汉字现代化研究》（齐鲁书社二○○四年出版）中不乏清醒的认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推行国语’，五十年代后‘推广普通话’，将近一个世纪了，情况怎样呢？大体的估计是汉语各个方言区的人基本能够听得懂普通话，但是说普通话的能力千差万别，能够达到普通话水平测试一、二、三级的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说自己的家乡方言，即使是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人日常与家乡人交际，也有说家乡方言。”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普通话并非生而知之，自然就有学习的必要，而汉语拼音与普通话之间的确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于是这里便出现一个“鸡生蛋”与“蛋生鸡”的难题，即究竟是借助汉语拼音文字来推广普通话，还是先把普通话说好了再来推行汉语拼音文字？
       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不少学者积极鼓吹前一种观点，如：“一方面，我们积极拥护人民政府推广普通话的政策，这样可以减少方言的分歧，有利于拼音文字的推行；另一方面，我们坚决反对某些人的主张，说是要等待语言完全统一然后实行文字改革，那样就等于否定了文字改革，因为如上面所说，方言的消灭绝不是一二百年的事。”（王力）“这并不是说要学会普通话才能学会拼音新文字。恰巧相反，只有推行拼写普通话的拼音文字，大部分人都学会和使用这种新文字，那时才算是真正推广了普通话。”（胡愈之）“口语语音的统一怎样才能做到呢？靠汉字吗？那是永远做不到的，因为汉字实际上巩固了读音的分裂。唯一的可靠的办法只有通过统一的拼音文字。”（拓牧）
       对于这些观点，王开扬做出了客观评价：“平心而论，这些前辈的愿望是美好的，他们——尤其是王力先生——的爱国热忱让人感动，他们的设想也不是没有一点儿科学依据，没有一点儿可能性，但是若真这么做，则全社会冒的风险太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吕叔湘先生的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一九七九年时，他批评说：“有一种不正确而又相当普遍的思想，说是一定要等普通话真正普及了才谈得上搞拼音文字，不知道拼音文字同时也是推广普通话的有力工具。”而到了一九九二年，则又承认：“语文现代化的另一个方面是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汉字。这件事情短期内难于实现，主要原因是普通话还没普及。……如果要求一个普通话不及格的人用汉语拼音字母写文章，他是写不出来的，或者他写了出来，别人看不懂。”
       从最初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改为《汉语拼音方案》来看，很显然，决策层最终还是保持了冷静，没有冒这个风险。那么，这一“坐等”到底有多长？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份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普及普通话。不过，王力的一句断言，实在令人对这一宏伟目标担心——“不能等全国语言统一了才实行拼音文字，那样，一百年、一千年也改不成拼音文字。”
       二、文言。汉语拼音文字的第二道难关为文言，王开扬先生对此有如下的解释：“文言离不开汉字，汉字支持文言；白话可以拼音，拼音只能拼写白话；要想改用拼音文字，就要清理残存的文言；残存的文言因为‘向来沿用’、‘平常用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就阻碍拼音文字登上历史舞台。”“为什么汉语拼音文字只能拼写白话，不能拼写文言呢？因为文言文让人听不懂，必须通过写出汉字，依靠汉字的区别度来‘看’得懂；汉语拼音文字是再现语音的，语音本身已经让人听不懂了，那么语音被再现得再逼真，也是白搭。现代汉语的白话是汉族人相互听得懂的，否则汉族人就没有口头交际了；既然白话是听得懂的，那么用汉语拼音文字再现出来的语音也就看得懂了。”他并且对如何“清理残存的文言”提出具体措施：一是不通篇使用文言；二是白话中不夹用文言词；三是引用古人的文言语句在其后用括号给出白话的译文，或者干脆直接引用白话的译文，不再出现文言的原句，用括号注明是译文；四是把某些过于深奥的成语改造成浅显的成语或者翻译成白话，用与过于深奥的成语意思相同的浅近的成语，在此基础上确定成语的拼写格式。
       建议虽多且好，真要执行，却是不易。首先，所谓“不通篇使用文言”，与告诫“不通篇使用英文”一样，便很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效果。对于主要靠“吃”白话长大、多半时间花在英语上却又没学出个什么名堂的当代人来说，能够做到条理清晰、文从字顺，也就堪称“秀才”了，哪里还敢奢谈什么“通篇使用文言”！
       通篇用不了文言，中间夹杂几个“之乎者也”倒是很有可能。而王开扬先生的免疫法是：改单音节词为多音节词：例如不说“叟”，说“老头儿”，不说“冠”，说“帽子”，不说“故”，说“所以”，不说“虽”，说“虽然”，不说“师”，说“老师”或者“军队”，不说“椅”，说“椅子”等等。
       于是，“童叟无欺”成了“童老头儿无欺”，“张冠李戴”变为“张帽子李戴”。其余“冠军”、“皇冠”、“桂冠”、“挂冠”、“免冠”、“沐猴而冠”、“弹冠相庆”、“勇冠三军”、“衣冠楚楚”、“衣冠禽兽”、“冠冕堂皇”、“冠盖如云”，读者不妨自行替换，体验效果。
       又如，“魂系中华”，在王先生眼里，也属于“残存的文言”，有待清理，故建议改成“时刻挂念着祖国”，据说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存在了”，就可以“用拼音字母按照‘词’为单位连写”了。于是，“魂系中华系列丛书”、“魂系中华大型音乐晚会”等等，也统统成了“时刻挂念着祖国系列丛书”、“时刻挂念着祖国大型音乐晚会”。这已不仅仅是“汉字现代化”的问题了，甚至连汉语也打算一并现而代之，代而化之。
       今人的问题不好解决，那么古人呢。王先生的办法是——白话文言。就这一点我们来做两个实验：
       第一，古人原句加白话译文——噫吁戏，危乎高哉！（哇塞！好高好危险哦！）
       第二，直接引用白话译文——孔子云：朋友从老远的地方来，我好开心耶！
       王先生最后一条建议事关“成语改造”，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将一本成语辞典从头查到尾，以确定哪些“深奥”，哪些“浅显”，然后像英语词汇表一样，分别标上类似于“中学”、“四级”、“六级”之类的符号，再将“六级成语”（或许还要包括不少“四级”）改造成浅显的成语或者翻译成白话。只是如此巨大一项工程，不知该由谁来做，完工以后，又能否得到认可？
       《汉字现代化研究》这一小节的标题为“汉语拼音文字对于语言规范的要求”。很显然，这里所谓的“规范”绝不仅指病句错字之类，而完全是针对文言而来的。换句话说，著书立说，一旦出现文言，便可斥为“不规范”，有待整改。遗憾的是，作者自己定下规矩，自己却难遵守。我们从书中随便挑选几例：“象形法有种种局限性，复杂者难象其形，抽象者无形可象。”“汉代以后，字形变化相对较小，词音、词义则不断地产生变异，真所谓‘女也不爽，士贰其行’。”“这是‘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知之为不知，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自相矛盾的现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人只要喝过几天墨水，背得几首唐诗，词约义丰、朗朗上口的文言便悄然潜入，弥漫身心。文化程度越高，“中毒”便越深，越是无可救药。像作者这样习惯舞文弄墨的人，若是不许用文言，恐怕比死还要难受。
       如果说，普通话再过五十年还有望普及的话，那么，文言这种“毒瘾”届时能否彻底根除，就实在令人担忧了。
       三、同音词。所谓汉语拼音不是拼汉“字”的拼形方案，而是汉“语”的拼“音”方案，简单地说，也就是不拼写“字”，而只拼写“词”。事实上，这与“拼写白话，不拼文言”性质相同，为的就是避开同音字。例如，“行”、“形”、“刑”、“型”，单个使用，发音相同，无法识别，但若是双音化，变成“行走”、“形状”、“刑罚”、“模型”，便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了。
       王先生一共指点了九种分化同音词的办法，我们选取四种略做尝试。
       一是增加音节，不说文言的单音节词，把它扩展成为白话的双音节词。例如：衣→衣服，藏→躲藏、隐藏、埋藏，道、路→道路……现根据书中的提示，再做补充：丰衣足食→丰衣服足粮食；东躲西藏→东躲藏西躲藏；穷途末路→穷前途末道路……
       二是扩展被缩略的词语。例如：致癌→导致癌症；治癌→治疗癌症；制癌→控制癌症；“外贸”还原为“对外贸易”，以区别于“外貌”……然而，若是碰上“公司、公私”；“工伤、工商”；“工艺、工役”；“攻击、公鸡”；“功课、攻克”；“功德、公德”；“工薪、攻心、公心”；“攻势、公式、公事”；“功力、功利、公历”呢？这又应该如何“扩展”，以示区别？更不用说，万一同一个班上，竟然来了“宫力”、“宫立”、“宫丽”、“宫莉”几位同学呢？
       现在通行的汉字大约为七千个，而读音仅有四百来种，这也就是说，平均每种读音至少包含十七个同音字。如果考虑到很多人普通话讲不好，“公民、功名”，“南方、蓝方”一锅煮，同音字的数量就更大了。如此棘手的难题，怎么解决呢？我们从《汉字现代化研究》中选取的第三种是把一组同音词中的一个改为短语。例如：初版→第一版，以区别于→“出版”；游船→旅游船、游览船，以区别于“油船”。确实，照此办理，把“公鸡”与“母鸡”分别扩展为“公的鸡”与“母的鸡”，不就可以与“攻击”与“母机”截然区分开来了吗？即使是同音人名问题，照此办理，也不过小菜一碟——把名字扩展为“宫力量”、“宫建立”、“宫美丽”、“宫茉莉”，岂不迎刃而解？
       四是更换同义语素。例如：期终→期末，以区别于“期中”；油票→油券，以区别于邮票。如果真有哪位嫌“公的鸡”与“母的鸡”，还不够言简意赅、悦耳动听，那就不妨“更换同义语素”，比如，更换为“雄鸡”与“雌鸡”，甚至干脆拟人化——“男鸡”与“女鸡”。
       四、文改悖论。王开扬先生对文字改革的艰难也有清醒认识：“中国的文字改革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悖论：不识字的文盲和正在刻苦学习繁难汉字的儿童既没有提出文字改革任务的知识储备，也没有话语权；通过‘十年寒窗’掌握了汉字的知识分子有了话语权，但同时也丢失了汉字需要改革的体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另外学习新文字——哪怕是极其容易的新文字。于是，一代又一代需要文字改革的儿童长大成人以后，转而成为反对文字改革的主力军、话语霸权者，或者根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
       事实上，这一悖论才真正一语道破汉字改革最大的障碍，或者不妨说，它揭示了文改运动一个最大的悲剧——对汉字改革渴望最为强烈的人，偏偏没有话语权；而一旦拥有了话语权，偏偏又最为强烈反对汉字改革！
       那么，“十年寒窗”掌握的汉字，为什么就舍不得抛弃？明明有“极其容易的新文字”，为什么就不愿意接受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汉字使用起来实在是太顺手了。这就有如学会了代数，便不愿使用四则运算，学会了五笔输入法，便不愿使用拼音法。我们不妨举个例子：fǔza zhěnan xiang qí xíng,chǒu xiang zhěwúxíng kěxiang。试问读者，就算您拼音娴熟，张嘴即来，能一下子明白意思吗？再看相应的汉字：复杂者难象其形，抽象者无形可象。
       汉字与拼音，孰优孰劣，可谓一目了然。简言之，一个人只要掌握了高级复杂的技能，就绝不愿意重新学习低级简单的技能；反之，要想将一个人永远限制在低级技能阶段，就只有一个办法——永远不要让其品尝到高级技能的甜头。
       对于这一点，王先生了如指掌，而且不乏理论根据：“对于同音词比例的感觉，学龄前儿童、文盲和知识分子的感觉截然不同。学龄前的儿童、文盲的听和说都以词为单位，他们的脑海里没有汉字的储存，所以他们如果学会拼音，用拼音看和写的时候，不存在从拼写形式到汉字的转换，所以他们看拼音、写拼音跟听话、说话一样，没有感觉到多少同音词的干扰；知识分子则不一样，他们听、说、看、写都存在和汉字转换的问题，他们始终拿汉字作为标尺，来衡量这个拼音对应于哪个汉字，那个拼音对应于哪个汉字，就像外语、外文程度不高的人，总是把外语、外文转换为汉语、中文来理解一样，结果不仅大大减慢了阅读速度，而且造成满脑子都是拼音的同音词——其实他们感觉到的同音词绝大部分不过是汉字记写的同音语素而已。学会了汉字，‘忘掉’了汉语，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问题。而语言学判断同音词，则纯粹是从汉语出发的。”
       文字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见成效，其关键就在于它依靠的对象全部是学龄前儿童与文盲，可想而知，这种“乌合之众”又岂能与清一色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正规军”相抗衡？更可悲的是，学龄前儿童一旦上学读书，学会了汉字，又纷纷战地反水，“转而成为反对文字改革的主力军、话语霸权者”。因此，要想让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把汉语拼音文字当成书面语言使用（也即所谓的“一语双文”），那就只能使其自幼便“远离汉字”。因为一旦接触汉字，尝到甜头，立刻就会被吸引过去，就会仅仅将拼音当作跳板，迅速跃向汉字。为了有效防范这类过河拆桥的叛逆之举，就必须精心设计一个全封闭的、丝毫不受汉字污染的拼音文字社会，从家庭到幼儿园，直至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问题在于，谁愿意亲身一试？正因为种种难题的存在，所以，王开扬先生最后虽然无限憧憬地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现代语言文字学原理是保证中国的文字改革正确前进的两条轨道，汉字难学难用是中国文字改革的不竭动力……”遗憾的是，文字改革这辆列车，整装待发已愈百年，至今仍然滞留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