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对明清江南女性诗词着迷时，常常在学校图书馆古籍部摩挲脆黄的册页，阅读两三百年前的女儿悲欢，一个被丢失已久的世界。窗外初晴之雪压着梧桐枯枝，落地扑簌有声，那是至为愉快的读书时光。甚至亲踏江南幽深的旧居缅想古人，回来和老师描绘自己天真的激动，他善意地提醒我不能和研究对象一样沉溺于感性，“代入感”是做研究的大忌。因之，我总希望能读着关于这些灵性之作高屋建瓴式的研究论著，理性又不乏感性。经由《读书》杂志介绍的来自香港地区的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所著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以下简称《闺塾师》）一书，就曾使我朝夕怀想。
2005年终于在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见到此书的中译本，在书店里刹那竟如逢故人，重拾旧心情夤夜研读，只叹太晚相逢：自己的关注点早已移步他处，连当日对座言欢的老师也以壮岁而遽归道山，无从承教，世事无情，一至于此。
阅读《闺塾师》最有兴味的是其视角，大有触处生春之感。该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性别（gender）研究方法强调妇女既是受害者又是能动者的代表之作。绪论开宗明义提出对五四妇女史观的反思：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由帝国主义侵略时期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共两党政治运动建构解放蓝图的重要对象，兼之受西方女权话语种族优越心理的影响，甚至“文革”结束后反思妇女解放运动，都使妇女形象指向并逐渐稳固到——受害者。作者的结论——“封建社会不尽是祥林嫂”，全书便都是围绕“不尽是”三字下笔。
尽管书已经问世十年，国内学界的妇女研究也有了不小的进展，惜乎只是学问之事。许多国人对过去女性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祝福》里被“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迫死的祥林嫂，因政治金钱联姻造成的女性婚姻不自由，如悲剧的林黛玉，以及蓄妾、娼妓、缠足等陋习。（草成此文时，特意求证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位旧友，她给我的答案也是祥林嫂，以及另一位来自民间故事的苦难典范——孟姜女！虽是孤证，倒也可窥一斑。）
“五四”传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即被重新审视，但因五四运动的崇高地位，仍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其偏差习焉不察，妇女史观即是明显例子。同样一部《
红楼梦》，如何解释老祖宗贾母的权威，尤其大观园里频频的结社活动，仅仅归结于曹雪芹本人对女性的同情与珍视，远不足以使人信服，大观园并不是曹雪芹完全向壁虚造的产物。更为有意思的是，学界常常把《
红楼梦》推许为忠实反映康乾盛世的现实主义小说，无论制度、语言，甚至是细节的名物考证，都有人着力，却往往忽视其中突出的才女现象，不能不说是先入为主引起的盲视。
作者建议用三重动态模式，亦即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以取代“五四”父权压迫的二分模式去认识妇女史。这三重模式不仅可以修正“五四”以来的妇女史，也是解开明清江南才女文化与儒家传统矛盾的关键。尤其是女性视角，这在美国汉学界多见采用，晚于《闺塾师》出现的同类著作——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有着更清晰的表述：“依据于女性自己的作品来修正在男性视野中固有的偏差。”孙康宜也在《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一书自序中指出阅读女性选集“应当从旧的文本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进而‘重读’当时才女的写作与生活”。高彦颐通过对女性作品的分析，发现清代江南的上流妇女“尽管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规则，但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系统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她们有着大量令人难忘的策略，从通过文字作品对格言进行再阐释，到在生活实践中翻新格言的含义，再到寻找道德与写作实践间的缝隙”（9页）。无独有偶，国内学者葛兆光曾在其《中国思想史》中论及清代男性学者实际上有三种“话语”——社会话语、学术话语、私人话语，恰和以上三重模式形成有趣的呼应。高彦颐没有太多提及福柯对她的启示，但这一研究模式无疑有着知识考古学的痕迹：话语和知识怎样参与了历史真实的创造？“五四”妇女观显然更多地出于男性书写。
其实，研究者很早就注意到了男性不同话语的差异，关于宋代文人的诗文词迥异的自我形象不算太新的论题，但这一差异移诸研究妇女史时间却不长。以我自身的感受，仍需归咎于对女性受苦受难形象的信服。在这个思维定势下种种矛盾自然无法参破：“女子无才便是德”与现存大量明清时的女性作品、一边遵从“内言不出”焚烧作品一边又通过家刻坊刻大量刊刻流播……我们宁愿只相信留存下来的贞节牌坊，却不去察看女性自己的作品，至多解释成封建礼教捆绑下的呻吟。比如被纳入男性“革命”体系的秋瑾，强调其“不惜千金买宝刀”、男装小照，是否也不应忽视她“肠断雨声秋，烟波湘水流，闷无言独上妆楼”、“挑灯重起倚熏篝”（《唐多令·秋雨》）这样的女性笔触呢？
女性视角仰赖于明清时代留下的远胜前朝的典籍，和班昭、谢道韫比，研究者不必太过依赖来自男性典籍的描述与评论，这是搞明清妇女史研究的一大优势，当然辨别、选择、组合材料也需要相当的功力。《闺塾师》开篇陈义既高，辅以择取大量此期女性作品为佐证，方不流为蹈空之论。幸运的是，女性作品因其较强的私密性，在涉及自身的部分普遍比多数男性坦诚。
比如第四章中关于女性对缠足的态度，作者指出，现在对缠足的理解所建立的四类材料均来自男性——传教士的描述，文人学士对风俗习惯的研究（比如《
采菲录》），色情作品与反缠足宣传，有时包括对女性的访问。在引用了数位上层女性的诗作及柳如是的实例后，作者却发现这些女性对缠足的“自豪和满足”：这既代表着女性美，也是阶层区别的标志。缠过的足与缠足的器具都是女人的手工作品，交换绣鞋也是妇女友谊的最恰当的仪式。单纯从男性立场“去哀痛她们的无知或去谴责她们的体系，这是对明末清初中国妇女生活和社会性别体系最本质面貌的忽视”（183页）。
由于大多存在狭小体裁和单一抒情的先天缺陷，明清女性作品的文学价值不宜高估，而这一创作群体的涌现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变更恰恰最有意味。作为一部史学论著，《闺塾师》的视野远远超越了女性作品本身。作者的识见表现最充分的第一章——“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就是从明末“充满矛盾的瞬息万变”（71页）的江南社会中敏锐地抓住了印刷出版事业的繁荣对产生才女文化的决定意义。
明代教育的下降趋势，《
剑桥中国明代史》和何炳棣的《明清社会史论》中均有论述，不过都限于对男性精英流动的影响，诸如与科举有关的考试制度、社会思想、学校制度、户籍制度等，但科举制度之外的女性如何在这一下降过程中也成为得益者，获得了学习与传播的机会的研究，一直以来却付诸阙如。
高彦颐认为，正是由于出版的繁荣催生了教育的下移，以及大众文化的产生，经济驱动促使坊刻和书商大量出版各种通俗小说和实用指南、绣像插图本，书本变得容易得到；女诫之书的流行一方面推动了贞节美德的观念，另一方面，又通过与消遣、实用指导和诗歌的合流，有着冲淡训诫的危险，书籍对女性既是道德消费也是娱乐消费；女性作品因符合晚明“主情”思潮得到男性出版者的支持，却也体现着男性的偷窥癖与商业追求（这可以解释部分男性为什么又卫道又倡导个性解放的矛盾行为）；家刻的繁荣使更多女性作品有机会出版，也昭示着明清中国人生活私人化的另一个趋势，女性才华成为家庭文化资本，这促进了对女儿进行文学教育的合法性，也促使了地方志对女性作家的帮助……在接下来的第二章，作者以女性对汤显祖《牡丹亭》的痴迷为例，进一步论证了阅读对女性写作、生活乃至生命的重大影响。在对两组具有代表性的读者——合著《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的三位女性和冯小青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明清史料大量留存的巨大作用，还原的历史场景陌生而充满生机，却更贴近真实，那个想象中的压抑禁欲的女性世界原来竟然存在着如此狂热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