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当今中国诗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中产阶级趣味”问题，甚至也不是表面上的中、西之争(尽管都有关)，而是应该恢复中国诗歌之“名”的问题。
       中国人曾经把诗看得很重，所以<诗》成为“经”。它所担负的责任远不止于今天所谓诗歌，所谓艺术，所谓审美。无论是“官志”、"官寺(时)”之说，还是孔子“兴观群怨”、孟子“知人论世”之说都强调诗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功能。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发现的战国竹筒(孔子诗论)(目前所知先秦文献中的惟一诗学专著，以往则以为汉代的四家“诗”是最早的诗学专著)，概括了四类(诗)旨[1](颂)是‘‘歌颂文武平成天下之穗”；《大雅》是“歌颂王公大人的盛德”；《小雅》是“叹息为政者少穗”；《风》是”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可见“穗”为中国诗歌的主旨，而社会“存在”乃为“德”借以显现的物质性基础。至于诗是何时开始堕落为纯粹的“审美”的?理论上可追踪到老庄，实际上按鲁迅先生考证则始于魏晋，美其名日“文学的自觉”。那时文人处境险恶，据说有名的知识分子(诗人)不下一百多人，能在朝廷中混得下去而得善终者只有瘐信一人。诗人们只好“隐逸”山林或审美之中，但从此为中国文学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只是迫于强大的儒家传统，这一派不断地遭到批判，始终不成气候。反而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人急于摆脱极左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匆忙地将文学强行划归“审美”的狭窄领域，坚决反对文学的政治、道德功能。殊不知这一反叛性行为却正中“体制”的下怀。中国文学就这样自投罗网，和体制合谋起来。从此，“文学就是文学”、“诗歌就是诗歌”、“艺术就是艺术”的废话不绝于耳。西方的语言哲学传入，这些人更是如获至宝，完全忘记了“祖宗”的遗训。
       盖当今中国文学中大行其遭的“中产阶级趣味”即源于此种关于文学或诗歌的审美定义：既然审美是诗歌的本质，难道有了“本质”还不够吗?还要道德、政治干什么?许多作家、诗人坚决拒绝对文学的道德和政治评判，评论家则予以迎合。于是，一方面当代中国所有的“文学理论”教科书都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我们的作家、诗人和一些评论家则坚决否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这种矛盾局面，可谓荒唐之至：看起来反而是“体制”本身在不断地提醒人们体制的存在和反对、完善它的必要；作家、诗人这些“时代的良知”反而忘记了这回事。可能“饱食终日”(列宁语)的中产阶级们的确希望大家都忘记这回事。
       可惜的是，还是有很多人不会忘记。比如，本雅明所欣赏的波德莱尔式的诗人就不会。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把这种诗人和“波希米亚人”(马克思语)、“拾垃圾者”归为一类，互相隐喻：“当然，一个拾垃圾的不会是波希米亚人的一部分。但每个属于波希米亚人的人，从文学家到职业密谋家，都可以在拾垃圾者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低贱地位上。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在适当的时候，拾垃圾的会同情那些动摇着这个社会的根基的人们。[2]本书的译者张旭东在中译本“序言”中评论说，“的确，文人与：波希米亚人，，与那种浪浪汉一样享有
       自由，但这却是一种失去任何生存空间的自由，一种被抛弃的自由。本雅明向我们暗示，这便是摆脱作为一件商品，一个符号的存在所需付出的代价。[3]”中产阶级艺术趣味的核心正在于主动地使自己以及自己的艺术产品成为“一件商品，一个符号的存在”，待价而沽。但是，我们的时代既是一个中产阶级越来越步的时代，也是一个到处充斥着“波希米亚人”和”拾垃圾者”的时代。看看诗坛现状便知此盲不虚。2003年，“中国出了个‘垃圾派”，，还有“垃圾运动”、“低诗歌”、“反饰主义”、“物主义”、“空房子主义”、“草根诗学”、“完整性诗学”等等，还有遍及天下的“打工诗人”。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人中不光是四处流浪的“波希来亚人”，其中还有政府公务员(甚至是官员)、人民警察、报社老总、教师、公司职员等形形色色本该属于中产阶级的人们。这一场诗歌的“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拾垃圾”，其理论代言人主一张嘉谚教授写了近两万宇的长文<中国低诗潮)贴到网上，反响强烈，“反饰主义”的主将丁友星跟了这样一贴：“低诗歌运动是现代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战略环节。我们的战略构想是：以《论现代文化革命》《现代文学革命的使命与任务及其走向》和《低诗歌运动)为架构，构建现代文化革命运动，然后再从低诗歌运动开始，到现代文学革命，到现代文化革命，最后全面彻底地开展现代文化革命广这些文章虽然不得正式发表，但其理论的结构与气魄岂是中产阶纹的一点小费情调可堪比拟的，所以，若仅仅是一个艺术的问题，中产阶级趣味倒一点也不用怕，充其量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考”的自摸自慰罢了。文化，文化，“化”不下去就会自动死亡。谁在创造着未来的文化，还说不定呢！
       不过，“中产阶级趣味”借助体制的力量控制着学术和媒体的话语权，对“下一代”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看起来倒真的很可怕。不信问问你周围的孩子，除了韩剧、卡通、网络游戏、王菲、周杰伦，他们还对什么感兴趣?如果把“打工诗歌”拿给他们看，他们一定认为作者在撒谎，网络游戏岂不比打工有趣多了，“那些人”干嘛要去打工呢?
       可是，我们到处看到的仍然是越来越纯、越来越纯的“艺术”。要么是玩”谁都懂又谁都不懂的哲学；要么是“玩”跟“艺术”一样高雅的汉字；要么是在夜深入静的时候自己“玩”自己……好一个“玩”宇了得!反正是跟“外面”的现实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要苗除这种发了霉的“趣味”，光针对其本身是不够的，还得刨刨它的理论的“祖坟”，那就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滋生出来的绝对性的”艺术独立”、“审美独立”等等的论调。这种论调在某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也许是有用的、具有革命性的，但从长远来看，却是有害的。何谓“美”?既不是纯粹的感性 《西方最初的美学为“感性学”》，也不是“羊大”为美(实用主义)，而是“羊人”为美。据考证汉字的“美”不是“羊大”，而是“羊人”，即人戴着羊头跳舞，有巫的色彩。而我却宁可这样理解，人看着自己的羊，才会觉得“美“，才能跟它和睦相处；饿着肚皮的人，眼里看到的却是别人的“羊”，就一点也不美了。什么意思呢?诗歌包含着“美”，但“美”还不是诗歌。什么是“诗”?问问孔夫子，他比我们都看得深。
       2006年2月21日
       注：(1)陈桐生(《孔子诗论，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12月。页174．178。
       [2][3]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页38；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