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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著名侨乡的小镇人，小镇在一条多蚌的小河边。母亲是富家女子，她和她庞大的逐渐衰落的家族定居在省会。他们先后从异地来到湘鄂边界的一个县城，在那里生下了我。听我叔叔说，据我家家谱上记载，祖上是在江苏彭城廿徐州卅，后迁移到河南新野，在清朝初期才搬到湖北境内襄河附近。听他这样说时，我觉得我男男女女、形貌各异的先人的魂灵远远近近地在暗处徘徊，我不过是作为他们梦想和欲望的持续者，而在代替、借用、抄袭他们的生活。
       在三岁以前，我一度被寄养在保姆周妈家，我的皮肤上至今还隐约留存有她家蓝格子粗布床单温热的触感。上幼儿园的一天，气象站有两个下巴的阿姨送给我一枝和我人差不多长的孔雀翎毛，我非常喜欢。我高高兴兴地回家，把它插在一个棕色的大花瓶里。
       我上一年级了，我在田埂上后退盯着观察稻草人，摔下深坎折了左手腕。我上二年级，我对我爸说：“你不给我买糖吃，我就不给你上学。”我上三年级，卫国每天天不亮就来约我上学。他在我茅草土墙家的门前，藏在歪脖子槐树上喊我。我上四年级，在剧院围殴江苏佬，用土块砸革委会院子里的小孩们，打骂和漂亮女生说话的男同学。我上五年级，班上养了一只羊，谁值日谁负责放羊；我们种花生种红苕，边种边吃；到大桥下搬沙子，赤脚将紫云英踩进水田里；写大字报，办《都知道》小报，报名来自最高指示“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天蒙蒙亮我独自一人跑到山里缈无人迹的池塘边，树、灌木、水草和雾气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团青光，我手执用偷来的楠竹做的鱼竿，注视着有红色标记的浮标，停在浮标上的蜻蜓静得出奇，水蚤在附近水的表皮上爬出细腻无比的纹路。我悄悄思忖，这难道就是钓鱼？
       我上中学了，初一班主任罗老师是改正右派，每天放学前让同学们相互提意见；初二班主任很得我轻微暗恋的女生喜欢；高一班主任是复员军人，全体女生都恨之入骨；高二班主任和物理老师每天天刚亮就挑油条和豆浆来。早餐前我们没心没肺的朗读声忽高忽低，现在听起来，仿佛有着古代半裸的工匠趴在炼丹炉前的激情。
       上大学前夕，父亲的老学生们凑钱给我买了一只人造革箱子。我乘坐母亲单位的便车北上学习工学。我在那救护车上手扶崭新的绿色皮箱，懵懂地意识到我已离开了自己平静、安逸的小县的一生。毕业后我在机器与绘图架之间穿行了三年，然后将分规、丁字尺还给了研究所所长。我在经委与一所小的职业学校间选择了后者，几年后将粉笔弄丢了。我南下，充当给患病的众多企业会诊的角色，一天早上，在创意会上我不见了。接下来几个春节，我奔波在两岸三镇的各大卖场督促同事们促销，直到我的老板和产品从市场上彻底销声匿迹。几经辗转，我进入了一所新建的高等学府，在那里，谈论、研读文学与诗歌成了我的日常工作。再过几个月，一本个人诗集上将署上我的名字。在翻阅那本开本颇大，印数很小的书中的文字时，我会不会想到我的前半生：这如同安排，真是一切尽在掌握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