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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莱特有一句著名的自白：“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
       哈姆莱特生活在“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他的父王被害，母后被占，王权被窃，国内一片乌烟瘴气，“像一座监狱”。他有意报仇雪恨，重振乾坤，但又优柔寡断，踌蹰莫决。如果他选择“生”，可以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苦难，但将“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若选择“死”，默然忍受命运暴烈的毒箭，那么，一切都会“睡着了”，心头的创痛可以从此消失，但这样，将无法扫清人世的苦难。因此，他心里不断地矛盾着：生还是死？
       在犹疑不决中，哈姆莱特最后与他要消灭的恶人同归于尽，造就了一曲经典的性格悲剧。
       如今时代不同了，要考虑“生还是死”的问题不多了。然而，令人左右为难的矛盾，还是不断碰到的。在社会交往中，“送还是不送”，就是一个恼人的突出问题。所谓“送还是不送”，是指要不要送红包。有位求职者张先生，为了赶在民工返潮前把工作定下来，他大年初一就回上海，付300元给一家中介公司，希望找一份酒吧侍应的工作。随后到一家酒吧应试，中介公司暗示他要准备几个红包送给“关键人物”。张先生在这方面花过冤枉钱，送出的红包往往打了水漂。这时，“送还是不送”，又成了一个问题。不送，面试十有九成会被刷；送了，也可能是蚀本生意，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为此，张先生辗转反侧，费尽了脑筯。
       这种送不送红包的矛盾，表现在病人住院时就更加突出。一个朋友住院开刀，在受病魔折磨的同时，也为送不送红包而苦恼。不送吧，在当今红包成风的情况下，自己成为“另类”，可能会影响治疗；送吧，只送主刀医生一人，反而会得罪其他医务人员；全送吧，不仅负担不起，而且会弄得风声很大，有损医务人员形象。他也为此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一时难以定夺。
       红包，在本来的意义上，是亲友间的一种礼尚往来。它是一种情谊的表现，是无功利的，是有来有往的。如今求职求医要送红包，则是一种交易，一种不正之风，一种商业性贿赂，是原有红包的异化。尽管社会主流意识是反对这样的红包的，但红包现象却一直在泛滥，成了许多行业的潜规则。这样，也就使不少人明知其不对，在遇到自己有所“求”时，也不得不考虑：送还是不送？
       这也许可视为送红包者的“性格悲剧”。尽管清除送红包之风，首先要打破行业中的有关潜规则，使有关职能人员不能受红包，不敢受红包，不愿受红包；送红包者大多是被动的，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宜把板子打在他们身上。但是，一切求职求医以及其他方面有所“求”的人，都按法规办事，只信前门，不走后门，根本不考虑红包的送与不送问题，则也会成为抵制红包风行的强大力量。
       有一首名叫“左右为难”的歌，说“一边是友谊，一边是爱情，左右都不是，为难了自己”。而送不送红包，则最好不要“左右为难”。因为，它的“左右”并不是“爱情”“友谊”等，而是一边是正气，一边是邪气，人们无疑应当扶正抑邪，不作“送与不送”的犹猭，而坚决“一边倒”，如此也可省却在送红包上的内心痛苦了。■
       【廖伟荐自《文汇报》2008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