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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篇闲话
       但凡一个人生下来，人们便总有许多臆想。即便是普通孩子，也要从他的生辰八字中寻找到未来前程的某些征兆。倘若是大人物。其出生则往往会附着某种传说。考证这些传说是一些人学识渊博的标志。但这些考证往往只是以讹传讹、蛊惑人心而已。风水和命相算得上是两类最悠久、最有迷惑力的学问了。时至今日，你若去某个饭馆，或走在某条街上，仍会碰到这类主动搭讪的术士，无外乎称你生有异相。哄你高兴了施舍些钱财。朋友圈中。有人遇行运不畅时，便去请风水先生，结果也只是讨些心理慰藉，于局面的扭转是从未见有实效的。
       我们公司关闭前，行政总裁张从台湾请了风水先生去勘查我在上海的办公室。那位大师看了半天，费用为五万港币，结论是，我的办公室必须搬到另一间去。做大事而迷信术士，为我当时所不齿。结果办公室未搬，五万港币打了水漂，公司到了年底果然不能收场。
       我从未相信风水与局势以及一个人的命运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前些日子，父亲病故。我依然听了家人的建议。找了懂风水的人寻了块好墓地。我知道心理的慰藉，有时会重于我们所知的有限的事实。人既然难免脆弱。就需要些莫名的安慰以减轻活着的痛苦或添些渺茫的希望。试问，除了上帝、老天爷或别的不可知的力量，谁还有权对人予以苛求、责难或安慰呢?以我现在的平淡心性，我知道人不过出生了，又死去了，再大的人物也遵循着这一简朴的法则。但在早年间，自以为是的我还是相信自己是有些异相的。我常对镜凝视我的异相，以坚信自己异于常人，于是，可笑的事情便在我四十多年的生命中反复出现，以至于我要写这些文字，告诉大家一些庸常的道理。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2001年9月11日，对我来说本来是个吉日。下午四点钟，我代表董事会与詹姆斯先生签约，聘请他为新东方卫视的董事副总裁，负责新东方卫视在纳斯达克上市前的公共关系。詹姆斯先生曾经担任过老布什的新闻官，是纽约传媒界的红人。同时还是一个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因为詹姆斯的加盟，新东方卫视的上市日程必将提前，上市后的股票也将会有一个好价格。
       “王，什么时候你能拿到飞机驾驶执照?我们好去拉斯维加斯比试比试。”
       “不，詹姆斯，开飞机就免了，我只想开一辆大货车。独自一人穿越美国西部。”
       签完约，我们便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饭店为詹姆斯饯行，他第二天就要回美国去了，回到他的家乡去帮一个中国人卖股票。九月的北京是迷人的，星空清澈而爽朗，这个小型宴会与其说是为詹姆斯饯行。不如说是为我自己庆贺。新东方卫视即将成为我们的第五家上市公司。但这回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上市，上市的主体又承载了我太多的人文情结与英雄梦想。我们边喝酒边闲聊，气氛轻松，心情愉快。突然，詹姆斯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异常惊惧的表情。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电视机里一幢摩天大楼拦腰被撞，滚滚浓烟正肆意蔓延。
       “詹姆斯，不必紧张。不过是好莱坞的一部新片而已。”
       “不，王，战争，一定会发生灾难性的战争!”
       詹姆斯的话音未落，主持人便清晰地说道：美国时间上午10：28(北京时间22：30)，纽约世贸大厦的北楼倒塌!紧接着我便接二连三地接到电话，不到一分钟我便知道，就在我们把盏闲谈之时，世贸大厦的南楼被撞。18分之后。世贸大厦的北楼被撞!紧接着便是五角大楼被撞。空气在刹那间凝固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闻名世界的双子座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了。
       9·11显然已经成为人类疼痛的日子。但它仅仅是几架飞机的焚毁和两幢大楼的倒塌吗?当然不是，它更像是一个标志，自此，人类的生活与文明便出现了另一种常态：恐怖与反恐怖。但谁又会想到，这个发生在曼哈顿的从天而降的灾难，还会与我这个从中国南部偏远山区走出来的商人发生如此紧密的关系，最终竟又导致了我的毁灭!一个月之后。英国莲花基金便发来了一份文件，称因不可抗力，此前与新东方卫视签署的投资合同将不得不终止。紧接着，所罗门美邦也发来了类似的商业信函。称新东方卫视在纳斯达克的上市计划将不得不令人遗憾地予以取消。四个月之后，新东方卫视便像一棵光秃的树，在凛冽的寒风中发出了致命的脆响……又过了一年，我们的几家信托公司便发生了接二连三的“挤兑”，紧接着我们控股的几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又同时暴跌，一年之后公司便彻底清盘了……最后，我因非法吸储罪被判了五年徒刑。我们的商业大厦彻底崩塌了!
       毋庸讳言，有近两年的时间，我都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中挣扎着过来的。9·11仅仅是我们一连串倒塌事件的最初咒语。但它的确曾让我觉得我们的事业，甚至于整个的生命都只是一个玩笑。我年逾七旬的母亲曾经开导我：儿呀。想一想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人，恐怕大多数人到现在连长沙都没有去过呢，你走得太远了。都到过美国了，也该歇歇了。
       是的，太远了，可我凭什么要走这么远，且一走就是二十几年?我不禁想起我在香港曾经听过的和田一夫先生的演讲，主题大约就是失败。那个时候。我们的公司正如日中天，和田先生的八佰伴却倒闭了。和田先生在演讲中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话：“做生意就是遵守常识——天晴时出门，下雨时呆在家里。”事隔多年，再想起这句话，才知其意味深长，非历经苦难不能体会。
       好了，我，王家瑜，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生于湖南宁远县一个叫梅岗的小山村。
       梅岗，这名字颇有些诗意。但我自出生以来就再未回去过。我曾多次问及母亲关于梅岗的风情与景物，似乎没有任何特色可让我在这里讲述的。在一首叫《干枝梅》的短诗中，我曾幻想过梅岗的梅树。
       干枝梅，从天堂的棚架上生长的干枝梅
       洁白到死的梅子
       你微露着梦想，直到死亡……
       但母亲告诉我，梅岗并没有梅树。我索然于我出生的村子并没有任何浪漫与风情。我也问过母亲，我出生时村里是否出现过诸如一片红云的异相，母亲淡然回答：“没有。”那么，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山村，生辰八字中又没有任何异相的我，为什么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相信自己异于常人呢?我的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情结缘何而来?这样的情结原本只属于一个盛开着桃花、美女、音乐却局势动荡的年代啊——风吹动着箫声和书页。云大片大片地流动，仁人志士在乌篷船上讨论共同纲领……
       生于一九六四年，或者说，生于六十年代。成为后来学人们所谓的“第三代人”，从小就被赋予了“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令人遗憾地成了我的英雄情结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这原因导致了我的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不纯粹、不彻底、不完美。并使我最终在梦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文化人与生意人、爱情与肉欲、真实与伪善……的灰色地带成了一种杂碎。我是一个不成功的文人，更是
       一个不成功的商人；我生于山村，却流着清高的、不可救药的读书人的血：我是一个南方士子，柔弱、敏感，在月光下流泪，却要到西北的荒漠中去讨生活；我喜欢素朴、忠诚的品德，简单的人与事。却一生都与私念、恶欲、欺诈为伴；我崇尚爱情的光芒，却迷恋肉体那近乎糜烂的享受；我渴望成为烈士，却一直活到今天……小时候。我经常梦见自己率兵突围，冲下山去，包围宁远县城，打开牢门，救出同志——其中一位一定是我歃血为盟的兄弟，另一位则一定是我暗恋的、婀娜多姿、脸色苍白而又一往情深的女子。我曾长期喜欢柔弱、变态、略带神经质的女人，可以让我反观自己的聪明与强悍。我需要崇拜、顺从甚于需要平等的爱情，这使我的婚姻从根本上就不幸福。我的确有过一位盟兄。我们曾经歃血为盟。他虽然没有机会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背叛我，却在一次捶胸顿足、海誓山盟后。带走了我的一百万。此后，就再也没有了踪影。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顽固的宿命论者——家族及时代的宿命。我长期被黄继光、董存瑞、张铁生、黄帅……或者。更远些。被谭嗣同、蔡锷、黄兴，也被我的先人王笑浪、我的父亲和右派叔叔们的咒语与梦呓所左右。这咒语与梦呓让我做着英雄的白日梦。行走于俗世间。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中国人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命运，其出生与终结皆不由自己做主。记得有一年，我十四岁的女儿就曾批评我“总爱做自己不能控制的事。”她认为顺其自然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安适的生活。比如我一九八一年参加高考，成绩下来了，要填志愿。我的父亲要我填中山大学。我就填了。虽然我从小就与父亲对立。这件事却听了他的。因为除了清华、北大。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些什么大学。填完志愿，一家人就去饭馆庆贺。没想到会因一件小事与父亲争执起来。他顺手就抄起一只碗向我砸过来。我怒火中烧，冲出了饭馆。我的第一个决定就是不报中山大学了，因为这位狂暴的父亲就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不报中山大学报什么学校呢?正巧饭馆外面贴了一张地质学院的招生简章，我就填了地质学院，结果就被录取了。我此前从来不知有这么一所学校。对于地质专业更是一无所知。我就因为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上了这所几乎让我神经分裂的大学，差一点不能毕业，毅然决然地成了一个坏学生和漂泊者，还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有了现在的女儿，去了新疆，写了近十年的诗。
       唉，如果填志愿那天不去那家饭馆，如果吃饭的时候不与父亲起那场冲突，我就会进另一所学校，认识另一个女人，学另一个专业，生另外一个孩子。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重大事情被偶然事件决定的例子还很多。我后来常对人讲。凡大事几乎全不能由自己做主。比如一个人是生在农村还是城市，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些重要的事都不由自己。包括现在走出门会不会被车撞死，是被一辆奔驰车还是被一辆三轮车撞死。也由不得自己。但人们却经常扬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岂不可笑?我们虽然明白这些道理，却还是忍不住去探究必然的、有规律的事物，像那些有学问的人一样自欺。因为不自欺。我们活着就更没意义。我写这些文字也是为了自欺。或者说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
       我女儿批评我爱做不能控制的事，是指我天性中喜欢冒险和出人头地。我愿意做超越自己及挑战极限的事。爱因斯坦说：“对着天上的星星瞄准。总比对着树上的鸟瞄准要打得高。”这句话影响了我很多年。但我女儿会说：“对着天上的星星瞄准，最后一定连一只鸟都打不着。”有一次，一位记者问到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回答说：“对人及社会有所影响。”这个观点一直不被我女儿所接受。我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功利主义的。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英雄末路会是这种观点的必然结果。所以，我女儿说：“你一生都会很孤独，很苦。”她信奉快乐原则。她还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心情，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能力。如果每个人快乐的能力都提高了，人类就会很美好。所以，在这里，或者说，在我苦难的人生过了一半时，我也想探究一下快乐原则。我尝够了辛酸苦辣，也想尝尝甜的滋味。说到底。我虽然宿命，却还想继续有滋有味儿地活着……
       2　家族
       十九世纪末江西铜鼓县黄陂王家，生了一个俊美的男孩，行由字辈，取名由文，字雪疗。由文两岁时，父母双亡。由同宗一位留过洋的叔叔抚养。这叔叔喜欢他的容貌，也喜欢他的乖巧和伶俐，便出钱供他念了几年书。至十六岁，外出当兵。自此。那位留过洋的叔叔便再也管不住他了。二十岁从军队退役回到铜鼓。由文很快就成了赌馆和妓院的常客。他的俊美远近闻名，虽然穷，无父无母，又有些坏名声，但为人豪侠，聪明灵秀，竟也娶了邻县修水袁氏之女为妻。袁氏为修水的耕读世家。良田千顷，颇有家声。嫁给由文的这位袁家长女。自小读四书五经，清瘦、朴素，以待人谦和、循规蹈矩为乡邻所称道。其操守、学识和丑陋的容貌在修水也是闻名遐迩。这个丑陋的才女以自己的德行与浪子由文成了绝配。一个是笃信道德的孔门信女，另一个则是为所欲为的江湖浪子；一个丑陋，另一个俊美；一个富，另一个穷；一个喜欢书籍，另一个却喜欢骰子；一个崇尚节俭、安静的生活，另一个则渴望天天呼朋唤友，千金散尽……有趣的是，这位长期幽闭在闺房之中自惭形秽的女子，却诚惶诚恐地向往着、倾慕着江湖风云中的浪子。她小心翼翼地伺候一匹野马。既提心吊胆又颇有计谋地用自己的操守与德行。唤醒了蛰伏在由文心底的读书人的梦想。她几乎用尽了自己全部的时间与才智，迂回而曲折地、一点一滴地让由文记起了黄陂王家作为书香门第的光荣历史，并不失时机地让他背上了这光荣历史所包含的责任。浪子在即将彻底毁掉自己的纯良天性时。及时地、义无反顾地从赌馆与妓院中回了头。
       他去了南昌，和袁氏一起随那位留过洋的叔叔学医，后来又随军做了医官。授上校衔。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位上校的脖子上经常挂着“打倒反动医官王雪疗”的牌子游街。革命小将像拖着一条老狗一样拖着他，从一条街游到另一条街。一边游一边敲锣。每敲一下锣，上校就喊一声：“我是反动医官王雪疗。”群众就接着喊一声：“打倒王雪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在这样的喊声中长大，从六岁一直喊到十一岁。我的喊声比任何人的喊声都细、都尖。都更让人回头或侧目而视。群众看见这样尖细的声音是一个小孩青筋暴露地喊出来的，就哄堂大笑。带头喊口号的人就厉声喝道：“严肃点!”群众就严肃点。小孩依然尖声细喊，人们依然忍不住大笑，带头喊的人又厉声喝道：“严肃点!”群众就又严肃点。一上午的游街就结束了。若干年后，这样的口号以及这样游街的景象。常常会不约而至地出现在我的梦里。同时在梦里出现的还有迎风招展的猎猎红旗、响彻云霄的锣鼓声以及我爷爷流着口水的狼狈样子。“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在宁远县北郊的一块空地上，每年都会举行一次万人批斗大会。每次批斗大会都
       会有人被雪亮刺眼的大刀砍头。人头一落地，群众就喊声动地：“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后来，一部有名的叫做《左祸》的书。列举了湖南在文化大革命中杀人的八种方法。用雪亮的大刀砍头，算得上是最畅快的一种，也是最人性的一种。但是，我的爷爷、反动医官王雪疗，虽然每年游街，却总能在批斗大会上幸免于难。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外婆一家出身好，我的大舅做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二是他懂医，救过不少人的命。但爷爷从来都否认我外婆一家对他有活命之恩。他对外婆一家向来都嗤之以鼻。事实上，每次批斗会前都要先开一个小会。决定谁被砍头。每次开小会最关键的那句话：“把王雪疗砍了，谁来救造反派的命?”总是由我那木讷的、几乎就像闰土一样的大舅说出来的。他一年说一句这样的话。就救了我爷爷一次命。
       多年以后。我回到宁远，虽然北郊早已高楼林立。我依然不敢独自一人经过那片空地。我总是感觉到有人从背后蒙着我的眼睛，不断地打我。奇怪的是我从来都未感觉到疼。我喊道：“谁呀?不要开玩笑。”睁开眼，却见不到人。我想我的恐惧与幻觉一定来自于类似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使整整一代人都长期陷于或轻或重的癔病之中。我用了大约三十年来治这种病。这病的病症包括：阴暗的防备心理，莫名的警觉、孤独、狂躁、恐惧。不自信也不相信别人……我曾经写过一首诗来描述这种病症。
       冬天
       这日子太短了
       金色的光线已退入黑夜
       大地上堆满了肮脏的冰块
       我还能不能安慰春天的人们呢
       我钟爱的季节那样短命
       可爱的脸转瞬消失
       楼道变成一条长长的地狱的走廊
       好冷啊　身着棉袄的鱼躺在烤箱上
       手指也丧失了音乐
       少女们落入了冬天的历程
       冬天，冬天停止了罪恶的寂静
       冬天，你能面对什么
       你没有门，你的窗子怕冷
       园子里的花害怕新鲜空气
       园丁和花朵一一凋零
       我没有办法
       我在雪峰下生活多年
       我和觅食的麻雀为伴
       我越走越远越远越警觉
       此刻，你在火炉旁思念的那个人
       住在一座秋天的古堡里
       片片落叶吹满了他的房间
       他在恋爱着怎样的一支蜡烛
       又在哭泣怎样的一位歌手呢
       二十八岁做了上校医官的由文，一生都在战乱中闯荡，直至一九七九年去世。宁远县城举行了最盛大的葬礼。人们悼念他的苦难、豪侠、精于世故、俊美、风流和医术。他能活到八十五岁的主要秘诀是在一个僻远的小县城拥有精湛的医术。我奶奶常以此为豪，认为王家能多次幸免于难全在于爷爷的医德与医术。她永远以引导爷爷做了医生为豪。这算得上她一生最杰出的作品。按照她的逻辑。如果不做医生，就不会救那么多人的命，不救那么多人的命，别人就没有理由让他活着。是别人要活命。才有了他活命的基础与可能。对此。浪子由文有他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对奶奶呆里呆气的逻辑只是淡然一笑。他知道除了医术，更多的是他的江湖经验一次又一次地救了王家。这些经验，使他处处都能左右逢源。他深谙趋利避害的各种技艺，对这些技艺的使用比对手术刀的使用还娴熟。与奶奶的循规蹈矩和不谙世故相反，他驾轻就熟地往来于形形色色的权势之间。无论谁当权，都不得低看了他。他老于世故，真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个从赌场和妓院中混出来的人，一个有一技之长、豪爽而又擅长交际的“兵油子”，一个在战火中倾家荡产、又从广西的匪营流窜到湖南的匪营的“老江湖”，能够在各种浩劫中幸免于难。实在没有什么可惊奇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和江西内乱不断，爷爷在生下二叔后。知道不能再在军队混下去，遂退役至长沙，办了雪疗西医诊所。他长于外科，内乱不断的年代。伤员总是不断。他原本就是军医，在官兵们心里有着天然的信誉，诊所的生意自然十分兴隆。但好日子没过多久，日本人就打过来了，从北边的武汉一直轰炸到长沙。雪疗诊所毁于一场大火，一家人只好仓惶南逃。至广西，被全州的土匪抓获。留在匪营做了医生。不久，湖南的土匪和广西的土匪火拼，又被湖南的土匪抓获，留在湖南的匪营里做了医生。直至解放，一家人才在湖南与广西交界的宁远安了家；爷爷还做了县城唯一一家医院的院长。这也得益于他救了宁远县县长一命。这位县长在剿匪中挨了一枪，子弹碰巧穿过他的裤裆，爷爷的手术刀不仅救了他的命，还救了他的雄风。这大恩值得他用一个院长的职务来报答。
       我想起我爷爷。唉，我的狡黠、江湖、英俊、好技术、坏运气的爷爷，与他那朴素、幽独、丑相貌、好德行的妻子同床共枕。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一连生了七个孩子。除小女儿夭折外，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全都健康地、一个接一个地、满怀着爱国主义热情上了大学。这在穷苦而僻远的宁远，可真是影响深远。
       黄陂王家在江西衰落下去。宁远王家又经爷爷在湖南兴旺起来。浪子由文因此而成为复兴王家书香门第的领军人物，这可真是他那位留过洋的叔叔做梦也想不到的。爷爷在做了多年的浪子后，娶了一位有学识的妻子，就更加明白了读书的好处。他信念坚定，相信读书有益于活命。因此，无论日本人有多凶残，无论仗怎样打、难怎么逃，他都毫不动摇地供子女读书。不仅供男孩子读，也供女孩子读。学校开课他让孩子们读；学校停课了，他让孩子们等，一开课又让孩子们读。我父亲就是在战乱中读一年停一年，坚持不懈，最终从中山大学毕了业。但他有辱父命，念了在爷爷看来毫无用处的英文系。在爷爷看来。活命、赚钱、出名是读书的三大好处。但我的父亲私底下纵容了自己的个性。他迷莎士比亚，也迷拜伦和济慈。他不关心拜伦们能不能让他活下去，当不当得了饭吃。他距“活命”这个词还很远，他不仅活着。还意气风发。他的弟弟妹妹效仿他，也都念了无实用的专业。爷爷自以为是的人生经验在孩子们身上几乎全落空了。他苦心经营，想光大王家门庭。但到了我这一代，上大学的却只有我一人。我的堂弟堂妹们信仰知识无用论，或者他们的心智完全不宜于读书。
       一九七九年，爷爷在弥留之际，让母亲从床底下取出一部发黄的英汉词典。他说不出话。手一沉。就闭眼了。但母亲明白他的心思。母亲的手也很重，将这部词典交给我时眼含着泪水。我明白，在爷爷心里，我是王家唯一的希望了。我带着这部词典上了大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种境遇到另一种境遇。许多年过后，我才明白爷爷留下这部词典的寓意。他从小在那位留过洋的叔叔家长大。受他的恩惠。也受他的歧视。叔叔家仿西式的生活方式，包括餐具、服装、礼节、说话时夹杂着说英语等，给了他沉重的压抑。他融入不了这个家庭，他的江湖习性时常遭到叔叔的训斥。他暗中发誓要出人头地，但他一生所能使用的英文不过十句。他一心要送孩子们出国留洋，但生逢乱世。他所能达到的最大目标也不过如此。虽然孩子们都上了大学，却没有一个能如他所愿出国去。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词典还在，我的
       英文却一塌糊涂。我没有出国留学，虽然后来常有机会出国。不过是出去做点小生意。我空虚而无聊地泡洋妞，完全辜负了爷爷的殷切期望。他对读书的信念和梦想在我身上已荡然无存。我不会英文，不懂电脑，像我父亲一样，没有掌握任何一门有用处的学问。没有用处的学问，又让我做了许多荒唐事。黄陂王家在宁远兴旺了几年。很快就衰亡了。我多年不敢到爷爷的坟前，我的堂弟堂妹们则根本不知道爷爷的坟在哪里。王家的血脉如此纤弱，王家的人都不是“黄陂王家主义者”，他们甚至连黄陂在哪里也不知道……
       改革开放后。黄陂王家的族亲们却与我联系上了。他们从报上读到有关我的报道，便来函向我索要简历及重修族谱的经费。我注意到僻远地方所谓书香门第对外面世界的可爱幻想及淳朴信念。他们相信一个人既然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就一定会很有本事。由文浪子回头的故事在黄陂再次被人谈起。我作为由文一支的长孙。一不小心就成了他们振兴家族的希望。但是，他们全凭想象，完全不知道我已心力交瘁，我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能力一点也不比他们强。我早已被这个复杂、善变的世界肢解，至今也未能安身立命。我那些唬人的企业及报道给了他们错误的想象。我给他们的回信，报以热烈的问候，却带给了他们更强烈的幻想。他们寄来一份又一份项目计划书，所涉包括养鳗鱼、种草药、养鸵鸟、办茶场、开石英砂矿、办养猪场等等。不久。他们又推荐若干族人来我公司上班。一位老族叔称我为“贤契”，不断地对我说“打虎亲弟兄，上阵父子兵”的道理，但我与那些从未见过面的族亲并无兄弟情谊。我坦言自己早已雄心不再。我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与幻想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承担任何家族的义务与希望。但我的这些话完全没有用处，他们依然热情地向我推荐人才与项目。直至我彻底破产。才终于断了音讯。实际上，对于黄陂，我一直有强烈的探究心。我是湖南宁远梅岗人，而从未将自己看做是江西铜鼓的黄陂入。但我的血脉源自黄陂，我一直想弄清黄陂与王家及我本人在命运上的联系。我爷爷讲满口的铜鼓话，父亲讲湖南普通话，大姑、二叔和四叔讲新疆普通话，二姑讲东北普通话，三叔则讲上海普通话……他们少小离家，与黄陂早已没有联系。他们在千里之外，经历着自己的生活，恋爱、结婚、生子，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成就和不算太小的灾难。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当没当过右派，离没离过婚，如下特性都是他们共有的：一、渴望浪漫的爱情，却只有不幸的婚姻；二、虽壮志未酬，却都勤勤恳恳；三、为人忠厚，却任性、叛逆、多梦、不识常理、不谙世故，是天真的、永不言败的理想主义者；四、是疯癫的自我主义者，但并不是黄陂的王家主义者；五、都曾壮怀激烈，最终又无奈地向俗世屈服；六、与多数群众一样，正一步一步了此残生。我自己的命运也将如此，我已彻底放弃任何同命运抗争的思想与努力。我从哪里来将回到哪里去。王家的这些特性，并不比别人家的离奇，但多梦则是王家较有意味的基因密码。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常将梦与幻想混淆，这混淆让我既混乱又劳累。我分不清已经发生的与将要发生的事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从未泯灭对黄陂的探究之心。我想弄明白，是怎样的绳索拉着我，无论我走了多远，命运却总是在重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本叫《百年孤独》的书流传一时，到处都在谈论马尔克斯和布恩地亚家族。我正在读大四，我已经没着没落地经历了好几年的喧哗与躁动，我的塞满了新名词的思想一片混乱。我也要寻根，于是去了江西的铜鼓。
       接待我的是我爷爷的堂妹。那个留过洋的太叔爷的小女儿，却比我爷爷小二十岁，与我父亲同年。我初三便开始与这位叫由箴的姑奶奶通信。我们在信里无话不谈：家族、书、音乐、诗歌、反右倾及文化大革命……我们甚至还谈到男人和女人。箴的经历甚至比我爷爷从浪子到军医，从军医到土匪，从广西的土匪到湖南的土匪……更离奇，更有玄机。这位活泼、乖巧、倔强、高傲的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她父亲曾官至江西省卫生厅厅长)，十六岁得了钢琴大赛的银奖。十八岁念了作曲系，二十一岁披着一身素雅的婚纱嫁人。她丈夫曾做过国民党江西省财政厅的处长。江西解放后，这位丈夫就辞了职。靠拉板车谋生。他拒绝任何人的劝告，没过几年竟离开南昌，到了一个山里去做护林员；从此，他再也没有下过山。
       箴二十一岁出嫁，二十二岁生女儿，二十三岁生儿子，二十五岁又生女儿——这回悲惨得很，是一对双胞胎。二十六岁丈夫离家出走。我没法想象她是怎样一边守着活寡，一边还要抚养四个幼小的孩子。偏偏在三十岁那年，她还将自己直截了当地弄成了右派。天下的右派大多只是没了公职，去农村锻炼而已，她却变本加厉，将自己弄进了监狱。她服了十年刑，亲戚朋友都与她划清了界线，四个孩子也都送了人。她在监狱里白了发，出狱一年却又满头青丝。这位小巧玲珑的老人精力充沛。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勇往直前的乐观天性：五十岁时还有着孩子般的笑容。保持着女学生灵性飞扬的仪态。谁也看不出她曾经历过如此深重的磨难。她坐监狱就像上学堂，很认真也很虔诚地学习和改造。她喜欢谈论爱情，每次给我写信都要用超过一页纸的篇幅来谈她对爱情的见解。我十五岁与她通信，相当一段时间不懂装懂。她从不揭穿我，把我当做一个懂的人，彻底忽略我的年纪，继续谈论她的爱情观。“那个时候，我总是穿白衬衣、红裙子……”她回忆自己的青春年华，就像老乞丐回忆第一次吃鸡时的吮指回味。我们通了近五年的信，她吮指回味了五年。我对她熟得不能再熟，称她为亲爱的箴，时而用英文格式时而又用古文格式给她写信。我们完全不像隔代人。她收到我的信，知道我要回铜鼓，高兴得一大早就到门口去等。我下了火车，走了两小时夜路。于凌晨四点到了她家——准确地讲是她寄居在南昌的女儿的家。我看见她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整条街只有她门前的灯昏暗地亮着。一个披着披肩的小个子女人，果然像大三的学生一样向我飞奔过来。
       箴接待我的方式也异于常入，她没有让我坐下，而是直接将我拉进被窝。南昌的冬天又潮又冷，被窝是事先暖好的，所以我一钻进去就幸福无比。她坐在床沿上，出神地打量我。
       “你可真丑。王家怎么会有你这么丑的孙子?”她拿发黄的相册给我看，告诉我谁是她父亲，谁是我爷爷。我看见相片上站着两个大约不到三岁的孩子。
       “这个是你父亲。这个是我。”
       “你父亲比我小两个月，可我是他姑；你父亲叫我姑，你却叫我亲爱的箴。”
       我想辩护：“是你要我这么叫的。”但话没说出口。
       她轻佻地、忙不迭地说话，又拿出为我拟好的访亲计划。
       “我们先回老屋去。黄陂王家的老屋叫柏树下，因为四周种满了柏树。”
       我知道柏树下，我对这个名字有一种俊雅、飘逸、怀古思幽的感受。我几乎是因为这个名字才喜欢王家的，我相信我那能取这么一个好名字的先人一定学识渊博，品味清雅。
       
       “你以后再写文章，就用‘柏树下’做笔名。”箴这么说。既像是建议，又像是命令。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这名字引发了我对黄陂王家的幻想。这幻想是超凡脱俗的。
       “老屋的后面是一座山，种满了楠竹。王家的先人都葬在后山上。我们每年开春都去山上拔笋子。就像在先人身边做游戏。”
       “瞧这张匾，刻了‘忠厚传家’四个字。这可是王家的传家宝了。”她挑了一张旧得不成样子的照片给我看。
       “忠厚是一门哲学。很难读懂，但你必须读。”箴充满意味地谈论着。她是兴奋的，她尽情发挥她的热情与思想。但我坐了两天的火车，又走了两小时夜路，我在箴热情、活泼、流畅、富有哲理的絮叨中睡着了。醒来，吃了午饭，我们便急忙去车站赶开往铜鼓的班车。我注意到箴一直没有介绍她女儿，我看见一个头发焦黄的三十开外的妇女，一直低着头，不情愿地忙来忙去。直到我们上路，箴仿佛想了起来——“这是我女儿，你叫她表姑。”但我们急着赶路。我只叫了一声“表姑”，她也只是勉强地对我点了点头。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昌的信，提醒我“不要跟那个老妖婆学坏了”。我惊讶这封信竟是箴的女儿、那位名叫超的表姑寄来的。一个年逾三十、自己也已做了母亲的女人，竟然这样攻击自己的母亲!她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结与仇恨呢?一年之后，我与父亲谈及此事。很为箴打抱不平。但父亲告诉我箴做过的一些事情，却使我对超有了很深的同情。
       原来箴在狱中时，已将超及其他三个年幼的孩子给了别人。出狱后，又歇斯底里地向人家要。结果四个孩子也只要回了超一人。超的养父母是一对南下干部，一直没有生养，便对超视若珍宝。超级不情愿地回到母亲身边。因为母亲的右派及反革命身份，她没念完初中就上山下乡了。后来终于回了城，却一直找不到工作，熬到三十岁。才找了一个有小儿麻痹症的对象。箴认为男方既没有文化，家世又低微，便极力反对这门亲事。但箴反对的方式令人瞠目。她不断给男方的领导写信，不回信就上门，称男方如何诱骗了自己的女儿。箴在铜鼓是有名的右派，当时，刚平反的右派都格外受人同情。箴因此得逞，生生地拆散了这对活鸳鸯。超与母亲因此反目为仇。超恨母亲，认为母亲既然没有能力，就不应该把她从养父母身边要回来。否则。她无论如何也不至于不读高中就去了农村；更不至于在乡下那么多年都回不了城。回了城又找不到工作。如果还是那个南下干部的养女，在铜鼓便是高干子女了，超又怎么会落到三十岁才非嫁给一个残疾人的地步呢?超认为自己的悲惨命运既是母亲一手造成。母亲就没有权利对自己的婚姻横加干涉。
       “跛子不好，你给我找一个好的呀!”她捶胸顿足，拼了命反抗；箴无可奈何，只好认了这门亲，但无法就此取得女儿和女婿的谅解。母女俩的隔阂从此再不能消除。便彼此搜罗证据相互攻讦。超甚至怀疑父亲当年离家出走是因为母亲行为不轨。她指责母亲轻佻、老不正经。箴呢，则指责女儿想男人想疯了，连个跛子都嫁。
       父亲还告诉我箴的一些不很光彩的事情。最不堪的是，她在历次运动中，曾揭露过几乎所有的亲戚与朋友。她利用一切机会，搜罗亲戚朋友的观点与思想，然后写成材料，交给专政机关。但她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牢还是坐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又几乎被当做“四人帮”的“黑手”再次被捕。
       “箴并不是很坏的人，她只是太喜欢在浪尖上生活了。”
       “她天真无邪，真心实意地捍卫她认为正确的路线，包括揭露自己的父亲和远在湖南的堂兄。”父亲如是说道，他对箴的认识深入骨髓。我赞同父亲的观点，我与箴通了近五年信，感觉到她内心熊熊燃烧的烈火。她总是冲在前沿。她对时尚有一种近于疯狂的敏感，她将自己坐牢等同于江姐坐牢。为了真理不怕把牢底坐穿。遗憾的是，她追随的真理总是抛弃她。
       我曾见过许多热爱艺术的人，都曾像箴一样。热心于成为政治斗争的角斗士。他们将自己的天真浪漫发挥到极致。也将自己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发挥到极致。艺术的想象力。一旦掉进了政治的燃料库，就会像科学家发明了原子弹。将无限扩大人类的悲哀与灾难。
       车从南昌开往铜鼓，一路泥泞，却满目苍翠。南方的冬天湿冷透骨。我欣赏着路边的景色——红色的土壤和郁郁葱葱的灌木。但箴不给我独处的机会。
       “如果不是我父亲。你爷爷根本不可能做医生，更不可能供六个孩子上大学。”
       “不过，你爷爷可真是个美男子。当年他与你那位丑奶奶结婚时。铜鼓县不知道有多少待字闺中的女孩子失声痛哭。”
       “他英俊、聪明、放浪形骸，成天不是在赌馆就是在妓院里混。要不是我父亲，他不是一个地痞。就是一个流氓。”
       ……
       她像考证古物一样，列举了若干证据，模拟了当时的环境，仅仅为了证明她父亲对我爷爷的再造之恩。她每一句话都直露出对爷爷的不屑。一个年逾六旬、几乎家破人亡的老人，仍然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调。我领略到她的骄傲与计较。这与给我写信的亲爱的箴判若两人。她永远“真理在手”!
       我心里阵阵反胃，临行前的好心情开始一点一滴地消减。我郁郁寡欢地听箴一路絮叨，希望快点到柏树下。见到其他亲人。
       “小时候，柏树下有四个八角亭，东南西北把角处各一个。我和你父亲每天早晨都会在八角亭里背书。我们临同一种帖，比赛谁临得又快又好。他寄养在我家，像受气包一样和我一起背诗习字。他的智商和相貌可比你爷爷差得太远了。他居然上了中山大学!”
       箴愤愤不平。话题又转移到我父亲身上。她一边絮叨。一边又时不时咯咯大笑。
       我的心思逃脱她的谈论，飞到了她讲述的八角亭上。
       这亭子让我充满了浪漫的想象——仿佛是我出生在柏树下。每天与一位小姑娘在亭子间背诗习字。我的那位专司研墨的侍女只有十四岁。永远低着头，害羞地、面若桃花地，既小心迎接，又十分紧张地回避我的眼神。我的眼神蠢蠢欲动。我想擦拭她鼻梁上的汗，我看见她手腕上纤细的血管，就想拉她的手。我心里充满了与这位侍女的热恋之心，我幻想着与她发生种种离奇的故事。这故事在任何一本张恨水的书中都可以读到。但我愿意重复，愿意回到我向来蔑视的、庸俗的言情小说中去，成为一位命运凄婉的男主角。
       在长途车上颠簸了两小时，箴热烈地讲她的话。我热烈地做我的梦。我开始与箴离心离德。我们下了车，又走了两小时路，就到了王家的门楼前。我一下子便呆住了，这就是柏树下吗?这家怎么会凋零得如此不堪?门楼完全不成样子了，梁柱上满是虫眼，石礅污秽不堪，一条老狗在污泥中昏睡。柏树更是一株不剩了，但从存留的树桩仍可想见它们曾经的茂盛。没有任何人来迎接我们，一位倒猪食的农妇打量了我们一眼。连招呼也不打就进屋去了。我想问这是王家的什么人。箴却完全不理睬我的疑惑，独自在门楼下伫立。我看见她眼含泪水，嘴唇上下哆嗦。
       “柏树下一解放就充公了，现在杂居着张、李、陈三个姓的二十户人家。王家就只剩星叔
       公了。我们看看他去吧!”
       箴抹了眼泪，带我进了门楼。我一路上对八角亭和侍女的想象烟消云散，这想象与眼前的景象反差之大。给了我莫大的震撼。
       我随箴进了最里面的一间堂屋。又进了东侧的一间厢房。堂屋连带了一眼天井。沤着畜粪。散发出刺鼻的恶臭。
       “星叔公!”箴推厢房的木板门。门“吱”的一声开了。
       借了天井漏下的亮光，我看见里屋坐着一位老人，大约七十岁的样子，背却是全驼了。
       “箴妹子来啦。”老人惊立起来，昏暗的眼神一刹那亮了。
       看来箴是他天天都在等待的一个人。他颤巍巍地给我们让了座。屋里的光线十分昏暗，我的眼睛过了数秒钟才适应。我看见一位背驼得厉害的老人，一张挂着青布蚊帐的雕花木床。蚊帐是太旧了，到处都是补丁。一张八仙桌，似乎从未有人用过；一张斜靠在墙角的柜子，仿佛随时都会倒下来……
       “这是和济的儿子，正在读大学，回来寻祖来了。”箴对老人介绍我。
       “这是星叔公。王家就只有他一个人住在柏树下了。”
       我弄不清星叔公的辈分，也没有问，只跟着箴叫了一声“星叔公”。
       老人上下左右端详着我，连声说道：“好啊。好啊。”
       箴坐下来与老人聊着些家常。我借机看了看屋内。墙角放着一副完全剥了漆的门匾，仔细辨认，竟是照片中“忠厚传家”四个字，这可是箴说到过的王家的传家宝呀!
       箴与老人说的江西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只好呆坐在旁边。看这屋里简陋得完全一文不值，心里阵阵酸楚，脊背上阵阵发凉。我生平第一次不是想象而是切实地看见了衰败。这与我想象的，及父亲与箴给我描述的实在太不相关了。原来，衰败的真正含义就是让人发毛，就是让人从心底里产生恐惧。就是彻底地令人厌恶地毁掉你心中的希望。难道王家就剩这么一个老人了吗?我想问而未敢开口。箴看出我的疑惧，起身说道：“王家的人还多着呢，只是房子被外姓人占了。”她推开窗户，指了指对面。我看见鳞次栉比的一大片房屋，生机盎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心里陡然复活了一簇希望。我知道王家并未灭绝。但这陡然升起的希望瞬即便黯淡下去了。祖屋是一个家族的象征，那些搬离了祖屋的人还是王家的人吗?
       “我们来看星叔公，他这里有王家的族谱。”箴似乎在向我解释。
       “在黄陂，王家永远是最大的姓，可惜柏树下都被外姓人占了，这可真是造孽呀!”
       星叔公边起身安慰我。边弓腰从床下吃力地拖一口樟木箱子。我帮他忙，才一点一点地将箱子拖出来。打开箱。我看见若干本线装的古书，这便是王家的族谱了。星叔公翻开其中的一本。竟有一行印了我的名字——
       “由文娶江西修水袁氏为妻。生四男三女。长子和济，娶湖南宁远唐氏为妻，生一男一女。男，行家字辈，名瑜。”
       我不知这一册是何时印出的。我惊讶得完全说不出话来。我从星叔公和这箱族谱里看见了这个家族执著的力量，这力量使我气若游丝的家族有了复苏的可能。
       “我已经考证出来了。王方确是我们王家人。黄陂王家从浙江义乌迁到江西铜鼓时。王方那一支则留在了义乌。”星叔公对箴说。
       王方是清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官至翰林院编修。算得上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
       我突然想到《红灯记》里的叛徒王连举，他的祖籍会不会也是浙江义乌?不知与黄陂王家有没有关系?但话到嘴边，却没有出口。王连举太过臭名昭著了，我不敢造次问星叔公这样的问题。我看出他对家族的忠诚，不敢以戏谑之心去亵渎这份忠诚。
       “看这一段。是笑浪的。”星叔公拿出另外一册。指给箴看。箴接过来，满脸的惊喜和虔诚。手竟颤抖起来。
       原来，笑浪是她父亲的亲姐姐，一位二十岁就病逝了的奇女子，是箴一生的偶像。从族谱中。我读到对笑浪的一段记载：“浪少有奇才，两岁能吟，三岁能书。琴棋书画无不精绝。幼时体弱多病，及笄，则婀娜多姿，艳丽无比。善拳术、刀、枪、棍、棒，能飞檐走壁。”可惜美人迟暮。英雄命短。她那位留过洋的弟弟，亦未能用堂堂医学博士之手拉住她坠落的生命。她十八岁嫁人，二十岁即因产褥热病逝。
       有关笑浪的故事，在黄陂几乎尽人皆知。传说一天夜半，柏树下来了一群盗匪，全族老少都被绑至堂屋。亏得笑浪一身好功夫，才将匪徒赶跑，救了一族人的性命，也保全了家族的尊严。但此时。我已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失望。我忍受不了柏树下竟是这么一种荒凉颓败的景象，更忍受不了我的祖屋已全非王家人。我开始责怪爷爷、父亲及箴，他们全都只描述了自己记忆中的老屋。而隐瞒了柏树下已经彻底颓败的真相。他们想不到我有一天会去柏树下。箴甚至都没给我一点暗示。她为何要如此手执白刃地、彻底地摧毁我对自己家族的想象呢?
       箴并未在意我的神情大变。继续读她的家谱。边读边讲她的笑浪姑姑。我看见她噙着眼泪。我全当她是个疯子。一个不过会念几句诗、会几路拳法的早逝之人，竟让她如此动情。至于王方是王家一脉，我怀疑有可能是星叔公老眼昏花的杜撰。他需要杜撰一个人物来安慰自己。安慰王家的全部宗亲。但这杜撰如此无力。其实，即使王方真是王家一脉。也不过是一位二流学者，仿佛今天出版过几部小书的大学教授。一个家族不过出了一位大学教授，且这教授与这家族的关系尚未考证。又有什么可以自得的呢?我真想逃掉，飞快地逃离。但还是随箴去了后山王家的祖坟。我们磕了头。我头疼欲裂，只在黄陂住了一个晚上，就回到了南昌。一个月的寻祖计划。进行了不到一周。临行前，箴送给我一套银餐具和一副玛瑙围棋，是她父亲曾经用过的，大约算是王家传给我的了。这些物件多少可以佐证当年柏树下闲适、儒雅的生活。我两眼空无一物。欲哭无泪，我知道我决不会用柏树下做我的笔名了。这个家族已不复存在，它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灵魂人物。我只是姓王而已，我对此已无话可说。
       但是，在离开南昌的火车上，我再次被葬在柏树下后山的先人们拉进梦里。我梦见一条清澈的河流，从柏树下缓缓流过。河岸长满了桃树。树林里有人在抚琴，雪白的绸衣落满了花瓣。我在河边钓鱼，我的身影和粉红色的花影在水面上一闪一闪地流动。微风吹拂。笑浪老姑婆穿着一身红色的袍子。随风在林子里飘来飘去。她完全像一个纸人，一会儿忽上忽下。一会儿忽左忽右。风大了起来。风吹动着抚琴人的绸衣和他身边的书。呼啦啦的书页声在风中越吹越响。我的鱼开始咬钩。我抖一下鱼竿就跳上了一尾红鲤鱼。再抖一下鱼竿又跳上一尾红鲤鱼。鱼越跳越欢，桃花一片片落下。落英缤纷，笑浪老姑婆像红色风筝一样越飘越远。抚琴人站起来，将身上的花瓣尽数抖落。他白色的身影在落英中倏然消失。我收起鱼竿，风停下来。水面上一片红色的寂静……
       我对这梦不甚了解。但梦见红鲤鱼总有些“鲤鱼跳龙门”的期许。至于那个身着白绸衣的抚琴人。或许便是我对王家灵魂人物的梦想与杜撰吧。显然，这样儒雅、飘逸、有隐者风而又从容淡定的人物已不复存在了!
       之后，我又做过几次类似的梦。这梦是美
       丽的、宽怀的，竟让人不忍醒来了。我做了这样的梦。就不会再陷在柏树下的梦魇中去了。可柏树下到底有着怎样的梦魇呢?
       后来。我有机会和学识渊博的二叔讲述我回柏树下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对家族的看法。二叔认为我对柏树下的观点太过偏激。
       “你应该有一种旁观者的心态。”
       “一个家族的繁荣。依赖于一个国家的稳定。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动乱。国家尚且不堪，何况一个家族呢?”
       二叔的话包含了一种冷峻的观点。我赞成他的观点。但我对柏树下依旧有一种既哀痛又怜惜、既想逃避又想靠近的心理。其实每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家族都有话可说。我们的历史太悠久，我们有太多悠远而曲折的故事可讲。中国的读书人。对于自己的家族大都存有既叛逆又缅怀的复杂情感。他们要从家族的历史去寻找人生的依据，一些虚荣心也要靠编撰家族的故事来满足。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要面对家族的衰败。我的前妻对自己的家族就有一种近乎洁癖的骄傲。在清朝。她姥爷的爷爷曾官居大学士，著有一部现在还能找到的劝世箴言《老学究语》。她姥爷曾经是著名的训诂学家和书法家。在杜甫草堂和宝光寺都曾留有墨迹。我自认识她，她就一直在谈论自己的家族。对于家族的没落，她永远都有一种优美的自豪。虽然这自豪是苍白的，经不起推敲的。虽然她家的宅院早已充公，她姥爷留下的字画古玩也早已没了踪影，但她还是带着这种自豪嫁人。又用这种自豪去影响孩子。我们的历史就是这样传承的，我们明知这历史虚幻，却依然引以为豪。在中国，几乎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无论我们曾经多么叛逆，我们最终都要回到这历史中去。
       若干年过去了，我曾写过一首诗来纪念柏树下——我曾经想象过的、梦魇一样的柏树下。
       墓地
       那些遗憾的死者
       已来到我炉火微红的书房
       他们模糊的身影
       在雪地上忽高忽低
       他们的一位儿子和几位孙子
       从山谷中走出。那绿色长眠之地
       刮起了一阵冷风——
       缓缓掠过我的院子
       睡眠之神摇着一把破扇子
       褴褛的衣裳在我脑海里飘动
       各种怪念头如泡沫般弥漫
       死者是温和的
       他们一会儿在池塘边踱步
       一会儿穿过了阴暗的阁楼
       长长的头发和夜色混淆
       他们青幽的翅膀在空中飘荡
       雪地上反射着墓地的光芒
       树枝在冷冽的空气中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揣度他们的来历
       和他们从容地交谈活着的意义
       头戴鸡毛的神气的死者
       阴沉而叛逆的死者
       都聚在一支蜡烛下
       像嬉笑的看破红尘的隐士
       轻轻发出落入水面的精致叹息
       3　父亲
       父亲今年已经是第五次住院了。这一次他因脑梗塞，百分之八十的脑子在刹那间坏死。他两眼空洞地躺在病床上，两个多月来水米未进。我宁愿相信他是睡着了，或只是灵魂暂时出了窍。他本是个爱睡觉及经常灵魂出窍的人。我在千里之外关注着他的病情。父亲的神志已经不清，但生命的意志还很顽强。他拒绝治疗，要回家去，要证明自己还是健康人。
       一年前，我回湖南去看他，他的身体还很健旺。他表演了踢腿、做俯卧撑。我们开玩笑说：“您可以活到一百岁。”他很不以为然，似乎活到一百二十岁也不在话下。
       父亲对自己的身体向来自信。他七十岁时，神志已不及八十岁的老人清楚，身体却比六十岁的中年人健旺。我自十三岁进城，与他一起生活，便见识了他的糊涂。但二叔把这种糊涂当成一种呆气，“不过书读多了”，以褒扬他是有学问的。外面的人却大都认为父亲神经兮兮。我大几岁后，也倾向于父亲有些神经错乱。二叔常为父亲辩护。说：“书读得多的人容易丢三落四，比如陈景润。”我知道二叔的好意。不过想改善我们的父子关系。并暗示我做儿子应有的孝道。包括必要的敬畏心。但父亲不仅丢三落四。而且行事太不合常理。有一年大年三十，他突然失踪了。全家人，包括在外地的叔叔与姑姑，一齐声嘶力竭地找了好几天，都没找着人。大家猜测着各种可能的不测。正准备去报案，他却回来了，灰头土脸，完全像一个乞丐。母亲又悲又喜，又气又恨，问他去了哪里。他竟只淡淡地回答：“去了浏阳一个学生家过年。”过年这件事在湖南非同小可，除了鳏夫。决不在外人家过年。父亲的行为让一家人都没了脸，如此有悖常伦，几乎要找道缝钻到地底下去。后来父亲又有多次类似行为，仍然是不打招呼就走，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又不打招呼回来。母亲无奈，只当他是房客，他也只当这个家是不需要登记和结账的旅店。
       他另一件有名的、也最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九七八年高校恢复职称评定，大家都打破脑袋，费尽心机，去争取仅有的几个教授名额。依父亲的资历。既是解放初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又是“文革”前的讲师，评教授理所当然。可父亲却拒绝参加评职称，第一年拒绝，第二年、第三年又拒绝，因此，直至退休他也只是一个老讲师。他的观点近于黑色幽默：“右派不要评我当上了，教授要评我可当不上。”
       虽然没有教授职称。大家在背后还是叫他“王教授”。他便十分得意，逢人便说：“不评教授就不是教授了吗?”仿佛只有他才是民选出来的，别人即便评上，也只是小范围认可。母亲接过话说：“工资和住房的标准都不一样哩。”父亲便嘲笑母亲没有见识。
       父亲的行为不端，还表现在衣着上。他经常连续一两周不洗一次澡，头发则永远不梳，扣子仿佛从未扣对过。鞋则更甚，是从不系鞋带的。他拿皮鞋当拖鞋和雨鞋穿，每两个月就要买双新鞋。母亲心疼。脱了鞋就为他擦干净，但毫无用处。往往上午刚擦干净，下午就是一脚烂泥。仿佛他成心拣不好的路来折磨可怜的母亲。湖南多雨，他又从不带雨伞，瓢泼大雨，也雄赳赳冒雨去教室。常常一堂课下来，讲台上便是一摊泥水。鞋则更像是在水里泡过似的。有学生看不过去，为他买了伞，他反倒教育人家，要人家也跟着在大雨中走，以此锻炼身体与精神。
       父亲对于衣着，永远怀有文人的不屑，而且。一定是大若李白一般的文人才会有的不屑。他是恨不能赤裸了身子在雨中行走的。“不屑”是一种气质，我父亲就有这种气质。他不屑衣着、俗世，更不屑权贵。这气质曾令我着迷，但不久便发现其中很有些精神迷乱的成分。母亲常对父亲的不屑表现出自己的不屑。她认为人最重要的是通情达理。她热爱平凡的生活。父亲却落拓不羁。父亲的不通常理。颇近于今天的“扮酷”。竟也得到部分群众的追捧。仿佛这不通常理，便是才情和品格超凡脱俗的象征。母亲一生都与父亲的不通常理相冲突，这冲突却反证了他们是一对真夫妻。我也只在这冲突中才些许感受到了家的存在，这感受让我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孤儿，并勇敢地活到了今天。
       父亲生于一九二四年。他继承了奶奶的朴实与爷爷的洒脱，但他在奶奶的朴实里增了几分呆气。在爷爷的洒脱里添了一些狷狂。他的不通常理造就了他一生的滑稽。父亲小时候寄养在叔爷爷的家里，像受气包一样长大。他越
       呆。就越不通情理，越不通情理就越受气，越受气就越任性狂妄。他的一生与其说是悲剧。不如说是喜剧或闹剧。但无论什么剧，他都只演了一小段。他的人生是如此的不连贯、不完整——往往悲剧刚上演，喜剧就登场了；喜剧还没完，闹剧便开始了。他从未有过自己的主题，让他将一场戏演完。
       父亲大学毕了业，分到长沙做翻译，后来又在一所大学教书。他酷爱莎士比亚。组织过一个小剧团，经常排演莎士比亚的某些片段——
       “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
       他扮演了哈姆雷特，竟因此赢得了医学院一位女学生的爱情。他们结了婚，生了女儿，但女儿尚未足月，那位浪漫的女学生就跟人跑了——天可怜见。那未足月的女婴只好由爷爷奶奶领养。父亲丧魂落魄了，从此，便对一切充满了愤懑与牢骚。这些牢骚很快被人利用。单位要完成右派指标。见他又呆、又老实、又牢骚满腹、又喜欢莎士比亚，便毫不犹豫将他纳入册中。他从此开始了流放之旅——从一个林场到另一个林场，从二十九岁至五十岁。后来就认识了我的母亲。靠自己的老实、呆里呆气和那句别人听不懂的“活着，还是死去……”的台词，与我母亲结了婚，犯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我母亲有些丑，父亲却英俊；母亲不识字，父亲却不仅识中文还识英文；母亲头脑清醒，父亲却呆气、糊涂；母亲精于常识，作风务实，父亲却耽于幻想……天底下再没有这样不般配的夫妻了。二叔告诉我。父亲和母亲结婚是迫于父命(他一生落拓不羁，这回却认了父命)。在爷爷看来。母亲的好出身可以让父亲少受些罪。母亲的精明与务实可以管理父亲的糊涂。但他错了。他用两个完全不同的零件制造了这桩婚姻，这婚姻一开始就是散的。他们一结婚就分居，直到退了休才十分勉强地住在一起。父亲用他的藐视和各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折磨母亲。母亲呢，却天性崇敬有学问的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宁远，大学毕业生屈指可数，她两次嫁人，却都嫁给了大学毕业生。她的前夫是一名中学校长，十分地藐视她；嫁给了我父亲，虽然是右派却会用英文演戏，也十分地藐视她。母亲到了垂暮之年，长叹一口气，说：“我自己是农民。我怎么就不嫁给一个农民呢?”造化弄人，她做了超出自己能力和身份的事，她的命运既蹊跷又悲惨。
       因为父母两地分居，我不到一岁便寄养在外婆家里。十岁以前。我对父亲没有丝毫的印象。十三岁随父亲一起生活，完全是一个老光棍和小光棍的凄凉景象。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的狼狈及父亲的不负责任。十四岁那年，我刚上高中，进了所谓的“尖子班”。一天我晕倒在教室里，医生诊断为甲肝。老师通知父亲，要他赶快去医院办住院手续。父亲呢。则只给我买了一张车票。让我独自一人坐了近七个小时的长途车，翻山越岭，到了母亲工作的一个卫生院。我见到母亲后，又一次晕了过去。旁人不明白父亲怎么会如此铁石心肠。猜测我并非父亲亲生。这猜测对母亲的品性颇具攻击性。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不相信自己是父亲亲生的。据姐姐讲，她与父亲的关系也是如此。她和父亲在一起生活了五年。父亲从来没有为她买过一件衣服，甚至从未给家里添过一把雨伞。一到下雨，姐姐便淋得全身透湿。这让一个正在发育的女孩子狼狈不堪。我与父亲呢，甚至在街上遇见，也不会打招呼。若碰巧在一辆公共车上，则一定各买各的票；他若从前门下车，我必从后门下。我靠低着头、闷声读书去反抗他。父亲对我的爱读书，一半是自豪，另一半则是讥讽。他会很骄傲也很虚荣地将我的文章拿给同事看，却又总在讥讽我用错的成语、标点符号以及在文理上的狗屁不通。我一直反抗着不让他拿我当做他夸奖和讽刺的素材，但我从未成功。他永远知道我在读什么书。很早就发现我在偷读禁书，但他对此从来都只字不提。他怂恿我去读很多不该读的书。让我过早成了“问题青年”。我们一直在文章与书籍上较劲。他有段时间热衷于写话剧，我便对人说：“我父亲写的东西又啰嗦又浅薄。”别人将这话传给他，他居然没有生气。他不生气或许是因为他对我完全不屑。我呢，却从骨子里看不起他的文章。我们的较量从未公开进行。但各自都心怀鬼胎，对对方的心思了若指掌。
       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十六岁那年，与我远在新疆的远房表姐好上了，那表姐长我十岁。母亲知道这秘密，气得半死，父亲则以燕妮比马克思大六岁为例，说明我的爱情是超凡脱俗的。他支持我“干”下去，甚至可以不念书、不考大学、不要工作地“干”下去。我和表姐“好了”不到一年就“分了手”。父亲则表示了他的失望。他的爱情观可以用“要爱就要爱得死去活来”一句话来概括。他主张抛弃所有的约束，包括年龄、道德、地位、金钱……去疯狂地爱一回。“因为爱是一生中最稀缺的”，“错过了就没有办法找回来”。他还主张柏拉图式的爱情，认为爱情只会在遥远的地方——“只有在遥远的地方思念一个人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爱情”。他认为爱情是非俗世的，因此大多数夫妻都只能凑合过——爱情必须超凡脱俗，远离日常屑小。
       父亲另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我一九八六年结婚时。他曾寄来一笔钱作为贺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亲的温暖。任何一个儿子都希望在婚礼上得到父亲的祝福。我没有富丽堂皇的婚礼。我只是用从工地上偷来的两块木板拼成了一张婚床。我大学刚毕业。需要钱来招待参加婚礼的朋友。父亲寄来的钱是我唯一的指望。但不到一周父亲便来信让我将这笔钱寄回去。我只好用一袋葡萄干和四瓶二锅头招待朋友们。好在那是一个重视精神的时代，好在没有父亲仍然可以将婚礼举行得快快乐乐。好在妻子竟认为父亲多么有趣、率真、不矫情。但父亲是怎样一个荒谬的父亲。则由此可略见一斑。他的感情如此热烈，以至于我多年都怀疑他在母亲之外另有所属。但是我跟踪和侦查了他所有的生活细节，他的信、笔记、教案、字条……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或许他只是构想了一种形象，便与这形象热恋，我当然没有机会逮他个正着。父亲的一生是热烈与冷漠的混合体。仿佛血和水在同一个杯子里，泾渭分明，永不相溶。他对一个人热，必对另一个人冷；他毫无驾驭自己情感的能力。热情与冷漠总是清晰地写在脸上。他喜欢一个人，便将他视若仙子；讨厌一个人，便将他视做粪土。他永远凭自己的情绪去评论人与事。他的情绪多变，观点也多变。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有自己独立观点的人。他厌恶我母亲，便厌恶我；他憎厌姐姐的母亲，便憎厌姐姐。我和姐姐都成了他反复无常的性格的牺牲品。虽然这牺牲是日常的、屑小的，却深刻甚至于致命。
       我非常遗憾在父亲临终前写下这篇关于他的文字。我在父子情方面不能超越。我也不能像二叔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旁观者”。我理应成为旁观者的，因为事隔多年，我自己也已经做了父亲。
       我刚到父亲身边的那年，受不了他的冷漠，经常要逃回到母亲身边去。但我知道在父亲身边的好处。父亲在大学工作，相比母亲在乡下工作。于我的学习和前程更为有益。我不断对
       自己说：“忍他，忍他。”不久，我便喜欢上了他的一位同事，偷偷地给这位叔叔写了封信。历数父亲的恶行，请求他接受我做儿子。我要换一个父亲。信写好了，却一直不敢给出去。我知道这是一种孽行，便偷偷将信藏在了床板下。没承想。信却被父亲看见了。我等待着他的拳头。心想：来吧。但父亲并没有打我，甚至没说一句气话。但他冷冷地告诉我：“人一生有许多事不由自己选择，比如父亲，就不由自己选择。”这句话冒着寒气，扎进了我的心脏。我满头大汗——我造父亲的反若干年，现在想来，我反他什么呢?我的父亲是一个恶人吗?或者说，他用了自己的恶行来压迫过我吗?应该说。没有，真的没有。我如此痛苦，如此吃力。到底要反父亲什么呢?其实，反的只是他太不像父亲。如果天地轮回，我们能重新来过，父亲像摸牌一样摸着了我，这回却是他喜欢的一张牌。我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我就要满十岁了。正在上小学四年级。我的学校以前是一座破庙，我们在这座破庙里高声朗读着毛主席语录。一个秋霜深锁的早晨。老师把我带到了学校的礼堂——这本是和尚念经的地方。风飕飕地从门缝吹进来。门和窗哐当直响，又大又空的礼堂让人毛骨悚然。我看见一缕寒冷的晨曦，斜照在一个中年男人身上。这男人高大、秃顶，穿着皱巴巴的黑呢子大衣，低着头，面色十分阴郁。男人见着我。便问：“你姓王?”我紧缩在老师身后，不敢抬眼迎视他。老师说：“别怕，这人是找你的。”老师走了，我的恐惧无处可藏。
       “你姓王?”他又问。
       “是。”我声如蚊音。
       他大约没有听清，再一次问道：“你姓王?”
       我惊恐地连连点头道：“是!我是!”
       男人似乎确信了我说的话。迅速有力地往我怀里塞了一包东西——“给你的!”就转身走了。我见他消失，愈加恐惧。
       上课铃响了，我回过神，跑回教室。课是没法听了，我怀揣着他的东西。做贼似的将东西塞进了书包。老师依然在讲课。课文大约是白卷英雄张铁生的故事，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呆若木鸡。边装模作样地听课，边想着那包东西。一放学，我就逃也似的跑出教室，往外婆家狂奔而去。但恐惧像一个影子。一路跟着我；我到了村头，却不敢回家，一头钻进路边的甘蔗林迫不及待地打开包。我立刻闻到了一股刺鼻的香味，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多年过去后我才知道，那包让我如此恐慌、紧张、又忍不住狼吞虎咽的东西，叫做桃酥。我一生爱吃桃酥，之后却再没吃过。世上再也没有任何一样食品带给我如此强烈的冲击。并长期摄取了我的记忆。
       天黑下来，我走出甘蔗林，如获重生地、幸福地回到了家里。
       “见着你爸了?他到学校找你去了。”外婆见了我便说。
       我呆呆地站在堂屋里——
       “那个忧郁的人、给我桃酥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我脑子里闪过早晨的情景。我在快满十岁的时候认识了我的父亲。
       父亲如此神秘地来，又倏然地消失了。大约又过了一年，快过年了，他又换了容貌似的出现在外婆家。这一次他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走了十几里山路。我们一块儿到爷爷家过年。我见到了我的姐姐和几个从外地回来的叔叔。我们过年啦!多年以后。我和姐姐经常回忆那个幸福的年三十，姐姐说，我们王家从没有像那年那样团聚过。
       父亲给我的深刻印象。除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除我们在一起过过的一个“快乐年”，更多的则来自母亲。自我记事起，母亲永远在抱怨父亲。她常以泪洗面，对我讲述父亲的自私、冷漠与无情。我深知母亲受伤之重，我每次都捏紧拳头。发誓要替母亲讨个公道。父亲对母亲有一种源自骨髓的漠视。他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喜欢济慈和拜伦，英俊而有才情；而母亲却是文盲，靠解放后上识字班才学会了读报，喜欢平凡的物事，丑陋，没见过世面，却极有原则和主见。正如我的爷爷和奶奶有如此巨大的反差。我的父母也是完全不搭界的两种人。但爷爷和奶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长年厮守在一起，共同经历和面对了各种苦难，共同抚养了六个孩子，送他们上大学，让一家人凝聚在一起。走过了漫长的一生。我的父母呢，长期分居两地，各自面对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除了在爷爷家过过一个热闹的春节，我不记得我们一家是否还在一起过过年。从根本上讲我的父母从未成过家。我从未有过一个完整的家庭。我是一个野孩子。按自己的意志长到了十六岁。之后就逃也似的离开了家。我去外地读大学啦。
       父亲，让我无话可说又不得不面对的父亲，仿佛一生都在与我作对。我甚至怀疑他生我时便早有预谋。他太需要一个对手。把我当成对手于他是最方便和最安全的。我成绩好，他说我小人得志；成绩差，他说我不思进取。他赞成我早恋，却指责我“早晚会成为一个坏人”。我按他的规定读书，他说我没个性；按自己的喜好读书，他又指责我肤浅。我在单位上班。他说我没出息；下海经商，他又认为我每赚的一分钱都有铜臭气。他用毛笔给我写信。抄给我他读书时写下的眉批。他批评所有的名人，抨击各种时政，他“不屑”、“愤世”，谁有权、有名、有地位他就藐视谁。他是一个跨世纪的“老愤青”。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浓云密布下偷听美国之音，从不间断地练习长跑；他是篮球队英俊的中锋，有才情的“老右派”……
       现在，他再也不能默念他热爱了一生的济慈的诗了，他瘫在床上，两眼空空地等死。我知道，他奄奄一息，就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但我下不了决心回去看他，我想把这篇文字写完，并通过这篇文字彻底清算我们的父子关系，以确保见他时能够心若止水。但我知道，这关系我永世也清算不了。十年前，一位算命先生盯着我，小心地、杀人似的说：“你的命运，须得你父亲过世后才能好转。”我盼着自己有好运气，我无数次想象过父亲的死亡。这想象带给我快慰。也带给我孤寂和恐惧。我或许确是唯一能当他对手的人。我想说：“父亲，你歇着吧。”但这句话无异于要他的命。萨特说：“世上没有好的父子关系。”我幸灾乐祸，如释重负。我与父亲怪异的关系并不是一个例外。我渴望父亲对我有一种真正的舐犊之情，仿佛《狮子王》中的狮子。爱、荣誉和尊严，已经足够了，甚至除爱以外，我别无他求。但我对父亲的怨恨与疏离是如此之深。我曾写过若干篇小文和短诗来表达这种怨恨与疏离。这些十年前写的短文，现在读来完全像是祭文。我仿佛一直都在祭奠我的父亲。我提前为他选好了墓地，做好了寿衣。我冥想他的死亡。他一定会很洒脱、很刚强、也很迷乱地离开我们。他可以在天国继续读他喜欢的济慈与拜伦，可以不厌其烦地重新排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如果他想我，我也可以去天上和他探讨人间应有的父子关系。在中国，父与子都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道义。所谓“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硬是把原本很单纯的亲情拽到既复杂又沉重的社会纲常中去了。如果真有天国，我愿意在天国中说：“爸爸。我爱你。”
       临回湖南前。女儿把我叫进她的房间：
       “爸爸。你这次回湖南，一定要多陪爷爷。哪怕他认不出你来了，哪怕他说不出话，你也要陪在他身边。你坐在他身边，凝视他，他一定会明白你的心思。只要你凝视他，吻他的额头，你们父子四十年的心结就会解开。你就会幸福起来。爸爸，为了你自己，也为了我，你一定要这样做……”
       我的乖女，我的先知，一切都在你的预言之中。并且完全应验了。我久久地亲吻着你爷爷的额头，我看见两行眼泪，从他的眼中流出……
       4　外婆家的亲人们
       宁远县城东五里地，有一个名叫唐家山的村子，三面都是稻田，一面则是直通县城的石子路。外婆家就在唐家山。外婆曾嫁过一次人。丈夫早逝了，才改嫁到唐家山的。对于外公。我没有任何印象，母亲也从未谈过他。外婆生了四个孩子后。又守了寡。那时。大舅才十岁。小姨才三个月。外婆自己犁田、种菜、养猪、骂娘，含辛茹苦，拉扯大了四个孩子。二舅和小姨甚至还读完了小学。我刚满一岁。就到了唐家山，和三个表哥、四个表姐、一个表妹一起长到了十二岁，之后便随母亲去了一个僻远的小镇。再之后又去了城里。我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大家都认为我很不一般。
       宁远，古称苍梧，出产美丽的风景、精致恢弘的文庙及意蕴深远的神话。宁远县城北二十里的九嶷山，是舜帝驾崩的地方。最早的舜帝庙建于夏代，此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会派使臣来九嶷山修庙祭奠。舜帝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始祖，南巡时死在了九嶷山。传说，舜帝死后化做了一座山，他的大臣和随从一个个自刎，也化做了一座座山。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听到丈夫的死讯，便万里寻夫。她们到了九嶷山，见一座座山都山形仿佛，分不出究竟哪一座才是丈夫化成的，心里十分悲恸。娥皇和女英边走边哭，泪水洒在路边的竹子上，竹子便成了斑竹。九嶷山的嶷本是疑问的疑，九疑即很多疑问。斑竹、娥皇和女英、舜帝，以及有很多疑问的山。构成了中国最美丽、最悲壮、也最令人神往的爱情与神话。但中国人对这爱情与神话知之甚少。一些人从毛主席的诗“九嶷山下白云飞”。知道有个九嶷山。却很少有人能体会“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干滴泪”的意境。我也是上了大学后，才对舜帝和九嶷山有了些许了解的。我一直想知道，舜帝为什么要到那么僻远的地方去?他带了多少人?用什么方法去的?后来我知道了。舜帝是为了教化民众才南巡的。我对舜帝充满崇敬之情，他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始祖；他死了好几千年了，我就出生在他驾崩的九嶷山下。但我对宁远的回忆与舜帝及道德无关。我对唐家山与九嶷山的叙述，只涉及到三个主题：饥饿，械斗。观念杀人。这三个主题贯穿了很多中国人的童年。我给下面的故事取名为外婆家的亲人们，无外乎是想说，我那野蛮而血腥的童年同样也是温馨的。
       饥饿或馋
       被中国人称做苦日子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命运的起点。据资料记载，这三年中国饿死了三千万人，超过了八年抗战的死亡人数。我一位朋友的小孩有次曾放出狂言，说即便他当国家主席，中国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我没法设想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当国家主席中国会怎样，我更没法理解那三年竟会饿死三千万人(平均一天饿死三百人，那是怎样的死亡的加速度?)。我庆幸自己生于一九六四年，苦日子刚过，我就到了世上。我吃奶、红薯藤、南瓜和不多的米饭长大，这与我姐姐吃观音土和树叶长大不同。我的一位女友，是一九六八年生人，曾给我描述过她优越的童年生活：“我是喝牛奶长大的!”她骄傲地说。我则到了十六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初中二年级才知道世界上有啤酒和冰淇淋。但我对饥饿的体验不是亲身的，我的与饥饿相关的知识和感受大多来自外婆和母亲的口述。比如，我的姨奶奶和舅妈就是饿死的，我母亲的身上经常一按就是一个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故事是饿死人的故事。唐家山有一个专埋死人的地方，叫九狮岭。以埋打死的和饿死的人为最多。重庆沙坪坝有一块墓地，埋的都是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其中一个墓最大。埋了十六个人；南京有纪念抗日战争死难同胞的纪念碑：唐山有纪念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死难同胞的纪念碑。还有各地的烈士陵园。是用来纪念、凭吊先烈的。也常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常想，如果研究一下各种死亡，就会发现：战死的人可以当英雄，地震死的可以叫遇难，武斗死的可以叫活该，病死的可以让人哭，叫不幸病逝。饿死呢，可真不好说了，总不能叫遇难或不幸饿死吧。如果一个人饿死了。我们说他懒，活该，三千万人饿死呢?瑞典的奈丽·萨克斯以写死亡及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苦难而出名，还得了诺贝尔奖。如果她活着。我很想请教她，三千万人饿死该怎样写?在我看来。饿死是所有死亡中最无力的。饿死可以叫做冤死，或者叫无法说清楚的死。但饿死的人会说一句心里话。叫：我不想死呀!如果三千万饿死的人都说：我不想死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继续安心地活着吗?所以，我常想，得赶紧给饿死的人找个说法。也修个纪念碑什么的。但这想法我一直不敢正式提出来。我如果提了，别人一定认为我是吃饱了撑的。一个吃饱了饭的人，去操心饿死的人，还真有点不合时宜。好在历史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就是能把它认为不宜于记住的事删除掉。但我心里依然想。如果真有人为饿死的三千万人立碑，我一定会对这人给予莫大的尊重。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所谓的饥饿，所以我要说的与其说是饥饿，不如说是馋。但馋也可以称做是比饥饿稍高级一点的形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馋。有一次，小朋友们在一起讨论：毛主席每天都吃什么?大家举了很多例子。最后我说：毛主席肯定每天都吃炒豆子!我这样想并这样说了，是因为我自己最想吃炒豆子。
       馋是对饥饿的延展，是吃了却没有吃饱时，胃、心理或精神的一种反应。如果饥饿是有罪的，馋则近于羞愧与无耻。关于馋(或者饥饿的另一种稍高级一点的形式)，我的另外两个例子是这样的。小时候我最想吃的东西是鸡，但吃鸡是太不易了。鸡要用来下蛋，蛋要卖了买盐、课本、衣服，鸡是一家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非到过年才会杀。怎么办呢?我想出了好办法。我偷偷地将鸡抓起来，藏在衣服里，手扶拖拉机开过来时便将鸡飞快地扔过去。鸡死了，只好吃掉。我靠制造车祸来吃鸡。没有一次不成功的。但这方法太阴毒，也太冒险，我一年也只干一两次。为了吃鸡，冒这么大的险，心地又如此阴毒。可见馋与饥饿一样难以抗拒。除了馋鸡，还有馋鸡蛋。小时候，外婆宠我。每年过生日，她都会把我一早叫醒，塞给我两个红鸡蛋，蛋是用红纸染的色。我拿了鸡蛋，便又蹦又跳地去上学。这一天我的地位完全与众不同。上学的路上，我每见一个同学便让他看一眼红鸡蛋，看馋了，则允许他剥一点皮，用舌头小心地舔一舔。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一只鸡蛋被十几个同学看过并舔过了，依然没有吃一小口。直到晚上睡觉时，才在半醒半梦中将鸡蛋一口吞下去。我大约是唐家山唯一能在
       过生日时吃鸡蛋的人。我一年吃一次鸡蛋，一眨眼竟长到了十二岁。
       吃所带来的复杂心理比食物本身要难忘多了。比如贪吃、偷吃，看别人吃自己却不能吃，或者别人在一旁边流口水边盯着你吃。以及由此而来的羞愧、胆怯、自责、得意洋洋等等。非一本书所能穷尽。中国自古便知民以食为天。我们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见面时打招呼总说：吃了吗?吃对我的刺激之深，丝毫不亚于死人及杀人。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在吃这件事上所犯下的错。我有一个表妹，小我一岁，是一个对吃很敏感的人。小时候，我和外婆是单起灶的。我母亲每月给外婆生活费，也给油票和肉票。我和外婆的小灶大约是唐家山唯一做菜放油的，因此，每天做饭时，表妹总是闻香而来。饭做好了，表妹便盯着饭碗不走，外婆便会给她盛一碗。但表妹的饭量总是很大。吃完一碗，又盯着饭碗不走，外婆只好再给她添一碗。我看见表妹吃饭，心里十分恼火，我母亲给我的伙食费有限，油票和肉票则更有限，表妹每天吃饭都来，等于吃了我的口粮，所以我一见到表妹，就骂她“讨吃婆”，这骂名已很难听，带有侮辱性。但表妹无所谓，依然一吃饭就来。我心里想，得来点狠的。就设计好了事先躲在门后，一旦她来，便出其不意地给她一个扫堂腿。我的扫堂腿得到过当侦察兵的表哥的指点，在学校很出名。同学间每次产生纠纷，相持不下时，便会有人说：去叫王家我来。让他那侦察兵的扫堂腿说话。对于表妹，我也只好用我侦察兵的扫堂腿来说话了。这样。表妹每蹭一顿饭，我就给她一次扫堂腿。但没有用，表妹宁愿每次都挨扫堂腿。有一次，我真气疯了，接连给了她十几个扫堂腿，她一站起来我就扫一次：因为她居然偷吃了我放了两天都舍不得吃的鸡翅膀。但我最后一次扫堂腿惹了大祸。表妹倒下去，头正好撞在了石磨上。血“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我那侦察兵的扫堂腿软了。我趴在地上。大喊：舅舅救命!表妹被赶紧送到了医院，我著名的爷爷亲自出马。表妹的前额缝了七针，她带着长长的疤长大，后来嫁了人，竟是一个养鸡场的老板。这些年，她每年都会来电话，邀请我去她的养鸡场：“表哥，你来吧，我请你吃百鸡宴。”我从未去吃过她的百鸡宴。我在心里说：表妹，对不起，表哥错了。
       另外一个有关吃的故事则有点惨无人道。我的小学校长姓董，是一位温文尔雅的下放干部，她丈夫是与我爷爷一样知名的外科大夫。董老师生活讲究，喜欢做腌肉。她总是将肉票攒起来，每次买了肉，一多半都要用来做腌肉。腌肉放在坛子里，是留做招待贵客的。董老师是体面人，来了客又买不到肉，岂不太没面子?所以她制作腌肉，靠腌肉来维持面子，可以保证过比较体面的生活。有一次，县上来检查工作，分管教育的革委会副主任开玩笑说：“董老师，你的腌肉最有名，今天是不是也让我们开开眼呀。”董老师就将整坛腌肉都抱了出来。但打开坛子，一桌人闻到的却是恶臭味。董老师奇了怪了。用筷子往坛子里一搅。满坛子竟是大便。董老师大惊失色，当场便晕倒在地。这件事捅了天大的窟窿，县上来了人，要一查到底。查来查去。就查到了我的一位同学身上，他招供说：自己太想吃腌肉了，便经常躲在董老师房间里，每次都偷吃一小块。没承想，没偷吃几次，腌肉就没了。他想，腌肉没了，坛子总不能空呀，坛子空了。岂不很容易被发现有人偷肉吗?他急中生智。就往坛子里拉了一坨干屎。他的逻辑简单而天真。他认为大便在坛子里会长蛆。腌肉坏了也会长蛆。过不了多久。大便和腌肉就变成了同样的东西——蛆了。既然都成了蛆。董老师就只会认为是自己不小心做坏了腌肉。而不会怀疑腌肉是被人偷了。他的如意算盘委实愚蠢，现在被揪了出来，成了很严重的事件。这位同学的父亲也在学校教书，不过是位民办教师。他知道，如果不严惩儿子。便交代不了。所以。就将儿子捆在篮球架下。往儿子嘴里一瓢一瓢地灌大便，没承想，灌了没几瓢，竟将儿子给熏死了。这事正赶上大批师道尊严，有人写了材料，省上便派了工作组来。结果董老师和那位想吃腌肉的副主任都被开除了公职，那位灌大便的民办教师则得了精神病。回到村里去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董老师，我至今仍在怀念她的体面与温文尔雅，我也经常怀念她的女儿——三妹。那是我十二岁时的小情人，我们有过多次不成功的肌肤之亲，我们的恋爱偷偷摸摸。但没有过任何结果。
       械斗
       我的朋友徐波。曾做过几年记者，对宁远文化大革命的武斗，进行过较为详尽的调查。他很多年前曾对我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九七六年结束的，湖南的文化大革命则到了一九八○年才结束。我未曾考证过他的观点，我知道他是一个言过其实的人。我在“文革”前夕出生，只是红小兵，没有经历过武斗。但我见过并经历过若干械斗。我认为即便没有文化大革命，湖南的械斗也少不了。尤其宁远那样三省交界的地方，更是少有王法。湘人好斗，天下闻名。在湖南。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搞。搞只鸡来吃、搞篇文章、搞所学校、搞死他、搞女人、搞倒、搞臭……我前几年回湖南，看见墙上刷了一条标语，是宣传计划生育的——“超生超育者，你上吊不解绳，你喝农药不抢瓶，你要投河不救人。”你看，湖南人还在搞!说实话。湖南人的爱搞，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必然关系，就像山东出强盗，湖南出土匪，不过民风强悍，老百姓不容易做顺民而已。
       唐家山因地处城郊，文明程度已相对较高，百姓也已相对和顺。但不起争端则罢。一起争端仍不免刀棍相向。麻元里与唐家山比邻而居，活着共饮一江水，死了共葬一座山。但唐家山与麻元里刀棍相向的历史，大约总有一二百年了。宁远缺水，几乎每年都要干旱。若连续二十天干旱。村里就要挨家挨户出人到河边守水。轮到守水时。人人便都要配备刀棍与火器。若连续四十天干旱，则很少有不干一场的。唐家山与麻元里。几乎每年都会因为守水干一场。干完之后。又总要在一起喝一顿酒。有时喝着喝着，又会因一两句话干起来。械斗仿佛是他们两相来往不可或缺的仪式。我们这些孩子在这仪式中成长，不仅学会了械斗。也学会了和仇家喝酒交朋友。我从小不仅不怕流血，一见流血还会兴奋。我崇拜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英雄。在鲜血的映照下滋生了绵绵不绝的豪情。我深信男人之间的友谊若无鲜血浇灌。则绝不可能壮烈如火，超凡脱俗。但是。我在宁远所见的械斗，并不是每次都壮烈如火的。比如我的远房表哥成，就在械斗中抱头鼠窜，大约有十年都不敢抬头做人。他几乎像变了味的猪下水，让唐家山好几年都飞满了苍蝇。
       成是唐家山为数不多的高中毕业生，长相英俊，性格活泛，加之能言善辩，小小年纪，便已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分子。高中未毕业，他就戴着大红花，去了很多地方做报告。他的母亲，我叫做邓舅母的。则颇有些阿庆嫂的味道。成是邓舅母的独子，但他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姐，和一个十分漂亮的妹妹——莲。除了儿女出众。邓舅母家还有村里唯一的一架葡萄和三株桃树。所以，上面一来工作组，
       便总是住在邓舅母家里。宁远的葡萄都酸得掉牙，邓舅母的葡萄却又大又甜；宁远的桃都是毛桃，邓舅母的桃却是白里透红的水蜜桃。邓舅母的房子还是村里唯一有坝子的房子。因此一到夏天，吃完晚饭纳凉时，邓舅母家的坝子便总是很热闹。笑声、桃子和葡萄的香味一阵阵袭来。我靠吮吸葡萄和桃子的香味，也靠想像莲的样子，做了无数个美梦。邓舅母家的风水如此之好，住过的干部如此之多，水果如此香甜，儿女又如此出众，村里人自然不敢轻易高攀。我因为是吃商品粮的，所以。当母亲回来时，便有胆量跟母亲去玩。邓舅母每年照例要送一串葡萄和两个大桃子给我。莲大我五岁，曾是我同一小学高年级的班长，“忠字舞”跳得人见人爱，又会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所以，像她哥哥一样很小就出了名。我喜欢她的辫子和脖子。她的辫子永远用一条红头绳系着；她的脖子则更神圣，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戴上红领巾的。我像崇拜黄帅一样崇拜她。我一直想摸摸她的辫子和脖子，但我从来没有下手的机会。倒是董校长的女儿——三妹，经常让我拉拉手，也摸过几次脖子。但莲毕竟是我们学校的明星，也是我的偶像。我一直想与明星和偶像建立亲密的关系，我后来终于如了愿。但是，当我权势不再，这种亲密关系便会立即消失。莲在我十二岁时就教给了我一个道理，即明星只与权势共枕，偶像只和盲从寻欢，我却一直到四十岁才明白。
       成真是顺风顺水，高中一毕业，刚做了一年半光荣的“回乡青年”，在大队负责出墙报、写标语、编快板、搞材料……就光荣参军了。那个时候，可真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邓舅母就更加成了“革命的老妈妈”了。她越来越像阿庆嫂，家里的桃子与葡萄也越来越香甜。很快，成又在部队入了党。但人一得意。老天就发笑。正当成平步青云、邓舅母的桃子和葡萄也越来越甜的时候，灾难已整装待发了。
       原来成在高中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先进人物时，便有不少人说媒提亲了。他当了兵，入了党，提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姑娘们当然都是远近闻名的“金凤凰”。甚至还有一位股长的女儿和一位县革委会主任的略带残疾的外甥女(所谓残疾也不过是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手指头而已)。但邓舅母昏了头，真以为儿子的前途不可限量；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条件，总以“孩子还小，目前主要是进步和学习”为由。婉言谢绝。其实她目光长远——“入了党，提了干，还回来做什么?”“外面的好姑娘多得是，说不定师长的女儿也看得上成呢。”她和我母亲讲私房话，母亲呢，也受到她的激励，赞同了她的观点(更何况邓舅母每年还都照顾我两个桃子和一串葡萄呢)。成的婚事便因邓舅母的远见卓识，慢慢地越来越不被人提起。没想到成在部队入党倒快，提干却不尽人意。当了五年兵，也不过是名代理排长。等成退伍回来，却还跟走时一样，是两个兜的军装，不过没了领章和帽徽罢了。
       成回到家乡，已经是二十五岁了。退了伍若不能安排工作，便仍是一个农民。因为邓舅母的目标长远。几年来伤了不少人的面子。加上长期以来，人们对她的葡萄、桃子及坝子上纳凉时的朗朗笑声。也颇有些议论与微词。她呢。甚至连县革委会主任也敢得罪。所以。无论家里曾住过多少工作组。在给儿子安排工作这件事情上。大家也都没帮上忙。成只好回到村里继续“修地球”。但同样做农民。此时的成与彼时的成已判若两人。彼时，前面有好长一段未来与前程在等着他；此时，他不仅将未来和前程走到了头，还重新回到了原点。未来和前程没有了，原点也不再是以前的原点。葡萄架倒了，不知什么原因，桃子也不结了，坝子也没有人乘凉了。更有趣的是，仿佛大家都商量好了似的，上门提亲的也没了。成彻底心灰意冷，每天不是躺在床上发梦癫，就是蹲在坝子里晒太阳。有时，成也穿了那身皱巴巴的两个兜的军装，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边看边数他一上午掐死了多少只蚂蚁。他越呆越懒，越懒越(尸从)，越(尸从)就越癫。邓舅母可真急了，远大前程也不要了，可成是独子，总不能绝了后吧。村里与成一般岁数的，以及成的同学，甚至晚一两届的，大都已生了二胎了，可成呢，连个女人味还没闻着呢。她挨家挨户，一个个去寻访当年的介绍人，却只得到比刀子还割人的奚落：“邓舅母呀，再好的五花肉。早晨上市人人抢，太阳落了山就招苍蝇了噻。何况你们成，摆在案子上都快六年了，恐怕不再是招苍蝇而是要招蛆了噻。”邓舅母骂娘都没地方骂，只好回家，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月。
       但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这不，成的堂婶艳就来了。艳是成刚出五服的堂婶，说来比成要大十五岁，丈夫在县医院工作。两个儿子，大的二十岁，已当了村里的民兵排长，向来都崇敬成，也常来向成请教习武带兵之道的。艳打成上高中起就格外喜欢他，一回娘家便常叨念成的英武出众。没承想竟惹了娘家一位侄女对成长达五年的相思。成走运时，艳知道邓舅母的目光远大，娘家侄女又是乡下没见过世面的，也就没敢提这门亲事。这回好了，成从天上到了人间，艳认为时机到了，便雪中送炭地张罗起来。艳的张罗马到成功。成和那位单相思的乡下姑娘。一个是“在肉案上摆了五年多的五花肉”，一个则是“在窗户上晾了五年多的小白菜”。“五花肉”与“小白菜”见了面，虽然心里十二分的不甘心。邓舅母却深知人世险恶，靠目光远大真可能要绝后了，便当机立断地采用了实用主义哲学，婚事很快定了下来。“小白菜”炖“五花肉”。虽不那么着调，却也不算离谱。但邓舅母做梦也想不到，她的实用主义哲学竟包藏了如此巨大的一场灾祸。
       按宁远的习俗，新人圆房前。要由男方的婶婶或嫂嫂铺新床。并传授必要的新婚知识。艳既是介绍人，又是长辈，就负责为成铺新床，也负责对成传授知识。成自十七岁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分子，很快又去了部队锻炼，一心只想着学习与进步。既律己甚严，也从没机会与女性独处，生命的本能与青春的激情便一直压抑到二十六岁。此时，在火红的新房里，看艳铺新床。听艳讲知识，成不由得面红耳赤，心跳狂野。艳为了讲授的效果，便越讲越细，其间还穿插着做了一些动作。她未曾想到，成渐入佳境。汗竟一颗一颗地掉在地上，眼里似要喷出火焰来。艳忍不住动了怜爱之心，她是真心疼这个二十六岁的可怜男人，便轻轻地“唉”了一声。拿了毛巾去擦成脸上的汗。成完全像死了一样，一脚刚踏进“鬼屋”的门槛，便听见艳“唉”的一声，接着又看见艳的手，伸过来仿佛要将他拽出“鬼屋”。成生命的真气一下子提了上来，他猛地迈出“鬼屋”，看见一道强光如闪电般闪过。便将艳一把揽进了怀里。成的力量太快、太猛，仿佛集中了他五年军旅生涯的全部精华。艳何曾感受到过如此灼热的身体和如此迅猛的力量!她已经四十岁了，她那在县医院工作的丈夫已完全成了老夫子。她生过两个儿子，老大已经当了村里的民兵排长，她的身体早已松弛。但她在既无心理准备又无身体准备时，被成迅猛地剥了个精光。她突然感到全身都胀了起来，下体像憋住了气一样拼
       命地呼吸。一股强大的热流在体内湿乎乎地窜动。成像雪亮的钢刀一样猛然插进了她的身体。他们几乎同时大叫了一声。并在刹那间同时掉进了无底的“鬼屋”。他们在那漆黑的无底的世界里分不清死活。又完全像是死过了一次。但他们还是醒来了。看见光。看见成的新房。火红的被子像是焚烧过一次，他们闻到烧焦的糊味，竟没有丝毫的害怕。艳睁开眼。爬起身，无比怜爱地看着成一身的汗水，重新拿起一条毛巾。成的身体仍在起伏，他享受着艳的抚摸与擦拭。露出了雪白的牙齿。他又一次将艳拉到了自己的身上，这回不是猛烈地。而是轻柔地，像盖被子一样地让艳盖住了自己的身体。艳回报了更大的温暖与轻柔。他们这回是舒缓地、细腻地爱着，像一对相爱多年的情侣，彼此已十分熟悉。艳享受着传授的、也享受着被吮吸的快乐。她完全意识不到灾难已经粉墨登场。就在一秒钟，致命的一秒钟，民兵排长推开了门：“哥——”他的声音仅发出了一半，空气与呼吸就完全凝固了。他看见自己的母亲和刚出五服的哥哥，赤裸着身体抱在一起。而母亲从未像这样容光焕发过。他愣了一小会儿，惊叫着。飞也似的跑了出去。不出十分钟(成和艳仿佛还在梦里)，民兵排长就再次破门而入，同时冲进来的还有他的弟弟、父亲和好几个精壮汉子。成和艳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打得血肉模糊了。
       “畜生啦!”成的母亲——邓舅母。妹妹——莲。也冲了进来。两个罪人被赤身绑在了堂屋里。像两个被打裂了的肉球蜷缩在地上。半小时之后，堂屋便挤满了人。
       “孽畜呀，她可是你刚出五服的婶婶呀。连婶婶你都搞，你终究还是人吗?”
       俩人便又挨了一顿打。众人边打边骂，将多年的妒忌与不平都倾泻在拳头和口水里。成和艳皮开肉绽了，仅民兵排长的两板砖就差点要了他们的命。
       “不要打了，再打人就没了。”一位老者说。
       “老子打死他也不解恨!”艳的小儿子又冲上去。
       “打死他有屁用，你妈还不是给搞了?要紧的是怎么了结。”老者拉住艳的小儿子。
       怎么了结?按宁远的规矩。搞人家的老婆被现场抓住，自己拿刀剁掉两个手指头，以后让人看见你“三指手”，知道你干过坏事，让你抬不起头来。也就算了事。但民兵排长和他兄弟不干，大家也觉得成搞自己的婶婶与搞一般的女人性质不同。
       “我要阉了他!”民兵排长说着。就要上前动手。邓舅母一听，猛地从地上蹿起来，一把抱住民兵排长的腿：“成可是独子呀，他已经伤天害理了，你不能再伤天害理呀!”
       大家也觉得阉了未免太过，便拦住了民兵排长。剁手指这边不接受，阉了那边又不干。成和艳昏迷着，再次掉进黑压压的“鬼屋”中，等待着判决。
       “他搞了我妈，我也不要他剁手指，我就搞他妹，一报还一报，大家扯平。”艳的二儿子突然叫道。
       这小子刚满十八岁，说话竟如此荒谬，大家不禁愕然。空气像裹尸布一样突然绷紧，大家都不说话，虽然心里觉得好笑，却也拿不出更有分量的话来反驳。莲转身想跑，但已被民兵排长拿住，动弹不得。成和艳继续昏迷着，没有人想到送他们去医院。判决未果，他们得等待判决。
       “对，一报还一报，大家扯平。”民兵排长呼应着弟弟，也荒谬地叫道。
       大家继续沉默。
       “你们两个老的怎么说?”老者轻声征求邓舅母和中医大夫的意见。
       “全都是孽畜!”中医大夫骂道，对两个儿子的荒唐提议也很愤慨。
       “不行!”邓舅母断然否决，“莲妹子刚定了亲。你要她怎么嫁人?”
       “大不了报官。成又不是强奸!”
       “报官?公安局都没了，到哪里报去?再说，现在这么乱，就算报了官，是不是强奸，由得了你定?一旦定成强奸，不枪毙也得判十年八年。”老者劝道。
       “保儿子吧。儿子总归是儿子啊。”
       “天哪。做的什么孽啊!”邓舅母扑在成身上，呼天抢地地哭着。
       民兵排长便用抹布塞住了莲的嘴。两兄弟将莲架进里屋。莲的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蹬着。没有任何一个人帮莲说话，两兄弟的提议显然已成为判决。这判决荒谬绝伦。但符合宁远人的逻辑。他们精于算计，喜欢用简洁的方法解决棘手的问题，他们天生具有控制事情、不让事情搞复杂的本领。我十一岁，似懂非懂，挤在人群中看热闹。我看见莲像死鱼一样在一潭死水里翻了白。她将再也不是我的明星，再过一小会儿她就会成为一个烂货了。
       但在最关键的时候。老天还真显了灵——我的大舅得到消息，赶了过来。以大队革委会主任的身份，制止了民兵排长的兽行。莲的处女之身还没有破。众人在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威仪下散了，邓舅母扶起昏迷的莲。给我大舅磕了头：感谢党，感谢组织……
       关于成、艳、莲，以及邓舅母的故事，我不想再讲下去了。他们的结局是这样的——莲的未婚夫第二天就带人包围了唐家山，民兵排长闻风逃掉了，他的弟弟却被打断了腿；艳当天晚上失了踪。此后再没人知道她的消息。莲呢。不久便和她未婚夫结了婚。这位未婚夫很长一段时间都得到人们的传颂。成继续苟活着……邓舅母不久便去世了。
       唐家山的人很快又各忙各的，他们有的是有趣的事情，他们不再提成和艳的事。但前些年我回唐家山去，成竟成了村里的首富，他靠种桃子和葡萄发了财；民兵排长呢，竟成了他罐头厂的副厂长。我也见到了莲。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大女儿像她年轻时一样出众，已经是湖南大学艺术系的一名学生。物是人非。当年的事情仿佛从未发生过。他们疗伤的本领，就像当年被镰刀割破了手。在伤口上撒点土，没过两天就好了。可惜我没见到大舅，他去了表妹在深圳办的养鸡场。我想念我的大舅。他是一个寡言的人，但心中自有乾坤。他保护过我的爷爷，也保护过莲、文表嫂和其他群众。他的想法很简单——不管怎样，人都得活着。我拨通表妹的电话，请她叫大舅讲话。大舅问了母亲和我的近况，就说：你小时候爱吃鸡，什么时候到深圳来，舅舅杀鸡给你吃……
       多年以后。我的一位女友发现了我天性好斗的一面；我给她讲成和莲的故事，也给她讲其他的武斗和械斗。我的女友嗤之以鼻。她认为我、成、莲及那位勇敢的民兵排长，都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我分辩道：这些故事与“文革”无关。它们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朝代都发生过。这些力量原本就广泛存在，所以才有白莲教、义和团、陈胜吴广洪秀全。民间的或者江湖的力量。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最鲜活、最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因素之一。我的女友在美国长大，通过书本和杂志认识中国。我们没法深谈下去。
       观念杀人
       我在这里叙述的三个主题，以观念杀人最为严重。饥饿与械斗侧重于肉体，观念杀人则直指心灵。其形式多样。诸如捧杀、打杀、组织谈话、报章宣传、谣言、习俗、背后议论等。我最早接触的观念杀人是各种鬼的故事。那时候的唐家山既没有书报杂志，也没有广播电视，我的早期教育几乎都来自外婆的鬼故事。
       鬼是七分人三分神。是人未实现的愿望、没说出的冤屈与苦难。借了神力出现在我们的
       梦里，又托了我们的梦去吓唬人，暗示人。鬼故事起了观念杀人的作用，是因为它让我们畏惧阴暗的东西，对幸福与快乐持有怀疑和戒备心。
       更多的观念杀人却遍布我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我的老师说：“全世界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没有解放”。“台湾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让我们误以为世界一片黑暗，只有我们才是“祖国山河一片红”。还让我们产生了虚幻的豪情。并在虚幻中确定了我们不真实的人生。我们虚妄的英雄主义也源于此。这主义让我们可怜的人生充满了荒谬。又比如。我们高考时，老师说：“上大学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分水岭。”也曾让许多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丧失了自信心。我是类似观念的直接受害者。我初中毕业时，徐迟发表了一篇叫《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让全社会都崇拜起科学家来。接着，社会上就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一种观念。于是，所有的中学都分了文理班。文科班既是差生班，理科班便格外有优越感。我算得上是文科方面有优势的学生，为了不做差生，却也上了理科班，结果就到了地质学院去受罪。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我多年都不得不看我不喜欢的书，从事我不喜欢的工作。
       观念杀人有时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我母亲在卫生院工作时，接待过一位自杀未遂的女青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怀孕了。为什么会认为自己怀孕呢?是因为她坐了一张有热气的椅子。而这张椅子是一个男人刚坐过的。她哭着将这件恐怖的事告诉了她嫂子。她嫂子又告诉了她娘。她娘就认为她已经是一个烂货。比真正的烂货还晦气，这姑娘便喝了农药……
       观念杀人的基本过程是这样的：你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观念。这种观念强大得让你无法选择时，就产生了一种让你不得不就范的力量。比如说你周围的人都认为你是小偷，无论你怎样做都认为你是小偷，“你是小偷”就成了一种有杀伤力的观念。如果你证明不了你不是小偷，推翻不了已经形成的观念，你就只好就范，很卑微地活着，或者死去。但有时候，观念杀人也类似于自杀，即自己被某种观念压迫住了，挣脱不掉，从而导致某种恶果。我认识～老一少两个美女，老的在成都，少的在北京。都无比热爱格里高利·派克，一心要嫁派克式的男人——正直、英俊、健康、勇敢、有爱心、有幽默感、忠诚、温柔、体贴、浪漫……结果。老的到了七十岁。少的到了三十八岁。都还没嫁掉。没嫁人也罢了，这一老一少慢慢地便都有些神思恍惚，甚至于悲观、厌世。看来她们都很难有机会享受婚姻生活的乐趣了。“派克式的男人”对她们就构成了观念杀人。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母亲工作的卫生院，有一名姓奉的老中医，因为出身不好，就总想着有人会斗他。刮风或打雷的夜晚，便常常睡不着觉。有一天，刚开完批斗会，院里还杀了猪，庆祝文化大革命又取得了辉煌成就。喝了酒就不免有人说酒话。其中一位就说：老奉，小心下次斗你。还是趁早交待吧。奉大夫就低下头。那位又说：交待吧。不然就斗你!另几个喝多了的人也过来帮腔：对，快交待，不然就斗你!奉大夫就瘫了。院长就过来劝：奉大夫，没有的事，他们喝多了。没想到，奉大夫夜里还真上了吊。人们发现他的尸体时。也发现了一张字条：我拥护毛主席。我没有罪。不要斗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观念杀人的事例实在太多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包括我们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有很多观念杀人的高手。他们立场坚定，训练有素，常常在不经意间就把事情给办了，而且办得都很漂亮，不着痕迹，不受制裁，也不受道德和良心的谴责。下面这件事情很有些悲凉，我讲出来，以表达我的纪念与哀思。按理，这样的事情不该发生，但它不仅发生了，而且还发生在我生平所见的最美丽的姑娘身上。
       我母亲在大界卫生院工作时，有一个好朋友叫做纤，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每说一句话都要停下来喘好几次。因为这个毛病。三十多岁了也没有嫁人，农活又干不了，便在村头开了一个裁缝店，靠给人裁衣服、做鞋垫，维持简单的生计。纤有四个姊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个个都貌美如花。漂亮，而且貌美如花，这在宁远可真是一件祸事。纤的大姐五十年代就嫁到青海去了，姐夫已经是高级干部。二姐和大妹也陆续嫁了人，一个在武汉，嫁给了石油工人；一个在青岛，嫁给了海军军官。纤的一家，不仅出美女，还出干部，所以格外招人议论。是呀。大界上万户人家。为什么纤一家就能出那么多干部?而且都出女干部不出男干部?大家反复议论，就有了多个版本。最有代表性的版本是这样的——从土改开始，纤的家里就住工作组。之后每年搞运动，上面来工作组。也都住在纤的家里。工作组住得多了，当干部的熟人和朋友也多了，机会当然也就多了。问题是工作组为什么总住在纤家里?大家的结论也很简单，纤的家里宽敞、整洁，纤的母亲是大美人。不仅母亲，连大姐、二姐、纤(虽然有病)、大妹、小妹也都是大美人。纤家里成了有名的美人窝。县上也无人不知，所以来工作组，总是点名住在纤的家里。这也算是人之常情，无论搞什么样的运动，能住在美人窝里，心情总好些。但大家的想法要更深刻。每住一次工作组，纤家里就出一个干部，先是大姐，接着是二姐和大妹，难道就没一点名堂?巧的是，纤的大妹有次和男朋友约会。又被人堵在被窝里了。大家一下子就有了证据。有了这个证据，人们的猜想和议论就更大胆、更光明磊落，结论当然也就更明确：从纤的母亲。到纤的大姐、二姐、大妹。都一定和工作组的张组长、李组长、林组长睡过觉。我母亲是搞接生的，后来又搞结扎，相当于大界卫生院的妇产科主任，便被认作是纤一家乱搞的权威证人。说到关键处，便总有人说：不信?问唐医生去，唐医生给做的人流。母亲对自己被无端地当做这样的证人很恼火，但她又没有办法骂人，因为找不到具体的人可骂。有时候，人们也问她：唐医生，你说，怎么就她一家人出干部?母亲竟也答不上。她受党的教育多年。当然知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既然群众的眼睛已经雪亮，事情也就很难办了。所以。对于好朋友纤一家所遭遇的流言，对于自己被群众拿去当了证人，母亲只有默不作声。她既不能为纤的一家辩护，也不能为自己辩护。流言无影，她压根儿没有辩护的机会。
       好了，既然群众已经认为纤的一家是靠“搞破鞋”当的干部，观念杀人也就伺机而动。这次的目标自然就落在纤的小妹——秀身上了。秀十四岁演李铁梅出了名。便经常被县上和地区抽去参加文艺调演。十六岁进了县祁剧团，十八岁进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成了大界第一位工农兵大学生。秀的美丽多年都是群众谈论的话题，不仅村里和乡里的群众谈，县上和地区的领导也谈。我刚到大界。就听见过一支民谣：“秀的脸蛋漂漂的，两只酒窝笑笑的，走起路来翘翘的，两只奶子跳跳的。”大家都猜，像秀这样的美人，又到了长沙读大学，至少也要嫁一个处级干部了。没承想，秀大学毕业，
       竟回到了大界中学来教书。而且，还成了我的班主任老师。
       秀回来的消息，从县上一直传到乡里，各种猜测都有。大界的群众是这样议论的：秀毕业时做体检，被查出有了身孕，差点被开除，还是省上一位领导讲了话，才保留了学籍。虽然勉强毕了业，工作却不好安排。按理，她该回县祁剧团呀，可祁剧团坚决不要。也只好回大界中学教书。我对于秀的回来，充满了莫名的期盼。我十三岁，秀二十一岁。我看过秀的照片，颈子长长的秀，头发长及脚踝。我在纤那里还见过一本画报，也登了秀的长发，像瀑布一样从头上流下来，流过雪白的颈子和肩膀，也流过了碧绿的草地。秀的长发搅乱了许多人的梦。秀雪白的颈子也搅动了许多人的心。秀就这样回来了，披着长长的头发，也拖着长长的尾巴回来了。尾巴上写了一行字：在校期间，生活作风有问题。
       大界中学奇怪极了，孤立无援地坐落在一座荒山上，距最近的村子也有五六里路，不仅寸草不长，连坟也没有一座，喝水则要到五六里地以外的村里去挑。自从建了学校，又正赶上时兴“半工半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学校便开始在荒山上修梯田种树。那样一种改天换地的决心当然是徒劳的，树是年年种。年年死。秀到了大界中学。很反对“半工半读”。所以，劳动课总是不积极。挑起水来像是跳舞，扭屁股扭腰的，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完全不符。秀在不知不觉中，不仅让自己犯了生活错误，也让自己成了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本来，秀的一家名声就不好，秀又是带了“作风不好”的尾巴回来的；现在，秀又反对“半工半读”，抵制劳动，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路线，性质应该说已经变了。已经不仅是“作风不好”的问题了。所以。学校就将秀的情况反映到公社，公社又反映到县里。校领导就专门就此开了会，会议决定秀必须剪短她的长发。但是，长发是秀的命，也是秀对母亲的美的理解与传承。秀当然不愿剪掉。学校就用老办法，先是开小会，接着是开大会，再接着就是开批斗会来对付秀。老办法遇到新情况也很有效，秀很快就崩溃了。但崩溃了，秀还是不剪头发。学校就有了更阴损的招。这招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在各种场合画长头发的秀的画像，教室里画，黑板上画，墙上画，厕所里也画。大家对面漂亮的、有作风问题的秀的画像感兴趣极了，所以，不仅老师画，学生也画。秀的宿舍经常有人扔进一团纸来，打开一看。便是长头发的秀的画像。不仅画了长发。还画了乳房和阴毛。厕所里秀的画像则画了又涂，涂了又画。不仅画了阴毛，还画了各种男性器官在旁边……有些画则还配了诗。将大界的男人夜里对秀的各种想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秀完全被弄成了一个婊子，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幅画去嫖她。而且，还嫖得十分地扬眉吐气、酣畅淋漓。秀回到大界。心情本来就不好。她读大学时。有多少人将她视若天仙。她的照片被登在画报上，她被多少领导接见和鼓励过。但她一分到大界，那些追求者就没了踪影；现在，无论走在哪里，又总有人指指点点。她的名誉正在一点一点地丧失，名声呢，则一天比一天地变坏了。刚回来的时候，还有同学写信来。甚至还有两个小伙子从长沙来看过她。她还抱有幻想，心里在比较，准备选定其中的一个做自己的如意郎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连最爱她的那个小伙子也不来信了。与此同时，她“作风不好”的名声就越来越响、越来越真切了。不仅过去的崇拜者和追求者们没了，新的追求者也再不能产生。媒婆或介绍人也不敢登门。秀完全彻底地成了没人敢要的贱货。大家的逻辑既简单又鲜明——为什么秀的一家尽出干部、而且是女干部呢?因为秀的一家出乱搞的美人。既然秀的母亲、姐姐们乱搞，秀当然也不可能是好货。再者说，如果秀不乱搞，是好货，她又怎么可能从省城回到大界来呢?她的男朋友又怎么可能不要她呢?大界中学又怎么可能到处都是她的画像呢?而且是光屁股、有阴毛和乳房的画像?(人家怎么就不画我呢?)既然秀不是好货，是烂货，谁又会要呢?所以。大界的男人们会说：不要。自给我也不要!说这话虽然很有些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味道，但有前面如此强大的逻辑做支撑，倒也底气十足。可怜一生下来就受宠的秀，见过大世面的秀，上过画报被省市领导接见过和鼓励过的秀，回到大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从凤凰变成了鸡。她的长发彻底乱了。开始一绺一绺地往下掉，她离开了学校，住进了我母亲工作的卫生院。后来，经她大姐介绍，嫁给了青海的一个有肺心病的媒矿工人。她婚前的体检是我母亲做的，结果表明：秀二十一岁，婚前未发生性行为。人们对这份体检抱有十分复杂的心理。秀的画像有许多被偷偷擦去了，但有几幅却还保留着。人们似乎要留下些什么作为纪念——颈子长长的秀，头发长及脚踝的形象是美丽的和永恒的。
       5　最早的情欲
       我最早的情欲来自于文表嫂肥硕的乳房。后来读书，看到许多学者发表有关乳房的观点，甚至还有若干乳房学的专著，洋洋洒洒，晦涩艰深，心里便想：这些呆子，写几十万字的书，又哪有我对文表嫂的乳房那样鲜活的感受?文表嫂，让我第一次冲动、颤抖、想犯罪、想哭、想跳到河里去的文表嫂，让我翻开了情欲那令人炫目的扉页。那扉页上只写着一个词：女人。谁承想，我自此便开始读一本最神秘、最美妙、最痛苦、也最无解的书了。
       宁远人对于情欲有着十分鲜明、有趣而又相互矛盾的观点。对于偷奸，他们有各种惩处的手段。前面说到的剁手指。只是其中较为平常的一种，专用于情节较轻的行为。偷奸若被现场抓住，偷奸者自行剁掉两根手指，也不过给犯错之人做了一个标志。在宁远。右手是“三指手”为小偷，左手是“三指手”则为大偷。大偷即偷人，今后做人就难了。这样的标志也有警示作用，即良家妇女，若看见左手是“三指手”的，便当警惕了。解放前，包括解放初期，针对不守妇道的女子，“沉塘”则是最常使用的惩处手段之一。但另一方面，宁远人从来都不是禁欲主义者，即便在“文革”中也是如此。宁远的山歌民谣大多含有优美的情色内容，其中一些还会有露骨的性爱描写。宁远的女人吵架颇有趣味。通常会如唱歌一般抖出对方的性细节来。且一定会边吵边做出某些动作。
       在宁远，与情欲相关的最美妙动人的事是洗澡。宁远缺水。好些地方便将洗澡当做隆重的礼仪。遇见熟人打招呼时不说：吃饭了吗?而说：洗澡了吗?可见洗澡之重要。九嶷山下的瑶族与汉族，一到冬天。便将洗澡当做高规格的待客之道。正如董校长用腌肉招待贵客，他们则用洗澡招待嘉宾。他们真诚留客时便说：洗澡吧，留下洗澡。“留下洗澡”意味着留下来吃饭、洗澡、唱歌；意味着你已经被当做最尊贵的客人。洗澡则美妙至极。澡堂是简洁的，通常是木板搭成的一间小屋，与灶膛和猪圈相连；但地板极有特色，由一根根小杉木拼成，方便洗澡水从杉木间渗入下水道，再流入猪圈，与猪圈中的尿、粪相沤，便成为极好的农家肥。澡堂里皆有一只大大的澡盆，与灶膛相隔了一
       道木板墙，木板墙开有一个小窗口，刚好够得着一只手拿了木勺伸过来加水。客人脱了衣服进了澡盆。隔壁的主妇就在灶膛加火。主妇问：水凉吗?你答：凉。她便将手从窗口伸过来，给你加一勺热水；又问：水烫吗?你答：烫。她便将手伸过来给你加一勺凉水。再问：水凉吗?你又答：凉。她便再将手从窗口伸过来，又给你加一勺热水……如此反复，那主妇就一直给你加下去，直到你洗完了、洗舒服了为止。有客人迷恋这享受，加了热水嫌烫，要加凉水；加了凉水又嫌凉。要加热水。一个澡洗来洗去。长达一两个小时。主人也不厌烦。明知道客人心里有鬼，不过想享受女主人加水的过程。以及光了身子在澡盆里想象隔壁女主人的白净美丽，主人却也从不揭穿。有客人放肆。见女主人白净的手伸过来，便抓住不放，女主人也不过挣脱了，将手缩回去，依然很温顺地问：水够不够，还加吗?洗完澡，便是吃饭，围在火塘边，边烤火，边喝红薯或苞谷酒；兴起时，主人便会一首首歌唱了来给你敬酒。这时。隔壁邻居便知家里来了贵客，也都纷纷过来助兴。很快，人多起来，唱一首歌敬一碗酒。你呢，也得唱了歌回敬。若不胜酒力的，不过唱一二首歌便倒下；酒量好的呢，则会唱到半夜。喝到半夜。这期间，说任何过头的话都是高兴。我稍大些，方知宁远人对偷奸往往会严惩不贷，对说笑调情却很宽容。许多宁远人日后都成为说笑调情的高手。我打小受此训练。也逐渐修得正果，慢慢地竟也成了一个水平不算低的、很有些浪漫精神的好情人。
       自五岁起，我每年冬天都有机会跟着大人享受这样的洗澡。大人们欲死欲仙，我也懵懂而快乐。殊不知这份懵懂与快乐已经是情欲在萌芽。洗澡培养了我对女人的想象与感受能力。但直到遇见文表嫂的乳房，我才知道我有了情欲了。而之前，文表嫂的公爹、一位我称之为民表舅的老鳏夫。又引导我明白了男女交欢的基本原理。民表舅经常到九狮岭去放牛，也经常捉了蛐蛐、知了、蜻蜓之类，哄我跟他一起去。将牛赶到山上，牛便自己去吃草了，民表舅便和我躺在山上看天上的云彩。民表舅是很会讲故事的。便问我知道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我妈从街上捡回来的。他便大笑，说：不对，是你爸和你妈搞出来的。至于怎么搞?他便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小圆圈。用右手的食指往小圆圈里杵：“这就是搞，男的的屌屌杵到女的的洞洞里去。”我还是不明白，却知道了女的都有小洞洞，男的都有小屌屌。但依我的经验。小屌都是软绵绵的，怎么能杵到女的的洞洞里去呢?民表舅说：不急，还没到时候呢。我就等呀等，每天早晨起床撒尿，都要看一眼我的小屌。但过了很长时间，我的小屌还是软绵绵。一天，又和民表舅上山放牛。不小心被野蜂蜇了，脸上和嘴上都肿起了大包。民表舅说：得赶快找奶。外婆便带我去找文表嫂。文表嫂刚生了孩子，正下奶呢，看我肿得狼狈。便解开衣襟往我脸上和嘴上挤奶。我满脸通红，脸和嘴都碰到了文表嫂胀鼓鼓的乳房。我憋住气，不敢抬头，脸越来越红，呼吸越来越急促。我看见两团强光，向我罩下来，圆圆的，鼓鼓的，仿佛有千钧之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大叫一声，瘫在了地上。自此，每天起床，我的小屌便会硬起来。不久，不仅早晨硬，中午太阳烈，也会硬，甚至于比早晨还硬。硬邦邦的。这变化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民表舅见了我便问：小屌硬了吧?我便愈加不好意思。到了夏天。便也要求外婆给我穿长裤。以防止小屌硬邦邦，一不小心就翘起来。但是，穿了长裤，也并不起作用，小屌依然会硬邦邦，一不小心就翘起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将双手插进裤兜，在裤兜里将小屌按住。这样，走路的样子就很怪异。民表舅见了，便愈加取笑：“看，他小屌硬邦邦，走路要用手按。”有时候，遇见人多，尤其是女人扎堆的时候，他还会趁我不注意，猛地拉下我的裤子，“看，他小屌硬邦邦，长毛了没有?”众女人就哄堂大笑：“哪长毛了?没长毛!”我恨死了民表舅，但是，我毫无办法，我的小屌的确硬邦邦，也的确还没长毛。我有短处捏在民表舅和众女人手里，见了她们只好绕道走。小屌硬邦邦。开始了我一生的孤独与烦恼，我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就这样无辜地结束了，我开始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成了坏人。
       自从见了文表嫂的乳房。我便开始躲她。但文表嫂的家与外婆的家，只隔了三间房。无论怎样躲。每天也总要见几回。文表嫂呢，仿佛从来都不知道我在躲她，每回喂孩子，依然会撩起上衣，露出大半个乳房和一小截肚皮来。有时候。甚至还可以看见她的红裤带。我低了头，从她身边走过，但她大半个乳房和一小截肚皮所形成的强光，仍照得我满脸通红；我的两条腿仿佛要种在她身边。半步也挪不动。偏偏这时候，又总会碰见民表舅，他呢，照例也会问：“小屌硬邦邦啦?”我真是要死过去。我怕民表舅，更怕文表嫂。但是，越怕，我便越想见着她。到了晚上，文表嫂大半个乳房和一小截肚皮所形成的强光就会照着我，她的红裤带更是像坟地里的鬼火一样，在我眼前飘来飘去。我无邪的黑夜变成了白夜，我开始多梦并失眠。
       越怕越躲，越躲越想，越想又越怕——我的文表嫂啊!就这样培养了我对一个女人的思念与情欲。我小心翼翼地观察和研究文表嫂的习惯——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厕所、什么时候喂奶、什么时候睡午觉……我都清楚极了。很快，我便有机会听见她撒尿的声音，看见她大大的、圆圆的白屁股……我无可奈何地堕落下去，我想割掉我的小屌，却又不敢，直到文表嫂吃耗子药死了，直至三妹跟她妈——董校长到了唐家山。
       三妹跟她妈——董校长到唐家山时，她才九岁，我却已经十二岁了。那是我被马蜂蜇、被文表嫂的奶搽肿了的脸半年之后的事。换句话说。我的小屌已经有了半年硬邦邦的光荣历史。我已无数次偷看过文表嫂大大的、圆圆的白屁股，或者说我已经是个有经验的“老流氓”了。不过，在讲我和三妹的“爱情故事”前，我不得不先讲一讲文表嫂的死。并以此了却一段长期梗塞在我心里的悲哀，这悲哀使我三十余年来。常在阴雨之夜胸闷气短。
       我前面讲过，民表舅是一位老鳏夫。在宁远。老鳏夫极易被人当做“老流氓”，且比一般的“小流氓”要更下流、更龌龊一些。十一二岁的小女孩通常都要被家里的大人警告：“见到民，要躲远一点。”五六岁或再小一些的女孩子，如果一直哭个不停，哥哥姐姐们只要说：“民来了!”哭声就会立即止住。民的生活因此不堪，胡子拉碴，头发往往半年不理，一年四季。也没个换洗的衣服。冬天呢，则永远穿了那身不剩一粒扣子、四处又都露了棉絮的棉衣，用了一根草绳系在腰上。日子越不堪，人也就越猥琐。所以在唐家山。民只能放牛。放牛当然也是比较轻松的农活。将牛赶到山上后。大部分时间便只躺在草地上，叼了根狗尾巴花唱歌、晒太阳、看天上的云彩。太阳落山了。便悠悠闲闲骑在牛背上回家去。民放了几年牛，竟成了远近闻名最会唱歌的人。他会唱的歌何其多，任随一样东西，只要能起头的，他都能
       即兴编到歌里去。但无论怎样编，歌却总要落在情色二字上去。这原本也是宁远山歌的特点。民的一首山歌是这样唱的：
       想你想你我想你，
       找个画家来画你。
       把你画在枕头上，
       日日夜夜想着你：
       恨你恨你我恨你，
       找个画家来画你，
       把你画在砧板上，
       千刀万剐剁死你：
       想你想你还想你，
       找个画家来画你，
       把你画在大腿上，
       卷起裤腿看见你。
       因为这样的山歌。民得到的封号便不是“山歌大王”而是“骚歌大王”了。除了唱骚歌。民也很会讲故事说笑话。讲的故事呢，大多也是骚故事。民会唱歌讲故事。便总能带给村里人欢乐。所以，村里的小伙子小媳妇是欢迎他的。一到冬天农闲时。民就成了中心人物。一到吃中饭，小伙子小媳妇就都端了饭碗，聚在民屋前的小坝子上。开开心心地听民讲一两个小时的笑话。并由这些个笑话引发若干趣闻和情事来。在我的印象里。冬天在民屋前的小坝子上吃中饭说笑话，几乎是唐家山唯一的新闻与娱乐时间。就像后来的成都人一到晚上七点，就要去茶馆听李伯清说书一样。民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唐家山的李伯清。只不过他是一个鳏夫，形象总有些危险，所以，他在小伙子小媳妇那里是“明星人物”，在老太太和小女孩眼中却依然是一个“瘟神”。但是，有一回，大队开了批斗会，民被押到台上低头认罪，他屋前的小坝子便再也没人聚在一起说笑了。唐家山的新闻与娱乐时间停止了，一个冬天接一个冬天，人们都只能猫在自己家里过冬，过得真是没有一点味道。
       民是因为讲了一个据说既很下流又很恶毒的笑话被人告到大队革委会去的。革委会成员，尤其是妇女主任。认为民是借讲笑话恶毒攻击党、攻击党中央、攻击新中国广大的妇女同志，已经犯了现行反革命罪。治保主任和民兵连长同意妇女主任的观点，认为民平常聚众谈天，人气已远远超过大队革委会组织的会议。这种反常的现象，分明已经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早就应该引起警惕。我大舅最后发了言，他认为民不过是一个农民，大字不识一斗，除了宁远，连地区都没有去过，党中央在哪里。更是搞不清楚。连党中央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又怎么去攻击?所以，民只能算是有严重的流氓思想。开个批斗会，定个“流氓思想罪”，以后“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就算了。民就在批斗会上低了头认了罪。但他既戴上了“流氓思想罪”的帽子，当然不敢再说笑唱歌，唐家山说笑唱歌的历史也就停了好几年。
       老鳏夫民死了老婆后，猥琐了好几年；但他会唱山歌、讲故事，又热闹了几年；因为唱骚歌、讲骚故事，犯了“流氓思想罪”。又猥琐了好几年。他眼看着就要老了。但他老了。儿子却成长起来。民在儿子三岁时就死了老婆，他既当爹又当娘，一把屎一把尿地将儿子带大。白天，他带儿子上山放牛，教儿子唱山歌，给儿子讲故事；晚上则为儿子缝补丁做衣服。父子俩相依为命，舐犊情深。民的独子。我叫做文表哥的，在父亲的故事和山歌里长大，竟成了唐家山最灵性、最秀美的小伙子。顾长、肤白、唇红、一说话就脸红的文，上中学时，与成一样成了名人。不过，成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文却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积极分子。成有一个像阿庆嫂一样精明干练的妈。文却只有一个猥琐的、犯了“流氓思想罪”的爹。所以，成毕业没两年就参了军，文却只能回到村里当农民。文出名。不仅靠用快板书宣传毛泽东思想。更靠演样板戏。他演的少剑波神形兼备，剧照被很多女孩子偷偷收藏。在宁远，他是唯一可与秀媲美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积极分子。但秀十五岁进了县祁剧团，文十八岁却只能回村里当农民。这显然与民猥琐的形象及他家里从未住过工作组有关。唐家山的人都为文惋惜。文呢，却很平和，知道自己从小命苦。是不能与人争高低的。他平平静静地回到唐家山。本本分分地出工。村里人像怜惜一棵柳树及一道风景一样怜惜这孩子。文平平安安地当了两年农民，经人介绍，认识了文表嫂，就结了婚。民和文家里有了女人，日子也就过得有滋有味了；不仅文，连民也都穿戴整齐、剃了胡子、理了头发了。远近的人都说民年轻了十岁，精气神也大不同以前。不久，文表嫂又怀了孕。生了一个像文一样清秀的儿子。远近的人都说，搭帮有了文表嫂，民和文才过上了好日子。但唐家山的一些人。尤其是老人们并不这么看。因为文表嫂长得太妖了。这些人怀疑文是踩了菜花蛇才娶的文表嫂，文表嫂是菜花蛇变的。文既娶了蛇精，早晚都会倒霉，眼前的好日子只能是暂时的，而且还一定藏了某种灾难。
       照唐家山人通常的逻辑，一个女人长得太妖则一定是某种精怪变的。最妖的便是蛇精。唐家山人认为，一个人若在山上不小心踩了蛇，又未被蛇咬。那蛇就极可能会变成一个美妇人嫁给他。文表嫂的妖在于她长得丰乳、肥臀、小细腰。在于她走路扭捏的样子。她的乳房就像两个灌了水的猪尿脬一样，不仅大，而且翘，还总在你眼前上下跳动。据不小心碰过文表嫂乳房的人说，那两团白肉简直就是活物，你一碰，它就暖暖地偎在你手上了。而一些据称见过文表嫂后背的人说。文表嫂的背竟是长有花纹的。后来，又有消息称，文在娶文表嫂前，还真在山上踩过一条菜花蛇。而那条蛇还真未咬过他……凡此种种，似乎都证明文表嫂真是蛇精了。有这样的猜测与想象做背景。文的婚礼便很有些神秘色彩。好在这类迷信仅限于年长之人。文这代人既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便早已破除了迷信。文表嫂嫁过来之后。做人处事都很贤淑，之前的议论便慢慢消失了。文夫妻俩恩爱情深，对民又孝顺。还生了一个秀美的儿子，真算得上是一个好家庭。但是，好日子没过两年，文家果然出了事，出得家破人亡。让人不寒而栗。
       文家先是文出了事。文是修九嶷水库时被炸死的。修水库这件事现在想来很有些荒谬，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广大的中国农村。再没有什么比修水库更严肃、更庄重、更锣鼓喧天、更斗志昂扬的了。修水库首先是一项政治运动。是“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革命浪漫主义在广大农村的集中体现。宁远也是如此，每到冬天。各村便红旗猎猎、凯歌嘹亮地到山上修水库去了。修水库成了人们、尤其是广大革命青年觉悟高不高、能不能进步的重要标志。文正是这样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演样板戏没能得到的。他希望通过修水库得到。他毕竟是一个名人了，一个有文化的回乡青年。他追求进步，又有基础，便当了“青年突击队队长”。没承想，上山不到两个月，他就在一次险情中被炸死了。县上授予了他英雄称号，追认他为中共党员，文表嫂也成了烈属。但是，在群众眼里，烈属也不过是寡妇。常言道：“寡妇门前是非多。”文表嫂的门前很快便不只是是非了。文牺牲三个月后，先是是非，接着是灾难，便接踵而至地到了她门前。关于她是“蛇精”的传说再次传开。文的死印证了她是“蛇精”的说法，她的妖艳又给了人们机会。一段时间，人们便都把文表嫂当做“点心”吃了。这道“点心”吃得
       最开心也最狠的。便是大队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
       妇女主任姓郝。原本也是唐家山的媳妇。刚解放的时候，她就是妇女识字班的积极分子，到县上读了一次扫盲班，便成了唐家山少数几个有文化的女人。但她成为妇女解放的典型又当了妇女主任。全因她在离婚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一个新中国农村妇女的意识与觉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按照宁远的风俗，男人休妻，女人只好回到娘家去。郝主任不同意休妻，更不同意回到九嶷山的娘家去，还和男人打了起来。这事弄得她男人很没面子，便叫了叔伯兄弟们一起来围攻。结果便将郝主任打了个鼻青脸肿、滚地出门。郝主任便到乡里去告状。乡妇女主任下来调解。问：为何休妻?男人回答：她一没胸二没屁股。摸她就像摸男人。乡妇女主任听了就很生气，因为她自己恰巧也是一没胸二没屁股的，便将男人训斥了一顿。男人又说：不管怎样。就算死也要休妻。郝主任便说：“可以离婚，但不能休妻。”乡妇女主任听了大为震惊，郝主任成了唐家山将休妻改做离婚的第一人。“既然是离婚，就得协商着离，夫妻财产要对半分。另外，要保留唐家山的户，不回娘家去。”乡妇女主任听了啧啧称叹。她没想到，《婚姻法》刚刚颁布，农村尚未宣传普及，竟出了这么一个奇女子。结果郝主任没有被休掉而是离了婚；她也如愿保留了唐家山的户，分得了两间房和一亩水田。乡妇女主任在郝主任身上发现了革命火种，郝主任成了妇女解放的典型，不久，便当上了真正的郝主任。
       当了二十多年大队妇女主任的郝主任，一直对前夫说她“一没胸二没屁股。摸她就像摸男人”耿耿于怀，丰乳、肥臀、小细腰的文表嫂自然成了她的天敌。上次她未能将文表嫂的公爹民表舅弄成反革命，心里就憋了一口气。这回文死了。村里人又在风传文表嫂是“蛇精”，她当然不会再错失良机了。所以。郝主任便去找治保主任商量。她知道治保主任上次也是主张将民表舅弄成反革命的，治保主任一直想揪出几个特务或者反革命来。好立立功，再往上升一升；她更知道治保主任一直想搞文表嫂却从未得手。文表嫂一定已经让治保主任恼羞成怒了。两人志同道合。很快便弄出了一个方案。治保主任说，上次未能将民弄成反革命已经很窝囊了，所以这回要弄就弄彻底，弄出一个痛打落水狗的大好局面。弄出一个永世不得翻身的喜人战果。
       “村里不是都在说她是蛇精吗?你不是一见她奶子尖尖的就来气吗?这回我们就让这条蛇现了原形，让她和民那个老王八蛋睡到一张床上去，我们就抓她个现行。”
       “那当然好。可怎样才能将那个骚货和老王八蛋弄到一张床上去呢?”
       “那还不容易，只要让老王八蛋喝点酒，弄点药……如此这般。就可以了。”
       两人谋划好了，便依计而行。首先，由治保主任请民出来喝酒，又暗中在民的酒杯里下了春药；接着便将喝得酩酊大醉的民扶回家。贤淑的文表嫂这时一定会服侍公爹上床。酒和春药这时就一定会起作用。民在颠三倒四中一定会有不堪的行为。潜伏在一边的民兵们这时就破门而入，将这对奸夫淫妇一把拿下……
       文表嫂就是在如此精心的设计中，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开始她的灾难的。文死了之后的这两个月，她一直沉浸在哀痛之中；她披麻戴孝，足不出户。她甚至于不知道村里已到处都是有关她是“蛇精”的传说，更不知道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已经将她设计好了。
       那天晚上的月亮真好，她喝了一碗稀饭，就躺在了床上。时间已经是夏末秋初了，天还那么热。她穿了件小衣，斜倚在床头，为不到一岁的儿子扇着扇子。月光从窗外泻进来。又引起了她对文无望的相思。她的泪滴在儿子的小脸上。不知不觉便在泪水迷蒙中睡着了。
       她在睡梦中听见了紧促的敲门声。那声音简直不是敲而是在捶、在砸。她迷迷糊糊地下了床，打开门，一个男人便歪斜着身子，重重地倒在了她的怀里。她“呀”了一声。借了月光，才看清是公爹，已经酩酊大醉，像一团烂泥了。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公爹扶到床上，又打了热水来为公爹擦脸。殊不知，公爹竟一把将她抱住，一只手伸进了她的小衣，抓住了她高耸的奶子；另一只手竟同时伸进了她的内裤。一阵麻酥酥的感觉像电流一样击中了她。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小衣便被撕掉了，裤子也被剥到了脚踝上。等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拼了命抓紧自己的裤子，急切地叫道：“别、别这样……”公爹已完全像一头野兽。将她压在了床上，一张嘴喘着粗气，咬住了她奶头；一只手竟同时用手指杵进了她的下体……她未及挣扎，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便冲了进来。四个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她和民抓住，一下子就扒了个精光；紧接着又用两根捆猪的绳子将两个赤条条的身子捆在了一起。她喘过气，才看清满屋子的人，“啊——啊……”她长长地、尖尖地、发疯似的大叫起来。尖叫声吓醒了熟睡的孩子，孩子大哭起来；孩子的哭声紧随她的尖叫声，冲向了光影朦胧的夜空。乡村的月色依然是美丽的。它并不理会已经降临在民和文表嫂身上的灾难。
       外婆和我都被一阵急促的锣声吵醒了。我们爬起来，穿上衣服，打开门，看见满村的人都往打谷坪跑。锣声还在一阵紧一阵地敲着。我们赶到打谷坪时，民和文表嫂已经被吊在了村里的篮球架下了。他们裸体相向，民被吊在一边的篮球架下，文表嫂被吊在另一边的篮球架下。月光照在文表嫂低垂的长发上。她浑圆的肩膀和乳房隐约可见。满场的群众都在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但谁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过了好一会儿，郝主任才宣布了事情的经过。她控告了民与文表嫂的丑恶行径，以满腔的正义与怒火，揭露了文表嫂是一条毒蛇的真相。
       “她是一条毒蛇、美人蛇、蛇精!”
       “大家看，如果不是蛇精。一个人会有这样的奶子、这样的腰和这样的屁股吗?会和自己的公爹睡到一张床上去吗?”
       她拽住文表嫂的头发，掐她的腰，拍打着她的奶子和屁股。
       “她害死了文，现在又来害民。如果不是治保主任火眼金睛，真不知她还要害多少人!”
       “对于这样的妖精，我们怎么办?”
       “烧死她!但就算烧死她，我们也不解恨。也不利于教育群众，帮助群众提高认识和觉悟。因此，从明天起，我们要让他们光着身子，吊在篮球架下示众，以帮助群众提高认识，看清楚美女蛇究竟是什么样的。”
       郝主任的话激起了群众对文表嫂的义愤。一部分群众开始向文表嫂赤裸的身子吐口水，一部分群众还脱了鞋，向文表嫂扔去，还有一些群众竟借了吐口水去摸文表嫂的奶子……场面开始混乱。如果不是大舅赶来，真不知会弄出什么乱子。大队党支部开了紧急会议，大舅取消了妇女主任对民和文表嫂示众三天的决定。叫人先将民和文表嫂放回家，让民兵看守起来。
       “他们毕竟只是生活问题，不是反革命，也不是阶级敌人。更何况文还是烈士，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烈属呢?”
       但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不同意大舅的意见，坚持要将民和文表嫂示众。
       “至少也要连夜审问。弄清楚他们是怎样搞到一起去的。是在文牺牲前还是牺牲后?是民
       主动的还是文表嫂主动的?”
       妇女主任和治保主任坚持自己的原则。认为不连夜审问就放回家，两人就会毁了证据；如果没了证据。这案子就会不明不白，很难定性了。
       双方相持不下。便决定第二天先报公社，由公社决定如何处理。
       “人还是先放回家。吊在篮球架下又是赤身裸体，影响太坏了，弄不好还会出事。”
       大舅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位主任只好服从，便派了四个民兵将民和文表嫂看押在家里。
       但是，第二天一早，大舅还未及去公社汇报，两个看守的民兵便来报告，说民和文表嫂已经死在床上了。文表嫂吃了好几包老鼠药，分明是畏罪自杀；民呢，则像是窒息而死的。民和文表嫂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文表嫂死了，却并未现出蛇的原形。她反而是穿戴整齐、面带着很困惑的微笑走的。她还在头上戴了一朵白花。分明是在纪念文。没有人能讲清文表嫂死亡的过程，据四名看守的民兵讲，民和文表嫂被押回家后，一直很安静；文表嫂还洗了个澡。之后便躺在了床上。谁也没有想到她会吃老鼠药。民呢，被押回家之后，就像一条烤过的老狗一样。四肢弯曲着栽在了床上，第二天还保留着这样的姿势。有群众猜民是被捆死的或在篮球架下吊死的。但没有人接应这种猜测。
       关于民和文表嫂的死，很快就没有人再议论了。民和文表嫂通奸是令人发指的，但人都死了。再深究下去也就没意义了。这样的死也不可能有结论。若有人问起，便只能说死了，再问是怎样死的，也只能说是吃老鼠药死的，再问为什么要吃老鼠药呀。便只能说做了不要脸的事，没脸活了……世上有许多事不能细问，民和文表嫂的死便是如此。文表嫂本人一定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竟会被人赤条条抓了。捆起来，吊在篮球架下示众。她唯一清楚的是自己不想活了。要穿得整整齐齐，戴着文出殡时便戴着的白花去找他。她对于去找文这件事是开心的。她的微笑虽然困惑却发自内心……
       我对于文表嫂的死也说不出所以然。我心里既恐惧又难受。仿佛在体内植入了一小块钢片。多年以后，仍会发酸作疼。奇怪的是，文表嫂死了之后。我的小屌便不再硬邦邦了。直到我看见莲，系着红头绳，仰着长颈子，在舞台上唱“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直到三妹和她妈——董校长到了唐家山；直到后来在大界遇见了秀长及脚踝的头发……但是，我知道，我成人后。对女人大大的、翘翘的乳房既渴望又畏惧。皆因为文表嫂，她是我的情欲之源，也是我的罪恶之始。
       文表嫂死了之后。我的小屌大约有半年都没有硬过。后来，看了莲在台上演出，小屌又硬过一两次，但时间都很短。大约只有三两分钟，也只是半软半硬，没多大名堂。后来，三妹和她妈——董校长就来了。
       我和三妹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关系，大约是因为她父亲与我爷爷都是名医。我们都是有户口的城里人，都是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后代。所以，自从三妹来了之后，我和唐家山表姊妹的往来便少了。我成天和三妹在一起，带她捉蜻蜓、知了和蝴蝶，教她唱从民表舅那里学来的山歌。我爬树、捞虾、捉泥鳅、做弹子枪、滚铁环。也教她养蚕……向她尽情表现我已经是一个很能干的男人了。与唐家山的表姊妹相比，她洋气极了，她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香皂味。她在夏天穿裙子，冬天抹雪花膏。她的头发永远梳得整整齐齐，还别了一只粉绿色的发夹。她甚至还有一双亮铮铮的小皮鞋，是她妈回上海探亲时带回来的。她妈是上海人，她爸——欧阳医生是长沙人，她带给了我对大城市女孩子的欲望与想象。三妹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位贵族。是我的冬妮娅。我们天天一起上学，一起做作业，一起玩。我开始讨厌唐家山表姊妹们身上的汗味和桐油味(她们用桐油梳头)。三妹爱读书，我也爱读书，我们有和唐家山的表姊妹们不一样的趣味与气质。但我受了唐家山好几年乡村文化的熏陶。我比三妹要更大胆，也更狂野。我一直想摸莲长长的颈子和用红头绳系着的辫子。却都只是在三妹身上如了愿。我闻三妹身上好闻的气味，摸，且亲她的颈子，她都从未推拒过。她真是温顺极了。我们形影不离，母亲有一次竟对董校长说：“我们做儿女亲家吧。”我们门当户对。群众也开玩笑说三妹是七仙女下凡，我是那爱读书的董永。我们就是唐家山的“天仙配”。然而。朴素的群众这回真是错了，我已经受过民表舅和文表嫂的启蒙教育，比董永可要坏多了。我用了民表舅的方法，问三妹知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她说：
       “是我妈从街上捡回来的”。
       我便大笑，说：“不对，是你爸和你妈搞出来的。”
       至于怎么搞，我也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捏成一个小圆圈，用右手的食指往小圆圈里杵。
       “这就是搞，男的杵到女的的洞洞里去。”
       我又现身说法，让三妹看了自己的小屌。威武雄壮。三妹满脸通红，头勾得低低的，小声说我毫无道理。我要她脱了裤子。看自己是不是只有小洞洞。
       “女的生了小洞洞。就是给男的的小屌搞的。搞，就是生孩子，你爸搞你妈，就生下你。”我争辩道。
       我见多识广，比三妹大近三岁，我的话是对的，但三妹不同意，她满脸通红，不再理我。
       我那温顺、优雅、爱读书、好教养的三妹，每天照旧和我一起去学校。一起做作业，一起玩，也依然让我拉她的手，亲她的颈子。我们不再讨论生孩子的事，我想看一看她的小洞洞也一直没有机会。我偷看过文表嫂的屁股，也听见过文表嫂撒尿的声音，但我从未见过女人的洞洞。我对莲充满幻想，但她大我几岁，又已经是学校和村里的明星，从不和我一起玩，更不会给我亲近的机会。自从文表嫂死了之后，我的小屌就再也没有硬过。我私下里怀念小屌硬邦邦的感觉，很想让小屌再硬一次。这机会只在三妹身上，我伺机等待，机会果然就来了。
       好几年的冬天，大人们都要去九嶷山修水库，空寂的唐家山便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这些冬天当然便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因为没人管，孩子们便撒开了玩。玩的花样可多了，包括掷烟盒、打野仗、赛铁环、斗水枪、踢毽子、跳皮筋、捉迷藏……那真是我们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其中，掷烟盒、打野仗、赛铁环、斗水枪等，是纯粹的男孩子的游戏；踢毽子、跳皮筋、捉迷藏等则是男女共同玩的。凡男女共同玩的。我便和三妹一起参加。我就是在一次捉迷藏的游戏中与三妹开始肌肤相亲的。我们所谓的捉迷藏，与现在幼儿园的捉迷藏可完全不同。唐家山有广阔的田野。家家户户都有藏红薯的地窖，有牛栏和草垛，往任何一个草垛或地窖中一藏，都不会轻易被找着。所以。一场游戏有时要玩好几个小时。一次我和三妹正好都藏在大舅的牛栏里。我们共同发现了一间小阁楼，堆着杂物和干草。钻进草堆。屏住了呼吸，过一两个小时也没人找着我们。我搂住三妹，贪婪地吮吸她身上的气味。她好闻的体味和稻草金黄色的气味混在一起，让我如痴如醉。我握住她的小手，亲她的脸和颈子。我小心地解开了她的棉袄，她很温顺，没有推拒。我伸进了她的小衣，她还没有推拒。她的身子反而更紧地靠着我，头也埋进了我的怀里。我再进
       一步，解开了她的裤子，她颤抖起来。
       “小孩子真的是搞出来的吗?”她声如蚊音地问。
       “是的，是搞出来的。”我答道，也颤抖起来。
       我慌乱地脱掉她的裤子，又掏出我的小屌，但小屌软绵绵的，怎么也硬不起来。我沮丧极了，又怕人发现，只好重新穿上裤子。后来。又有几次，我和三妹又躲在大舅家牛栏的阁楼上，我们再次尝试，可我那不争气的小屌还是软绵绵的。我弄不明白，自从第一次看见文表嫂的乳房，我的小屌已经硬了大半年了。文表嫂死了，小屌虽然很久不硬了，但看见莲在舞台上表演，又硬过一两次。为什么放在三妹的洞洞边，小屌却不硬了。我怀疑民对我讲的“搞”——将男的的小屌杵到女的的洞洞里去。是错了。小屌不应杵到女的的洞洞里去。而是另有去处。但正确的去处在哪里呢?我在三妹身上找来找去也没找着。我对于搞还是懵懂无知，直到十三岁那年到了大界，认识了秀。
       我和秀的关系既美丽又罪恶，既出乎意料，又意乱情迷。我多年沉湎其中。皆未解个中奥秘。秀对我的影响。就像雷鸣闪电对原始初民的影响，让我很长时间都充满了崇敬与畏惧。这是神秘力量的伟大之处，这力量足可致人于死地。
       认识秀以前，我已听过有关她的美丽传说。没想到到了大界，她竟成了我的班主任老师，而我母亲竟与她三姐及全家有着良好的关系。她家的名声素来不好，但母亲从未听信过那些流言。她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朋友，与纤及她的家人该怎么往来便怎么往来。秀从长沙的师范学校回到大界，也是有很多议论的。但我似懂非懂，只想早一天认识她。
       秀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天的下午，到了我的家里。我被她精致的面容，也被她炫目的、长及脚踝的辫子给震住了。我从未见过那么长、那么黑、那么亮的辫子，也从未见过那么窈窕的身材，以及那么白皙、生动和精致的脸。这张脸仿佛永远在对你说话，眼神更是清澈如荡漾的湖水。我离开唐家山，离开三妹，曾经黯然神伤；现在见到秀。便如沐春风。母亲请秀到家里，是要将我托付给她，因为每年深秋之后，母亲大多数时间都要下乡做计划生育工作。我一人在家，显然是个问题，便让我住校，白天上课。早晚请秀照顾我的学习与生活。我明里叫秀老师，私下叫她五姨，是因为她在姊妹中排行第五。实际上，我十三岁，秀二十一岁，我们更仿佛姐弟。我和秀在一起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幸福生活恰如九嶷山的白云，洁白。纯净，在微风中轻轻飘动，不可复现。我每天凌晨即起，先在校园里背秀头天布置的唐诗，之后，便去秀的宿舍吃早饭。我总是一早就去。又总是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仰起头。看秀梳她长长的头发。秀的头发如此之多。散开去几可将我全部遮掩。她梳头的姿势优雅而美丽，先是站着，将头发散开，满铺在梳妆台前，一缕一缕很细致地梳着。秀发如丝，在她手里流动如水。长长的、满铺开去的头发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在晨曦中，仿佛满屋都是丝的光影。我仰视这光影的流泻与波动，全身心都欲淹没在其中。梳好头。秀便开始耐心地编她的辫子，此时，她便会要我帮她收拾掉落的头发，我小心地将这些头发捡起，装进她给我的一个小木盒。大约一小时后，秀的辫子便编好了，她站起来，转了转身，又用镜子上下左右地照着。完了，便抿嘴一笑：
       “好看吗?”
       我享受着秀的神秘与美丽。小心央求：“我不想叫你五姨了。”
       “那叫什么呢?叫姐吧，唐医生该骂我了。”我闷声不响。对她的回答并不满意。
       “诗背好了吗?”秀摸了摸我的头，全没在意我心里的变化。
       但是不久。秀的厄运便开始了。她的男友从长沙来了又走了，之后她便再也没收到过从长沙寄来的信。她日渐消瘦，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抑郁。我像一个忠诚的单恋者，从早到晚守在她身边。
       一天，恰逢周末，学校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和秀吃了晚饭，便照例在她宿舍做作业，秀呢，照例在一旁弹风琴。这回的曲子与往常的完全不同，忧伤、绵长，仿佛一个孤寂的伤心人在泣诉。弹着弹着，她竟趴在琴上大哭起来，我扔掉书，扑过去，紧紧地抱住她。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夜空中响起了轰鸣的雷声，尖利的闪电划过窗外，瓢泼的大雨一下子就淹没了她的哭声。我们几乎同时尖叫了起来，吓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雨，倾盆而下，仿佛在没遮拦地发泄它的积怨。我们害怕地抱在一起，不敢说一句话。我甚至没敢问秀为什么哭。我们相互抱着，借彼此的身体传达着安慰。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秀摸了摸我的头，让我趴在她的腿上。我感受着她的抚摸和悠远的心事，不知道说什么可以让她开心起来。雨继续下着，转眼间便到了十二点钟。我趴在她的腿上，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
       “看来这雨是停不了了。你就住在这里吧。”
       秀从忧伤与恐惧中恢复过来，将被子打开。我躺在床上，睡在床的一头，秀睡在了另一头。我们很快就都在雨声中睡着了。疲倦带走了恐惧与忧郁。将我们带入了睡梦之中。
       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我梦见自己被冲入了洪水。洪水猛兽般冲过来，将我的身体一会儿掀向半空。一会儿卷入浪里。我挣扎着，终于抱住了一条红色的大鱼。被她驮着，才在浪里忽高忽低地未被淹死。但浪越来越大，一阵巨浪打过来，终于将我从大鱼身上掀了下来，我快速坠落，坠向无底深渊……
       “啊——”秀听见我的大叫声，猛然惊醒。
       “怎么了。你怎么了?做噩梦啦?”她试图坐起身来，但我浑身发抖，紧紧地抱着她的腿，满头是汗。
       “醒醒。你抱着我的腿干什么呀!”我依然紧紧地抱着她的腿。
       “醒醒。你醒醒。”她使劲踢腿，我终于松开手。
       “怎么了。你怎么了?”她掀开被子，爬到我身边。她看见我赤裸的身体，浑身颤抖着蜷缩成一团，似乎明白了什么，便看了看自己，竟发现自己的腿上，黏糊糊流了许多脏物。她一下便知所发生的事情。
       “你是大人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无地自容，紧紧地咬住被角，小声地哭了起来……
       那个恐惧的、意乱情迷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亮之后，我跑回宿舍，趴在床上大哭。我在刹那间成了一个坏人，昨晚发生的事一定就是民所说的“搞”!我经历过文表嫂的冲击，受过民的启蒙教育，幻想过莲长长的脖子，还与三妹有过肌肤之亲，但我从未搞过。我的小屌已将近一年没有硬过了，昨晚竟硬了起来，还和我的老师、我私下叫她“五姨”的秀搞了。我成了一个怎样的坏人!我仰望过秀的美丽。想与她建立更亲近的关系，但我并不是她眼中“聪明可爱的小男孩”，我十三岁，之前已经坏过。所谓“聪明可爱的小男孩”只是我的正面形象，我的心灵早已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的灵魂早已肮脏。这回却在她的长发中成了一个真正的坏人!
       此后的三天，我连续高烧。母亲接到信，立即赶了回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要求转学。很快，秀的处境也恶劣起来。学校开了她的批斗会，有关她的流言也越来越多，那情形正如我上一节所描述的一样。学校开始贴她的漫画。
       且一张比一张地不堪入目。不久。秀便住进了医院，她的长发一绺一绺地往下掉。后来，她便离开学校，经她大姐介绍，嫁给了一位有肺心病的煤矿工人……
       我离开了大界，再也没有见过秀。我很长时间都被那个雷雨之夜所折磨。“搞”并未像我想象的那样带给我快乐，也并未让我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相反，我陷于深重的罪孽与自责之中。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自拔。
       多年以后。我写过一首诗来纪念我再也没有见过面的三妹，现摘录于此，算是对逝去年华的一些感念吧。
       妹呵
       炎热的夏天
       已经在大路上嗡嗡作响了
       妹呵，我们要捉回那条蜥蜴
       它清幽的身体
       是夏天的一件礼物
       我要命令你开花
       命令你露出幸福的姿态
       我要割回些青草
       它绿油油的叶子
       是已逝的春天的礼物
       我看见果子熟
       我看见凉风吹拂的树木
       妹的簌簌声
       落在溪水旁
       妹的簌簌声
       在夕阳下疯狂
       6　烦，我成了城里人了
       唐家山地处城郊，唐家山的人对城里人的生活尤为敏感；他们距县城仅五里地，却不是城里人，因为没有城镇户口。他们对乡下人趾高气扬，又常常对城里人卑躬屈膝。他们没有乡下人的淳朴厚重，也没有城里人的见识与眼界。他们惯于趋炎附势，也习惯了为虎作伥。因此容易产生地痞与刁民。唐家山事多，部分原因便缘于此。地痞与刁民的最大特征是不守规矩，城里的规矩不守，农村的规矩也不守，因此也产生“无赖”与“好汉”。边缘化令任何执政者头疼，郊区人口的管理让人棘手，我几乎就成了一位让人棘手的刁民。
       我是城里人，却在乡下出生，在郊区长大。结果便既不同于城里人也不同于农村人。我曾和唐家山的人一样，梦想着可以天天用肉票买肉吃、用布票买的确良穿，结果当然只是妄想。我是右派之子、反动医官的后代；我的罪孽是先天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的血液却散发出淡淡的书香的气息。我没有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千万个闰土中的一个小闰土。也没有成为若干泼皮牛二中的一个小牛二。就是因为这淡淡的书香气。所以，我一直相信血统。但真正改变我命运的却是毛泽东逝世、邓小平上台这两件大事，广播里说，新时代来了。
       好了，你瞧，我十三岁，我的小屌受过唐家山和大界民俗的熏陶，现在居然又探头探脑地进城去了。
       我的右派父亲和叔叔们平了反，我的爷爷又成了宁远县城的名医，我的一位姑父也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成了西北一个大军区的副司令员。王家又开始门庭若市，王家六兄妹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故事又被人热烈地谈论。我成了唐家山和大界最受宠的人，我就要进城去了，伴随我进城去的还有改革开放的春风。
       母亲买了小半头猪请村里人吃饭；一位小伙伴满嘴流油地笑道：“嘿嘿，你就要和我们不一样了。”之前，我最遥不可及的理想只是去县农机厂当工人，但我这回进的城却比县城大多了。
       零陵，唐代也叫做永州，以出产异蛇、苛政、怀素的书法和柳宗元的散文而知名。父亲平了反，就在零陵的一所大学教书，我便在附近的中学上了学。直至外出念大学，我在零陵度过了烦躁的中学时代，我憋足了劲要出人头地。我的城市生活和人文苦难就此开始，我的人性开始在欲望的搅拌下血肉模糊，我的青春也如野草般疯长起来了。
       烦
       我在成为城里人之前。在乡下已不同凡响。我是名医王雪疗的孙子。有城市户口，能够在过生日的时候吃上红鸡蛋。我八岁居然就会画毛主席像。虽然出身不好，学校也一直没有批准我加入红小兵，但我写了一篇文章——《大粪究竟是臭的还是香的》，竟被县广播站拿去广播了。全县的小学生，包括部分中学生都在讨论我的观点，最后竟然还掀起了一阵风——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同学们每天早晨都要捡一泡牛屎到学校去。没有牛屎，狗屎也行。没有狗屎就拿了自家猪圈里的猪屎去。每个学校都专门辟出了一块地方来堆屎，堆成一座小山时，便由学校组织，运到生产队的稻田里去肥田。有表现好的同学，不是用铁锨，而是用手捧了牛屎撒到稻田里去。我是这场牛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那篇文章后来竟被省报转载了。所以。我在成为城里人之前，就已经比大多数城里人都出名。这场牛屎运动充分证明我从小就是一个喜欢兴风作浪的人。
       我一出生就处在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冲突之中，其中～件事，是我后来春风得意时讲给别人听的，我复述于此，算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不同的例证。
       我十二岁那年。和母亲住在大界卫生院。卫生院旁边，是一个知青点，有近两百个长沙和上海来的知青。知青点建在一个山坡上。这些知青红红绿绿，欢声笑语，但最耀眼的是他们建了一个篮球场。篮球场也没什么稀奇的，唐家山就有一个。但唐家山有篮球场却没有篮球。平时也只用于晒谷子和开批斗会。大界知青点的篮球场却不仅有篮球还有比赛。到了夏天，太阳一落山，红红绿绿的知青就欢呼雀跃。他们几乎每周都有比赛，哨子一吹，气氛就格外热烈。遇投篮手进球时，更是满场欢叫。
       我每次都挤在人群中，对红男绿女们心生羡慕。我梦想着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也能运球、传球和投球；也有女孩子为我尖叫，甚至被大家举起来，在半空中抛来抛去。但这不可能，我能挤在这群红男绿女中看比赛，已经因为我是唐医生的儿子。篮球真仿佛天堂的果子，只能梦想，不可触摸。
       但有一次，机会来了，篮球正好滚到我的脚边，仿佛果子从天上掉了下来。我扑在地上，死死地抱住篮球。比赛正在紧张阶段，队员们喊“小孩，把球扔过来”，我充耳不闻。“他妈的。干什么呢?快把球扔过来!”我还是充耳不闻。队员们急了，冲了过来。一个壮汉死劲地掰我的手，但我死命抱住篮球，决不撒手，最后，撑不住了，便狠狠地咬了壮汉的手。壮汉“啊”的一声惨叫，手一松，我便将球扔了出去。篮球扔出去，顺着山坡就往下滚，竟然滚下山，掉进了一个狭小的山洞。我的行为引起了公愤，两个壮汉冲过来，给了我两记响亮的耳光，我摔倒在地上。众人跑下山去，但山洞狭小，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篮球掏上来。天黑了，众人垂头丧气，只能将怒火倾泻在我身上。两个壮汉，将我从地上拖起，我拼力反抗，还是被他们拖走了数百米。壮汉将我扔进了一个猪圈，我和十几头猪关在一起，任凭我哭天抢地，也决无一人搭理。直至第二天傍晚，母亲从乡下回来。才砸开猪圈，将我放了出来。我浑身都是猪屎和猪尿，冲了五大桶水，也未能冲干净。
       我讲这段往事。是因为那一年一位美国的汉学家要翻译我的几首诗，却对其中一些意象不甚理解。我为了让汉学家对这些意象理解得更准确。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在场的，除了汉学家，还有一位崇拜我的文学女青年。那时，我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有钱的生意人了。我讲完故事，又平静地倒了一杯茶。汉学家和文学女青年却异常激动。汉学家数次站起：“你应该写一部中国式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他挥动双手，愤愤然。文学女青年则
       恨不能趴在我的肩上哭泣。
       “瞧，你们都把它当做一个悲惨的故事了。可我讲的仅仅是差异，中国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
       “当然，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大的恐怕还是心理上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卑、蔑视、报复心与仇恨感。不平衡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美国的汉学家不大理解我讲的故事——篮球是城市的象征，绝非乡下孩子所能拥有。运球、传球、投球。代表的是城里人的优美与潇洒。当然，红男绿女、灯光球场、拉拉队和喝彩声、比赛规则与门票。则更是城市独有的专利。
       我想拥有自己的篮球，而且不止一个，我的一生自然不得消停。
       那时，我平缓地讲我的故事，目光平和而悠远。
       但我刚进城的时候，绝没有这样平缓的声音和悠远的目光。我甚至没有声音。而像一个哑孩子。在教室和宿舍最偏僻的角落里呆了整整一年。我住校，低着头。形单影只地出没在食堂、宿舍与教室之间。因为身上有味。更因为说话有口音，我没有交一个朋友。我几乎每次在课堂上回答问题，都会引起哄堂大笑。我将“铅笔”说成“qiangbi”；我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还没有学过物理和化学。我此前就读的大界中学是一所半工半读的所谓“五七”学校。我的英语是乡下的老师用汉字注音的方法启蒙的。而这位老师一生也没有掌握过汉语拼音，永远都将“二”念成“ne”，将“王”念成“huang”，将“湖”念成“fu”……
       若干年后。你仍可想象我当年的心情。
       我十三岁。孤单，灰暗，在古老的愚溪畔念初中。我渴望成为城里人。但所遇皆是嘲讽。我丧失了在乡下时已经拥有的优越感。在乡下。我是名人之后，有城市户口，能够在过生日的时候吃煮鸡蛋，是会画毛主席画像、又写了《大粪究竟是臭的还是香的》这样的美文的才子。进了城。我却将“铅笔”说成了“qiangbi”，将“二”念成了“ne”。我既没有了民表舅和文表嫂那样的导师，又没有了三妹那样的玩伴，也没有了莲和秀那样的偶像。城里的同学用哄堂大笑来打击我。我所受到的侮辱就如同在大界猪圈里所受到的侮辱。我在大界的时候需要一个篮球，现在仍然需要一个篮球。我很快发现这个篮球就是考试卷子上的分数。我运用自己的智力水平，低着头闷声下苦功。很快就出人头地了。我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我的作文再一次成为范文，被老师用毛笔抄出来贴在了走廊上。我得了数学比赛的大奖，被当做模范生在全校做经验介绍。我再一次雄赳赳气昂昂，我的小屌苏醒过来，又想去惹是生非了。但我感到空虚。与在乡下不同的是，我发现一个篮球完全解决不了问题。我需要的也不止一个篮球。但另一个篮球是什么，我又不十分清楚。我一天比一天迷惘，也一天比一天烦躁，我与我的同学没法在心灵上交流。杰和晶，在我最烦躁的时候及时出现。成了我烦躁的柴火，将我的烦躁全给点燃了。
       杰
       杰是一位地委副书记的寄子。他因他妈改嫁而有了一位当地委副书记的爹。杰他妈有名，一是因为漂亮。二是因为多次改嫁。杰对我说他已经是第三次管陌生男人叫爸了。他看不得他妈不断地被陌生男人搞来搞去。且每一次都被搞大肚子。杰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妹妹。就是由两个不同的男人分别搞出来的。奇怪的是，杰他妈嫁人，身材竟越嫁越好；嫁的人，地位也一个比一个高。群众因此议论。杰他妈全靠改嫁才有了现在的身材和地位。我第一次见到杰他妈，发了足有两分钟的呆——这个嫁过四次人、生过三个孩子的女人，居然还有如此美艳的腰身。她穿最时髦的衣服。讲最糯人的苏州话，眼含流波，面映飞霞。
       我能到地委副书记家做客。是因为我以模范生的名义在学校作了一场报告。这场报告被副书记知道了，就讲给杰他妈听，杰他妈就跑到学校去，要求校长让杰和我结成学习上的对子。校长心里并不情愿，但又不能驳了副书记的面子。他担心我被杰的公子哥儿气给带坏了，他没想到，我竟很乐意与杰结为对子。
       自此，杰从家里搬出来，成了我同寝室的室友。
       我愿意成为杰的对子，有两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一是杰他妈貌美。自从与杰他妈见了面，我已经多次梦见她的腰身和苏州话了，我早已丧失拒绝美人的能力。二是杰他爸是地委副书记。我受了一年多城里人的气，这回地委副书记的儿子竟落在了我手里。让我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
       但我与杰很快便成了好朋友。这情形既是因为杰见多识广、敢作敢为。更因为杰是学校最优秀的篮球中锋。我长期都有明星情结，对优美、流畅、沉着、勇敢的体育明星尤其存有敬畏之心。我功成名就后。曾利用明星来推销自己的产品。我也搞明星。但不久便知道明星就是所谓的“大众情人”，一旦一个人拥有了权势，明星们便会在他身边嗡嗡作响，形成另一种衍生的权势。我的明星情结后来便转化成了一种游戏，近似于赛马与斗狗。
       实际上，杰的魅力在于他拥有我想要的一切——包括一个美艳的妈、一个有权势的后爹、一颗时髦而狂野的心。他是第一个让我知道世界上有啤酒和巧克力的人，也是第一个让我知道世界上有手淫这码子事的人。他骑永久牌自行车，穿喇叭裤，私下里抽大重九牌香烟，看一本叫《少女之心》的禁书。他的叛逆写在脸上，在那颗时髦而狂野的心的驱动下，不断地潇洒、张扬、敢作敢为。他手里永远都在转动一个好看的篮球，也永远有一群小跟班，模仿他说话的腔调与运球的姿势。他是学校不少潜规则的制定者，拥有领袖的迷人气质。与他相比，我的成绩单是苍白的。我仍然只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头土脑的傻小子。我的好文章虽然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却从未引起过女生的惊叫。但大多数女生却总是用最水灵的眼睛迎送他。他呢，也总有花样让自己成为人们的话题。除了篮球，他还是优美的单杠选手。他十五岁，已经有了漂亮的喉结。他还是权势的神秘化身，学校一些难办的事得经他回家求父亲解决。但是，杰始终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经常偷了他妈的内裤和乳罩，在夜深人静时，拿出来贪婪地闻。他的魂被他母亲所摄取，他对他的每个继父都既巴结又憎恨。
       我发现杰的秘密纯属巧合。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的下午。学生宿舍通常在周末都没人。只有我因为与父亲关系紧张，每个星期天都是吃了中饭就回学校去。我像往常一样，准备将东西放回宿舍，就去教室看书。但我一推开门，便听见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和窸窣的摩擦声。我定睛一看，只见杰光着屁股，在床上蹭来蹭去，床上还扔了好些女人的衣服。杰并未注意到我，他的动作越来越急，喘息声也越来越粗。最后，他突然大叫一声“妈呀!”就面色惨白，瘫在了床上。我吓坏了，跑过去，却看见杰的床上放了一张白纸，纸上是一摊像鼻涕一样的东西。过了好几分钟。杰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舒服死了!”
       “这叫做精，你懂吗?有了精，你就是一个男人了。”
       我突然想起自己流在秀腿上的东西，与杰流在纸上的东西一模一样。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世上不仅我一个人是坏人。杰也是，而且比我还坏。还恶心。
       杰的秘密被我发现后，很担心我会去他妈或老师那里告发，这样，他精心构筑的梦幻世界就会在一瞬间倒塌。但我不仅没有这样做。还流露出一种同道中人的惊羡神情。这神情使我们很快就成了同盟者，自此。我们便常在一起倾诉自己的心事，又相互鼓励，让自己拥有一种已经是男人了的优越感。杰无私地给了我所有的东西，包括那本耸人听闻的禁书。我们共同研究女生们的“少女之心”，我很快也学会了手淫，但我与杰的方式完全不同。杰总是在快来的时候大叫“妈呀，妈呀”，接着就发出像哭一样的叫声。我呢。则总是在快来的时候大叫“冲，冲，冲”，接着就发出像狼一样的嚎叫。两位好朋友彼此分享着对方的忧伤、烦恼与舒服。杰喜欢班上的洁。文雅的、永远梳着小羊角辫的洁，有一种真正的小处女的气质。我却还没有自己的目标。我比杰迷失得要更远一些，我喜欢遥不可及的形象，包括文表嫂、莲、三妹、秀以及红极一时的电影演员陈冲。我的梦中人不是在已逝的岁月中，便是在遥远的天边外。我在潜意识中头枕着文表嫂。手摸着三妹，心里却喊着莲、秀及陈冲的名字。与杰现实的、大步流星的、甚至还是侵略性的作风完全不同。我靠温软的回忆和迷蒙的幻想独享着自己的幸福。但没想到。杰后来竟强奸了自己的妹妹——那位当副书记的继父带过来的漂亮的小女儿，并因此判了十二年徒刑。我知道，我一生受杰的影响极深，我从杰那里找到了一种平衡，即我不是这世上唯一的、也决不会是最后一个坏人。我也从杰那里吸收了若干城里人的气质，对时髦有了敏感性和追逐心。我是和杰在一起之后，才慢慢改变了乡下口音的。我从杰那里更懂得了绝不可能靠成绩单让女生为我惊叫。我一生需要无数个篮球，成绩单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甚至还可能是最没用的一个。
       晶
       晶是个正派人。她是我进城后遇到的第一个正面形象，她先是初三三班的班长。后来又成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当我的口音引起哄堂大笑时，她总是站出来教育大家要尊重新同学。爱护新同学，帮助新同学。她也是最早发现我的潜力的人，总是信任我，鼓励我。她还差点成了我的入团介绍人，如果不是我拒绝让一个女人成为我的引路人，她的愿望一定实现了。她对我如此友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父亲曾经也是乡下孩子，后来靠自己的努力做了大学教授，还与我的父亲成了同事。她出于对父亲的崇敬，给了我很多关怀。有时她代表组织，有时则出于她对一个乡下来的苦孩子的同情心。但是，不知何故，我对她总是敬而远之。若在路上碰上，则唯恐避之不及。
       晶还给我讲她父亲的故事，暗示我要刻苦学习，以后好像她父亲一样有出息。我呢，却天生犯贱，对于这个有上进心的人所给予的无私帮助总是不领情。我讨厌晶的雀斑、干部作风及高大的体型，也厌恶她父亲的故事。我认为一个苦孩子靠刻苦学习而成为教授这样的事既不靠谱，也不值一提，我也讨厌这样的榜样。我的父亲已经平反，我已经成了城里人了，我对晶既积极又主动地将我设计成一个小城市的教授十分恼火，我显然有着更远大的理想与抱负。
       但我讨厌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晶总让我想起唐家山的妇女主任。晶和唐家山的郝主任一样都是女干部。这世上再没有什么比女干部更让我视同瘟神了。所不同的是，唐家山的郝主任没屁股没胸。晶十六岁，却已经丰乳肥臀了。她高出我近一个头，是初三班的大姐大，也是初三班女生中唯一一个上体育课时。乳房可以使劲地上下跳动的人。她还是铅球选手，在全省的中学生运动会上拿过铅球冠军。我在唐家山时喜欢过文表嫂丰腴的乳房。但认识晶以后，便认为丰乳肥臀是一副蠢相。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年以后，正是女干部晶，掷铅球的晶，丰乳肥臀的晶。成了我真正搞过的第一个女人。
       我和晶是在一个月色迷蒙的夜晚、一个烦躁而迷乱的盛夏的周末搞到一起去的。按惯例。我父亲的学校，一到周末便总要放露天电影。这也算是零陵这样的城市大学生们的幸福生活。如果晚上能吃上一份红烧肉。吃完又去河边散了步，散完步又在操场上看了露天电影，那这个人的周末就算是过得很幸福了。若看露天电影时，身边正好又坐着他喜欢的某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正好又刚用香皂洗了澡。用洗衣粉洗了衣服，那他可真算是幸福死了。那个时候。大学校园里的地下恋爱已经如草籽般发出嫩芽，胆大一些的人甚至于已经春潮暗涌。人们有事没事便会猜想谁和谁在谈恋爱了，这样的猜想给了学生们若干心理暗示，也壮了不少人的胆。但猜也好，春潮暗涌也好，终归还是没有人敢公开恋爱的。“地下恋爱”每年则总会惹出一些乱子，一是总有人怀孕。二是总有人精神分裂。在我父亲的学校，就发生过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说一对地下情侣某晚溜出宿舍。到学校的后山上约会。俩人苟合之后，或许太过疲劳，或许太过沉迷，竟在山上睡着了。次日凌晨，一个老汉到后山捡狗屎，发现了这对幸福却衣衫不堪的情侣，便威胁要将他们扭送到学校去。那对情侣深知后果严重，便求老汉放过他们。可怜的女生甚至还下跪求饶。但老汉任尔千般恳求。皆不为其所动。最后终于发了善心，却提出一个条件，要那女生也让他搞一次。情侣万般无奈之下，竟答应了。之后。这老汉便成了情侣心中的魔影。男生总认为女生是失了身了。且失身的对象竟是一个捡狗屎的老汉。女生呢，则经常夜半惊醒，跑到厕所里去使劲洗身子，边洗边号啕大哭。不久，女生便因精神分裂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举此一例。不过想说明那个时候的春心萌动包藏着多大的灾祸。但我无知者无畏。黄口小儿完全不知世事凶险。我快十六岁了，在唐家山时就春心萌动过，我进了城，之所以还没有露出坏相。只不过尚未遇着像文表嫂、莲、秀及陈冲那样勾人心魂的人。但我从乡下来。对城市已有太多幻想，就不可能不搞一搞城里人。我进城快三年了，已经是城里人中的佼佼者，但我乡下的积习太重。标签太牢。城里人的哄堂大笑对我的刺激太深，我要通过搞一搞城里人来取得心理平衡。但搞谁呢?依我当时还在中学住校，所接触的也不过是一些发育青涩的小女生。且那时学校的风气又是“男女授受不亲”。放眼一群青青涩涩的小女生。也没有一个如三妹那样温婉可人。所以，能进入我遐想中的女人就极为有限，屈指数数，一是已经不知去向的秀，二是完全不可能够得着的陈冲，三是已逝的文表嫂，四是越来越模糊的蓬，五是虽然清晰却不敢多想的杰的母亲。但这些遐想实在是太遥不可及了，所以，我心里便经常发慌。“寂寞的我等待着寂寞的你，我的爱人你在哪里?”我在日志里酸涩地写道。然而，凡大事总是特立独行，并以人们所不知的方式悄悄降临。我十六岁时的“爱情”也是如此。
       一个烦躁而迷乱的盛夏的周末。在放露天电影的操场，我竟发现晶已悄悄地坐在了我的身旁。假若不是这样一个夜晚，我见到晶一定会远远躲掉。但这个夜晚不同。对于我来讲。
       周末的夜晚总是空虚的、迷乱的、暗暗期许和不断遐想的。这次则更甚之。因为这是一个看露天电影的周末，一个光影迷蒙的周末，一个有很多地下恋人的周末。在这样的周末，我身边坐着的却是晶，而晶一定是刚用香皂洗了澡，她的长发还湿漉漉地披在肩上，她一边在我身边看电影一边还用梳子梳头。她的神态从容、自然，仿佛就该是她边梳头边与我在一起看电影。我很受她这份神态的感染。我的不自在慢慢变得自在。我平常对晶的抵触与躲避慢慢变成了遐想。晚风轻轻地送来了晶身上洗发水的香味，也送来了晶十七岁的体香。我的遐想开始在香气袭人的晚风中发酵，我的手搭在了晶的凳子上；晶的手指一厘米一厘米地移过来，我的手碰上了晶的手，像触电一样，闪了一下，但马上也一厘米一厘米地移了过来。两只手最后在一起了，热烈地、一层汗一层汗地粘在一起再不分开了。接下来，便是我的胆大妄为。晶开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她的丰乳肥臀开始剧烈起伏。一只神奇有力的手最后托起了我和晶的身体，让我们在后山的草地上躺了下来。
       我十三岁接触过三妹的身体，后来又接触过秀的身体，也在幻想中接触过文表嫂、莲、杰他妈和著名的陈冲的身体，但都从未真正进入过。这几年，我想得最多的就是进入，就是民表舅在我十二岁时就告诉过我的“搞”。这是我对男人和女人的全部事情中唯一不熟悉的事了。但当我把晶压在身下。刚进入一小截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类似于郝主任那样的女干部的形象；从晶的大喘气中。我甚至还闻到了一股我一生都厌恶的气味——蒜味。我身体的反应一下子激烈起来，我猛地抽出身体，坐起来。抱着头，对晶说：“你快走!”晶滚烫的身体被突然泼了一盆冰水。她困惑极了，靠近我，想问“你怎么啦”，但尚未开口，我又大叫：“你快走!快走!”这回则近于咆哮了。晶，踉踉跄跄、本能地跑下山去；但没几步，又跑回来。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不管怎样，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这句话。后来成了我一辈子的咒语，带着后“文革”时代的烙印，常常出现在我的艳遇之中。
       若干年之后。我都会想起我与晶的关系。我痞性十足却并不彻底。我一生都在本能的生命欲求与理性的价值构建中晃晃荡荡。
       “真的算是进去了吗?”
       我很庸俗地回忆每一个细节——月光、草地和露珠的气息，晶粗大的乳头和丰满的乳房……我也很记得晶的湿润和刺鼻的蒜味。我知道晶对我一直怀有好意。但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抵触她。当我满世界绕了一圈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是自己对主流文化心存反叛。对正面形象一直怀有毁灭的欲望。那时候，晶真的是太主流也太正面了，她为什么就不能稍坏一点、不那么高大、也不那么一贯正确呢?而我为何又总要反对主流文化呢?这大约与我长期被主流文化和正面形象忽略有关。我是右派之子，从小就是，也只能是少数人、落后分子，甚至坏人。那么，什么是主流呢?主流就是大多数人的、群众的、占有统治地位和主导性的思想、方法、制度、习俗。比如女干部、中山装及火柴盒建筑。便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流文化的代表。那么，女干部又是什么呢?大多数情况下，是庸俗、假正经、不通情理、缺少女人味，以及品位低俗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形象，我怎能不抗拒，又怎能不躲避呢?可怜的晶，实在也是很无辜的啊。
       上路
       我在与晶搞了之后的数日里都处于噩梦之中。我有一种受到了凌辱。既恶心、肮脏又惶恐的感觉，仿佛我是被强奸了。我在心里也认为自己是被强奸了的，但我不敢说——一总不能说晶强奸了我吧，但不是晶又会是谁呢?或者是怎样一种无形的东西呢?我心里堵得慌。一方面。我和晶发生这档子事确是我情所不愿的，我心里想的是别人，虽然遥不可及，虽然虚幻，但我的确很不喜欢晶；另一方面，我也承认自己是犯了错误了，而这错误有多大，后果有多严重，我也不知道。我整天都在猜，若晶去告我。我会不会被学校开除?会不会被公安局抓起来?我好些天都在忐忑不安中观察，但我发现晶不仅没有去告我的意思。还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人面桃花的幸福姿态。这姿态甚至还令我产生了和晶再搞一次的冲动。我朦朦胧胧，回想起晶的乳房与下体，仿佛是又湿又热的，这灼热的感觉使我如痴如醉。我不断地将晶的乳房及下体与秀、莲、文表嫂、杰他妈，还有陈冲，混在一起想象，并在想象中多次梦遗。但每次梦遗我都会惊醒，然后看着自己的肮脏与罪过，偷偷地哭起来。但一到白天，或者说一看见晶，我反而又变坚强了。我对自己竟然还有和晶再搞一次的想法很恼火。我知道，我绝不可能与晶再发生任何关系。晶的大蒜味在我心里驱之不去。但我又总忍不住遗憾和假设——可惜只进了一小截，如果全进去了又会怎样呢?这不，晶跑来跑去时，奶子总在使劲地上下跳动，依稀如文表嫂——唉，用奶水搽过我的脸的文表嫂!
       晶呢，自从那个晚上与我发生了关系，也是忐忑不安的。她对于我中途停下来让她快走，既愤怒又不解。但她不仅有幻想，还有信念；她很快便从愤怒与不解中走了出来——不管怎样，她已经与我发生了关系了，或者说已经是我的人了。她在自己的幻想与信念中一天比一天地人面桃花起来。她每天都盼着见到我，她认为我一定会是她的一件作品，会考上大学，也会像她父亲那样成为一所大学的教授。她真是太不了解我了，我的雄心远比她想象的大。心理也远比她想象的复杂，她更想不到我在心里是多么地讨厌她。
       不久，我身上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我的一首诗竟在《诗刊》杂志上发表了；接着，又有一篇短文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登了出来，这使我在零陵一下子便成了一个真正的名人。将手稿变成铅字。几乎是那个时代读书人最大胆的梦想。编辑因此成了最有权势的人。就如同现在的导演可以与女演员做交易一样。我只有十六岁，因为心烦投了投稿，竟变成了铅字，印在了全国最有影响的刊物上。我简直就是个天才!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全城。晶从此每天放学都会在校门口等我。她对我说过：“不管怎样，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她说到做到。本来。在没搞之前，我就躲着晶，搞了之后，我更要躲了，搞了之后不久又出了名，我就更要小心翼翼地躲了。但我躲得掉吗?躲不掉。晶每天都对我含情脉脉。一言一行都在暗示：“不管怎样，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只好去找好兄弟杰，求杰想想办法。杰听了我的故事，忍不住哈哈大笑：
       “你个农民!说，是你搞了她还是她搞了你?”杰也认为我搞晶这样的女干部不可思议，他因此揶揄我。
       “你就别逗了，快想想办法，救救兄弟吧。”
       杰当然要两肋插刀的。他是了难高手，一面是英雄气概，一面是泼皮无赖。他自告奋勇，便出面去找晶谈话。但他没想到晶最鄙视的就是他这样的“好汉”。他的公子哥儿习气与江湖地位在晶眼里几同于粪土。杰碰了一鼻子灰，在我面前很没有面子，就决定管到底了。他找来几个兄弟，讨论了好几个方案，就计划从化学实验室弄点硫酸。将晶彻底教训一下。但杰
       的方案未及实施，晶她妈就笑眯眯地登场了。
       晶她妈是街道办事处主任，有着极其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脾气和长相都颇像《水浒传》里的孙二娘。她用老门板一样厚重的身体将我朴实矮小的母亲堵在家里。她是为宝贝女儿来向我母亲提亲的。她的理论则比一扇老门板还厚重，概其要者有三。其一，“女大三，抱金砖”。虽然晶比我大了不到两岁。但也是好的。其二，我聪明，今后一定会出远门；晶本分，则正好留在家里。俩人一个在外面忙事业，一个在家里照顾老人和孩子，该有多好啊。其三，最要命的是，俩人这么小就发生了关系，如果不赶紧定亲，那是要受处分的。受了处分的人，成绩再好，也不可能有大学录取。她入情入理、思路清晰、逻辑缜密、措辞得当，每一句话都击中了我母亲的要害。两个母亲就决定办两桌酒席，小范围地请一请亲朋至友，就算是给我和晶定亲了。我父亲事后方知，大笑：“荒唐!荒唐!”
       我和晶定亲的消息，甚至比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消息还传得快。晶十七岁，我还不到十六岁；我怎么就那么不消停，刚出了点名，就制造了这么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呢?杰和全校的同学都在背后说：“唉，农民就是农民。”
       校长也认为此事有损学校形象。便出面找两位母亲谈话。晶的母亲依然用老门板一样厚实的身体对着校长，说：
       “我们只是按老家的风俗办了两桌酒席，错了吗?”
       校长便无语。
       我的好兄弟杰也无可奈何，他对我说：
       “兄弟，哥们儿帮不了你了，这是你的命，你好自为之吧。”
       但他又暗示我，可以用缓兵之计，只要考上大学。便可一走了之了。人一走，晶她妈的身体再像老门板，脾气再像孙二娘，也没有办法。
       我欲哭无泪，我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也是第一个刚上高中就搞了女人的人。还是第一个刚满十六岁就定了亲的人。我麻烦不断，也许一生都将如此，我只好再一次闷声读书了。校长同情我。他从未遇见过像我这样既优秀又乖戾的学生，我既像一条龙，也像一条怪异的虫。校长拜访了我的父亲。提出让我跳级考大学。父亲同意了，他已深知我前程凶险，这凶险只能放到遥远的未来中去消解。而未来不可知，我的命运当然也完全不可测，这也是我的老父亲，无论怎样博学、乖张和怪僻。都没有办法的。
       我就这样跳级考了大学。
       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父亲一整天都愁眉苦脸。他与我的恶劣关系影响了我填报志愿。我没有如他所愿上一所好大学。但他知道我急于离家出走。与晶定亲。则一定是我急于出走的原因。我彼时最害怕的便是那两桌定亲酒。那酒席仿佛随时都会毁掉我与远方的联系。而远方早已神秘降临，如一个微醉的哲人，已将未来的奇异景象密布在我的心里。
       临行前的头天夜晚。晶又约我去了后山，并在我把她压在身下的同一块草地上，坚定不移地把我压在了身下。这一回她是真正地激动起来了，但关键时刻，她停了下来，无比娇羞地对我说：
       “不给你。等你寒假回来。考了好成绩，再给你。”
       她掏出一个红包，里三层外三层地打开，将她在全省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的铅球比赛金质奖章塞给我，就羞涩地、无比快乐地跑下山去了。她这回的跑下山与上回的跑下山心情是多么的不同。她在心里不断地对我说：“我等你。等你回来。”我走后，她还要再读一年高中。她可是零陵唯一一个有了未婚夫的高中生，她的人生比任何一个女同学都更清晰，更明了，也更坚定。
       我在晶跑下山去之后。就一直痴痴呆呆地望着夜空中的星星，心里既空虚又惆怅。但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明天我就要上路了。若干年以后，我还知道，人的一生，只要一上路，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的。
       7　在路上
       我就这样上了路。那个年代，只要考上大学。便成了“天之骄子”。单一的价值观，全社会都在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呢。则不仅学好了数理化，还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群众因此议论，像我这样的人，将不仅可以走遍天下。还一定会前程远大的。群众又议论王家的祖坟如何如何，不然，怎么会上一代都是大学生，这一代又出了我这样一个人物呢?所以。我动身那天，所有的亲戚朋友便都到火车站去送行。晶在人群中面色潮红，她的眼睛紧盯着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那是怎样一双泪水迷蒙却顽强坚定的眼睛啊!我赶紧躲开了，转过头去，却看见校长、杰和一大帮同学。校长依然是语重心长的样子，不过特意穿了件西装，以示送行的隆重。
       “兄弟。等你回来，我儿子长大了还要参观王子庙呢。”杰则一身运动装，嘻嘻哈哈地搂住我大声说话。
       他称我为“兄弟”。是因为有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电影中有两匹白马，纵横奔驰后，在草地上休息，彼此的头蹭来蹭去，十分地亲热。杰便说：“瞧，人家俩兄弟关系多好!”全班同学便哄堂大笑。此后，杰和我便互称兄弟，久了也就成了习惯。
       王子庙则是杰对我的打趣。
       有一次，班上组织活动，讨论到未来人生的理想。我很郑重地发言，说将来一定要让后人在柳子庙旁边盖一座王子庙。柳子庙是零陵最有名的一处文物。是后人为纪念唐代散文家柳宗元修建的。正好与我的母校比邻。我口出狂言。说将来要让后人在柳子庙旁边盖一座王子庙，足见了我的抱负。但杰此时旧事重提，却不只是打趣。应该说也有鼓励和祝愿之意的。
       “是呀。我们都等着你荣归故里呢。”
       “王子庙不好，不如叫王君庙吧。”
       “对，对，叫王君庙好。”同学们附和着。说笑间，对我的未来也都抱了真诚的期许。
       “考分那么高，可惜志愿填错了。以后考研究生吧，考北大的。”
       校长仍在为我惋惜，似乎比我还不甘心。我忙说：“没事，没事。”转过头，却看见父亲，在一旁很忧郁地站着。
       自从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父亲便现出了一种老态。他对我跳级考大学。最终又被一所不入流的学校给录取了。有着很复杂的心情。三年来我们几乎都无话可说。一个“老光棍”在墙这边自由自在地胡思乱想。另一个“小光棍”则在墙那边自由自在地胡思乱想。“老光棍”不羁，“小光棍”更不羁；“老光棍”在胡思乱想中不断地荒诞化和戏剧化。“小光棍”则在墙这边不断地蔑视老光棍的荒诞化和戏剧化。俩人隔墙而立。每天似乎都在猜测对方，并在彼此的猜测中暗中较量。但事实上，我们彼此对对方都太熟悉了，根本不用说话，便对对方的心思了若指掌。现在，我要走了，他突然空茫起来。我整理行装，订火车票，与同学和朋友逐一告别，他便急切着有话说，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说话。我们之间的那堵墙似乎永远也拆除不了了。他好几次都走到了墙那边去，有几次吃晚饭，他甚至还给我夹了菜。但我无语，他便也无语。我的行期一天一天地逼近，他便无可奈何地一天一天衰老了下去。他对我的全部情感便只在这无奈与衰老之中了。直至到了火车站，他仍然只是站在一旁，很孤单地看着我在人群中和别人说话。此时，我看着他，他
       还是说不出话来。除了无奈，他还有几分忧伤与焦虑。
       我十六岁，在进入这个火车站前，已经是一位既激烈又沧桑的青年。我的青春是炽热的。也是倾斜的；我渴望出走，一心要投入未来那不可知的怀抱中去。我还不知道我此前的经历，包括我的孤独与忧郁、我的无知与不羁、我所谓的熊熊燃烧的雄心与才华，都已经在暗处演变成了导火索，随时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拐角处引爆。人生实在太脆弱了，但我从未学习过谨小慎微；我热爱英雄，在湖南的先烈中，又最爱谭嗣同。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我渴望轰轰烈烈的人生，宁愿成为烈士，也不愿苟活于人世。我太想拥有一个超凡脱俗的人生了。
       未来在火车的“哐当”声中徐徐地拉开了序幕，并以无数不可知的故事和情节。吸引着我勇往直前。我不可避免地出发了，我的弓箭既已射出，便不可能回头。
       然而，若干年后，当我停下来，想回首一下往事，我所看见的夕阳却斜照在监狱的水泥地上。
       但是，我感激这间牢房，正是这间牢房，止住了我飞旋的脚步。之后我心静神明。方知真正的自由是在失去自由后才失而复得的。如果人生真是“短暂的差事”，“我在世上只是客旅”，那么，这间牢房便是我业已住过的最好的客栈了。我在这里得以回忆此前的生命。我一生所想，不过要成为某项伟大事业的先驱者。我喜欢英勇就义、一了百了的人生，仿佛只有牺牲才可成就崇高的事业。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我会因为生意而坐牢。我遍寻自己青少年时代立下的志向，没有一个是与生意有关的。在我的记忆、梦想与知识世界里，既没有任何一项宏伟事业与生意有关，也没有任何一个英雄人物是生意人。钱是俗物，英雄人物从来都是舍生取义的。但钱偏偏成了这个时代最核心的主题，商人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并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崇高使命。然而，在我心里，生意永远都只是一支插曲。我因这支插曲成了生意人，又因这支插曲坐了牢，有了一种仿佛是烈士却颇为滑稽的结局。我的确也是很不甘心的。
       像任何一个激烈而又热衷于冒险的狂徒一样，我之前也曾无数次想象过死亡。我知道死是生的唯一目标，是人生最重要的驿站，也是生命的欲求最集中的表达与体现。我曾设计过各种临终状态下要说的几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有话可说。在我的假想中，这些话有时是说给女儿听的，有时却说给了某位已去了天堂的朋友。但这人是谁?在我既往的生活中是否出现过?我一直未曾弄清。这人或许从未来过世上，或如任何一个短命天才，来过但很快便消失了。女儿是真切的，但我该对女儿说些什么呢?我写道：“亲爱的孩子，我历经世事，唯恐你重复我的命运，或在某些错误中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样的话马上就让我感到滑稽，每次我开了头都不能写下去。实际上。我有何法宝可传授给女儿?又有何罪可以向女儿忏悔?唉，每当我朝向自己的内心，我便敏感而内敛、多愁而忧伤。我在自己的内心反照中，始终都有一种自毁的欲望。
       但我的确是犯了罪的。官方的判决书写着我犯了“非法吸储罪”。近半年来，各类媒体都在报道我“大厦将倾，商业帝国转瞬坍塌”。因为我，数十万股民遭遇到灭顶之灾，一些人写了血书，发誓要将我碎尸万段。我本来已经出国去了，像其他亡命天涯的人一样，本来也可以在某个国家或是某个岛上隐居起来。但我回来了，到公安局投案自首了。我在自首前曾在某个小镇上晒了几天太阳。有一天，我似乎有所感悟。便给几个人同时发了一条内容相同的短信：
       “我在一个地方眯着眼。晒了好几天太阳。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本可以与我无关。”
       收到短信的人就分析我一定选择自杀了。媒体很快也有了反应，纷纷猜测和分析，诸如我会以什么方式自杀，我的死会有些什么后果，将意味着什么。各种猜想、分析和评论纷至沓来。那些要追杀我的人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手刃这个恶魔了。聚在一起便总是骂娘。一个生意人弄得满世界如此惶惑。实在很不应该。没几天，媒体又公布了我投案自首的消息。舆论平静下来。那些要追杀我的人叹了一口气，明白老天爷毕竟公道，我终于还是被绳之以法了。
       我自首的那天，警察大惊失色，以为见到鬼了。我对自己“晒了几天太阳”竟引起了那么多人的不安而深表歉意。
       “我只是累了，休息了几天。”我对警察说。
       在满世界都在谈论我自杀的那段日子里，只有我的女儿镇定自若，她对她妈说：
       “爸爸决不会自杀，也不会逃走。他只是累了。要休息一段时间。”
       我自首之后。便开始接受审查。从十三岁进城到二十九岁下海，整整十六年，其间包括了若干对我有重大影响的人与事。这是我长久迷失、困惑、挣扎、并不断寻找突围的十六年，也是中国长久迷失、困惑、挣扎、翻天覆地的十六年。我试图通过回忆建立起自己生命的逻辑。并找出自己非如此不可的原因。我总在提炼生命的必然因素，而不甘心对偶然性予以屈服。但我知道。我在这方面的努力也一定是徒劳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整地建立起自己生命的逻辑。在我之前的若干哲人，望着绵长的生命，都曾如此努力过，结果呢，也都不过徒添了几部大部头的著述而已。我倒想在这里补充两件蛮有趣的事情，即我曾经有过的一次自杀行为和唯一的一次生日晚宴。我自杀的原因很简单——我找不到活着的意义，那一年，我十八岁，在读大学二年级。我曾在一篇短文中描写过其中的某些细节。
       今天。我又如郁达夫书中的彷徨之人，在学校后面的小河边独自踱步。最近一个月，我的思想涉及到生命的多重命题，但都没有找到一个出路。我的大多数同学，都恰如校门口小食店的那个老板娘，在日常屑小中日复一日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这种生相。可真是浑浑噩噩。得过且过。我轻蔑这种生相，这些所谓的芸芸众生!我追求与众不同的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既勇猛精进。又奋发图强。可我的生相又当如何?相反。我所困惑的他们不困惑，我所彷徨的他们也不彷徨。现在，我独自一人，究竟要到何处去呢?
       活下去，居然像铅一样压着我，我已无力再往前迈步。今天，我竟鬼使神差，沿着寒风凛冽的小河，走到了一条铁轨上。我知道这条铁轨。距学校大约有十里之遥；我也知道它是距我最近的、也是唯一一条通往远方的路。哦，远方，对于一个如此迷失又如此彷徨的青年，已是他唯一的目标与方向了。向远方，是我此生之源，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与依据。
       我伏下身子，将脸贴在铁轨上；我知道，我如果站起身便必定要往回走，回到学校。回到我所厌倦与鄙视的众生相之中。我绝不能再回头——站起来。往回走，便是噩梦。
       我于是彻底趴下。我整个身子都趴在铁轨上了。这条笔直且伸向远方的铁轨。冰冷的铁轨，在漆黑的夜里无比孤单的铁轨，让我突然时死亡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亲近之情。
       我期待着死神的来临，跛脚的或者是长着翅膀的死神。带着远方好闻的气息。在刹那间变得如此温暖和亲切——她就要抱我而去了，像曾经抱我来这世上的母亲。马上就要抱我去
       远方了。
       一分钟，两分钟，我仿佛在倾听时间的嘀嗒声。我的心跳和这嘀嗒声一样。在寂静的夜里如此清晰——我还从未听见过如此清晰的心跳声呢。
       五分钟，六分钟，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逝；真不知过了多久，火车还没有来。等待总是烦人的，一阵冷风吹过来，我打了一个寒战，猛地便醒了过来——我这不是在自杀吗?我凭什么要自杀呢?我的身体和意识都随着这个寒战站了起来——我凭什么要自杀呢?我再一次问自己。又冷冷地笑了一声。踢了一脚脚下的铁轨，便吹着口哨，大踏步地回到了学校的宿舍。
       我上了床，连打了三个喷嚏。
       宿舍里，有四个同学在激烈地打牌，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走了很远的路。更没有注意到我感冒了。
       今天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三，西北风四到五级，天气阴湿，寒风凛冽。
       我不知道我为何多年之后还保留这篇短文。或许我欲以此提醒自己生命是多么脆弱。或许我仅把它当做是一篇有趣的笔记。显然，自杀在我并非是有计划的及预谋好了的。这次所谓的自杀更像是一种打趣，并直接指向我迷茫的生命。另一件有趣的事则是我过生日。这件事看似轻松，实则却很酸涩。我在一篇叫《过生日》的短文中曾经如是写道——
       人们习惯了将生日当做一个喜日来庆贺。小时候。再穷。外婆也要在我生日的那天煮两个红鸡蛋，以庆贺我生命的诞生。
       生命的诞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如此隆重地庆贺的呢?后来。我渐渐发觉，过生日通常不过是一种仪式，一种习惯，甚至于还是一种借口罢了。过生日的人并不因此而思考，或进一步发觉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但假设连生日都不过。则这人的生命便仿佛被人忽略了。被人忘记与忽略是任何人都不情愿的事。所以到了生日的那一天。人们便照旧要热闹一下。似乎不热闹一下。便连自己都会忘记——瞧，又过了一年，我都已经三十岁了。
       不同的年龄及不同的境遇，过生日的形式与心态完全不同。小孩子过生日懵懂无知。不过可以得着些礼物罢了：中年人过生日则要沉重许多。但除却有权势者可以借此敛财之外，平常情况下也未见到一个中年人可以很轻松、喜庆地过生日的：老年人若过生日。则有了真正的隆重。因为他儿孙满堂。人生圆满，真有了庆贺的底蕴与资格了。
       我自己呢，自从离开外婆。便再也没有过过一个生日。在零陵那几年，和独居的父亲在一起，父亲糊涂，连自己的生日也是记不住的。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子的生日了。接着上了大学，之后便去了新疆的沙漠里飘泊；再后来回到北京，过得又了无生趣；直至去年下海，才仿佛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可以叫新生命开始了。于是。我便十分郑重地要过一次自己的生日了。
       我拟了名单。给每一位受邀者打电话。
       客人约有六七十人，有同学、同事，也有在社会上交往的各种朋友——老师、医生、记者、官员之类。但我并没通知任何人我过生日。大家莫名其妙地在一起欢聚，喝酒、吃肉、三五成群地聊天、谈论各种话题。既随意又热烈。人们心里或有一闪念，猜我大约是下了海。发了财，所以要请新朋旧友来庆贺一下，以示自己是已经发了财了。因此，席间若敬酒碰杯。便众口一词，无外乎恭喜发财之类。话题呢。则杂乱得很，但也集中在国企改革、下海经商、腐败与反腐败、气功及神秘主义、台海关系等几方面。
       我三十岁，飘泊得已经太久。我历经孤独、忧伤与梦想，见识过死亡。做过不少无聊和荒唐的事。有三两个知己和几场艳遇。我记起孔夫子曾说三十而立，不久前便真当上了董事长。有了名车、靓女和所谓的社会地位。我身上曾经有很重的乡下人的气味，后来手不释卷。读各种书，经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及荒原上阳光的浆洗，之后又受了机关陈腐之气的浸染。应该说已经不那么浓了。如今，我又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商人。成天在生意场转来转去，有了任何一个商人都有的城府、奸诈和铜臭气。我自己选择了下海，应该说。我是满意我的现状的。
       夜越来越深，酒也越喝越多，一些人走了，一些人却留下来。留下来的人便开始放肆，话也越说越没有遮拦。一位喝高了的朋友端着一只油腻的酒杯在我眼跟前晃来晃去。一只脏手还指着我的鼻子说：
       “小子，有俩臭钱就显摆?要显摆也别在我们这帮穷哥们儿面前显摆呀，半年前你他妈的不还是和我们一样挤公共车吗?显摆什么呀，再有钱不也是个个体户吗?”
       “喝高了，这小子喝高了。老王，别理他。来，为人民币干杯!有钱好呀，有钱就该显摆。怎么?不服?不服你也弄辆奔驰车开开?弄俩美女玩玩?”另一位趁机起哄。
       “怎么样。老王，在南边玩够了吧?那可是人间天堂，什么时候也给哥们儿发几个?你丫别吃独食呀!”还有一位则干脆将头搭在我的肩上，露出了满嘴的淫笑。
       “散啦，散啦。越喝越不成样啦。”有稳重一些的朋友说道。
       我在杯光盏影中，模模糊糊地看见许多嘴脸，别人的嘴脸和我自己的嘴脸。我忘了这些人多数还在单位工作，还都得靠几个死工资养家糊口。他们之间，若是做学问则学问已做得发慌；若在机关做官则官已越做越不平衡；若是搞艺术则越搞越颓废；若是教书则越教越无望。那是一个多么失衡的时代，又是一群多么落魄的人!我何以刚赚了点钱。便将一群丧魂落魄的人聚在一起?我真的是为了显摆一下吗?抑或只是为了证明些什么?实际上，我只是想过一个生日而已，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生日到了后来竟过得如此狼藉?
       那天，我居然喝醉了，醉得哈哈大笑，也醉得歌声嘹亮。但是，直到散场，也没人知道我过生日。更没人知道我的心情，我先是在热闹声中，后来又在一片狼藉下独自一人庆贺自己三十岁。可我为何要拉了这若干人。这各色人等。来陪我过这个生日?我既是过生日又何以不明说?我是太寂寞了还是太胆怯了?我连一个生日也不敢明着过吗?其实。我不过想借过生日很私人地庆贺一下。因为我要庆贺的并不是一个日子。而是久病之后精神和心理的复元。我自己清楚极了，我已是久病之人，我此前做过的若干事情。比如上大学、搞运动、发表文章、结婚生子、在机关当处长……都实在不值一提。我用尽心力。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做了这么多事，其实都只是为了做好另一件事，即治好自己的病——我那些先验的，也是后天的病；家族的也是社会的病；时代、环境、文化的，也是纯属我自己的病。我虽心力交瘁。却也知道这病已基本治好。我可以认为自己是健康人了。从此，我将不再忧郁、不再胆怯、不再内省、不再被感性的烦恼与担心所困扰——我要大踏步地生活了。
       8　赚钱总是快乐的
       我与宏成为生意上的搭档。取决于我们在性格、智力及精神领域的反差与互补。宏拥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而深刻的洞察力。他对自己、伙伴及对手了若指掌，对任何～种利益格局都有十分清醒的判断。他从不吃亏。但也决不莽撞地占别人的便宜。他语速平缓、轻柔。永远面带微笑。他穿布鞋和唐装，从容、淡定地面对一切变幻不定的复杂局面。你实在很难
       想象他曾经是一个多么固执、倔强和神经质的人。他的天性得以舒展，心态得以平衡，完全得益于他很早就成了一个有钱人。他的数学天赋让他拥有一个精算师的杰出头脑。当我的创意还仅仅是一个概念时。他往往已经算出最终的利润了。我永远在创造，恨不能每天都有新格局，宏呢，却只关心结果。在他心里占统治地位的词永远只有两个：利润及分配。没有利润的事不做。没有好的分配的事不能做——他的商业逻辑就这么简单。我喜欢宏简洁的风格。宏是平衡利益的高手，知进退，明得失，常常在微笑间便已占住要津。我常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下围棋的人，很简单的黑白两个子，可以杀得天昏地暗、没白天没黑夜，你围住我我围住你。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这种人何其愚蠢；另一种是下跳棋的人，目标清晰，永远都只想着如何跳过防线，直达目的地，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这种人何其聪明。我称自己是布局的人，连棋都不下，而只布了局让别人下去。但我一眼就能看出一个棋手的境界与水平。我布局、挑选棋手、制定规则、裁决胜负。我警告我的团队成员，要下跳棋，不要下围棋。但我也知道，能下跳棋的人必定禀赋超群，像宏这样的，少之又少。
       宏与我相识，缘于他在上大学时无比崇拜那些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他从初中开始就往杂志社投稿，收到一封退稿信。若是编辑亲笔写的。都会兴奋不已。一天，他在阅览室看见一篇文章，作者竟是他同一学校低一年级的同学。那可是一本国家级刊物!他心潮澎湃，怀着无比倾慕的心情一夜未眠。第二天，他在食堂排队打饭，听见有人喊：王家瑜。竟是排在他前面的一位扭过头来答应了。
       “你就是王家瑜，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王家瑜?”他惊呼起来，紧紧地握住我，饭盒“咣”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宏就这样与我结识并成了朋友。后来。我又介绍他加入了我们的社团组织，承担每次聚会的记录工作。我发现宏的记忆力惊人，做的记录连标点符号也不曾错过。我惊讶宏有如此精确的头脑，宏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数学系的人都这样。”
       与我的圆脸、宽肩、黝黑、敦实相反，宏却长身玉立，眉清目秀。熟了。我便知他是浙江舟山群岛人，是靠守寡的母亲捡垃圾养大的。他是一九七九级全省高考的数学冠军。因为英语和政治不及格，总分拉下来，才进了这所二流大学。宏说：“够了，学校不错了。关键是练好英语和发表文章。”他将学英语和发表文章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他母亲从小就告诉他“一定要离开(舟山群岛)，去远地方”。他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地主家庭，土改的时候。一家人几乎全都被镇压了。宏在母亲的逃亡意识中长大，后来知道“去远地方”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写文章发表。因为出身不好，寡母又势单力薄。当兵显然没有指望。所以宏从小就养成了在煤油灯下写文章的习惯，并执拗地坚守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老信念。所幸他高中毕业时已经恢复高考。“去远地方”便经由一张录取通知书很神奇地实现了。
       关于宏练英语，学校流传了不少笑语。
       说宏刚进校的时候。连二十六个字母的发音都不准，便在墙上挂了一面镜子，每天对口型、练发音。他实在太认真也太愚笨了，每次对口型都要吃力地用手指捏着舌头及腮帮子。练了三个月，发音还是不准，便去医院找校医，要求将舌头剪短一点，做一个会发爆破音的舌头。大夫很认真地检查了他的舌头，拍了拍他的脸说：“行了，同学，不用剪了，再剪你不仅英语说不好。浙江话也说不好了。”
       我听了宏的故事，便想起自己将“铅笔”说成“qiangbi”，将“二”念成“ne”所引起的哄堂大笑。我们惺惺相惜。便坚定地对宏说：“相信吧。统治这个世界的从来都是说话带口音的人。”果不其然，十年后，我们公司凡中层以上的干部，都以学讲湖南话和浙江话为荣了，仿佛会讲湖南话和浙江话，便会成为公司的核心人物。宏呢，以后与合作伙伴见面，或谈话，或开会，若有外国人在场，则总要开宗明义，很认真地说：
       “不好意思，我不仅英语讲不好，中文也讲不好，我讲慢点，你们慢慢听。”
       后来，说话平缓，便成了他的一种风格，永远都有一种从容、淡定的威仪。
       教育宏并让他领悟到人生真谛的另一件事，则是他的初恋。与我不同，宏的性意识觉醒得相当迟缓。直至大学三年级，他心里也只有练好英语和发表文章这两件大事。但三年级那年，他暑假回家，村里的一个姑娘考上了大学。竟与他在同一座城市。返校的时候，姑娘的父母便带了姑娘来拜访，请宏带姑娘一起上路，报了到，安顿好了，以后也常去学校看望和关照。宏他妈对这次拜访高度重视。以为这是老天作美，安排了好姻缘的。宏当然要尽一个同乡的兄长之责，便和姑娘一起上了路。先坐船，再坐火车。在火车上，宏的心便开始乱了。尤其到了晚上，两人挤在一张座位上，姑娘的笑容在梦里微微绽放。火车一摇一晃，姑娘的头倚在宏的肩上，便也一摇一晃。宏被姑娘的长发、体味和微微起伏的胸脯撩得心猿意马，他身体的某个部位让他喘着粗气，他火烧火燎，既幸福无比，又痛苦不堪。他们坐了两天火车。宏也度过了两个既漫长又短暂的夜晚。下了火车。宏便先送姑娘去学校报到，之后，才像梦人一样回到宿舍。他从此便魂不守舍了，晚上睡在床上，便将宿舍当做火车车厢，将床当做火车座位。他的脑子整夜整夜地摇摇晃晃。全是火车晃荡晃荡的声音。姑娘的长发、体味和微微起伏的胸脯再次没完没了地出现，他的身体仿佛随时都要被点着，并将发出幸福无比的爆炸声。
       一周之后，宏便去了姑娘的学校，姑娘见了他，也无比欣喜。俩人在校园里散了很久的步，姑娘便应了宏的邀请，答应下周末去学校看宏。
       宏回到学校，继续把宿舍想象成火车，把床想象成火车座位，并在想象中摇摇晃晃地盼望着周末来临。
       临近周末，宏便去向我借钱，以便姑娘来时好有个招待。但过了一周又一周，宏去找我，神情恓惶地对我说：“我借了你五块钱，还不了了，就给你这个吧。”
       我见宏面色蜡黄，仿佛害了一场大病似的，便问宏怎么回事。宏便讲了自己与姑娘的事情。原来宏向我借了钱，便买了巧克力等姑娘来。他在宿舍等呀等，等到晚上八点半，还不见姑娘的身影，便留了字条贴在门上：“梅。久等你不来。我在教学乙楼102室上晚自习。你若来了，请去102室找我。”第二天。宏又等到晚上八点半，也仍然在门上贴了字条，但仍不见梅的身影。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他连续等了三十六天，又一天一天地在门上贴了三十六张字条。最终也没见到梅的身影。这期间，他不知做了多少假设，越假设越绝望，越绝望越不甘心。他无比珍惜地将那块巧克力装在书包里，每天晚上都要拿出来闻一闻。三十六天过去了，巧克力先是变形。这会儿都快融化了。所以他来找我。说钱还不了，已经买成了巧克力，就还巧克力吧。
       我听了宏的故事。大为震惊。我十三岁小屌就硬邦邦了。宏都大三了，竟然还这么淳朴。我望着宏可怜的样子，陪他到校园里去散步，
       告诉他这样的事不能太复杂。
       “你再去找她，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你爱上她了。”
       “这样的事越简单就越容易成功，你说你爱她，她就会对爱情有想象，你调动了她的想象，她就会成为你的人——一个小女孩，哪有那么复杂呢?你搞复杂了，她也跟着复杂，一复杂就完蛋。”
       宏用了我的方法，再去找梅。当他拿出那块快要化掉的巧克力，和三十六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时。果然成了功。梅感动得潸然泪下，含着泪吃完了巧克力。便十分幸福地与宏建立了恋爱关系，后来就成了让人无比羡慕的宏夫人。
       爱情如此，其他事情是不是也如此呢?是不是也是“越简单就越容易成功”、“一复杂就完蛋”呢?
       宏举一反三，将爱情法则用于其他事情，果然也更容易成功。他因此总结出一个规律——世上任何一个房间都有一扇门。任何一扇门都有一把锁。任何一把锁都有一把开锁的钥匙，有了钥匙门一捅就开了，没有钥匙，再使劲砸门也无济于事——手砸疼了，嗓子喊坏了。门还是不会开。若不甘心，将门砸开。警察便会立即赶来，人便会被抓走，事情便会变复杂，其结果还是进不了门。这个发现让他一生都遵守着这样一个信条——凡事在做之前，要先弄清门在哪里?是一把什么样的锁?该有一把怎样的钥匙?有钥匙就开门。没有钥匙就去找有钥匙的人，否则，就别想着去进那个房间。宏的这个信条我本来很欣赏。但我的性格受不了这信条的规约。我相信人定胜天，主张大开大阖。我更喜欢做没有锁也开门的事。所以，我激情澎湃，宏从容淡定；我被人认为是面恶心善，宏则被人认为是面善心恶。
       宏大学毕业时，曾受社团组织委派，到南方某特区去“下海”。但他只在一个汕头人开的贸易公司里工作了两个月，其中倒有一个半月是去新疆收山羊皮。之后。他便爬上“岸”，在一个生产高射炮的兵工厂谋了一份工作，社团组织派宏、兴和强“下海”不过是一种尝试，类似于几年后蛮时兴的“社会实践”。宏“实践”了两个月。便回来说：“条件还不成熟，再看看吧。”
       我晚他一年毕业。让人出乎意料地去了新疆。但我毕业时，局势已经开始动荡，“下海”的浪潮已经开始汹涌，光在两年前的预言——“大时代就要来了”也已经十分真切了。
       后来。我在北疆一个叫哈尔交的村子里，辗转收到过宏的一封信——
       兵工厂在崇山峻岭之间，一个又一个山洞便成了我们极隐蔽的车间。我和梅结了婚。但每月只能回家一次。在这样的工厂里工作。前途显然是渺茫的。
       小时候，母亲曾不断教育我。“不要有钱，不要有势。不要做招人忌恨的少数人”，但我这回只能做少数人了。我想起我们在社团活动中的各种讨论，光曾预言“大时代就要来了”，但我的想法很简单，只应了一句老话，叫“穷则思变”……
       我知道他再一次下了海。且再也不会回头了。
       眉清目秀的宏辞了职，先是倒烟、倒酒，接着又倒钢材、开饭馆、去东北的老林子里贩运木材。他的倒爷生活好几年都像是流窜和逃亡者的生活。但正是这样的“流窜与逃亡”。使他一天比一天地精明干练。
       不久，我也与晗结了婚，调到北京工作去了。这七八年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虽然偶有书信和电话，但他的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总在变来变去，联系也就时有时无。直至H建省。大搞建设，他去那里办了一个厂，用德国人的技术生产一种防水的外墙涂料，事业才慢慢地有了起色。我们也才恢复正常的联系。
       实际上。宏上北京去找我时，已经有不少钱了。
       他依然是长身玉立的，但眉宇间已颇有了一些风侵雨蚀之后的劳顿与沧桑。现在。他面前有一个机会。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就会从一个材料供应商变成一个开发商。从乙方变成甲方，从经理变成总经理。
       此前，宏向建筑商销售涂料。像孙子一样听建筑商使唤，建筑商呢，又像孙子一样听开发商使唤。现在。他再也不想当孙子了。在中国，甲方与乙方的关系，仿佛永远都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这也是一种“血统论”，是铁定了改不了的，所以，他便总想着有一天能当上甲方。他了解到市政府将出售一块地，这可是这座城市最黄金的地段了。但他地位低微，是拿不到这块地的。且他的性子，也不能独立担当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他想到我，他知道我与H分管城建的副市长光的关系。如果能说服我下海加盟，他将稳操胜券。他精确估算利害得失，知道开这块地的钥匙在光手里。开光的钥匙在我手里，开我的钥匙却在他宏的手里。他来到北京，很轻易就调动了我郁积在心里的英雄情结。他用“天下”这个词开了我心里的第一扇门，我答应考虑考虑；接着又用“董事长”和“百分之五十一的控股权”开了我心里的第二扇门，再用一套房子和一笔安家费开了我心里的第三扇门。我和宏就这样成了搭档。我们商定。宏先回去注册公司，我呢，则准备辞职，同时开始寻找开光那把锁的钥匙了。
       两个月后，我便以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到了H。宏考虑周全，为我准备了一辆奔驰车和一个帅气的司机。我到H的当晚，便与宏一起讨论如何拿下那个项目。宏说，明年“两会”之后。光可能就是市长了。但最近一段时间，人大代表和政协的委员们提了不少意见，说这么大一座城市，连个像样点的博物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都没有。我听了，微微一笑。“H可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哪!”我心里知道，开光那把锁的钥匙我已经找到了。
       副市长光曾经是我就读的那所大学的团委书记，他可能还是唯一一个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主流人物。他算得上是我的恩师，更重要的是，我还娶了他的大女儿晗，成了他既欣赏又期待、既恼怒又无奈的大女婿。
       光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分到西北极苦寒的一座城市工作，十年后调回湖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国留学，回国后被寄予厚望——他是可以成为学术尖子、进而成为学科带头人的。但他做了半年系主任，竟改行做了学校的团委书记，却是人人都费解的。那个时候，专家学者、讲师教授才吃香。政工干部反倒被认为没有本事。光在心里也不太看得起政工干部。但他在国外读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觉得中国即将迎来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做学问是褊狭的、没有分量的。他选择行政路线，认为中国究竟还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非做官不足以成就大事。他组织了当时的第一个“英语角”、第一个诗社、第一个大学生辩论赛，他也是我所在社团的领导人。并最早告诉我：“大时代就要来了!”
       当年，社团成员经常在周末去他家聚会。我是聚会中各种讨论的热情参与者，有时还是策划人和始作俑者。讨论问题成了社团成员的通行证。你有问题吗?好。那你就是有志青年了。你带着各种问题走进这个房间。离开时便成了我们的同志。你的问题越犀利、越极端。你就越有可能成为中心人物。光常常会在大家讨论完问题后，煮一壶咖啡，再放一首曲子。以使聚会更高雅、更肃穆。这时，所有的人便会凝神静听。光是从国外回来的新锐学子。有一张令人仰视的博士文凭和一台同样让人羡慕
       的卡式录音机。他推荐我们听柴科夫斯基的《天鹅湖》、肖斯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拉威尔的《水之游戏》、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和圣桑的《死之舞》……我呢，出丑得很，听来听去都只喜欢贝多芬第九交响乐中的《欢乐颂》。大家有了音乐的耳朵，便常笑我只有一颗装满问题的大脑。但我的确常在贝多芬激越的乐曲声中泪流满面。
       光是在一个深秋的下午告诉我大时代就要来了的。连续多日的秋雨使天空无比阴郁。波德莱尔的诗和阴郁的天气一样影响了我的心情。我忧郁极了，对人生充满了不可逆转的绝望，完全不知道活下去有什么意义。我想起光的房间和他的咖啡，便去敲他的门。门开了，他在烟雾袅绕中给我让了座。我看出他正在亢奋的工作状态，显然我已经打扰他了，便起身道别，他却递过一杯咖啡，说：“王家瑜，你知道吗?大时代就要来了!”
       我聆听了他最富激情的一次演讲。他在堆满书报的小屋里踱来踱去。一口气给我讲了他的若干发现，以及斯比特《大趋势》的主要观点。我再次在贝多芬的《欢乐颂》中不能自已，回到宿舍便彻夜未眠。
       光给大时代下过一个长长的定义，概其要义有二。第一，将发生若干大事，类似于改天换地；第二，具有广阔的视野与胸怀，能够看得见遥远的未来，容纳得了各种欲望、尝试与变化。
       后来的情形果然与光的定义相仿佛。大即无穷。即各种方向与可能性。光进一步说大时代就好比大乐章，但是，是在一百多年的废墟上演奏的。因此，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将边搭台子，边演出，边定调。
       “舞台、灯光、音响、乐队，甚至连演员、导演和指挥全都没有，但有的是观众，十亿人的观众，就注定了是一场规模浩大、气势磅礴的演出。一个有观众的时代是多么伟大的时代!”
       他真是未卜先知，不久便到处都是锣鼓声、到处都在演出了。
       光既然预言大时代就要来了，便将全部身心浸染其中。他以团委书记的身份，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同样有理想的人。应该说，无论才华、思想、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也无论个性和禀赋，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后来我却与他的大女儿晗谈起了恋爱。
       因为与晗谈恋爱，我和光的关系曾一度有些尴尬。他大约是嫌我太野了。或许还认为我与晗的恋爱不够光明磊落。因此从未正式赞同过我们的关系。我毕业去新疆，他未说一句话；我和晗结婚，他也未予以祝福。我看出他对我与晗私底下恋爱、后来又私底下结婚是不满的，甚至还是恼怒和忧虑的。但他并未发表过任何反对意见。他深爱自己的女儿，也还算欣赏我。他开放而明智。让我油然而生敬意。他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做事有交代、有准绳、有担当、有道义的人，他欣赏我，是因为我“有头脑，常能一针见血地发现问题，且思路广阔，想象丰富，长于思辨”。
       我去H前，曾在电话中和光大致谈过我的想法。不知何故，我和晗结婚快四年了，我们的孩子也已经快两岁了。我和光的关系却依然更像是师生、朋友或志同道合者的关系。我们似乎永远也成不了一家人。所以，到了H，我们便约在郊外的一家酒店见面，光迎面便说：
       “你当董事长了?当董事长好啊。你是该下海的，你天马行空，个性鲜明，好表现，爱自由，意气用事，哪能在机关混呢。”
       我见光说话如此直接，心里便踏实下来。他当然知道我是因了一段奇缘才从新疆调到北京工作的，后来又在部里做了一个处的处长，但他总认为我不是在官场上混的料。
       “老部长好吗?”光问道。
       老部长。便是与我有过奇缘的人。
       那一年。单位派我上北京给部里送材料。我办完事，就在机关大院闲逛。那情形，灰头土脸，一副刚迈出校门的傻小子样，真仿佛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逛着逛着，竟到了部长办公室。之前我在报纸上见过部长的照片，是认得部长的。我心想。几时才有机会来北京一次呢，都到部长办公室了，就进去和部长聊聊吧。部长呢。那会儿或许正赶上没事，见了这么一个愣头愣脑的年轻人，一看便知是从基层来的，便饶有兴趣地和我聊了起来，一聊竟聊了一个多小时。部长很认真地听我谈了我对基层工作改革的设想，时不时还插几句话，问几个问题，完了。便打电话叫上一个人来。
       “张司长，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去支援边疆。在基层做科研工作。他刚才和我谈了许多基层工作改革的思路，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那么好的宏观思路，人才难得，你把他给我调到部里来吧。”
       我就这样进了北京，成了部长钦点的人才。我后来曾多次跟人谈及这段奇缘，还得出结论说：“人一辈子总会有那么一两次机会。能够听得见命运敲门的声音。我二十三岁，还不错，恰巧就听见了命运敲门的声音。”
       “好啊。前不久调到中央工作去了。临行前还提到您，要我代他问您好呢。这不，我这次来，也算是打前站来了——老爷子还惦记着为南方的改革开放多做点事呢。”
       我见光问到老部长，只轻轻松松地带了一句，便让他明白我此行是有老部长支持的。
       “你说的那块地。市里是有计划开发。可你刚下海，一没资金。二没经验，凭什么来做这么大的一个项目?”光直奔主题，很直接地问道。
       我讲了宏的情况，便说：
       “资金肯定不够。但启动资金应该说是足够了。重要的是思路和开发模式。中央在H建省，就是要超常规发展的，又岂能因条件不成熟而裹足不前?”
       我接着说：
       “比如H，建省几年了，连个博物馆都没有，人大和政协都有意见，财政又没有钱，怎么办?靠等吗?什么时候我们等来过?一切都得先干，在干中创造条件，在干中创造奇迹。”
       我的话显然已经触动了光，他便问道：
       “我倒想听听你的思路，究竟怎么个在干中创造条件，又在干中创造奇迹?”
       我便掏出了开光那把锁的钥匙，这钥匙便是我的开发模式，以及光的性格特征、思维特点和心理需求。但我知道，仅有钥匙不行，还得知道怎么开。
       光的那把锁得拧三圈才开得了。
       第一圈叫思路与理念——以光所受过的教育，开发这么一块土地没有一个好思路是不行的。H是一个新省，基础差，底子薄，但政策开放，不乏魄力。所以，好的思路首先便是没有钱的思路，是能够不花钱或少花钱便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便提出——由我们免费为政府盖一所博物馆和一所老干部活动中心，作为回报，政府则给我们一块黄金地段的土地开发权，地价及付款方式嘛，政府则给予一定的优惠。
       第二圈叫实力。我刚下海，实力方面是勉强了一些。但有一位在中央工作的老部长赏识我，也还算有点背景，又在部机关工作多年，也还算有点关系。更重要的是，H已经成为投资热土，全国各地的资金都已经在蠢蠢欲动。
       我接着说：“现在到处都在改革，各级政府都办了投资公司，银行也在搞‘三产’，这些资金都是需要出口的。我们可以通过贷款及合作来解决部分资金不足的问题，我来之前，老部长就曾说过，只要项目好，资金方面可以考虑给予支持。另外，现在内地很多国有建筑公司，开工严重不足，钢材、水泥等企业，生产
       又严重过剩，因此，也可以考虑让建筑公司垫资进场。重要的是，H越来越热，估计很快就会变成第二个深圳，甚至比深圳的热浪还高，那么多人来H，首先就要解决住的问题，我们可以学香港和深圳，通过卖楼花来盖房子。所以，贷款、项目合作、建筑公司垫资、卖楼花，加上我们的自有资金，资金不是不够，而是绰绰有余。”
       我的思路严谨而缜密，既符合现实中的逻辑，又有预见性。光听得十分认真，我看出他的顾虑正在一点一点地消除，更何况他原本就是一个开放的、有前瞻性的人。
       第三圈叫利益均沾。这一圈很微妙。还真有点说不清，但我心里清楚，得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了便宜，这便宜嘛，也不一定就是钱。对光而言，恐怕面子、工作成绩以及能否实实在在地解决市里的问题才更为重要。光既然分管城市建设，便总想着如何以地生财，也总想着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把这几年一直想办而没有办的事给办了。所以我开宗明义。一上来就提出免费为政府盖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和一所老干部活动中心，他还是很动心的。我的思路简单、明晰，既客观务实又对症下药。几分钟将便将前面提到的三圈转完了，当然很得光的意。对光而言，我的思路与方案真可谓有三得。其一，市里多年想盖而没有盖成的博物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可以盖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满意了，老干部们开心了，大家会说，光副市长就是能力强；其二，我要的地原本就在市政府规划出让之列。我拿地是有礼在先。这礼又是政府一直想要的礼。他先得一棋，再还一子，将地给我较之给其他人。在会上更容易通过，旁人也无话可说；其三，我在部里做了多年的政策研究和宏观经济规划工作，由我来搞这块地的开发，总比本地的商人要有水平一些。再者，老部长到中央工作去了。我又下了海，他总得做点事的，这回也算给了点支持。老部长、晗和我三方面的情面给了。与北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有了这三得，光便表态予以支持。剩下的便是我们的关系，让人容易往裙带关系方面联想。我便提出，先请老部长来，在视察过程中以中央支持特区建设的方式将项目提出来，我呢，不过从北京来具体落实老部长的指示罢了。光沉吟了一小会儿，便说：
       “就这么办吧。你再想细点。将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不能有半点纰漏。”
       土地转让合同很快就签下来了。老部长在签约仪式上发来了贺电，称赞我们的开发模式好，富有开拓精神。接下来是资金，宏的资金是仅够付土地的首期款的。我便说服光。付了土地首期款，政府即办土地证，这也是我们给政府送了博物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应得的政策支持。有了土地证，就可以做规划，有了规划就可以边报建并预售了，银行方面当然也就可以贷款了。至于土建费用，宏和建筑商们已经打了多年的交道——一个当了多年孙子的人比谁都明白该怎样当爷爷。博物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就让建筑公司垫资盖好了，这是个形象工程，只要推土机在响，大家就安心了。说到建筑材料与设备，比如钢材呀、水泥呀、电梯呀、空调呀。宏可是老行家了，多的是生产过剩的供应商找上门来。所有这些，宏都手到擒来。不久。电视台就报道了博物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破土动工的消息。接着，晚报上便出现了整版整版的套红广告。“要住房，更要住环境”——我诗情画意地向人们描述我的居住理念。我们送给政府的博物馆和老干部活动中心反过来又增添了人们对我们的想象。人们开始抢购我们的楼花。我们用房屋预售款、建筑公司垫付的工程款和质保金。以及银行贷款来施工，最后干脆将整个项目装进了一家上市公司，兑换成上市公司的股票。再用上市公司的股票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联合庄家炒作这些股票，待股价节节攀升时便抛售这些股票……我横空出世，不到两年。就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但这桶金不是宏预言过的两三千万。而是近一个亿。
       我和宏的第一次合作就这样成了。宏从供应商变成了开发商，从乙方变成了甲方，从孙子变成了爷爷，这回又要成为集团公司的总裁了。他没想到我第一次做生意就那么有气魄，手法那么凌厉。对官场的游戏又那么精熟，他油然而生对我的钦佩，心甘情愿地做了我的副手。不到两年。我们就都成了亿万富翁，接下来的集团公司又该怎么做呢?
       初夏的傍晚是惬意的。夕阳如微醉的少妇风情万种。我和宏在金色的山间小道上漫步闲谈。我们踌躇满志。拥有所有成功者都曾有过的快乐心情。灯火辉煌的山下，某个酒店正在举办公司的庆功酒会。但我和宏需要一个环境来安静地分享彼此的快乐，这快乐含了一丝淡淡的寂寞。这寂寞需要我们掺了香槟酒来独享。
       我和宏散了一会儿步。便到了一幢别墅跟前。这别墅原是一位国民党大员盖的。不久前。我们买了下来，装修得更为豪华，气氛也更为肃穆，预备用来做公司会所，专门接待各方要人。
       我和宏进了别墅。便坐在山景葱郁的露台上，欣赏着夕阳西下的美景，真是浮想联翩。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以及上大学时的一些旧事。我想到了我的篮球，想到了大界知青点的猪圈。也想到了荒原上的太阳和部机关的憋屈，想到我居然真做了生意，且第一次便如此成功。宏则想到他捡破烂的母亲，想到他曾多么地渴望发表文章。想到他追梅时曾借过我的五块钱。想到那块永远都带着体温的巧克力和三十六张叠得整整齐齐的字条。也想到了他倒烟、倒酒、贩卖木材、开小工厂的艰辛……任何一种穷困都会带来耻辱，是耻辱便会产生动力。是动力便将生成勇气。我们曾经是那么地羸弱。除了贫穷、孤苦的童年和乡下人的背景，我们曾经自以为是的青春与才华实际上也是弱不禁风的。我们没有背景，没有来头，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都只是凭借情感与精神在生活。我们曾经有过的热情与梦想，都是臆想的、无目标的、苍白的。直至我们下了海。开始直面自己的人生，也开始了竞争与厮杀。我们的热情、梦想与欲望这才有了质地和形状。我们开始注重实效了，并在行动中渐渐地强大起来。所谓“知耻而后勇”。我们此时的成功也是必然的。
       “你还想发表文章吗?”我问。
       “发表文章?浙江早都有了写作村了，全村男女老少。一把剪刀一瓶糨糊齐上阵，批量生产，各类文章，应有尽有。”
       “发表文章只是一种手段，这手段看来真是过时了。前年我回母校去。顺便去看了几位老师。张老师你还记得吧，从英国回来的，大冬天也穿短裤背心的那位。你猜怎么着?没聊几句，他便说，你远道而来。不容易，我请你洗桑拿去吧。好家伙，人家的工资每月一分不少照交太太，稿费、课题费却截下来。作为私房钱，专用于招待朋友了。”
       “世事多变。村里的农民成了写作专业户，大学的教授却攒下稿费，专用于洗桑拿、耍小姐。”
       “所以我们需要各种篮球，不断需要。小时候。我要的篮球是考卷上的分数；后来是才华、思想和观点；再后来是职务和权力；再后来是钱。篮球意味着规则和比赛，意味着拉拉队和喝彩声。这是城市文明的魅力所在。我们的下一个篮球是什么呢?”
       
       “当然是利润，更多的利润。”
       “除了利润，恐怕还得有些别的。再这样发展下去，商人将形成一个新的阶层，并给社会带来冲击和影响。”
       我和宏闲聊着，又轻松而散淡地勾勒着公司的愿景。确定了用十年时间成为世界五百强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主要原则、手段与方法。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天黑下来的一刹那，天边仿佛有金黄色的烈火在燃烧。如此辉煌的太阳也在燃烧中褪尽了光焰，而消失到越来越广阔的夜色中去了。世间万物，凡辉煌都需要燃烧，凡燃烧就必定短促。好在夜是广大的，星空是浩瀚和深邃的。并给了人们更清凉的心境和更无垠的梦想。而做了梦的人会看见，太阳在另一个早晨升起，生机勃勃，滚滚而来……
       9　燃烧的天空
       H是一座城市，它的魅力在于它没有历史，在于一个人一踏上它，就可以像恺撒一样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年轻带来梦想与希望，一个人如此，一座城市也如此。年轻还带来尝试与欲望，从而延展出肆无忌惮的冒险历程。H就是一座充满尝试与冒险的欲望之城。
       杰下了船，看见无限高远的蓝天，也看见自由像天边的白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喜欢这个城市。对于一个刚出狱的年轻人而言。远方就是他的避风港。就是他的征程。他需要在远方忘记过去，也需要在远方重新开始。
       十二年前。杰因强奸他继父的小女儿而被判刑。出狱的那天，母亲就告诉他我在H，且已经发了大财了。他听出母亲的意思，是要他去一个遥远的地方。H足够远，也足够陌生。在H，没有人了解他的历史，他也可以没有历史。
       杰还在狱中的时候。他母亲又改嫁了。她的前一任丈夫、地委副书记，患了肝癌，临死的时候说：你再嫁吧。杰这回对于母亲的再嫁，完全麻木。他爱母亲，但他判刑这件事，让他知道了母亲的麻木与冷漠。他从不承认自己强奸了妹妹，他十七岁，只是想尝一下搞的味道，他的这个妹妹。是副书记带过来的，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她很灵性，看出杰想搞一搞，俩人就试着搞了。没想到，俩人的搞被副书记撞见了。也该着他倒霉，那一年正遇上严打，他就判了十二年。本来，母亲是可以劝副书记的。她倒也劝了，但不关痛痒。杰在心里埋怨母亲未尽心力。她的麻木来自于她的多嫁，她的母性已经在不断变化的婚姻生活中渐渐泯灭了。杰十七岁，在我跳级考大学不久，成了强奸犯。
       我呢，那个时候，正在大学经历灵魂的洗礼，我已经被大学里的新生活、更被扑面而来的萨特和弗洛伊德们给弄晕了。但我听说了杰的事情，心里还是发了一阵虚。我是见过杰的妹妹的，我也知道杰这位妹妹的骚劲，相信杰只是搞了而绝没有强奸他妹妹。我本能地想到晶，我和晶也是搞过的，但晶并没有告我。晶她妈虽然荒唐，居然请了亲戚来喝定亲酒，但这定亲酒实际上是救了我。因为这酒证明我和晶只是恋爱了，人们顶多说我们不检点，作风不好，上中学就恋爱，在道德和品质方面一定有问题。但被人说闲话，总比被人抓起来强。我感叹晶和她妈都是好人，与杰相比，我还真是很幸运。不过，我对这种所谓的幸运，是实在不能理直气壮的——我明明做了坏事，搞了晶，却借上大学躲了起来。我该承担责任的，却被人找理由遮掩了过去。我真的很不像个男人，敢做却不敢当。我郁闷得很，却又不能表露出来，我总不能当着众人说——我就是搞了晶了，那便如何?我不得不接受晶她妈为我们所做的安排，虽然我在心里鄙视自己，却还是无可奈何地遮掩了过去。但我的麻烦依然尾随其后，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晶，便只有靠拖来应付。拖，就是晶一周来一封信，我一个月才回一封；晶信里说东，我信里便说西。我装傻充愣。回避主题，希望靠时间可以让晶一天天冷下来，也靠时间给自己找到一个台阶下。但杰的事还是给我敲了一次警钟，那就是在处理女人这件事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将十分麻烦。在中国，被男女关系毁了前程的人实在太多了。好在我已经进了大学。我也不再被硬邦邦的小屌搞得心神不定了。我的青春有了新的方向，我身体的迷惘已转变成灵魂的迷惘，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我的力比多已经转移了。
       杰到H来找我的时候。我和宏的房地产项目已经接近尾声。
       他到了H。先在一家摩托车修理铺安顿下来，做了一名修理工。他显然不愿意让我看见他狼狈的样子，好像走投无路了，来找我施舍一碗饭吃。但他见到我，还是很直接地表达了他来投奔我、想和我一起干点事情的意思。
       他说：“我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也不想修一辈子车。”
       我很高兴见到杰，十二年了，我也只是前些年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去狱中看过他一两次。监狱生活已将他打磨成一个既沧桑又干练的男人。我们又说到我们当年蒙着被子，大叫“冲!冲!冲——啊!”的趣事。杰说，那时候还真只有陈冲那么一个美女，让人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想入非非。
       “总有一天，我们会真正拥有这么一个美女。”他说。
       我从杰的话里。再一次看出了他的不甘心和不服气。他在骨子里依然是骄傲的，我熟悉这份傲气，我也喜欢骄傲的人。可我已经有了宏做搭档。而将杰安排在公司做一个普通职员显然又不合适。
       “兄弟，你是不会甘于人下的，我也不好做你的老板。你看，这可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城市，风水轮流转，英雄莫问出处。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你自己去办一个机修厂，大家兄弟一场，你又有技术，慢慢做，会出头的。”
       我很坦率地回答杰，又讲了一些从零开始取得成功的例子，以及“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道理。
       杰很认真地听着。我看得出他的义气不再飘浮。他已经学会等待和忍耐，他曾经有过的迷人天性，在岁月的蹉跎下已经含糊不清；但他的不甘心和不服气，经过十二年的发酵，也已经酿成了一坛好酒，他要用这坛好酒和这个世界再碰碰杯。但是，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早已不是十二年前的那个样子了。他万事从头来。首先需要看明白，他想与之碰杯的世界，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
       对杰而言，做一名机修工真是太容易了，他在监狱里干的就是这个活。十二年了，正是手工和机械磨砺了他的心性，他才没有沉沦下去。他技术卓越，有了我给的那笔钱，很快便开始改装摩托车——将别人偷来的或罚没的或走私来的摩托车改装了。再卖掉。他的技术为人称道，生意便十分的好。再后来，他又开始改装汽车，同样是将别人偷来的或罚没的或走私来的汽车改装了，再卖掉。没过两年，在H，他竟也有了自己的一点小名声和一个虽然不大但却很兴隆的小机修厂。
       有了一个小厂的杰，心里想，得过一种更辉煌的生活。他在中学时代曾十分耀眼，像一个小明星似的成天被一群小跟班簇拥着，连校长也要敬他三分的。现在，他需要的只是机会，使他能进一步看明白这个世界，再尝试着和它过几招。
       刚出狱的时候，杰曾在零陵混了半年，但完全找不到重新来过的感觉。中学那些同学，除了我，他又是不想往来的。可我早已到天边
       外翱翔去了。他是十二年前既有名又有影响的强奸犯，他已经改了四次嫁的母亲，现在的境遇与名声也并不好。这不，她这次嫁的，也只是一个辞了职、在潇江上搞运输的小暴发户了。这位辞职下海的小暴发户，一是喜欢酒，二是喜欢沿着潇江一路喝酒一路打野食。他倒是很乐意杰到船上去帮他的忙，他不仅不在乎杰的历史，还对杰十分好奇与亲热。但杰不情愿，他已经不需要再像小时候那样，对他所谓的继父既仇恨又谄媚了。他在心里还真看不起这位继父。他想。他深谙改嫁之道的母亲。这回真是看走眼了。母亲呢，曾经很迷人的腰身和很糯人的苏州话，如今也变粗了。但她还是给了他一个方向——陌生而遥远的H，建省没几年，是完全没有历史的。且他的好兄弟王家瑜还在H发了大财了。果然，杰在H是顺利的，不出两年。他的小厂便已经有了一点小名声了。他想起刚到H时我对他说过的话——“风水轮流转。英雄莫问出处”，便每天都在心里发狠——“我倒要看风水是如何转法。”他确信，他的那个小厂只是一个开始，他的运气还没有真正开始。十二年的监狱生活已使他更加坚忍，也更有耐性。一个有经历的人，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谁也不知道会弄出些什么事情来。因此。与其他搞修理的小老板不同。他一点都不想勤俭度日。更不想过一种小富即安的无聊生活。他以为节省下来的东西，包括金钱和时间，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些都是苦来的。他不相信苦中能够作乐，更不相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他也从未见过有人因为吃苦而成为人上人的。他的不甘心和不服气时常灼烧着他。就像十几年前他的小屌曾让他时不时就想“舒服死了”一样。现在，他也得找一个办法。让他的不甘心变甘心了。
       夜色如一个醉人，迷迷蒙蒙地来了。H最撩人的面容是在霓虹灯下怒放的。欲望五颜六色。开始在每一条街上出没，并渗透到每一幢楼里。中国很少有H这样的城市——白天无聊、寂寞。晚上却辉煌、妖冶。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习性。如曾国藩说的——“书疏鱼猪，早扫考宝”，在H是颠倒的。男人们白天无精打采，晚上却斗志昂扬。女人，或我们通常说的良家妇女，一般吃了晚饭便去逛街。逛完街便约在一起打麻将。她们总是在麻将声中等待自己的男人。而正当她们在寂寞不安的等待中时。另一种也叫女人的动物，却开始像一尾尾多彩的鱼一样游弋着，并将她们的美丽、才情和贪欲发挥得淋漓尽致。杰的伙伴们此时也开始出场。他们通常都会去一些歌厅、发廊和按摩店松筋骨。杰呢，独自一人，来到了一家会所。这在H，通常是所谓上流社会人士才出没的地方。他在酒吧的一角坐下来，向侍应生要了一小杯威士忌，带着他的“不甘心和不服气”。开始冷眼旁观周边的人。爵士乐、伦巴及一些雅致的节目之后，就到了跳贴面舞的时间。灯光被调成酒红色，音乐萎靡而空灵，人微醉的影子轻轻摇曳。杰注意到一个人像他一样孤身坐在角落里，只不过这人仿佛一直都很享受这微醺的气氛。他看上去也是没有熟人的，但他一直在让侍应生给歌手献花，唱一首献一束，结果歌手的歌大多都只为他而唱了，仿佛这舞会是为他一人举办的。他才是这舞会的主人。
       酒越喝越深，摇曳的影子越来越醉，疯狂的迪斯科开始了，影子们亢奋起来。那人到舞池里蹦了一小会儿，便百无聊赖地回到了座位上。
       “兄弟，这里太闹了，我看你也是一个人，我请你吃宵夜去。怎么样?”那人走过来，和杰打招呼，仿佛早就很熟悉似的。
       杰点了点头。俩人来到后院的别墅区。环境和气氛便完全变了。别墅不过十来幢，间距却很大。之间竟有潺潺的溪水流过。走过一片树林，就到了最幽静的一幢，是日式风格的。侍应生在门前跪下。拉开门，用日语将俩人迎进去，先在起居室喝茶。那人介绍自己姓程，是从北京来休息的。杰点了点头，环顾四周，竟发现外面的院子里种了篁竹。竹林中热气蒸腾，缥缥缈缈。宛若仙境。
       “这里还有温泉，吃完宵夜，再请你洗温泉吧。”程见杰好奇，便说。
       过了一会儿，侍应生过来，鞠了躬说：“先生，您的宵夜备好了。”便领俩人来到了一间单间。
       杰进了屋去，刹那间便惊呆了，只见一位少女，躺在一张古色古香的条案上，肌肤如雪，身上满是生鱼片，以及海螺、海胆、北极贝之类，如片片花瓣，撒落在诱人的裸体上。
       “这叫玉女宴，也叫裸宴。”程介绍道。
       杰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所谓宵夜，竟是这样的一席情色盛宴。
       程让他坐下，将少女私处的一片海胆夹在他的盘子里。
       “这是规矩。这第一片一定要请客人尝的。”
       “客人?”杰愕然，满脸狐疑，竟不敢下筷。
       “怎么?害怕了?不敢信我请你吃宵夜?还是怕我有什么目的?”
       “甭害怕，你还轮不到我有目的。我只是看你孤身一人，我也是孤身一人，想有个伴而已。”他一口北京腔。
       在H，说北京话总让人猜想会有某种来头。让人轻易不敢小视。
       “平常在北京，都骑自行车上班，还带一个饭盒，用酒精炉子在办公室热了，当做中饭吃。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钱呢。就像鬼火一样，一到后半夜就蹿出来，一闪一闪，发着绿光。所以，我每个月都要出去走走，花花钱，心里舒坦了，也驱驱鬼火。”
       “兄弟，你说有钱好不好?你看，没钱。你心里会有一只小老鼠，时不时就钻出来咬你一下。有钱，你心里就会有一群小鬼。时不时就跳出来吓唬你一下。我以前喂小老鼠。现在要喂小鬼了。”
       那人边说。边在少女的乳房上夹了一片北极贝，递给杰，顺手又用筷子拨弄了一下少女的乳头。
       “太小，不够翘。”他淡淡地评论了一句。接着又说：
       “每次到H来，都孤身一人。孤身一人喝酒，孤身一人给小姐献花，孤身一人洗桑拿。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杯光盏影，要找一个人做伴。不容易。你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孤身喝酒的人，咱俩也算有缘。”
       杰满脸通红，既很不自在，又很不舍地陪程喝着事先就冰好了的葡萄酒。他心里痒痒的，几次都想伸手去摸那位玉体横陈的少女的胸。他好奇地猜想，那颗心在海螺、海胆、北极贝和生鱼片下面，究竟是如何跳动的呢?但他忍住了。他低着头，像失聪似的。几乎听不清程在说什么。
       数小时后，他晕头晕脑，回到了家里。
       但他倒在床上，满脑子便都是少女那雪白的裸体，以及程奇异的欲望。他完全想不到有钱会是这样的。他觉得程就像从某个洞里爬出来的虫子，这虫子瘆人、不知何物、让人恶心，却有一种奇怪的腐蚀力量，让他浑身瘙痒，一阵冷似一阵。
       数月内。杰都未曾再去过那间会所。他拼命驱赶程的影子，想让自己平静下来。但程的影子却总在夜里悄然而至。不久。H的经济便开始像一位高烧病患者了。他听说了太多发财的故事，说某某如何一夜便发了，一夜又赔了。H真成了一个赌场。丁零零的钱币声每天都从天而降。那真是天堂的奇妙乐音。全中国的公司和银行都开始往H投资。这些资金带着梦想、贪欲和形形色色的商业故事，落在了人欲
       横流的汪洋大海。一些人迅速成为商业奇才。一些人将落下来的钱卷成一团便立即消失，一些人开始追债。唉。风吹动着树叶，不，是吹动着人民币。杰的“不服气和不甘心”，便在人民币那动听的哗啦啦的声音中疯长。他想，H每天都在产生新的总经理。难道他比别人短点什么，就做不了一个总经理不成?他用从修理厂赚来的钱装扮自己，组装了自己的奔驰车。他雄心勃勃。再一次来到那间会所，在那里认识了红，又通过红认识了范，后来又与程成了莫逆之交，再后来便因商业欺诈罪入了狱，接着便发了癫。红和范却完全不知去向了。
       红是一个有点丑、发育得也不够好的女孩子。杰被她的古灵精怪所吸引。她仿佛有一种你永远也抓不住的奇异天性，在嘻嘻哈哈中就做成了许多大事。她衣着土气，但全是顶级名牌；她讲各种段子，但往往别人还没有笑，她自己便已笑得差点岔了气。杰后来对人说，红本人就是一个段子。短小、突兀、直达真相、令人捧腹。红二十八岁。在一家公司做出纳。她在这个岗位上做了数年之久，从不缺勤，也从未有过任何业绩。她披金戴银，出手阔绰，却照例每天去公司上班。拿她每月一千元的薪水。杰和红认识以后，彼此便都有了自己的心事。但他们都深谙江湖之道。轻易不会将自己的心事透露出来。他们只在一起喝酒、发疯，在贴面舞中不断地说宝贝、宝贝。红给人印象最深也最让人着迷的特点便是讲故事。杰第一次和她享受床笫之欢，她便骑在杰身上，万分迷醉地讲了一个故事。
       “我就想哪，我也得嫁人了，我嫁人之前呢。先得怀上你的孩子，嫁过去不久呢。便怀了孕。可是呀。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是你的。等他大了呢，我就给他讲你的故事，再大一些呢，我就带他去认你。”
       她随着身体的节奏。先是舒缓地、然后是急切地自言自语。她的声音仿佛来自某种梦境。又掺进了一点呻吟与几声嚎叫。
       “你下了班。回到家里，见我不在，便急了。小红，你跑到哪里去了?你在电话里发脾气。我在楼下超市呢，我说。你赶紧给我回来!你说。可我一进家门，你便掀起我的裙子，从后面杵了进去。我说。馋鬼，就那么离不开呀。你说，以后不准去超市了，得时时刻刻在家里等我。”
       杰完全傻了，他的脑子随着红的故事，闪现出一个个情意绵绵的场景，他兴奋得不断地大叫，便大汗淋漓地在红的身下喷了出来。
       但不久。杰便发现他根本不是红故事中的人。他或许只是碰巧了像红故事中的人而已。杰当然也不会因此失落，他和红交往，只不过想弄清红的秘密。他对这个有点丑、发育得不太好、总是穿一身名牌却搭配得十分土气、既吉灵精怪又喜欢讲段子的女孩子感兴趣极了，但他还真无意充当红故事中的人物。红呢，当然也不想把杰真放到她的故事中去。其实。杰的心事红看得清清楚楚。无外乎想弄清她的钱从何而来，以及弄清了也让自己同样有钱。杰不断对红说：我爱你!红便用迷蒙的眼神给杰讲了若干故事。范不久便在红的故事中登场了。杰认识了范，便成了红故事中的人物，但他的角色变了，他再也不用出现在红的呻吟和嚎叫声中，他们从床上的伴侣，变成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杰穿戴整齐，开始当总经理。后来又当了董事局执行主席，再后来又当了主席。范有恩于他。他在任何场合都说范是一个天才。
       范奇异的长相让人见过一面便难以忘怀。他几乎是横着长的，不到一米六四的身材，却有着相当宽厚、结实的胸肌和脊背。他的外八字出奇地严重，以至于永远像一只乌龟在爬着走路。俗话讲。若一个人的神情和长相酷似某种动物，这人便成了精，切不可小视。若这俗话有理。范便一定是龟精了。但他的眼睛更似鹰眼，犀利、凶狠、准确，一遇目标，便直逼过去。
       范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生于东北的长春。
       父亲早逝。一个寡母在翻砂厂做翻砂工。寡母有自己的贫苦出身做背景。加上泼辣、胆大、世故、精明，居然将五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范排行老二，像任何一个老二一样。圆滑、精怪。他从小就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即以老大的名义做事，成了是他精明干练。败了是老大愚蠢。他总是将老大变成一块招牌，责任和风险是老大的，权力和利益却永远控制在他自己手里。他后来有了四家上市公司。但从来都没有在任何一家公司出任法人代表。他从不印名片，却让手下人在名片上印满各种头衔。他提拔并任命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让这些董事长们俯首帖耳。曾经有媒体称他在暗中打造中国民营企业的航母，他很严肃地予以更正，说王家瑜和杰才是打造航母的人物，他呢，充其量只能算一艘小小的“核潜艇”。他神出鬼没，永远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出现。他甚至于从不配手机，但总能在他认为需要你的时候找到你。
       “我是范老二!”
       某个夜里，若你接到这么一个电话，便一定知道范总到了，你赚钱的机会和出人头地的机会也来了。
       范最早的生意是开录像厅。但他横向发展的身体几乎从未在录像厅出现过。他从沿海倒腾录像带，将其中的色情镜头剪了，便明目张胆地在录像厅里放三级片。公安局来查。别的录像厅都有问题，轻则罚款，重则查封，唯独他的录像厅从来都没有问题。同行不服，一致认为是警察吃了范的钱，便联合起来到公安局去告状。公安局便调出范的录像带，竟没有一个色情镜头。同行哑口无言，方知范早将色情镜头给剪了。没有色情镜头的三级片，便只能算爱情片，属于文艺片的范畴。国家已经改革开放了，放文艺片当然没有问题。所以，同样一盘录像带，别人放的是三级片，范放的却成了文艺片。同样是录像厅。范开的成了传播先进文化的阵地，公安局和文化局都发了牌匾，给予了表彰，别人开的却被查封了。范靠在录像带上做手脚。很快就成了长春最有钱的个体户。但当他有了十家录像厅时，他知道他该走了，就到了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去接受洗礼去了。在深圳，他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更重要的是。他认识了股票这一神奇的、可以像魔法一样变来变去的怪物。从此，他一生都与股票为伴，策划、制造、发行和炒作股票，便成了他一生的事业与生活。
       范刚到H的时候。也认为H是最宜于冒险的。但他本能地认为冒险是最不靠谱的，他反复思考——中央为何要在H建省?既然是个省，那得有多少人?得有多少投资?中国的一个省，大则上亿人，小也有好几千万人。若H移来好几千万人。又将意味着怎样的市场与机会?他每天都盯着H的码头、车站与机场。人开始如蝗虫般嗡嗡作响了，接着便嗡然一片，不是几千几万人。而是数以百万的人成批成批地涌了上来。H的市政压力一夜之间便突出出来了，吃住行都成了大问题。范看报纸。得知天津要出夏利牌汽车，便飞了过去。他找到厂长。一开口便订了三百辆夏利车。厂长被范的气魄惊得瞠目结舌。他的生产线刚投产，他心里正打鼓到底有没有订单。范，一个从南方来的个体户，一张口就订了三百辆!他被范讲的南方的故事彻底弄晕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年的底气是一个小小的个体户给的。
       范付了定金，要求为他定做的这三百辆车，是尽可能简化了，用于做出租车的。厂长满口应允，他只担心三个月后，范是不是真能拿出钱来提车。范便邀请厂长到H去考察。他对厂长担保，说若H用了夏利做出租车，别的城市也一定会仿效着用。夏利牌出租车便会誉满全国。到那时，难道还会为销路发愁吗?厂长在范描述的前景中心花怒放。他想，全国还真没有一款车是为出租车定制的。若H这个样板市场做成了。还真说不准会弄出个“祖国山河一片红”来。
       厂长到了H。范一面安排他考察市场。一面则游说市政当局，说不用政府出一分钱，他可以帮助解决市里的交通问题，还可以帮助解决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他启发分管副市长的想象，说如果H一水都是新款的夏利车。那将是怎样的市容市貌。又将是怎样的投资环境?厂长也在一边发了豪言壮语。说愿意搞对口支援，让国有老厂在H的城市建设中发挥余热。副市长正为市里的交通问题发愁。这两年H的经济超常规发展，到处都在征地和拆迁，农民的安置已经成了大问题。范的方案正好部分地解决了市政府的两大难题，副市长一高兴，便当即允诺，给了范出租车公司的运营牌照。厂长看见了范的实力。也看见了H的市场机会，便满怀信心地离开了H。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将H当做他的样板市场，便回去精心组织生产去了。范得到了市里的支持。便请有关部门出面，找了十几个村长，说服村长将村民们组织起来。成为他的出租车司机。他知道这些农民刚卖了地，手里大都有一笔现钱。他更知道这些失地农民没有安全感，他们一没文化，二没技术，失地之后如何在轰鸣一片的城市中安身立命呢?范为他们找到了一条出路，让他们不仅成了司机，甚至还将成为车主。他发明了一种叫“单车承包制”的方法，即让农民们先交一笔牌照费。取得出租汽车的营运资格；再交一笔培训费，掌握开出租车的技术；然后每月给公司上缴一定金额的承包金，多出来的则是司机们自己的收入；几年后，这辆车就归司机所有了。这个方法进一步得到了市里的支持，更得到了农民们的拥护。范的出租车公司就这样成立了，他左手给汽车厂付定金，右手则从农民手里收取牌照费、运营费、保证金、承包金……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让H到处都是他的出租车。他的“单车承包制”经电视台一报道，很快便成了一种模式，在很多城市大力推广。夏利车因为他范老二。成了那个时代很多城市出租车的标志。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出租车牌照竟被炒成了天价。因为想拥有范老二出租车牌照的人实在太多了。范通过炒牌照继续赚钱。接下来。他便要赚司机们的保养费和维修费了。他因此认识了杰，他听说过杰的技术，但红介绍杰与他认识时。他却看出了杰身上的另一种价值。杰的不甘心和不服气，杰的了难才能和江湖习性，正好用于去管理那群近于刁蛮的农民司机，也正好去做他一直都在物色的“老大”。他相信有了杰。他将再也不会为收不上承包费而发愁了。
       范与杰见了面，不到两小时就做成了一笔交易——杰将他的修理厂合并到范的出租车公司，折合成出租车公司的股份，杰则出任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
       杰的身份就这样变了。他的技术是范需要的，他的江湖习气和了难才能也是范需要的，他的不甘心和不服气更是范需要的。杰终于和这个世界有了一次碰杯的机会。范举起杯。用他鹰一样的眼睛盯着杰。轻声说：“兄弟，事可以搭伙，钱可以共用。但女人不能共享。”
       杰微微一颤，他知道，范一眼就看出他和红上过床了，便同样轻声说道：“大哥，放心。”
       但不久。杰便知道，范所说的女人不能共享，仅仅因为红是他的出纳。杰瞥了一眼红，红正用猩红的大嘴喝鸡尾酒。她对范与杰的悄悄话充耳不闻，她知道男人与男人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女人与男人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她只关心她的规则。红用故事改变了杰的命运，杰应该回报她应得的东西。
       10　江湖也枉然
       有一段时间。中国将生意叫做“投机倒把”。将做生意的人叫做“投机倒把分子”，后来又叫做“倒爷”。“爷”与“分子”相比，显然有了地位上的不同。范深谙“倒”的艺术。他的寡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是用“倒”养活了全家。她倒布票、粮票、自行车票、缝纫机票……倒一次家里就可以有好几缸包谷米，孩子们就可以几个月不愁吃穿。寡母也曾多次被人抓住。还被人捆了，挂了“投机倒把分子”的牌子去游街。但她无所谓。在她心里，再没有什么比让孩子们吃饱穿好更重要的了。爱游街就游吧，反正她出身好，反正她是寡妇，反正她在地上打一个滚，大哭一场，干部们就会放她走。范受了他妈的启蒙教育，刚改革开放，就带着他的寡母、哥哥和妹妹们倒了起来。他倒玉米、钢材、电视机、车皮、指标和批文……只要能低买高卖。他就无所不倒。但他与他妈毕竟不同，他走南闯北，每天都要看一大堆报纸。他总能在报纸上捕捉信息，再将信息设计成机会，将机会设计成方法，将方法设计成利益，将利益转变成钱……他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想起小时候在雪地里捕鸟。总是用一点米粒做诱饵，上面支了簸箕做罩子。鸟若去吃食，则轻轻拉一下绳子便可将鸟罩住。捕鸟的诀窍在于：一、在恰当的地方支网；二、做好诱饵；三、耐心等待；四、轻轻拉网。这一法则被他无所不用，他真是炉火纯青了。一天。范从北京回来，已经是深夜十二点钟了，他通知杰到家里，告诉杰他新发现的生意经。原来，他在北京听了一位教授的讲座。明白了什么叫“股份制”。他豁然开朗，方知自己以前的生意做得实在太蠢了。
       “世上有几种人。一种是开工厂的。将有限的钱用来建厂房。买设备，工厂建好了，产品却过时了。这种人最蠢。另一种人是做贸易的，低买高卖，快进快出，一转手就赚钱，这种人还行。我们现在要做第三种人。那就是先做装钱的笼子，让别人很高兴地将钱放到笼子里去，钱翻倍了，再很高兴地将钱取走。这个笼子就叫做股份制。”
       “赚钱与挣钱完全不同。挣是一个‘手’一个‘争’，赚是一个‘贝’一个‘兼’。贝就是钱，兼就是翻倍。所以，挣是用手争。挣的都是血汗钱。赚是钱生钱。将一分钱变成一块钱。翻好几倍。赚钱就是钱生钱，钱变钱，翻着番变。钱从哪里来?从股份制里来。股份制就是装钱的笼子，所以我们要先编笼子。”
       范对杰劈头盖脸地说了一大堆，核心只有一个——他要搞股份制了。其实，股份制的过程也就是捕鸟的过程，完全可以运用：一、支网，二、做饵，三、耐心等待，四、轻轻拉网的捕鸟法则。范精于此道，他告诉杰。下一步他要将出租车公司给股份制了。
       “我们要成为生产公司的公司，我们的产品就是公司。”
       范的捕鸟工程开始了，杰听了虽如云里雾里，却也血脉贲张。他知道范的思想层出不穷，他只要跟着这些思想去做就好了。他们决定先招一个秀才。专写文件和做方案。他们立即行动。但不是招了一个而是招了六个学金融的研
       究生。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范和杰就将他们的出租车公司给股份制了。H正在进行股份制试点，范就成了H股份制窗口上的第一盆鲜花。接着，他又用新改制的公司发起设立了六家新的股份公司。这些股份公司最少的股本是1.28亿元，最多的股本是3.8亿元。范和杰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编了七个装钱的大笼子，他们的身价当然不同凡响了。他们买了最豪华的写字楼，招聘了数十名研究生和博士生。范在给新员工的致辞中说。要将“知识流氓化，流氓知识化”。其中一位博士学识渊博，称范的思想与阎锡山的思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阎锡山也有一副对联，叫“穿上长衫做文章，挽起袖子当流氓”。杰成了管理这七个笼子的集团公司的法人代表及董事局执行主席，主席则是北京一位有声望的老司长，退了休被范请来的。范自己呢，则依然沿用过去的习惯，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他是大股东，对公司自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作为对红的回报，杰让红成了集团公司的总会计师。他和红早就不跳贴面舞了，他们都已经成了有身份的人。写字楼有一间电梯是他们三人专用的。里面铺了长羊毛地毯，保安在他们走过时会肃然敬礼。他们一人住一栋别墅。车则是加长的凯迪拉克。他们接下来要考虑的，只是如何让笼子里的钱成倍地往上翻了。
       杰刚出任董事局执行主席时，大约有大半年时间都十分不自在，而让他不自在的首先便是写字楼。
       但是，刚到H的时候，他是很仰慕、甚至还很敬畏写字楼的。有段时间。他每天从写字楼跟前路过，都会停下来，抬起头仰视高高的楼顶，心里想象若有一天自己也在这幢大楼里。面朝大海，有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和一张气派的大班椅，又该如何?他常常边抬头边这样想。每次都要被写字楼那蓝色的玻璃幕墙晃花眼，才很没趣地低下头，悻悻离开。他无比羡慕那些在写字楼里进进出出的人。后来自己搞机修厂，他是连个办公室都没有的，再后来当出租车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倒是有了，但他已经习惯每天往院子里那么一站，吆三喝四地就将一天的活给派完了。现在，他在最豪华的写字楼里，真有了一间面朝大海的办公室，却反而不自在了。写字楼是安静的，甚至还是肃穆的，他再也不能吆三喝四了，他甚至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端起一只大瓷缸，就咕咚咕咚很痛快地喝水了。他的办公室很大，班台总有两米多长，班椅则是全牛皮的，高大而有气势。但他的办公室与办公区远隔着，有人进来则要很轻、很小声地敲门。他说“请进”。来人才恭敬地轻轻推门进来。他不仅不能再吆三喝四，不能再咕咚咕咚很痛快地喝水。也不能再和手下人搂肩搭背、称兄道弟了。出入写字楼的人。一个个都西装革履，或谨小慎微，或牛逼哄哄，见了面，微微一笑，点点头，“早上好，张总”；又对另一个人，微微一笑，点点头，“早上好。李总”。招呼是客气的，微笑的，人却是冷冷的，有距离的。杰心想个个都人模狗样。哪来那么多的“张总”、“李总”，这不是装逼吗?他对范讲了他的感受，范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就是搞公司呀，股份制嘛，就是得装逼，装得越像，越牛逼就越好。”可杰还是不习惯，他还是喜欢成天泡在机修厂和出租车公司的大院里。范便批评他说：“这哪成呀。你已经是董事局执行主席了，哪能天天都在机修厂呆着呀!别人会怎么想?还以为我们搞了半天股份制，搞来搞去都只有一个破机修厂呢。”杰便每天都西装革履地去写字楼上班。那可真是受了洋罪了，他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会议?写字楼之外。紧接着让他不自在便是会议。他一开会就瞌睡，开完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发呆。从办公室的窗外望出去，便是无边的大海，不知何故，这海倒比他刚到H时要呆板许多，远处的海鸥与天边的白云看上去也是死气沉沉的。范又批评他说：“你得学会开会呀，搞公司就是开会嘛，哪能再像个体户一样。一年到头连个会也不开呀?”他便在心里骂道：“装逼吧。”
       接下来再让杰不自在的，便是公司那群研究生和博士生。那群秀才递上来的文件与报告动不动就好几千字，有时还附有英文摘要。这些文件和报告他甚至都看不懂，但又必须端着架子看下去。他不喜欢装模作样，但不装又不足以体现他当董事局执行主席的资格与水平。好在范的文化程度比他还不如，范说要“知识流氓化，流氓知识化”便给了他一种底气。杰心里想，在“流氓化”这一点上他不知比秀才们要强多少。但股份制毕竟涉及到政策、法律、金融、财务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向来不爱看书，一遇上专业术语便头痛。下海经商虽然也快三年了，但他之前所从事的业务也不过修车、卖车。后来做了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业务也是简单的。不过管人、收钱、了难，一天到晚。骂骂咧咧，喝酒打牌，称兄道弟也就过去了。他性格强悍。凡范管不了的，倒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遇有人赖账，或拖欠承包金时，他也只需叫几个兄弟。打掉他几颗门牙就行了。但股份制之后。情形已完全不同，就连财务报表，老实讲，他也是不太看得懂的。范说要“知识流氓化”，看来。可若无知识，或知识太少，“流氓化”的水平与程度也难以提高。更让他感到蹊跷的是，范的文化程度比他还低，平常也是不读书的，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股份制运作的专家了?不仅各种术语烂熟于胸。财务报表更是一眼就能看出问题来，公司的秀才们佩服得很。私底下便常议论说杰不过是草莽英雄，范那才是真正的高人哪。他打心眼里也很佩服范，真不知道范的脑子是怎么转的，公司并没有做什么具体生意，依然只是那三百辆出租车在跑来跑去。可公司的账上，钱就是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股东们呢，也怪了，莫名其妙就很乐意跟着范走。这不，你瞧，又有人哭着喊着要做股东了，几百万换一张纸，上面写着：法人股多少多少。可这张纸还真邪乎，刚过了一个月，就涨了，变成多少多少了。
       但杰的头脑毕竟是灵敏的，不到半年，他便也人模狗样，成了写字楼里一只杰出的公司动物了。让他找到感觉、有了自信心、最后又如鱼得水的是公共关系。他后来便成了公司公共关系方面的专家，包括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和处理危机事件。
       让杰在公共关系方面显现出卓越才能的，是一件不大却很突然也很要命的事情。
       范在出租车公司改制不久，便筹划如何让公司的法人股上市。但有一天，公司突然闯进一群人，一进门就乒乒乓乓地砸东西。在会议室开会的博士们傻眼了，一个个完全不知所措。秘书便给杰打电话。杰从机修厂立马赶来。他冲进办公室。第一个动作便是一拳将其中一个带头的打倒在地，打得对方满嘴是血，完全没有反应。
       他怒目圆睁。身后站了一排机修厂的工人，个个都操着家伙。
       “干吗呢，打劫呀!大白天当土匪呀，要闹事的话。信不信老子把你们一个个从楼上扔下去。”
       他骂骂咧咧。看上去很生气也很愤怒的样子。
       “怎么着。不信呀?看看你们这帮家伙，一个个像死了爹娘似的。有事说事，砸东西算哪门子本事?”
       众人便又喧哗起来。
       
       “干吗呢，一个一个说。几十张嘴哇啦哇啦，我听谁的?”
       “这么着吧，十人一组，每组派个代表，到会议室慢慢说。天大的事也得说开了呀，靠吵架砸东西能解决问题吗?”
       “小张、小李。来的都是客，先请客人们去会客室喝茶。”
       又对那挨了打的头目说：
       “兄弟，打你是我不对。可你也太嚣张了，一进门就砸东西，不打你行吗?”
       “这样吧，这是一万块钱，就算大哥对你的一点补偿，你拿着，先送你去医院，其他的事看完伤再说。”
       众人安静下来。只等着杰左右吩咐。杰十分钟就将一群闹事的人分成了三组，每组抽出一个代表和他进会议室谈，其余的则全都被秘书带到会客室喝茶去了。一场原本很激烈的冲突一下子就转化成了接待上访的群众，杰倒成了一个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干部了。他心里清楚，无论什么冲突，只要一激化，双方就都会付出代价，上访、开会、讨论、谈判却不同了，往往会没完没了，彼此间表面亲热，态度友好，却全没有实际用处。
       杰的所作所为让公司的秀才们呆若木鸡。下班的时候，他便如传说中的英雄，在写字楼里留下了一段很传奇的谈资。
       但到了晚上，都快一点钟了。范却很紧急地来了电话。
       “看来下午的事还有没完。那帮人离开公司，又聚在一起商量，准备明天一早就到国贸广场去发传单。听说还要开新闻发布会。公司的法人股过几天就要上市了，这么一闹，股票还怎么卖?”
       杰到了范家里。一进门便说：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光着脚，你穿着鞋，当然不怕你。他光着脚，你连短裤都脱了，赤条条、光溜溜，你看谁怕谁?”
       范一听就笑了，便问道：“怎样才能把短裤都脱了。做到赤条条、光溜溜的?”
       “这件事说到底是你妹妹的事。是你妹妹卷了人的钱跑了，而她的公司仅仅是挂靠在我们公司名下，与我们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你只要发句狠话。说是范老三卷了钱，不是你范老二；要杀要剐找范老三去。横竖你不管。但如果范老三卷了钱，有人却找你范老二的麻烦，那对不起。你就让他麻烦不断，死了都找不着北。你下了这个狠心。其他的事就不要再管了，我自然会摆平。”
       范说：“好吧，就交给你去办吧。”
       杰便连夜行动。他想。一大群人闹事。总有带头的。谁损失的钱多，谁就是大户，大户摆平了，小户就会跟着走。便约了几个大户见面。
       和杰一起去见大户的还有三个人，一个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一个是同样让人闻风丧胆的所谓“黑道”老大，另一个则是H大名鼎鼎的律师。
       杰先是对大户们的损失表示同情，接着便讲了他与范老二的关系，范老二与范老三的关系。律师接过话说：
       “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两者都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主体。范总和杰主席的公司是股份公司，除了范总和杰主席，还有好几十个股东。范总妹妹的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挂靠在股份公司之下，却与股份公司没有任何资金和法律上的连带关系。范总本人既不是范总妹妹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董事或法人代表。范总妹妹的公司有经济问题，或者如你们所说是诈骗，你们可以起诉范总妹妹，也可以报案，范总妹妹应该依法律规定承担她的有限责任，但跟范总和杰主席的股份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旧社会有‘父债子还’一说。但现在是法制社会了，‘父债子还’在法律上都没有依据，‘妹债兄还’就更没有依据了。”
       律师的话刚讲完，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便接过来说：
       “今天下午，你们去国贸广场闹事。砸人家的办公室。已经构成了犯罪。范总和杰主席大度，没有追究，否则，你们个个都会被拘起来。”
       那位同样让人闻风丧胆的“黑道”老大一听就乐了。也接过话说：
       “被拘起来会怎样?大队长你给说说。我可是尝过滋味的。再说了，人间自有正义在，如果既不讲道理，又要乱来的话，大队长不管，我眼里可不揉沙子。那是要管一管的。”
       几个大户一听就蔫了。人家在法理上。在专政工具的使用上，甚至在正义感方面，都准备得很充分，讲的话也入情入理。便万分沮丧地说：
       “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的钱可都是血汗钱哪，就这样打了水漂了?”
       其中一位还哭了起来：
       “我的老婆孩子。还有七十岁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啊!”
       杰便劝慰道：
       “想开点吧，‘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小心些。当然，如果范总妹妹的公司真有问题，我们一定会协助司法机关调查的。”
       事情就这样处理了。第二天。闹事的人不仅没有去国贸广场发传单。更没有开新闻发布会。而杰却在第二下午，请了若干记者去公司，律师再一次正式地陈述了范总和杰主席的股份公司与范总妹妹的有限责任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他说道：
       “如果混淆了两者的关系。执意乱来。则有可能构成对股份公司的诽谤、侵权及名誉损害。股份公司是完全可以依靠法律提请讼诉，以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权益的。”
       记者们发了文章，有的还将事情提到了“要进一步加强普法教育”的高度，有关机构也将杰当做了一个“善于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权益的榜样”。群众在舆论的正确引导下。先是对范和杰的公司予以同情，继而又予以了更大的信任。范和杰的公司顺利地在STAQ系统完成了他们的法人股发行工作，后来，该系统关闭，人们便说，范与杰真是赶上了。这是他们笼子里的钱第一次成倍地往上翻。范的“笼子理论”得到了实证。杰坚定不移地实施了范的“笼子理论”，人们便说，范与杰可真是天作之合。
       “写字楼被砸事件”不仅让杰赢得了公司秀才们的敬重，也让杰在圈子里有了声誉与地位。后来。杰又安排范的妹妹出了国，又和那位知名律师一道，将范的妹妹惹出的乱子，变成了一桩讲不清楚的经济纠纷。这纠纷一拖就是若干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法院因证据不足不予受理，公安局又说是一起经济纠纷不予立案。闹事的人精疲力竭，最后便只好认了，在“吃一堑，长一智”，的至理名言中自己安慰自己去了。
       公司的秀才们彻底改变了对杰的评价，不再说他是“草莽英雄”。而佩服他是“有勇有谋”的了。大家又在私底下比较，说“范恐怕在谋略与智慧上比杰强。但在勇气方面却比杰要逊一筹”。大家又评论道：“智谋与勇敢都很重要，大智大勇才是真豪杰。但不能两全时，勇敢的男人却比智慧的男人要更可信任。”
       杰在“写字楼被砸事件”中恢复了自信心，也找到了做公司的感觉，便从一个个体户真正成长为了一个大公司的董事局执行主席了。从此，他勇敢、英俊的面孔上便添了一种经过大事、见过大世面的派头。
       此后，杰进一步学会了开会、谈判，也进一步完善了处理复杂问题的方法与技巧。范也发现杰比他更擅长搞公共关系，俩人便分了工，公司的公共关系便都由杰负责了。杰从此便成了公司的形象大使、新闻发言人和公共关系方面的杰出领袖。在不断的股份制改制过程中，他与人打交道的才技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他头脑活泛，为人豪侠，具有极强的表演
       才能；他出席各种会议，接受采访和发表演说；他的身影仿佛随时都在各种俱乐部出现。他恢复了中学时代的明星风采。他领袖群伦的迷人气质再一次令人欣喜地呈现出来。那个他在中学时代就不停转动的篮球。因他进了监狱而长久丢失，现在却又找回来了。但此篮球显然已不同于彼篮球。此篮球内含了一个历经沧桑的中年男人的金钱、地位与权势。是用加长凯迪拉克和各种俱乐部的会员卡精制而成的。此篮球掷地有声，投篮铿锵有力，运球潇洒流畅而有声势。你瞧，杰运球、投篮，皆势如破竹，完全像一匹镶了金边的黑马。驰骋在H的商场上了。人们猜测杰的来历，竟有人猜他是某位副总理的外甥。他装聋作哑，任由人们猜去。而他的装聋作哑。又使他的身份更加神秘。他心想，反正他本人从未说过他是副总理的外甥，嘴长在别人身上，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范见杰在场面上如此出神入化，便常常忍不住想笑，他在心里很得意自己在识人、用人方面的才干。杰呢，也在心里暗暗地得意：“看来。我装逼比谁都装得好了。”
       杰按照与范的分工，成天都陪各种要人打球、唱歌、洗桑拿、购物、旅游，也常常在要人们身心舒泰时。将秀才们的报告递上去。他出手阔绰，语言机敏风趣，见识又越来越多，就连要人们的夫人也常在背后夸他的。人们慢慢地。几乎忘了他背后还有范。这情形使他与范的关系微妙起来。他知道。他的不甘心和不服气，正如一枚定时炸弹。早晚都会发出他想要的爆炸声。
       范呢，却依然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龟步走路。用犀利的鹰眼看人。他似乎永远安于幕后。生活简朴得令人匪夷所思。他吃最简单的饭菜，穿一身中山装，剪板寸头。他唯一的爱好似乎只有做生意和搞女人。而他搞女人似乎也都是在为生意服务。他身边的女人永远只有两种。一种是助理。一定要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漂亮、风情、有灵性，他和他的助理们同居。另一种则是出纳，仅限于中等以下的学历与人才，老实、忠厚，他不和出纳们同居却让出纳们生儿子。他让集团公司辖下的七家公司的出纳全都怀了孕、生了子，也给每位出纳买了房子。让她们衣食无忧。安居乐业。红是他的大出纳，所以拥有凯迪拉克和别墅。范的理论朴实而深刻，他眼里永远都只有两种女人，花钱的和管钱的。花钱的助理貌美如花。聪明伶俐，留是留不住的；他明知留不住，也就不去留，所以他每半年就要换一个助理。这些助理们让他舒服极了，帮他弄文件、打理关系、撑门面、赚面子，临走时他都会给一笔不菲的分手费。不少助理离开他竟还去了他的合作伙伴那里——在这方面，他也很潇洒大方。助理们走了之后。不久便会以另一个人的助理身份和他吃饭。
       “范总，我敬你一杯，我得感谢你这半年来的栽培。”
       “还是在领导身边学的东西多。以后就好好跟着领导学吧。”
       范照例会客客气气地对助理说。范的一些生意就是靠了他的助理和他本人的潇洒大方才拿下来的。但再过半年，离开了他的助理照例也会离开领导，领了第二笔分手费便远走高飞了。
       江湖上人人称赞范的潇洒、大气和懂分寸。范谈他的生意经。便总结出“美女、美金、美物、美言”八字真言。在他看来，这八个字任何时候都无坚不摧，甚至还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妙用。
       管钱的出纳则完全不同，人材和学历一定要是中等以下，年龄以三十至三十五岁为宜，家境最好困难一点，未婚且最近一两年都没有过男朋友。
       “这样的女人可靠，因为你对她有知遇之恩哪。”
       “这样的女人，你再让她生个孩子，就算是上了双保险了。”
       他知道，仅知遇之恩还不够，还得生孩子。
       “有了孩子，那就真保险了；一个女人再怎么着。也不至于去害孩子他爹吧。”
       “中等以下人材的女人还有一样——干净，所以你也敢让她生孩子。”
       说到花钱和管钱。范照例有他的生意经。
       他认为，钱无论怎么花，也不会没边，但钱管不好，就会没影。且花钱无论如何也总是个乐，花得再没谱也算找了个乐，所以花钱从根本上讲是没有风险的。钱再怎么花也不会没影。管钱则不然，管不好，就会给你弄出个灾难性的人生来。所以范的生意经，又加了一条：“管好你的钱袋子。”他在管钱这件事上是从不掉以轻心的。他之所以用中等以下人材的女人做出纳。便是因为他从不掉以轻心。他知道，男人有钱则身动，也一定会被人搞；女人貌美则心动。又岂有不被人搞的?更何况貌美的女人大都还会“身未动，心已远”呢。范花钱与管钱的理论远近闻名。糊涂人听了一定会变聪明。他的“论助理与出纳”则被认为是精明透顶。助理们既然“身未动，心已远”，范便总把她们当做远方的风景来安置。范请的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在未退休前，就曾用过范的一位助理。老司长对范的用人之道大为赞赏，称范真是精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范用人，或用其面子，或用其里子。他用助理是用其面子，用出纳则是用其里子。杰就因为范只拿他当面子用而大为恼火。他身为董事局执行主席。每花一笔钱都得经范的出纳们之手。金额若大一些，出纳们便总说钱不够——其实是要先打电话请示范的。时间长了，杰便找机会向范发难。范笑了笑，说：“要么我们分分工，南方基础好，局面容易打开，你就负责南方地区；北方底子薄，观念落后，我就负责北方地区。”
       谁知一年下来，范已经在北方做了两家上市公司，杰却只做了一个项目，还做成了夹生饭，打过去的三千万似乎永远也不能回头了。杰的不甘心和不服气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他再也不敢因范只拿他当面子用而大光其火了。不久，范便又找杰谈分工。
       “我看还是别按地区分了。这样容易比来比去，手下的人也容易闹派性，一闹派性则反被手下人利用了。按工作性质分吧。我负责做生意，你负责守生意。或者说，我负责赚钱，你负责收账。先将那三千万收回来。这也正好发挥你处理难题的长处。”
       “另外，中央有了新规定，不允许国家在职人员和离退休干部在企业兼职了。老司长再当集团公司的董事局主席不合适，你就出任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局主席吧。别再干执行了。”
       事情就这样定了，杰出任集团公司法人代表和董事局主席，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公共关系和不良资产处置。
       范决定转战北方的时候，H的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的笼子理论和风险意识救了他。前者让他一门心思编笼子去了，股东们的钱刚装进笼子，H的经济便出现了崩溃的征兆。范看报纸，得知H的在建项目和规划项目已超过八千万平方米，其中三十层以上的高楼已达二百多幢。而H的常住人口却不过八十万人。范掐指一算，不包括已建成的面积，H的人均居住面积竟高达一百平米，就算平均一个人，一只手住一套房，另一只手住另一套房，也住不过来的。范还了解到。中国的每一家银行。包括一些贫困地区的地市级银行也在H投资炒地皮，他心里想，H真的要疯了。他的经验告诉他，一件事热过了头，就一定会烫手，而真正的机会一定只在尚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
       他新编的七个大笼子，要想翻倍赚钱，就必须上市。可哪里才会有上市指标呢?哪个地方的上市指标还不那么值钱呢?他选中了东北。他知道国家永远都会在重大事情上玩平衡，东北是国有企业的重灾区，国家一定会给一些上市指标，帮助这些企业甩包袱。范的鹰眼掠过琼州海峡。也掠过珠三角和长三角，最后便十分精准地落在了他的老家长春。
       长春是范的故乡，范说长春哪里有几根毛他都知道。虽然他离开长春已经十来年了，但他的寡母还在，老太太不仅身体健旺，还一边打着麻将一边控制着东三省的台球杆市场。范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研究长春。重点放在省市两级的人事变动上。一个月以后，一位到北京进过修的副市长当了市长。新市长一上任就带了各个局的局长去南方考察。在考察中，市长大谈“抓大放小”。也大谈改革开放的环境，并举了范的例子来说明环境的重要。
       “改革开放的环境差，人才就留不住，资金就引不来。十年前，长春有个范老二，人家开个录像厅，公安局都要一天三遍地查，结果将人查跑了，人家到了南方，几年下来就有了几十亿的资产。成了大老板了。”
       范知道，他的机会就要来了，他开始谋划如何在长春支网。不久。长春又成了城运会的举办城市。他立即做好诱饵，发布了进发长春的第一道命令。
       范进发长春的第一道命令是下给他的助理的。
       他让这位助理换了一张名片，将头衔改为投资发展部总经理，便悄悄地飞到长春，向《长春晚报》订了一个月的跨版广告。那个时候长春的报纸还从没出现过跨版广告。范每周发布一期跨版广告，都只讲述一个长春人飘泊四方、艰苦创业、最终成了一个亿万富翁的传奇故事。广告的文字和内容优美而抒情，通篇没有任何商业信息，而更像一篇隽永的散文，在娓娓诉说一位游子的思乡之情。“追求卓越，回报家乡”——范用了这么一个铿锵有力的标题来表达自己对家乡的情感。一夜之间，全长春的人便都在猜。这位成了亿万富翁的游子究竟是谁。市长给报社打来电话，要求报社派出最好的记者，跟踪采访这位游子。但游子又出游去了，或许去了美国，也或许去了欧洲。杰和范的助理代表范，用了加长凯迪拉克和豪华别墅来接待记者。他们白天和记者畅谈集团对东北经济的思考，晚上则招待记者遍尝H的海岛风情。范呢，则无所事事地呆在某幢别墅里，一边读着记者的报道，一边精确地判断形势，小心地拿捏火候。一个月之后，他让助理再次飞到了长春。这一回，助理不再是悄悄地去，而是捧着鲜花，踩着红地毯，热烈而隆重地去了。她带来了一辆锃亮的加长凯迪拉克，作为范回报家乡的一点心意，作为城运会的礼宾用车，捐赠给了城运会组委会。市长从他那辆近乎寒酸的红旗牌轿车里走出来，绕着凯迪拉克走了三圈。便对助理说：
       “好。好啊，长春还是出人才的嘛。请范主席回来吧。我代表三百万长春人民欢迎他!”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一周以后，范的飞机降落在长春机场，长春人民用与当年欢迎解放军进城一样的翘望之情欢迎范。杰见范迈着不紧不慢的龟步走出飞机，心里便冒出一句台词：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自从范与杰再次谈了分工以后，杰便知道，他的武功已经基本上给废了。所谓分管战略规划简直就是一个笑话，范从来不缺战略，因为他不需要，他从来都不会考虑遥远的和未来的事情。杰划出去的三千万一直没有收回来，范所谓“我管赚钱，你管收账”实际上是给杰上了一个紧箍咒。每隔一段时间，范便会不经意地问一句：“那笔钱怎么样了?”但范从来没有和杰急过，他甚至连一句重话也没有说。但他的鹰眼永远意味深长。杰六下成都，找到他在成都的合作伙伴。与对方协商将钱退回去。那人姓沈，其实也是范的旧识，经范介绍了，才与杰认识的。
       那一年，杰按照他与范的分工，意气风发地到了成都。沈在省军区的家里接待杰。杰对沈的印象极深。其一、沈在省军区的住房竟与司令员和政委的规格相同，他住一幢小楼，旁边的两幢小楼住的便是司令员和政委。杰知道部队向来等级森严。沈何以能享受如此待遇?其二、沈身体瘦小，面容温和，逢人便说自己长得像雷锋，且每次都说得极为郑重，让人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其三、沈的行为煞是诡秘。有天晚上，杰在沈家里聊天，听见有人敲门，沈开了门，迎进来一个黑影，拖进两只麻袋，竟装了满满的两袋百元现钞。其四、沈的身份似乎永远模糊不清。他从不用名片，通常情况下人们叫他沈总，但他有时也自称自己是军人。杰的确见过沈与若干军人聚会，在座的校官们对他也的确毕恭毕敬。杰曾向范求证沈的身份，范只说这世上有人是可以通天的，其他便无语了。沈随身携带一只密码箱，里面只装了信用卡和各种证件。杰还有一事不解。便是沈似乎身居高位，拥有某种神秘的权势，他的夫人却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且长相奇丑，面容凶恶，沈在她面前，真仿佛老鼠见了猫，永远都战战兢兢的。
       杰对沈的神秘性怀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好奇心。不知何故，他一想到沈便会同时想起夜里的壁虎。壁虎是孤僻而安静的。永远都只在夜里安静地等候，但一旦飞过一只蛾子，便会猛地一下将蛾子吞下去。两年前。杰就成了一只蛾子，被沈猛地一下吞了下去。杰之所以会成为一只蛾子，是因为他飞来飞去。他之所以飞来飞去，是因为他和范编了好几只装钱的大笼子，而他又老想着与范分分工。他要做孤胆英雄，让笼子里的钱翻上好几番。沈在吞掉杰的三千万以后，只咽了咽口水，他的面容依然温和而沉静，永远都眯着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
       因为追钱，杰这次又到成都去见沈。沈搬了家，不住与军区司令同一规格的小楼了，但依然住在军区大院里。虽然不是小楼。房子却依然很大。沈也依然温和而沉静。他用像雷锋一样的温暖接待杰。眯着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耐心地听杰摆事实讲道理，却从不回应杰一句话。杰讲了一个小时，他也只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十分认真地、充满同情地说：
       “理解，理解。”接着便说，“对不起，我要方便一下。”
       便去了洗手间。
       他长年便秘，在卫生间一蹲就是一个小时，直到他完全憋红了脸，直到他的屎一坨一坨地拉出来，才舒服死了地从卫生间出来，又十分精致地洗了洗手。幸福无比地对杰说：
       “走，吃饭去。边吃边谈。”
       他请杰吃最高级的馆子。在一个大包房里，照旧眯着一双笑眯眯的小眼，耐心地听杰摆事实讲道理；也照旧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认真地、充满同情地说：
       “理解。理解。”
       吃完饭，沈又很客气地对杰说：
       “对不起。我多年的习惯，吃完饭要午休一会儿。”
       事情就这样循环下去了。午休之后。又是吃饭。沈照旧在一个大包房里，眯着一双笑眯眯的小眼，耐心地听杰摆事实讲道理。也照旧边听边点头，边点头边认真地、充满同情地说：
       “理解，理解。”完了，便依然很客气地对杰说：
       “走。耍小姐去。”
       俩人便到了最好的歌舞厅，进了包房，挑好了小姐，各怀心事地唱起歌来。杰注意到沈
       与小姐的亲昵交谈，大有“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的意境，心里便觉得好笑。沈又开始讲雷锋的故事。
       “有人查过了，我和雷锋的身高是毫厘不差，不多不少，正好一米五四。唉，怪得很，我和雷锋不仅血型相同，连生日也相同。你看。我的手和雷锋的手有多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和雷锋的手一模一样?我看看，雷锋也摸小姐的手吗?”
       “莫乱说，雷锋怎么可能摸小姐的手嘛。时代不同了，但我们都是共产主义战士。都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沈对小姐正色道。
       杰听了沈的话，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知道沈话中有话，他心里想，今天就且听你忽悠吧。
       第二天，杰又到了沈那里，他这回可不想再对沈讲事实摆道理了。沈呢，似乎已料到杰今天会发飙的。他照旧眯着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很耐心地听杰将飙发完，便进了厨房，从厨房里摸出一把雪亮的菜刀。往桌子上一放。
       “这样吧，你也不容易，我送你一把刀，要么你把我杀了，要么你把×××杀了，杀×××的钱我出——如果不是他搞宏观调控。我沈培基会欠他范老二的钱?真是笑话!”
       杰无功而返。他回到H。和范讲了事情的经过，范笑了笑，说：“算了，这钱别要了，要不回来的。”
       接着又说：
       “如果你还在机修厂，这钱准能要回来。你现在有身份了，自然不同。”
       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杰分管的三件事，战略规划是扯淡，清理不良资产是扯卵淡。剩下的便只有公共关系这一项了。但范已配了助理，杰所谓的公共关系也一天比一天地不关痛痒了。他照旧陪人唱歌、打球、洗桑拿，但与刚搞股份制那阵完全不同。他的热情已所剩无几。他心里空空落落的，时常便会想起他的小修理厂。
       “我怎么就和范合并了呢?如果还在做机修厂，像王家瑜说的那样，慢慢做，又将如何呢?”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可能“慢慢做”。他身边有太多的人在一夜之间当了总经理了，他太急，太不甘心、不服气，又太想和这个世界过几招了。
       当然，只要一想到机修厂，他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我。
       上次见面不久，我便去了美国，之后又将公司总部迁到了上海，我们便又断了音讯。据说他曾去公司找过我。但我人在美国，他便托宏交给我一张银行卡和一封信，信中除了一组密码，便只有“兄弟，谢了，改日再还你的情”一句话。他不到一年，便将我给他的钱还给了我。我回国后，也曾给他去过一个电话，聊的也不过几句无关痛痒的闲话。之后便是忙，人仿佛在空中分裂了。一年到头竟聚不成人形，可以有闲暇与心情与老朋友们见见面，闲话当年的好时光。而且，时空转换，物是人非，大家的心态也已经完全不同。不过在我的记忆里，杰始终都是一个重情义、有魅力、很骄傲的人。他的名字始终也都是一个温暖的名字。直至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话。我才惊讶他竟与范做了搭档，成了范的董事局主席。后来，我们还坐在一起谈过一次生意，但完全不得其所，生意虽好却没有办法进行。这么些年。我猜他会和我一样怀念我们曾经有过的友谊，也会和我一样知道时间是友谊的大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再难回到过去的兄弟情谊中去。
       自从与沈见面，没有要回那三千万之后，杰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都陷于大权旁落的空落境地。而范却在长春干得热火朝天。他已经弄成两家上市公司了。还为长春的城运会盖了一座体育馆。市长将仅有的两个上市指标给了他，他的七个大笼子，已经有两个的钱在成倍地往上翻了。
       范的热火朝天映照出杰的空虚，杰呢，却在日复一日的公关活动中委靡下去。此间，他竟又遇上了程，且是作为范的老友来接待的。程带了范的前任助理来H休息，万分惊讶地发现杰竟是他的老友范的搭档。
       “老弟，真想不到是你，老范的董事局主席!你还好吗?”
       杰一见到程，便想起若干年前的玉女宴，想起程给他留下的虫子的感觉。但此时此刻，他发觉自己才真像一条虫子，从某个洞里爬出来，瘆人却不知为何物。
       11　我们是虫子吗?
       程与杰的友谊基本上是在欢场中建立起来的。杰对程最初的印象是一条虫子，是夜黑到底时一阵冷过一阵的颤栗。他没想到若干年后他会再见到程，而程竟会如此富态和儒雅。程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来到H的。他下了车，伸了伸懒腰。身边挎着的美女则任由海风将长发吹起。这美女半年前曾是范的助理，这回却和程穿了粉绿色的情侣装，来到杰海天一色的别墅跟前。杰愕然俩人的幸福姿态。程在这个幸福的下午，不仅不再像一条虫子，还像一棵挺拔而名贵的金丝楠木。程在H呆了十天。在阳光、沙滩和婆娑的椰子树下，与杰建立了同道中人的友谊。程是范处心积虑请来的贵客。但杰一眼就看出程心里的空虚。这空虚积累得太久了。以至于已经成了他的标识。
       程曾经是一名工农兵学员。他本是粤北地区的一位农家子弟。他父亲一心向党，在土改中立场坚定，曾经用砍刀砍死过两名地主。这经历使他父亲常常从梦中惊醒，并落下了梦游的毛病。后来又搞“四清”、“三反五反”、“割资本主义尾巴”……父亲的胆子便越来越小，说话办事也越来越谨慎。直到程外出上学，父亲便干叮咛万嘱咐，要程一定要“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程将父亲的叮咛牢记在心，翻过一座山，过了两条河，又坐了一天的汽车和两天的火车，便到了北京的外国语学院。在学校，他牢记父亲的话，但“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却丝毫没有泯灭他的上进心。他入了党，一路都是刻苦学习的好学生，他竟能去掉浓重的粤北口音。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了。毕业后。他分到北京的一家银行工作。班上一位长他两岁的女同学看中了他的白净与本分——他一说话就脸红，一脸红就像是一个老实坯子。这位女同学是一位老将军的女儿，她父亲用训练团长的方法训练她，使她从小就掌握了“缴枪不杀”的全部技巧。她黝黑、高大、雄赳赳气昂昂，与程的白净、瘦小和小心翼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婚之夜，当将军的女儿用她高大的身体将程压在身下时，程在心里咕哝了一句新娘永远也听不懂的粤北土话。他知道他这一生将注定要“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了。他们很多年都被认为是一对相映成趣的好夫妻，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团长和政委而是团长和排长的关系。且程之所以被提拔为排长，还是因为他们生了儿子。但程很满足这种关系，继续“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
       程工作之后，靠每天早起早到，先将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再把开水打好，又靠他白净、谨慎、做事情有条有理，还靠他的岳父是“三八”式老干部，当然也靠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及“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不久便当了行长的秘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银行像他这样有外语基础的人不多，他又常跟行长出国去，眼界便非同一般。所以没过几年，他就被派到纽约工作去了。几年下来，他竟成了行
       里少数几个精通国际业务的专家。
       程就这样成长起来，四十岁出头便当上了总行国际业务部的副总经理。将军的女儿看着丈夫成长。心里自然也是高兴的。但她同时也感觉到了程心里的微妙变化，这变化使她意识到他们的夫妻关系需要进行某种调整。于是，她发明了管理这个家庭的新方法，即“沟通”、“疏通”、“打通”。从此，凡事她都开始与程商量了。但商量不通怎么办?做工作，疏通疏通。工作做不通怎么办?那就只有打通了。打通就是——“就这么定了”，“你就这么办吧”，“让你办你就去办”。这“三通”法则原本来自她多年的工作经验。她大学毕业后，和程一样快速成长，在机关已经当了副局长，若论行政级别，则比程还要高出半级。遗憾的是，那些在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并不能完全移植到家里去。且在这“三通”中，她又是习惯了用“打通”的。因为“沟通”和“疏通”仅是手段，“打通”才更符合她“缴枪不杀”的本性与目的。程对她的手段既然反感，对她的本性与目的便总是抗拒，俩人的关系便渐成僵局。但程的抗拒依然是“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的。他最大的抗拒也只是“不作为”。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向来都是将军的女儿将程压在身下。不知何故，最近一两年，将军的女儿却总要求他在上面。如若心情好，程固然也会爬到上面去，将军的女儿便会发出像母狮一样的嚎叫。如若心情不好，程就会以“不作为”来反抗。起初，程的“不作为”只是拒绝爬上去。后来。程甚至在将军的女儿将他压在身下时也不作为了。无论在身上还是在身下，程都开始一天比一天地“不作为”。将军的女儿开始失眠。大夫说，她的更年期提前了。
       程的晋级当然也给他带来了地位上的变化。变化之一是他的饭局越来越多，听到的恭维话也越来越多。应酬成了他“不作为”的借口与理由，有了这些应酬他就心不亏，理不短了。恭维话则让他的信心和胆子一天比一天地大起来，最后这信心与胆子便转化成了一种派头。程以前白净、瘦小，这几年却发起福来。他的白净给了人整洁、干净、内秀、有条理的感觉，瘦小却总让人觉得羸弱、寒酸。但这些年一发福，白净的好处仍然保留。羸弱、寒酸却没了踪影。他又在国外生活多年，粤北口音是早就没有了，身上反倒洋溢了一种洋气。以及一种见过大世面、经过大事情的派头。现在，从粤北到北京，从北京到纽约，又从纽约回到北京的程，当了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的程，与将军的女儿一天比一天“不作为”的程。是富态、儒雅、洋气而有派头的了。
       但程真正的派头却是到南方做了行长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并一点一点臻于完善的。当一把手给了他一种历练。也培养了他当家作主的内在气质。他到了南方，当了一把手。派头才真是足了。
       总行对选派干部到南方某特区任行长是谨慎的。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需要一个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人去对接；特区又是光怪陆离的，需要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去把持。程似乎是最理想的人选了。他的思想既开放。作风又严谨。他的不足在于他羸弱。组织上便怕他应付不了复杂局面。但程回国已两年，在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的任上也经过足够多的事了。
       “人无完人，总得给人锻炼的机会嘛。”老行长在组织部门考察后，发表了最后的意见。
       程的事情就这样定了。老行长对程的上任寄予厚望，临行前给了程一句寄语叫做“慎独”。这本是一个平常寄语。但老行长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赠与程，还真是意味深长。老行长太了解曾做过自己两年秘书的程了，他的出身太苦。他夹着尾巴做人的时间太长，“苦大仇深”的程一旦位高权重，又将如何呢?
       其实。程在调任特区前就已经“不那么慎独了”。他在总行。依然是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且自行车上还夹了饭盒，在办公室用酒精炉子热了。用做午餐的。但他早已时不常就独自一人飞去H度周末去了。杰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程的。那时，杰还只是一个修理厂的小老板，对有钱人的生活还浑然无知。他只是试着和地委副书记的女儿搞了一下，就被判了十二年，程技术娴熟地吃“玉女宴”，却从容、淡定，时代真是不同了。
       程的“不那么慎独”，始于他的提拔、发福、越来越儒雅、越来越富态和越来越有派头，也始于他对将军的女儿一天比一天的“不作为”。程刚回国的时候，将军的女儿就感觉到程变了，她煞费苦心，将多年来在工作中总结的“三通”法则引入家中。却直接导致了程的“不作为”，也让她过早地进入了更年期。
       其实，程的“不那么慎独”是渐渐的，一点一滴累积的。他刚回国时，国内的朋友便经常拉他去各种会所。怂恿他去看到底是美国的月亮圆呢还是中国的月亮圆，但他从来都婉言谢绝。他专注于业务，感慨美国金融体系之完善，金融品种之丰富，防范风险的机制之科学。恨不能将在美国学到的本事全都用到工作中去。他的第一次“不那么慎独”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发生的，这件事很快便成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都曾在圈子内流传。
       那天早上，他一下飞机，便被朋友接到了一个环境幽独的会所。那段时间他实在太累了。晚上飞机延误。又在机场干耗了七八个小时。所以，到了会所，他便同意先吃饭，再洗个澡做做按摩。洗完澡，进了按摩室，偌大一间套房，灯光是酒红色的幽暗，飘然而至一位小姐，竟有惊艳之美。那小姐用了水一样的柔情替他去了上衣。便用纤纤玉手在他的头部、颈部和肩部捏拿起来。程本已疲劳至极。此刻经了如此温柔的捏拿，便飘然入睡了。他是在似睡非睡中有了异样的感觉的。那感觉酥麻、迷醉、掺了极甜美的嗲声，缥缥缈缈，从天而降，又蜻蜓点水般落在了他的唇上和脸上。然而。当那种感觉一阵强似一阵。到了令他血脉贲张时，他倏然惊醒，看见那美艳的小姐竟赤裸着身体，用双乳在他脸上、唇上和身上蹭来蹭去，还不断发出如红酒般醇美的呻吟。他一下子便从床上惊坐起来，猛然推开那柔软而呻吟的身体，逃也似的跑出了房间。那小姐发出一声发嗲的惊叫，便赤裸着身体将程从一间房间追到了另一间房间。在追赶中，她尖细的鞋跟，竟狠力地跺在了程的脚指头上。程惨叫一声，全身发抖。倒在了地上。程的朋友和会所经理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看见程倒在地上，脚指头被小姐尖细的鞋跟踩掉了一块皮，竟露出了白骨。程龇牙咧嘴地躺在了休息室，程的朋友弄清了情况。便大发雷霆。那小姐哭诉着，说自己也是刚来，没有经验，好久没有做了，见程斯斯文文、白白净净，心里便喜欢，谁知程会跑呢。会所经理也反复道歉，免了程和他朋友的单，还送了果盘和红酒。
       “真没想到，到这来玩的客人，还有大哥这么纯的。难得，实在太难得了!”经理无限感慨。
       程的第一次“不那么慎独”就这样在鲜血淋淋中结束了，他的故事在圈中成了美谈，人人都感慨他是一个少见的君子。
       程回到家，养了好几天伤，将军的女儿却只道他是被行李砸了。养伤期间，那小姐柔软的身体和红酒般香醇欲滴的呻吟又出现在他梦里，他竭力将这诱惑赶出梦中，但还是禁不住
       浑身酥麻，他竟在四十六岁那年梦遗了。
       有了这次事故。程的不慎独便寻机而入。这不慎独也像是一种病菌，一旦遇到伤口，便会全身扩散。程的伤口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拉开了。那个清晨对于程来讲，应该是划时代的，他从此便变了一个人，真仿佛“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那个清晨本来是静谧而安宁的，因为他们的儿子还有十几天就要参加高考了，程却在一声怒吼中惊醒过来。他立即判断是将军的女儿在发飙了。最近一段时间，将军的女儿是时不时就要发飙的。一方面是儿子的叛逆与不听话，一方面则是程的不作为。程的身体越发自净。气质越发儒雅，应酬越发多，她便越发不安。但她，一个将军的女儿，年轻的局级干部，每天都在使用“三通”法则的女强人，怎么可能有不安全感呢?她不承认，更不面对。但她越不承认，那不安全感就越强大，并让她以怒火冲天的方式，时不常就发泄出来。那个清晨，因了儿子的不搭理，她又怒火中烧了。其实，儿子的不搭理或许仅是因为他烦。懒得说话而已。将军的女儿却将儿子的不搭理当做了对她的权威的蔑视。昨天夜里。程用了他的不作为来蔑视她，今天一早。程的小三八羔子又用了他的不搭理来蔑视她。她几乎要穷凶极恶了。她见程竟穿了睡衣、打着呵欠出来，一副你爱怎么着便怎么着的疲沓相，便火上加油，将一杯牛奶向程泼了过来。程也是早就有了无名火的，他夹着尾巴做人已经太久了，便紧跟着抄起一杯开水泼了过去。战争立即爆发了。儿子抱住书包，说了句：“爸妈，再见”，便跑出了家门。程任由将军的女儿歇斯底里。披了件衣服，也抢过门，逃了出去。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整个城市都还在睡懒觉。程跑到大街上，完全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倏然就想到了那间会所，想到了前一段还让他梦遗的按摩小姐，便拦了一辆出租车。急匆匆直奔那幽独之地去了。程的“不那么慎独”就这样很轻易地找到了一个口子，进入并扩散到了全身。当他的朋友接到电话，赶到会所时，程已经神清气爽了。朋友一眼便看出了程的欢喜，第二天便将那小姐接出会所，安置在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里。程的情色生涯从此便不可逆转地开始了。
       自从他的朋友将他的按摩女郎接了出来，他便享受到了至深的温柔，他开了窍，方知女人的舌头、皮肤、体温以及呻吟竟可以如此变化多端，他当然也知道了除却在上面及在下面，还可以有各种奇妙的姿势。他对不同的姿势、不同的肤色和不同的呻吟都产生了极强的好奇心与探究心。他对那位让他开了窍的妙人充满感激。便让他的朋友给她买了无数的衣物和首饰。他的讲义气、好德行很快便为他赢得了如“及时雨”宋江那样的江湖地位。那妙人爱死他了，便给他介绍了若干姐妹。程开始尝试与不同地方、不同职业、不同肤色的女人做爱。他对不同姿势的性爱有了永不枯竭的好奇心。他还花了很大的精力去追逐各种职业女性，今天是女军官。明天是女警察，后天是女演员、女记者、女鼓手、女大提琴手、女税务官、女法官……他尤其喜欢与穿制服的女人约会。他让他的朋友赞助戏剧学院的足球队，以便能在拉拉队中发现不同的风景，他遍设网点，分门别类。制作精细的档案。这些女人让他享受到了丰富的人性，这些可爱的、娇媚的、风情万种的……女人，如三棱镜一般折射出他人生的光彩，他从中又不断发现了自己的魅力。他在这些女人面前，勿需“夹着尾巴做人”了。他堂堂正正，魅力无穷，从心底里赞扬改革开放的伟大政策，他这才明白为何中国最有才情的女子全都出自青楼，他也从心底里赞扬青楼文化。在改革开放的阳光普照下，人性的花朵毫无顾忌地绽放着，一切都是好的、无可指责的。甚至于那些欢场中的小姐们，在夜深人静时的笑容也是灿烂的。他已经成为一位至情至性的专业人士了，他对女人的造诣一点也不逊于他在业务上的造诣。别人的家里若挂字画。通常都会是一首名诗或一句警句名言，以示儒雅、警醒或激励。俗气一些。也得是一幅“百字福”或“百字寿”，写了一百个“福”字或“寿”字，以示祈愿的。他的书房却是一幅“百字正”，专请了名家写了一百个“正”字。写字的人和看字的人都以为他是取其“正派”、“正直”、“正气”、“刚正不阿”、“正义凛然”之意，便都在心里对他的原则、理想与追求表示敬意。殊不知，那正字的每一画，都只代表他搞过的一个女人。他常静坐书房，独自享受他对每个女人和每个细节的回忆。这奇异的天书无人能懂，杰听了，差点没笑断肚肠。
       程就这样在情色世界越走越远了。他从香港带化妆品，从日本带数码相机，从泰国带红宝石……他用白净的皮肤、豪华的总统套房和各种新潮的礼物回报他的女友，也用丰富的阅历、永不枯竭的激情、高超的技巧和翩翩的长者风度，让他的女友们享受到了最欢畅的爱情。但如此纵欲的程却依然是“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的，他不离婚，也决不奢谈爱情，更不会让任何一个女友怀孕。他深知离婚就意味着滚滚硝烟，将军的女儿会扒了他的皮，再将他的骨头嚼碎了，吐出去喂狗。他更知道离婚会使他的事业像一批可疑的财产一样被冻结。组织部门会对他的人品大打折扣。同事们会议论：“哦，老程，就是那个以前天天早起早到，把每间办公室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来做了行长的老程……”就连老行长也会因此认为自己是“看错人”了。他牢记父亲的话。继续“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他也严格约束下属，提醒他们无论工作和生活，都要慎之又慎。“低调是一种力量，是别人永远都不知道何时会爆发的火山”——他引用名言警句，进一步树立自己“慎独”的形象。因此，他不仅决不离婚。还因他有了女友，而对将军的女儿有了愧疚心；且因了这愧疚心，他的“不作为”便开始向“有所为”转化，他甚至还经常主动地爬到将军的女儿身上去了。但将军的女儿因了更年期的提前。却只能让他“偶尔为之”。这回轮到将军的女儿不作为了，将军的女儿对此也深感愧疚，她的作风开始转变，她放弃了她的“三通”法则，一天比一天地温柔起来。程的性子本来就是温和的，将军的女儿变温柔了，俩人又都对对方有了愧疚心，彼此的感情便好了起来，且因了程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发福，与将军的女儿反倒一天比一天地有了夫妻相了。
       程在工作上更是有原则的，他坚守他的底线，他的底线如铁打的一样坚实——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下，他可以花钱，但绝不捞钱。他知道一捞钱就会证据确凿，就会是死罪。他更知道钱的唯一价值就是花，花了的钱才是自己的。存在自己账户上的钱永远都是别人的，甚至还是别人预备了用来绞死自己的。而存在别人那里自己又随时都可以花的钱才没有风险。他做了五年的行长，帮助若干人成了亿万富翁。想在他身边为他买单的人实在太多了。他打高尔夫球。到各种会所去休息休息；他在小范围内对朋友说了自己的计划，他要在七十岁前，打一千个高尔夫球场，搞一千个美女。这计划颇具雄心。但也只是玩玩而已。他帮了人，除了玩玩，却再不求任何回
       报。一个出生在粤北地区的农家子弟。既有如此见地，又有如此修为，也算不易了。
       程，这位来自粤北地区的农家子弟，就这样在极其单纯的欲望中享受着美好生活。他家庭和睦，夫妻双双都位高权重，儿子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念硕士，他在特区当了五年行长，对特区的经济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因成绩显著，又被调到香港去工作，这一回他的级别更高了，却只任了副职，他对组织上的安排是满意的。这些年他也的确累了，需要在一个闲职上调整调整。他在去香港赴任前应了范的邀请。阳光灿烂地来到了H。范的一家公司计划在香港上市，他既是内地银行界有影响的专家，又与香港金融界有很深的交往，便被范请来做了顾问。他了解范的用意，也乐意为范出些主意。但他知道自己对做事情已了无兴趣。他是农家子弟，从粤北到了北京，很多年都“忠厚、老实、夹着尾巴做人”。他在“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曾经想“堂堂正正做人”，在“堂堂正正做人”的时候又曾经想“做一个不一般的人”。他的这些念头曾让他差点如杰所说的那样，成了一条虫子。但是，经过多年的历练。他再次想起父亲的叮咛和老行长的寄语。便明白自己还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好。因此，他想好了，准备在香港的副职上再过渡一两年。便申请光荣退休了。他知道，只有退了休，他才会有真正的安全与自由。那时候，他或许真的不用再夹着尾巴做人了。
       但是，程到了香港，才发觉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他已经大权旁落，且香港也不像内地，一定要通过请吃才能办事的，所以，比之在内地。他便远没有那么多朋友，可以鞍前马后替他买单。都说香港是花花世界，他的日子却十分荒凉。要命的是他多年来指手画脚惯了，在一把手任上。是从不经办具体业务的。香港的作风却完全不同，人人都在快节奏里打拼，即便做老板，也要亲力亲为。难道他还要挽起袖子，自己操刀不成?他不习惯，便只好无所事事。别人也只当他是上面派来的，也算是资深人士或有功之臣了。表面恭敬，却都没时间陪他玩的。于是，程便过了一年多白天没事干、晚上没人陪的日子，也真是度日如年。最令他气闷的是，北京竟传来消息，说上面对他的腐败并非一无所知。调他到香港，也是不想看他走得太远，最后回不了头。组织上的爱惜，在程。却仿佛挨了一记辛辣的耳光。他只好在寂寞难耐中苦熬，周末回到特区，与朋友约了，也不过喝茶聊天，而不敢再纵情恣意了。盼着退休，盼着过上自由、闲适、安全的生活——程就这样混着，就这样一天比一天空落。空落，如前所述，是早已成了他的标识了。但他此前人前人后，有权势的光芒照着，也未曾留意；现在这空落竟变得大而沉重。每天都压在他身上了。他驱之，赶之，越如此，便越空落。他回忆自己的一生，从粤北的山区出来，读书、生子、做行长秘书、去纽约、成为业务好手，又在特区当了行长。这么些年，他去过多少地方，见过多少人，看过多少风景，经过多少大事。又在情色世界里漫游了多少年。他什么没吃过，什么没经过，什么没看过，又有什么没干过。何以到最后竟有如此大而沉的空落感呢?他到底缺了什么，以至于如纸鹄一般，飘荡无垠呢?他反思自己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是没有干过的?且因了这事，便会魂不附体?他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终于有了答案，那就是他从小到大从未写过情书。没写过情书，便没有过思念，没有过期待，没有过梦想，或者说，便没有爱过。一个没有爱过的人怎能不空落呢?事情也的确如此，他和将军的女儿是同班同学，直至将他压在身下，也未曾和他写过情书。后来进入情色世界，就更如此了。除与第一位给他按摩的妙同过居，他与后来的若干女子，都只是有过一次或数次消费关系，且还只是他消费，别人买单。他也追逐过，尝试过各种职业、地方和年龄的女子，但那也只是消费的不同方式罢了。换句话说，他这一生，是吃过肉却没打过猎。吃过米却没种过田的。一个从未种植过的人，又怎会有家园?又怎能不飘泊、不空落?程如梦初醒，便开始寻找一个能和他写情书的人。但这何其难!人们已进入短信时代。又有谁还会写情书?人们已经用惯了纸杯子。又有谁会用一只老碗——用了洗，洗了用，破了还会补呢?他遍地寻找，最后竟在一个交友网上，找到了写情书的方式，也找到了一个和他写情书的人。
       12　程的后现代生活
       程是在退休前半年成了一名痴狂的网恋分子的。他之所以上网，是因为他搞了数以百计的女人。消费过各种情色生活，最后竟无一人留在记忆里。他空落、飘泊、无所归依，他吃过若干种水果却没种过树。他必须谈一次恋爱，并通过一封封优美的情书来表达自己的爱情。或者说。他得依靠恋爱来拔掉他多年来空落的病根。他不能让自己老了老了，还是孤魂野鬼。他深知现实生活中，已不可能找到一个愿意给他写情书的人，便到了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去。
       程头几次上网都失望至极。
       他仿佛进入了一个规模浩大的跳蚤市场，旷男怨女们在各自的内心独自中进行着情感与欲望的推销。
       “午夜的寂寞期待着花蕊的盛开。”
       “我是小美女哦，想我，就亲亲我吧。”
       “简单，寂寞，欲望，害怕。”
       “我若妖娆便是桃花。”
       “生命不过是迷离的幻觉。我在幻觉中期待你到来。”
       程像一个刚进城便迷了路的外地人。在车水马龙中，被若干盏车灯晃花了眼。他想不到现实世界如此喧哗。网络世界却更加躁动。一个临近六十岁的空心人，却到了虚拟的世界中去被人推来闪去，心里真不是滋味。他下了线。准备放弃；但又不甘心，怕回到现实世界会更加空落，便坚持着再一次上线。不久他便发现，在这喧哗与躁动中，也隐含着像他一样的对于真情的执著与追求。
       “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渴望一份真情。相信感觉。”
       “我相信。我等待。”
       “当我们不停地行走在现实与网络之间，爱情一定会在某个瞬间擦亮我们的心情。”
       ……
       他继续寻找，慢慢便摸清了一些门道。
       他将各色人等逐一分类。寻找短期关系的，他不予理睬，无外乎一夜情或多夜情。只不过另一种形式的消费而已，他不需要。寻找婚姻的，他表示了些许尊敬但也不予理睬。寻找友谊的，他既没兴趣也没工夫。寻找长期关系的，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反复琢磨什么叫长期关系，觉得这个词含糊而暧昧，既不是一夜情的放纵与消费，也不是婚姻的责任与约束。这个词所包含的过程正是他想要的。说白了，他到网上来，要的就是过程不是结果。短期关系及一夜情是有过程而无积淀的，他嫌轻浮；婚姻是一种结果。他又嫌沉重。长期关系则有一种既缥缥缈缈又绵绵不绝的意味，他喜欢。程就这样在长期关系的追寻者中搜索着。开始了他在爱情世界里的种植生涯。他为自己制作了一份很讲究的档案，选了三张白净、富态、雍容、优雅却又含了一丝忧郁与孤独的照片，写了一份字斟句酌、真诚优美的独白。便开始与几位长期关系的追寻者通起信来。他知道白净让人喜爱，雍容富态让人依赖，忧郁与孤独让人心
       疼，优雅让人欣赏，字斟句酌让人感觉沉稳，真诚可打动人。优美则产生浪漫与遐想……他的档案可以说已经包含了恋爱的全部要素，又表明了他“寻找漂亮、风情、灵性的女性。与之建立长期关系”的意愿。
       一切准备就绪。他信心十足，只等着开花结果了。
       果然，一位喜欢青花瓷的女子便来了信，称漂亮、风情、灵性也是自己的关键词，只不过漂亮、风情容易判断，灵性却如何在网上识别?倒想请教程。青花瓷女子三十八岁，是一位从事电视剧制作工作的女士，称自己成熟而独立，优雅而精致，漂亮、风情而有灵性。
       “最喜欢青花瓷。爱这两个字和这两种色：洁白的瓷胎、青蓝的花纹，还有上面的缠枝。不管所缠的是牡丹、葡萄或者莲花……都有不知来龙去脉，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感觉，甚至感情。”
       她从书上引用了一段文字来做自己的独白。程细细体会，心想一个喜欢青花瓷的女人，该有着怎样的优雅与精致?从照片上看，她确是“漂亮、风情而又有灵性”的。便回了信：
       “人都有自己的同类，一个人若在天堂的第八层则决不会与在地狱第六层的人交往。一个有灵性的人寻找男一个有灵性的人，恰如一只猫寻找另一只猫。数千米之外，还没见面，便能通过气味作出判断；猫来了，男一只猫马上便会皮毛竖立，全身因幸福而颤栗。我从你的照片及简介中，已隐约觉得猫就要来了，果真如此吗?”
       青花瓷女子很快回了信：
       “黄昏，下起了雨。靠在沙发上，望着窗外。似乎什么也没有，静静的，轻轻的。不知怎么就睡着了。再睁开眼，窗外已星星点点，衬着屋里沉沉的暮色。打开灯，橘黄的、柔柔的灯光竟弥漫了眼睛。泡一杯茶，叶片在水中慢慢舒展，茶香缥缥缈缈。手中的书翻过一页又一页。就这样。等你。”
       “西方文论中，向来有通灵感应一说。某一类人则被称为通灵者。当然。这通常只限于同类。同类之间的感应是愉悦的，你的文字和照片就带给了我这种愉悦。看来猫真的是来了。猫既然来了。我们又怎能不欢欣鼓舞呢?”程继续回信。
       他终于找到一位可与他写情书的人了。情书。这一几乎佚失的示爱形式，因了程的执著，又鲜活起来了。程这才发现自己竟还如此文采风流。他的生活常态几乎都被打乱了，一早起来，还没洗漱，便急切地打开电脑，接收青花瓷女子的来信。他也热烈地写着回信。有时甚至一天要写三四封。他们在信中讨论各种问题，但最终又总集中在男女情爱上。
       “青春不再的三十八岁的女人修成了正果：我把美丽炼成自信，把时间化为宽容与温柔。把经历写成厚书——什么版本都有，而且会一直写下去。”
       “时间和经历甚至可以成为三十八岁女人骄傲的资本——在轻描淡写中微微一笑，那份从容与温柔。小女孩永远学不会。”
       “我们越走越近了——我对你已经有了越来越真切的感觉。闭上眼仿佛就能触摸到你。”
       “今天我要对你坦言，我几乎是在见到你资料的一瞬间，便知你是我苦苦寻觅的那个女人了。”
       “昨夜深度失眠。至凌晨五点才稍稍入睡。其间数次上网找你的信。我看见自己对一个女人的想象与思念在一天一天地长大。”
       “求你。无论世上发生什么，都不要突然消失。给我机会让我拥有一份越来越美丽的感情。也给你自己机会，使你同样看见这感情如婴儿般降临，最终拥有健康的体魄，能够抵抗得了严寒酷暑。”
       ……
       程就这样沉迷在与青花瓷女子的热恋中，须臾也离不开她的情书了。他们的话题也逐渐从理性层面的人生探讨，转化成了情感上的直抒胸臆。程不仅不再感到空落，而且还被想象、思念、渴望充盈得热血沸腾、幸福无比。快六十岁的程。竟比任何一位年轻人都疯癫了。
       “回到家，洗完澡，便享受对你的冥想。猜想你是光着脚(脚趾涂了绛紫色的指甲油)，穿了白色的宽大袍子。倚躺在一张老榻上的……今夜我要吻你，吻你秀美的脖子及脚趾。”
       激情焚烧着两个可怜的恋人。他们竟在网上的聊天室做起爱来。虚幻的性爱被想象的翅膀扇成了熊熊烈火，程大叫着瘫在了电脑跟前。
       自从他们有了性爱的体验(虽然只是虚幻世界中的)，俩人的关系便向夫妻方向发展，程自此便称青花瓷女子为老婆，青花瓷女子也称程为老公。俩人的情书呢。这会儿又从浪漫而优美的抒情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戏谑与打趣，程便给青花瓷女子取了爱称叫张小妹，青花瓷女子也给程取了爱称叫王富贵。俩人在网上聊尚嫌不够，又辅之以手机短信。
       “富贵，起床了。”程每天一睁开眼便会收到青花瓷女子的短信。有时“王富贵”也变成了“王大爹”或“老王八蛋”。
       “老王八蛋。起床了。”青花瓷女子的短信几乎成了程的闹铃。他们无时无地不在通过短信相互问候、相互玩闹、相互戏谑。
       “王富贵，在干吗?”
       “张小妹，你听我讲，现在我在抢银行。”
       “抢了银行做什么?”
       “抢了银行去成都，给你买块棒棒糖。”
       ……短信带给他们轻松与欢乐，程进一步发现自己居然还很有幽默感。当了多年一把手的程，从来都正襟危坐，这回却在爱情中被通俗化了，青花瓷女子竟戏称他为成都街娃。
       有一次，青花瓷女子带了剧组去青藏高原拍戏，俩人在短信中起了冲突，青花瓷女子便撒娇不理程。程就发短信：
       “张小妹，我好发慌，抢了银行又怎样?白天看见警察躲。晚上还得睡空床。”
       “哈哈哈哈哈，老王八蛋，不睡空床你想怎样?”
       “想搞你呀!”
       “坏蛋宝贝，缺氧怎么搞呀?”
       “不妨问问当地的藏民。有些事情是一定要请教专家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打死坏蛋宝贝!好，我问好了告诉你。”
       “搞呀搞呀搞呀搞，搞了一个张小妹，摸摸手，亲亲嘴，搞的就是张小妹。”
       ……
       俩人的戏谑登峰造极。程简直成了一名网络写手，将许多流行歌词都换成了他们的挑逗与情话。快六十岁的程在网络世界里肆无忌惮，天真之心暴露无遗。有一次青花瓷女子问：
       “富贵，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地更像夫妻了?”
       “还真是。要真是这样，那可真是天作之合呀。”程无比幸福地回答。
       几年后，程便安全而光荣地退休了，他继续与青花瓷女子在网上热恋。
       自从他们互称老公老婆，且如青花瓷女子所言，已越来越有夫妻感觉之后，程也想象过与青花瓷女子结婚。程想象着，他与青花瓷女子该怎样情投意合，俩人在一起又该怎样默契。青花瓷女子既风情万种又善解人意，他们在一起既可以探讨人生，又将浪漫抒情，打趣逗闷，过一种既简单又丰富、既智慧又通俗化的美好生活。一直在领导岗位且与将军的女儿过了三十多年严肃紧张的夫妻生活的程，是因了青花瓷女子而有了抒情的才能和玩闹的天性的。相形之下，将军的女儿把他紧压成了一块可以充饥的压缩饼干。青花瓷女子却将他变化成了一道闲适的茶点。他都快退休了，不必再充饥了。但他越是沉湎于与青花瓷女子过夫妻生活的遐想中，便越是害怕，认为自己真是疯了。恰恰青花瓷女子也动了与程同样的心思，竟然要求
       与程见面。
       “我们不能再虚幻下去，我要和你见面，我要真实的你。”
       “让我们返回人间。回到现实生活中去。”
       见面!这个词无异于晴天霹雳。程无数次想象过与青花瓷女子过真实的夫妻生活，但那仅限于想象。他是从未想过与青花瓷女子见面的。他们只是网络中人。全部的情感与关系都只在虚幻世界中。正如某些电影，早已开宗明义地表明：“本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现在青花瓷女子竟要真见面。岂不是要对号入座吗?这面如何见?他在网上的照片是十年前拍的，他档案上的年龄是四十八岁，见了面岂不是要穿帮了?这也罢了，关键是冷静地见还是热烈地见。冷静地见。则全没了虚幻世界的美感，反倒会迎来若干现实问题。热烈地见呢，美则美矣，却一定会祸乱天下。自此永无宁日。程进一步想。第一个问题便是俩人见了面做不做爱。若按照网络的逻辑，这爱不仅要做而且要疯狂地做；若按现实原则，则在程的心里，那青花瓷女子与他搞过的女人全都不同，她真是爱情的化身。他依据多年的经验，认为若真做了爱，所谓的爱情便一定会很快蒸发，对于爱情的想象也一定会戛然终止。所以。他得出结论。作为爱情化身的青花瓷女子是绝对不能搞的。既然不能搞就决不能见面。当网络遭遇现实，程所寻找的所谓长期关系便变得含糊、暧昧和脆弱了。他看透了事情的本质，便给青花瓷女子写了封长信，陈述了他不见面的若干理由；青花瓷女子也回了信，表明了她见面的决心。俩人又往来了若干封信，一个坚决要见，一个坚决不见，实在也有些累了。最后，程在信中回忆了他上网并与青花瓷女子遭遇网络爱情的全部过程，便写道：“我自始至终都是只要过程而不要结果的。爱情永远都只是过程。所以只能在虚幻中建立。”青花瓷女子收到程的信，很快也回了信，全信却只有一个字，大大地写着：“猪!”
       程的爱情生活就这样结束了。青花瓷女子骂了他一声“猪”之后便彻底消失了。程种植过，却依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家园。但他安慰自己，他毕竟谈过恋爱了。
       退了休的程。心态平和了很多。再没有人围着他，生拉硬拽地为他买单了。大家大多也只把他当做一个退下来的前辈。不愿再打扰他的清静了。
       程退休时，将军的女儿已早他两年退了休，且过了烦躁不安的更年期。快快乐乐地在家里做一名退休老太太了。她还保持年轻时的习惯，比如打靶和学文件。她在局长的职务上退了休，说来也是老干部了，便依然保持了一个局级干部的威仪。她没想到的是。退休之后她竟会如此喜欢做菜。她买了各种菜谱，成了所有美食节目的忠实观众。她煲各种汤，也学会了制作面点。她甚至还报了医学院的营养学培训班，考取了中级营养师证书。她隐隐觉得自己这一生是太要强了。没有尽到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她在任时雷厉风行，泼辣干练，是个好领导，现在却认为不会做菜、没有在家里做过菜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她痴迷于做菜正如程痴迷于上网，都是为了寻找某种补偿，这补偿或者是一种情感归依。或者是要找寻某些失落的东西。但程对将军的女儿的变化几乎毫无觉察，他照旧天天在外面应酬；正如将军的女儿对程痴迷于上网毫无觉察一样。他们早已习惯各自独立地生活了，彼此既互不干涉也互不搭界。如今，上网成了程的隐私。做菜则成了将军的女儿的隐私。他们尊重对方，明白私权神圣不可侵犯。但他们心里明白，痴迷于做饭是将军的女儿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女人，痴迷于上网则是程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他们各自都在为完善自己的人生而努力。
       有一天。程说要在家里吃饭。将军的女儿心想，糟了，平常何等丰富，程不在家吃，今天只有三条鲫鱼，连姜葱蒜都没有，他却要在家里吃了，便说要去趟自由市场。可程说来不及了，还要出门的，凑合着做点吧。将军的女儿只好凑合着放了少许盐便将鲫鱼炖了。没想到，程吃了，竟呆呆地盯着将军的女儿看了好几分钟。
       “这鱼是你做的?”
       “是呀，有什么不对吗?来不及了，连姜葱都没有，肯定很腥吧。”
       “别，就是这个味，都几十年了，做梦都想，可就是吃不着。小时候在河里捞了鱼，就这样用河水清炖，什么也不放，只放一点盐。呵。好几十年了，可真鲜哪!”
       将军的女儿愕然。几十年了，程第一次像个孩子，天真快乐得几近于无邪。
       此后，程不到万不得已，便决不去外面吃饭。他这才发现将军的女儿竟有如此厨艺，性子又如此和顺。为了能喝上上等的鲫鱼汤。程周末便常去郊外的野地里捉鱼，将军的女儿便也陪了去。俩人这才发现，原来对方都可以如此轻松地相处。
       不久。程也从任上退了下来。俩人的生活平实而又有规律。程继续去妙的茶馆喝茶，偶尔也上网。却只在家里吃饭了。将军的女儿呢，既保持了打靶和学文件的爱好，又添了做菜的乐趣。通常，将军的女儿去打靶时，程便去妙的茶馆喝茶；将军的女儿学文件时，程便在书房上网。但俩人每到周末便一同去郊外的池塘里捉鱼，却是雷打不动的了。有一天，将军的女儿好奇心起。便问程：
       “上网好玩吗?”
       “好玩。要不你也试试?”程答道。
       “才不呢。有时间不如做点好吃的。”
       日子就这样一个七天接一个七天地过去了。程发觉自己在经历了种种奇异的生活之后。所需也只是平淡而已。
       13　风中的弯道
       我和宏的生意始于H的房地产项目。我们开创新模式，将房地产销售转化成股票交易，一夜之间便成了亿万富翁。之后，又在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屡屡得手。短短几年便拥有了数亿身家。但是，正当我们大展宏图之时，中国经济却出现了重大拐点，亚洲金融危机触目惊心，宏观调控的新政席卷大地，证券和房地产泡沫逐一破灭，大批商人偃旗息鼓……我在国家部委工作多年，对宏观经济及其政策变化的走向是敏感的。我和宏幸免于难。便有了更从容的心态来重新布局。
       正是这次转型，使我领略到政策变化对生意的致命影响。以及民营企业的不堪一击。我休息了近半年，其间，悉心观察了若干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及发展路径。之后，又去了北京，拜访了若干专家学者及各大部委从事宏观经济和政策研究的官员。我得出结论：一、中国一定会坚定不移地保持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但国有企业太杂太乱。好的企业正在被效益不好的企业拖垮。大企业正在被小企业拖垮。因此，国家一定会甩包袱，将相当一部分企业甩掉。我打比方说，国有企业像雪糕，正在阳光下一天一天地化掉。这一必然的过程，将产生重大的商业机会。二、中国的金融证券业将不可避免地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政府必将谨慎支持金融开放并越来越鼓励金融产品的创新。三、中国的民营企业仍然只处于类似于“投机倒把”的初级阶段，大多数企业都是靠钻了某些政策空子或结合了某种权势才得以发展的，这些所谓的“机遇型”企业将没有安全感，也没有长远发展的可能。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都将持续、稳定地高速增长。未来十年内，少数民营企业将有可能成长为巨型公司，其中，
       将会有三五家跻身于世界五百强。四、虽然中国在能源、矿产、通讯、高科技等领域有重大的商业机会，但未来若干年中国的产业政策都将随时调整。若局限在某一行业，这些政策的变动将会使企业在根本上丧失稳步运营的可能。而多元化经营。对大多数缺乏战略规划且基础薄弱的公司而言。同样存在巨大的风险。因此。既快速增长又谨慎、稳妥的路线是通过产业投资进行产业整合。五、中国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将越来越大，措施也将越来越完善。因此，寻租行为将日益危险，依靠关系和权势经营企业将越来越不靠谱。中国将逐渐产生具有独立精神和意志的企业。并将产生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之后。我又去了华尔街，悉心倾听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声音。我相信。在引进国际资本的同时。也引进他们的商业模型与技术模型。然后，经过本土化的模型试验，与中国市场相结合，一定可以走出一条康庄大道。而走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的公司，将最有机会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跻身于世界五百强……
       一年后，我的战略布局便出笼了，我第一次召开了董事会。宣读了公司跻身世界五百强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何以都有那么强的五百强情结?)。这份文件确立了公司运营的基本策略，即占领优势资源，进行产业整合，创新金融工具，汇聚精英团体。这些策略又延展出公司的基本路线——第一步通过产业研究找准产业发展方向；第二步设计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商业模型：第三步并购行业内具有竞争优势或资源优势的先进企业，向这些企业注入资金、技术、人才、组织、文化及运营管理模型，使这些企业具有行业领导地位；第四步让这些企业独立上市或将它们装入其他上市公司，使它们的资产不断增值并成为新的融资工具及新的购并主体；第五步通过若干“影子公司”炒作已经上市的公司的股票，获取巨额利润……
       我和宏便再度出击了。我们设立了控股(集团)公司，从华尔街招聘了大批海归精英，聘请全球顶级咨询公司提供策略规划，创新企业文化，建立长效机制。我们也确定了公司与政府在公共关系上的原则，即亲则疏，密则远。我们致力于建立具有独立精神与意志的企业群，而不是依靠权势的消长来谋求发展。早年的人文训练和商场上的一帆风顺，形成了我们桀骜不驯的性格，我们埋下祸根却浑然不知。
       通常情况下，宏都被认为是一个温和的人。
       他以前是清瘦的，虽然长身玉立，但肤白、清瘦，便总显得有些文弱。现在他人稍胖了些。肩膀也显得更宽厚，举止间便有了一种既灵秀又坚实的力量。他说话依然平缓。性格依然随和，对任何事情也都依然面带微笑。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我才了解他温和的面容中所内含的坚忍与决断。他始终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自己的计划，在成为一个杰出的管理者及成本控制专家的同时，也让自己成了一个冷静、均衡、节制、能够平衡各种利益又始终让自己处于上风的商业奇才。
       他认为再大、再复杂的生意。本质上都只是一单买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利益及利益分配。若买卖之间的路径过长。涉及的因素就一定会很复杂，这买卖就容易失控，或暗藏着各种风险。因此，好买卖一定是直接、简单的。他进取而审慎。心思缜密却行为敏捷。他最早的生意也只是人们通常说的“倒”。即通过最直接的买卖关系赚取差价。但“倒”太奔波、太折腾，与他安静的性格冲突太大。后来，H建省，大兴土木，他便在那里办了一个生产外墙涂料的小厂。正值国家颁布新的建筑材料规范与标准，他又买了一项德国专利，技术与质量都很有优势，生意便十分兴隆。但生意虽好，甲方与乙方的关系却很复杂，变数往往又很大，工程做完了便经常收不了账。这买卖关系便变成了单边关系。宏做乙方，像孙子一样被人吆来喝去，心里自然不踏实。我们在H的房地产项目成就了他做甲方的梦想，他多年做乙方，反过来再做甲方便成了精。比如说垫资进场的建筑承包商。施工合同上写好了：“乙方垫资进场，待工程进度至正负零时，甲方将支付首期工程款。”好了，等工程进度至正负零时，宏便和政府质检部门的人去了工地。
       “怎么搞的。这工程质量可不行呀，得推倒重来!”质检部门的人话语决绝。
       “工程质量既然有问题，当然就不能付款了。不仅不能付，还得追究乙方延误施工进度的责任。”
       宏便依据质检部门的意见对手下人发话。乙方傻了眼。便求宏坐下来重新商议，商议的结果便必定是乙方妥协。该付的款。宏也会象征性付一点。但施工队却只好继续垫资。
       “这就是甲方的责任。工程管理的核心是质量与进度。控制质量与进度的便是钱。”宏对手下人说，“这也是事情越简单就越容易成功的一个实例。”
       又比如设备供应商。宏的方法是招标进场。若干供应商既比性能又拼价格，终于有一家中标了，宏象征性地付了首期款，设备便安好了，但三个月试运行下来，同样还是政府质检部门的人去现场检测。
       “这可不行啊，这设备有安全隐患，得拆掉重安。”质检部门的人说道。
       “既然设备有安全隐患。就必须拆掉重安。否则就拆掉退货。”
       宏又依据质检部门的意见对手下人发话。设备供应商同样傻了眼，心想，拆掉重安，或拆掉退货，光拆装费、运输费就是一大笔钱，且设备有安全隐患，无论拆掉重安还是拆掉退货，都会对企业的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便同样求宏坐下来商议。结果，宏便只按成本价支付费用，也算为供应商尽可能避免损失了。
       宏的“简单法则”，一方面是“两点间的距离直线最短”的“走直线”法则，另一方面则是“打蛇要打七寸”的“要害法则”。这法则不近人情，却直达真相。所以乙方的人便都说宏面善心恶。但是下面的例子却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宏的性格另有大气、宽厚的一面。
       我们做房地产时。遇到过一个“钉子户”。这人在我们征地前承包了十几亩鱼塘，我们征地后，便涉及到这十几亩鱼塘的搬迁问题。但无论怎样做工作，也无论提出怎样的补偿方案，他就是赖着不搬。负责拆迁的经理便叫人买了雷管，半夜叫人将鱼全炸死了。第二天又派人上门，告诉他鱼尽管养，但养一条就炸一条，倒不妨看看，到底是养鱼快呢，还是扔雷管快。那人便闷声不响地搬走了。负责拆迁的经理也知道自己行为霸道。但讲道理无用时，就得有对付不讲道理的办法。宏知道之后，便和他讨论。宏说：“人家是一个个体，我们却是一个机构。个体与机构相比总是弱的，拿机构的势力去对付弱小，那是以势压人，做小事可以这样。做大事却断然不行。”结果，负责拆迁的经理便上门去给那人道了歉。那人也因此得到了双倍的补偿。自此。公司无形中便有了一个规矩——遇弱小决不欺压，反之则遇强则强，在强势面前决不退缩。
       应该说。我与宏新一轮的战略规划是有远景的、系统的、经过了较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的。如果说我们此前的财富积累靠的是胆大、技巧和运气，这之后，我们则要靠战略与规划，靠制度与体系，靠模型设计与创新精神，更要靠团队与企业组织了……当中国大多数商人还
       在为“走专业化的道路还是走多元化的道路”、“做实业好还是做投资好”而争论不休时。我们已经高举起“产业整合”的大旗，快马扬鞭了。
       H的房地产项目做完之后。我和宏又指挥了一个又一个战役。且每战必胜，简直就成了常胜将军了。我们也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我负责公司战略、项目投资以及公司重组、并购与上市安排，宏则负责公司运营，包括人事、行政、财务及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换句话说，即我负责“做大”，宏负责“做实”；我负责金融操控。宏负责项目运作……我们决定将总部迁至上海，在北京则组建了一个产业与项目规划委员会和一个金融研究中心。我们需要网聚一大批精英，顺势而为，共襄其成。我们也将锣鼓喧天，好戏连合——老天已让我们纵横天下，我们再不快马加鞭，便是有违天意。
       我长期以来都偏好并研究成吉思汗的攻城战略。现在便让核心成员深入学习他的策略与雄心。我将速度置于首位，凡影响速度的则一概摒除。我自己更是一天到晚从一座城市飞到另一座城市，所到之处皆阵容强大，气势非凡。我享受着一个又一个兵临城下、大破城门、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成果，这些成果所带来的心理感受和审美愉悦足以洗涤我在其他地方所积累的心理阴霾。感谢生意，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也感谢成吉思汗，我们参股和控股的企业，员工总数已超过二十万。我迷恋于设计各种商业模型、与人谈判如同给人讲课、扭转乾坤却只在谈笑间。当大多数中国商人仍在极力讨好政府官员时，我却处心积虑，对一些地方政府进行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启蒙教育。我设立若干部门，左边的进行产业研究和模型设计。右边的进行投资与并购，中间的则进行金融操控。我们参股信托、证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让一些公司借壳上市并进行投资与并购。再让另一些影子公司去炒作这些公司的股票。我因此也被誉为“股市第一庄”，相当一段时期都影响着深沪两地的股票市场。我的雄心不可抑制，我大谈理论，思想先行，暗中却不断融资，也不断收购具有竞争优势的优质企业。我性格中的另一面——外向的、强悍的、侵略性的一面。在不断的投资与并购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的才情与想象力。反过来又强化了我的侵略性与扩张性。我把疆域的大小当做一个男人和一个企业的价值尺度。我的部属了解我的雄心，人人皆成为跃马挥鞭的悍将。没过几年。我们便已经在若干领域拥有了若干具有行业领导地位的企业。我们制造着中国民营企业的航空母舰。我的胆囊正在加厚，一些地方已经有了炎症，但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
       我和宏就这样越走越远了。但宏越走越远。就越远越警觉；我越走越远，却越远越高亢。俩人的心态已日益不同。宏的天性是审慎的、客观的、均衡且遵守规则的，我却胆大妄为，是主观的、打破常规的、甚至还是破坏性的。宏对我设计的战略规划与发展方向从未提出过异议，他的兴趣、热情和长处都在具体的项目运作上。依照我们的分工。我在高空中飞翔、用未来引领现实。他则在大地上行走、让现实紧贴未来。但是，当“未来”与“现实”分隔得太远时，我们便交会不到一起去。若依前面提到过的“钥匙”理论，宏始终认为：“有钥匙就开门，没有钥匙就去找有钥匙的人，否则就别想着进这个门。”我却始终认为：“有钥匙要开门。没有钥匙也要开门。门是什么?门就是无边无际的天空。否则便只是门框。”
       “物理意义的门是不存在的。门只在我们心里。由我们的魄力、思路和想象力构成。作茧自缚者，到处都是墙，没有门；心胸远大者，门就是天空、自由与出路。”
       我对宏的“审慎”与“均衡”一天比一天不满，我承认宏是一个客观的人，但客观得过了头，便会举步维艰，路也会越走越窄。宏呢。则认为我已经在背离常识。很多时候已经“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过瘾”了。阻止我，让我放慢脚步，便成了他冥思苦想的一件大事。有一次他甚至说：
       “李敖曾说蒋介石是手淫台湾，意淫大陆；依我看王家瑜则是手淫产业整合。意淫重组并购。”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喜欢他的比喻，也喜欢他的批评，但我踌躇满志，我就是要“手淫产业整合，意淫重组并购”。
       可不，你瞧，我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种高空飞翔的气场，宏却想稳行于大地，想慢一些，再慢一些。他知道有些机会是机会，有些却是陷阱，甚至于还是可怕的潘多拉盒子。但是。他也知道，仅他一人是阻止不了我的。自从认识我，他便是我的追随者，且他的股份也已经比我少了很多，而大多数团队成员又都拥有与我同样的激情与梦想。大家都在心里高呼大时代的到来。宏同时知道。我在公司的权威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也不允许我的威信受到哪怕一点点的损害。他甚至不能与我产生任何形式的歧见，更不能让我们的友谊与合作产生任何一点裂缝。
       我的加速度显然已经让他不堪负重，他眼看着我向一段悬崖狂奔。却无力拉住我发了狂的缰绳。他终于在一个新项目的投资上与我争执起来。此后的两三年。他便只能在我的反方向上勉力支撑。我壮怀激烈，不断地让公司裂开一道又一道口子，他便小心而惊悸地拾遗补漏。他实在太累了，撑不住了，后来便休了病假，不久竟死于一场飞来横祸。我在他的灵前痴痴呆呆，我知道这世上唯一一个能够反对我的人走了，我和我们的公司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很快便听见了大厦的坍塌声。
       光曾说，成就一个企业需要若干因素，让一个企业垮掉则只需要一个因素。我那在乡下接了一辈子生的朴素的母亲也曾说。生一个孩子需要很多准备，死一个孩子却毫无准备。
       我就是一个对“垮掉”和“死”毫无准备的人。
       宏曾说我骨子里有一种一了百了的类自杀倾向。与我性格中内省、忧伤、自我折磨的那一面不同，我外向的、坚忍的、英雄主义的一面却异常顽强，即便身临绝境，也会在悬崖峭壁上仰天长笑。我在汩汩流淌的鲜血中感受到生命的华美，也在悬崖峭壁上感受到生命的壮烈，这正如我在内省的忧伤中感受到生命的诗意与无奈一样。
       让宏与我发生激烈争执的那个项目，便是新东方卫视。
       这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画家和一个北京的记者凭空捏造的商业故事。却与我的心思相吻合。
       从美国回来的画家和北京的记者有一天在一家小面馆吃牛肉拉面，画家说，香港和澳门要回归了，得干点什么吧?记者便说，在澳门办一家电视台如何?画家用他白净的娃娃脸，很吃惊地盯着记者的坏笑，过了好几分钟，便说：好啊。俩人便向小面馆的服务员要了两张白纸，皱巴巴地写了两页商业计划。
       北京记者的一位女友，也是一位记者，给美国回来的画家和北京的记者讲了我的故事，我便成了画家和记者的目标。画家和记者之所以将我当做目标，有四个理由。其一，这人有太强的英雄情结。在一个和平的商业时代。一个曾经有过太多抱负的人，没有不想拥有自己的电视台的，就如同战争年代的将军，全都想拥有自己的宫殿一样。电视台就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在庸俗而血腥的商业活动中所期盼的那
       座辉煌、享乐而又虚荣的宫殿。其二。这人太喜欢设计和创新，太迷恋资本市场的神奇游戏。他们相信，继网络泡沫破灭后，资本必将寻找和制造新的泡沫。传媒便是那个紧随而来的、比网络更炫彩的新泡沫。其三。这人太想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代表人物了。而拥有一个面向全球华人广播的卫星电视。将向全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无疑是中华民族复兴最生动也最美丽的象征。其四，这人早年痴迷于诗歌，赚钱后又赞助过不少艺术活动，还曾短期投资过杂志与报纸，他一定有深刻的人文情结，这情结会使他在关键时候，义无反顾地作出决定……
       画家和记者显然已将我卡通化了，但这幅卡通画却十分传神。画家和记者就这样怀揣着两页皱巴巴的商业计划和一幅传神的卡通画与我见了面。
       我们在一间阳光餐厅见面。都穿了松松垮垮的休闲服。
       初秋的中午，阳光充足而强劲，从玻璃屋顶倾泻下来，映照出我们热烈的心情。
       记者先讲了自己的观察。他列举了一组数据，说明世界各大城市已经有多少华人，包括从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出去的华人。接着便说——
       “过去国外的餐馆、饭店都只有日文和韩文，因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人和韩国人成批成批地去欧美国家旅游，成了当地最活跃的消费力量。近些年情况变了，国外的餐馆、饭店都出现了中文，因为中国人正在成批成批地到欧美国家去，也成了当地最活跃的消费力量。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出国去，同样构成了中文电视的消费市场。过去，成吉思汗是靠铁骑征服世界，现在，中国人则将靠旅游、消费、文字和声音征服世界。这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象征。”
       “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需要一个卫星电视来传播自己的声音，这一使命显然不能由中央电视台来承担。在海外的华人需要黄色(特指肤色和人种)而不是红色(特指政治与制度)的声音。这一使命更不能由台湾的电视台来承担。香港社会和香港的媒体又太复杂。所以我们选择澳门。澳门在政治和外交上向来中立。澳门也很单纯，因此更容易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与信任。所以，新东方卫视一经筹备，便得到了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以及国家安全部的支持，获持了卫星电视的运营牌照。”
       “在商业方面，传媒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资本的宠儿。新东方卫视有自己独特的商业模型。它将以十五至三十五岁的城市青年为主要的受众目标。青年是世界的希望。是催生文明与变革的船帆，是消费的引领和时尚的裁决，是传播和运动的核心，完全可以说，搅动了青年的一代，就搅动了世界!”
       我饶有兴趣地听画家和记者说。
       我想起了我们大学时代的热情——社团、油印的“地下刊物”和理想。那个时代，我们始终不变的中心话题便已经是东方文化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了。只是那时是概念的现在却成了现实。我认同画家和记者的判断，我从他们充满张力的语言中认出了自己当年的理想。我也同样认同中国电视的陈腐不堪。其一是受众老年化，其二是频道同质化，其三是在根本上缺乏商业模型和市场路线，也缺乏对受众的必要尊重。
       对于海外华人日渐增长的势力。我更是深有感触。
       我想起我两年前对内华达州的一次访问。我前去拜访州务卿。之前，我曾详细了解州务卿的背景，知道她是一位老牛仔的后裔，曾经是一名爵士乐歌手。州务卿礼节性地给了我二十分钟的访问时间。我必须在二十分钟的时间里，说服她支持我在拉斯维加斯的一项计划。我与州务卿预约的时间是清晨。在前往州府的路上，我想起了“无利不早起”这句俗话。我就是靠一组拉斯维加斯的华人消费数据打动了州务卿的。
       “夫人，我来美国前，美国驻华使馆的商务参赞杰克先生给了我一组数据。数据表明，近几年到拉斯维加斯来得最多的是中国人，消费最多的也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多与少。已经直接影响到拉斯维加斯的繁荣。但中国人对拉斯维加斯显然还不够了解，他们只知道拉斯维加斯是一座赌城。而赌在中国是不道德的、非法的、偷偷摸摸的。如果中国人知道拉斯维加斯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会展中心。也是世界上最便捷、最浪漫、最富丽堂皇的结婚的天堂。到拉斯维加斯来的中国人将会成倍增长。要知道中国人的生活中。开会和结婚可是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州务卿对我的观点着了迷。便将二十分钟的礼节性访问变成了两小时的会议。我的美国之行因此大获成功。这次谈判已经成了我的一件作品。一直都被人们当做经典案例加以引用。
       记者的话勾引起了我心中的得意。我确信记者的观察——“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出国去，已经构成了中文电视的消费市场”是有前瞻性的，也是敏锐、深刻和符合实际的。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生意，我赞赏记者的观点、激情与雄心。我以一种不经意的、轻描淡写却是俯视的语气，问了对方几个鸡毛蒜皮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取名叫新东方呀，等等。北京记者如是回答——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疆出土了一件汉代的织锦。上面飞动着中国古人冥想的天神，并赫然记载了天神们的神秘预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好了，亲爱的画家和记者，毋需多言了，你们两页纸的故事已经打动了一个最擅长讲故事的人，趁着阳光和煦，赶紧扯呼吧。)
       我只用了两小时便决定对新东方卫视投资。我完全违背了自己的投资理念及集团的管理制度，也违背了我与宏创业初期的约定。宏第一次对我的决定给予了激烈的反对。
       宏反对我投资新东方卫视的理由主要有五条。
       第一，所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去，已经构成了中文电视的消费市场”完全是虚妄之言。一个美国人，包括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打开电视便可以收看一百多个电视频道。他凭什么去看一个新的、小小的中文频道?第二。所谓国家需要一个电视台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则更是荒谬绝伦。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若真需要一个电视台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则会有无数方法在任何一个国家设立一家电视台。而所谓的“传播自己的声音”。以及“依靠文字和声音征服世界”又与一家公司何干?这责任与使命又岂是一家公司所能承担的?宏认为商人自有商人的职责，那就是赚钱，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派生出来的，可有可无的。“赚钱是商人的天职，正如教书是教师的天职一样。”他在各种场合讲这句话。似乎都在提醒我坚守自己的本分。这些年来，宏只关心利润，我却更专注于做事。我们的价值观已经出现分歧，如今这分歧是暴露无遗了。宏坚持自己的观点。还因为我们曾提出：“要做一家有独立精神和意志的公司”，且“决不依靠权势的消长与变化来谋求发展”。宏认为，传媒永远都是政治势力的产物，一个商人投资传媒的风险将是巨大的、不可预测的。第三，卫星电视需要巨额投资，且回报周期过长。不适合我们这样的成长型企业。虽然公司近年来已有较大的发展，但宏依然认为我们还处于成长阶段，且我已经在超速运转了，我们的投资规模已经过大，战线也过长。第四，我们在传媒领域已经有过失败，虽然不
       过三五百万，只是尝试性的。但人总不能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吧。传媒仿佛百慕大。若干架飞机都折了进去，则是我们都亲眼所见的。第五，公司没有卫星电视的运营人才，遍及整个大陆。真正的电视运营人才也不过寥寥数人。创办一家境外卫星电视，就凭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画家和一个连半句英文都不会说的记者吗?他们不过俩文人尔。文人不足以成事。文人无为，在今天。文人还无德。
       我继续听宏阐述他的理由。
       他的话是越来越刺耳了，当他说完“文人无为，在今天，文人还无德”时，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文人无为，还无德!难道我们不是文人吗?”
       宏看见我冰冷的目光。知道自己不能再说什么了。
       我讨厌别人轻视文人。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诗人。一个近乎痴狂的写作者。我多年苦心经营，既希望在商业上成功，也希望有文化上的成就。我甚至还希望有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那两个文人，一个画画的，一个写字的。已经激活起了我心底最潜在的欲望，在我的意识深处，早已像柏拉图那样将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商人永远都是低级的。钱永远只是手段。但对宏而言。藏在我心中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我和那个画画的及写字的才是同类。
       我义无反顾地成了新东方卫视的投资人。但我的动机虽然疯癫。运作却依然老到。我让美国回来的画家和北京的记者组织专家，制定了完整的中国电视产业研究报告及系统的战略规划，我将目标市场从海外调整到中国本土，并获持了在中国境内有限制落地播放的许可。接着，我又用中国近三亿收视家庭的市场规模去与国际资本对话。我将传统意义上的“电视观众”转变成了“电视收视客户”。并与每个收看新东方卫视的家庭签订了收视合同。我建立了一个不少于一千万家庭的收费电视网。也建立了包括所罗门美邦、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齐伯礼律师行以及维亚康姆、哥伦比亚、博伦博格等在内的国际协作商体系。然后。我便将这些业经整合的商业元素打包卖给了海外的风险投资公司。我鼓励北京的记者和美国回来的画家将他们的故事不断地讲下去。我将我的收视客户作价成五百美金/户。私募的股价高达3.65美金/股，一家英国基金公司出资五千万美金购买了我们百分之十六的股份。在董事会却只有旁听的资格而没有表决的权利。一年之后，新东方卫视便开播了。多年来，我从不出席任何庆典，这次却去了澳门，在开播仪式上发表了充满诗意的演讲——
       “我相信，当人类文明传承到如此紧要的关头，遍及全球的华人都在庄严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潮流。我相信，这潮流不可抗拒；并不断思考我们为此而必须承担的使命。这使命如此重大。需要我们终其一生去努力。”
       “全球范围内的西文媒体如此强大，俨然已成为人类舆论的主宰。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抗衡。但世界华人的声音，正如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是如此独特和坚韧，必将通过各种形式的融合而强大起来，并再度创造人类精神与文明的新纪元。”
       “由于意识形态的纷争、政治时势的阻隔，形成了中国上百年的分裂——不仅是国土，而且是文化与精神的分裂。环视全球，至今尚未出现具有足够影响力、且能够融合全球华人情感、意识与资讯，并兼具国际视野及全球市场规模的中文媒体。新东方卫视应运而生，其核心价值便是全球华人超越国别、地域与意识形态的沟通与融合。我们为之奋斗的，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凝聚并服务全球华人的日益强大的中文媒体。我们的服务范围将通过亚洲系列广播卫星。渐次覆盖亚太、美洲、欧洲等国家与地区。借此，我们将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同根同源；借此，让我们一起聆听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声音。”
       尽管如此，像任何凭空而来也必将凭空而去的事情一样，新东方卫视很快便垮掉了。其结果几乎与宏预测的一模一样——文人无为，且无德。开播不久。美国回来的画家和北京的记者便开始了权力之争，各路英才趁机大捞其钱，稍有权力的人都变成了白白胖胖的蛀虫。一位主持人事后回忆。说新东方卫视是她去过的最肮脏的地方。内患如此。外患又接踵而至，不久，罪恶的“9·11”从天而降，在光天化日之下发出了让人惊恐的巨响。基金公司和投资银行都分别在第一时间通知我，由于不可预测及不可抗拒的原因，他们将不得不令人遗憾地终止与新东方卫视的合作。新东方卫视的资金链戛然断裂，我处心积虑的一系列计划，包括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计划不得不停止。我最后一次去电视台，正遇上风水先生在看风水。我心里一凛，知道这家公司已经丧魂落魄了。美国回来的画家闻风而走。顺手带走的当然还有一大笔巨款。他在美国街头卖过几年画。对“闻风而走”既敏感又熟练。他很快发现，新东方卫视还真是一个长线项目，要从市场上赚钱还真不容易。但资本不同于市场。资本高瞻远瞩，符合最古老的“漏斗”原理。凡赚钱不容易时，漏钱就一定不难。他先知先觉了，暗中便将新东方的辉煌理念，转变成了一个有趣的资本漏斗，股东们的钱从一个管道进来，便从另一个管道流走。钱进来符合逻辑，流走也符合道理。钱天真烂漫地进来。又酣畅淋漓地流走——资本的神奇游戏莫不如此，所需的只是管道，他天资卓越，下工夫研究了资金进来和流走的原理，便成了一名杰出的“管道工程师”。北京的记者则怀着最后的一点信念勉力坚持，他恪尽职守，但精神已近乎错乱。他心里是一团团焦躁的烈火，脑子里却只有一堆堆杂草。他终于以“长期劳苦，终于病倒”为由。向董事会提出了辞呈。新东方卫视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空中烧掉了近三亿元人民币。最后便只剩下了一点灰烬。我在传媒领域的雄心、梦想与计划夭折了，这些计划的最后一缕青烟，连同几片孤单的纸屑也已随风飘去。我看了一眼曾让我既充满信心又充满诗意的演讲词，心里想，我一生中最荒谬的一项投资就这样结束了。我曾经想让新东方卫视成为我人生的一个标识，就像一个战士需要一座丰碑一样。我设想这个标识，既是一部能够不断溢价的商业机器，又是一面在精神和意识领域迎风招展的风旗。我失败了。这失败是必然的，不过再一次证明了我的虚妄罢了。
       14　一个时代的终结
       很多中国人都曾经说过。某一年他曾在一夜之间赚了多少钱。又在一夜之间赔光了。
       “击鼓传花”的游戏好就好在人人都可以参与，而无需太多技能与条件。中国有段时间，就曾将生意变成了运动，类似于广播体操那样的全民健身运动。“击鼓传花”就是其中最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之一。鼓一停。花必落在某人手里。这人便该倒霉就倒霉，该干吗就干吗。游戏是愉悦的，也是残忍的。越简单的游戏就越残忍。
       杰后来心里常想，如果他还是那个机修厂的小老板又当如何?但他不服气，老天爷便说，你不服气?那好，就让你认识认识范吧。杰认识了范。就当了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他的事业本已渐入佳境。他在出租车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干得何其好，他的才能适得其所，别人解
       决不了的难题在他却手到擒拿。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既讨人喜欢，又很有人望。但是，一旦他干得何其好时，他自己，也包括一些熟人，便假设他还可以干更大的事，还可以干得更好。老天爷便说，那好，你就去做范的董事局执行主席吧。噫，果然，执行主席他也干得不错。他的威信甚至还超过了范。于是，他又不服气，又开始假设。老天爷便说，好吧，你就去做范的董事局主席吧。
       唉，可怜的杰，他不知道，他一不服气，一开始假设，老天爷也就跟着假设，他便成了一个假设中的人了。
       想一想，杰为何会有这么多的“不服气”?他的“不服气”又始于何时?表面上看。是始于他十七岁进监狱。他十七岁就进了监狱。一些比他差的人却坐在教室里。假模假式地准备高考。他的好兄弟，常和他一起蒙着被子喊“冲!冲!冲!——啊”的王家瑜。就考上了大学。凭什么他就孤单单一人进了监狱?
       实际上，杰的“不服气”始于他的“不安全”，他的“不安全”则始于他母亲第一次改嫁。
       他母亲何其美艳，但为何总在不断改嫁?母亲的美艳和接二连三的改嫁，使杰长期陷于不安全之中。他的“不服气”是他的“不安全”的孪生子，正如蛇一定与蛙伴生。他将他的“不安全”藏在心里。戴着“不服气”的桀骜面具行走于世。但“不服气”一不小心就会转化成了“胆大妄为”。桀骜不驯的杰在学校是明星，在校外是“头”。当出租车公司总经理时，他已将当“头”的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一个好“头”。但当董事局主席与当“头”完全不同，他对这不同一无所知。他一不服气，老天便让他当上了董事局主席。老天在暗处和人开玩笑，人却当了真。
       杰第一次将他的“不服气”转化成“胆大妄为”。就干了一件蠢事——搞了地委副书记的女儿。他得到的报应是十二年的徒刑。他自此本该谨慎做人。但他出了狱，偏偏又到了H这座没有历史的城市。没有历史便没有记忆。没有记忆便没有包袱。没有包袱便容易胆大妄为。H亚热带的潮湿气候让任何植物都疯长。杰的“不服气”和“胆大妄为”也疯长起来。
       杰第二次将他的“不服气”转化成“胆大妄为”，是和范谈分工，结果，他意气风发地分管了南方市场，接着便认识了沈。紧接着便让三千万打了水漂。
       但这三千万却让他从董事局执行主席变成了董事局主席，他从此便开始如坐针毡了。后来，范便在他认为最恰当的时候走了，走得无影无踪。范走的时候，顺便将他那七个装钱的大笼子留给了杰。当然。笼子里装的不再是钱。而是一大堆麻烦。杰便以法人代表和董事局主席的身份入了狱。
       半年后，当他弄清自己入狱的原因时，发了小半天呆，尖叫了一声，就疯掉了。
       杰是从范的一个电话中闻到灾难的气息的。
       “杰。你到长春来一趟吧。”范像一个柔弱的病人。声音孤苦、无力，冷冷飘来一缕绝望。
       杰到了长春，空大的房间里只有范一人；灯光幽暗，照着一个影子，便是缩在沙发上的范。杰见范似睡非睡的样子，便找了条毛毯，欲给范盖上。范睁开眼。便无力地站了起来。一本厚厚的书也随之掉到了地上。杰捡起书。竟是一部养生学辞典。那情形让杰觉得范突然老了十岁。
       俩人坐下来，杰便问范有什么要紧事。范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吐出几个字，说小红跑了，卷走了两千万。杰愣了一下。便问是怎么回事?范很无力地说了说情况。便说这件事不能再对任何人说起。更不能让外面闻出一点味儿。包括警方、新闻单位、监管部门、合作伙伴，对内则只说红出国去了。
       杰认为应立即报警，范摆了摆手，说：
       “动静太大了，一报案，新闻界和监管部门便会介入，股市本来就不好，会崩盘的。”又说：
       “要你来，主要是商量如何加强内部控制。既然不能走漏半点风声，公司当然就不准议论、不准猜测、更不准造谣滋事。但各公司的财务要加强控制。绝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小红了。”
       俩人便商量了若干控制措施，其中一条是各分公司财务对调。有了措施。杰便立即飞往各地，逐一落实。他一走，长春便传来消息，说范病倒了。杰深感重担在身。但也想，他终于有机会可以报范的恩，也可以了却那三千万的心结了。
       殊不知，过了半个月，警察却到了杰的办公室，一双锃亮的手铐便将他带走了。
       大约又过了半年。杰在没完没了的审问中。才一点一滴地弄清事情的真相。原来，范和红才是携款潜逃。范找杰去长春，不过是用了障眼法。有人说范和红去了美国。也有人说去了加拿大。还有人说去了南太平洋一个不知名的岛国了。公安部发出通缉令，范和红带走的巨款据说高达五亿之巨。他们走了，将无穷的麻烦、纠纷和罪行全都留给了杰。杰在弄清真相的刹那间，发了小半天呆，大叫一声，便疯掉了。
       狱方辗转通知到杰的母亲。杰的老母亲千里迢迢来到精神病院。用她改了五次嫁的满目沧桑。静静地给儿子洗了一个头。只淡淡地问了一句：“我儿子有钱的时候，怎么就没娶个女人呢?”
       但这个问题。无论狱警还是护士，全都没法回答。
       我不禁想起我上中学时的一件旧事，这事杰一定早就忘了。
       我刚从乡下到城里时，因为基础差，说话又有口音。便经常在课堂上引起哄堂大笑。有次上物理课。老师让我回答问题。我站起身，低着头，好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了几句，却全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是对了还是错了。但我听得真切。这回全班没有一个人笑，除了我的同桌——我敬爱的物理老师的宝贝儿子。我听见笑声嘎、嘎、嘎地响起。仿佛拍着我的脸在左右抽打。我的头发噌地一下就竖立起来，便顺手操起一支钢笔狠狠地扎在了他的光头上。同桌杀猪般尖叫了一声，血一下子就喷了出来，他父亲从讲台上噌地冲了下来。一记耳光便把我抽倒在地。事后，物理老师还不依不饶，非要学校给我处分。是杰回去给他当地委副书记的继父讲，副书记又给学校打了电话，我才得以幸免。
       我重提此事。也不知要纪念杰什么。我们有缘成为兄弟，还曾在潇江之畔的那所中学名噪一时。从某方面讲。杰是我进入城市生活的领路人。他潇洒、干练、义气深重。我从他那里学习了城市生活的基本规则，也从他那里懂得了如何洞察人们的势利之心。多年以后，我们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但他早在二十年前便懂得如何利用权势、喜欢主持公道、同情并乐意帮助弱者。
       客观地讲，杰是一个根基肤浅的人。他从小就跟他妈改嫁。总是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可不。一个连家都搬来搬去的人。一个连父亲都不断地换来换去的人。他的人生又怎么可能根基深厚呢?我有时想。如果杰他妈从来没有改过嫁，如果杰没有那次和他妹妹的冲动，如果他没有认识范，或者认识了，却更本分一点，别那么不服气，或者他再少一点江湖义气，胆子也再小一点，那么，他的命运又该如何?我固然无法对此做出判断，但我禁不住总问一这人真的就这样疯掉了吗?
       我的崩盘与杰的入狱几乎是前后脚。但持续的时间却更长久些。我们公司更像一道长堤。多年被虫蚁侵蚀，空有其形。最后便在一场连
       续不断的暴雨中给冲毁了。
       新东方卫视关闭不久，我们的公司便连续发生了几起“挤兑”事件。最早的“挤兑”是零星的，隔三差五的。几十个“挤兑者”也只是到我们的营业部去。要求兑现他们的本金和收益。营业部的人将此事报告上来。我甚至完全没有当回事。我对负责此事人说：“导致投诉和处理投诉的根本是态度。而不是投诉本身。”我又说。“群众是什么?就是跟着别人走的人。教育和引导群众的办法有很多，一是拖，二是哄，三是打。”我还举了若干历史事件来说明中国的群众有多善良。又有多通情达理。公司贯彻了我的精神，在客户服务上真抓实干。果然收到了实效。但是。不到一年，“挤兑”的人却多了起来，一拨接一拨，不仅到营业部去，还到了我们的写字楼。拖和哄，以及其他改善客户服务的措施都不起作用了。“挤兑者”将我们的写字楼围得水泄不通，还打出了横幅。最后，就连我居住的小区，也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他们喊着口号：
       “王家瑜，还钱!”
       “王家瑜，是骗子!”
       有人还在头上系了红布。敲着面盆与桌子呼应这些口号，红布上也写着：“王家瑜，还钱!”“王家瑜，是骗子!”
       我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地的分支机构紧急调动寸头，这才解了燃眉之急。我信奉“英雄创造历史”，但我终于知道。当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也真是不好处理的。
       导致这一系列“挤兑”事件的。是香港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写的一篇文章。这位仁兄向来都有“中小投资者代表”及“股市良心”的美誉。他在文章中列举了我们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又分析了我们三年来的主要投资。便义正辞严地说：
       “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所谓的‘投资理财’，他们为此承担的平均年息高达20％。在这样的资金成本下，项目的回报率必须不低于250％。试问，世界上有这么高的项目回报率吗?更何况，他们近三年来的项目。又有哪个不是长线项目呢?”
       他接着便将我的“产业整合”描述成是“对国有企业的侵吞”。甚至呼吁有关当局“立即对我进行审计与调查”。
       这篇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学者都紧跟着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挤兑者”曾经都是我的“投资理财”客户，股市好时，他们都如期得到了回报。但这几年都是“熊市”。钱当然也就不好赚了。
       几年来。我策马扬鞭。不断投资和收购国有企业，资金来源也不过公司利润、银行贷款、让旅下的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委托理财和发售金融产品几种。但投资就有风险。资金又总是有限。投资的风险防不胜防。资金的闸门却并不完全掌握在我的手里。这浅显的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我忘了。我为何会忘了呢?因为我迷恋自己的设计，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的英雄情结与扩张欲望更让我收不了手。设计是一种假设，我却总当了真。能力要靠时势与条件，我却认为人定胜天。瞧，我已经推出过好几种金融产品了，每推出一种都被人们疯狂抢购，我本人在市场上的确已经有了号召力。我尤其迷恋购并活动——哦，购并，让姓张的变成姓李的。灭族灭种，从此改变血统，优选姓氏，何其好也!购并已是我的吗啡，是我的冰毒，是我的幻觉与高科技。也是我最隐秘和最彻底的自慰工具。我的高潮正从远处涌来。我马上就可以听见那令人迷醉的轰鸣声了。我又怎么可能停下来?何况我所购并的企业，每一家企业都表现出强大的赢利能力。我进得城去。登上城头，看红旗猎猎，正迎风招展……你瞧，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公司体系，即便有两三家出问题，那也不过壮士断腕，大不了流点血，有点痛。我相信我的团队，这个团队有过太多的成功。这次也一定会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刮骨疗毒——
       “呀，呀，呀，我正在城头看风景。忽然听见马蹄疾，却原来都是司马发来的兵。”
       一拨接一拨的“挤兑”事件之后，我不可避免地成了媒体之所谓“热点人物”，时不时就会有媒体称：“王家瑜已卷款潜逃”或“已被有关当局实施监视，彻底丧失了行动自由”。仿佛我不逃，不被抓，便不符逻辑，不合常理。而“屋漏偏逢连夜雨”，“挤兑”事件过去不久，我们的股票又开始下跌，我不得不设立一个叫“紧急资金调度小组”的临时机构，开始每天都和可怕的头寸打交道，好几个月都只在筹钱护盘。但“熊市”盘桓不去。我们每月因护盘而蒸发的资金。都超过了十亿之巨。
       不久，监管部门便正式对我立案调查了。
       宏在休病之前，就曾对我发出过警告，他断言：
       “一旦出现大规模‘挤兑’。银行必将终止对公司的贷款，并将如一群饿狼一样围过来，要求马上清偿此前的贷款。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计划必将被迫停止，公司的股票将可能连续暴跌，甚至可能被监管机构强行停牌，政府有形的手必将介入，委托理财业务将可能一下子就变成另一个词。叫非法集资。集团所辖的三百多家公司，将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一夜之间垮掉。”
       他提醒我，银行、客户、股民。甚至包括最核心的团队成员，在这样的关头。其本性都一定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
       但宏的警告太冷，除引起我的不快，并没有起到真正的警示作用。或者。我已经讳医忌药，再也听不见任何逆耳的声音了。我要找到其他方法，既可以掩饰自己的恐惧，又可以转移自己的错误。但是，当宏遇害的消息传来时，我还是禁不住浑身发抖。我想起宏的警告，才发觉自己已耗尽心力，走到尽头了。
       宏的死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的义愤。也引起了舆论界对仇富心理与杀富意识的讨伐。人们突然意识到中国的仇富心理已经到了可以直接杀人的地步了。宏就是被活活杀死的。当人们发现宏的尸体时。他的脸已经全花了。
       警察在他身上找到一张血肉模糊的名片，费了半天劲才认出死者是著名的企业家宏。法医的验尸报告写道：
       “死者身上共有十八道刀伤，其中头颅开裂，为钝器所击。”
       何人会对宏如此仇恨。又如此残忍呢?公安局不出三天便破了案，凶手竟是舟山群岛人，是宏的同宗兄弟。
       宏被害的原因与过程很快就全清楚了。
       原来。这位同宗从舟山群岛来到上海，找到梅。说他父亲当生产队队长时，对宏一家曾经有过多少恩。现在，他老父亲病了，急需一笔钱住院。梅二话没说，便给了他钱。第二天，同宗又来了，说他父亲要做大手术，钱还是不够，梅便再次给了他钱。此后，同宗便隔三差五地来。梅往老家去了电话，方知同宗的父亲早在半年前就去世了。梅将情况告诉宏，宏说这是最后一次了，以后不能再给。但同宗还是隔三差五地来，宏便找同宗谈话，希望他能自食其力。同宗听了宏的话，便生了恨意。他心想。若在从前，你那捡破烂的母亲到我家里去，哪回不是畏畏缩缩、低声下气，现在倒轮到你来教训老子了!
       宏与同宗谈了话，便要梅不再让同宗进家门。同宗恨上加恨。遂对宏生了杀意。
       自从在新东方卫视的投资上与我有了第一次分歧。宏便开始深度失眠。他躺在床上，睁着焦虑的眼睛。眼看着我的马车飞奔而去。他大声喊道：王家瑜!但没有用，他的喊叫既没
       有声音。我的马车也停不下来。我就像一个被上天宠坏了的孩子，已经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劝告。这么些年来，我的确已经习惯了人们的赞美。周围的人也已经习惯对我唯命是从，即便非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总是先说：“王总的思想已经很全面了。为了更好地执行王总的思想。我补充几点建议。”记得有一次，公司在新疆奎屯开年度工作会议，忙里偷闲之时，我便领着大家去河里打鱼。打鱼的方法是我当年在新疆学的，即截住一段河流。一群人光着膀子下水赶鱼，待鱼跳出水面，便用木棍将鱼击昏。大家兴致盎然，在水里狂呼猛叫，全没了办公室里的等级观念。其间。我一时便急，钻进了一片树林，大家竟一下子安静下来。呆呆地站在水里。不知如何进行下去。我便边大便边在树林里指挥——“老张，往东赶!”，“老李，往西赶!”等我大便完了，走出树林，河面上已经漂满了一条条击昏的鱼，大家见了我，便欢呼起来，将我举起来抛向半空之中。这个例子曾被四处传播，连外人也能从中感受到我的人格与领袖魅力。岁月流逝，我真的已经越来越喜欢别人的奉承了。宏却冷眼旁观，最早发觉我的“领袖魅力”对于公司发展的危害，他也从中发觉我性格中暴戾、偏执的一面，有着多么强大的自毁力量。以至于可以完全忽视常识。常识行不通的事。我偏要较着劲去做，现实条件不具备的。我就往幻想的世界里安排。长身玉立的宏，在一个白夜又一个白夜中失眠，他不知道，最后将是一个疯子跑得更远呢，还是一个失眠者挨得更久。但最近一段时间。他心力交瘁了。长期的失眠与忧虑使他的身体像一台过度劳损的机器，哪儿哪都在亮红灯了。下海二十余年，他还从未有过一天完整的休息。现在公司千疮百孔，他与我的分歧又越来越大。生命的元气便仿佛耗去了十之八九。他必须休息一下了，便休了病假，与外界终止了联系，但每天晚饭后，都会去附近的山上打太极拳。以此来休养生息的。
       其间，他也给我来过几次电话，建议我马上让几家问题严重的公司破产，以止住动脉血管的大流血；同时应立即停止一切投资活动；停止开展任何与代客理财相关联的业务；另外，要立即成立专门班子，加强与银行、客户及监管机构的沟通。
       这些建议我都逐一采纳了。唯独代客理财一项，我反而加大了力度。宏叹了口气，深知我是在饮鸩止渴。但他也理解我的难处，银行已全面停止对公司贷款。几家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计划又没有得到批准。公司的利润甚至还不够支付银行的利息。新项目又全都在嗷嗷待哺，若再停止代客理财，公司的现金流就会立即中断。我明知自己是在吃砒霜。但若砒霜可入药，也只好吃下去。宏心疼我的处境，决定立即返回公司。与我共担危难。
       我接到宏的电话，心中万分喜悦。我深知宏头脑冷静、处事果断，沟通能力和财务能力更是我能所不及。宏若回来，我们联手，或可让公司度过危机。殊不知，宏竟在决定回公司的当晚遇害了。那天，宏吃了晚饭，照旧去山上打太极拳，打完拳，便下山回家，但在半山上，却被击倒在地。他都没有来得及叹一口气，便走了。
       我悲痛万分，下令所有公司放假一天，并下公司半旗。为宏默哀。红色的司旗在半空中耷拉着，连哭都哭不出来。数日来，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与宏相关的新闻。
       宏就这样走了。走得惊悚人心，也走得惊天动地。
       我不断地梦见他，一身的血，很无力地望着我。我抱着他，拼命地擦，那血竟是白的，仿佛不是一身的血而是一身的泪。我不信宏哭过。可那一身的泪又从何而来?他托给我的梦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又有什么话要说?
       宏或许是此生老天所赐给我的最重要的礼物，我是因他才下的海。我们共事这么多年。我受他的恩惠远多于给他的帮助。他不仅在谋事周全及做事严谨上远胜于我。也比我更懂得谦恭与节制。他拥有如此均衡的智慧，我得之容易，却不懂得珍惜。除去生意，他更让我明白行动重于思想，审慎胜于激进。这朴素的道理如果我能牢记在心。我们的事业或许不至于如此惨败。
       处理完宏的丧事，我便去了北京，向监管部门递交了关于公司问题的陈述报告及解决方案。我办完事，站在监管部门那庄严的办公楼前，却禁不住感慨万分——我居然快两年没有来过北京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做一家在精神和意志上独立的公司，我甚至有意回避自己在国家机关的工作经历，杜绝任何人产生公司与国家权势相关联的联想。我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到头来却只剩下一片空寂。我形单影只，到了一家俱乐部，想洗去数月来的疲惫与风尘，却在浴池里号啕大哭起来。
       与债权人及客户的挤兑相映成趣。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却纷纷来到北京，要求再给我一次机会。他们列举数据。证明这么些年来我们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上缴了多少税，做过多少公益事业，如若公司倒闭，又将使多少股民濒临破产。但监管部门和各大银行也列举数字，证明我们曾有多少违规贷款，又违规发行了多少金融产品，在股市上又有多少违规行为。国务院决定成立专案组。对我和我的公司进行全面调查。
       我离开北京后，便到了美国。我试图再次努力，希望引进国际资本，解决公司问题，但种种努力似乎都没用了。
       随后，我便从纽约飞往多伦多，和心爱的女儿住了几天，又独自一人在一个小镇上晒了几天太阳。此间，我给几个人同时发了一条内容相同的短信：
       “我在一个地方眯着眼，晒了好几天太阳，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本可以与我无关。”
       我决定放弃了。
       但不久，国内的朋友便来电话，说公安部已经设立了专案组，案子的性质已经变了。
       我叹了口气，知道事情并不能如我所愿。可以轻言放弃。
       我决定回国。
       朋友们好言相劝。说你既已出来，又何苦回去自投罗网?我谢绝了朋友们的劝告，知道自己做人的底线。那就是决不东躲西藏像狗一样活着。我给每位债权人都写了一封信，声明自己是公司经营的主要责任人。将对相关问题负完全责任。
       我安排停当。便回国自首去了。
       数月后，我的案子便有了结论，我因“非法吸储罪”被判处五年徒刑。但因投案自首及劝告他人投案自首。认罪态度好，而获一年减刑。
       公安机关在数月的调查后。做出了一个让人无比惊讶的结论：“这位曾经操控过数百亿资金的资本大鳄。除被法院处置的公司资产外。几乎没有任何个人财产。他银行卡上余额几乎是零，房子和车子竟然都是按揭的。”
       我曾经如此辉煌的时代。在持续十余年之后，就这样结束了。有关我的报道和评论热了一阵子。最后也沉寂下去了。
       三年后，中国股市出现了“牛市”，有人便感慨我和宏真是太可惜了，若能挺到今天。我们的股票将会是上千亿的市值。
       他们对我深表遗憾。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喜欢的诗人里尔克曾经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可我最终还是没有挺住。
       15　过去的皆已过去
       我对晗最初的印象来自于光给我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晗，瘦弱、文静、散发着悠远的
       气息。仿佛来自民国初年。照片是学校歌咏会演出人员的合影。晗在歌咏会上担任诗朗诵。光说。晗从小在成都姥爷家长大，在同年人中，算得上是家学渊源。光的评语引起了我的好奇，再看照片。晗的样子便从合影中走出来。戴一副白边眼镜的晗。有一种清瘦、素雅的气质。我心想。这人太像我奶奶了，便求光介绍给我认识。
       我二十岁，在学校已经是一个有名的才子。虽然即将毕业，却依然留着蓬乱的长发，在各个大学的社团组织中忙来忙去。狂狷的我，挑选志同道合的人做朋友。我的标准颇有些怪异，其中一条便是这人一定要家学渊源、超凡脱俗，或他父母做过右派，或他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以前是地主。我的好友中。光是大地主的后代，宏的母亲也是大地主的女儿。
       “我爱上了地主家的小女儿”，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写道。那时候的我，看人看底蕴，已懂得“三代出贵族”的道理，是不大看得起所谓的暴发户的。所以后来做生意，便总与范那样的人格格不入。我心目中的奶奶，是一个清瘦、节俭、有信念的大家族的女儿。不久，我在心里进一步证实。晗的确太像我奶奶了。便做出决定。以后就娶晗为妻。
       我决定娶晗为妻的那个晚上。晗正从图书馆走出来。有一种很苍白的书卷气。她一心只想效仿居里夫人。在实验室度过清淡却美丽的一生。光说：“晗，后天有一个讲座。是介绍朦胧诗的。你们奥林匹克小组的人也去听一听吧。”想成为居里夫人的晗，不知道有人已在暗处盯住她。光更想不到，我会在临近毕业时，借了他的帮助。偷走他大女儿的心。
       奥林匹克小组是光组织的一个以探讨科学哲学为方向的课外研究小组。晗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兼着做了小组的秘书。晗不知道有一个叫王家瑜的才子，纵情恣意，就是那场讲座的主讲人。并且已经决定要娶她为妻。
       我在演讲中被穿深蓝色短呢大衣的晗分了神。
       晗坐在第三排的中间位置，胸一直直挺着。大大的眼睛仿佛含着寒冰，脸上则是青幽的光亮。她一直目不斜视。既专注又出神的样子，有一种紧绷的庄重。我当时就想，晗的眼睛和表情。都表明她的精神背景十分遥远，远到我不可企及。可是。对于这么一个遥远的旧时代的女孩，该怎样才能引领她前往山花烂漫的情人谷呢?
       晗十岁那年，随父母到了湖南，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她父亲任团委书记的这所大学，成了低我三个年级的小师妹。她学的专业很冷僻——古生物学。她的性格看上去也颇有些孤僻。活动范围似乎也只在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和实验室之间。虽然我在心里认定了早晚都要娶她为妻。但我依然没有找到出手的机会，我还不知道该如何跟一个既单调又肃穆的女孩子约会。但很快我便从她身边的女朋友那里了解到了她的一些生活细节。晗的床上铺着极薄的褥子。四周则是很整齐的书。除了课本。便是一部叫《老学究语》的旧书，以及一部很薄的字帖。《老学究语》是她姥爷的爷爷留下的一部劝世箴言，成丰年间，曾经是天下士子的必备读物。字帖则是她姥爷亲手写的。由她姨妈很细密地装订了，让她课余练大字用。我从晗的生活细节中。认定打开晗心房的钥匙就是书。而书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
       我和晗的交往便从书开始。
       书让晗认为我是可信的、好学的、积极上进和有理想的。我开始定期给晗推荐书。每推荐一本书都会在书里仿佛不经意地夹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满了我的读书笔记。笔记抒发着我的豪迈与激情。还大有格言警句之妙。我又去图书馆找到那部《老学究语》，大段大段地背了下来。
       两个月后，我想，我的书及夹在书里的笔记应该起作用了，便约晗晚饭后到校外的河边去散步。我目标清晰，已经朝设计好的方向整装待发。不可阻挡。
       在美丽的夕阳下。我用了比上次的演讲更有才情的口才。给晗讲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中国为何会从光绪年间彻底衰落，又如何搞了戊戌变法。后来又如何有了三民主义，有了北伐战争，有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争，有了今天的社会和政治格局……
       最后，我拉住啥的手，热烈地说：
       “晗，你知道吗?大时代就要来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吹响了，我们生逢盛世，该怎样焚烧我们的青春与热血啊!”
       一个月前，光对我说大时代就要来了，还仅是一种知性的预言。一个月后，所谓的大时代，竟被我发挥得如此浪漫，又如此真切地似乎已近在眼前了。我借光的预言，让晗的心里不由自主地响起了另一个著名的声音——“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晗同时被这两种声音激荡得心潮澎湃，苍白的旧时代的脸庞上满是细密的汗珠。自从进了奥林匹克小组。她就隐隐约约地听见一阵接一阵的浪潮声，这会听见我充满激情的呐喊，十八岁的灵魂便沸腾起来。
       我继续我的演讲，晗继续跟着我，从河这边走到了河那边，从夕阳西下走进了星空灿烂。时间在激情中被蒸发得无影无踪，不知不觉便到了十点钟。晗竟未察觉到时光已经飞逝，女生宿舍十一点钟便要关门的。
       我们越走越远。越远就越不想回学校去。便在河岸的草地上坐了下来。
       我的才情一泻千里，一口气竟讲完了中国的近现代史。这会儿累了，一坐下便躺在了草地上，长长地舒了口气。
       初夏的夜空清澈如洗。星星仿佛在跳舞，习惯了三点一线的生活的晗，贪婪地呼吸着青草和夜露的气息。我轻吟着刚写完的一首诗：“唉，春天，春天就是倒下的幸福。”晗坐在我的身旁，在挂满露珠的夜空中发了痴。
       “汪汪之量，海纳百川，皎皎之心，日丽中天。天理良心，常言如此，昧了天良，忍心害理。”
       “人之感人，所人者深，岂有异术?只是实心。实心实肠，鬼也信你，巧于骗人，骗的自己。”……
       “什么?”晗在痴迷的星空中。隐约听见我在背诵一段古文，便侧身问道。
       “敬人人敬，自敬其身，人生一世，畏敬于人。漫说尊长，漫说先达，但是个人，总难抹煞……”
       “《老学究语》啊!”我回答道。
       “你知道《老学究语》?”晗惊问。
       “当然啦，我不仅知道，而且还能背诵。我还知道你姥爷是一位书法家和训诂学家。我也知道你一直都睡光板床，只想着要继承居里夫人的衣钵，当一名女科学家。”
       “为什么?”晗无比惊讶地问。
       “因为我爱你!”我停了一小会儿，幽幽地回答。
       我的声音细如蚊音，但晗听来却如雷贯耳。接下来便是长长的沉默。我在沉默中小心地拉住了晗的手，晗在清凉的夜空下，异常无辜地紧张起来。
       “我们回去吧，宿舍要关门了。”
       她站起身。挣脱了，快步向学校走去；我则猛地追上前去。一把将她抱住……
       若干年之后。晗曾试图回忆那个晚上是怎样回到学校去的。她似乎翻了墙，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半夜里翻墙入室。那个夜晚，她无可避免地失眠了。她睁着大大的眼睛，整个夜晚如白昼般刺眼。空茫茫只有一片白光。她回想起我的讲座。我一次又一次给她推荐的书和夹在书中的笔记，以及我那个晚上的激情。
       “他居然能背《老学究语》，可真是有心人哪!”
       
       晗在失眠的白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她眼里的寒冰因此而开始融化。青幽的面容也开始红润起来。
       我和晗就这样恋爱了。一个幽闭在旧时代的女孩子，开始在风中怒放了。我这才知道。在晗的心里。我成了将她从竹林和古井中解放出来的人。那片竹林和那口古井将她幽禁得太久了，虽然她十岁就到了湖南，但对一个旧家族的记忆一直占领了她的心。那个曾经充满荣耀的旧世界对于一位少女来讲实在太强大了。她为那些已逝的荣耀而骄傲。又因这骄傲而养成了一种孤僻的性格。以及一种不俗的、青幽的气质。但她是不快乐的。光对她也只是娇宠而已，娇宠并不能抹去记忆的斑驳颜色并涂上新艳的色彩。她需要的是风，是带着夜露、星光和激情的不羁的风，是体温与爱情的气息，是打开窗户之后贪婪地呼吸，是一边流着泪水一边在心里不断呼唤一个人的名字。这一切。却全都由我在不经意之间给了她，并且，很自然地，我也带着她参加了各类社团活动。恋爱和各种新思潮彻底地改变了晗。她老式的实验室的梦想开始动摇，这才发现自己以前的视野多么狭窄，见识多么肤浅，世上还有多少主义、意识、流派、人物她从未听说过。她真是孤陋寡闻，所学仅仅是几本课本，她的抱负何其渺小，在如此伟大的时代中，竟只想到了实验室。她想起第一次听我演讲，那个时候，她的心其实就已经点燃。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总是带着被点燃的心去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她开始在课堂上出神，她的神思被我牵引，但她本能地抗拒着，她的意识与教养使她越来越矜持。我向她推荐书，她也是冷冷的。其实，她的心早已狂奔而去。多亏了那条小河，多亏了那个星空灿烂的夜晚，她才如此幸运地拥有了这份爱情，拥有了这么一个让她高山仰止的、英雄的、才华横溢的王家瑜。
       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朋友们都说晗有点像林道静的朋友。那位文静、正直、干涩的教授的女儿——小燕。但晗对朋友们的这个评价很不满意。她虽然瘦弱。却像林道静一样勇敢，她更高兴朋友们将她比喻成林道静。一听见朋友们叫她小林便格格地笑个不停。她想，如果她真是林道静，那我就一定是江华。她梦想着不仅要成为我的爱人。还要成为我的同志与战友，我们将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
       但我完全不同。我是因为征服才体验到幸福的。我征服了晗。便同时征服了晗那遥远的精神背景。但我很快发觉。晗那遥远的精神背景其实已经很虚弱。无外乎一个大家族在衰落中残留了几缕余光。就连晗也在挣扎，要脱离这个背景的。
       晗十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一个有竹林和古井的院子里，她的姥爷穿着厚实的长袍在厢房里写字。屋里的陈设尽是瓷器与古书。晗就是在竹林、古井、字画、古书、瓷器及穿长袍的姥爷的膝盖上长大的。她的一位姨妈是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长得异常优雅，精致的面容只能在博物馆的古画上才能看见。因为太美，又被父亲熏陶得品位高洁，便一直未遇着心仪之入，最终竟成了一个老姑娘。性子是越发怪僻、孤傲了。晗因父母远在西北的苦寒之地工作，出生不久便被送到姥爷和姨妈身边。姥爷用最宽厚的慈爱教她写字。姨妈用高洁的品性来训练她孤傲。姥爷的家族几乎可以列出一串名字。都堪称鸿儒博学之辈。晗浸染在遥远的精神背景之中，一不小心便成了一个旧时代的人。
       有着遥远的精神背景的晗。和我清瘦的奶奶一样。对书籍和学问有一种深厚的信念。二十岁的我，被一个年代悠远、气质清雅的女孩子崇拜着，又该何等虚荣!晗和我，于是便都成了幸福的人了。但我们的幸福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晗是因崇拜而幸福的，我则因被崇拜而幸福。我们还不知道，爱情和婚姻，与崇拜和被崇拜实在没有关系，所以这幸福其实是沙中建塔。
       我和晗谈了不到一年的恋爱，便毕了业，到塔克拉玛干的沙漠里去“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了。三年后，晗也毕了业，去了北京，有了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北京户口及一份很体面的工作。又过了两年，在沙漠里做梦的我和在北京城做梦的晗便结了婚。婚礼简朴得不可思议，婚床则是我从附近工地上偷了一块木板与一张破旧的单人床拼起来的。我们的婚事并未得到光的正式应允。晗的母亲甚至还极力反对。但凡母亲反对的。热恋中的晗便顽强坚持。她有自己的信念和梦想做底子，简朴的婚礼反让她觉得精神的丰富与强大，别人的议论与她的幸福是不相干的。
       我是在九月的沙漠里收到晗要求结婚的信的。分别四年多了。晗在信中说她心里一直空空荡荡，没有我，她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我知道晗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一定很迷茫。我同意结婚，但我还是想了好几天。我想起与我有过往来的所有女人——文表嫂、蓬、三妹、秀以及晶。这些女人与晗多么不同。我仔细回味。最让我血脉贲张的还是文表嫂和秀。文表嫂是原始的，秀是风情的，俩人都可以控制我的神经，占领我的本能，要了我的命；莲从未搭理过我。所以入了我的梦；三妹，哦，再也不曾出现过的三妹，温顺的、如童话般清雅的三妹。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所以占领了我的回忆；晶是我永远想躲却从未躲掉的一种形象，晶进入的是我的胃，我饿了，晶就让我吃饱。晶也永远让我联想到道德，我搞了人家又不再理人家。我常常觉得对不起晶，但又想，如果东西吃坏了，闹了肚子，是该东西骂肚子没良心呢。还是该肚子骂东西质量不好?我细细回味，心想，晗与她们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为何又要与她结婚?我想了好几天。终于有了结论——晗进入的是我的意识。显然，意识比本能、梦、记忆(和梦一样只属于潜意识)和胃要高好几个层次，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哲学家要比诗人高几个层次一样。但我没有想到。在紧随而来的大时代中，人的本能、梦、记忆、胃和意识会同时张开，且全都贪婪无比。
       即便这样，结婚前我仍与晗有过一次交谈，我也给她读了我关于男人与女人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构成了有关我婚姻的理论基础，这理论的本质。简言之，便是男人当以天下为己任，女人当以包容为天职。可怜的晗，全身心都沉浸在对婚姻生活的憧憬之中了，固然只有我说什么，她便听什么。不久我便调入北京，后来就下了海。我无比惊讶地发现，在复杂的婚姻关系中。任何理论其实都苍白无力。而且，人们也并不是总被意识控制，却常常被本能、梦、记忆和胃左右。很快，我和晗的关系便出现了裂缝。偏偏俩人都因为懒、因为清高、因为无奈、又因为无知而疏忽了。没有去也不懂得去修补，这裂缝便越来越大，以至于到了最后便只有分手。
       我从十二岁起，先是被民表舅的山歌所熏陶，接着又受到了文表嫂的乳房的刺激，接着又在十岁的三妹身上探索过女人的奥秘，对莲秀美的脖子产生了幻想，在秀的雷雨之夜万分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是个坏人。后来又不断地梦见冲却只得到晶。决定娶晗却只因为晗太像我奶奶……每一个女人我都浅尝辄止，便取其最美丽的部位拼装了我梦中的形象——文表嫂的乳房，莲的脖子，秀的皮肤、额头和长及脚踝的长发，三妹好闻的体味，晗的气质与精神
       以及晶的实用与方便。我的初夜导致了我的大不幸——晶，仅仅是乳房可以像文表嫂一样跳动的晶，就让我在第一次肌肤相亲时闻到了刺鼻的大蒜味。从此，任何一个女人都令我深感遗憾。我不断追忆三妹身上好闻的体味，可惜她离开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知道，属于记忆的三妹拯救不了我的未来，但我不甘心，我相信这世上一定还会有清洁如三妹的好闻的女人味。我根据气味识别女人。与程根据需要寻找女人完全不同。程的目标永远是明确的。气味却无影无形，神秘莫测。因此，程可以在他的正字书中津津有味地回味，我却只能在一张张空床上寂寞地幻想。我只能在幻想中完美恋爱了，女人一进入我的幻想便完美，一走进我的生活便残缺。我背负着我的梦想，却纠缠在心魔之下，我被那些无形无影的心魔纠缠得实在太久了。从某一方面讲，程是纵欲的。我却是好色的。纵欲的程空落，好色的我却不仅空落还十分清苦。程以恋爱为归依，我却只能以绝望为终结。我关于男人与女人的理论当然也只能随之破产。
       我刚调入北京时，也与晗一样，有过一段时期的迷茫。虽然我是部长钦点的人才。免不了有些神秘和不敢招惹，但我野惯了。才华横溢惯了，也狂狷惯了，在机关的大院里便总觉得不得劲。好在我能写有才情的文章，心胸又宽广，在同事中也颇有些人缘，所遇到的批评便只是“骄傲”和“不拘小节”罢了。而“骄傲”与“不拘小节”，在一些领导眼里又常被认为是做大事的材料的。因此，我在机关倒也混得不错，很快便当了一个处的处长了。但与广大无垠的沙漠相比。机关鸟笼般的格局总让我气闷。我无比怀念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沉寂，怀念荒原上的星空，以及戈壁滩上的太阳与砾石。
       “只有在荒原，我才享受到真正的阳光。与在城市的居室所感受到的迥然不同。荒原上的太阳是纯洁健康的，即便在黄昏日落时。也无比的赤诚与辉煌，散发着梦幻的柔和与慈爱。城市的阳光则总带着病态：透过窗棂和门缝。落在地板上、墙壁上，与人工的灯光、主人忧郁的神情交织在一起。一派的倦慵与空虚!在城市。阳光与人及其环境几乎是分离开的，太阳与人彻底隔膜，仿佛一种文化处于另一种文化中。在荒原则完全不同，荒原上的一切：石头、枯草、泉水，都无不透出阳光的气息与个性。即便是大山的阴影，巨石的阴影，也让人感受到太阳的运动与状态。”
       我在一篇纪念梵高的文章中如是写道。
       “人脑太小，而荒原无限；人心斑驳杂陈，而荒原纯净精粹。要享受荒原上的阳光，只有到荒原深处去。但这不可能，没有人愿意放弃安乐，走进美、自由和飘泊中去。”我也用最无奈的伤感表达了对已逝生活的怀念。
       不久，一场让人疼痛的运动便开始了。但在嘈杂的人心中。我却只看出自己的孤单，我的英雄主义既无用武之地。便显出诗人的颓唐与愤世嫉俗来。本能、梦、回忆和胃同时启动，意识却偏居一隅，我迷乱的心开始在大街上和公园里躁动。
       最早让我躁动的是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她，很稀奇地扎了两根粗黑的辫子。女大学生下了车，我也下了车，女大学生进一条胡同，我也跟着进了胡同。在胡同拐弯处，女大学生突然回头，很灿烂地问道：“你是不是想认识我?”我愕然。不知所措。女大学生便格格大笑。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之后，便常去公园约会。
       一个黄昏。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游行。运动是一天比一天高涨了。整个公园只有我们两个置身度外的闲人，而泼洒在松枝上的夕阳是孤单而美艳的。
       我问女大学生为何不参加游行。女大学生便说：“我又不是××××的女朋友。为何要去?”
       “你呢?看你也不像是老实人，又为何不参加游行?”女大学生问我。
       “我又不是××××，为何要去?”我答道。
       女大学生大笑不已，便说：“看来你真是个坏人。”
       “坏人谈不上，但我决不做群众。”
       “太棒了，这句话太经典了，我就喜欢不做群众的男人。”
       女大学生边说。边跳起来搂住了我的脖子。我立即感到一种寂寞的情绪，像蛇缠住青蛙一样。来到了这个美艳的黄昏。
       我一把抱住女大学生。干净利落地将舌头伸进了她的嘴里。女大学生湿润起来，整个身子便化在了我的身上。我撩起她的衬衣，两只手灵巧地解开了她的乳罩。女大学生的舌头被我缠住，只能呜呜嘤嘤，似乎在说：“太阳还没落山呢!”
       当那条蓝色的牛仔裤脱到大腿上时，女大学生猛地挣脱我的舌头。挡住我的手，坚定地说：“不行，我来那个了。”
       夕阳看见两个疯人，窘也似的沉了下去。女大学生的腿刹那间显出了极度的嫩白。“我不管!”我又将舌头卷进了女大学生的嘴里，双手同时在她的乳房上揉搓起来。女大学生再次发出急促的呜嘤声，任由那条脱了一半的裤子掉在了小腿上。
       时间在大汗淋漓的昏眩中逝去。女大学生先是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这会儿又瘫在草地上，幸福无比地抽搐着。
       运动渐渐消停下来。公园里的人也渐渐地多了。不久。女大学生便出国去了。长达三个月的运动。别人在游行，我却在做爱。游行给我们腾出了公园。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可理喻的激情。我终其一生都未曾如此疯狂过。别人在动乱中发疯，我却在寂寞中发狂。其实，我的激情一开始便已点燃，却没有机会出头，又不愿尾随人后。做一个只喊口号的群众，便只好颓唐、寂寞。在寂寞中，人都容易无聊，一无聊便容易遭遇到艳遇。
       三个月之后。秋天一如既往地来了，萧瑟的天空下。到处都是看不清前途与方向的人。神秘主义者、妖人及类“白莲教”组织盛行一时。牛鬼蛇神自动地跳了出来。有关人类灭绝及拯救者的传说层出不穷。我深感厌恶。便对晗说：“天下既无事。我们就生孩子吧。”
       女大学生临走时。给我留下了一句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
       “每个女人都崇拜法西斯分子，”
       “脸上挂着长靴，”
       “野兽的、野兽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
       我愕然，无以应对。我显然已被这首既疯狂又尖利的诗给震住了。多年之后我的耳边依然会响起这句诗：“野兽的、野兽的心。长在野兽身上。像你——”
       唉。我如此不受约束，又如此自大，就算日后有更大的灾难也不足为奇了。
       此后。我便经常从晗所占领的意识中溜出去，去寻找我的本能、梦、记忆和胃去了。现在想来，我一生最困惑的事情之一仍然是情感。我一出生便离开母亲。十二岁才回到她的身边。但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只有一年多点儿。我生命中母亲的形象是模糊的。我的肌肤从小便缺乏抚摸，我对女人温暖的怀抱永远都怀有致命的渴望之情。于是，三妹、文表嫂、莲、秀、晶和晗便轮番登场。像程一样，我也建立了自己的情色档案。某人我放入本能一档。某人我放人梦或记忆一档。某人我则放入了胃一档。至于那个热爱纳粹的女大学生。我则毫不犹豫地放进了记忆一档，但那是记忆中最烦躁也最迷乱的六月。
       我有时也会想到杰，因强奸而进了监狱的杰，应该给我更多的警示。我在机关工作多年，
       更知道混乱的男女关系意味着什么。但本能、记忆和梦在我空虚的躯体中不断作怪——管他妈的，生活已经变了，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混乱的景象，器官们在大街上张牙舞爪，飘泊的人生已经呈现出光怪陆离的面孔!
       与此同时，晗也遭遇了她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她婀娜多姿、脸色苍白。却对我一往情深。起初，她看见我迷茫，且常因了这迷茫大发脾气，便常常自贵——要不是因为她，我一定还在沙漠中过着自由、豪放的生活。她知道我的英雄气概。我是受不了机关局狭的斗争与倾轧的。但后来，我慢慢地变和顺了，竟成了部里最有才华的笔杆子之一。晗心里高兴，心想。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了。但晗的好心情持续不到一年，我又一天比一天地沉闷了。她不知就里，总感觉我已心在别处。从前，我下班回家，总会兴致勃勃地给她讲文章。讲文章，即我写了文章，就兴致勃勃地讲给她听，已经成了我们最幸福的功课。
       但幸福总是短暂的。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吃完晚饭后便不再讲文章了。我不讲文章，晗心里就不安。她分明已经感觉到我心不在焉，她怀疑我的心已经不在了，但那心去了哪里她又不知道。她甚至还在我身上闻到了与从前很不相同的气味。但她分不清这气味究竟是什么。她只知道这气味让她难受，她常常想哭，但没有哭的理由，她甚至还想死，当然更没有死的理由。她就这样没理由地难受、想哭，直到一年后怀了孕，她才又幸福地幻想，要生一个与我一样天资聪慧的儿子。
       晗在怀孕和生产中度过了她一生最幸福也最安生的日子。我全身心地回到家里，完全属于她了。她每天都吃很多东西，包括两个鸡蛋、四个苹果、三两瘦肉、一杯牛奶、一碗莲子羹、十颗核桃、三小碗米饭。我全神贯注地做了一年多的丈夫，每天都看育儿手册，去批发市场买便宜却新鲜的蔬菜与水果，下厨房做饭，陪她散步和做孕妇操。临睡前趴在她的肚子上和儿子说话，带她去做妊娠体检。挑选孕妇装、宝宝装、童车、奶瓶和尿不湿。给儿子取了一打名字，考察幼儿园，向专家请教胎教的方法与技巧，关闭了所有与本能、梦、记忆和胃有关的档案，甚至于还戒了烟。我的意识都已被晗肚子里的小东西给占领。王家到了我这一代就只有我这么一粒良种，我是长房长孙。是独子，我的精神与禀赋需要有人传承，并将家族的荣耀与梦想发扬光大。
       数月后，晗顺利生产，是一个女儿。我隐隐有一丝失落，但很快便在女儿的啼哭中心花怒放了。
       不久，我便下了海，和宏去了H，我的商业生涯开始了。
       自从生了女儿，晗几乎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她不再渴望听我讲文章。我偶尔也谈及我的生意及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但她全没心思听。她对我身上是否混有别的味道也不再敏感。她的心被女儿充实着。外面的世界完全可有可无。不久。我便买了新房子，她在大大的新房子里做了两年全职妈妈。我却一天比一天地忙。然而，当她回过神，想知道我在忙些什么时，才发觉自己已被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此前，她对我们的人生有过若干设计，她甚至梦想过我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梦想过我会当部长，可她从未想过我会成为一个商人，她会成为一个商人的太太。生意是什么?不就是倒来倒去，唯利是图吗?在她的价值观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利。她将利等同于庸俗。将商人等同于庸人，我怎么就成了一个商人?她又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了?
       晗困惑了好长一段时间。慢慢地也开始理解商业对中国的重要性了。中国正在转型。人民需要富裕。富裕才会强大。但这些理解仅仅是理性的，她被道理说服，道理说服了她却不能进到她心里去。她曾经梦想与我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像居里和居里夫人，像钱钟书和杨绛。如果生逢革命时代，需要流血和牺牲，她也情愿和我成为一对革命伴侣，即便牺牲也是崇高的。可商人算什么?商人能承载我们的理想吗?最糟糕的是，我一天比一天忙，我们的话也一天比一天少。此前，晗就从未进入我的本能、梦、记忆及胃中去，但她毕竟在我的意识世界呆了若干年。她听过我的演讲，也听过我讲文章。她熟悉我生意之外的所有理想，她热爱过也崇拜过我。但是现在，我们在意识的世界里也没话可说了。我们唯一共同的话题便只有女儿，但我似乎永远没有时间陪女儿玩儿。我成天都在飞，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约我的时间居然还要通过秘书，好不容易接通电话，又总是说在开会。我们一家唯一的一次旅行是某年春节去三亚，但是大年初一，我又被一个电话叫走了，留下她和女儿过了一个以泪洗面的春节。晗的精神开始向两个既让她疼痛又让她迷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她看见了我的功利心，有时候简直是利欲熏心，她因此而蔑视我；另一方面。她又看见了我的成功，我的决断、智慧与创造力，我依然是她心中的英雄。她崇拜我并对我唯命是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几乎以完全对等的力量撕扯着她。当她对我唯命是从时，另一种力量便让她抗拒我。她顺从得不快乐，抗拒得又很无力。与我生活了十年之久的晗。在我买下的大房子里无所适从。她被我拽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既回不到她有竹林和古井的院子里去，又回不到她的实验室里去。可她能跟着我去荒原及商场上驰骋吗?她左右都是错，最后便让自己封闭起来。她在封闭中不断怀念她少女时期的梦想。如果不认识我，她一定正过着清淡而美丽的实验室生活，这生活单纯而有信念，目标清晰又踏实安心。她会遇到一位科学家，爱她的文静与质朴，也爱她的信念与精神。她会为这个男人而优雅，也会为这个男人而丰富。她做实验、听音乐、练习书法、与奇妙的生物化石为伴。那男人只会与她共勉而不会给她压力，只会给她信心而不会给她忽视。只会给她平安而不会让她动荡。她不需要雄心，也不需要太多的激情。过了十年婚姻生活的晗。突然发觉自己多么渴望这么一个男人，能够给她鼓励、平安、欣赏与赞美。她实在不能承担我所谓伟大而动荡的生活了。我说的大时代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啊!
       实施着一个又一个商业计划的我，带剑而行。纵横千里，我专注于一个又一个商业创意，满足于一单又一单生意的成功。我也发觉自己与晗是一天比一天地没话可说了，我意识到我娶晗其实是娶了她的精神背景，但这个精神背景却是我早已弃之如敝屣的。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文化对商人的轻蔑，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如果明中叶不闭关锁国，则断没有清末的民族溃败。所以，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并将对中国的文化与传统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影响。我看出晗对我的抗拒与蔑视。我对这蔑视嗤之以鼻。我不指望、不属于、也不在乎晗的支持与理解。但我已经四十岁了。成天都在硝烟弥漫中厮杀，我是一块铁也有无力的时候。我只想晗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拥有一份贤淑，能够让这个家温馨一些、幸福一点。这么多年来。我成天飞来飞去。晗几乎没有为我收拾过一次行装。她那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处女姨妈，教过她如何拥有一种孤傲的性格。却从未教过她如何洗一张手绢。我的家永远都是乱七八糟的。我经常找不着衣服和领带。晗从来都不屑于做一个忙里忙外的家庭主妇。
       “我希望出差回来，能看见屋里有我喜欢的花，茶几上有我爱喝的茶，难道过分了吗?”我在与晗的一次争吵中。愤愤然。晗也认为我的要求是正当的。于’是去学了花艺和茶艺。但花艺学成了。家里还是没有花，茶艺学成了，家里也还是没有我爱喝的茶。晗有足够的时间在精神世界里发呆。却没有心情整理衣物与房间。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开完会，恍恍惚惚地去了一家俱乐部。我实在太累了。在包房里一觉就睡到了天亮。醒来竟漫无目标，便开了车在街上闲逛。没想到竟连续追了三次尾。当最后一次追尾发生时，我突然想到我在这个城市是有家的人，有太太、女儿和母亲，为何到了周末却不想回家?又怎会连续追了三次尾却浑然不知?
       “我到底怎么了，竟会如此孤独、恍惚和不幸福?”
       我问自己。心里阵阵发酸。但电话不久便一个接一个地打了进来。我又接二连三地见人去了。我很快便忘了这个心灰意冷的周末，我更大的攻城略地的计划开始了。
       之后，我清空了所有与女人相关的档案，下决心与幸福诀别。
       原书责编：窦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