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孰先孰后真很难说，所以称之为“鸡与蛋的关系”。个人的专断独裁，乃至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是建立在从精英到民众的认同的基础上的。无“人”顶礼膜拜，也就不成其为“神”。中国的老百姓宗教情怀不那么强烈，但是奉现世的皇帝为神明的传统和心理却根深蒂固；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寄托在“明君”身上，贬到“江湖之远”还念念不忘“忧其君”；中国历来最高统治者一旦地位确立，自然认为自己“奉天承运”，掌握终极生杀予夺之权。这三方面相辅相成，不论公开宣布的、写在纸上的制度和法律如何，在实践中“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习惯的“传统”皇朝模式。大至一国，小至县、市、乡、镇，莫不如此，于是出现各级土皇帝。这种陈年旧酒可以装在花样翻新的新瓶中，甚至逐渐使那“新瓶”变形。如晏子所说，橘过了江就变为枳。
自辛亥革命以来，经过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的冲击，代表专制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已经破了不少，革命胜利之前革命者也以反专制，要民主为口号。但是时过境迁，朝野易位，旧的东西又在新的“革命”的“专政”理论下借尸还魂。说是新瓶装旧酒，又不完全是旧酒，还加了许多新成分，因而其性更烈。例如曾有一段时期，每次集会开头唱“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闭会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几十年中两种截然对立的观念能够这样安然共处，竟无人感觉有何不妥。事实上，对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国际歌”所宣扬的理念是虚，“东方红”是实，符合千百年来寄希望于“真命天子”、“明君”、“清官”的习惯心理。直到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指出这两首歌的矛盾。一经点破，就如俗语所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怎么现在才发现呢？应该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标志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功不可没。那是在新的条件下，在我国发生的一次“再启蒙”（第一次“启蒙”当在20世纪一十至三十年代）。
有些主张民主自由者对“启蒙”特别反感，令人不解。“启蒙”何罪？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归理性，回归常识。是让理性之光照亮为各种专制统治的愚民政策所蒙蔽的心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一旦拨开迷雾，承认客观事实，顺应人性，用常识判断，人人得以接近真理。但是拨开迷雾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人而异。如孙中山所说，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就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而言，在此以前，如顾准者，身陷囹圄中已经想清楚了一些问题，应该算是“先知先觉”。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如顾准那样的“先觉”无法起带动作用。只有后来打破“两个凡是”，国人的思想遭受一次大冲击，“后觉”的人们于朦胧中逐渐从有所“疑”到有所“悟”，痛定思痛，才体会到顾准辈的“先觉”之难能可贵。应该说，没有那次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而没有决策者相对的言论开放政策，真理标准的讨论也不可能进行。所以还是“文化”与制度（或政策）互相推动。但是远非一劳永逸。在那以后的曲折、甚至倒退，也是有目共睹。“不知不觉者”，乃至自觉顽强地坚守旧观念，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回拉者也大有人在。只依靠一时的“政策”，而没有形成“制度”，那么，倒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试以一事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要求领袖有“雅量”多给他一点发言的时间而遭拒绝和痛骂之事，众所周知。今天各种不同的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仍有所不同。比较普遍的是钦佩梁的骨气，对领袖缺乏“雅量”不以为然；在现代民主意识比较明确的人看来，则此事根本不是什么“雅量”问题，政协委员本来有发言权，谁也无权剥夺，竟然被剥夺了，是制度的缺失。但是迟至上世纪90年代，我还读到另一种反应：一位曾任最高领袖身边卫士的回忆录（或访谈录？），提到此事，却说梁漱溟尽管如此顶撞，“也没有拿他怎么样”，足见领袖心胸宽大。这说明在他心目中仍然认为梁的行为是犯上，是大逆不道，对他本该严惩，竟然“没拿他怎么样”（例如他后来居然没有被打成“右派”），是皇恩浩荡。以上截然对立的是非观，在今天的我国不同人群中仍同时存在。前两种是“启蒙”的成绩，但还不一定在全社会占主流，说明启蒙尚未完成，仍需努力。
中国先秦时期确实有过“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人类文明的宝库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至今我们足以自豪的也就是靠这“老本”。现在经常有人举《
孟子》君轻民贵的思想说明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全面探讨孟子的思想，不是本文的任务。姑且假设从孟子的民本思想出发，有可能发展出另一条历史轨迹，先于欧洲，或差不多同步，走向现代，建立中国式的民主、宪政制度。但这已无法证明。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历史事实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设置了皇权专制的制度。尽管秦朝本身二世而亡，其制度却延续了二千年。历代都根据前朝的经验教训有所增补、完善，以巩固皇朝统治，从儒、法学说中各取所需，但万变不离其中，皇权专制的核心日益坚硬（直到20世纪70年代，革命领袖还以赞赏的口气肯定“百代都行秦法制”）。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干脆把《
孟子》中所有他认为碍眼的，亦即包含民本思想的言论都给删掉了。古礼“刑不上大夫”还为士大夫留一点脸面，到“大明王朝”实行“廷杖”，大臣可以随时被“揪出来”，当场按倒在地打板子，从此“士”不复有任何尊严。（顺便提到：明太祖登基于1368年，正是欧洲文艺复兴，走出中世纪之始）。及至清朝，大兴文字狱，流毒绵长。这样的“文化”，从哪里孕育出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
这一皇朝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政治文化在农耕社会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欠发达的游牧民族以武力征服中原后，都被融化、同化。惟其设计周到、精致而坚韧，也就更难突破。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在外来力量的残酷冲击下，才出现了“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才撕开了裂口，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宪政、民主制度就是通过这个裂口从外面传进来的，这一事实毋庸讳言，也无需讳言。既然承认其原则的普适性，那就是“闻道有先后”而已。在这点上用不着耻于向外人学习。老革命们常挂在嘴边的“老祖宗”马克思难道不是欧洲人？
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为代表的“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是晚清民初开动的“启蒙”的结果，反过来，也构成“启蒙”的重要部分。《家》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由于其普遍的典型意义。那种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了。《家》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其中所描绘的伪善和非人道，那一个个为旧礼教所摧残乃至夺去生命的青年男女的故事，都有普遍的现实依据，是同代人的共同命运。不理解这种旧文化之顽固和由此生发出的种种反人性的罪恶，也就无法理解那一批原来受过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又有机会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打破枷锁、冲出牢笼的强烈要求。因此，说旧礼教“吃人”并不为过。而宣扬和维护这旧礼教的顽固势力卫道士都是以“孔孟之道”、“祖宗之法”为说辞的。在这种背景下，激愤而喊出“打倒孔家店”也是顺理成章的。不止是巴金的作品，那个时代多数文艺作品，如曹禺的戏剧，甚至张恨水的言情小说，其总的方向都是反旧礼教、反当权的恶势力、同情弱者，间接或直接倡导人权的。更不用说鲁迅了。
本人并非鲁迅的盲目崇拜者，也没有什么研究。不过我始终认为，鲁迅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等著作中对国民性的深入骨髓的剖析和批判，还有他的高度概括：“做稳了奴隶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是他最伟大、最精彩之处。这些都是他在其所生长的故土和同胞中切肤之痛的感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悲愤极致，心头滴血之作。揆诸今日之现状，仍未过时，而且并不仅适用于农民。说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受了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的影响，如果不是偏见，也是对那个时代的无知。■
【王坤平荐自《随笔》2008年第2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