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对于大多数写作者、尤其是成名的诗人来说，深陷于“中产阶级趣味”成了他们的普遍病症，这种病症在近一两年中更加明显起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趣味的社会基础，据有人统计，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人，又有最新的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说，《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书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是中产阶层”（这当然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其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的占14％，中中层的占43.1％，自认为属于中下层的占28.4％。上述统计数字我们当然可以存疑，但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迅速扩大，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确乎是好事情，我们也完全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中产阶级的生活诉求和政治诉求，都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我们不但无权反对它，而且还要希图更多的人都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艺术趣味却应是我们所反对的，因为它在为文化和艺术开拓了最大市场的同时，也制造了文化与艺术的虚假繁荣，使我们时代的文学和艺术、特别是诗歌普遍地患上了苍白与虚浮的病症。
       这显然是个复杂的命题——“中产阶级趣味”应该如何界定？也许引用美国人丹尼尔·贝尔的话，来概括它并且借以说明西方知识分子对“中产阶级趣味”（middlebrow）的警惕是有说服力的，贝尔指出：
       激进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从广大的范围发动对中产阶级文化的攻击。在严肃批评家看来，真正的敌人，即最坏的赝品（midcule），不是汪洋大海般的低劣艺术垃圾，而是中产趣味的文化，或沿用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贴的标签，即“中产崇拜”（midcult）。麦克唐纳曾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1]
       贝尔说这番话是针对着1950年代的美国的，这是美国中产阶级“日益丰裕”的一个时代。而某种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也已经界临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居于社会中间阶层的人士们，从社会财富的增长和据说很不合理的分配中分得了一杯羹，尽管在政治上还是孱弱、苟且和暧昧的，但在与大众文化甚至主流文化的“合谋游戏”中，却已经相当老道和获利甚多。甚至他们还由于已习惯于“视文化为商品”，而“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2]。
       这样的说法简直一语中的。具体在今天可以这样来理解，中产阶级趣味是我们时代的文化与艺术所表现出的一种新的审美观，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删除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批评立场的、同时也隔绝了底层社会的利益代言角色的、与今天的商业文化达成了利益默契的、充满消费性与商业动机的、“假装附庸风雅”的或者“假装反对高雅”的艺术复制行为。表现在诗歌界，有以下这样一些具体特征：
       首先是冷漠，一种假象的纯粹和虚伪的超脱。某种意义上，冷漠是艺术的真正敌人，冷漠的假象是平静，超然，成熟，是温文尔雅和波澜不惊；而其实质则是空洞，飘浮，是拒绝和无所作为，是物质的富有带来的相应的精神贫困。他们或者她们，茫然地、假装自信自得、却掩饰不住其无力和无能地书写着支离破碎的“个人化”的细节，表达着浅薄的优越感，逃避对生存的尖锐触摸，对公共领域的思考与判断——我知道这样的批评方式和口吻，极容易被误读为旧式的意识形态化批评，但我无法回避使用“公共领域”和“现实”这样的词语。这种作品以其貌似的高雅和超脱，对读者却构成了蔑视和欺骗，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今天诗歌的艺术趣味，占据着所谓经典诗人和经典作品的优越权。显然，它的可怕性就在于，它是容易以高雅和艺术的名义来蒙蔽和误导读者的，因而是第一有害的。我这里无意批评某一个写作者个人或哪一个具体的写作群体，而是在说一种相当普遍的、已经渗透进现今写作者潜意识之中的倾向。毫无疑问，历史上“中产阶级”是艺术的最大拥护者、买主，甚至也参与创作，但如果是由这样一群以精神贵族自居的人的趣味主导了艺术，那这个时代的艺术也必将呈现出腐朽、苍白和浅薄的一面。我们要警惕我们时代的诗人和写作者集体向着“中产阶级”的趣味滑行这样一个局面的发生。
       其二是完全的畸形的“自恋式”写作的充斥。这个问题和前者也密切相连，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心态，使得这些写作者与真正的“现实”之间产生了空前的隔膜。他们几乎是生活在自大和自我的幻觉之中，个人经历、生活细节、狭小的社会关系、亲情与性爱经验、书斋中的个人事件……基本上是这样一些东西，构成了日益狭隘而贫乏的写作资源——这还不要紧，我们还可以说，生活无巨细，经验无大小，但问题是写作者是怎样来处理、在什么意义上和何种角度与“立场”上来处理这些“私人经验”的？这很重要。自恋的写作就是完全“自我中心主义”的幻觉的写作，这种自我中心不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价值本位，而是一种幼稚的自大，一种看起来优越、但实际又充满着自卑自怜和自艾自怨的自我崇拜。它源于写作意识的自我封闭，同时又导向对现实的无知，审美趣味的腐化和狭隘。它盲目地自信并拒绝与公共记忆、公共经验相沟通；它刻意放大和病态式地美化毫无意义的个人细节，对读者构成一种强迫和欺骗……这些在显示的特征上，显示的是一种无聊和可耻的中产阶级的优越感，在骨子里所暴露的，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软弱和自卑心理。
       其三是无节制的所谓“叙事”——请注意，我说的是“无节制”，是那些无端地滥用和“玩”叙事的现象，这也和上述问题相关。因为情感的匮乏和冷漠，因为病态和畸形的自恋，导致了“叙私己之事”的泛滥。我不否认“叙事”理念在上个世纪拱年代的特殊语境中被引进当代诗学之后所起过的作用，也不否认它作为恒在的诗歌要素固有的意义，但是叙述的什么“事”，谁的“事”，以什么趣味和情调叙事，却是具体的问题。诗人有没有权利把叙事变成其用以自恋和自慰的特权？看看当今的诗歌写作，包括已然成为了某种典范的诗人，就不难发现所谓的“叙事”正在泛滥中堕落，成为眼下的写作者心灵干瘪、情感匮乏、精神能力短缺的说辞，成为诗歌粗制滥造批量产生的借口，成为一些假诗人的维持写作和欺世盗名的保护伞和遮羞布……也许我是说重了，但如果让我来找现今诗歌的一个最明显的通病，那无疑就是这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的“叙事”。它是造成现今诗歌写作个性逐渐消弭、互相模仿和千篇一律的病根之一，某些人正是利用了将“叙事”作为一个高雅的诗学概念的名义，包装起自己毫无意义的鸡零狗碎，来硬塞给读者的。
       在1990年代初，欧阳江河曾经提出过两个诗学概念——它们后来几乎成了90年代最成功和最著名的概念——一个是“中年写作”，一个是“减速的诗学”，这曾是这个年代诗歌写作的标杆和把手，它们非常有效地解释了先锋诗歌写作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转折，给了这个年代的诗人以一个自我的心理定位，同时也可能促使诞生了一批相当成功的作品，但现在我们真的要警惕，它们完全有可能会蜕变为另外两个对应着的东西——“中产阶级写作”和“冷漠苍白的诗学”。这既不是站在所谓“民间”立场、也不是站在“知识分子”、“中间代”、“70后”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诗歌的立场”上提出一个问题。因为上述倾向实在是太普遍了。即便是某些倡导反对知识分子趣味的“民间”诗人，其作品实际上也在另一个向度上显示了“中产阶级”趣味，其空洞粗鄙和盲目充大实际也是一种变相的中产阶级式的无聊做派，一种自虐掩盖下的自恋，因为很明显，某些江湖气、刻意的“动粗”、写作的行为化习气都是“装”出来的，掩饰不住内里的中产阶级式的自得自满与爆发户式的炫耀意味。
       
       上述问题业已成为目下诗歌最痛切的病症所在。这让人惊心：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在经济地位上的中产阶级化，却早早地实现了在精神和文化趣味上的中产阶级化，真是可悲之至。西方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可能会站在中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但他们何曾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表达过自己的艺术见解和艺术趣味？就连巴尔扎克这样的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不也因为在艺术上坚持了“现实主义原则”而超越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吗——所谓“现实主义”的原则，还不如说是其站在底层社会的立场上的原则。西方的知识分子几百年来一直在为着社会公正、为着对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行反思和自剖而不屈不挠地努力，而今天中国的诗人们，却在变态地欣赏和夸耀着自己的那贫瘠而无聊的“私人生活”。
       还有所谓“专业”与“技艺”的问题，我承认，诗歌是相当专业和精妙的艺术，是“一种伟大的技艺”，但这样的说法如今也几乎成了中产阶级趣味的护身符。借口“专业”和“技艺”等来维护自己的优越权，使之成为自己的无聊与低能化了的写作的合法化的装裱。因为在那些只关心“个人日常生活审美”的人那里，在那些已经失去了对当今现实的感受力和介入能力的人那里，这确是最好的一个面具，一副便当的挡箭牌。因此就不难理解，当我们试图在昔日熟悉的专业写作者中寻找优雅或者成熟之作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些业已成名的诗人才华的迅速败落——不管他（她）当初是以“民间”的粗犷、边缘化和反抗性见长，还是以“知识分子”的优雅与深度追求著称，其写作大都迅速地贬值、空洞、琐屑和平面化了。“艺术”的磨砺和技艺的纯熟也不能挽救他们，而只能看到那些自恋的和自大的，自欺的和欺人的，拼凑的和粗制滥造的种种。
       诗歌中的中产阶级趣味只是反映了目前文学界普遍状况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在比较主流的小说界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小说家甚至已经“超出了”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按照收入已经可以列入“新兴资产阶级”的行列了。如果说他们在惫拱年代的“个人写作”或者“私人叙事”还有某种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今天这样的写作其目的已完全蜕变为了商业动机。幸好还有一些有责任感的作家，写出了一些具有反思与超越精神的作品，但由于大多数小说家已经把写作完全看成了谋取稻粮之事，小说在近一两年也已明显出现了这种颓势。
       注释
       [1][2]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P91，P90-91，三联书店1989年版
        （张清华，批评家，教授。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