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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诗刊发起的“诗歌是否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下午茶”的讨论，我以为是有意义的。我从基本意向上，与张清华批评当下诗歌“冷漠”、“自恋”的观点有一致之处，甚至早就写过大量批评文章。但是，我却不同意将“叙事性”、“技艺”也放到对所谓“中产阶级趣味”的批判的论域里，一竿子抡掉。因为它们肯定不是一码事。很简单，中产阶级也可能会喜欢抒点儿情，还可能会戏剧式处理，我们总不能把抒情和戏剧性也通通抡掉吧。
       由于这次讨论有一定规模和影响，考虑到可能会造成认识上的误解和混乱，我想在肯定张清华对诗坛批评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着重再陈说一下对“生存经验”、“生活细节”的叙述性的特殊强调，恰好是近些年诗歌深入生存、以及技艺上的长处之一。我想，诗坛的问题不在于融汇了这些“非文学话语”，而是它们在“如何进入到文学”中去时，有着不同的思想和艺术水准。对此，好处应该肯定，坏处必须批评，我们在分辨和评价上一定要慎重对待。
       让我先从短短的“回顾”，来进入“经验”叙述和“技艺”问题的讨论——
       惫构年，诗坛爆发了激烈的“盘峰论战”。虽然这场论争在我的心目中更多是一场迟到的诗学理念的交锋，但它也让双方都有了更深入自觉的触动。其实，在论争之前的上个世纪拱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诗人”的写作已明显加入了对“现实生存”的处理；而“民间诗人”的写作已明显有灵魂追问的分量。而且，拱年代中后期虽然他们具体的写作方式不同，但他们所做的工作同样都扩大了先锋诗的历史想像力，并追寻着更内在的本土“经验叙述性”。其实，二者之间在诗歌精神和功能上，本来存在着许多可以沟通、对话的公共平台，至于各自的表达策略，则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如果摆脱掉诗坛在“象征资本”的分割上的争斗，今天，我以为先锋诗人已普遍认识到，与其它艺术门类中的想像力不同，诗歌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语义积淀，决定了我们在衡估诗歌文本中的想像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对现实和历史生存的命名能力考虑进来。因为，“没有一种历史尺度的私人生活展示，只是一个表象和一个谎言”廿哈维尔语卅。特别是对先锋诗歌批评而言，想像力与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二者应是互为条件、彼此打开的，离开任何一方，诗歌文本在意味和形式上的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
       新世纪以来，尽管有一些诗人进行“反文化”、“反道德”、“非历史化”写作廿对此我已多次撰文分析批评，此处不赘卅，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那些有效的先锋诗歌写作，既继承了拱年代的“生存经验叙述性”意识，而在具体的写作方法上又有所变通。我揣摩，张清华其实想说的只是诗歌的承担意识，而非真正声讨作为诗歌方式的“叙事性”吧?
       我看到，除了八九十年代已经成名的先锋诗人外，新世纪以来逐渐引人注目的大量活跃的诗人们，依然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生存经验叙述”。且以被“定性”为是新新人类、“下半身写作”的尹丽川的《周末的天伦》为例：
       父亲弯下腰／从报纸堆拔出／一个能吓住大伙儿的题目／从记忆的银行／取出这星期以来／攒下的对时局的看法／／他转过身来 ／母亲在沙发前／坐了多久，那部韩剧／就重播了多少遍／／哥哥和网友的那盘棋／总是分不出胜负 ／嫂子教侄女弹琴，像一对姐妹花／／“还有我呢，父亲”／我嗑着瓜子，迎上他的眼神／这么多年，您培养我／不就是为了，培养一个知己红颜／／“你怎么又瘦了?覠住的地方安空调了么?覠”……／／我转过身去／父亲啊，难道我们就不能／像真正的知己一样／谈谈伊拉克和该死的天气／美国和咱国的未来
       这首诗，不但是“叙述”，而且是小小的“本事”题材。在写法上也背叛了诗歌“高雅的血统”，但它更有内在的活力和热情。诗人择取了家庭生活中我们见惯不惊的一个片断，其叙述口吻也是谐谑甚至是轻松的，但它表达的意味却很丰富。诗人先写了家庭生活廿典型的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卅的放松和温馨，然后猛然揭示出在温馨的“褶皱”里所隐藏着的噬心的性别歧视文化传统。这二者相互融合在一起，就像将两片不同的着色片重叠起来，在对含混的家庭琐事逸闻的透视中，更内在地体现了诗人的文化批判穿透力。这里，表达越轻松就越有分量，越无可无不可，就越“非如此不可”。诗人的叙述情境是“具体”的，但叙述视野又是足够宽大的——这就是我近来多次说过的“用具体超越具体”。
       但是，张清华所批评的“无节制的叙事”的确是存在的。不论它属于什么“阶级”，它们对一首好诗来说都是个“瓶颈”。中国先锋诗歌在我看来已经进入了一个“具体化或细节呈现”的写作时段。然而，对一个自觉的诗人来说，仅仅意识到“具体细节”还是不够的。我的确看到一些流行的先锋诗歌廿什么“阶级”的都有卅，由对空泛的“抽象”的回避，发展为对“具体”、“细节”的过度依赖，这就造成了琐屑低伏的“事物”的进一步膨胀或壅塞。当下和未来的先锋诗歌，既需要准确，但也需要精敏的想像力；语言的箭矢在触及靶心之后，应能有进一步延伸的能力。所谓的诗性，可能就存在于这种想像力的双重延伸之中。
       所以，我想关于“诗歌是否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下午茶”的讨论，不应导致诗歌又成为对其他某某阶级的“代言人”“大众呼声”的吁请。而应是一个关于当下“诗人何为?”的问题。对此问题，我的回答是——诗人要继续探询生存、生命经验和母语表述方式的可能性，要以诗歌独异的话语方式，为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语境“命名”。而要真正有效地做到这些，就需要我们大面积调整自己的写作前提，严肃地厘定作品的“及物”感，继续完成修辞基础的转化；在技艺上既更加大胆实验，也更加精益求精；扩大诗歌文体的包容力，由对抒情性的痴迷，转入对经验的吟述；由居高临下的所谓“精英独白”，转入平视角的沟通与磋商、对话；由“独与天地精神往还”，转为对世俗生命的涵容和吟述；由对语言幻象境界的生成性展示，转为对现实“场景”的准确的寓言化处理。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有效写作那样，在诗歌中恰当地加入显豁的叙事性、多声部对话感、戏剧独白、反讽……乃至滑稽模仿成分。
       在张清华所批评的那些“温文尔雅”“波澜不惊”“精妙的”诗人看来，高级的“原诗”，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已是指“关于诗的诗”，“一首诗源于另一些诗”。对此，我愿意坚持一种“不高级”的关于原诗的看法。这种看法，按照海德格尔在《林中路》里的表述就是：“存在之思是诗的原初方式。存在之思就是原诗。”是的，诗歌，如果仅成为对已成文本的精妙仿写，成为一种表演化的“人生风度”，而不能或不屑于对我们的生存和生命达成深层的对称和揭示，在我看来，这样的诗就是不值得写的。
       另外，我也多少能同意张清华所批评的“业已成熟的诗人们才华的败落”。但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才华并没有“败落”多少，但他们确实出现了——成熟的停顿。我历来反对为风格而“风格”，保持我们的诗歌活力和有效性的，主要是我们对鲜活的生命经验的挖掘和呈现，而不是固定化的“风格表演”。所以，与其说我们笼统地关心“写诗”，莫如说我们应更为关心“何为真正有意义的写作”。
       一次，在大连“中国当代诗歌国际研讨会”期间，我曾问过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李欧梵教授一个问题：“如何概括中国现代诗的特性?覠”他说：“那些优秀的现代诗，总是以个体生命经验呈现的方式，显现出对时代经验的把握。诗人对语言挣扎过程和新的写法的探索，也是对历史——文化困境的自觉。”这或许才是富于历史感和形式感双重视野的回答。我认为，我们今天的诗歌更应让本真的生命经验在语言中扎下根，而对“诗人何为”，以及“为何叙述”、“技艺探索意义几何”的追问，也只有置于这个具体时代语境中，才有真实的分量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