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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莽汉诗人李亚伟于2006年1月出版了他的个人诗集《豪猪的诗篇》。这算不算他的第一本诗集呢?从书号(即合法出版)意义上说，运算是第一本。但是，从事实上说，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我早在1984年就读到了，那是用打字机打印的，名字就叫《手虫诗》，16开本，粗糙的纸张，也没任何装饰。这本自印的个人诗集我保存了20年，然后，在亚伟决定编选这本《豪猪的诗篇》的时候，连同我保存的其它莽汉诗歌打印集(如《恐龙蛋》《打击乐》等)一起还给了亚伟。
       今天，我拿到《豪猪的诗篇》，看着《硬汉》《中文系》《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老张和遮天蔽日的爱情》《给女朋友的一封信》《象棋》等诗篇时，虽然出现在眼前的是铅字，但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却是亚伟当年的手写字迹。比如《象棋》，那个“象”字被他挥舞成了什么样子，现在都一清二楚。这是因为，当时出这些打印诗集，靠的是私下认识的某个机关的女打字员，但如果这个打字员换岗位了，或是因为其它什么原因不愿或不敢干这事了，亚伟就得自己在钢板上刻蜡纸，然后将这一页页“手书”贴到油印机上印出来。那时候，也就是1984年和1985年，我平均一个月就要收到亚伟从酉阳县城寄到涪陵城来的这些用劣质纸张打印或刻印的诗集。而我们在涪陵的几个朋友，每个月，甚至每周，都在翘首等待这些诗集的到来，以便在茶馆传阅，在酒馆朗读。这期间，亚伟及他的莽汉朋友二毛和蔡利华也来过几次涪陵。亚伟在茶馆里亲自为我们朗读了他的《武松》，当时的气氛，至今印象深刻。
       我是读着亚伟的诗歌长大的。这样说有把亚伟显得比我更老的嫌疑，而事实上，我们是同龄人，都生于1963年。亚伟写这些诗歌的时候21岁。我读它们的时候也是21岁。青春勃发，意气相投。而我之所以没有加入到“莽汉”的行业，实在是因为性格所致。我生命中缺少“莽汉”的气质。而莽汉诗是不能生造的，它不单纯是诗，更重要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诗歌写成那样，实际上是因为诗人的生活就是那样。这有点像古代那些诗人，金戈铁马，那都是真的，并非纸上谈兵。回想亚伟当年的那个样子，真的是一头浑身都“挂着诗篇的豪猪”。我妹妹现在都还在说起，她无法想像现在人到中年的亚伟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她看见亚伟的时候，亚伟还是用伤湿止痛膏来贴补衣服裤子上的那些破洞的一个“浪青”(即到处“打秋风”的流浪青年)。这绝不是现在的“哈迷”们那样的故意为之的扮酷。那时候，他及他的莽汉朋友们是真的没钱，不然也不会在诗中幻想“树上都长满了卤鸭子”了。但也就是这样的生活，吻合着他们的诗歌。也因此，他们才敢宣称，自己是为那些打铁匠和大脚农妇而写作的诗人。也就是“人民的诗人”。试想，这口号要是出自那些衣着光鲜，拿着专业作家工资的人之口，是多么的矫情和虚伪。而亚伟们敢这样说，是因为那些从豪猪腰间甩出来的诗篇，拿给“人民”去读，“人民”真的读得懂，读得过瘾，读得豪气冲天，忍不住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这并非我感情用事的虚构。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我都有过几次去大学搞所谓诗歌讲座的经历。按说，我的性格、学识及口才都是上不得讲台的。但是，我之所以敢窜起去。就是因为我的兜里揣着亚伟们的莽汉诗篇。事实上，它们成了我的护身符，让我渡过了多次难关。当我在台上辞不达意，或根本就没词了的时候，我就把手伸向我的腰间，从兜里摸出一本皱巴巴的打印诗集，说：“同学们，我给你们读几首莽汉诗吧。”于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一度循规蹈矩、死气沉沉的教室或礼堂一下就变得鲜活、生动起来。我也曾经将李亚伟、马松以及胡冬、万夏的诗歌读给身边的那些并不写诗甚至也基本不读诗的朋友和熟人听，他们听过之后，无不兴奋地大喊一声：狗日的这些家伙!哈，那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些诗就是我自己写的一样。
       我记得，亚伟、二毛、马松等莽汉诗人在寄他们的个人打印诗集的时候，都喜欢题写“xx兄弟下酒”这样的赠言。事实也是，亚伟及其以他为代表的莽汉诗人们曲诗歌。就是“人民”最好的下酒菜。套用朱文一篇小说的句式，问一下“人民到底需不需要诗歌”?我想，摆在眼前的这本(豪猪的诗篇)就是一个肯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