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近两年围绕着经济学家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议，使经济学家的社会评价变得不那么正面。在街谈巷议和自由程度较高的网络空间，对经济学家的指责不绝于耳。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想，这与经济政策出现偏差、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的激化有关。改革时代，经济大潮，把经济学家推到了前台，使经济学家“风光无限”。一旦改革出现了问题，自然经济学家就成了“出头椽子先烂”。
       那么，我们的市场化转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当今世界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北京共识”正风生水起，中国被认为是少数几个创造性地实现经济和社会模式转变以及高速经济成长的国家之一。局外人都以羡慕和欣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国。但在中国国内，负面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国内公众舆论对市场化改革中的诸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等问题，以及诸如资本市场的失败和医疗改革的推倒重来等等颇多争议。
       对此，究竟怎么看？我最近关注较多的两本书其中的一些内容，或有助于对这个问题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一是由黄平和崔之元主编的《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以下简称《中国与全球化》）。在不久前的一次讨论会上，崔之元先生把这本书赠给我。书的内容正是我的兴趣所在，故而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了全书。本书收录了“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威廉姆森和雷默所撰写的关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论文，以及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如斯蒂格利茨、罗德里克、黄平、崔之元、胡鞍钢、俞可平等）对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评论与回应，以及对中国经验的反思。另一本书则是由我本人主编的《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以下简称《市场经济发展》），作者包括了国内研究经济转轨问题的老中青学者，以及一些来自境外的研究者。作为编者，我对本书的内容和观点并不一定都同意。
       这两部书的差异是很大的。《中国与全球化》专注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其作者大都声名显赫，既有经济学者，也包括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其视角既有经济学的，也有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而《市场经济发展》的作者无论年长、年轻，都是清一色的经济学者，关注和讨论的基本是纯粹经济问题，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也更加技术性和经济学化。尽管有许多差异，但这两部著作的主题却是相同的或相近的，譬如对于经济转轨道路的讨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对中国与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经济转轨异同的分析等，都是要探究后进国家走向市场经济和现代化之路。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具体题目，而是从这两部著作问世的背景、所讨论问题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从北京共识获得国际影响而中国转轨政策又面临颇多挑战的现实环境看待问题，应该说，这两部著作的关注点是相同的，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也是一致的。
       阅读这两本书后，除了对两个共识和中国经验获得更深刻认识而外，我还特别对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对经济转轨道路与市场经济发展显现出的不同认识，以及认识问题的不同角度和视野颇感兴趣。因为它涉及不同学科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方式的异同，也有助于理解前述对经济学家的“非议”。
       先说两个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提出者约翰·威廉姆森在《华盛顿共识简史》一文中详细回顾了华盛顿共识提出的背景，明确列举了自己所提出的华盛顿共识的十项建议，并根据近年来对华盛顿共识的批评将其进一步调整发展为“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增加了诸如制度变革、政府作用、社会公平等内容。虽然，威廉姆森似乎很委屈地辩称，国际上所流传、所批评的华盛顿共识并非他的原意，但我们从其十项建议还是可以看到，这一共识基本上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稳定化。该药方最早由国际金融组织和美国有关当局开给拉美国家，后来又被非洲、东欧以及亚洲许多国家采用，但从应用的结果来看都疗效不佳、副作用不小。按照北京共识的提出者雷默的说法，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而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
       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功被认为是因为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试图实践华盛顿共识？要知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建议是很合乎逻辑的，肯定有许多经济学家赞同这样的建议。我想，如果我们只满足于中国没有误入歧途走到华盛顿共识的道路上去，而对我们为什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缺乏理性的自觉，那就有点撞大运的味道了。实际上，中国的选择是有着充分的社会和人文基础的，是摒弃孤立主义经济思维的结果。
       黄平的文章对此做了充分的阐述。在《“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一文中，他对中国转轨和发展的经验做了社会学的总结。他的基本结论不乏深意。这就是，如果说有北京共识或中国经验，那就是不照抄任何现成模式和路径，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他讲到，中国式工业化与西方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不可能相同，因为所处的时代和条件迥然不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迥然不同，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观念迥然不同、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文化也迥然不同。他举了一个社会法制化的小例。法制化当然是中国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但在法制化过程当中，是照搬西方式的法官判案和仲裁制度，还是采用中国社会行之有效的民事调解办法解决冲突，体现了制度设计者对中国传统的认识、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外来制度本地化的思维。他认为，后者可能更符合中国的情况。因此，如果我们只是照葫芦画瓢似的学习西方的法律条文和仲裁制度，未必能使社会更加和谐。如今，中国社会法制化是大大提高了，法官和律师的数量也无可比拟地增长了，到法院打官司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连邻居家吵闹影响了休息也要告到法院。但人际关系不是更和谐而是更紧张了，矛盾和冲突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公众的福利不是改善而是恶化了。这倒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看到过的一个说法：美国官员表示愿意用一百个律师换中国的一个人民调解员。
       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经济转轨、市场化和全球化与社会学意义的观察自然有所不同，但对上述看法是应该同意的。因为它的思想就是要在中国的环境下思考中国问题，用中国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宏观过程乃至微观特征这一过程之所以基本上成功，正是因为它在中国的环境下由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华盛顿共识的关键就在于它要把一个起初只是对拉美特定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方案推而广之成为一种通用模版（甚至连用几种药和用药的顺序都是标准化的），更不用说把它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准则。从经济学角度看，华盛顿共识的十项建议大都是合乎逻辑的，如果再加上后来的补充（“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就更接近完美了。但是，这些建议，且不说符合的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则，就算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其实施还要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社会条件、经济基础、现实环境，绝非如物理学原则那般天下一理。譬如说，作为华盛顿共识十项建议第一项的财政纪律，以紧缩和削减开支为手段的财政健康化，其实施的时机和力度当然要考虑企业制度、经济活力、居民收入和储蓄状况以及社会环境，否则将会带来社会危机，并大大遏止经济活动的进行，而后者其实才是经济转轨的本意。何况，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如果缺乏国内储蓄，即使一个国家的财政得以平衡而且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该国还是可能爆发危机。至于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市场自由化，一直都是最有争议的，直到今天，在发达国家也未真正实现。
       除了华盛顿共识提出者威廉姆森以外，《中国与全球化》一书的其他作者大都对华盛顿共识持批评态度，与黄平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如斯蒂格利茨的《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胡鞍钢的《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崔之元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是，上述作者大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经济转轨问题上也是“异端”而非主流。主流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虽也未必完全接受，但骨子里总有三分认同；对中国经验虽不反对，但内心中总有一份怀疑。如，中国经济的增长比较快只是因为中国处于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之中，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则源于市场化不彻底，政府对市场作用干预太多，解决中国问题在于进一步市场化等等。
       在我看来，这种不同源于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差异。按照近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方法，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是不很完整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有自己的道德哲学、认识论，有自己的政治学、法学。中国学术中唯缺乏经济学，零散的经济思想也不甚发达。这就使近代中国人所接受的是全盘西化的经济学，是没有历史遗传的未来物，先是上世纪前半期的古典经济学，而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又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家中，最西化的应该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现实经济基础是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其大规模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已经完成，更在乎细节的雕琢和微调式的效率改进。其思维方法是绝对理性、单向思维、追求精确、最大化逻辑，排斥复杂思维、多向思维（数学模型的限制即使多因素考察也多不到哪儿去）、模糊思维（很多模糊因素是无法数学化的）。由于上述多重原因，中国的经济学家是比较缺乏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社会的了解与训练的。也正因为如此，在经济转轨中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建议和方案，更多的是从单一经济学原理出发的，是以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为背景和假设前提的。可以很理性、严谨，但常常脱离中国社会和现实。
       譬如对市场功能的认识。虽然有时候被斥责为 “市场原教旨主义”，但在经济学家中间，对市场的信赖远远大于对市场的批评。每当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中出现什么问题，经济学家的思维常常是市场解决。市场的不足被严格限制在外部性、垄断、信息不完全等因素上。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验的被重视，经济学家间的分歧也在扩大和表面化，争论经常发生（如前不久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争论）。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一书的若干论文中。譬如，中国经济转轨所遇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是国家（政府）管得不够，放弃自己职责，还是政府管得太多，市场化不够，存在鲜明对立的观点。我们在《经济转轨中政府角色的两种定位：论据和标准》、《市场与政府关系：一个交易费用解释》等篇章，以及有关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论文（如《俄罗斯经济转轨与私有化问题》、《有俄罗斯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定位、特点与启示》）都不难看到这种争议。
       诚然，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自己特有的分析工具和逻辑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比之其他社会科学更加前提清晰、逻辑严谨、思路一贯、推论严格，数学化使其更接近一般意义上科学的定义。经济学能成为显学，“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的盛行也并非全无来由。但是，经济学毕竟是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毕竟是社会现象，离不开活生生的人、由人构成的组织、集团和政府，离不开人类行为。因此，任何经济学定理和模型都只是相对的、在特定条件和严格限制下才能成立的。特别是在研究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在提出涉及具体经济活动的政策建议而不是抽象研究的时候，在调整和处理利益关系的时候，更不能唯模型和定理的马首是瞻，必须考虑到这些原理的来源和适用条件。
       由此看来，忽视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和政策实施的社会条件，以经济学家的价值代替社会价值，这正是经济学家的建议广受争议的原因，虽然经济学家在经济转轨中曾经发挥并继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正如哈佛大学的罗德里克在《从“扩展的华盛顿共识”到“诊断法”》一文中所批评的，“我们需要的经济学不是在提出经济政策建议过程中代替严谨政策分析的夸夸其谈的经验法则经济学，也不是在严谨和技术先进伪装下以经济学家的价值和偏好来蛊惑政策制定者的那类经济学”。当然，诸如民族传统、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等，这些因素的引入可能会使经济学家的模型不再那么美妙，甚至无法模型化，无法定量分析。同时，经济学家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术业专攻去搞什么社会学。但是，经济学家绝不能忽视社会因素，政策层面的分析更不能生搬硬套。黄平的文章中举了两个小例子，颇能说明问题。一个是所谓警戒线的说法。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上有各种各样的警戒线，譬如失业的警戒线。认为一旦超过警戒线就很危险，会陷入危机。但是，中国的失业规模早就超越这一警戒线了，却并没有出现大问题。作者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是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大陆型经济。另一个例子是家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家庭成员集体劳动在经济学上是不合算的，但如果从中国家庭制度、社群文化角度，从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和利益共同体角度，从地少人多与精耕细作的传统角度来看待，它就是合理的、可行的。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这两个问题不会如此简单。但是，它所提出的思路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应当为经济学家所重视。譬如有关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都说零点四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一界线就意味着巨大危险。但是，为什么是零点四而不是零点三或零点五，大多人云亦云。这是西方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统计和总结出来的，在中国很可能更高或更低。不同社会所能接受和承受的贫富差异程度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是差异极大的。不久前我就听到一位来自荷兰的世界银行专家强调欧洲与美国对待贫富差异的不同。香港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极大，社会福利也比较差，但社会并无大的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不仅是到处宣传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零点四，还要准确统计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什么程度（这点未必做到了），更要研究中国社会可承受的贫富差异程度究竟如何。这就远没有做到了。而这种研究分析，显然离不开深入的统计调研，也离不开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等的分析。
       当然，经济学家不能包打天下，一身二任。但经济学家要认识到自己知识和理论的局限性，不能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解说和表面化的精确描述，更不要垄断政策制定。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以《市场经济发展》一书中关于市场化程度的研究为例，因为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分析的作用与局限。书中有几篇论文以统计和计量的方法分析中国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经济市场化的程度，政府行为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市场的统一化程度。研究结果看起来都很精确，数据翔实，言之凿凿。但是，如果离开了对问题背景的认识，市场化程度的计量又有什么用？它反而会引我们入歧途，产生误解和错误的政策导向。又譬如，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行为的市场化程度都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好像及格。但背后的含义究竟是什么？谁说市场化程度高就一定好或不好，谁说小政府就一定优于大政府，或者相反。中国社会当前的呼唤恰恰是要求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扶危济困、遏止寻租和行业垄断。中国政府的行为的背后，既有政府垄断资源、权力、寻租、腐败等反市场化行为，也有政府放弃自己的基本职能，将不该市场化的领域（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过度市场化的现象。对此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评判，而这又离不开价值判断。经济学固然不以价值判断为特色，经济学家也号称不讲价值判断。但经济学家其实也离不开价值判断，不能回避价值判断。说不讲价值判断，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价值选择，即以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代替社会价值判断。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的建议受到怀疑的原因之一。
       （《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五年八月版；《市场经济发展：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王跃生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六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