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的毛病，许多都“其所由来者渐矣”！譬如，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就是历数千年而未改的痼疾。何以如此？我想，这与秦汉以来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关。权力高度集中，自然一切政令都来自上头。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他生活的时代不过是句空话，却成为后世君主专制政治设计者世代相传的理想。权力、政令都出自一人或少数几个人，下面的官吏不能也无权作主，偶或自作主张，弄不好就是杀头的罪过。这样日久天长，自然形成了两样习惯：一是照抄照转，举凡一切事宜，均等候上面的指示，拨一拨，动一动，不拨不动，等因奉此，习以为常；二是层层加码，只要上面有了指示，哪怕只是风闻，不管实情如何立即跟进，并且变本加厉，添油加醋。照抄照转起初可能为了避祸，怕错会了掌权者的意图吃不了兜着走，后来就成了官吏偷懒的妙方。层层加码则是为了邀功，以为轧准了苗头，便拼命迎合，管什么过犹不及。看起来好像是积极的姿态，骨子里仍旧是不动脑筋的怠惰。看来相反的两极，其实源出一脉。
10多年前，在写《双百喻》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理事》一篇《加码》。《理事》是说做官的若想理事则麻烦迭至，日无所事反倒政声远播、官运亨通。《加码》则说，御马厩草料不敷，旨令河东、朔方两郡筹之。不料到了秉笔太监那里，两郡变成了“诸郡”，到了“诸郡”，郡守又改为“诸县”，而诸县县令又进而改为“诸乡”。于是，“一厩之需，动摇全国”，草料运至京都，犹如勤王之师，街巷填塞不能行。
写这两篇寓言，是有感而发，因为这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的毛病，虽则古已有之，实于今未减，反映着一种久已存在的官场心态。
这情形并非历代统治者都心中无数。熊向晖前辈在世时，我曾在闲谈时问他对蒋介石的观感。因是闲谈，熊老只拣有趣的说，以为蒋氏尚有幽默感：一次，蒋氏到陕西，胡宗南要熊向晖陪同。途中无聊，蒋氏要熊讲些有趣的事。于是熊讲了个亲历的故事：胡宗南每到一处，总喜欢和有点文化的人交谈。一次到一乡公所，值乡长不在，室内悬一匾，书“仰止堂”三字。胡氏以为取《
论语》“高山仰止”之意，想来乡长当有些腹笥。及乡长至，乃知并无文化，匾系塾师所写，并不知其何意。邀塾师至，说是与《
论语》无关。问其意，答曰：凡中央行文各省，皆曰某事某事“仰该省一体遵行”；省行文县则“仰该县一体遵行”；县行文乡亦如此。乡为最小行政单位，不能再行文下属，故曰“仰止”，即“仰……”止乎此也。蒋氏听罢哈哈大笑，于是也讲了一个故事。说是当年曾有令要各县酌情训练“水团”，即民团中的水兵。有山区县复文上峰，谓当地无江无海无河无湖，无需组建水团。上峰接函，几经研究，答复该县，“此系中央指示，事关全局，碍难照准”。蒋氏说罢又哈哈大笑。前一件，由上到下，不动脑筋，层层照转；后一件，由下到上，不顾实情，加码遵行。蒋氏以为可笑，可见他也心知肚明，只是既要推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政制，正要下面唯命是从，也就不想也无力纠正这些政治衍生物了。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是改地换天。每到春耕时节，《人民日报》都要发表一篇社论。社论发过，方见各地春耕涌动。那时甚是不解：以中国之大，季节差异甚显，何至定要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恭候号令，一起春耕？难不成各地官员竟连春耕都要等候上面布置？现在早已不发这样的社论了，不但中央不发，各省地市也不发，从未闻哪里因此误了农时。足见照抄照转的惰性养成多因体制，上头要集权到事事干预，下头自然也就松懈到事事依赖了。
由于经济与政事的改革，时至今日，这种习气已渐有改进，但仍远未如人意。前几年，各地到京上访的人很多，许多是当地本应解决而久拖未决或无人受理所致。因此，有人要求这类问题就地化解。所谓就地化解，当然是要各地依据实情，分别处理，妥善解决。如果不是惰性十足，就应当认真研究当地各类上访的缘由，制定分类解决的意见，明确各级的责任，并与下属讨论处理的原则以及难点所在，真正使应当解决的问题及时获得解决。问题可以就近解决，谁还路远迢迢跑到北京？此所谓釜底抽薪法。可惜，并不是各地都能主动化解。有些地方一仍旧例，把文件换个抬头照转下去了事。省里要市里就地化解，市里要县里就地化解，县里又要乡里就地化解。乡里“仰”至此“止”，无法照转，但又无力化解，便来个通令不准上访，不听就关起来。结果不但矛盾未曾化解，反而更加激化。这样的实例所在多有，暂且按下不表。
许多年前，我评说一部描写“文革”时代生活的小说。书评刊出后，外地一位朋友撰文讥我若非桃源中人就是闭眼不顾事实。其实我何尝不知曾有出版“文革”专著要专题报批的说法，然而专题报批并非不准涉及，一段应当彻底否定的历史，如果写书著文都不许涉及，岂非咄咄怪事。这里多半又是层层加码作祟。既然专著要报批，那么单篇论文、诗歌小说统统报批岂不更加彻底？一样样送去报批十分繁难，何如一概不准涉及来得爽快淋漓，于是层层加码，一些报刊竟至见到“文革”二字就要删除。这情形，近两年仍存在。据说有些问题被列为“敏感话题”，要报刊注意把握。所谓“敏感”，我想，无非一是关注度大，容易成为议论的热点；二是政策性强，叙述不善，易生偏差。注意把握，不过是要谨慎从事而已。但是，一个“注意把握”，到了下面就变成了纷纷回避，大有谈“敏感”色变的味道。其实，关注度愈大的问题不是愈不该回避么？你不说，难道海外媒体也不说？在互联网的时代，这样做，套用一句过去常说的话，岂不是拱手把“舆论阵地”让给他人么？政策性强，更不是回避的理由。正因为政策性强，易生偏差，才应当细致解说，使大家明白。如有不同看法，也应当厘清真相，以正视听。若是统统回避，热闹的只是时尚消费、明星绯闻、豪宅香车、插科打诨，难道就算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地要求有正确舆论导向，变成了消极地防止出现偏差，又变成禁绝敏感话题，于是，偏差似乎不见，积极的引导也同样不存在了。看起来，一些领导者对上面的要求积极得很也激进得很，实际上却同放任自流一样，以另一种形式消解了党的思想工作。
照抄照转与层层加码，都是集权体制的衍生物。因为权力太过集中，下面习惯于事事依赖，上面则习惯于指挥一切。上下交相为用，便形成了上头的瞎指挥和下头的不作为。照抄照转和层层加码正是这种不作为的两种表现方式。改进之道在于改变高度集权的体制，分清各自的责任，在法治的前提下，发挥各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在经济生活中已经有了明显进步，而在精神生活中，还是一个无法回避、需要积极探索认真解决的大问题。■
【储君荐自《同舟共进》2008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