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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强盗，叫普罗克鲁斯特，他喜欢把捕到的人放到床上，如果比床长就把人截短，如果比床短就把人拉长。不幸的是，今天的诗坛被张清华先生捆绑上了“中产阶级趣味”的床?
       早在2003年，张清华先生在《21世纪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卷序言》里曾经严峻地指出：“最致命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今天写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的趣味”。但是，孤掌难鸣，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而最近他又撰文《个体的命运与时代的眼泪——由‘底层生存写作’谈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再次“强烈地反对我们时代的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的虚伪性。”2006年2月《星星》诗刊上的《关于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一文，再度重复申明2003年的基本观点，而且语气有所加强：“这种病症在近一两年中更加明显起来。”
       毋庸置疑的是，以“专业”和“技艺”为借口愚弄读者的行为，人文精神和启蒙立场的失落，冷漠与自恋的大面积出现，这些问题并不是近年才出现的，而在1990年代之初就已经成为划时代性弊病。张清华对此的批判，确实体现了一个有责任的学者和批评家的良知。但是，这些问题能不能从中提取出一个与更晚近出现的“中产阶级”相关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命题?难道诗歌真的成为“中产阶级”的下午茶了吗?——非也。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伪命题。我们在感激张清华有力的警醒同时，不能不对他的概念逻辑与诗歌现实的脱节表示遗憾。
       首先一个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不是必然同步地出现“中产阶级趣味”?我们知道，经济发展与艺术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而且艺术廿审美趣味卅的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稳定性更强。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刚刚出现，未必一定会即时出现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诗人。为数并不多的下海经商的诗人，驾驶豪华车，入住豪华别墅，他们能够代表着一个诗歌界吗?他们能够左右整个诗歌界的审美趣味吗?在一个网络相对活跃和民刊印行相对宽松的语境下，这些中产阶级们真的能够拥有可以滥用的话语权吗?张清华的剖析在整个大的社会语境下来看，绝非危言耸听，但是放在诗歌语境里难免削足适履。
       张清华一定知道，诗歌的状况与其他叙事问题的境遇有着极大不同。他论述道：“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也已经界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居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士们，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据说很不合理的分配中分得了一杯羹，尽管在政治上还是孱弱、苟且和暧昧的，但在与大众文化甚至主流文化的‘合谋游戏’中，却已经相当老道和获利甚多。甚至他们还由于已习惯于‘视文化为商品’，而‘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这种指责如果针对大文化界甚至小说和影视倒还有比较大的有效性。现在确实是图书市场上诗集逐渐增多，但是几乎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靠诗歌发家，而写诗歌的人也极难借此步入白领阶层。因此，对于诗歌界来说，张论几乎是无效的。张先生也承认，中国的中产阶级廿我喜欢称之为身份暧昧的“新贵阶层”卅人数正在迅速扩大。他极富历史洞察力地指出：“我们也完全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中产阶级的生活诉求和政治诉求，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我们不但无权反对它，而且还要希图更多的人都过上这样的生活。”而接下来的论述就值得商榷了。他说：“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却应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它在为文化和艺术开拓了最大市场的同时，也制造了文化与艺术的虚假繁荣，使我们时代的文学和艺术、特别是诗歌普遍地患上了苍白与虚浮的病症。”我倒要反问一句：为什么我们认可中产阶级的经济生活诉求和政治诉求，却屏蔽掉他们的文化与审美诉求?覠这种逻辑的尴尬，同样存在于下面论述：“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在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化，却早早地实现了在精神和文化趣味上的中产阶级化，真是可悲之至。”这里隐含着两个信息：一、他似乎认可随着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确立势必会合法地产生精神和文化趣味的诉求；二、但是他们的精神文化趣味一旦形成，他却感到“可悲”。
       其原因是什么呢?覠恐怕原因在于张清华自己也未必清楚中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与审美诉求究竟是什么，从而把“中产阶级的精神文化与审美诉求”混同为“中产阶级文化趣味”。也正因此，他才在对中产阶级精神文化诉求特定内涵的理解悬空的情况下，错把一些诗坛上的负面表现当做中产阶级趣味，以为这些所谓的中产阶级趣味就是中产阶级当下精神状态的本质或者主流。所以他才担忧道：“如果是由这样一群以精神贵族自居的人的趣味主导了艺术，那这个时代的艺术也必将呈现出腐朽、苍白和浅薄的一面。”
       张先生批判了诗歌写作中的三种倾向：“冷漠”、“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无节制的所谓‘叙事’”。问题是，这三种倾向是不是已经成为诗坛的主流倾向?覠即使退一步说，已经成为诗坛主流，那么，它们是不是具有中产阶级的特质?覠换言之，这三者能不能有效地提取出并且支撑起一个宏大的概念——“中产阶级趣味”?覠诚然，这三种倾向确实需要警惕。但我感觉这仅仅是张清华对诗歌界的印象而已。张清华对这些现象的发现无疑十分敏锐，具有极大的警醒意义，关键是他给这些现象赋予了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形式，而且进一步扩大化，使之成为整个诗坛上的“第一有害者”。既然是感觉印象，那么每个人对诗歌界的感觉印象是不一样的。如果是针对某些官刊和部分网络论坛，这些倾向十分普遍，但民间诗刊仍然不乏敢于担当精神的尖锐者，如《非非》的“红色写作”与“体制外写作”的倡导，意在对当下诗坛进行价值清场；小资产阶级的阵地，上海2004年新创刊的《活塞》和复出的《大陆》，彰显出的深度介入现实和历史的言说立场；《低诗歌》《垃圾派》《垃圾运动》等民刊掀起的“垃圾运动”，在驳杂不一的书写中呈现出强烈的叛逆质素；《诗参考》《葵》《女子诗报》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时有见证时代沉痛之作；《诗歌与人》倡导的“完整性写作”也在显明诗歌价值追求的自觉。
       我们当然需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保持“对公共领域的思考与判断”，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概念，我们需要将它“活化”为诗歌的立场。在诗歌领域里，这种对生存之痛的承担，更多的是个人性的介入与担当，以个体生存和生命状态的敞亮来见证时代，而不是镜子式的映射现实世界。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很容易地会回到1980年代的思路，即道德化的“群体代言性”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