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充满暴力与苦难的世纪。然则，在反思暴力与苦难的议题上，现代史学却未恪尽其责。相对于“历史叙述”，“文学虚构”更能一展所长。当鲁迅观看日俄战争中一名中国男子被日人斩首的幻灯片时，即已昭告了现代中国文学与历史暴力的不期而遇。从忧患余生、鲁迅、沈从文，到莫言、余华、舞鹤，叙说暴力与苦难俨然成为世纪中国的一景。但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如此重要的议题罕被论及。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与小说写作》探勘了历史暴力及其文本再现，勾勒了一个世纪的历史暴力如何以不同方式肆虐中国，并对其招致的伦理与技术后果细加省察。
这本书之一大特色在于：广泛涉猎西方理论中的暴力论述，但却不为其所限，而是另辟蹊径，从中国史学传统中找寻灵感的奥援。众所周知，本雅明、巴赫金、阿伦特、阿多诺、福柯、德里达等西方理论大师留下不少关于暴力的论述。但是，对于治中国文学者而言，如何把西方理论付诸他所关怀的历史情境，才是应当念兹在兹之事。王德威在启用西方理论时，不但能够品鉴西方理论的长处，而且对其限度保持深切的自省。落实到行文运事上，则以文本细读为主，当然也关怀历史脉络，对于西方理论，往往三言两语，点到为止，从不耽溺其中，长篇大论。譬如，在讨论姜贵的《今杌传》时，王书借鉴了巴赫金的“身体律则”概念和巴特勒的情色/暴力学说；在检讨施明正的“魔鬼的妖恋”时，挪用了斯皮瓦克的“卑下”理论；在分析“体魄美学”时，缕述本雅明、阿多诺、德里达的幻魅想象和志异论述，均恰当而且精要。作者发现，暴力与历史相互纠缠的关系，有其神话诗学的对应物“杌”。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杌是一种怪兽，以其邪恶本性和预知能力闻名。《山海经·神异经》以下的诸世纪，杌历经诸多变化，不仅用以指涉秉性邪恶之人，更获得与历史自身的认知身份。王德威坦言，他对杌之谱系学追踪，实受益于姜贵的小说《今杌传》。对姜贵而言，历史杌的功能在于“纪恶以警效”，当历史未能传达往昔在当下的意义时，小说升格为替代品。杌从怪兽，到恶人，再到历史叙述及小说虚构的不断变形，适足以说明中国文明对历史、暴力、叙事想象的一端。因此，书名为《历史与怪兽》，有深意存焉。在第六章，王德威透过比较来自不同历史阶段的三部小说——晚明李清的《杌闲评》，晚清钱锡宝的《杌萃编》，五十年代姜贵的《今杌传》，集中观察它们如何自历史危机中唤醒怪兽，展演一己的“恶”之想象。全书八个章节扣紧历史杌及其文学再现，而其最终的结论令人思之再三：“回望中国的世纪悠长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追求，萦绕于心的是盖雅的充满谜团的、令人不安的格言：‘理性之梦产生魔怪。’盖雅的断言，自理性时代之终结始，即已产生无数解释。当在中国历史的视野中进行解释时，它暗示怪兽性（杌）可能充当了所有文明化的自我理解的前提条件。”
法朗士将文学批评定义为“灵魂在杰作中的游涉”，遂开启印象主义批评之先河。新批评派标举“意图谬误(fallacy of intention)”之说，拒绝以复原作者意图为职志，专意在自足的文本里一窥美学素质和修辞精髓。《历史与怪兽》规避印象主义与新批评之盲点，但同样注重文学批评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此书独排众议，不以举证作家自述与文本意义间的若合符契为己任，转而碰触常人未曾企及的问题与症结。甚至连作家本人也意识不到或者难以掌控的情感、心理、意识形态上的晦暗不明、曲折错综以及困境和吊诡之处，也一一彰显。王德威相信，时移事往，因缘际会，文学史不存在先验的目的论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者只能以后见之明来重溯历史。既然不可能再现客观的历史真貌，不如径行暴露话语缝隙与经典边缘之被压抑的声音，让各种可能性与偶然性彼此竞争，编织成一幅众声喧哗、消长起落的历史图景。在讨论三部以“杌”为名的小说时，作者的一路追问，令自信满满的史家穷于应付：“如果历史书写的目的在于除恶扬善，何以史册的大宗往往充斥恶行恶事，相形之下，其原所寄托的扬善目的反倒显而不彰？换句话说，当史书以‘记恶’——不断排比、积累恶行，甚至只以恶为书写对象——来达到‘除恶’的宗旨，这样的书写岂不包容了历史原欲祛除的对象？……就此而言，历史只能以负面形式展现其功能：亦即只能以恶为书写前提，借此投射人性向善的憧憬。扬善是历史书写的预设及终点，但填充文本的历史经验却反证了善的有效及可行性。历史的本然存在，甚至吊诡地成为积恶之大成的见证。所以当小说以‘杌’为名，无形托出了一种文明内蕴的矛盾。”类似吊诡现象的剖析，书中所在多有。作者不但能自繁复的现象中窥知简约的核心，更能从貌似简单的事相中洞察到复杂的内蕴。譬如，论及鲁迅的“砍头情结”，评者对鲁迅挥洒的感时忧国情怀居之不疑。作者没有唯作家自述马首是瞻，反而揭示叙述者自身的道德困境：鲁迅沦为观看其他同胞观看砍头的高级看客，靠着人肉盛宴补充一己之营养的神秘食客，他究竟是中国良知的守护人，抑或是中国原罪的共谋者？准此，作者的结论颇值玩味：“在鲁迅的例子里，砍头不只是身体的断裂，也象征家国意义系统的崩溃；写作在见证文化的病态外，本身已是作家感情及意识形态震颤的征候。描写砍头，意味鲁迅亟亟寻求、定义中国人原罪的焦虑。”耐人寻思的是，作者在此把文本视为人生的投影或折射，一秉利瓦伊斯之“人生与艺术对应”的高论。小说既是生命实像的投射，由小说人物之心理情感上的犹疑困苦，自可推及作家本人在道德、意识形态层面的吊诡。此思路当然也有不少同行者，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汪晖的《反抗绝望》、王晓明的《潜流与漩涡》，即此例也。
在《历史与怪兽》中，王德威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畛域，跨越中国大陆/港台/新马/海外的地理疆界，把晚清以降的中文小说纳入一己之阅读地图，展开历史与文学间的辩证。相形之下，长期以来，大陆的中国文学研究，一则出于线性时间历史观，区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二则自限于地缘政治，规划为大陆、港台、海外。不言而喻，此一学科建制有其政治的、学术的考量，当然也为自家的研究带来方便。但是，夹处近代与当代文学之间、又雄视港台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其身份因此颇有吊诡意味:不但凸现学科自身的意识形态功能，亦加剧中原/边陲间的紧张与对抗。“截断众流”与“画地为牢”之最负面的效果是：研究者视野狭窄，无法对历史流变的痕迹，做整体把握。有感于斯，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倡议“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旨在拆解学科樊篱，拓展研究视野。海外学者由于教育背景的差异，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再“自我设限”，反能“从长计议”。诚然，前辈学者的志业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们落实于“中国”、“现代”、“文学”三者，或者无力超越中国大陆/港台/新马/海外的地理疆界和近代/现代/当代的时间区域，或者未能突破文学/历史/文化的学科界限，是故，他们在为现代文学研究贡献一己才情之余，也为后之来者预留创新的空间。本书共八章：一、邀约砍头；二、罪抑罚；三、不适意的革命；四、三个饥饿的女人；五、伤痕与国族记忆；六、历史与怪兽；七、诗人之死；八、魂兮归来。我之所以不惮繁琐，一一罗列书的章节布局，因为这涉及到作者的构思命意。这八个章节涉及四个一般的领域：宏大历史与历史细节的互动；身体的磨难及其文本呈现；书写暴力与作为暴力的书写；历史作为见证以及历史作为布局。颇为可观者，八个章节几乎涵盖现代中国一个世纪内的所有著名事件：义和团运动（一九○○），五四运动（一九一九），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七），抗日战争（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延安整风（四十年代），国共对决（一九四九），台湾白色恐怖（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一九五八——一九六二），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后天安门离散（一九八九），香港回归（一九九七）。八个章节代表了进入现代中国历史之文学表现的八个入口，但作者并非根据传统的线性的、单一的编年顺序来研究现代中国文学，而是描绘一幅多重性的时间图像，重理(reshuffle)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表，抽丝织锦，迂回前进。譬如，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砍头”语像复现于不同时期和风格的作家笔下，那么，其中包含怎样的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意涵？王抽取晚清时期忧患余生的《邻女语》、五四时期鲁迅的《呐喊》、后五四时期沈从文的文本、世纪末舞鹤的《余生》为切入点，置诸具体历史脉络以理解“砍头”语像指涉的复杂含义：“每一个作家都提及一种现代中国身体政治的不同观点。斩首征候被看作是世纪之久的争议的源泉——关于文明/野蛮，以及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同时，在描述现代中国文学的疆域时，王德威也明确表示，他拒绝沿袭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地缘政治视角。何以故？二十世纪中国见证如此多的战乱、灾变和离散，所有华文社区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诉诸各种方式，解释自己的“中国经验”和创伤记忆。比如，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堪称大宗，人们可以归因于科学缺席和心智蒙昧，但何以及至号称理性、启蒙、现代化的二十世纪，“幻魅想象”在中文小说中卷土重来，更盛以往？“魂兮归来”一章探讨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里的历史迷魅与文学记忆，涉及两岸四地（大陆，香港、台湾地区，马来西亚）的众多作家。作者认为，一个社区的经典可能是另一个社区的禁忌，表面对抗的话语可能分享了一种相似的假设，譬如五十年代海峡两岸的亲共与反共小说即是如此。是故，作者透过编织一幅相互切割的历史网络，使游荡于不同空间中的声音展开对话，但并非意在做表面的影响研究，而是企图理解文学如何响应、介入历史的变革与危机，且对历史暴力与文学表现间的张力，逼出更细腻的论辩。本书开宗明义即指出，所谓暴力，不仅指战乱、革命、饥荒、瘟疫等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惨烈后果，而且涵盖现代化进程中种种意识形态与心理机制加诸中国人的图腾与禁忌。作者运用阶级、族群、性别等理论，在揭示政教暴力加诸人身心的创伤上，颇多新见。譬如，“三个饥饿的女人”一章探讨书写女性的饥饿如何引起消化与叙事、新陈代谢与符号隐喻间的紧张；“罪抑罚”一章剖析丁玲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贞贞”的命运，揭示国体与女体间的辩证，在在有剀切之论。
既然着眼于跨越时空的纵横比较，那么，在文本选择上，就须见出典型性和普适性。为论证自家的观点，需把经典作品与边缘存在合而观之，让大师巨子和无名小卒平起平坐，令公共世界与私人历险彼此支持，甚至混合使用小说、诗歌、戏剧等不同文类。例如，忧患余生的寂寂无名的《邻女语》就和鲁迅的经典著作《呐喊》被列入“砍头”谱系中。欧阳予倩的话剧《潘金莲》就和刘鹗的《
老残游记》、李伯元的《活地狱》、白薇的《打出幽灵塔》、蒋光慈的《咆哮的土地》、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等小说放在一起，讨论法律正义与诗学正义的论辩。“不适意的革命”一章铺排茅盾与秦德君、蒋光慈与宋若瑜、白薇与杨骚的爱情故事，用以省思情欲与政治、现实与虚构间的相互指涉。当然，此类思路不免予人以攻击的口实：把既无事实联系、又无因果逻辑的不同时空中的文本并置，岂非违背了黑格尔老人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古训么？但王氏有言在先，他挑战的正是此一相沿成习的思路。跳出线性历史观和沿革承传的窠臼，游走于不同时空背景和话语缝隙间，王书意在让跨越文化、国族、时空的众多声音展开颉颃对话。
现代中文文学在西方向是乏人问津的冷门。不过，经过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三代学人的努力，如今已枝繁叶茂，前程似锦。六十年代以降，历史文化情势日新又新，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也与时俱变。《历史与怪兽》在吸收、辩难、反思前代学术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创立典范，为现代中文文学研究再掀新页。此外，暴力与不义既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宗，其在文化研究领域却暂付阙如，两相对照，宁不堪惊！因此，《历史与怪兽》以其对暴力议题的深度探勘，有可能逸出文学批评的领地，而为眼下正走俏的“文化研究”指示一另类的思考向度。
David Der-wei Wang,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