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从上世纪拱年代中后期开始，当代诗歌的格局，无疑日趋复杂了。一方面，是诗人之间基本“共识”的瓦解，那些曾被脆弱掩饰的差异、矛盾，在诗坛论争中被统统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网络、媒体、资本的不断介入，也改变着原有单纯的写作与阅读的生态。面对暧昧错综又缤纷多彩的现实，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说法，以完成整体的历史命名，已变得相当困难了。虽然在现今的诗坛上，也流行着不少集团的或代际的概念，但它们或者过于粗糙，或者表达的只是小范围内的雄心，在读者与诗人那里，并没有赢得足够的尊重和信任。这种状况的造成，并不能归咎于批评家的懒惰或无能，事实上，这与当代中国整体的自我阐释能力的缺乏有关。当原来的启蒙话语、文学独立性话语、自由主义话语，在一个物质与符号、先锋与时尚、消费与欲望高度混杂的现实面前，愈发捉襟见肘的时候，一种总体性的阐释视角是缺失的。某种焦虑也必然随之产生，因为失去了发言的“至高点”，批评家似乎也只能与纷繁的表象打交道，无法将内心的判断高屋建瓴地上升为宏大的命题，也不能对诗歌写作中的诸多病症鞭辟入里地做出诊断。如何赢得、甚至“发明”出一个新的总体性视角，或许正是部分批评家的抱负所在。
       张清华先生发表在2006年2月《星星》诗刊上的《关于现今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问题》一文，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出自于这样一种抱负。其实，此文对当代诗歌的诸多批评，诸如对个人经验的沉溺，与公共领域的脱节，叙事的泛滥等，都不是什么新鲜的发现，若干年来类似的批评始终此起彼伏，但用“中产阶级趣味”统摄这些意见，使之能够上升为一种总体性的命名，显然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亮点。所谓“中产阶级趣味”，作为一个文化批评的概念，早已在不同领域内被过度使用过，但用在一贯以“先锋”自表的诗人身上，却并不多见。通过这样一种升华、概括，上述局部的批评无疑也获得了—种至高临下的优势，在启蒙的批评立场与底层大众的代言立场的双面夹击下，“中产阶级趣味”在道德上、美学上的尴尬与浅薄，也暴露无疑。在这里，我无意暗示对道德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的不满廿作者在文中称自己甘愿冒被误读的风险卅，我甚至认为道德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在当下的有效性，更值得强调。然而，匆忙地将诸多问题打包处理，归之于“中产阶级趣味”的名下，这种“总体化”方式似乎还是印象式的，它大致有趣，却不足以构成真正的批评穿透力。
       当然，在一个贫富差距逐渐体制化的层级社会中，文人的立场很容易暧昧不清，很容易在社会的纵容中蜕变为一种体现社会区隔的趣味，与消费文化达成潜在的合谋。但就中国当下错杂的社会分层而言，身份、意识、立场、趣味之间并不是存在明确的对应性，缠绕与纠结的状态，正需要更细致的分析与辨认，不是引用几项统计数字及一些经典学术，就可以轻松完成“控罪”的论证。譬如，文中多次提到的“自我沉溺”，如果将之归咎于“小资产阶级趣味”，归咎于时尚教唆出的“波波文化”，也未尝不可。熟练地把玩阶级分析的工具，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惯例而已，大凡经过革命传统教育的中国人，对这样的批评技巧都并不陌生。
       可能是篇幅有限吧，作者激烈地提到了很多问题，但笼统罗列之外，就是强有力的判断。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学理上，这种方式保持了“正确性”，也取得明快的修辞效果，但在“明快”与“正确”之中，恰恰可能遗漏具体的说明性。从这个角度说，文章中一些尚未充分展开的环节，倒更值得期待，譬如：在消费性的社会结构中，在一种以快感为核心的生活秩序里，诗人的社会角色该怎样重新安排?覠诗人的主体意识怎样突破专业化、圈子化，获得一种公共性?覠诗歌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方式，怎样在挣脱历史束缚的同时，又与历史形成清新的关联?覠在这些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说明的时候，挪用一些既有的尺度，做法官式的判断，除了引起些许事件效果，增添若干崭新话题之外，可能仍是一种情绪的、印象式的表达，并不能增进对现实的认知。概言之，在总体性视角丧失之后，与其宏观地挥动“正确”的批评武器，不如作更审慎的微观辨析。有的时候，适当的缄默，或许是一种批评伦理的更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