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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五年在重庆，梁思成先生第一次见到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吴良镛时，问他是否愿意做自己古建筑研究工作的助手。但吴先生早已下决心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当时我国许多城市遭到日本鬼子的狂轰滥炸，满目疮痍，他要为恢复、建设中国的城市而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他的这一愿望也正与梁先生关注中国城市的思考相合，因而得到梁先生的理解与支持。也正是这时候，梁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的城市学说，论说中国战后的城市建设问题。一九四六年，梁先生在清华大学创建了建筑系，请吴先生当助手，并于一九四八年推荐他到美国师从驰名世界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一九四九年，吴良镛获硕士学位，并于一九五○年回到国内，回到清华，从此艰苦奋斗几十年，成为梁思成事业和思想的继承者并向前推进，至今未有止息。
       一九六○年，我来建筑系当助教，分配在城市规划教研组。那时吴先生是副系主任，兼授城市规划原理课程，也是城市规划教研组的成员。系主任梁先生国内、国外活动多，系里的许多行政、教学工作都落在吴先生肩上。大伙儿称五十九岁的梁先生为“老梁公”，称三十八岁的吴先生为“小吴公”。
       “文化大革命”中，游街、挨斗，“老梁公”首当其冲，“小吴公”一般只当了陪斗。有一回，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领着系里教师到市郊参加秋收，当大家高举右手挥动《毛主席语录》敬诵“最高指示”时，吴先生手里却是空空如也。地头上，立刻开了一个现场批斗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吴良镛，他公然不带“红宝书”，却没有忘记带中午的干粮，是可忍孰不可忍！接着，吴先生全家被送到鄱阳湖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在农场，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告诫大家：臭老九要改造好，就要彻底抛弃、忘掉自己的专业，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凭着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对抗无产阶级的。那时候，吴先生除参加集体劳动之外，还被分配“业余”管理住宿区新栽的果树和樟树。吴先生自备了本子，画了平面图，把小树编了号，随时记录它们的情况，那态度又认真、又专业。当时我直替他担心，你吴先生是搞城市规划城市绿化的，像你这样来管树，不正表明你还没有忘掉自己的专业吗？——未知吴先生是否因此挨过批么？
       打倒“四人帮”后，吴先生任系主任，一九八四年辞去系主任职，从此专门从事建筑创作和城市规划、人居环境研究。一九九五年，以吴先生为首的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成立，关于人居环境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九九九年，国际建筑师协会自一九四八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在亚洲、在北京召开大会——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作为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吴先生负责指导本届大会筹备工作，主持《北京宪章》的起草并在大会上作主旨报告。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国际建筑界和城市规划界在相关的世界性会议上，先后通过了三个“宪章”：一九三三年的《雅典宪章》，一九七七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和一九九九年的《北京宪章》。三三、七七、九九，三个地点代表着全球不同地区的文化体系和传统，三个《宪章》则记录着国际同行们的共识的一次次提升和飞跃。第三个《宪章》诞生于北京，是中国建筑师的光荣，也是中国的光荣。
       二十年来，作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先生已出版、写成了十余部文集和专著，把我国建筑学／城市规划学／人居环境学一步步向前推进，把专业实践和理论探索推上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如今，吴良镛教授已经八十三岁高龄，仍每天工作十小时，有时超过十小时，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中午，他就在自己上班的工作室中，吃早上带来的盒饭，或由家人送来的简单的午餐，稍事休息，又继续下午的工作。
       原来的城市规划教研组已在“文革”中被彻底砸烂，我也再无缘跟先生一起从事城市规划的教学和研究。一九八○年，我的妻子大病。我求系主任吴先生替我们向学校有关方面说情，让我们从没有厨房、男女合用洗手间的宿舍搬到了有厨房、厕所的单元楼。二十多年来，除了或请吴先生为我编辑的杂志写稿，听先生的学术报告，读先生刚完成的书稿、文稿，或上门求索先生新出论著外，从不敢单独一个人去占用吴先生的宝贵时光。今年八月，我壮起胆子，一下子向吴先生提了三十多个问题，一定要他指教。于是，我就三次拜访了吴先生，谈城市，谈他的晚辈和学生。这么多问题，有的，吴先生一句话就令我茅塞顿开，用不了三分钟。有的，谈了三次，即使再谈三年也谈不完，何况有的问题仍属禁区。
       最后一次，我对吴先生说：“如果我来写你规划、评述的城市，可以写一百个。如果我来写你与学生的交往和情谊，可以写一百位……”吴先生轻轻一笑：“城市，就不止一百个了……”一九八八年，我读先生出版的《城市规划设计论文集》时，曾做过一次粗略的统计：在先生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五年所写的三十四篇论文中，提及古今中外学者近三百人，古今中外学术著作近二百种，还有城市二百三十余座：从北京到南通，从北方到南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
       北京
       北京，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话题。
       自从梁思成、陈占祥先生保护旧城、另辟新区的建议和规划方案被否定之后，半个多世纪来，北京城由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紧紧箍住，城市中心不堪重负，旧城保护日益艰难，交通堵塞，功能衰退，似乎找不到舒缓、喘息的方式。吴先生对此一直忧心如焚，不断提出警告。四十多年前，三环路刚刚形成，四环路还处于规划拟议中。当时，吴先生就对这种“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大饼越摊越大的发展模式加以否定。他认为，北京城的发展，多年以来，“回避矛盾，不敢去讨论，甚至避免触及”。也许是出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禁忌或象征之需，北京城的发展一直拒绝考虑多中心模式，而是围绕着旧城已存在的中心，形成一圈一圈的、均匀的、向心性的单中心、同心圆模式，既禁锢了自己的发展，又阻遏了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与融合。世界上许多著名城市如罗马、巴黎、伦敦、东京、斯德哥尔摩等，我国城市如南京、青岛、合肥、洛阳等，近百年来，曾分别采用规划建设新城、新区或副中心的发展模式，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其成败得失，自可成为北京城的鉴诫。然而，北京却一直没有走出一个中心、多个环路这种作茧自缚的局面。
       面对不合理的城市结构和路网所造成的城市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现实，我们曾企图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如限制私人购车，规定双日出双号车、单日出单号车，以及首长出车时用警车开道等来解决，还誉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这种用警车开道的方式，城市民众均侧目而视，我也觉得不是和谐社会所应有的现象。但当我在某市某地也“有幸”坐在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里，也“勇往直前”时，心里却是乐滋滋的。
       二十多年来，吴先生在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在面对高级官员和专业干部的多次讲演中，为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和旧城保护，直至人居环境问题，提出了那么多建议，发出了那么多警告，苦口婆心，奔走呼号，然而并未感动上帝。北京，没有从吴先生的理论和建议中获益。整个北京城如铁饼一块，而旧城区则遭到一波比一波更严重的破坏。吴先生指出，五十多年来，北京旧城区遭到三次集中破坏：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二次是改革开放至世纪末，第三次是紧接而来的二○○○至二○○三年。这第三次，由于房地产业已拥有的经济支柱地位和投资的劲增，使许多历史街区彻底消失，更多的文物建筑迅速夷为平地，其中还掺和着官商勾结和逼迁民宅的严重事态。一个官员、一个房地产商的决心，胜过政府早已通过的规划和法令，胜过多少个专家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良知。
       一九六一年，我们城市规划教研组教师在北京旧城内新建居民区调研时，访问到一家原住在人民大会堂所占用的地盘上的居民（不是居委会安排接待来访者的样板户）。几年前，他们按政府的安排，搬出了拥挤不堪的大杂院，迁入现在所住的新建的单元式住宅楼。他们对这种安排主动配合，毫无怨言，并且告诉我们：“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政府还专门组织我们去参观。”欢愉之情，溢于言表。对比一年多前从电视上看到的情况，无法不感慨系之。那电视的画面和话语，至今仍在耳目：推土机迅速冲向路旁一幢矮小的旧房，并伴随着严厉的声音，“铲掉我们城市中的毒瘤！”观其具体情况，这“毒瘤”并不是在开路之后长出来的，只是在道路开通之后，旧房中的居民还“赖着不走”。在如此强大的力量和如此横蛮的主流话语面前，房地产商的利益获得了强劲支持，直到中央提出建设和谐小康社会、明确“不准逼迁”之后，这种情形方有所收敛。
       吴先生指出，在北京拆除城墙已成定局之后，本来有可能沿护城河和城墙基址，规划建设一个环城绿带。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四年，结合城市规划方案，吴先生两次提出了建设这一圈“绿色项链”的具体建议。但是，护城河仍然被切断，大部分被填平，旧城基上一次再次建起了高楼大厦。前三门大街上出现了高楼林立的街景，接着又是阜成门至复兴门高层建筑摩肩接踵的金融街。而后者是在二环路已经拥挤不堪、在与北京总体规划相违背、在许多干部和专家一致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匆忙上马的。“绿色项链”早成泡影，人们把希望缩小，寄托在故宫周边的筒子河身上，期望沿着筒子河形成一个小小的园林绿化带，一个小、小、小得多的“绿色项链”。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同志，于临终前一日，在病床上给吴良镛先生写信说:“我个人还有一点意见，可否考虑将筒子河两岸规划成绿化区，河的两岸在规划中，今后不准再建新房，旧的房屋逐年拆除，逐渐绿化起来。把筒子河与海沟通，消除人为的障碍。这也是多年的规划设想……”一九九四年，钱学森院士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
       据吴先生回忆，一九七八年，当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他访问波士顿。台湾地区留学美国的建筑学留学生自己出钱办了一个晚会，放映了电影和幻灯片，批评台湾城市膨胀，文物环境遭受破坏，又批评北京拆城墙，前三门大街盖高楼，不考虑古城环境。——吴先生记下的这类批评，北京人并没有听到。听到了又会怎样？
       与对北京景观的美丽憧憬和旧城保护的一贯设想相呼应，吴先生于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二年和一九九四年三次就北京建筑高度分区提出建议，有文有图，具体而明确：越接近旧城中心，对新建筑的高度越要严加控制，自内向外可逐步提高，保证旧城天际轮廓线的水平发展，维护旧城景观。吴先生的建议，表面上被接受了，没有人出面反对，但在建设实践中，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弃之不顾。长安街上的高层建筑，越建越高，越建越多，故宫几乎成了混凝土森林中一个下凹的峡谷。最新的东方广场（不是广场），在多少学者专家的抗议声中，只做了象征性的小小收敛，仍然是东长安街上一座巨大的寸草不生的冰山。从天坛丹陛桥上北望，早已是高楼林立，不见白云蓝天。时至今日，即使把几十片四合院勉强保护起来，故都风貌是再也回不来了。
       世纪末二十年中，还有两件大事与北京总体规划密切相关。一件是当时为了举办亚运会、申办奥运会而启动的北京奥运规划，一件是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北京奥运规划由吴先生指导其博士生赵大壮于一九八五年完成。
       国家大剧院征求设计方案时，吴良镛院士是国际设计竞赛评委会（由中外著名建筑师组成）主任。但是，最后是如何选中法国建筑师安德鲁的“大鸟蛋”方案并付诸实施，吴主任却不知其详。当中选方案公布时，建筑界内外不少人士，都对“大鸟蛋”的艺术造型表示不解。吴先生则从城市总体规划方面提出商榷。吴先生当时的想法是，这样一个大剧院，当它的几个大厅同时举行演出时，演职人员和观众有一万人。巨大的人流，集中于旧城中心，要在短时间内集散，势必造成市中心交通的严重堵塞。从城市总体规划角度看，何不把这个庞大的文化活动中心，安排到旧城圈以外（例如玉渊潭公园一带）较为宽松的地段上，以形成一个新的城市中心，至少是一个文化中心。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把大剧院所包含的几个演出场馆，化集中为分散，则更有利于市民就近观看演出，更便于公共交通的安排。吴先生的设想和建议，曾得到许多院士和专家的支持，却无法扭转“大鸟蛋”方案的既成事实。
       吴先生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六十年，作为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泰斗，对如何疏解北京城在城市结构上已形成的严峻局面，为它的发展寻求新的出路，真是呕心沥血，无日或息。出路之一，是北京与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摆脱妄自尊大、自我封闭的态势。为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先生即提出“大北京”的规划理念和建议，把京津唐地区（即“大北京”地区）的协调发展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相比照。这一设想一经提出，即引起广泛关注。
       自二○○○年起，由吴先生领衔，集京津冀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近二百位专家和专业人员，充分合作，于二○○二年夏，完成了“京津冀地区空间发展研究”（已有专著问世）。吴先生说：“之所以叫做‘研究’，而不叫‘规划方案’，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更多地停留在理论研究和探索的阶段。作为规划方案，还要做更艰苦的工作，还要有更多方面的人员的参与。”参加这一研究课题的，有国家建设部的两位副部长（也是吴先生的学生宋春华和赵宝江），足见研究工作的繁难程度。吴先生称这一研究工作是“临危受命，得道恨晚”，原非一位八十开外的老者所堪重负。他为此下了大决心，贡献了大智慧。这一研究成果为北京的发展，为完成北京新规划方案的编修，为落实北京市总体规划（二○○四至二○二○年），从理论和规划模式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了新一轮的总体规划方案，北京终于有可能跳出几十年来同心圆、摊大饼、作茧自缚的旧框框，结束新区发展和旧城保护长期纠结不清、两败俱伤的局面，形成一个“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发展模式：一个东西轴，一个南北轴，兼顾了新区和旧区的联系；东一个发展带，西一个发展带，有利于原有已经十分仄逼、紧张的城市功能的疏解和重新结构，也有利于与天津市和整个河北省的协调发展，形成多中心的新格局。
       “集中力量建设‘东部发展带’，实现城市建设重心的战略转移。”吴先生为这种发展前景感到振奋，但他仍不无忧虑地提到：“听说有的房地产商已经闻风而动，在东部发展带开始了掠地圈地。”这种情况，若因利益驱动而形成新的官商勾结、先下手为强的局面，新的规划方案仍有可能又变成一纸空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吴先生曾为北京推出一个将周边新区作集团式发展、各集团之间留下隔离绿带，打破“铁饼一块”发展模式的规划方案，但规划中的隔离绿带迅即被占用，整个规划方案终归全部泡汤。如今，新的东西发展带，拥有更大的空间、更宽广的用地，有可能会遇到更多的矛盾和阻力。另外，处于旧城区和新城区中的中央党政机构和军事机关的合理疏散和重新安排，也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一个科学的、创造性的规划方案的完成，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一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