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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回老家，听说的一个故事深深地刺痛了我。
       我一位年过五十的堂兄，他的妻子早已故去，他和两个儿子在不同的地方打工，老宅常年铁将军把门。他的长子在云南和当地一位女青年结婚，生下孩子回乡办户口，没有钥匙进不了自家屋门，便撬开后换了把锁。几个月后他的次子回来办第二代身份证，哥哥换上的门锁他打不开，干脆也撬开再换一把锁。拿上第二代身份证后，这小伙恨恨地说：这个地方我是不会回来了。春节我这位堂兄一人回家，他又撬开次子换上的门锁才得以进屋。
       像我堂兄这种两代民工都在外地讨生活的情形，在今天的中国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江西等劳务输出的大省十分常见。想象一下，这些农民工将如何养老？我的堂兄这种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民工，他们的养老尚可遵循传统的模式，即自己耕种具有保障性质的责任田，加上儿子的分摊，可以将就着度过人生暮年。可他们的儿子显然不可能再延续这种模式了，这代农民工几乎都不愿意回乡生儿育女，更别说暮年后回家种田了，他们也不可能像父辈那样指望自己的子女养老。等新一代的农民工老去，谁给他们养老？如果现在政府不在制度上作充分的准备，二三十年后，这个问题日益积累，将成为中国社会不能承受之重。当高达两亿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将是怎样的景象？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农民工养老金自由转移的问题，成为代表委员很关注的重大议题，可劳动保障部的负责人认为，全国范围内养老金转移只是远期目标，目前操作性较强的是省内养老金自由流动。然而像湖南这样的省份，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外流动。已经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相关的专家论证过，全国范围内养老金的自由转移，在技术上根本不存在问题。在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大国内，仅仅以国情复杂、技术上有难度等等原因，来解释农民工的养老金不能带走，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我们到底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和诚意？■
       【吴清贵荐自《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