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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另类发展是十八世纪普遍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停留在通过昔之主流和今之另类的对比来提醒人们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彭慕兰像我们很多看惯了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经典模式的人一样，一旦发现“欧洲的奇迹”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以及一两处近代早期英国或欧洲落后的马脚，便按捺不住重新打量它的冲动。他找到的马脚是前工业世界生态资源相对于人口增长的递减，其实这很难说是经济问题。姑且承认这是来自于植物和动物资源的需求问题吧。《大分流》认定在煤还没有完全替代木材的十八世纪，出自于土地的四大产品——食物、燃料、纤维、建材面临着不断增长人口的压力；英国、欧洲、中国乃至日本、印度等地都在努力寻求应对之道，劳动密集是共同的选择；劳动密集促进了产出，保证了增长人口的生态资源需求。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在煤/铁为主体的工业革命和新大陆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大量输入的情况下，生态压力得到了根本的松解，从而抛弃了劳动密集走上了资本和劳动替代土地的工业化道路。论述到此，对欧洲中心论的质疑便自动结束。而把土地在内的生态资源仅仅看成需求与消费的发展观也定格在十九、二十世纪工业化强取豪夺的经济发展至上阶段。
       共同的市场经济优势！
       “欧洲奇迹”观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由先前积累构筑的自然发展过程。即欧洲人有足够的资本，又有足够的牲畜供其支配，这是欧洲人巧妙地将人口控制在适度规模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欧洲人就有了更好的生活水平；同时技术优势使他们的积累看起来也更有效率。彭认为一五○○至一八○○年欧洲人拥有更多的牲口是集体利用土地的方式造成的。彭没有意识到这一评价有可能动摇他的论证基础。因为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多少限制了对土地资源的滥用，也使很多土地处于闲置状态；它是生态缓解的内生优势，在没有煤和新大陆的年代，也是前工业时期生态资源保持、限制人口增长的真正另类发展。彭草草用落后两字打发了这种土地利用方式，将重心放到讨论运输（挽力）、肥料和饮食替代上。一旦把比较的项目转移到各生活要素的总量上，那么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和中国确实差不多，甚至中国可能还要好一点。其次，彭认同的技术革新是节约土地的革新，特别是那些同矿物燃料联系在一起的革新。这些革新是煤的采掘和使用，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的引进，来自殖民地的生态保护知识和土地整理技术，海外领地的资源输入。彭强调英国和中国煤炭开采所遇到的技术难题，如英国的煤矿需要排水、中国的煤矿需要通风，各自产生的技术需求不同以及煤炭距离消费市场的远近可能对工业革命的技术突破有些帮助。这一点可能使他被迫回到欧洲有技术优势的老路上去。这是被“李约瑟难题”所累。技术是一回事，使技术转化成巨大需求才是最重要的，正如彭指出的有些技术如钟表、枪炮、航海仪器制造等同普遍需求的关联性并不大。
       我们以前对布罗代尔区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敏感度不高，彭贯彻了这种区分，从而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是对按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演绎历史的批判，另一个是对政治经济力量（国家）推动以股份公司组织形式的海外贸易的强调。
       《大分流》突出了西欧土地利用的限制因素，如限嗣继承和公田及其附属公共权利的制约。土地利用创新之举——圈地运动不仅造成就业不足（非传统认为的圈地运动造就了产业大军），同时其所创造的生产力增长也遭到了彭的质疑。中国和英国等地依附劳动和强迫劳动体系崩解的时间相同，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封建主仍然在磨房的使用和劳役、司法领域控制着劳动力。欧洲对劳动力的限制严重影响缓解生态压力或者寻找新机会的移民，中国移民实边做得较好，而欧洲向资本充裕的地方移民可能较容易。欧洲的行会制度、城乡对立也使农村工业和副业活动受阻，而中国这方面的限制较少。
       这样的论断同西欧在前工业时有着世界体系核心区的标志——自由劳动的习闻大异其趣。《大分流》彻底颠覆了黄宗智对明清中国农村家庭劳动过密化的判断，即人们为了总产量的微弱增长不惜不断地投入没有效率的家庭劳动，江南农民向劳动密集型的植棉（纺织）的转换就是明证。彭认为，恰恰相反，这是江南农民的理性选择，他们通过分工促进了产量的增长，在走向生态困境之前，避免了对生态的进一步的压力而满足了人们对来自于土地的产品的需求。这一切同欧洲同时期的“勤劳革命”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农村妇女纺织所得报酬高于黄的计量，这更否定了内卷化理论。对中国农村生活方式的判断，显示无论是黄还是彭都需要进一步地回到常识，不能将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无限放大。
       非市场经济优势？
       《大分流》着力讨论了我们有所忽略的非市场经济优势，欧洲经济史的流行看法认为这种优势创造了一种本色资本主义。
       非市场经济优势之一是奢侈消费。强调大众消费的学说认为这些从奢侈品转化而来的日用品消费会使总需求扩大，人们将更主要为市场而工作。彭考察了糖、可可、烟草和茶所构成的“成瘾性食品”在欧、亚大陆的消费情况，发现在一八○○年之前，中国人均茶、糖消费量比欧洲多。彭并没有解决这种消费文化的历时性影响，他认为十九世纪后中国人茶消费的停滞和糖、棉布消费量的下降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成瘾性食品”都是土地密集型产品，不可避免要同粮食作物争地。
       耐用消费品则完全不同。桑巴特认为一四○○年以后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消费使耐用消费品替代昔日的侍从成为身份地位的又一种标志。耐用消费品也面临时尚的普及问题。奢侈的“物化”会不断地将这些物品区分为“优雅”和“庸俗”，再生产出奢侈品的文化意义。身份地位体系向时尚消费体系转化的速度愈快表明社会愈开放，需求愈大。《大分流》考察了欧洲、中国、日本和印度、东南亚等地“奢侈的物化”现象，如住房、室内装饰、家具、艺术品、服装、小饰品等，也考察了指导时尚消费的印刷品和禁止奢侈的法令，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地方都是消费社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纺织品的消费远高于欧洲。彭认为一七五○年中国棉花的种植面积要比一八七○年多，这是中国通过劳动密集缓解土地压力的有力证据。
       在消费结构上，各核心区内部或外部都存在差异，例如，印度的收入分配不如中国、日本和西欧平均，“奢侈品”需求的地理分布在中国可能比收入分配更不对称。最显眼的差异是欧洲时尚之轮比其他地区转动的速度更快。彭认为印度和中国的纺织品、中国的瓷器等对欧洲时尚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方商品中没有这种相对应的舶来品吸引其他核心区的消费者。在鸦片输入之前，中国从欧洲及其殖民地输入的舶来品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白银。彭认为如果将白银视为一种商品，而不是现代货币，那么中国的白银需求就能同欧洲对瓷器和茶的需求一样在世界贸易进程中发挥同等的积极作用，而非货币论认定的中国对西方产品缺乏消费兴趣。
       对大众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考察使彭慕兰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对斯密型动力的参与比在中国或日本更为明确。而且，彭也检视了桑巴特所认定的奢侈消费创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的看法，认为独立店铺取代委托制作仅仅只是产生了小百货业，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和供雇佣的无产者。
       奢侈品和资本对这些特殊商品高额利润的追逐符合布罗代尔梳理出的资本主义定义。布罗代尔认为只有在商业和贸易领域，资本才真正有利可图，尤其是在特殊商品和远距离贸易上，因此资本主义同垄断、囤积居奇联系在一起。如果资本主义如此本色，那么很难说这是欧洲所独有的非市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这些资本如何能够有效积累，传统的看法就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国家）保护了私人财产权的安全、资本与专门理财的银行或股份公司能够有效分离，当然还可延伸到西方独有的簿记制度。《大分流》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和印度商业资本的生存环境和专门理财技术同十八世纪的欧洲并无不同，如中国不仅有海外贸易中的股份公司，还有漂浮的集贸市场，后者在商业竞争中能够压垮没有武力保护的欧洲人。不同的地方也许在中国并没有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海外贸易，也没有在财政上向商业资本开放，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不仅通过特许权垄断特殊商品，还能通过包税制左右国家财政，资本的收益率比较高。然而南亚展示了一种“资产组合资本家”的模式，它同欧洲向国家财政渗透并组织远程贸易的资本主义非常类似。即使欧洲当时的利息率比中国高，其资本在农业、工业、运输业等领域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资本主义既然没有在非流通领域找到理想的投资场所，那么它对欧洲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显然不大，即使海外剥削增加了资本的净积累。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仍然停留在海外贸易、武装移民上面，使奢侈品需求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联系在一起。推动海外殖民的力量是欧洲各国的军事竞争，但欧洲带到新大陆的病原菌和动植物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中国的海外移民虽然没有得到政府武装力量的保护，但也在东南亚创造了临时定居点，同欧洲海外殖民地的区别在于它不能成为发展中的社区的核心为中国提供土地密集型产品。
       
       汪洋之中一条船——马尔萨斯危机与新大陆
       十八世纪的中国、欧洲、印度、日本等地，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需求超过了土地所能提供资源的最大限度。通过劳动密集增加产出满足不断增长人口需要的发展模式最终遭遇了马尔萨斯陷阱。这种汪洋危机中唯一的一条船就是欧洲日益发展的海外殖民地。彭慕兰详细地说明了十八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相对于人口增长的生态危机、斯密型解决办法的不足和欧洲突围所形成的大分流。
       在前工业时代以稠密的人口、成熟的市场经济向十九世纪的发展（工业化）进发的各地区中，彭首先挡掉了印度。彭提供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印度的人口增长还没有达到生态供养的顶峰，种姓制度障碍了普遍的资源的利用，相对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依附劳动使印度的国内市场狭小，对工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需求。对印度的判断可能使彭对历史上另类发展——提高了产出的劳动密集是一种增长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创见大打折扣，他没有意识到相对而言，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程度上开放的市场在前工业时期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十八世纪的印度相对于豁出生存搞发展的中国、西欧和日本是一个更需要重新打量的地方。中国、西欧和日本在朝着十九世纪的发展道路上面临共同的生态压力，尽管欧洲有着落后的土地利用方式留下的闲置资源。对中国岭南的燃料消耗计量表明十八世纪中后期岭南的森林面积、人均总“燃料”、非“燃料”用木材都呈持续下滑趋势。但与欧洲这三方面最好的法国相比，岭南仍然占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和燃料收集换取的。
       彭用丹麦为例来说明通过劳动密集的方法解决生态压力为何行不通。丹麦有公认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但采取了东亚的稳定生态环境的措施。丹麦人在农田耕作、节约燃料和土地整理方面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把绝大部分劳动力留在了农业上。这使丹麦无法迅速转换到生态危机缓解乃至彻底突破的欧洲道路上去。
       除了劳动密集外，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核心区还从资源与人口比相对高的外围区域输入各种土地密集产品来缓解生态压力。使用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发展了进口替代使核心区最终不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使用依附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外围区域虽然确实是核心区理想的土地密集产品的供应地，但西欧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却存在技术和制度上的限制，因此在十八世纪，这些地区并没有给西欧帮上大忙。
       作为马尔萨斯汪洋危机中的一条船，美洲扮演的角色使其他所有因素相形见绌。欧洲用工业品换取奴隶卖给新大陆，同时把英属北美的谷物和木材送到环加勒比海地区，然后新大陆的这些殖民地又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英国就这样以奴隶贸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土地密集产品。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将贵金属运到了欧洲，而欧洲将这笔横财输出到东南亚、近东、东欧、亚洲各地，不仅扩大了它从这些外围区域的资源输入，还获得了欧洲同非洲交换奴隶的各种制造品。那么，最终英国获得了多少土地密集产品呢？以一八三○年左右为基准，新大陆大约提供了三百万至四百万英亩虚拟耕地，这只是糖、粮食和木材换来的，还不包括棉花可以折算的五十万英亩；羊毛可赚二千三百多万英亩，而当时英国的可耕地总数约为一千七百万英亩。煤在一八一五年的产量大约可折算成一千五百万英亩的森林，只及新大陆横财的一半左右。这些土地密集产品使英国和欧洲的原始工业化所吸纳的劳动大军对农业剩余的需求压迫完全解除，资本主义才能进入十九世纪利润最高的工业部门，使英国模式成为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发展模式的代名词。而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使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落入了万劫不复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此地不在彼地发生”的追问，从而有了欧洲中心论的各种知识典范。
       远流与近事
       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自己只想纠正过去知识典范的不均衡现象。他提到用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世界经济史，一八二○年之前的全球经济史就是“东亚的奇迹”为主体，其发展模式是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使数量巨大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并略有提高；一九四五年的大历史则变成了西欧和新欧洲的技术革命和人均资本、土地和资源的空前投入使人均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二○○○年的全球面貌则是东亚和欧洲的融合。虽然这种眼光很有启发性，但也有危险。这种危险具体地说就是没有人能够从一八二○年活到如今，连续性只是理论上的，以此反观历史很难体现历史上人们的具体生活状况。更大的危险是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越界提出的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话头。
       一五○○——一八○○年可划归布罗代尔所言的“旧的生态体系”时期，说成是西方纪元的近代（现代）早期历史阶段，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成大问题。这本书把十九世纪翻译成现代世界而不是“近代”在西方人看来也没有问题，但中国却有这个英文字相对应的两个词——近代和现代。近代中国史和现代中国史是两个概念。即使明清经济史的现有研究展示当时的中国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经济体系，甚至近代中国经济史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是增长型的，但是近代史身上的意识形态重负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如果能够走出近代史分期的意识形态背景，将会对本土发展模式有更深切的体认。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