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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南
       李南的诗歌体证了一种谦卑、节制的力量。一首《小小炊烟》，让我记住了这位当代女诗人的名字，进而引发我按图索骥，寻找她更多的诗歌来阅读。她对伟大事物的受挫，对平凡事物弱态生存层位的敏锐体察，以及与之对应的难过、自责与茫然，在为所欲为、乃至寡廉鲜耻的时代脸谱中，成为极其稀缺而珍贵的心灵表情。当诗人们一直在“无所不能”的骄纵中凌空蹈虚时，李南指证了一切事物的有限性。尤其是人的生存中更多时候的屈辱、渺小与无助。诚如《小小炊烟》中那个在槐岭菜场、怀抱断秤轻轻啜泣的乡下女孩；以及她诗歌中的阿赫玛托娃，“在俄罗斯广阔无垠的大地上”，“跌跌绊绊／倒下又爬起”。但当她紧接着这样写道：“我也一样，像牲口那样／在晨光里／倔强地仰起头来”，我看到了更为强大的、生命不可欺侮的尊严。许多出色的诗歌都让我心怀好感，但这类诗歌却应该领受敬意。
       韩作荣
       韩作荣作为一个眼力不凡的编辑家的形象，在我的感觉中一直大于他的诗人形象。尽管处在人生盛年的他，长期身居国家主流诗人的位置。然而，他进入21世纪以来的诗歌，却正如其《最初的光芒》所描述，以鲜嫩晨光中福至心灵的顿悟，给了我一个惊奇。
       在暧昧得让人不置可否的当代城市生活现场，随着他笔触似是不经意的点击，常态生存中意味无穷的机巧、尴尬和笑料，光色交映中丰富的层次和含混的暗影。以一幅幅新鲜而陌生的图像，白灰暗中联翩打开。使之在成为题材拓殖意义上一种可靠的范本时，也重新启动了我们对于庸常生活的诗歌想像。这是建立在阅历和世事洞明之上藏锋示拙的写作，他谙熟人性复杂的心理信息脉冲，却在波澜不惊的笔触抑制中，钝化刻薄的锋芒，也将幽微经验察识上伏藏着难度的写作，解化为随和、无为状态的写作——进而由无为而无所不为。
       欧阳江河
       欧阳江河是一个具有超级语言能力的诗人，乃至古希腊哲学时代的舌辩之士。他深刻地感受着时代场景的复杂变化，但却把这种变化的内质抽离为一个个脱离了重量的语词，通过语义的重新编码，使之在悖反、归谬、吊诡的逻辑演绎和修辞游戏中，犹如一座回廊曲折的镜宫，呈现出似是而非、光怪陆离的幻影。他体味着操纵语词的快感，并以《手枪》《玻璃工厂》和《纸币·硬币》《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等，这些横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代的诗作，为当代诗歌史献上了不可复制的玄学叙事经典。并内在地启动了少数优秀诗人，通向语言高级机密腹地的写作。
       “绝顶聪明的人对于比别人聪明感到内疚”——这位以矜持优越的语言智力坐在田纳西州山丘绝顶上的“坛子”，他自负的“内疚”激怒了平原上的民众，而随后涌起的粗鄙、通俗化的写作，使这位雾中高人的形象略显寒冷。
       翟永明
       1985年前后，当北岛等早期朦胧诗人风头渐钝之时，在一个新的分水岭上，出现了两位可以互读的诗人。他们以丰沛的生命能量，强盛的材料集结力和艺术爆发力，鼎现为新的诗歌高地。这两位诗人，一个是站在大型组诗《礼魂》中，以“诺日朗”的男神形象在“高处”宣谕的杨炼，另一位，便是以大型组诗《女人》和《静安庄》，在“向下”的沉潜中“充满深渊魅力”的翟永明。在这两组诗作中，翟永明以七窍洞开的感官，向着女性隐秘生命经验的渊底扶摇直下，遇障解穴、心与灵通，神驰语随、一路开花，直至在黑暗的最深处而满天星光。翟永明以这样两组即使置放在中国新诗史上也堪称经典的诗作，抵达了她自己作为诗人的绝顶。
       而由此往后的90年代直至现今，翟永明又以诗歌演绎类似于现代都市艺术家生活的小剧场实演活剧场景，这其中更为丰富的信息和更具现代性的经验心象，证明着一个优秀诗人持久的创生力。但这一切，都因着《女人》和《静安庄》的存在，而让人“曾经沧海难为水”。
       岩鹰
       在二十多年来的中国诗坛上，岩鹰一直以一名独立的游击战士的形象而存在。一代人崛起，一代人消失，此一风潮取代彼一风潮，而岩鹰却以罕见的“不动”，始终戳立在前沿。
       这位曾长期身居山中林场的绿林诗人，他的写作犹如冬日无霄的山岩，呈现着一种彻底消脂脱水后的干净与坚硬，乃至朝前扑击的突兀。在一首诗中，他果断地抓住在瞬间感觉中浮现的意象或意念，继而以一个核心语词迅疾的追踪和堆垒，使之雕塑式的凸现。既不修饰，也绝不展开。如同那种悍厉的拳击手，不屑于任何无用的招数，仅仅以简单直拳的连环出击，而一招致命。岩鹰的诗因无视必要的润泽而缺乏观赏性；他的坚硬甚至也不锐利，但却以在阅读穴位上准确而有力的钝击，使知觉在被唤醒的麻疼中，感受不可名状的豁然。
       而不可名状的感受，则是更陌生更复杂的感受。
       丛小桦
       丛小桦是一个天性中热爱游走的人。从十多年前的徒步长城，到眼下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考察的摄影与诗歌再次拱出水面，他以大地上的漫游者、记者和摄影家的多重身份，践行着一个诗人人文性的民间田野调查。
       这种方式改变了他的诗歌观念，他以对社会底层生态全息性-的还原，松懈即有的诗歌法度；他以调查现场亲历性的记写，把自己装进了这一可供考辨的档案；他更以一个当事人的介入，打开了遮蔽在常态生存中不会轻易显形的图像。比如那个叫做周郎歧的穷人工于算计的狡黠，以及在另外一个场景相遇时的漠然与绝情；再比如那个名叫郭彩珍的80岁的老人，在诗人面前视死亡如搬家的顽童式的死亡表演……这一切，在使人为之诧异、惊愕的同时，也彻底颠覆了我们有关民间底层生活自以为是的常识。
       在小说家因多方面的市场机遇而在这个年月炙手可热时，丛小桦对于作为诗人的自豪让人感到快活。他说：“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把小说放在眼里”。
       巴音博罗
       作为历史上曾经金戈铁马的女真人的后裔，巴音博罗似乎更愿意相信诗歌的奇迹。他诗歌中宏大叙事的激情，沉醉性的史诗意识，浑重的历史感，以及埃利蒂斯、圣琼·佩斯式的玄秘绚烂的语言挥霍——这些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诗人的笔底风云，在90年代中后期巴音博罗的笔下烟焰重燃时，已显得异常的突兀和刺目——诗歌的整体精神平台在下探，后现代主义消解意义的游戏的砖头，成为假想的支撑点。但巴音博罗却拒绝踩踏。假若我们清楚在同一时期，巴音博罗所生活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在中国经济调整中百姓所处的困境，就会明白他诸如《运劈柴的马车穿过城市》这类诗歌中，那种彻骨而广大的寒冷；也会在这一心理链条上进而明白，他何以不怕过时的、执著于史诗时代和古典英雄的招魂。
       他在残损疼痛的现实感受中擂击重鼓，并坚信诗歌就是对于真理的言说，而“真理从来就是大多数人被蛰痛时的隐秘!”
       尹丽川
       在一些人眼中迎风招展的尹丽川，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成为忌讳。这无疑与她置身的“下半身”写作相关。
       尹丽川的诗歌饱和着刺激性的激素，这一方面来自那种“涉黄”性质的语词色彩，而另一方面，则来自她杀伐凌厉的挑战性。面对以世故、虚伪为特征而
       混杂着太监气息的本土文化土壤，尹丽川以她中西教育背景中的文化眼界，她天性中绝不掩饰的锋芒，她未被茶毒的年轻，把自己挺身为与之决斗的天敌。正是在这样一个心理向度上，她以挑逗、戏弄的策略，甚至是对社会公众道德尺度的刻意冒犯，发起自己的挑衅攻势。进而将形而上的图谋交付形而下的手段，实施“越界”打击。而在她无所顾忌地为年轻和身体正名，并发出“除了死亡，只有年轻”的决绝声音时，她在底层生活场景中的盘桓和犹豫，则使她的刻薄浮上一层朦胧的暖色。而正是这一切，显示了她骨骼中不属于任何群体的独立性。
       白垩
       在当代社会的网络化时代，身为政府公务员的白垩，却以一介长衫布履的乡村秀才形象，书写着类似于“僧敲月下门”的诗歌，由此而在这样的反差中，使他为数不算太多的诗作，有了青瓷孤品的属性。
       这是一种沉溺于中国古典文化况味中的写作。如果现代人所有的心理不适，都来自都市生活的燥热、浑浊和焦灼，白垩便是寻找到了解脱之道的人。明月老松、溪水白石，以及落日中带着蜂群流浪的放蜂人，牧牛柴草陈旧的温暖……在白垩的笔下，这一切习见的山水农耕物象并不复述古典自身，而是作为清澈的文化幻象，参与物质怠倦中心灵的生机启动。
       白垩诗歌的语词和意象干净、纯粹，又在幽微禅意的枝头时而梅花点点，朗润无染，明目洗心。当我们在这一写作线路上联想到诸多已有的范例时，白垩在句式和意念处理上更趋前沿的现代性，他在这一主体基调上触及其他题材的弹性，都显示了他对这一线路新的延伸。
       胡续冬
       作为一名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当代文学博士，胡续冬的诗歌，凸现了新一代学院派诗人炫目的写作风景。
       他在1994年就写出的令人惊诧的《特快列车回旋曲》，以及稍后的《乡村乐师》《感通寺：行脚僧的一九七七》《Mailey咖啡馆》，直至近年来的《藏獒大学》等诗作，显示了新的技术手段在对当下中国现实各个层面的介入中，所能激发的特殊活力。胡续冬是一个醉心于复杂语言风景的写作者。而复杂，则代表着现实观察的深度和精微，代表着艺术表述上高相素的信息密度。简单的事物在这里被他抻开，在混载着民工和小公务员的乌烟瘴气的列车车厢，年轻乘务员那因高人一等而没有表情的脸，被他填写上了“来自遗传的权力之美”。而在同一列车的另外一个场景，一副被切开、洗匀的扑克牌，“成为厚厚的茧攻上不可感知的命运：／五十四记耳光同时抽打四个人的脸，而他们／互相对视，充满狐疑……”这种充满炫技快感的修辞狂欢，又以其分析仪器般的精密，展现了现代汉语内部可供无限开掘的迷人景观。
       胡续冬诗歌的迷人和活力，还来自他当下文化滋润中的游戏精神和顽童心态。在某个假设的空间，他的形象可能会是一个少年电脑黑客。
       蒋浩
       蒋浩是一个在“错误”的生活中，坚持“错误”生活原则的诗人。如果正确的生活意味着对于世俗生存法则的顺从，意味着为之交出自己的单纯、良知、思想和锋芒，那么，他不但要坚持这种错误，“还得把它发展成信仰”，并以此而“不要再给中年留有余地”。
       这种偏执一方面来自他在当代生活现场破碎性的心理感受，另一方面，大约还来自当年被他视作旗帜的先锋诗人们，现今自得于“成熟的资产阶级审慎的中年魅力”这种蜕变给他造成的心灵伤害。但他已远远不是当年的“愤青”，而是以无动于衷的冷漠，保持自己内心的高傲。在与同代诗人共同热衷的叙事场景中，他的诗歌将残缺生活细节的碎片，缤纷的哲学艺术信息融于一体，以多义而微妙的语词指涉，使之在平面性的交错、碰撞中，拉长了当代生活复杂意绪的景深。在寒冷而荒凉的城市街头，一个因服从自己内心生活原则而受到伤害的青年诗人，感觉到自己比生活的宠儿们，活得更为心安理得。
       蒋浩在他的长诗《陷落》中这样写道：“我曾经梦想成为这个时代优秀的写作者／用蔑视生活来亲近艺术”，起码是在我看来，他已经称得上优秀。
       黄礼孩
       21世纪初以来，黄礼孩的出现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景观。由他主编的《诗歌与人》这部民间诗刊，以选题上的宏观学术视野，民间位置上的自由精神，对处在嘈杂模糊状态中新世纪实力诗人的写作，用板块集纳的方式，做出了系列性的推现。而在这个系列上生成的两部大型断代性诗歌集：《中间代诗全编》(与安琪、远村合编)和《70后诗选》(与康城等人合编)，也因此而成为具有工具书性质的权威研究资料。《诗歌与人》系列中的《安德拉诗选》《最受欢迎的十位女诗人》等专辑，以及由他主编独立出版的新锐女诗人合集《狂想的旅程》，以其别出心裁的装帧设计和市场化的想像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作为一个生活在广州的70后诗人，他的诗歌基调却呈现出与其生存的商业空间截然相反的向度。他对神圣事物所怀有的虔敬之心，使他的诗作总是呈现着憬悟的幻想，和在一孔光明的隙罅中，心灵纯净的潮湿与委屈。他的诗歌没有70后诗人特有的锋利，却以前倾姿态中的中性写作，为诗歌在现代语境中的“合乎人情”，展开了新的文本。
       2005、2、4—24·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