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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春樵　男，1962年生，1983年安徽师大中文系毕业，1991年华中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谜语》，散文集《重归书斋》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入围“2003年中国长篇小说专家排行榜”、“《当代》长篇小说排行榜”等。现任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副院长。
       第一章　陈小莉被戴上了手铐
       1
       人活天地间，很是麻烦，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有的人来到这世上就像应邀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一辈子山珍海味，美酒佳人，衣冠楚楚，神色逍遥，临走时，打着饱嗝，抹着一嘴的油水。最后将名字刻进一座豪华体面的大理石墓碑永垂不朽了；而有的人来到这世上，不像是从娘胎里生下来的，倒像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一辈子缩着脑袋，绷着神经，过着狼狈不堪、四面楚歌的日子，活着就是罪过，活着的本身就是灾难。
       一九九四年，四十五岁的陈道生这样想的时候，他的服装店生意已经死到临头了。好像店里卖的不是时装，而是死人穿的寿衣。这种糟糕的联想让陈道生时常倚在无人问津的店门边望着城市的天空发呆。天空的颜色一如既往，阳光均匀地铺满了灰色的屋顶和行人匆忙的脑
       说是服装店，还不如说是服装铺子更准确一些。铺子是二层楼门面房的一个过道间，原本是停放自行车和乱扔杂物的地方。四里河服装一条街热起来的时候。嘴有些歪的房东沿着楼梯用粗糙的纤维板一直隔到了街面上。白涂料一刷。卷闸门一装，就成了一间十来个平方的店面。陈道生老婆钱家珍说的一点没错：整个就一违章建筑。好在房租便宜。一个月才三百块钱。陈道生就瞄上了，陈道生走进这间铺面时，铺子原来的店主刚被人用刀捅死，还不到一个星期，墙虽让房东刷白了。可墙壁上的血腥之气似乎还没风干，总有一股类似于死鱼的味道在陈道生鼻子周围徘徊，眼下四里河铺面很紧俏，可还是没人敢租这间倒霉的铺子，怕染上血光之灾，下了岗的陈道生也有些犹豫。
       房东周开保捏住蒜头鼻子，歪着轻度中风的嘴对陈道生说，“再让你二十块钱，二百八，怎么样?就当我也挨了一刀。”
       铺子就租下了。
       陈道生的铺子挤在四里河三里路长的服装一条街里。就像一篇漫长文章中不小心多点了一个可有可无的标点符号，甚至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一九九四年是一个思想不准西化而物质已经全面西化的年代，外国的汽车、彩电、冰箱、录像机、牛仔裤、剃须刀、避孕药全都进来了，青年男女们争分夺秒你追我赶地将头发染黄了、绿了、紫了，走在四里河人如潮水的服装街上，大小店铺卖的都是“鳄鱼”、“花花公子”、“皮尔·卡丹”、“老人头”之类的“世界名牌”，而且店名一律的骇人听闻，诸如“时装城”、“专卖店”、“经典广场”、“名流一族”、“梦幻罗曼斯”，陈道生在白塑料板门匾上用黑漆刷了“道生服装店”几个字，店名出土文物一样陈旧而不合时宜，让人很容易想起过去年代里“药店”、“茶食店”、“寿衣店”什么的。最为致命的是，陈道生坚决不卖东莞、石狮等地的“世界名牌”，他的服装都是从上海、杭州、苏州的国营服装厂进的，一条国产裤子的进价比双河市面上的“世界名牌”零售价还要贵一倍。开这样的服装店相当于人家卖肉，他卖骨头，骨头比肉的价钱还要贵，房东周开保收房租的时候表达了这种看法。陈道生很委屈地说，“那些名牌全都是假货。坑人呢。他们卖的才是骨头，是臭骨头。”在夏天闷热的天气里跟房东争辩“肉”和“骨头”的真假。没什么实际意义，房东要的是房钱，只要钱不假就行了。服装店才开了一年多，眼看着房租水电苛捐杂税都交不起了，这种状况让陈道生心凉了半截，他很难以歌舞升平的心情经营他的生活和服装店。
       陈道生总觉得时令有点不大对头。才进了八月，天气就变得相当古怪，那天中午，太阳异常毒辣。空气一动不动。阳光着了火一样将马路边的法桐树叶烤成卷曲和枯黄，午饭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天空突然涌起一大片破棉絮一样的乌云从高楼后面一浪高过一浪地卷过来，阳光被卷得东一缕，西一团的，乱七八糟，刹那间，天气骤变，一阵来路不明的冷风毫无方向地旋转着经过屋顶的上空。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也是冷的，风雨中，树叶漫天飘零。窗台上花盆里的桅子花在雨声中悄悄地落下花瓣。这时人们身上的汗也干了。整个城市都在忙着关电风扇，所有的人面对着月经紊乱一样的天气无所适从，三圣街七十六号大院里的吴奶奶说。这叫“阴阳天”，主凶兆，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出现过一次，鬼子就是在“阴阳天”的日子里一路烧杀抢掠到双河市的。
       天气预报纠正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传说。电视屏幕上那位相貌平庸声音华丽的女主播说，一九九四年秋天提前到来了。
       然而，在陈道生服装店门外，一九九四年秋天的双河市到处走动着比夏天更加烦躁不安的步子，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喝多了酒的醉鬼，面红耳赤，逻辑混乱。被酒精勾兑起来的欲望和野心在活蹦乱跳的霓虹灯光煽动下肆无忌惮，歌馆酒楼舞厅迪吧洗脚屋美容院流行病毒一样迅速蔓延到城市的每一个缝隙中。与此同时，《一无所有》《跟着感觉走》《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之类的毫无理性的歌声灌满了酒气熏天的大街小巷，城市的夜晚流淌着一种变质酸奶的气息。
       许多事陈道生始终想不明白。比如在“圣保罗夜总会”给老板当保镖的赵天军，那天捋起袖子暴露出胳膊上蛮横的肌肉反复对他说，“陈叔。这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年头，只有不敢想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赵天军说这话的时候。陈道生刚跟老婆钱家珍吵完架，钱家珍说再不卖“世界名牌”，一家老小迟早要被活活饿死。
       夜晚的黑暗已经完全掩盖了城市的真相，灯红酒绿的绚丽装饰着阴险龌龊的动机，在那些醉生梦死的表情背后，大多数人都愿意不计后果地活着，部分怀揣着恐怖主义勇气的男女们走进了歌馆酒楼舞厅迪吧洗脚屋美容院，他们在不同性质音乐的刺激或安慰下，目光与灯光一样暧昧，数钱的姿势仓促而果断，假皮鞋、假服装、假烟酒、假钢材、假钞票、假汽车、假人参、假文物、假税票在这些欲壑难填的背景中真实成交，成交之后，他们握手拥抱，然后开始跳真舞、赌真钱、吃真摇头丸、买真避孕套。来真的卖淫嫖娼。
       没有人能管得了夜晚的城市。也没有人能管得了陈道生女儿陈小莉日益严重的口红与脂粉，才十九岁，她就不得不每天花一个半小时对着镜子跟自己的脸较劲，先是打底霜，再抹保湿霜，最后涂上防晒霜，口红眼影描齐了的时候，家里就要吃午饭了。这一年秋天，小莉总是跟家里的镜子过不去。她化完妆时常用眉笔狠狠地砸向无辜的镜子。镜子从来都不愿掩饰她苍白而缺少水分的脸。并且把她错误的化妆直接暴露给她自己，这等于是一种毫不留情的检举揭发，就像在商场收银台当众揭发一个行为不端的顾客在货架上偷拿了几根牙签，不算严重，却很丢人。
       于是。一九九四年秋天一个阳光很少的上
       午，陈小莉气急了，她看到自己的脸上不仅没有少女的细腻与红润的迹象，反而像溺水死亡后刚刚打捞上来一样惨白，冰凉，她手里攥着一瓶无济于事的“夏士莲”，长时间地盯着镜子，像盯着一个准备打劫自己的仇人，当云缝里漏出的一缕阳光射进屋内更清晰地照亮自己的表情时。她觉得衣服被穷凶极恶的歹徒当众剥开了。“砰”地一声碎响，“夏士莲”砸到了镜子上。镜子里小莉的脸四分五裂。小莉“哇”地哭了起来，捂着脸一头冲进房内，狠狠地撞上房门。陈小莉倒在床上绝望地闭上泪水模糊的眼睛，很快她就听到母亲钱家珍趿着拖鞋由远而近的走过来。母亲站在门外心疼地嚷道，“你这死丫头，都砸坏六块镜子了。”母亲心疼镜子，说话的声音像从劣质蜂窝煤炉里吐出来的。一股烟雾呛人的味道。
       与此同时，小莉的房间里迅速缭绕起了另一种乳白色零乱的烟雾，烟雾一点也不呛人。水一样柔和滋润，小莉沉沦于烟雾的缭绕之中，心里渐渐平静下来。在如水轻烟的烘托下。她像一个沉重的包裹被慢慢打开了，打开的身体向天空飞升。盘旋。天空一片蔚蓝，香甜的芒果气息弥漫在她周围。脚下一团团白云如同盛开的棉花，柔软而洁白。
       已是做午饭的时辰了。院子里家家户户忙着捅炉子生火做饭，锅碗瓢盆、刀叉勺铲的声音错综复杂地挤满了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
       陈小莉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享受完这欲仙欲死的感觉，房门被几个表情冷酷的男人撞开了。是警察。
       陈小莉被戴上手铐的时候，身体绵软得像一条正在作茧自缚的蚕，她很难充分地睁开眼睛，所以她恍惚的视线里，警察手忙脚乱地做出的全是舞蹈动作。警察动手的时候，钱家珍的哭声节奏感很强也很乱，类似于迪厅里重金属音乐的不合乐理的伴奏。
       陈小莉是被架着出门的，她的感觉很好，有一种婚礼般的眩晕。手铐如同婚礼上纯金打造的手镯。很温暖。
       陈小莉被塞进警车的时候，人已经睡着了。
       这时候，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十六户街坊们不干了。警察在这院子里抓人就像取走他们临时放在这里的一双拖鞋，太随意。于是，除了在外摆摊没回来的，一二十号男女步调一致地从厨房的油烟中冲出来，他们手里攥着煤钎、老虎钳、扫帚、锅铲、玻璃奶瓶情绪异常激烈。卖完早市猪肉刚到家的胡连河手里甚至握着一把血迹未干的杀猪刀，“凭什么到七十六号乱抓人?”
       七十六号院子里住的都是穷人，穷人的日子是靠相互帮衬着过下去的，谁家烧饭做菜缺盐少酱油或忘了买大葱生姜。到邻居家厨房里随手拿了就用，跟共产了差不多，几十年来的日子就这么从解放前一直过到了解放后，毫无变化。大院里的人都是一家人，家里矛盾再大，对外枪口是一致的。所以警察抓走陈小莉一个人，等于是抓走了七十六号大杂院里的所有的人。
       警车被街坊们堵在三圣街狭窄的石板路上，进退两难。
       陈小莉犯了什么罪错。大家不知道。警察也不说。那位比较胖的警察扬起手中的警棍说没必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抓人，而且警告街坊已经妨碍了正常执法，胖警察用警棍顶了一下帽檐，又指向胡连河的鼻子，很轻松地说，“你以为我们今天手铐带少了是吧?你上前一步来试试?过来!”胡连河被警察轻松而挑衅的语气吓愣住了，他灰紫的嘴唇哆嗦着，牙齿咬着的半截香烟和手里的杀猪刀同时掉到了石板路上，杀猪刀落地溅起一个火星。火星瞬间熄灭，刀就缺了一个大口子。像被敲掉了一颗门牙。胡连河嘴还硬。“我杀猪，没杀人!”
       蓝白相间的警车在众人举棋不定的一刹那间，拉响警笛，很莽撞地从狭窄的巷子里一头向前冲去，在街角拐弯处警车撞翻了一个垃圾桶，垃圾桶里钻出几只惊惶失措的老鼠。
       钱家珍抱住街边的一根歪了的电线杆哭得声嘶力竭。她的喉咙里咕咕噜噜地发出母牛在挨刀前绝望的喘息与嚎叫，而她丰满得有些臃肿的身子让人很容易想起一口袋面粉。
       缺了牙的吴奶奶当着街坊的面数落钱家珍，“小莉还不是你惯坏的。她要是不犯错误，公安不会来抓人的。哪有像你这样当妈的?”吴奶奶的牙齿漏风，字句却是牙啃骨头一样硬。
       钱家珍止住哭。泪水在秋天的阳光下无色无味，她为自己辩护说，“不让她出去，她不听话，我有什么办法。这个星期我才打了三回牌。”
       巷子里趟过一阵猛烈的秋风。电线在风中呜呜作响，大杂院里飘出的蜂窝煤烟在风中碎了。一些炒辣椒的味道和酱油的气息凌乱地穿插在风中，悬在头顶上的太阳药水浸泡过一样苍白。街坊们陆续走进院子，走进自家的厨房，心里怦怦乱跳。他们抒情与议论相结合地将警察抓人事件上纲上线，大多数人认为。“陈道生在外忙挣钱养家，陈小莉毁在钱家珍手里。”
       钱家珍被扔在街坊们七嘴八舌的声音后面，她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巷子。两只手死死地攥住衣服的下摆，一筹莫展。
       陈小莉被大盖帽警察塞进警车的时候，陈道生正在“道生服装店”向大盖帽求情，他苦着脸说自己一个月根本卖不了一万块钱服装能不能少交点，那位嘴上留有一绺胡子的大盖帽用生硬的手指骨节敲着收银台上的饭盒生硬地扳过脑袋。“减税?你们这些服装贩子们真是心太黑了，有钱吃喝嫖赌包女人，没钱交税?抗税比偷漏税处罚更重。直接进看守所吃八大两去!”说着又重重地拍了一下饭盒。盒盖震翻了，饭盒里的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已经凉了，他嗅了嗅了鼻子，“这可比牢里的饭好吃呀!来钱!”说着头也不抬地向收银台伸出手。五根骨节粗硬的手指在中午寂寞的空气中熟练地抖动着。
       店员于文英从抽屉里摸出三百块钱递给大盖帽，声音软弱地说。“也就是跟你商量商量嘛，哪敢不交呢。”陈道生也凑过来递上一支烟，并迅速地给大盖帽点上火，“说说罢了，哪个愿意坐牢呢。” “坐牢”两个字还没说完，陈道生裤带上的传呼机响了，一看传呼号码，是三圣街街口秦大爷小卖部的电话。陈道生一路小跑到电话亭回话，电话那头秦大爷喉咙里憋着一口来不及吐出的痰，声音咕噜着说了一句，“好像你家里出事了。”
       从四里河服装一条街到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不到三公里，沿河穿过两条寂寞的老街和一个热闹的菜市场，再拐过已经卖掉的双河机械厂围墙，就到了三圣街街口了，街口秦大爷几十年与杂货铺相依为命。他跟三圣街一道进入风烛残年。抽风的手指长年累月抖个不停。
       陈道生骑着除了铃铛不响全身都响的破自行车，一路狂奔，沿途一些不明真相的行人以为发生了抢劫案。车速太快。自行车与一辆迎面呼啸而来的警车差点撞个正着，陈道生避让不及，自行车斜刺着撞向河边的一棵歪脖子柳树。
       陈道生摔下车的姿势像体操运动员失败的前空翻。人从车龙头上空蹿出去，膝盖骨撞在树干上，树皮撕破了裤子，血从裤管里流出来，陈道生倒在地上看到了天空在旋转，与天空平行的自行车轮也歪曲着旋转。疼痛以一种活剐的方式由里向外一刀一刀地剐着他的骨头。
       陈道生摔倒的时候，并没有听到警车里的
       人朝着他摔倒的方向叫了一声“找死呀”，更不知道警车里面的女儿陈小莉戴着手铐正做着腾云驾雾的美梦。
       陈道生摇摇晃晃地推着变形的自行车迈着变形的步子回到了七十六号大院。一进家门，见钱家珍坐在一张开裂的小方桌边有板有眼地哭着。小方桌上。两碗米饭、一盘炒豇豆、一碗丝瓜汤挤在一起死气沉沉。一点热气也没有，看上去像庙里祭祀供奉已久的斋饭，而几只饥饿的苍蝇胆大妄为地盘旋在饭菜上空。然后停在上面大吃大喝，这让陈道生感到这个家脆弱到连苍蝇都敢欺负。一贯怕老婆的陈道生终于克制而有限度地对钱家珍表示了不满，“这么多苍蝇，也不赶一赶?”他挥着因恼怒而僵硬的手很徒劳地打着苍蝇。苍蝇像听了口令一样一哄而散。“饭菜都盛上桌了，小莉呢?”
       钱家珍本来已经哭得索然无味了，陈道生的责难如同添油加醋，于是她就变本加厉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扑向陈道生，手抓脚踢，“都是你这个窝囊废，不给小莉找工作，还让公安抓走了。”
       钱家珍的手用力不够均匀。所以陈道生脸上只留下了三道深浅不一的血痕。他捂着脸，受伤的腿和牙齿剧烈地抽搐痉挛，他简单地摇晃了一下，一屁股跌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地上几只猝不及防的蚂蚁稀里糊涂地就死在了他的屁股下。陈道生脸涨成青紫的颜色。他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指向钱家珍，像杨白劳控诉黄世仁毁了女儿一样，一字一顿地说，“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
       接着整个七十六号大院里人都听到了陈家老屋里激烈的争吵叫骂声和摔碗砸盆的声音。一般家庭战争中最先牺牲的就是锅碗瓢盆，陈家也不例外。大杂院里的邻居们在碎玻璃一样的尖叫声中。趿着鞋、端着碗过来了。
       在圣保罗夜总会当保镖的赵天军刚刚睡醒。他甩了甩麻木不仁的胳膊。拉起陈道生说，“也许过两天小莉就放回来了，公安经常乱抓人。我们夜总会老板还被带到局子里去过呢。”
       于是，大伙就沿着这一思路去安慰陈道生，越说越轻松，大伙一致认为小莉还是孩子，也就是贪玩。又不会去杀人放火。没什么大事的。卖卤菜的洪阿宝一身花椒茴香的气息。他盲目乐观地开导陈道生说，“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对吧?国家主席都能背上冤假错案。待业青年陈小莉抓错一回又算得了什么!”这种情绪相互传染，屋内的气氛立刻就轻松起来，大家就都很轻松地劝陈道生两口子赶紧吃午饭。他们一厢情愿地确信公安很快就要放人。钱家珍甚至不切实际地说，“我要让他们上门道歉。这帮人太凶了。”过了好一会，有人建议，“找一下刘思昌!”刘思昌是七十六号大杂院里走出去的最有本事的一个人。
       午后的阳光从窗台上撤走。院子里油烟气息也逐渐虚无，陈道生听到屋顶上空飞过一群鸽子，鸽哨声清晰而明亮。
       2 “圣保罗夜总会”二十二楼顶部密集的霓虹灯通宵达旦地闪烁着欲望的光辉。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灯光在夜空里你来我往川流不息地蹦跳着，那是一种挑逗的姿势，类似于一个浪荡女人抛出的媚眼或用猩红的嘴唇在别有用心地吮吸涂满指甲油的手指。因此它也就成了这座城市寻欢作乐的一个标志性的细节。
       夜总会通常流露出的是原始欲望。大门口车水马龙。灯火灿烂，迎宾小姐们身披红色绶带脸上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微笑，身材与迎宾小姐一样高挑迷人的陈小莉进门时。居然将一粒瓜子壳吐到了迎宾小姐的脖子里，她正准备说对不起，一阵骚动从后面席卷而来。两个肌肉结实戴着墨镜的年轻人簇拥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上了台阶。两排迎宾小姐全都弯下腰声音整齐地喊道，“杨董事长好”，小莉看到瓜子壳从那位迎宾小姐的脖子里掉到了地毯上。
       陈小莉也就是在迎宾小姐们共同弯腰的时候看到保镖赵天军的。她拉住赵天军肌肉扎实的胳膊，“军哥，不要跟我家里人说我来过夜总会。”赵天军用黑色的眼睛看着小莉。嘴里露出一口白牙，他耸了耸肩说，“夜总会怎么了?我不也在夜总会上班吗?你来过这么多回，我哪次告发过你?”小莉捣了她一拳。“我爸知道了要砸断我的腿。晚上我请你跳舞好不好?”赵天军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我就喜欢断了腿的美女做老婆。”小莉跺着脚骂了一句。“赵天军。你不得好死!”
       陈小莉没进包厢，她坐在二十二楼舞厅拐角的一个卡座里，点了一杯最便宜的茶水。然后百无聊赖的目光停留在舞池里。舞池有一个篮球场大，身份不明的男女们像鱼一样在池子里游来游去。灯光总是被音乐控制着，抒情的乐曲响起的时候，灯光就暗了下去，此时跳舞就成了一个装饰，一个放荡身体的借口，男女们在幽暗光线的掩护下，搂抱在一起，手与身体的关键部位相互勾结。紧密配合。舞蹈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把见不得人的欲望塑造成艺术的造型。一曲终了，灯光刹那间大亮起来。许多人沉溺于暧昧的纠缠中来不及做出反应，他或她的手依然滞留在对方不该放的地方忙碌着。等到节奏疯狂的迪斯科舞曲响起来的时候。陈小莉感到在超重低音和重金属音乐的联合轰炸下楼顶随时都会被掀翻，她的心里有些慌。脸上的汗也憋出来了，老四还没来，她有点撑不住了，骨头里像是有成群结队的虫子钻了进来，又痒又麻，可这骨髓深处的又痒又麻抓不着挠不住，她真想一刀劈裂骨头，可身上没刀，于是她用牙使劲地咬住嘴唇。迪斯科音乐如洪水猛兽铺天盖地地压下来，灯光像是机枪点束扫射，将舞池里男女们切割成卡通动画片，陈小莉忍无可忍地跳进池子里，在群魔乱舞的疯狂中接受枪林弹雨的扫射和粉碎。
       浑身汗湿了的陈小莉最后在女洗手间里才找到了她认识的陪舞女黄娟，黄娟正躲在洗手间门后点上锡箔纸，一缕青烟刚刚飘起来时，小莉就像一个优秀的射手一样，准确无误地一把夺过冒烟的锡箔纸，大口大口地吸起来，“娟姐。我会给你钱的!”一脸愕然的黄娟冲过来，死死地拽住小莉的胳膊，“我也没货了，你不能独吞。”于是小莉将锡箔纸递到了黄娟的鼻子下面，两人患难与共地吸了起来，她们像两只相依为命的猫在争食生命中的最后一条鱼。当白粉在锡箔纸上变成黑灰后，黄娟将苍白的手伸向小莉，“我花两百块买的，你得给我一百。”小莉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过两天我会给你的。老四说今晚给我带货来的。”黄娟说。“老四就自给你了?他是个王八蛋!”
       王八蛋老四说好了晚上九点给小莉送两包粉到圣保罗夜总会。条件是小莉陪她睡两晚。最近两个月来。小莉的粉都是跟老四睡觉睡来的。这个王八蛋最早是靠在夜总会拉皮条的小混混。后来见倒粉收入高。就死皮赖脸地让小莉给他一点货，尝到甜头后又缠着以贩养吸的小莉跟她的上线焦大头接上头，为了独霸圣保罗的生意，老四将夜总会头牌舞女叶莺送到了焦大头的床上，然后与焦大头联手把小莉甩了，焦大头对眼泪鼻涕双管齐下的小莉说。“你要货量太小，又是个女孩子，风险太大，以后就找老四拿货吧!”十九岁的小莉一直是弄一点货给歌舞厅的舞女和常客。相当于发扬风格互助友爱，自己只是赚一点差价维持吸粉，没钱的
       日子得过且过就罢了，可焦大头突然断货，无异于突然断送性命，她要活下去，只能让自己成为老四手心里的一只既逃不出去又随时可以捏死的蚂蚱。老四只要打传呼想睡小莉，小莉必须随时赶到，交了货，然后他们就到街头小旅馆开房睡觉，小旅馆肮脏透顶。掀了被窝，里面就会爬出臭虫。地上的老鼠公开地咬着房客落下的花生仁和瓜子壳，霉烂潮湿的气息像呼吸一样稠密。小莉要到老四住的地方去睡，老四不干，他说，“你想把公安带过去拿奖金是吗?老子把你牙给拔了!”老四住哪儿，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这一条道上的人都是代号、假名字，只有小莉是真名，身上揣着真的身份证。
       走出女洗手间，陈小莉急于要甩开跟着要钱的黄娟，步伐太快加上鞋跟不稳就一头撞上了一个头发稀少肚子肥沃的老头。老头从男洗手间出来，刚刚甩干手上的水。正在准备将裤带的位置进一步校正的时候。与陈小莉撞了个满怀，老头最初感觉到一种柔软，抬起头发现高挑冷艳的女孩小莉像一枚子弹射中了他蠢蠢欲动的心脏，他咧开一嘴被雪茄熏黑了的牙齿，“小姐。我还想多活几年的呀!”小莉连忙说对不起。后面的黄娟赶过来惊叫了一声，“啊，是孟总!”
       事后陈小莉也搞不明白，自己怎么就不假思索地跟孟老板去了“皇宫假日酒店”。就像跟自己父亲回家一样，一点也不紧张，甚至还有相当的安全感。虽说陈小莉经常出入舞厅。起初只是玩，后来是因为舞厅吸粉、买卖粉方便。她既没当舞女陪过舞，也没卖过身，要说有，那就是跟老四，与其说卖身给老四。还不如说被老四胁迫着失了身。第一次失身是在一个天空飘着小雨的黄昏，她麻木得很，就像是被做了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割去了身上多余的一块肉瘤一样简单。这就是说。很多概念中很严重的事情一旦成为事实后却根本没那么严重。所以，孟老板站在洗手间门口咬着陈小莉的耳朵说。“三千行不行?”陈小莉笑着说了一句。“五千。”孟老板捏了一把小莉的屁股，“行!”他们几乎是轻松地甚至是非常友好地成交的，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哥们在酒桌上碰杯喝酒，甚至还弥漫着一种温情。
       五星级“皇宫假日酒店”灯光和墙壁都是傲慢的，它们辉煌而冷漠，拒绝着所有贫穷的姿势与表情。陈小莉走进酒店后根本没有勇气东张西望。她只有吊着孟总的胳膊才能感觉到自己与这个豪华空间的默契，一八○九房间门打开后还没完全关上。孟老板就死死抱住了小莉，他用皮鞋后跟撞上了房间门，烟草味酒味很重的嘴开始乱啃乱咬，小莉一下恶心起来，她听到孟老板肥沃的肚子里咕咕噜噜发出怪叫声，头顶上寥寥无几的头发乱如枯草。她大声嚷着。“你干吗?你不是人呀?”孟老板松开小莉，愣住了，既而又干笑了起来，“好，还没哪个女人敢对我发过脾气，刺激!”
       孟老板要小莉跟他一起洗澡，小莉还是恼怒地嚷着你是畜牲呀。孟老板只好独自去洗，进卫生间前。他笑得过于放松从而不经意地流下了一绺口水，“那你就等着畜牲如何来收拾你吧!”等到卫生间水声匆忙而喧哗地响起来时，小莉有些后悔了，她真不该来，这个全身比例严重失调的糟老头让她的眼睛里像被扎进了玻璃碴一样痛苦。于是她拿起床头电话给老四打传呼，老四很快就回过来了，小莉在电话里骂道，“老四，你这个王八蛋，说好九点，你死哪去了?”说着她哭了起来，老四在电话里毫不示弱，“你他妈的混出入样来了是吧，都敢往大酒店当婊子了，赶快过来陪老子，不然老子废了你!”小莉手放下话筒，却像拿起了炸弹，心里很恐惧，她本能地看了看手，手里一无所有。
       孟老板像剥玉米一样将小莉剥得一览无余。他猛扑向玉米，死死地绞缠住小莉细腻鲜嫩的身体。像一条饱经沧桑的蛇箍住了一只来之不易的青蛙。决心要活活地吞下去，温暖的灯光照耀着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央空调里吹出的风推波助澜。
       孟老板似乎比年轻的老四还要厉害。小莉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她就像身下的那床洁白的床单一样被撕成了一根一根的布条。当喘息着的孟老板从小莉身上翻滚下来的时候，她看到的孟老板就是一堆塑料泡沫。
       孟老板的肚子朝着天花板的方向剧烈地起伏着，他微闭着双眼。嘴角流露出一种死得其所的陶醉。陈小莉穿好衣服，对着镜子将头发和衣服整理得一丝不苟，并努力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只是镜子里的脸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块弄脏了的抹布，这使她很沮丧，她踢翻了桌肚里的废纸篓，又顺手将桌上的一根圆珠笔狠狠地砸向镜子里自己的脸。镜子里的脸依然如故。笔又弹回到了桌上。
       这些琐碎的声音丝毫没有惊动孟老板肚子剧烈的起伏，他的沉默与无动于衷让陈小莉有些心虚，难道他不想付钱?她走过去拍了拍孟老板的肥沃的肚子，“孟总，我要走了。”也许是太累了，孟老板脸上的表情有些抽搐，他很困难地张了张嘴重重地呼噜了一声。像把一肚子的欲望全都吐了出来，他微睁双眼手指着桌上的公文箱，“钱，自己拿!”
       陈小莉被一种信任感动了，她打开没上锁的公文箱，里面成捆的钞票与一些文件挤在一起，陈小莉从中抽出一捆，数了五十张，数完后，她迟疑了一下。多拿了一张，就算数错了吧。回头看一眼床上孟老板的肚子，她觉得孟老板比老四好，老四每次给的一包粉。从来都要克扣一两成的，于是她将装进了坤包里的钱拿出来，抽回一张重新放到箱子里。
       陈小莉的坤包在走进这个房间之前完全是一个摆设，里面除了有一本琼瑶小说《昨夜之灯》和几张劣质卫生纸外，一无所有。临走的时候，她将乳黄色人造革坤包的拉链反复两次拉紧，里面的五千块钱够她三个月花的。她的吸粉量还不算大，有了这些钱。她就想摆脱老四对她的控制。再也不拿老四的货了。老四身上的狐臭让她想起来都翻胃。小旅馆里的霉味和老鼠让她走出来后吃饭就像吃毒药。她总觉得自己脸色不好是吃饭吃不下造成的。陈小莉想了许多，就是没有想到今晚的“皇宫假日酒店”一八○九房间注定了她一生的方向。她出门时看孟老板已沉沉睡去，就没有打招呼，可开门前，她发觉空调里的风太凉，于是她又折回来给孟老板盖上洁白的棉被。被子盖得很严实，小莉当时的感觉是孟老板就像太平间里的死人一样。直挺挺的。
       陈小莉打出租车再回到“圣保罗”夜总会的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半钟了，老四见到小莉就甩手给了小莉一巴掌，“你他妈的，臭婊子!”小莉抚摸着疼痛的脸，在激烈的音乐声中反击道，“谁让你到十点还不来?”舞厅彩色的灯光旋转到老四的脸上，老四的脸上五彩斑斓，他凶狠地吼道，“你滚吧，老子今晚不跟你睡了!”小莉将手伸过去，“那你得给我货!”老四说，“两百块钱一包，少一分不给。”小莉从包里掏出钱数了一千块。“给我五包!”老四突然说，“我不卖了!”小莉一把扑过去，揪住老四的头发，“你这个王八蛋，今天不给不行!”舞厅里出现了小范围的骚乱，大部分客人继续跳舞，少数客人让服务生联系保安。赵天军不到一分钟就赶到了，他冲过来，很轻松地就将
       老四的胳膊反背过来。小莉趁机上前踢了老四一脚，她像遇到救命稻草一样哭着说，“军哥，这个王八蛋欺负我!”老四龇牙咧嘴地嚷道，“军哥，没事的，一点小误会，”他又将脑袋转向小莉，“我答应你，给你六份好不好?”于是，小莉态度急转弯，拉开赵天军的胳膊说，“军哥，放了他吧，没事了，你忙去吧!”赵天军松开手，手指点着老四的脑门说。“她是我妹妹，不想残废的话，就给我老实点!”离开前又关照小莉说，“快点回家吧!你爸砸断你的腿我可负不了责。”赵天军走后，老四甩了甩显然关节疼痛的胳膊，从屁股后面摸出六个小纸包伸到小莉鼻子下面，“来钱!”小莉将攥在手里的钱递给他，两清了。
       小莉回到三圣街七十六号大院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钟。院子里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小莉轻手轻脚地开门，钱家珍说了一句，“疯到半夜，你个死丫头!”小莉没说话，她听到父亲劳累过度后如雷贯耳的鼾声跟孟老板的呼噜声在节奏和频率上惊人一致，她的心里像被针刺了一下，如同刚跟父亲睡过觉。当她惊弓之鸟似地关上房门，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数小纸包的时候，心里溢满了收获的满足与感动。临睡前。她又数了数剩下的四千块钱，数了三遍，少了一张，她确信是多给了老四一张，这让她很失落，倒在床上的小莉看墙上的“小虎队”向她招手微笑，她想孟老板要是苏有朋就好了。
       夜已经深了，巷子里响过一串自行车铃声，铃声刀子一样将夜晚割成两半。
       陈小莉被抓进去后一直都弄不明白，自己给孟老板盖上被子的时候，孟老板实际上已经死了。孟老板的死让双河市政府非常紧张，市长批示：调动最强警力，迅速破案!
       市长批示后的第二天中午，陈小莉被塞进了蓝白相间的警车里。
       3
       双河市警方非常有成就感。他们没想到一桩命案不到三天就破了。命案了结得过于简单，简单到最后只能定性为卖淫嫖娼这一普通治安案件。
       港商孟扶根死于嫖娼时兴奋过度突发心脏病死亡。尸检报告证明，孟扶根本来心脏就不好，服用了性兴奋剂“菲胴胺片”等于是火上浇油。直接诱发心肌梗死。“菲胴胺片”只有国外才有，显然与陈小莉无关。警方在孟扶根的公文箱里发现了还没吃完的两粒。这就是说，孟扶根的死纯属意外，陈小莉既无谋杀动机，又无谋杀条件，按治安处罚条例，小莉只要罚一点钱就可以走人了。
       局长对“8·28”专案组准备喝庆功酒的刑警们说，“不能草率结案”，仅此一句，陈小莉当然就不能轻易走人了。
       活着的港商孟扶根第一次走进双河机械厂空荡荡的车间时，几只干瘦的老鼠围绕着他锃亮的皮鞋叽叽咕咕地乱叫一气。车间外面一千多食不果腹的职工肚子里也在咕咕噜噜叫着，如同那些围绕着皮鞋的老鼠一样饥饿难忍。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发过工资了，对工资单的记忆就像一个鳏夫对死去许多年的妻子一样难以忘怀而又遥不可及。孟扶根在跟市长碰了许多杯“茅台”后成为双河市“荣誉市民”，成为“中港合资双河机械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作为双河市改革试点企业，孟扶根控股公司百分之六十八的股份。投资一亿八千万港币新上了一条德国引进的柴油发动机生产线。一夜之间，当家做主几十年的一千多工人再也做不了主了。他们像秋后的蚂蚱一样地活着，百分之八十的工人下岗。下岗的百分之八十的工人住在三圣街，四十岁以上的工人斩草除根一个不留，七十六号大院里全都是对万恶的资本家怀有深仇大恨的失了业的无产阶级。
       陈道生和三圣街七十六号大院里的无产者们根本不知道小莉被抓是因为港商孟扶根死了，而孟扶根的死居然与小莉有关。
       孟扶根死的不是时候。合资一年多了，生产线还没投产，大部分设备还在德国法兰克福的车间里没有出厂，据说孟扶根的资金到位率不足百分之二十，这就是说，留在厂里上班的三百多号工人还没来得及过上资本主义的幸福生活，孟老板就死了，而且讣告上说死于猝不及防的心脏病。这让满手油污的工人们哑口无言。他们回到家里皱着眉，埋头抽烟，一言不发，只字不提。
       孟扶根的儿子孟遥。在一个天气阴郁的黄昏抵达双河市，他瘦得像一根筷子，长着一副与孟扶根势不两立的身材，他与市长在皇宫假日酒店的一间铺着金黄色地毯的会客厅里握手，然后就孟扶根的善后进行紧急磋商，市长特地打了一条黑色的领带，声音无比忧伤，可市长兔死狐悲的情绪并没有打动孟遥，他戴着钻戒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棕红色真皮沙发的扶手，表情相当冷漠，“凶手若不严办，必将中止合资，否则，家父死不瞑目。”
       孟扶根火化后。陈小莉以贩卖毒品罪和流氓淫乱罪被正式逮捕。
       逮捕证摊在小莉面前时，毒瘾正由内而外地发作，她是流着鼻涕和眼泪按完手印的，然后她就极其幼稚地对两个漂亮的女警察说。“没事了吧，我要走了!”女警察笑了起来，“跟你说过两遍了，这是逮捕证!你的耳朵好像只能听清数钱的声音。”小莉重新被戴上手铐的时候。情绪很烦躁，她哭着喊道，“王八蛋老四。你死哪儿去了?”
       港商孟扶根被推进熊熊炉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三圣街七十六号大杂院一时六神无主，十几户双河机械厂的下岗失业的职工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中全懵了。七户八人在合资厂上班每月只拿二百六十块钱工资，其余十一户下岗失业的二十四名职工还等着孟老板发买断工龄费，每人六千块钱，本来说好了，去年底将买断的钱全部一次性发放，可到了今年秋天还没见到一个铜板，孟老板一死，忧心如焚的下岗职工们有好几个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他们捧着粗口大碗，蹲在院子里的一棵民国年间栽下的老石榴树下一边扒饭一边唉声叹气，“资本家本来就是吸血鬼，可政府还请他们喝酒，当太上皇供着。”树上结满了石榴，地上一群蚂蚁围绕着一小块骨头纠缠在一起大打出手，为了活着，蚂蚁们在许多只鞋底的边缘铤而走险。
       七十六号大院里的人们只知道孟扶根死于心脏病，火化的时候市长书记们也披麻戴孝地去了。一个紫檀木骨灰盒花了十二万，就是不知道孟老板是死在宾馆。死在小莉的精光的身体上，这是他们想象力根本抵达不了的地方。大伙在石榴树下议论的时候，钱家珍也端着饭碗过来了，听说骨灰盒价值十二万。她张大了嘴，一口没咽进去的饭菜堵在嘴里，所以她开口说话的时候，几粒米饭就不可避免地喷到了地上并迅速引来了一群饥饿的蚂蚁。“乖乖，十二万够我们院子里吃喝三四年的了。”
       陈道生出门四处打听小莉的事。天黑后一脸沮丧地回到家，钱家珍没问小莉的事，一见面就说起了十二万的骨灰盒，还不无羡慕地说，“那比一套带卫生间的商品房都要贵。你要是能像孟老板一样有钱，小莉就不会欠下人家赌债，就不会被公安抓了。”陈道生坐在沉闷的床沿上埋头抽烟，他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钱再多，不也死了吗?”烟雾笼罩着陈道生枯燥而僵硬的脑袋，屋里像骨灰盒一样安静。
       这两天陈道生一直没打听到小莉究竟闯了
       什么祸，警方很严肃地对陈道生说案子还没结不便透露案情，同时提醒陈道生准备请律师，这让陈道生有一种没吃到鱼肉却被鱼刺卡在喉咙里的痛苦，他拖着摔伤的腿一无所获地四处奔走，心情无比黑暗。钱家珍问过在圣保罗夜总会当保镖的赵天军。赵天军知道小莉吸粉，就自以为是地断定小莉跟坐台小姐们借巨资买粉，到期不还钱闹到警察那里被抓了，但吸粉是肯定不能说的，所以他就含含糊糊地说，“也许是在夜总会玩轮盘下注欠了人家钱。”
       在小莉被抓的第三天，也就是孟扶根的儿子孟遥跟市长讨论严办凶手的那个黄昏，陈道生去找拜把弟兄刘思昌。
       七十六号大院里的人都知道，欧亚商贸公司老总刘思昌最看得起的人就是陈道生，每次他开着黑色桑塔纳轿车回七十六号大院，走进的第一家肯定是陈道生家。这位从小喜欢在各家厨房里偷拿红薯、偷吃人家锅里骨头的大老板，那时候没少挨过骂和巴掌，如今发达了，念及故旧，前些年时常会用车拉着一些积压的卖不掉的塑料盆、痰盂、簸箕送给各家各户，街坊们手里捧着残次品的塑料盆和痰盂表扬刘思昌是仁义之辈，长辈们还拿刘思昌小时候的事开涮，“我在灶膛下添柴，小东西揭开锅盖拈起一块鸡腿肉往嘴里一塞，拔腿就跑，追都追不上。”大伙先后都笑了起来。刘思昌不好意思地说，“少不更事，见笑了，见笑了!”
       刘思昌的欧亚商贸公司位于市中心的宏达大厦十二层。陈道生前年失业下岗在这里干过三个月，一次接待前来洽谈钢材买卖的开源石化厂的裘处长喝酒，酒喝了个你死我活后，裘处长非要去唱卡拉OK，一进歌厅，裘处长就一手搂过一个站在过道上的迎宾小姐，情绪一激动。当场将一肚子酒肉毫无保留地吐到了迎宾小姐紫红色的裙子上，迎宾小姐吓得哭了起来，陈道生早就想发作了，可在外地出差的刘思昌让他一定要接待好，硬着头皮撑到现在。看裘处长越来越不像话。也就借着酒劲红着眼直逼裘处长。“你还像个共产党的干部吗?”说完扔下客人走了，一票二十万的钢材生意也砸了，事后刘思昌没说什么，但陈道生很愧疚。就辞了职，刘思昌也没怎么挽留。不过两人的兄弟关系还是一如既往。“道生服装店”开张的时候。刘思昌送了一千块钱。
       刘思昌的办公室就像他的头发一样长年累月保持着一丝不苟条理清晰的形象。只是豪华的布局中难免要流露出一些无法掩饰的俗气，枣红色的老板桌上站着一块砖头大的“大哥大”，又画蛇添足地竖了两小块党旗和国旗紧挨着一大摞蓝色封皮的文件夹，一盒“万宝路”香烟总是放在最顺手的位置，地上铺着墨绿色的羊绒地毯。一些比脸盆还要大的红色的牡丹花在地毯上盛开。
       陈道生不是敲门进来的，而是推门而入。这是习惯。刘思昌见陈道生一脸沮丧。就问出什么事了，陈道生省略了必须的寒暄，直奔主题，“小莉欠了赌债，肯定数目不小，公安把人都抓了。想请你拿拿主意。”
       刘思昌很夸张地从黑色的老板椅上反弹起来，“不可能，不可能，肯定是有人暗算了小莉。”他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反复地踱着步子，像老式电影里一个走投无路的日本鬼子军官一样烦躁不安。
       黄昏的暮霭从窗外涌进来，屋内就弥漫起了灰暗的色调，这时候就能很清晰地听到墙上的一只木质挂钟正在按部就班地走着指针。陈道生将烟雾和声音一起从嘴里吐出来。“都怪我，当初我让小莉到铺子里卖服装，她不干，她妈也不愿意，我没坚持，这不就出事了。”
       刘思昌按了墙上的开关，屋内顿时灯火辉煌，黑暗全都被挤到窗外去了。刘思昌说，“要是真的欠了钱的话，就从我这拿去还了，多的不敢说，一两万我还是能挤出来的，你女儿不就是我女儿吗?”陈道生感动了。他不知道如何说是好，此时他表达感动的唯一方式就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支三块钱一包的“渡江”牌香烟，抖着手递给刘思昌。并迅速点火，火柴划了几次没划着，刘思昌掏出“朗声”打火机，“咔嚓”一绺蓝色的火焰蹿出来。
       刘思昌先给陈道生点上，他拍着陈道生松软的肩膀说，“我再去给你打听打听，也许事情没那么严重，不要着急。走，晚上我请你喝几杯!”
       刘思昌是从最贫穷的七十六号大院走出来的，作为双河市“十佳个体户”，他腰缠万贯却处事谨慎。生怕给人留下“小人得志”的形象，豪华办公室是对外形象的需要，而日常生活他却非常低调，不赌不嫖，不包二奶，谁都不敢相信，他的办公室秘书居然不是女的，而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小伙子模仿刘思昌的穿戴，干净整齐，长袖白衬衫纽扣总是扣着，头发上恰如其分地打了一点摩丝，给人以训练有素的规范。初中毕业的刘思昌眼睛的视力可以当空军飞行员。可鼻梁上却架了一副金边平光眼镜。不近视戴眼镜，就像一只手平白无故地多了一根手指一样别扭。但眼镜却能商标一样地标志着它的主人是一个读过书的有学问的人，这让刘思昌在眼镜起雾的时候能以最大的耐心忍受着视觉的痛苦，并保持一种以苦为乐的心情。刘思昌从不敢小看别人，而是怕别人看不起他。
       这天晚上，刘思昌、办公室秘书小张、陈道生在一家“好再来”的小酒馆里端起了杯子，三个人在热气腾腾地小包厢里将两瓶白酒吹了个底朝天，喝酒过程中，刘思昌多次摘下多此一举的平光镜擦拭雾气，擦好后又戴上。酒桌上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让陈道生在许多年后都为之震撼，“人为啥活着?是因为有情义，而不是有钱；钱能买下一座城市，但买不到一丝一毫的情义。”
       酒喝多了刘思昌就回忆起两人少年时代的往事，眼泪在镜片后面忍无可忍地流了下来，流到嘴里和酒混在一起又被咽进了肚里。读初一那年是饿死人的一九六○年，教室里放北京猿人的幻灯片，课间刘思昌练习电影《铁道游击队》飞身上火车时，一飞脚将讲台上的幻灯机踹到了地上，碎了。刘思昌吓得抱着陈道生哭了起来，“我活不成了，我不想死，道生，你救救我吧!”住在一个院子里的陈道生知道刘思昌酒鬼父亲打儿子不是用巴掌打而是用皮带抽，要是偷人家锅里骨头啃就用绳子吊到门框上抽，而且边抽边喷着酒气吼道，“我他妈的要打死你这个小畜牲!”陈道生看着恐惧得乱抖的刘思昌平静地说，“算我弄坏的。”上课时陈道生在老师的追问下站了起来，承认自己摔碎了幻灯机。后来赔了五十六块钱，还在班上做了损坏公物的公开检讨。陈道生向父母要钱赔幻灯机的时候被母亲打了一个耳光，刘思昌知道后打了自己两个耳光，赌咒发誓地说，“今生今世，你就是我的老大。我全听你的!”
       刘思昌临走前指着陈道生头顶上的吊灯说了一句，“小莉不放出来，我代她去坐牢!”
       推着车摇摇晃晃地走在灯火疯狂的大街上，陈道生头有些晕，他一时想不起来今天出来是干什么的了。一股清凉的风掠过他直冒虚汗的脑袋，他用力砸了砸脑门，还是想不起来，他看到大街上的行人和车辆像喝醉酒了的鱼一样活蹦乱跳的。
       陈道生用自行车前轮撞开了七十六号大院两扇腐朽的木门，院子里很安静，树干开裂的
       老石榴树墨守成规地站在如水的夜色里，一轮圆满的月亮悬挂在空荡荡的天空，像一个人的良心。
       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他们在梦里过着幸福的生活。
       4
       于文英住在隔壁七十四号院子里，一清早她来找陈道生。
       于文英说昨天晚上铺子打烊前，一个跛腿的中年男人来退夹克衫，说是咖啡色衣服穿到身上就像六十岁的老头子，人家给他介绍的对象一见面就转身走了，他不反省自己残疾的腿，却怪罪于衣服丑化他的形象，恨屋及乌，坚决要退货，本来道生服装店承诺衣服三天之内不满意可无条件换货或退货，可跛腿男人买了已一个星期了，标签也撕了，售货员于文英很为难。给陈道生打传呼，正在跟刘思昌喝闷酒的陈道生没听到也没回。于文英说看跛腿男人都要哭了，有些可怜，就做主按原价将128块钱退了，钱家珍听到这儿，失血的脸色涨红了，她手里攥着扫帚，将变形的脸直逼于文英，“我说于文英，你当老板。还是陈道生当老板?谁给你权力退货了?”陈道生说，“退就退了吧，人家没有苦衷是不会来退货的。”钱家珍先是一愣，然后就冷笑了起来，“反正你那个死人穿的寿衣铺子迟早要关门，你们两个联手糟蹋。关得也快一些。”于文英没有理睬钱家珍，她继续说退衣服的下文，铺子关门前，她准备将衣服熨一下挂到降价处理的架子上，这时候她摸到了夹克衫衣服口袋里有一叠纸，掏出来一看，八百块钱现金，所以她一清早赶过来问怎么处理。
       陈道生说，“全都退给人家!”于文英得到了陈道生肯定的答复后，转身就走了，她听到了身后摔盆砸碗的争吵声在清晨的空气中久久不绝。
       钱家珍跟陈道生自打结婚后，两口子就像水和油一样，就是粘在一起一万年，也不能融为一体，吵架和打架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钱家珍凶，陈道生软，可陈道生要是犟起来。钱家珍就是寻死觅活也没用。结婚二十年来，他们几乎一吵架就嚷着离婚，“离婚”一词就像喝稀饭时吃的咸菜一样，每顿必不可少，可就是没什么实际营养，时间一长，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无聊。
       吵闹还没结束的时候，院子里的十几家的门先后晌了。女人们睡眼惺忪地拎着马桶出来了。相当一部分女人显然是被吵醒的，不过对于处在特殊时期的陈家两口子，她们多了一些宽容。看两人尖锐地对峙着，大家也就轻描淡写地劝说着。“大清早的，有话好好讲嘛!”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蹬三轮的王奎老婆周小英出门倒马桶的时候，想伸懒腰，可手里拎着马桶，胳膊举不起来。这使她很压抑，所以见钱家珍跟陈道生吵得凶就快言快语地说。“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还这么大喊大叫的，让人家怎么替你们保密?”
       这句话掐头去尾，陈道生两口子一脸糊涂，争吵立刻哑火。
       各家各户的厨房里的炉门一开，煤炉里蹿出压制了一夜的炉火，女人们开始做早饭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哪一家要是遇到什么坏事倒霉事。差不多是传遍千里之外后家里人才会最后一个知道。七十六号大院里的所有人在昨天晚上都知道了陈小莉因卖淫被捕，而嫖客就是拿捏着他们命运的双河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孟老板，晚饭后，留在公司上班的蒋怀宁家里聚了一屋子人，蒋怀宁面目狰狞地拉上窗帘。又伸出一颗瘦小的脑袋向门外看了看，确认没人后，鬼鬼祟祟地掩上门，他的喉咙里像是被塞进了一团棉花。挤出的声音压抑而嘶哑，“真没想到，孟老板死在小莉的身上，我听公司里的人说。孟老板吃了一大把性药，活活干死了。”话音还没落地，屋里顿时像一包炸药被引爆了，稠密的烟雾和激烈的情绪笼罩着一屋子蠢蠢欲动的脑袋。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破口大骂一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子糟蹋十九岁的小姑娘真他妈的活畜牲，接着又热烈欢呼淫棍孟老板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当大家意识到孟老板一死。工厂灾难性前景摆在面前时，屋内死一般沉寂。一盏二十五瓦的电灯泡吊在半空，暗黄色的灯光透过烟雾照亮了一张张破抹布一样的脸，买断工龄的钱至今还没见一分，孟老板曾赌咒发誓说生产线投产后还将招回百分之六十的工人，这些承诺连同他的身体被推进火化炉里一起化为灰烬了。
       钱家珍听到蒋怀宁家里人声嘈杂，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所有人正沉溺于一种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都没说话。她吐出嘴里的最后一颗瓜子壳，倚着门框说，“我又不是特务，有什么好事要瞒着我吗?是不是厂里要发六千块买断工龄的钱了?”蒋怀宁看了一眼钱家珍。端起桌上的茶缸咕咕噜噜喝了一气水。然后又耐心细致地抹着嘴。这一连串动作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应对钱家珍，“哪有这等好事!大伙筹划租一辆车去东郊菜市场买萝卜回来腌着吃，山东的白萝卜，才六分钱一斤。”
       这就是说，当所有的人都知道陈小莉卖淫致孟老板死亡的时候，陈道生还在不切实际地想象着小莉欠钱不还纯属陷害，钱家珍甚至虚构着警方抓错人后当面来道歉的场景，道歉的地点最好选在院子里，让七十六号大院里所有的人都来洗清小莉的名声，时间应该在晚上，院子里出门摆摊、拉车、修鞋、补胎的都歇工回来了。
       警方不是晚上来的。而是钱家珍跟陈道生吵架这天的早饭后来的，两个警察走进院子的一刹那，陈道生心里非常空虚，因为院子里的人都出摊去了，一些女人们也上街买菜了，无人见证警察上门道歉的现场以及陈家平反昭雪扬眉吐气后的表情。然而让陈道生纳闷的是，警察的后面没有小莉。只有洪阿宝家的那条情绪很不稳定的大黄狗，当两个警察表情冷漠地站在他面前时，他的心跳有些不规则起来，警察没有丝毫道歉的迹象，他从警察渐渐逼近的眼神中知道完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警察告知他。案件已经侦查终结，小莉因贩卖毒品罪和流氓卖淫罪被正式逮捕了，起诉书很快将由检察院送达。那位脸上五官非常工整的警察最后还雪上加霜地扔下一句话，“孟扶根孟老板。知道吧?就是死在陈小莉卖淫的床上。”
       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早晨清淡的阳光下，警察说的话他似乎听清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听到，警察什么时候走的，他一点不知道，他眼前的大杂院里像是堆满了一堆出土文物，水缸、石碾、石榴树，还有墙角里一蓬鲜红的鸡冠花好像从来都没见过，而且上面落满了灰尘和古代的气息，陈道生第一次挪动脚步的时候，是走向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边，他顺时针拧了一下，又拧了一下，越拧越紧，一滴水也没有，他低下头眼睛死死地盯住水管，他觉得那是一根枪管，他把脑袋抵着出水口，他觉得很快会有一颗子弹飞出来，子弹射进他的脑袋，肯定像是夏天吃冰糕一样凉凉的，舒服极了，他弯着腰太阳穴正对着水龙头，远远地看去，像一只大虾。这时候。侧着脑袋的陈道生看到了太阳经过年久失修的砖墙后移到了许多扇木质的窗子上，窗格上被玻璃、塑料布、纸板分割，一些无聊的苍蝇歇在上面晒太阳。他认真聆听着水管里射出的子弹。可水管里只有水被堵塞后滋滋地喘气声。陈道生很失望，钱家珍从屋里捧着一团旧棉花出来晒，她没有看到警察。
       只看到陈道生脑袋抵着水龙头的古怪的造型，她没好气地冲陈道生嚷道，“还不出门打听小莉的下落，发什么神经?”
       陈道生像被电击了一下，抽搐着身子站了起来，他用中指抠进水管里面，似乎想最后抠出点什么来，水管里湿漉漉的，一无所有。陈道生木木地盯住钱家珍，说，“你去买点菜回来。我马上就出门。”
       钱家珍将一团旧棉花摊放到石磨上。从厨房里拎着菜篮子就出门了，出门前，陈道生又叫住钱家珍，他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拿去买点肉吧!”钱家珍很好奇地看着陈道生。“你也学会大方了?真是出鬼了!”陈道生没答话，他的手在裤子口袋里又摸了一气。摸出了四毛钱硬币，追到院门口要交给钱家珍，钱家珍头也不回地说，“不要了，又不是四百块钱。真是发神经了!”
       钱家珍的背影在巷子里远去，洪阿宝家的大黄狗尾随着她一直走到街角拐弯的地方才停下来，钱家珍终于消失在陈道生视线的尽头，他觉得钱家珍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陈道生此时相当平静，平静得像一个正在深思熟虑的哲学家。他的脑子里只有一种意志在左右着他的语言和两条腿的走向。他站在院子中央的石磨旁。缺齿的磨盘上散布着旧棉花和一些红辣椒，每家每户违章搭建的小厨房蚕食着院子里有限的空间并篡改了几十年前规整的格局，院子已不太像院子，它充其量算是一个宽敞的过道，晚上收工后，院子里挤满了自行车、三轮车、卤菜橱柜，再加上先前堆放在院子里的碎木片、纸板箱、马桶、痰盂及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走路就得相当小心。这些熟悉的细节无法触动陈道生的感觉，他只是觉得所有乱搭建的小厨房今天非常扎眼，高矮不一。墙砖颜色杂乱。墙体上裸露着水锈、油污和由此及彼的烟煤灰，年久失修的屋顶上塞满了黑色的油毛毡和白色的塑料布，这些破补丁似的色块像一个人身上不可救药的疮疤。是一种死到临头的暗示。陈道生奇怪自己怎么从来没意识到过这些存在，阳光照耀着他凌乱的头发和一无所有的表情，他看了看四周，然后抬腿走进孙大强家。卖老鼠药的孙大强肺结核病又犯了，好些日子没出摊了，见陈道生进来，大强躺在床上很困难地坐起来，“道生，你看我这身子，也许活不了多久了，毛头才读四年级，不出摊连买米的钱都没有。”陈道生心不在焉地安慰他说肺结核又不是不治之症主要是靠静养，大强从床头摸出一支烟递给陈道生。陈道生说不抽。然后就拉家常一样地问家里有没有“毒鼠强”了，大强拿烟的手突然僵在半空中，“要毒鼠强干什么?”陈道生平静地说，“屋里有老鼠。”大强说，“自打我们家卖老鼠药起，院子里从来就没有过老鼠。”陈道生说。“我店里有老鼠，啃坏了好几件衣服。”大强没说话，屋内光线很暗，一股霉味混合着腌菜的气味渲染着持久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大强憋着咳嗽说，“道生，跟你说实话，我卖的毒鼠强都是假货。你最好回去养一只猫。”收电费的张二顺进来了，陈道生说，“那我走了!”大强对着陈道生的背影喊了一句，“道生，你身体那么好，怎么说也比我强，几只小老鼠算什么，别放在心上!”
       陈道生在走进自家屋里前。抬头看了一眼天，天空的太阳惨白，像孙大强息了肺结核的脸。
       他轻轻地关上门，插上门栓，屋内很安静，窗外漏进来的阳光照亮了开裂了的桌子上一碟剩下的咸菜和半个馍头，几只秋天的苍蝇停留在咸菜和大馍上埋头大吃大喝，陈道生没有去赶他们，他觉得这些苍蝇们也是被逼无奈才冒死飞到餐桌上找活路的。进到房间里，他注视着凌乱的床铺从来就没有过温度，平躺的姿势和死亡的造型非常相似。他觉得睡在这张床铺上的自己早已死去，他太累了，他要用一根绳子来总结自己，这种想法简单而朴素，就像是累了要睡觉一样顺理成章，所以陈道生将绳子扣到屋顶上那根木梁上时，手的动作和内心的情绪都相当稳定，没有犹豫，也没有恐惧，他此时唯一的念头就是，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是对七十六号大院所有人的一种忏悔与赎罪，死亡将证明自己和七十六号大院里所有的人都是有尊严的，死亡的体面和尊严在于他敢于选择死，而不是苟且偷生。当绳子的活扣套上脖子的时候，陈道生有一种还完债务，结清了一生欠账的平静和温暖。他的脚蹬开椅子，身子像一麻袋大米一样往下一沉，脖子上立即感受到了压力，他脑袋嗡的一声，闪过一些灿烂的光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张二顺开好电费单子后，孙大强在身上摸了半天还差六毛五分钱，大强说下次再给你补上，张二顺说那你得打一张欠条，大强有些火了。“打什么欠条。我赖你六毛五分钱就发财了?”张二顺像犯了错误似的辩解着，“上个月这条街上也是有几家差个三五毛的，后来我也记不起来了，月底算账的时候，赔了三块多。”孙大强好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一样，突然从床上反弹起来，身体居然很敏捷地跳下床来，他一边往屋外走。一边说，“我找道生去借，一分钱也不欠你的!”
       两人来到陈道生家门前，见陈道生大白天拴了门，孙大强的脸当时就白了，抡起软弱的拳头使劲地砸着那些残破的字体，“道生，开门。开门!”屋里没有一点反应，这时张二顺跟了过来，伸出手说，“把钱给我，还有好多家要抄表呢!”孙大强一把拽着张二顺的衣服袖子，“道生出事了，快，快跟我一起撞门!一二三!”两人步调一致地抬脚踹向木门，“轰”地一声，门板像一个人一样地向后倒下。接着两个人又踹开了房门，陈道生挂在半空，舌头吐在外面，腿在半空中慢悠悠地晃着，孙大强跳上床一手托住陈道生，一手吃力扯陈道生脖子上的绳子，扯不开，他龇牙咧嘴地对张二顺吼道。“快拿刀来!”
       张二顺冲进厨房拿来一把菜刀，跳到床上割断了绳子，孙大强和陈道生一起倒在了床上，像倒下两扇笨重的门板。
       孙大强背着陈道生，张二顺在狭窄的三圣街巷子里拦住了一辆拉公厕大粪的运粪车。司机说大街上不准拉粪车经过。孙大强从惊魂未定的张二顺手里夺过菜刀，对准司机的脑袋说，“你他妈的不拉。我就劈了你!”嘴上有一圈胡子的司机说，“好吧!要是罚款你得给我付了!”
       孙大强抱着陈道生坐进了驾驶室，司机发动车子一溜烟儿地向前冲去，拥挤的驾驶室里，粪臭味、汗酸味和汽油味混在一起，孙大强眼泪就流了下来，他抚摸着陈道生的脖子哭了起来，“道生，你太傻了，哪家没有个七灾八难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他抹着满脸的眼泪鼻涕，神情极度悲伤和恐惧。大粪车横冲直撞，不管红绿灯一路狂奔，警察招手示意停车。司机毫不理睬，“操你妈的，人都快没命了，还张牙舞爪地拦车。”见运粪车一意孤行，被激怒的交警跳上警车拉着警笛穷追不舍，警车和运粪车是一起开进医院的。
       医院一开始要让孙大强先交住院费，孙大强从腰里抽出菜刀说，“人要是死了，我就跟你们拼命!”一位戴眼镜的医生走过来看了一眼菜刀说，“立即抢救!”
       医院外面，警察堵住运粪车要罚款，又要吊扣驾驶执照，司机颤动着嘴上的一小撮胡子，
       毫不买账地说。“我也是有单位的国家正式职工。见义勇为还要罚款?你们没见过雷锋同志吧，我就是活雷锋。”
       这时候头顶上的阳光恢复了灿烂的光线，医院里走动着心情郁闷的人们，警察和“雷锋”对峙在上午的阳光下。
       5
       于文英觉得一整天都很别扭，清早找陈道生被钱家珍呛了个头晕，店铺开门后，给陈道生打了好几次传呼，都没回，等到晚报记者追上门来的时候，于文英只好提前关了冷清的店门，她看了一下手表，才四点，反正也没生意，于是就急匆匆赶到七十六号大院，她的身后紧跟着的晚报记者和退衣服的跛子，保镖一样地寸步不离，那位戴着眼镜的记者说，“天黑前一定要拍到陈道生的照片。明天晚报要上头版。”
       于文英早上店门还没开。那位相亲失败的中年跛子已经守在门口了。他对于文英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姐，当时我气昏了，准备给对象的八百块钱忘在里面的口袋里了。六张一百的，四张五十的。我给你回扣三十块，够不够?嫌少的话，就给你四十五块，我不会跟你老板讲的。”于文英开门后将钱全给了相亲失败的中年跛子。她说老板交代过了，不义之财，一分钱都不能留下。中年跛子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两条长短不一的腿一上一下地颤动着。跛子回去后掏出钱数了几遍，又迎着亮光看了又看，是真钱。一分不少，于是就跑到电话亭给晚报新闻热线打电话要表扬好人好事，晚报记者一听报料很有传奇色彩就在电话那头一拍大腿。“马上就去采访!”跛子知道采访就会登报，自己也想在报上露一脸，说不准还能歪打正着赚个媳妇呢。跛子就说自己经营个体刻字文印。打算送一面锦旗过去，条件是晚报记者要把他赠送陈道生锦旗的瞬间拍下来。配以文字登到报上去。记者说完全可以，甚至连题目都想好了，《下岗工人开小店，不昧钱财境界高》，可当他们带着锦旗和相机赶到生意萧条的服装铺，陈道生不在，追到医院，上吊自杀的陈道生正在抢救，被钱家珍呛了一顿后，记者和跛子很失落地走了。一篇头版的报道在飘满了福尔马林和酒精气味的医院里提前流产了。不过跛子丢下了锦旗，锦旗上八个大字是：拾金不昧。雷锋再世。
       陈道生醒过来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活过来了，活过来了!”病房里欢声雷动，陈道生看到这么多人欢欣鼓舞的样子，突然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泪水沿着眼角经过绳子勒过的颈脖源源不断地流到洁白床单上，床单很快就湿了一大片，刘思昌试着拉起陈道生的手，可他的双手死死地捂住脸，“无颜面对”是陈道生此刻全部的心情。刘思昌收回徒劳的手，拍了拍陈道生的肩说，“你看，这么多街坊都来了。有什么困难大伙一起分担。”大家七嘴八舌，众口一词，“道生，看得开些，没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吴奶奶缺牙漏风，说话却合情合理。“让道生哭一会吧，他心里堵得慌。”
       陈道生被刘思昌的桑塔纳小轿车送回三圣街七十六号大院。
       这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很清白，秋风像扫帚一样将天空打扫得干干净净，星星也出齐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七十六号大院里都是失业下岗做小买卖的，他们是没有星期天的。白天，患肺结核的孙大强和吴奶奶陪着陈道生，晚上，院子里的人鸟一样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巢，他们端着碗聚到了陈道生的屋里，卖卤菜的阿宝带了一只鸭头和一条鸭脖子给陈道生，陈道生不吃也不说话。他低着头一支接一支抽着劣质烟卷，像一个罪人在反省自己的罪行，他不知道跟这些街坊能说些什么。小莉贩毒吸粉被抓进去也只是犯法，而卖淫比犯法还要犯法，像祖宗的坟被扒掉了一样耻辱，这让陈道生和七十六号院子里的所有人再也抬不起头来，脸丢尽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个院子从此在这条街上会像妓院一样被人们提起并反复遭到耻笑。陈道生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又落下泪来。
       上吊的绳子在陈道生进屋之前就被阿宝他们浇上汽油烧了。而陈道生心里的那根绳子却越勒越紧。在人差不多聚齐了的时候，陈道生抬起头。失神的眼睛里盈满了屈辱的泪水，他“扑通”一声跪在老少爷们面前，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对不起你们!”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忍不住哽咽的陈道生竟失声大哭起来。
       大伙一起上来拉起陈道生，先是安慰陈道生不要想得太多，接着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了小莉被抓的事，在集思广益和相互启发之下，他们很快找到了为陈道生和七十六号大院辩护的理由，找到了洗刷耻辱的充足证据，情绪也像那根上吊的绳子被浇上汽油一样迅速点燃了。胡连河拍着桌子站了起来。脸上闪烁着杀猪前的凶光，“我操他妈的，还不是那个狗日的孟老板勾引了小莉，她还是个孩子，还不到二十岁。”这一判断像真理一样被大家认定。大家全都被煽动起来了，卖卤菜的洪阿宝挥舞着剁卤鸭的油手，骂道，“那个狗娘养的孟老板让我们下岗，买断工龄的钱一分不付。拿着钱花天酒地。勾引良家妇女，死了活该!我真想剁卤鸭一样剁了他。”孙大强捂着蜕化变质的肺部，咳嗽着说。“最可恶的是市里为了给有钱的死流氓撑面子，还要让小莉陪葬，真是欺人太甚，她一个孩子懂什么!”这种情绪相互传染，推波助澜，一下子将羞于启齿的难堪演绎成备受欺凌的愤怒，于是烟雾呛人的屋里喧嚣声一浪高过一浪，“妈的，明天到市政府去游行示威，讨还血汗钱，释放陈小莉。一定要为陈小莉平反。”
       大伙愤怒声讨中包含着对案情的糊涂和对法律的无知。陈小莉犯罪的主要事实是贩卖毒品罪，就这一桩，就可坐穿牢底甚至丢掉脑袋，七十六号大院里的人没吸过粉。但知道那东西容易上瘾，是解放前有钱人才吸的大烟，现如今复辟资本主义了，妓院也开了，有钱人又开始吸大烟了，小莉的错误也就是没钱还吸这贵东两，年轻无知，贩卖白粉赚一点钱自己买粉吸，这错误差不多也就像贩卖假烟一样严重，罚几个钱不就得了，街坊只认定小莉是卖淫犯了罪，而卖淫完全是被引诱甚至是被胁迫的，这让大家根本接受不了。
       陈道生耳朵里灌满了嘈杂的声响，类似于搅拌着许多铁器和碎玻璃，扎得心慌，他缺氧的脑袋里是一片混乱后的空白。
       到市政府游行示威定在三天后的星期四，确切消息证实，星期四中央有位大领导要来视察，这件事一定要闹出成效来，闹到上面重视，这使他们既兴奋又紧张，第二天孙大强将一个纸板糊的牌匾送到陈道生家里。牌匾有小黑板大。白底黑字上写着“还我女儿，严惩贪官!”院子里拉出各种白布黑字的条幅，“打倒万恶的资本家。孟扶根逼良为娼死有余辜!”、“复辟资本主义不得人心!”、“我们要吃饭，还我血汗钱!”、“双河机械厂买断工龄是大骗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标语口号主题混乱，而且带有明显的“文化大革命”的色彩。陈道生看到院子里二三十面标语像魂幡一样在风中飘扬，白布黑字流露出灵堂般悲凉的气息，他感到恐怖极了，他对扛着牌匾的正在排练姿势的孙大强说，“我们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这怎么行呢?”蹬三轮的王
       奎在往一个条幅上穿竹竿，他接上陈道生的话说，“怕什么呢?三圣街现在最少有三百多人都被发动起来了。”陈道生不再搭话，他不好多说，大家为他讨还公道，自己却不配合，于情于理说不过去。陈道生想要是去市政府一闹，小莉丢人现眼的事等于就由三圣街传遍全市了，也就等于把他拉出去示众。大伙的冲动将陈道生又逼进了死角。他准备找刘思昌拿主意。
       蹬三轮的王奎在黄昏的院子里慷慨激昂，这位当年双河机械厂差点提车间副主任的下岗工人压抑得太久了，他的青春和才华像三轮车车胎样被磨损殆尽，他站在三轮车上唾沫飞扬地对着一院子灰暗的脑袋扬起了长满老茧的手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肉联厂在市政府示威了两天，下岗的每人补了一万三，我们都在厂里干了二十年了，说好的六千块钱都不兑现。”大伙的情绪又被煽动起来，像农民起义一样毫无理智地齐声响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刘思昌裹着一身暮色推开了院子的门，他是被陈道生的电话叫过来的。刘思昌在昏暗的光线里摘下了平光金边眼镜。站到石磨上说，“大叔大婶兄弟姊妹们。冲击政府是万万行不通的，对抗政府的代价谁也付不起，小莉已经进去了，七十六号大院不能再有人被抓进去，我在院子里住过三十多年，都是一大家子人，你们谁进去了，就等于我进去了，脸上挂不住呀!”刘思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大伙全都沉默了，毕竟刘思昌是见过大世面的。是院子里最有出息的人，他的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领导的指示，不听他的话就相当于不听领导的话，就相当于犯错误，包括自以为是的王奎也不得不竖起耳朵聆听教诲。刘思昌右手抓着眼镜，一个蠓虫飞进了他的眼睛里，他使劲地揉着，眼睛里就揉出了一些泪水。这让大多数人以为刘思昌难过得落泪了。院子里安静极了，刘思昌戴上眼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知道吗，肉联厂带头闹事的赵阿福被判了三年徒刑，钱虽要到了，但人坐牢去了，要回来的钱买酒买肉能咽下肚吗?我说王奎。你小孩才八岁。只要明天一去，抓进去的肯定是你，孩子怎么办?三轮蹬着，富不了，但也饿不死吧?钱算什么东西?钱比命重要吗。比面子重要吗?再说了，小莉被抓了。本来也只是厂里和院子里人知道，大家伙一闹，等于是向全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把小莉与孟老板的事通报全市，你让我们大伙以后怎么在社会上混?”
       刘思昌的话像黑暗中的灯火，照亮了七十六号大院里几十颗不开窍的脑袋，他们如梦初醒地发现了自己的蛮干差点葬送了本来就不美妙的前程，不是刘思昌春风化雨般的点拨，身败名裂的就不是陈道生一家子，而是一院子。
       院子里十几条横幅恹恹地被踩到了脚下，标语和口号提前坠落在毫无希望的砖地上，这时陈道生顺水推舟地说，“还是思昌站得高，看得远，我感谢大家的好心，对不住大家的地方我心里有数，往后天大的灾难我陈道生认命了。”
       女人们陆陆续续回厨房做晚饭去了，男人们又一起聚到了陈道生的老屋里，屋里弥漫着陈年木头腐朽的霉味和腌菜的酸味，坐在屋里就像坐在菜坛子里，脊背上有盐卤般的潮湿和别扭。刘思昌给男人们一人一支烟。劝大家明天都去出摊，日子还是要过的。脸色有些尴尬的王奎为了迅速修正自己不够纯粹的形象。就抢先对刘思昌说，“昌哥，小莉受了冤屈，我们都咽不下这口气，孟老板死了，不能还拉个垫背的。天底下就没个讲理的地方了?”
       刘思昌坐在一张腿脚摇晃的椅子上。说话就像他的头发一样条理清楚方向明确，“小莉被抓，不完全是因为跟孟老板的死有关，而是贩卖白粉，贩白粉五十克也就是一两就要枪毙。”男人们都惊得张大了嘴，牙齿本来就不整齐的洪阿宝嘴里的香烟居然掉到了地上，他弯腰捡起来，用手蘸了些唾沫抹一抹烟嘴，又用歪牙咬住。陈道生闷着头。想掩盖住脖子上绳索留下的痕迹。那道血红印子粗如项链般地刻进了脖子和疼痛的心里。
       刘思昌习惯性捋了一下并不乱的头发。沿着他既定思路继续说，“小莉的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往小里说，也就是倒卖了几小包粉赚一点差价，自己买粉吸了，不是以赚钱为目的，更不是毒枭，说白了，她也是一个受害者，可法律这玩艺就像装在口袋里的爆竹。不碰上火星没事，碰上火星肯定就炸，一炸就伤人。现在小莉碰上了，怎么办?那就要让这爆竹是湿的或是假的，碰上火星也炸不响。我在双河这地方大小也算是个人物，市里、局里、公检法都还有些朋友，平时也还给我一些面子。这个事不能急。也许会有一些办法。”
       大家都说还是刘思昌仗义，七十六号大院出刘思昌这个人物，是全院的光荣和自豪，说到后面就有些夸大其辞言过其实，但作为毫无门路束手无策的平头百姓，刘思昌是他们逢凶化吉最后的赌注，神化刘思昌既是必须也是必然。不过刘思昌很谦逊地说，“我也不敢打保票就能摆平案件。毕竟死的是港商，而不是民工。香港还没回归。孟老板的死毕竟还算是国际关系。”
       刘思昌的谦虚谨慎，只能激发出大家更多的妄想，也许不要几天，小莉就可回来了，只要人一回来，那就是无罪。那就是警察抓错了人。那就是平反。大家的情绪在黑暗完全降临后，突然间无比明亮起来。
       女人们招呼吃晚饭了，都要请刘思昌到自家吃饭。刘思昌将拎起的公文包垛到米缸盖子上，说了一句，“我在道生家喝稀饭!”
       院子里响起了锅碗瓢盆的声音。就着咸菜喝稀饭的人们在锅碗瓢盆的压迫下盘算着此后的日子。
       秋天的夜晚，院子里浮动着潮湿的雾气，后半夜的时候。微凉的露水湿透了院子里残破的砖地。
       6
       陈道生上吊的后果是严重的，既没让女儿绝处逢生，也没有让自己化险为夷，女儿卖淫丢人，他上吊自杀更丢人，而且未遂的自杀让一院子的人吓掉了魂。其实，当一个人活着不如死了的时候。死就是对的，活着反而是错的，陈道生为自己的死实际上已经找到了足够的理由。小莉卖淫又致人死亡，这让陈家的列祖列宗和七十六号大院的所有人丢尽了脸面，他无法弥补这些重创。只能以死的代价为小莉和自己赎罪。所有的人都在那根绳子面前宽恕了他，然而宽恕是宽恕者的胸怀，对于被宽恕者来说，却是套上了另一根绳索，它让陈道生活在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歉疚之中，所以活下来的陈道生这些天脑子里反复出现一个成语，叫“行尸走肉”，成语文身一样深刻地刻进了他的心里。他每天低着头进出院子，人很恍惚，他总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件报废的旧家具，四肢是木头做的边框，五官只是一些相关的零部件，没有一点人的气息。有时候坐在家里的那张腿脚松懈的椅子上发愣久了，他就会向手掌心哈出一口气，然后放到鼻子上闻了闻。有浓重的烟草气味。他知道了那根绳子确实没有发挥作用，他真的还活着。院子里本来不多的阳光移到屋顶上去了，他的意识渐渐清晰起来，他不能死，他要为小莉请律师，他要想办法让小莉出来。
       陈道生去了服装店，于文英见到他就抹着眼泪抽泣了起来。这个年轻而美丽的寡妇说了
       一句意义不太明确的话，“你要是出事了，那我就真的后悔来投奔你了。”陈道生倒了一杯水递给于文英，“小于，真的对不起你，到现在都没给你开过一分钱工钱。”于文英接过水并没有喝，她望着陈道生暗褐色的脸，摇了摇头，“我要是看重钱。就留在刘思昌那里不走了。”于文英从双河机械厂下岗后，原先在刘思昌的公司里做会计，过了年死活不愿干了，问什么原因。她说刘思昌欧亚公司的账太复杂，她做不了。元宵节那天于文英逛街逛到了道生服装店。陈道生正在店里跟钱家珍吵架，“你不想在店里干，又不让小莉干，这不存心让我关门吗?”钱家珍反唇相讥。“跟着刘思昌都没干好。你单干还能干好?满大街卖‘世界名牌’赚大钱。你卖‘寿衣’，这破店迟早一天是要关门的。你也就是跟王奎一样，蹬三轮的料。”于文英见钱家珍损人太狠，就插了一句，“婶子，道生叔在厂里就是材料科的好管家，怎么开不好店呢?你跟着他做买卖长见识哩!”钱家珍用挑衅的目光锥了于文英一眼，“有种你就来干!反正我和小莉都不干。”三十一岁的于文英也有些冲动。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干就干!”
       于文英的赌气让钱家珍和小莉有一种越狱成功的激动。钱家珍在于文英答应到店里上班后。甚至还请于文英吃了一顿饭，买了两瓶啤酒，又烧了一大盆三黄鸡，饭桌上钱家珍为坚定于文英的信心，就不切实际地吹捧陈道生其实是个怀才不遇的人，要不是下岗旱就当上副科长了，只要他愿意卖“世界名牌”，不要三年就是大款，娶个二房都没问题。饭桌上吃喝得热血沸腾。说话难免胡言乱语，只是谁也没当真。
       陈道生经营的服装店生意一直不好。虽说店面有些寒碜，可市口好，服装质量也好，关键就是服装价格太贵，而且牌子又不响，在一个假烟假酒假文凭假发票假服装成为时尚的年代。卖假的就是卖真的，卖真的反而相当于卖假的，二百多年前的《红楼梦》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假作真时真亦假”，陈道生没看过《红楼梦》，也不知道这里面的玄机。极少数装束和举止都很古老的顾客说，“你这都是真货，再贵我也要买的。不像那些假名牌，穿不了几天就炸缝掉纽扣。”他们随口一两句表扬，陈道生竟能激动一两个月，颇有知遇知音的感动，可说这样话的人本来就是穿着不考究的人，如果一件衣服能穿一辈子，他们就像放了一小笔高利贷却赚了一辈子利息一样满足。陈道生和他的服装店在这样一种虚构的荣誉中经营着惨淡的生意，亏损是从开业第一天开始的，东拼西凑一万来块钱的小店入不敷出，一提起工资，于文英总是说不急等生意好了再说，这让陈道生有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感动。陈道生是那种老实而固执的人，他总是相信，真货一定能够战胜假货，正义的战争一定能够打赢非正义的战争。经历过读毛选时代的陈道生对于文英说这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的，毛主席一说，日本鬼子就完蛋了，于文英听得直点头，而且觉得陈道生就是水平高，只是谁也弄不清服装店究竟要持久作战到哪一年才会夺取战争主动权，陈道生说。“肯定要不了八年，我们就会翻身。”
       陈道生并不知道现代战争根本不要八年，商战甚至要不了八个月。这就注定了他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经营方式使得生意好起来的希望变得遥遥无期。
       陈道生去邮局寄走了苏州货款后才去找刘思昌。进门后，刘思昌依然是坐在那张豪华的真皮椅子上打电话，他对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脸憋成了铁青色。摩丝定型的头发在他高分贝的叫声中跃跃欲试，陈道生听到刘思昌在说，“最关键的是海关，如果海关那里出问题，那就等于死路一条!”见陈道生进来了，刘思昌迅速掐断了电话，然后一边递烟，一边解释说一个朋友的出口货物在海关遇到了点麻烦，要让找找关系放行。他稳定了一下自己的表情，给陈道生点上火，轻松地笑了起来，“我这个人呢，没什么大的本事，就是喜欢揽事，总是把朋友的事当自己的事。”
       有了刘思昌这番情深意重的人格铺垫，陈道生顺理成章地直奔主题。“思昌，我没路子，冲着你为人仗义。只好来求你帮忙了。”刘思昌扬起手中的大哥大，做了一个往下压的手势，打断陈道生说，“都是自家兄弟，你这样讲就见外了，什么求不求的，你的事比我的事更重要。”
       陈道生一脸委屈地说：“我总觉得你讲的有道理，小莉不就是倒腾了几小包粉，赚一点差价自己用了，家里又没花她一分钱，她还是个孩子，不懂得好歹，又被死鬼孟老板骗去干伤风败俗的事，让我丢尽了脸，说真的，出了这种丑事，我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了，我真的生不如死。”说着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刘思昌递给他一张餐巾纸，“思昌，人年轻的时候。谁还不犯点错误，上初一那年，我踹坏了幻灯机。还让你代我受过，想起来，我一直是欠你的，但不能说我这个人小时候犯点浑就一辈子烂心烂肺了，如今我还不照样是市里的十佳个体户，不照样跟市长在一起喝酒。所以要从长计议，想办法把小莉弄出来，以后好好管教，将来说不准还会成明星呢，她有艺术天赋。只是没有机会展示才华，才一时失足的。”
       陈道生在刘思昌远见卓识的安慰下擦干了男人的泪水，他从口袋里掏出劣质香烟拔出一支给刘思昌，“你这样一说，我心里好受多了。只要能出来，我就让她到店里守着铺子，一步不离地看住她，决不让她犯一点错误，说到底，她也是受害者。到冬月初六才满十九岁。虽说翻案不得人心。可邓小平不也把文化大革命翻案了，你说小莉这个事能不能翻案呢?”
       平时只抽“万宝路”的刘思昌很流畅地抽着陈道生的劣质香烟，并将呛人的烟雾坚决地咽进肺腑，以示兄弟不分彼此，他与陈道生并肩坐在沙发上：“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也打了不少电话，市里的有关领导，公检法的朋友们都说要将案件卷宗调出来再看一看。我看还是有些希望的。”
       陈道生觉得女儿有错无罪，所以刘思昌说的“希望”就是真正的希望，他在希望的鼓励下，脸上就放射出很夸张的希望之光，这一刻，他甚至后悔自己愚蠢的上吊，“思昌，我要是死了，小莉的案子就真的永远翻不了了。全拜托你了!”
       刘思昌轻松地说：“你把店打理好。小莉的事由我负责，案件比较复杂，光打电话是不行的，过几天，我把市里的有关领导，还有公检法的朋友们请到一起聚一聚。酒桌上当面谈。”
       陈道生说请客的钱我来付，刘思昌说，“什么钱不钱的，反正我一年到头就是靠请客喝酒交朋友才在双河站稳脚跟的，不要多操心了，有什么情况我及时跟你联系。”
       临走的时候，刘思昌塞了一包“红塔山”香烟给陈道生。陈道生是怀着感激与感动的心情离开了铺有地毯的刘总办公室，他的心情有点类似于一个病人得知了癌症误诊的消息，很轻松，轻松中也还残留一丝忐忑。
       已是中午时分，阳光很温暖，温暖的大街上流淌着财源茂盛欣欣向荣的商业气息。
       下午，揣着洪阿宝写在香烟壳上的地址。陈道生在一间类似于民间牙科诊所的房子里找
       到了那位头发稀少的律师。
       律师是阿宝远房舅舅钟山树。年轻时被冤枉犯强奸罪坐了十七年半大牢，出来后自学法律考了律师执照，还挂了个“公正律师所”的招牌。专门在法庭上跟让人坐牢的检察官对着干，越干越兴奋，越干头发越少，他承认自己带有较劲和叫板的心理动机。
       陈道生找律师并不是想为案子辩护，而是想获得心理上的支持，他需要律师论证小莉无罪，律师的论证会让他对刘思昌救出小莉进一步坚定信心和决心。钟山树听了陈道生漫长而混乱的案情叙述后，手中转动着一支老式钢笔，然后用逻辑的方式作了整理和概括，“流氓卖淫罪是站不住脚的。真正犯流氓罪的是那个死了的老板：贩卖毒品罪会不会是刑讯逼供交代的，因为小莉既没有挣到钱，你们做父母也没看到钱。哪有这样贩毒的?等起诉书送来了，我会认真研究案情，尽可能作无罪辩护。”
       陈道生听到“无罪”就像是真的被宣判了无罪一样激动，他拼命地给钟律师点烟。声音和表情极其委屈，“小莉还是个孩子，到冬月初六才满十九岁，她懂什么?就因为死了一个资本家，又是市长的朋友，所以非要给小莉定个罪。你说冤不冤?”
       钟律师光秃的头顶上泛着油腻的光亮。他将烟头按灭在一个空罐头盒做的简易烟缸里，讳莫如深地说，“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握别钟律师那双戴过铐子的手。陈道生的心又悬了起来，已是黄昏，这时天空飘起了小雨，雨落到脸上凉凉的，中午的天还有些热，穿了短袖出门的陈道生被这阴阳怪气的天弄得无所适从。
       此后的一个星期很漫长，漫长得如同过了一辈子。院子里每天晚上都有各种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汇总到陈道生家里，也有各种歪点子馊主意一起端到陈道生的面前，据说孟老板的儿子孟遥在跟市长喝了酒后答应接管中港合资双河机械有限公司，市长让他尽快投资到位生产线必须年内投产，孟遥提的条件是枪毙小莉，只要小莉枪毙了，下岗工人工龄买断的钱全部一次性兑现，也有民间传说与之完全相反，说孟遥老子死于风流。孟家为顾全面子，准备从双河一走了之，根本没说过追究小莉，有钱人更顾及名声。厂里贴的讣告上也说，孟老板因突患心脏病不幸去世，一个字也没提到小莉。陈道生全身直冒虚汗，骨缝里冷风呼啸，这些真假不明的消息掺杂着恐惧与空想将他倒挂在悬崖上，他除了不停地抹额头的汗，没办法插上一句话，所有的语言此刻都是一堆腐烂的树叶，毫无用处。有人动议请天柱街的“刘半仙”算命打卦预测凶吉，甚至有人提出让陈道生到齐天山“浮云寺”出家一个月准能逢凶化吉，这有点“渴急了喝盐卤”的疯狂，差不多是狗急跳墙了，陈道生不可能响应，但也不好反驳，因为所有的人都在为他着想，为小莉着想。他能做的就是给大伙递烟。给他们续上茶水。卖卤鸭的洪阿宝是有头脑的人，他从混乱的烟雾中挤出油亮亮的脑袋，“你们说这些缺油少盐的话，都是空话，小莉能不能出来，只有靠刘思昌。”
       刘思昌是在七十六号大院黔驴技穷的时候出现的，他的黑色桑塔纳轿车挨着院门口刚刚停稳。陈道生就迎着喇叭声出来了。刘思昌从轿车里先伸出一只黑亮的皮鞋，声音紧跟着皮鞋一起落地，“道生，有救了!”
       刘思昌的皮鞋迈进空寂的老屋，屋内是一股腌咸菜和脚汗臭混在一起的怪味，钱家珍拎着水壶往刘思昌不锈钢茶杯里倒水，手和神情都很恍惚，“大兄弟，家里少了一个人，就不像个家了。”茶杯口漫出了一些热水，钱家珍脸上是丢了魂后的茫然。刘思昌的屁股在腿脚动摇的椅子上随波逐流地晃了一下，不平衡的身体通过迅速前倾才得以稳定。他多此一举地捋了一下已经被摩丝定了型的头发，“嫂子，你不要急，事情已经有了转机。这几天，我连着请市里有关领导和公检法的朋友们分别吃饭，昨晚是请市检察院的赵检察长。赵检是我十多年的朋友，他答应将案件打回公安局让他们重新侦查，疑点是小莉是职业卖身还是被诱骗失身，小莉是以贩毒为生还是偶尔顺便倒几小包赚差价自己吸粉，数量多少不能靠小莉嘴上说的为据，警方要拿出足够的证据才能定贩毒案。赵检说这两条都站不住脚的话，放人是迟早的事。”经过一个星期煎熬的陈道生在千恩万谢的感激之余，还是很谨慎地问了一句，“听说市长批了条子，市长一定要给小莉定罪，孟老板儿子又死咬住不放。”刘思昌揉了一下着凉后有些堵塞的鼻子，“市长得听书记的，是吧?市委郭书记秘书小周跟我说，郭书记答应亲自过问这个案子。而且还发火说一定要依法办事，一定要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管是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话只要一批下去，公检法谁敢不听?”
       陈道生压力太大。这几天想得也太多，盲目的希望和乐观的情绪被漫长的时间和各种流言消耗殆尽，他的头发乱如稻草，胡子也在他灰紫的嘴唇上方疯长。整个人看上去有一种被活拆后又重新组装起来的僵硬，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他脆弱的内心无所适从，一会信心百倍，一会又心如死灰，所以刘思昌这么一说，心里就又有了死灰复燃的光亮，他对刘思昌说，“大伙都说只有你能救小莉，人情账就不算了，但你请客花的钱，我肯定要给你。”刘思昌说一不二地答道，“我肯定不要，你要是把我当外人，我就不问这个事了。”陈道生说，“总不能让你既贴面子。又贴钱吧?”刘思昌见陈道生固执己见，就将了他一军，“你要是真的钱多得花不掉。那我就马上开车带你去孤儿院捐个一二十万得了。”钱家珍不失时机地挖苦陈道生。“他要是有能耐捐钱给孤儿院。我不成大款太太了。梦里还笑醒了呢。”
       陈道生一脸的阴暗，酱紫色的脸涨成酱红色，陈道生并不理会老婆的讽刺挖苦，望着刘思昌亮出了自己的底线，“小莉真要是犯了罪，坐牢就是罪有应得，我也认了。想请你帮忙，就是怕弄成冤案，坐牢事小，面子丢不起。”刘思昌站起身来说，“说你冤你就冤不冤也冤，说不冤就不冤冤也不冤，如今的案子就这么办的，你搞不懂的，跟你这么说吧，事在人为，有办法，有门路，伤人算是正当防卫，杀人还可以弄个见义勇为；没办法，没门路，挨打定你个故意伤害，正当防卫判个故意杀人，拉到刑场一枪就崩了。这些年，我钱没挣多少，可见识长了不少。小莉的案子刚开头，要放人，困难还在后头呢。我也打开天窗说亮话，有希望，但我不能打保票。”刘思昌说完就走了，他的大哥大响了，他说要去见一个客户。
       刘思昌最后丢下的这些话等于是对陈道生进行启蒙教育，案子的走向是，不是因为小莉蒙冤才去找人。而是因为找人才能让小莉蒙冤，陈道生如果不理解这些基本精神，刘思昌的找人通路子就基本是无意义的。陈道生似乎弄懂了一些，所以刘思昌上车后，他又从窗口里塞进去一支劣质香烟，“事情是很难办，不难我也不麻烦你了。全拜托兄弟了!”刘思昌在汽车马达声中笑了，“不用担心，等我消息吧!”
       桑塔纳在石板街上颠簸着向前蹿去。车后吐出长长的黑烟像一把砍刀将巷子里清白的光线砍成一堆乱麻。
       
       7
       服装店里很冷清，陈道生乡下的表弟何桂泉走进服装店的时候，于文英正在阅读一份过期的报纸。报纸上生意兴隆改革的形势一片大好，见有人进来。于文英起身招呼，她热情过分地指着货架上的衣服介绍说，“这款米灰色夹克挺适合你的。刚从苏州国营厂进的，都是真货，假一罚十!”何桂泉放下手中的一只疲惫的红冠公鸡。又将肩上的一个装化肥的口袋垛到收银台上，他抹了一把额头的汗，说，“我找陈道生。”
       陈道生收到了于文英打来的传呼赶到店里，表弟何桂泉先是拎起公鸡，又将半口袋田里刚收下的豇豆和花生递到陈道生手里，两人点了烟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今年的收成。何桂泉就直接切入主题，他这次来是想要回去年服装店开业借给陈道生的一千二百块钱。“实在不好意思，我被那个臭婊子讹了。”何桂泉不安地搓着一双粗糙的手，目光很游离，他说自己跟镇上的一个美容院的女人好上了。打光棍三十六年了，能有个女人跟自己嘘寒问暖，就一心想跟她过后半辈子，可那位脸上长有雀斑的女人前些天突然告诉何桂泉自己怀孕了，要他给两千块钱打胎，不然就告他强奸罪，何桂泉实在想不通一个那么温柔妩媚的女人一眨眼就翻脸不认人了。说到这里。何桂泉将烟头狠狠踩在脚下，用球鞋的底踩了个稀烂，仿佛踩烂的是女人的脑袋，“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真该把天下的婊子通通枪毙掉!”陈道生听着这些话就像自己被枪毙了一样，肝脑涂地，天崩地裂，他情绪很烦躁地说，“你不勾引人家，人家怎么会向你狮子大开口?你别说这些了，钱我马上就给你!”于文英从柜台抽屉里搜索了半天只摸出了三百多块钱，陈道生这次主动地对于文英说，“小于，你再借点钱给我，让我表弟赶紧回去吧!”陈道生让何桂泉跟于文英去拿钱。自己留在了店里。走出店门后，何桂泉又折回头对陈道生说了一句，“表哥，我也劝你一句，炸药能碰，臭婊子不能碰!”
       陈道生站在店铺的衣服之间。像被人抽了一耳光，脸都青了。外面的阳光很好。
       也许真的应验了“天无绝人之路”，表弟何桂泉要钱的这天下午。“道生服装店”的生意居然出奇地好，市肉联厂老干部科两位衣衫整齐的中年人一口气要买二十八件“竹青牌”秋装夹克衫，陈道生像受了意外打击一样不敢相信，“二十八件?你们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他竖起那双夸张的小耳朵等待着错误答案，可那位衣衫整齐牙齿不太整齐的中年人说，“没错，是二十八件。”中年人稀松的牙齿间吐出的却是非常严谨的文字，他说秋风一起，离休老厂长以渡过江扛过枪的资历建议老干部科必须在道生服装店买“竹青牌”夹克衫作为“重阳节”离退休干部的福利，此举一出，得到了全体离退休干部的一致拥护。他们认为全市简直买不到一件真货。四里河服装一条街等于就是伪劣服装的集散地。部分离退休干部像小偷睬点一样跑遍了全市才摸清了只有道生服装店的衣服质优价廉，在国有企业度日如年的岁月里，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来说，添置一件衣服就如同树立一种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样应该要能与他们相守一生。他们说只要质量，不要漂亮，漂亮又不能当饭吃。于文英弯下腰在柜台下面翻夹克。陈道生激动得在店里盲目地乱转。店里只进了十五件，快半个月了，一件都没卖出去。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大笔买卖，陈道生颇有点把“丫环当小姐嫁出去”的光荣。肉联厂老干部科的两位中年人丢下了二十八件衣服的货款一千九百四十二块钱，说，“越快越好，老干部得罪不起!”陈道生收了钱说明天立即向上海调货。三天后送到厂里。
       这天下午的生意让陈道生净赚了二百六十块钱利润，都快够付一个月房租了。这让陈道生对服装店的未来迅速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想象，他甚至想到了排队买夹克的情景，想到了于文英反复数钞票的姿势。可他没想到国有企业越来越少，没想到为老干部买服装当福利的好事也注定了与日俱减。
       晚上七点多钟，店铺打烊了，陈道生怀揣着飞来横财的良好心情回到七十六号大院，一进院门，气氛不大对头，院子里昏暗的灯光下攒动着许多脑袋。错综复杂的声音像从一个坏了的音箱里发出来的。乱七八糟的。但他还是准确地听到了老婆钱家珍嚷着。“你妈才是婊子，你才是婊子养的!”脑袋一阵骚动。接着就听到了有塑料盆和痰盂被踢翻的声音，陈道生走上前的时候，洪阿宝已经死死攥住了钱家珍的手腕。钱家珍的手里举着一把菜刀。
       钱家珍见陈道生挤了进来，立即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她抱着陈道生的腿，哭得喘不过气来，“人家爬在我头上撒尿拉屎，你死哪儿去了?”
       吴奶奶指着站在一边发愣的胡连河老婆韦秀兰数落着。“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说话要有分寸，长牙不是为了嚼舌根的。”
       韦秀兰说钱家珍是婊子养的。
       在菜市口杀猪的胡连河见陈道生气得浑身发抖。脸上的肌肉机械地抽搐着，就抬手给了老婆韦秀兰一记响亮的耳光，“你这个烂舌根的贱女人。以后再敢乱说我非打断你腿。”韦秀兰捂着脸哭了起来。胡连河对陈道生说，“道生，我家女人不是人，你多包涵一些!”边说边将韦秀兰拎小鸡一样地拎回自己的屋里。
       大家都劝陈道生不要往心里去，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王奎还说了一句比较有水平的话，你跟韦秀兰计较就是拿她的愚蠢惩罚自己。
       晚上院子里本来是很安静的，做了一天小买卖的下岗工人们都各自在家里就着花生米喝两杯火烧刀子酒或喝稀饭咽馍头，他们的身体像腌萝卜干一样软塌塌的，说闲话也就如同下酒菜一样提神。胡连河一身猪肉的腥味，但他的饭桌上没有半星猪肉。他要老婆韦秀兰将卖剩下的半爿猪肝炒了下酒，老婆不干，所以就着花生米和腌咸菜喝酒的胡连河这个晚上很烦躁。吃饭时韦秀兰说起了小莉被抓的事。两人就小莉是主动卖淫还是被引诱上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杀猪的胡连河嗓门大，韦秀兰据理力争，胡连河将酒杯狠狠地垛在黑乎乎的桌上，“你他妈的说小莉贱，这话传出去，一院子人都跟着背上黑锅。明明是那个狗日的孟老板坑了她嘛!”韦秀兰嚷着说，“小莉就是贱，她妈钱家珍就是婊子养的。”正在院子里收衣服的钱家珍一听到这话，一头撞开门冲进去。薅住韦秀兰枯燥的头发往院子里拽，这一拽就拽出了一院子的人。
       钱家珍母亲是民国年间双河市“百乐门歌舞厅”的舞女，与职业妓女还是不太一样，但舞女在身份上仍属于风尘女子，要说有多么纯洁高贵。谁也不敢相信。舞女与妓女就像小偷和强盗。他们至少是邻居关系，所以一个小偷嘲笑一个强盗贪得无厌是很滑稽的。
       钱家珍没见过父亲。对母亲的记忆也相当模糊，她与父母之间只剩下一些概念性的联系。成分也随外公定了个城市平民。尽管如此，母亲舞女的名声就像是一块烂疮结成的疤，剜也剜不掉。毕竟舞女是一个令祖宗八代也抬不起头来的难堪职业。小莉被抓，韦秀兰往人家伤口上撒盐，还定性为婊子，很不厚道，而把小莉被抓又牵扯成是婊子一脉相承的基因遗传，
       这就有些恶毒了。钱家珍生在旧社会但长在红旗下。从没做过风尘女子，她过于激烈的反应是必然的。钱家珍哭得很伤心，陈道生也气得脸色乌紫，尽管他们两口子磕磕碰碰打打闹闹这么多年，但在这件事上，陈道生还是坚定地站在老婆的立场上。并且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勇气，他给钱家珍倒了一碗糖水，说，“韦秀兰要是再敢这样说，我就告她诽谤罪!”钱家珍接过碗一口气喝下去，又抹了抹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说，“你今天还像个男人的样子!”这话是表扬，但陈道生听起来很别扭，好像他从来就不是男人。
       钱家珍跟韦秀兰打架的这天夜里。陈道生半睡半醒迷迷糊糊。他躺在黑暗中如同飘浮在漆黑无边的大海上，后半夜一声火车汽笛尖叫，居然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从他的后心穿透前胸。恍惚中他又像是浸泡在血红的海水里，全身湿透了，散发着死鱼的腥味，心宽体胖的钱家珍打着很不均匀的呼噜，喉咙像一截生锈的自来水管吐着气泡。这种荒谬的感觉纠缠着陈道生的神经，他在一种绝望和恐惧中辗转反侧，院子里不知谁家拉响了门拴。窗外隐约看见石榴树伸出的枝叶在晨风中摇晃，天亮了，陈道生坐了起来。可脑袋如同一颗笨重的炸弹扛在肩上，很沉。
       一大早，他跑到秦大爷小卖部给刘思昌打公用电话。刘思昌在电话里声音激动地对陈道生说，“我正要打传呼给你，你赶紧过来，事情搞定了!”陈道生扔下话筒就跑。
       陈道生喘着粗气一头撞进刘思昌铺着墨绿色地毯的办公室时，刘思昌正在地毯上走来走去，他的皮鞋踩在地毯上无声无息，只是平光镜后面的眼睛通红，似乎也是一夜没睡。刘思昌锃亮的皮鞋在地毯中央的巨大的牡丹花瓣边缘停住。花瓣边缘就像被虫子咬掉了一块，花就有些残缺。刘思昌和陈道生见面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昨晚上一夜没睡，总算搞定了!”陈道生对搞定的理解相当简单，“公安什么时候放小莉?”
       刘思昌将陈道生拉到棕色的沙发上并肩坐在一起。说话也就如他笔直的裤缝一样鲜明而突出。“道生，市委郭书记的秘书小周昨天夜里两点半钟的时候才告诉我。郭书记已经在我报上去的申诉材料上批示了，态度非常明确，小周说郭书记批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外商的利益。此案是否存在小题大做，是否有借题发挥的故意?建议政法委过问此案，查清真相，立即放人!’你看，这可是郭书记的亲笔批示。”说着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有郭书记批示的申诉材料复印件递给陈道生。陈道生望着郭书记龙飞凤舞的批示，手指抽动，泪水夺眶而出，他仰起头，灰紫的嘴唇蠕动着，“小莉呀，终于有人为你做主了!”
       刘思昌的大哥大又响了，铃声炒豆子一样，很脆。刘思昌拿起老板桌上的大哥大出门去接，他似乎不愿打断陈道生心情，也似乎不便让他听到电话内容。反正走出去时，随手关上了门。进来的时候。刘思昌见陈道生脸上已风干了泪水，就对他说，“刚才市委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书记虽然批了条子，要放人，还得放点血，你不要紧张，不是动刀子放血，也就是拿些钱打点打点。这是道上的规矩，你在公司也干过几个月，你亲眼看到，我们没有哪一件事不是靠钱铺路的。”
       陈道生就是因为看不惯欧亚公司拎着钱袋子搞批文、送礼、请人喝酒、洗澡、找小姐才辞职的，可他就像一个杀人越货的逃犯一样，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这回请客送钱的事轮到他头上了。陈道生僵硬地坐在上午阳光清晰的光线中，如同面对一道很难下手的选择题，拿钱铺路既不愿意，也没钱；不翕钱小莉就放不出来，放不出来，就是真的有罪，他和七十六号大院的所有人都将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陈道生脸上一片麻木，内心里却有两个人在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气息奄奄，而且分不出胜负。
       刘思昌站在墙边的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面前。目光集中在地图的下方。他用几秒钟的时间穿越了地图上几千公里的土地。然后他的手指和目光一起停留在一个叫“雅昆”的地方，那里四季雨水充沛绿树浓荫，在双河秋风瑟瑟的日子里，那里骄阳似火，汗水如注。刘思昌身上有些热了。他转过头看陈道生正沉沦于浮想联翩之中不能自拔，于是他走过来说，“要是我手头转得开，我就代你垫付了，云南的一笔玉器生意占用了全部的流动资金。还有几票水泥、钢材、大理石的货款被几家国营单位拖住不付。我要是不打点。拖到下个世纪付款也难说。他妈的。这年头。只有见死不救的，没有见钱不要的。”
       陈道生绝望的脑袋僵硬地转动了一下，目光很陌生地盯住刘思昌。“市委书记批条子也要钱吗?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不都戴大盖帽的吗，他们也要钱?都是共产党员，怎么会要钱呢?”
       刘思昌失控地笑出声来，“我说道生呀，你是真不懂呢，还是装糊涂呢?你在我公司做过，我什么时候给平头百姓送过钱?为人民服务是要收服务费的，你还真以为焦裕禄活在谁的心中?我告诉你吧。焦裕禄只活在他老婆儿子的心中。那一次，我让你陪开源石化的裘处长洗澡按摩，你不干，二十万的钢材生意不就泡汤了。裘处长是正处级干部，可又怎么样呢?”
       刘思昌的话像是用高压水龙头冲刷着泥泞的路面。将陈道生内心冲洗得一清二白，他糊涂了几十年的混沌的思想被掀开了天窗，阳光从外面射进来，他感到头晕目眩。陈道生揉着刺痛的眼睛，问，“要送多少钱?”
       刘思昌轻描淡写地说，“你去送钱给市委郭书记肯定不会收，我送去也不会收。只要给周秘书送足就行了，怎么处理，他是会按规矩办的，还有公检法的朋友，人家帮忙，不表示一下。是说不过去的，八九万块钱是要花的。”刘思昌说八九万块钱就像到他店里买衣服让人还三五块钱价一样轻松。
       陈道生触电似地全身抽筋。脑子里嗡嗡地飞舞着有毒的黄蜂。生疼。他摊开空荡荡的双手。手心里都是汗，“思昌，我哪有这么多钱?服装店一万三千块钱起家有一万块是借的，生意又不好，把我家里连人带家当卖了也不值八九万呀!”
       刘思昌很仔细地将烟灰弹进烟缸里，说，“你不要急，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是我的钱全被套住了。不然一分钱不让你掏。现在出路有两条。一是你找亲戚街坊们去借足铺路的钱，二是你投三十万进来，算是跟我合伙做生意，等过几天我去云南把缅玉坯料发过来后，再卖到上海华云珠宝行，不出一个月，净赚十万利润。跟你说实话。这次我投了两百七十万做这笔买卖。不过。你到哪儿借这三十万呢?我都借不到。”他拍了拍陈道生松懈的肩头，说，“第二条路肯定走不通，你还是回去借几万块钱，趁热打铁，赶紧把小莉的事解决了。要是差个一两万。我帮你想办法补上。”
       陈道生脑子很乱，他说，“思昌，真是给你添大麻烦了。我回去再找老街坊们合计合计吧!”
       陈道生离开刘思昌办公室的时候，大街上的阳光如面粉一样稠密，陈道生被阳光包裹着，透不过气来。
       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与陈道生一样的人在光天化日下走投无路，阳光比黑暗更加让人恐惧。
       
       有风从头顶上掠过，陈道生的头发和阳光一起乱了。
       黑暗涨水一样漫上来，院子里挂在水泥电线杆上的路灯亮了，密集的虫子围绕着脸盆大的光晕盲目地飞行，七十六号大院里的男人们拖着结构松散的身体钻进了陈道生家老屋。
       大伙在陈道生还没讲完的时候，已经明白了一切，他们失去了耐心，有的从板凳上站起来，有的坐在床沿上拍着大腿，七嘴八舌地说着相同的主题。“刘思昌真牛!市委书记都得听他的。”
       在说到花钱救小莉的时候，大伙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自古而然，这就像死鬼孟老板花钱买下厂子一样虽难以接受如今却很正常。可钱从哪里来呢?少数人表示赶紧凑八九万块钱先将小莉救出来，大多数人却赞成投资三十万，一个月后让刘思昌净赚十万块钱后打点铺路救出小莉，陈道生同意大多数的意见，他从烟雾中站起来说，“思昌说只要八九万铺路子就行了，剩下一两万。我全都作为利息付给大家。”
       全民公决的结论不到二十分钟就形成了。大伙心里都很清楚，借出八九万，靠陈道生半死不活的服装铺子牛年马月也还不起，而背靠刘思昌这棵大树，连本带利一举两得，就算没有利息，本钱是不会少掉一分的，大伙在答应借钱给陈道生投资的时候。与其说是相信陈道生的信誉，还不如说是相信刘思昌的能力，这种潜伏的心理秘而不宣使得陈道生和邻居们都很体面。
       七十六号大院里都是下岗做小买卖的，每天只能挣个七八块钱。卖卤菜的阿宝最多也只能挣个一二十块钱，杀猪的洪阿宝卖一头猪能挣三十多块，但他属于私屠乱宰。隔三岔五就被卫生检疫部门罚上个鼻青脸肿，每次不少于两百。院子里凑齐三十万粒米都办不到，到哪儿凑三十万块钱?这简直就像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一样当作口号喊还差不多，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一提及三十万怎么借齐。大伙沸腾的情绪全都呛死在浓烈的烟雾中，屋里是棺材般的窒息。偶尔有喝茶的声音在喉咙里经过。很刺耳。
       陈道生打了一个寒颤，人就清醒了许多，他对着一屋子沉默的脑袋情真意切地说，“小莉命该如此，大伙有这份心就够了，都回去睡吧，明天一早还要出门做活呢。”
       从来都不甘寂寞的王奎从凳子上反弹起来。吼着嗓子说。“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了?双河厂在三圣街住着有五百多户，全都发动起来，肯定能凑齐。我就不相信，道生几十年忠厚为人，人缘又极好，如今遭了难，还有谁见死不救的。”
       煽动去市政府闹事失败的王奎是不愿被人小看的。这位差点当上车间主任的三轮车夫拓宽思路后。大伙又萌生出绝处逢生的妄想。死鱼一样的脑袋都被激活了。屋内的气氛生动了起来。
       胡连河老婆韦秀兰喊丈夫回家睡觉，杀猪的夜里四点钟就要起床，五点钟在郊外的一间工棚里私自屠宰一头猪，六点钟就要将猪肉拉到市场上去卖。所以她冲老胡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累死了，谁给你买骨灰盒?”大家都朝她翻白眼，不理她，钱家珍将脚边的一个旧塑料桶狠狠地踢了一脚，就像踢到韦秀兰的肚子上一样。很解气。
       陈道生让胡连河回家睡觉，胡连河临出门前说，“道生，需要我掏钱的，我决不装孬!”
       韦秀兰拉住胡连河的袖子往门外走，她很蔑视地看了屋里一眼，“我就不相信刘思昌是活菩萨。十个商人九个奸。”
       钱家珍忍无可忍地还了一句，“你帮着胡连河卖肉，难道不是小商小贩?你就不奸?”
       陈道生对钱家珍小心地制止说，“你不要乱放炮好不好?还有好多事要请老胡帮忙呢。”钱家珍反唇相讥，“人家骂你老婆是婊子养的，你还吃里扒外为人家说话?没见过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男人!”
       大伙都劝钱家珍少说两句。眼下要抓最紧要的事，不要女人家鸡毛蒜皮的乱打岔了，钱家珍还不服气地嘟囔着，“胳膊肘子往外拐，还能办大事?”
       没人接钱家珍的话。大伙最后的共识是，从明天晚上开始，分头到三圣街挨家挨户做工作，借钱投资，救小莉!
       洪阿宝就像往卤汤里配料一样，考虑得很细。他建议陈道生明天去打字社打印五百份统一格式的借据。借到钱后填好数字，由陈道生签上名按上手印交给借钱户，借期一个月。还在厂里上班的蒋怀宁很大度地对陈道生说。利息就不要写了，反正时间也不长，陈道生说。“不行，一定要写上，月利率百分之六。”
       大伙离开陈道生家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这个晚上，他们一夜美梦。
       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陈道生在一家打字社打印好了五百份借据后，跑到秦大爷的杂货铺给刘思昌打公用电话，刘思昌在电话里说，“我的意见是你这两天就借几万块钱送过来，我下星期就要去云南出差，趁这几天有空，方方面面打点一下，争取下个星期让小莉回家。”陈道生对着话筒急了，“思昌，大伙都说交三十万给你做生意，你不答应了?”刘思昌说，“不是不答应，是怕你借不到。下星期我就走了，你能凑齐吗?”陈道生对着毫无表情的话筒赌咒发誓，“一个星期内。我保证借齐三十万交给你!”刘思昌还是很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等到这笔生意做成，得一个月时间，再用挣来的钱打点铺路。小莉最起码得两个月后才能放出来。我的意思是。钱少你好借一些，我现在都借不到三十万。”陈道生攥着话筒的手心出汗了，“思昌，你要是实在为难就算了，确实我也不该往你碗里乱伸筷子。”刘思昌被误解了，他绷着舌头表态，“这叫什么话?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你能借到，我绝不食言!”
       时间紧，任务重，争分夺秒，刻不容缓。这天晚上，七十六号大院里的男人们全都出动了，他们从陈道生家拿了签上名、按了手印的借条，却像是拿了癌症病历一样束手无策，谁都知道，在三圣街借钱比借人命还要困难，到处都是下岗失业的穷人，他们什么都不缺。就是缺钱，陈道生、王奎、洪阿宝、胡连河、孙大强等人全部的信心和希望来自于毛主席几十年前告诉林彪的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圣街住着双河厂的五百多户职工，每户借六百块钱，就够三十万了。然而除了少数像杀猪的胡连河，卖卤菜的洪阿宝等一小撮之外，百分之八十家庭是拿不出来的，内忧外患的孙大强说，“虽说日子都很难，但就是揭不开锅，每家也会留一点钱压在箱底以备急用的。比如留点钱看病、孩子上学、出礼份子、相亲、娶媳妇、办丧事、生小孩、暗地里贴补老人等等。”孙大强说的是街坊，其实也是说自己，他就明确表示，“我给小顺子上初中留了八百块钱，就是我害病死了，也是不准动的。眼下拿出来给道生救急，反正也就一个月时间。”
       这种推理一说出来，所有的人眼睛里都很夸张地放射出绝处逢生的光芒，掌握不少国家大事的王奎附和孙大强的观点说。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和储备汽油就是饿死人瘫了车也不会动用一两的，只有国家要打仗的时候才能动用，他们现在就是要去动用每家每户的“储备粮”和“储备油”。为救小莉。为挽回七十六号大院
       实际上也是三圣街全体穷人的面子，其性质无异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陈道生让钱家珍去找打麻将的麻友们借钱，钱家珍很干脆地说，“我不去。你一个大男人让老婆出去丢人现眼，也不害臊!”陈道生懒得与钱家珍争吵，没说话。
       穷人是容易走极端的，他们买菜时可以吝啬到为了一分钱打得鼻青脸肿，也可以慷慨到在雪中送炭两肋插刀的旗帜下把头割下来当土豆送到厨房的案板上。都知道小莉是栽在孟老板的手里，他们义愤填膺牙齿咬得格格直响，“他妈的，狗日的港商骗了双河厂，死了还想拉个垫背的。”也有不少街坊说这就相当于让我们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那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也不能答应的事，陈道生被工友们的同仇敌忾感动得泪流满面。泪水滚烫，像是在内心里烧开了后倒出来的。
       情绪与口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每家借六百块几乎根本不可能。对于日子朝不保夕的穷人来说，一分钱攥在手里是要攥出水来的。每家能拿出六百块跟拿出六万块一样的困难。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刽子手只要能杀一个人，就能杀一百个人。打气补车胎的冯三根一双鸡爪子一样的手在空气中乱抖，他哆嗦着对陈道生说，“打一次气只有五分钱。补一个车胎四毛钱，一天只能挣四五块钱，遇上刮风下雨，分文不挣，一家四张嘴要饭吃。”
       陈道生站在冯三根哮喘的气息中，果酱色幽暗的灯光浸泡着两张没有血色的脸。脸如同胡涂乱画的草稿纸。陈道生将一叠打印工整的借条塞进口袋里，像塞进了犯罪作案的证据，“三根，我也就是说说而已，别当真，我走了，你歇着吧!”
       冯三根青筋暴跳的手一把拽住往外走的陈道生，用力太猛，陈道生向后一个趔趄，鞋后跟卡到门槛上，站稳的时候，他的脚上只剩下一只鞋。冯三根将陈道生按在凳子上坐下，迅速冲进屋里，嘴里还说着，“我说挣钱不容易。又没说不借钱，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一阵翻箱倒柜声音过后，冯三根从里屋出来，手里攥着一大把五块十块的票子，“二百八十五块，都拿去吧!孩他妈胆结石要到年底才做手术呢。”陈道生不接，冯三根往他口袋里一塞，就将他往屋外推，“赶紧去下一家筹钱吧!”陈道生说，“我写一个借条给你。”冯三根将陈道生和那只卡在门槛上的皮鞋一起推到了门外，“打什么借条，搞得跟黄世仁与杨白劳一样的。”门关上了，冯三根的声音一半被关在了门里。
       陈道生站在屋外的黑暗中，听远处有一列火车汽笛的尖啸声。他觉得那声音像一根生锈的钢筋刺进了他的心脏里，他心脏一阵抽搐，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自从女儿小莉出事后。泪水成了他活下去的血液。
       陈道生敲开三圣街六十二号大院赵志槐家门时，才发现敲错了，赵志槐家本来不在要借钱的名单内，他老婆得了肝癌，家里已经山穷水尽了，五十岁的赵志槐腰弯得很厉害，他每天看到最多的地方不是天空，而是地面，他似乎每天都在地面上寻找墓穴的位置。见陈道生进来，他紧紧拉住陈道生的手，像攥住了救命稻草一样，“道生，真想不到你能来看我们，谁都不想沾上我们家的晦气，我也能理解，可桂梅已经晚期了。住院也花不起了，每天不打几针杜冷丁，疼得直叫，杜冷丁便宜，可再也拿不出钱了。”他甚至还回忆起当年他们在厂里的一些幸福时光。说那年头厂里过年发油和挂面，真是社会主义好。陈道生进里屋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桂梅，充满霉味和药味的房间里漂满了死亡的气息和桂梅绝望的呻吟，陈道生抓住了桂梅病入膏盲的手，像抓住了一只筷子，他想起了这双手曾经高举着鲜艳的红旗在厂大礼堂舞台上所向披靡，桂梅曾经是厂里文艺宣传队公认的明星。她演的《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曾让当年许多小伙子想入非非，可当年的女明星眼下却像一堆烂棉絮瘫在床上，等待着死亡就像等待着革命胜利一样迫切。陈道生心里掠过一道往事如烟的悲伤，他握着桂梅的手说，“本该早点来看看你，可小莉也出了点事。”再往下说，就没话说了，除非说假话，要说桂梅会好的，那就像文革标语口号一样空洞，所以他就不说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冯三根的二百八十五块钱，对赵志槐说，“先拿去用吧，买点药，再买点好吃的。”赵志槐接过钱，数了一百块钱。将其余又还给陈道生，“有一百就够了，你也不容易，我知道你开服装店借的钱还没还完呢。”陈道生说，“我有个铺子，好歹也有进项，都拿去吧!”赵志槐不干，两人推拉了好半天。赵志槐答应再拿二十块钱。陈道生走的时候，桂梅在病床上声音软弱而又坚决地说了句，“道生，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家里还都得靠你们男人撑着呢。”陈道生嘴里应了一声，感觉上却像又上了一次吊。
       第二天都要摆摊谋生，晚上十点钟前，出门借钱的男人们全都回到了陈道生的老屋里，钱家珍躺在床上看黑白电视上两个黑人拳击手在打架，男人们陆续进来的时候，她只是象征性地转动了一下脑袋，将一缕冷淡的目光扫向男人们的口袋，然后继续看两个黑人打架。陈道生有些生气，可说话的声音仍然很克制，“大伙跑了一晚上，口干舌燥的，你给倒点水喝吧!”钱家珍有气无力地从床上坐起来，拖着柔软而松懈的身子下床倒水。
       一晚上，他们总共只借到了二万六千五百二十块钱，数字远远不够，但形势比较乐观，因为他们七个人只跑了四十三户，虽说大多数家庭拿不出六百块钱。但双河厂下岗的工人阶级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纷纷表态倾囊而出尽其所有，这不只是对陈道生的声援和支持，更是对工人阶级觉悟的捍卫。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只能垒出二三百块钱。但也有七八户拿出了一千多块钱。刘天柱儿子出车祸死了，车主赔了一万二千块钱，他一个人就借了四千块钱，他说，“我们这些人活着最大的盼头就是还有儿女，现在我的儿子已经没了，不能再让陈道生没了女儿。”程桂兰在百货大楼买床单参加抽奖，一抽就抽了一台大彩电，她舍不得看，将彩电卖了二千四百块钱。当王奎上门说明来意后。她几乎毫不犹豫地借出一千六，她说，“就当我没中奖的，给道生救急，没说的!”
       中大奖和出车祸死人领取抚恤金，那是一种意外，三圣街能有几户呢?陈道生的信心来自于双河厂全体职工雪中送炭、舍己救人的义气，有义气，就会有一切，陈道生这样一想，一夜睡得很踏实。
       吴奶奶将自己存了一辈子的私房钱一千八百块钱全都送到了陈道生家里。她指着自己缺牙的嘴说。“什么也吃不动了，凑给你救急吧!”在理发店当学徒的吴奶奶孙女吴粉丽将自己的零花钱一百三十块钱也送了过来，洪阿宝上小学的儿子洪小宝送来了一百港币。他的一个姑妈在深圳被香港老板包了。一百港币是去年过年给小宝的压岁钱。七十六号大院里借的钱最多，除了害肺病的孙大强只借了八百块。其余每家都在一千块钱左右，胡连河借了三千。洪阿宝四千，王奎一千五，在圣保罗夜总会给老板当保镖的赵天军借了八千，到第五天的时候，已经借到了二十五万三千四百块钱，三圣街四百七十多户借了钱。没下岗的秦怀宁在厂
       里一发动，厂里又借了两万网千多，一个星期只剩下最后一天的时候。已借到了二十七万三千块钱，还差两万七千块钱。全厂一千二百多职工，百分之七十下岗。人均借给陈道生二百三十多块钱，这些钱是穷人们活命的钱、救急的钱、应付天灾人祸的钱。
       好在只有一个月，所以他们在借钱的时候，没有人犹豫，他们相信陈道生，除了七十六号大院的少数几个人。也没有人知道陈道生这次借债高达三十万，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心惊肉跳的天文数字。陈道生和院子里男人们捧着塞满了一箱子的钞票的时候，心里开始有点发虚，他们知道这是一次赌博，一次拿性命作赌注的赌博，只能赢，不能输。
       好在他们就算不相信自己，但相信陈道生。就算不相信陈道生，但肯定要相信刘思昌，这就像上了双保险一样。所以他们睡眠的质量依然很高，一夜美梦层出不穷。
       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借钱运动，然而这场胜利的代价惨重，三圣街全体穷人们几乎交出了他们家里的最后一个铜板，这种“削铁针头，夺泥燕口，鹭鸶腿上劈精肉”的洗劫一空的借债使胜利抹上了一层悲壮和血腥的色彩，堆积在箱子里成捆成堆的钱像堆积如山的罪行。陈道生在那个美梦醒来的清晨突然萌生出一种有罪的念头，这个念头让他吃早饭时筷子掉到地上好几次，钱家珍对着冒着热气的粥碗不得要领地奚落陈道生，“钱又不是你自己的，看把你激动成个羊角疯似的!”
       阳光照亮了粗口粥碗，碗里的热气袅袅如烟，稀粥在碗里燃烧。
       赵天军的白天是从晚上开始的，黄昏时分，赵天军从他家的老屋里钻了出来。一脸睡眼惺忪的疲软，他是七十六号大院里唯一一个胳膊上刺有青龙的男人。小时候学过武术。武术半途而废，当保镖却一路顺风，老婆离婚后。父母也回到老家乡下去了。他一个人守着老屋，与胳膊上的青龙患难与共，快三十的人了。整天昼伏夜出，他曾对漂亮的陈小莉旁敲侧击地流露出过想入非非的意思。陈小莉半推半就装疯卖傻，赵天军不会公开对陈道生说什么，但他平时有意无意地总是要在陈道生面前表现出慷慨和义气的风范，而且经常穿着一身模仿公安服装样式的保安服在陈道生和小莉的面前走来走去的，小莉对他说，“你这大盖帽一戴，黄狗皮一套。像什么?”赵天军来了兴致，“像什么?”小莉说，“像打了败仗的伪军。”赵天军的脸色跟他的衣服颜色一样黄了。陈道生横了一眼小莉。“你嚼什么舌根?”赵天军见陈道生很维护他面子，就说，“陈叔，只要伪军能挣到钱，谁不抢着去当伪军，你说是不是?我们当保镖，其实就是警卫员，对不对?”陈道生连连称是。陈小莉站在院子里水龙头边笑。
       赵天军虽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他始终不愿轻举妄动，就凭他戴着大盖帽，那也是有面子的人。他想男人应该是先有面子。而后才会有女子，所以当陈道生借钱救小莉的时候，他首先要给足陈道生面子，也为自己挣足面子，他一把就掏出了八千块钱。是七十六号大院借得最多的人，钱是主动送上门的，而且掏钱的姿势相当轻松和潇洒，仿佛掏的不是钱而是一支香烟，或掏的是一叠过期的旧报纸。但没有人知道他的八千块钱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他自己有两万六千多块积蓄，全都预交了房款，他要买一套带卫生间的商品房。套房里连抽水马桶都有了，老婆还能没有，他要让离他而去的前妻后悔一辈子。可要说赵天军企图用这种豪爽和一套还没拿到钥匙的商品房来兑换小莉放出来后的爱情，那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赵天军自己也知道，一个是年龄差距大，十一岁，还有就是他早就觉得小莉已不再那么单纯，有不少毛病，娶过来做老婆风险挺大的，但她确实长得漂亮，像电影明星，所以他还是愿意这么做，这就像他父亲当年说过的双河厂有着新四军身份的老厂长。明明知道自己跟演刘三姐的黄婉秋下辈子也没戏。可还是每年给黄婉秋寄两袋奶粉过去，结果被老婆发现了。大吵大闹个天翻地覆，老厂长文革时因此被押上批斗会现场，最后割腕自杀，他没有死在杀敌的战场，却死在对一个美丽女人空洞的想象中。人就这么奇怪，赵天军想不清楚，他就不想了，反正为救小莉，就像救他自己一样，他愿意出钱出力。
       所以这天黄昏赵天军起床后遇到在院子里用铁丝箍洗脚盆的陈道生就问了一句，“陈叔，小莉哪天回来?到时候我请客好好庆贺一下，总算平反昭雪了。”
       一把生锈的钳子将生锈的铁丝死死地拧在了陈旧的洗脚盆上。陈道生放下牢固的脚盆，说，“钱还没借齐?三圣街都被榨干了，正犯愁呢。”
       赵天军挨着陈道生蹲下来，凑上戴了大盖帽的脑袋，“还差多少钱?”
       陈道生说，“两万七千块!”
       赵天军很想证明自己的能耐，所以他必须要露两鼻子，于是就举重若轻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呢?这不小菜一碟嘛，我的钱套在商品房里了，但我哥们朋友一大堆，让谁开一张支票就像打一个喷嚏一样简单，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明天早上我就给你带回来。”
       陈道生说。“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那真是雪中送炭了。我保证付你朋友百分之八的利息。反正也就一个月。”
       赵天军将一支烟塞到陈道生的嘴里。“什么利息不利息的。到时候还上本钱就行了。”
       陈道生的传呼在裤腰带上响了，是刘思昌呼他。他去秦大爷的杂货铺回电话，赵天军说他也要去夜总会上班了，钱的事就在黄昏来临的时候定下了，抬头看院子上方的狭窄的天空，天空染透了夕阳的金红，像一面铺开的红旗。
       陈道生一路小跑到秦大爷的小杂货店，店里很冷清，秦大爷和木质柜台一起枯坐在寂寞的黄昏里，见陈道生进来，秦大爷活动了一下脖子，来了些精神，他说，“道生，小店生意不好。只借了五百块钱给你，不会有意见吧?”陈道生一边抓话筒一边说，“哪会呢。借你老人家的钱，我真是多有得罪。”话没说完，刘思昌已经联系上了。
       刘思昌在电话里说他过两天就去云南了，要是借不到钱的话，也没关系，等他这笔缅玉坯料生意做成，自己至少也能赚个七八十万，“到时候，我出几万块钱把小莉救出来，打传呼跟你说一声。就是让你不要操心了。”陈道生心里弥漫起冰天雪地里的温暖，话筒也冒着热气，他因激动而语气不连贯地说，“已经借到了二十七万三，双河厂、三圣街全都帮忙了，还差两万七，明天下午，三十万，我一分不少地送过去。”刘思昌在电话里显然被惊呆了，“道生，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只是说说而已，你人缘好，借个七八万还差不多，还真能借到这么多?”此时说这样的话，不是对陈道生的小瞧，而是对他的高看，陈道生就很有些成就感。他说，“思昌，我没大本事，也就落个街坊同事的信任，大家伙也是看在你面子上才愿意帮我的。”
       第二天早上九点半钟，赵天军从夜总会下班后，身后跟着一个戴着墨镜、手抓大哥大、全身肌肉绷紧的男人，赵天军向陈道生介绍说。“这是我当年一起练散打的哥们周挺，现在开了全市最大的当铺，哥们非常讲义气，二话没说，
       拎着钱就过来了。”陈道生握住周挺打过架的手，连声谢谢，周挺说不客气，然后就很爽快地将黑色公文包拉开，将两摞钱放到桌上，赵天军还不失时机地表扬哥们，“周挺武功比我好，当年，我们在市五运会比赛后到蜀天火锅城吃饭，为抢座位跟一帮小混混打架，周挺虽说那天在比赛中输了，可打架一拳过去，当场就将那个黄毛鼻梁给砸断了。”周挺黑眼白牙相互配合地颤动了一下，流露出往事如风的表情，他对陈道生说，“陈老板，听天军说你是在四里河开服装城的大老板，我是做小买卖的，跟你比不了，借一个月，时间太短，我通常是按百分之二十收息的，你是天军的朋友，就按百分之十五收，怎么样?”陈道生愣住了。赵天军看着周挺。周挺黑色眼镜的背后看不出任何异常，赵天军脸上挂不住，指着陈道生说。“他不是我朋友，是我叔，你知道吗?”周挺扶了一下黑色的眼镜，阳光落在眼镜上。镜片反射出的依然是黑光，“好了，你叔也就是我叔，按百分之十月息，可以了吧?”
       钱家珍正要出门打牌的时候跟陆大凤撞了个满怀，干瘦的陆大凤与丰满的钱家珍相撞显得很不公平，陆大凤扶住门框才没后仰跌倒。陆大凤大嚷着，“陈道生，我们都还把你当厚道人，你不能帮没良心的郑为富坑我们娘儿几个。”陈道生有些不知所措。就让她进屋慢慢说，陆大凤声音像腿脚抽筋的母鸡一样又尖又细，“你说老实话，郑为富借给你多少钱?”陈道生说七百，陆大凤把鸡爪一样枯瘦的手伸出来，“都拿给我。这个吃里扒外的背着我藏了这么多私房钱。我还蒙在鼓里。”案情一交流真相大白，在城隍庙摆水果摊的郑为富总是说挣不到钱，儿子想买一个录音机听毛阿敏唱歌，歌没听成，还被打了个鼻子出血，陆大凤经侦察后发现郑为富跟一个摆摊卖乳罩、发卡的女人好上了，那个女人的金耳环肯定就是郑为富买的，因为他背着老婆借钱给了陈道生。所以她必须立案调查郑为富究竟藏了多少私房钱，而且一经查实全部没收，就像没收贪污腐败分子的赃款一样坚决。陈道生很疑惑地说。“借钱的事郑为富没跟你说?”陆大凤抹了一把鼻涕说，“他要是跟我说了，就不会给那个臭女人买耳环了，还是纯金的。”钱家珍帮腔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都说挣不到钱，谁知道是不是贴了哪个野娘儿们。”这句指桑骂槐的话让陈道生像平白无故地咽下一粒老鼠屎一样地痛苦。他背转身迅速打开箱子，从里面摸出一叠钱来，数了七百块递给陆大凤。
       陆大凤接了钱跟出门打麻将的钱家珍一道走了。临走前还对陈道生说了一句，“你借钱总得征求一下家属意见吧?”陈道生呆坐在凳子上，没说话，屁股上像有许多根针往里扎。
       女人从门口撤走，阳光就全都扑进了屋里，空气中像是被洒满了面粉一样，白茫茫的，让陈道生睁不开眼睛。
       孙大强在院子里刷牙，陈道生让他去秦大爷杂货铺给于文英打一个传呼，告诉她陈道生要借七百块钱，他坐在屋里抱着藤条箱一刻也不敢松手。于文英不到半个小时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满头是汗。丢下钱就要走，“店里门都关上了，我得赶紧回去。”陈道生说，“你等一等!”于文英问有事吗。陈道生专注地看着于文英，欲言又止，然后很平静地说了一句，“没什么事。你去吧!”
       钱家珍打麻将回来的时候，一脸失败的情绪，陈道生已经做好了午饭，两碗糙米饭。一碗青菜豆腐，一碟辣椒腌萝卜。这样的饭菜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就像他们重复的夫妻生活一样，单调而乏味，陈道生端起饭碗的时候。很有成就感地对钱家珍说，“钱总算凑齐了。”钱家珍还没有从麻将失败的痛苦中抽出身来，所以也就没好声气地说，“这么多钱。要是有个闪失，你赔上老命都还不清。”她的筷子停留在青菜豆腐之间，呈现出举筷不定的选择困难。陈道生将夹起的一根萝卜干放回碟子里，“反正也不要你赔上性命。可你总是什么话难听你就说什么。”钱家珍扔下筷子，“我不是寡妇，当然说话就没小寡妇好听。你老实说，小寡妇趁我不在家来跟你干了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连街口钉鞋掌的古大嘴都看出来了。小寡妇车子蹬得飞快，脸通红的。”陈道生说，“陆大凤钱要回去了，凑不够，她来送钱的。为了借钱，我急得肠子都青子。你不管不问，还有脸说这种下三烂的话?再说了，于文英来店里卖服装也是你动员的，你还请人家吃饭了。”钱家珍脸色像碗里烧熟的青菜一样由青变黄，“我请她吃饭，没请她跟你上床。”陈道生脸气得肿涨成猪肝一样，嘴张了几下，不说了。要是再想争吵，就可以吵一下午，所以通常争吵都以陈道生的沉默而暂停。争吵是他们吃饭时的另一道菜，小莉没进去前就说过这句话，“烦透了，这个家我一天都不想呆，人间地狱。”
       刘思昌是开着他的黑色桑塔纳轿车来拿走三十万块钱的。
       陈道生不敢送钱过去，这么多钱，路上要是有个闪失就全完了。于是他打电话让刘思昌过来。藤条箱里塞满了钱，可这钱让陈道生心惊肉跳，他抱着颜色发霉的藤条箱就像抱着一箱子炸药。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明里面装的是救出小莉的希望和钥匙，此刻却变得这样危险和恐怖，他的腿在午后漫长的寂寞中不安地抖动着。骨头的连接处似乎每一分钟都在变形错位，手心里全是汗，藤条箱上落满了旧时代的指纹和灰尘。
       陈道生抱着箱子站起来给刘思昌让座。箱子仿佛是他身上的一个器官，须臾不可分割，这几天的夜里，当这个城市的许多男人抱着女人睡觉的时候，陈道生抱着箱子睡到天亮，箱子的温度比女人更为撩人。陈道生说，“麻烦你又跑一趟，借钱胆大，借到钱胆子反而小了，我生怕出什么差错。”
       刘思昌坐在陈家那把绑了铁丝的藤椅上，平光眼镜片后面依然无法平息不可思议的目光。“做人，是你老兄做人的忠实厚道，三圣街街坊才这么抬举你，信任你，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够了!”
       陈道生在刘思昌的表扬下，也忘不了相互表扬，“思昌，说老实话，与其说街坊信任我，还不如说是信任你。你想。要是其他任何人让我借三十万做买卖，一条街没人敢借，也没人愿借。”
       刘思昌拎着箱子走后。陈道生突然心里空了，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手也是空的。
       午后的阳光被石榴树挡住了一部分，光线就很凌乱地从树枝叉间漏进院子里。明暗交叉的地方像铺开了一把巨大的扫帚。凝固不动。
       第二章　生死弟兄刘思昌
       1
       刘思昌飞到云南后，老天就像吃错药似地，手脚冰凉。
       深秋里一夜急风骤雨，城市就像被一条鞭子狠狠地抽了个遍体鳞伤，第二天大清早。双河市大大小小的马路上落满了枯黄的树叶，西北风呼啸着穿街过巷，一些旧报纸和废弃的塑料袋被风卷起到空中，电线在头顶上呜呜地响着，少数惊魂未定的飞鸟掠过城市的天空，弹片一样盲目地乱飞，行人裹紧了衣裳，缩着脑袋逆风而行，七十六号院子里的家家户户忙着将漏风的窗子钉上塑料布或镶上玻璃。院子里风烛残年的石榴树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叶子和几
       个颜色金红的石榴相依为命地挣扎在几近赤裸的枝叉上，陈道生看着这些残存的叶子和石榴，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顽强与斗志。
       秋天在双河市停留的时间太短，人们还没来得及看到秋天的收获，从西伯利亚一路奔袭而来的西北风庖丁解牛般地将城市和乡村连夜剥了个精光，并赤裸裸地呈现出一无所有的败相，然而，节令的突然改变并没有影响到陈道生和七十六号大院里乐观和温暖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们在一天叫卖收摊后，没钱下舞厅、逛商场、吃馆子、看电影，他们也讨厌漫长的电视剧在黑白屏幕上毫无生存压力地卖弄风情，所以晚饭后他们就聚到陈道生的屋里用一晚上的时间交流道听途说和趣闻轶事，设计和虚构往后的生活，在一些略显空洞的想象中改善一败涂地的现状。这些天来，大家的情绪越来越好，据说市里换了市长，新市长已经责成双河新任董事长孟遥将每位买断工龄的六千块钱元旦前兑现，四十岁以下的可以不买断，全部回厂里上班，工资要涨到每月六百块钱，新的生产线已经从德国的法兰克福起运了，这些令人激动的好消息被眉飞色舞地渲染出来，敏感的陈道生脸上却渐渐地灰暗起来，大伙夸张的表情明显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孟扶根的死让双河厂死里逃生，孟扶根的死是全体双河厂职工的伟大胜利，而无意中又把这胜利的头功记到了小莉的头上。这算什么功劳呢?想起小莉被秃了顶的糟老头子按到床上，陈道生的胃里就像是被灌进了一盆尿一样难受，真想呕吐，他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企图让烟雾压下去满腔的臊味。大家见陈道生不说话，就转移话题。高谈阔论小莉平反昭雪的事，他们又一次把说了多少遍的话再复习一遍：小莉是被骗上当的，多亏有刘思昌见义勇为。七十六号大院要在小莉回家的时候。炸一千响鞭炮。胡连河说，“我们大家多凑些钱，炸一万响鞭炮。”王奎说，“小莉从小就是个聪明伶俐的乖孩子。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我们看着长大的，回来后，只要钱家珍多用些心，看紧一点，管严一点，再去学校补习补习功课，考个艺校，不讲当明星了，将来当个小学老师，铁板钉钉，十拿九稳。”
       洪阿宝提议陈道生和钱家珍要提前将小莉的房间布置好，卫生搞干净，把墙上的“小虎队”的那几个男孩子撕了，换上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让她将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这种情绪一被煽动和放大，屋里就温暖了起来，陈道生连连递烟，还让钱家珍炒花生招待大家，陈道生说乡下表弟送来的花生很香。
       小莉的房间收拾好了，陈道生的心却悬起来了，都快十天了，刘思昌还没回来，也没个传呼打过来，他怕刘思昌在云南被什么人骗了，越想越不敢想，他站在院子里犹豫了好半天，然后直奔秦大爷杂货铺。陈道生试着给欧亚商贸公司办公室的秘书张海泉打电话，电话里是嘟嘟的声音，没人接。他站在柜台边跟秦大爷唠了几句闲话，说的是什么。都忘了。他只记得秦大爷说，“活到七十岁了，生老病死，荣华富贵，什么都看透了，就是没把人看透。这人呐，就像镜中花水中月，你说它是真的，它又是假的；你说它是假的，它确实又是真的，活灵活现的。”说这话的上下文是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这话让陈道生听了后心里像钻进了一群蚂蚁四处乱爬。
       又过了两天，陈道生想去宏达大厦问问情况，走到楼下，他站了一会，想了一会，脚步挪不动了，他扭头准备往回走，腮上肉比较厚的门卫问他怎么不上去，陈道生随口说了一句，“刘总已经办妥了，不打搅他了。”
       陈道生赶到了店里，刚进的一批冬装棉袄、毛裤、马夹、围脖这两天由于气温急遽下降卖得很好，纯棉制品，颜色灰、蓝、黑，于文英曾提出异议说太土气了，陈道生说，“眼下我们经营的就是老人冬装专卖店，厚实耐穿防寒保暖，没错!”陈道生别出心裁，生意果然就旺了起来，可标价不低，老头老太太有的是时间，所以他们为还一块钱价愿意付出一天的时间。衣服本来进价就高，这些天卖了不少，可赚头很少。一件棉袄只能赚三四块钱，而四里河卖“名牌”羽绒服、羊毛衫、运动服专卖店每件至少赚七八十，钱家珍就很刻薄地打了一个比喻，陈道生开店好像是阔小姐卖春，不图赚钱，就图个快活。不过这话自小莉被抓后再也没说过。陈道生来到店里的时候，一位老太太将棉袄当场穿到身上，心满意足地走了。于文英也笑了，她看着老太太摇摇晃晃的背影，对陈道生说，“你猜这件棉袄赚了多少钱?两块五。老太太一大早就开始还价了，六十二块还到五十八块，可付账的时候口袋翻了个底朝天还差一块五。”陈道生此刻对赚钱多少确实一点心情都没有。他问于文英，“你说刘思昌十多天了都没回来，会不会在云南出了什么事?”于文英不知底细就敷衍了一句，“不会吧。”陈道生皱着眉头，烟雾包围着他情绪复杂的面孔，他若有所思地说，“现在骗子很多，你说他会不会被人骗了呢?”于文英说，“刘思昌那么精，你要说他骗别人还差不多，别人骗他不可能。”陈道生说，“要是遇到抢劫，遭人暗算呢?”于文英说，“你别想那么多，刘思昌这个人为人仗义，再怎么的，他也不会坑你的。”
       于文英的话像酷暑中送来的一根冰糕，立即就熄灭了陈道生内心的火急火燎，他的表情因此也就变得柔和而松弛起来。“我倒不是不信任他。我是有点为他担心。”
       刘思昌走后第十八天的晚上。赵天军没去夜总会上班。他说老板带着音乐学院的一位弹钢琴的女学生去欧洲旅游了，那个清纯如水的女生先是在夜总会弹钢琴。弹着弹着就弹到床上去了。保镖赵天军这样说的时候很得意，为自己落了个清闲得意，因为不用整天像影子一样粘着老板了，他拎了一瓶“双河特曲”和几只卤猪蹄还有一包花生米往陈道生家的小方桌上一垛，说，“陈叔，真希望老板在欧洲旅游上一年半载，好不容易歇下来，今儿我们叔侄俩喝几杯!”陈道生有些意外，又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油炸臭豆腐，“到我这来喝酒，还带什么酒菜?”赵天军用牙咬开铝制的酒瓶盖，将一瓶酒在两个碗里平分了，“陈叔，我有点对不住你和婶子，小莉去夜总会跳舞，我本来想告诉你们。可她不让我说，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万万没想到她会吸粉，而且会弄出这么大事来。”赵天军猛喝一大口酒，脖子上粗大的喉结在烈酒经过的时候，筋骨暴跳，眼睛被呛得通红。陈道生端起碗呼应着灌进了一大口，他说。“这也不能怪你，要怪只能怪她自己控制力差。怪我们没管好，你天天都在夜总会，一点岔子也没出呀!”叔侄俩喝得热血沸腾酣畅淋漓。酒喝到尾声的时候，王奎过来向陈道生要一根烟抽。赵天军将自己的半包烟全扔给了王奎。陈道生将酒碗里剩的一点酒端到了王奎的鼻子下。王奎将酒一口倒进喉咙里，又拈了一颗花生米塞进牙缝里。问，“中大奖了?”陈道生又抓起一块酱红色的猪蹄子往王奎的嘴里塞。“天军休长假。”
       王奎嘴里嚼着猪蹄子走了，赵天军借着酒性掏出心里话，“陈叔，前些年老婆嫌我穷，扔下我跟那个倒卖大米的小贩子勾搭上，一脚
       踹了我，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现在我不敢说自己多有钱。但我能买得起一套商品房，工资每月八百，陈叔，我这么多年可是规规矩矩，怎么说也是一个很体面的警卫员，怎么就不配娶上个媳妇呢?”陈道生按住空空的酒碗，舌头发硬地说，“不是你不配娶上媳妇，而是你还没遇上称心如意的。”在一边袖手旁观的钱家珍插话说，“哪家闺女要是能嫁上天军这么有本事的男人。那真是上辈子修的福分。”钱家珍始终在嗑着瓜子。她的目光大部分时间停留在电视屏幕上，黑白屏幕上每天都在上演着非常虚假的爱情。
       赵天军站起身准备回去，他还没来得及开门，门被从外面推开了，昏黄的灯光下进来一个戴墨镜的男人，他的腿在惨淡的光线下不停地抖动着。情绪随着腿抖动的幅度起伏不定，“我说你他妈的赵天军，打了多少次传呼，你都不回一下。”陈道生见来人是周挺，赵天军的哥儿们，就一边热情招呼让座，一边替赵天军解释，“周老板，天军正在跟我喝酒，没听到传呼。”周挺用黑色的目光盯住二位酒足饭饱的脸。“你们喝酒，我喝老鼠药。”赵天军有些不高兴了，他吐出嘴里残余的骨头渣子，“我看你差不多真的喝了不少老鼠药，全身都抽筋了，一大晚跑过来扫兴。”陈道生送上一杯茶水，周挺没接，也不落座，他的声音和他的墨镜一样黑暗。“我跟陈老板素不相识，陈老板做什么生意我也搞不清楚，”他看了一眼屋里寒碜而破败的景象，更坚定了自己的思路，“我是看在朋友份儿上借钱的，不是朋友也是借不到钱的，可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两万七千块钱不是小数目，要是栽了，我他妈的一两年都得饿肚子，不能稀里糊涂就让钱打水漂吧。打水漂还听得见水响呢，总得要有个补救措施。”赵天军将筷子狠狠地扔到桌上。“你他妈的什么意思?我陈叔是砸锅卖铁卖儿卖女都不会欠你一分钱，你狗眼看人低。把人想得都跟你一样王八蛋。”说着就站了起来，牙齿咬得格格直响。拳头也攥紧了。
       陈道生听了周挺的话，胃里真的像被立刻灌进了一大碗老鼠药。五脏六腑绞在一起滋滋地冒烟，这种感觉很恐怖也很短暂，他必须镇定下来就像他必须面对眼前的灯光和酒气，陈道生摇了摇被酒精加工过的脑袋。很平静地对周挺说，“周老板，我借你的钱，无论怎样，肯定是要还的。你说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没说的。”周挺说在借条上写上一个附加条款，如到期不能连本带息还款，愿以家产相抵。陈道生借着酒劲。在借条上很果断地写上了附加条款，并重新签字画押，按上了自己的手印。
       第二天早上，陈道生不知怎么的，胃口突然不好。一个大馍只啃了一大半，剩下一粒枣子那么大一点，怎么也咽不去了，扔了可惜，留着不值，他将一小块馍头丢在盛腌萝卜的碟子里，钱家珍看着剩下的馍头粒，忍不住习惯性地要挖苦他两句，“真的成了做服装生意的大老板了。往后早上要改吃油条了。”陈道生没搭腔。他知道钱家珍要是每天不冷嘲热讽他几句，晚上就不会睡踏实的，挖苦讽刺丈夫对于钱家珍来说。就像汽车发动需要加油一样必不可少。几乎就是她活下去的氧气。当年谈恋爱的时候，陈道生问钱家珍看中他什么，钱家珍说看中他将来肯定能当上副科长。陈道生说副科长又有什么了不起呢，钱家珍说副科长有电话打，打长途也是厂里公费付钱。他做服装却让家里早餐吃油条的梦想就像当副科长一样基本上彻底破灭。陈道生没有本钱谴责老婆，更不可能像胡连河一样气粗，一不顺心就逮住老婆捶一顿，晚上还要老婆打洗脚水，上床脱光衣服压在身子底下让自己消气。
       陈道生挨钱家珍挖苦的时候，喜欢坐在烟雾中幻想。他总觉得像他这样做生意总会有一天要发财的。骨头比肉贵是因为人们把骨头当成了肉，一旦人们知道骨头真相的时候，肉肯定就比骨头贵，他甚至推断出当人们把黄的、紫的、绿的头发恢复到黑头发的那一天，就是他出人头地的日子。幻想中的陈道生很平静很宽容，他觉得虽然钱家珍不像院子里其他女人一样跟丈夫死心塌地绑在一起打拼，但他确实让老婆过着没有信心的生活，他回到家。带进屋里的是一张毫无希望的脸，而不是一大把钞票，哪怕是毛票。
       早餐是在油条和大馍空洞的选择中结束的。
       陈道生一整天都在想是不是要给刘思昌的“大哥大”打一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问他是不是感冒了，问他有没有遇到骗子，问他回来要不要去接站，实在不行，问他是不是提货的钱不够，要是不够，他再想办法筹一些钱汇过去，可想到天黑，他才明白，怎么找理由都只能是一种借口，刘思昌缺的钱陈道生哪能帮得了忙?这就相当于美国缺钱了找非洲的莫桑比克帮忙一样荒唐。所有的关心和问候，无论怎么掩饰，只指向一个主题，就是对刘思昌不放心，不放心刘思昌比不放心党和政府还要可怕。陈道生用手捋了一下无所适从的脑袋，竟捋出许多头发，头发夹在手指缝里。好几根是灰白的。黄昏时分，店里做了一笔生意，一位牙齿残缺的老头买了一件黑棉袄刚走，外面起风了。陈道生看着店外灰烬一样密集的行人缩着脑袋裹紧衣服匆忙经过。他的脑袋居然有了中风一样的感觉，一片昏庸和眩晕。于是。他在店铺打烊前问于文英，“小于，你说要不要给刘思昌打一个电话?”于文英说，“我早就想让你打了。都快半个月了，音讯全无，有点不正常。”陈道生面色苍茫地说，“我跟思昌几十年弟兄。在节骨眼上打电话，怕伤了面子。”于文英将茶杯里残余的茶水倒进门外的垃圾桶里，“他说好了一个星期回来，又带走了你那么多钱，这么长时间不给你打一个传呼，说一下情况。这究竟是谁伤了谁面子呢?”陈道生糊涂了一天的脑子，一下子通了。
       陈道生晚上回家的时候，直奔街口秦大爷的杂货店。杂货店里老式柜台后面的木质货架上灰蒙蒙的，散装的油盐酱醋五味俱全地随风灌进了巷子。时刻提醒过往的行人进来买点什么。陈道生在浓烈的酱油气息中拨刘思昌的大哥大，拨了好几次，话筒里面一个陌生女人中英文夹杂着告诉陈道生“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陈道生的脸跟酱油一样黑了，他握住话筒的手中风似地抽搐着。秦大爷将最后一塑料桶酱油倒进酱油缸里，盖上厚厚的木头盖子，眼睛直直地盯住陈道生，“要是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可不能再想不开了。我借你的五百块钱也不要了。”陈道生站在柜台外面，巷子里川流不息的冷风一刀接一刀地将他全身的肉和骨头分割得井井有条，他闻到了全身上下流淌着潮湿的血腥味。秦大爷递过来一支烟。陈道生抖着手划了好几次，火柴就是擦不着，好不容易擦着，又被手抖灭了。秦大爷打着一个笨重的煤油打火机，将一绺火苗送到陈道生的鼻子下面，“风太大了。还是打火机好使。”陈道生机械地吸着了香烟。烟雾毒气一样冒出来。
       秦大爷说了许多关于人心叵测世道险恶的事，就像是给陈道生的三十万块钱开追悼会一样，在缅怀和追忆中安慰陈道生无论如何要看得开一些，并再次强调好死不如赖活的真理性意义，秦大爷饱经沧桑的脸上流露出看破红尘
       的平静与冷漠，他吐出一口浓痰，又用脚踏了踏，踏的姿势表示地上没有痰，“听说你借了好几万，是吧?要是栽了，真让人吐血，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钱财乃身外之物。双河厂解放前的老板周祥生苦了一辈子，挣了那么大家业。解放大军枪声一响。不也全完了。生意慢慢做，还了债。你总会有一天出头的。”陈道生不吱声，香烟吸了不到三分之_就在他灰紫的嘴上半途而废了，秦大爷的这些话就像是对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大谈洞房花烛夜如何美妙一样虚幻而多余。
       这些天来，陈道生脆弱的内心每当面临崩溃的时候，就会反生出一种顽强的意志，就像一个快要死的人回光返照一样。明明已经命若游丝。却能机动灵活地转动眼珠并发表一些条理清晰的重要讲话。秦大爷在盖棺论定了半包烟时间后，陈道生内心突然风平浪静，他的手指在夜色中复活了。划火柴的姿势柔软而抒情并在半空中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他给秦大爷点上烟，问，“打通刘思昌云南手机多少钱一分钟?”秦大爷惊异于陈道生近乎麻木的冷静，少了一颗门牙的嘴里情不自禁地流出了一绺烟黄色的口水，“一样的，还是五毛钱一分钟。眼下不谈电话费，要是能打通，我不收你钱。”
       陈道生似乎在冥冥之中聆听到了神示。他抓起话筒，手指像黑白电影中一个熟练的女特务发电报一样，闭着眼敲击着性命攸关的数字键，通了，陈道生没有在脸上流露出丝毫的激动，因为他觉得本来就应该打通的，所以当秦大爷坐在那张绑着锈铁丝的藤椅上正在说“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句古训时。陈道生对着话筒开腔的第一句话竟是，“思昌，吃过晚饭了吗?”这有点类似于两个热恋中的人一见面不谈爱情却说“今天晚上月亮真好”一样，秦大爷愣住了，他张大了嘴，香烟掉到了地上。
       刘思昌在电话里很兴奋。“正在跟几个朋友吃饭呢，我在滇缅边境的青瓦镇，一连半个月了都在下雨，山洪暴发，货在半路上运不过来，还要等几天才到。我早就想给你打电话了，可大哥大信号一直不好。道生呀，等急了吧?”
       陈道生一下子脸红耳热，心里很不过意，“不急，不急，我是怕你在外面有个头疼脑热的，又没个人照应，那地方气候不好。”
       刘思昌在电话里稳如泰山，“没事的，这里的朋友喝酒都不行，一桌人喝不过我一个。”
       陈道生听刘思昌在电话里谈笑风生。就多此一举地说了句你要多保重身体的话。匆忙挂了电话。
       陈道生回到家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一进家门，洪阿宝塑料袋里拎着一副卤鸭肝两个卤鸭头还有些鸭肠子进来了，“道生，没卖掉，剩下的，陪你喝两盅!”陈道生说我今天胃不太好，只能陪你少喝一点了，他站起身从碗柜里拿出大半瓶火烧刀子酒。两人就着剩下的卤杂碎你来我往地喝了起来。钱家珍知道阿宝平时有点抠，就别有用心地问了一句，“阿宝，太让你破费了!”阿宝将一杯酒倒进喉咙里，嘴里咬着鸭头说，“这话你就见外了，酒不是道生拿的吗?怎么能算破费呢?再说了，我还有事想跟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呢。”
       阿宝借着酒力壮着胆子说明了来意，他说赵天军给他送了两条“红塔山”香烟，让他过来跟陈道生投石问路，赵天军想让小莉放出来后跟她处朋友，要是陈道生钱家珍答应的话，年底他就跟小莉把喜事办了，而且保证搬出七十六号大院住到带卫生间的新商品房里去，让小莉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陈道生放下手中的酒杯，眼睛死死地咬住阿宝，将嘴里的鸭头盖骨吐了出来，一个字不说。钱家珍关了电视，挨着酒瓶坐了下来，她的嘴里冒着很多热气，情绪显然有些激动，“阿宝，那就请你当媒人，天军岁数是大了些，可他离过婚，知道疼女人，挣钱又多，只要拿到房子钥匙，又不嫌弃小莉，我看就这么定了。”陈道生将筷子拍在一堆鸭骨头之间，站起身不留余地说，“不行!”
       阿宝和钱家珍很困惑地望着陈道生。一时摸不透他的心思。他们等待陈道生解释。可屋里是逼人的沉默。只有吴奶奶家的花猫在地上匆忙地啃着不劳而获的鸭骨头。猫牙啮出的细碎的声响清晰而尖锐。
       钱家珍急了，她语无伦次反击陈道生的沉默，“赵天军不嫌弃小莉，嫁过去住楼房，吃香的，喝辣的，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婚姻。你没本事，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靠你靠不住，又找不到称心的工作，还耍什么当老子的威风?”
       阿宝见气氛不对，就找了个台阶，抹着一嘴鸭油说，“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你们也不要太当回事。说实话，要不是小莉进了局子里，赵天军就是送我两条黄金。我也不会来开这个口的。”说着抬腿就走，他身后留下的是摇晃的灯光和虚幻的空白。
       这天夜里，陈道生躺在床上，就像躺在老虎凳上，全身接受着被撕裂的酷刑，体无完肤的感觉如他打出去的借条一样具体而明确。他在感动于七十六号大院仗义相助的同时。隐隐又感到了某种歧视与偏见就如同血缘关系一样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法割断，小莉做了丑事，就等于是一件崭新的衣服炸了一道缝必须挂到降价的货架上去变卖，他们在歧视小莉也就是歧视陈道生。几十年来循规蹈矩老实厚道的陈道生在这个晚上经洪阿宝这么一提亲。等于已经被挂到了降价处理的货架上了，就像秦大爷杂货店里过期变质的酱油一样。三文不值二文打折处理了。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甚至觉得这么多人帮助他，是可怜他，而不是看重他。是为挽回三圣街的面子，而不是救小莉于牢笼。这种极端的想法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类似于放在酒缸里发酵，能量很大很猛，陈道生一时控制不住自己，后半夜时分，屈辱的泪水浸透了枕头，枕头的另一边，钱家珍鼾声如雷，她在梦中享受着女儿家未来的商品房的温暖气息。
       屋外的天空安静如水，黑暗的夜空里星星在既定的位置上发光。星光从窗外点点滴滴地漏进来，陈道生感觉像是黑暗中下了一些点滴发亮的小雨。
       第二天早上，陈道生出门前，看到赵天军正在院子里刷牙，院子里是空的，他想跟他打招呼。又不知该怎么说。赵天军有条不紊的刷好牙主动跟陈道生打招呼，“陈叔，你可不要计较，我那帮朋友都没什么修养，心不坏，周挺说哪天要请你吃饭，给你赔个不是。”陈道生支吾着说，“今天起得早呀!”赵天军说老板从国外打电话回来，让他给老板太太送些鲜荔枝过去。
       赵天军显然还不知道真相，或者阿宝没跟他说出真相。没事一样。这让陈道生心里有些轻松起来，也许阿宝跟他说要征求小莉意见。小莉的意见才是最根本的意见，那样说既掩盖了自己工作不力和陈道生的真实态度。而且也最符合事情的基本逻辑。小莉不同意，谁表态都没用。所以陈道生的心情也就再也不愿去想赵天军借给他八千块钱和找周挺帮忙是别有用心了，赵天军虽没什么文化，但院子里对他讲义气的评价由来已久。
       出门的时候，阳光很温和，巷口开水炉戳向天空的细瘦的铁皮烟囱里冒出的竟然不是黑烟，细白的轻烟像一根白绸子飘向阳光的深处。
       2
       刘思昌离开双河市二十八天了。三圣街的
       早晨一如既往。
       然而，七十六号大院的早晨沉闷而窒息，起床后的男人们不说话。他们倚着门框木木地抽着烟，生炉子的女人们撅着麻木不仁的屁股将淘好的米倒进架在小煤炉上的铝锅里，谁也不跟谁说话。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人像在布置灵堂一样沉默地挪动着步子。他们的脸上无法褪尽夜晚的颜色。鞋底一样地粗糙而模糊。陈道生听到院子里的脚步声杂沓而凌乱，如同一块块砖头扔到了他动摇的心里，他不敢出门，这些天来，院子里的人越是不问，紧张的空气越浓。恐惧的气息越厚，就如同在医院看望一个将死的病人。谁都不提“死亡”的字眼，不提意味着死亡就在枕头边上。陈道生能说什么呢?他不需要说服和鼓励大家对刘思昌的坚定信心，因为大家对刘思昌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可刘思昌毕竟快一个月了还没回来，云南的山洪怎么把路都冲成绝路了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就不能条条大路通双河呢?他曾试图去跟街坊们解释刘思昌遇到的困难，解释七八吨玉石坯料一个人是背不回来的。滇缅公路从抗战以后很少使用，路况早就今不如昔了，可这种解释不仅是杞人忧天而且还暴露出了对刘思昌和对街坊们缺少足够的耐心与信心。天气预报上说近半个月来云南早就不下雨了，于是，一清早陈道生坐在床上又打开了电视机，他希望那个口齿伶俐的女播音员说云南全省的每一个角落都暴雨成灾，每一条道路都毁于滔天洪水。黑白电视信号不好，整个屏幕在下雪，声音在雪花的后面像说梦话。听不清楚。
       钱家珍趿着拖鞋在院子里公用水龙头和屋外石棉瓦搭建的厨房之间走来走去。她对陈道生的彻夜不眠一无所知，刘思昌是否回到双河就跟香港是否回归祖国一样在这个早晨丝毫不影响她喝稀饭就着腌萝卜啃大馍的姿势，也不会影响到她一天打牌的心情。包括女儿小莉，她也觉得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降价处理纯属正常。
       检察院起诉书送来的时候。陈道生正准备去店里，这一段日子店里的棉袄棉帽棉手套棉袜棉马夹卖得好极了，没赚几个钱，但赚了人气，陈道生正想着这个冬天薄利多销的前景，打算再进五十件棉袄。两个戴大盖帽的检察官送来了与棉袄毫不相干的起诉书。
       检察官脸上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他们衣冠楚楚严肃冷漠，高个子打开文件夹，将一叠打印工整的起诉书递给陈道生。并让陈道生在收到起诉书副本的文件夹子里签字。陈道生被堵在自行车龙头前，一脸的糊涂，“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高个子检察官说，“如果你不是陈小莉家长的话，那我们就算送错了。错了吗?”陈道生扬起笨重的脑袋，“没错!”矮个检察官将一支钢笔塞到陈道生手里并指着文件夹里的一个空格处说，“那就签字吧!”陈道生见检察官口气里带有命令的意思。他什么也没看，就在指定的位置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名字写得很流畅，很漂亮。矮个检察官合上文件夹，对一脸麻木的陈道生说，“还有一个星期就开庭了，你们给陈小莉请一个好一点儿律师。”高个对矮个叽咕了一句。“这个案子比较复杂。”声音很小，陈道生没听清楚。
       陈道生的脸迎着阳光。眼睛睁得很小，也很困难，他拉住高个检察官的袖子，百思不得其解地问，“同志，领导，刘思昌不是跟你们说好了吗，小莉不是没事了吗?市里都答应了，放小莉回家。家里小莉的房间都收拾好了。”
       两个检察官很克制地笑了起来，“开什么玩笑，这么大的案子，谁敢说放人?”
       陈道生松开检察官的袖子，极其认真负责地说，“刘思昌说的，刘思昌你们不认识?”
       高个检察官拍了拍陈道生僵硬的肩。“哪个刘思昌?不认识。就是刘市长说也不管用，不要乱找人，乱花冤枉钱了。”
       一高一矮的检察官走了，大黄狗对着两个工整的背影叫了两声，又跑过来摇着尾巴用鼻子拱拱陈道生的膝盖，像是在检查陈道生是否站稳了。
       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院子里，整个人像是随手扔掉的一串捡来的旧钥匙。他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刘思昌跟他们讲好了的，弄错了，弄错了!”
       陈道生手里攥着厚厚一叠起诉书副本，上面的文字苍蝇一样密集，他看不清任何一个字。只觉得饥饿的苍蝇在纸上蠕动着油腻。
       赵天军猫着腰在水龙头边刷牙的时候没有在意陈道生站在院子里的姿势，漱好口后，见陈道生雕塑一样的造型，于是就捏着牙刷过来了，他看到陈道生痴痴地攥住一叠纸，抢过来一看，赵天军眼睛都绿了，他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绝望的惨叫，“完了!我们全完蛋了!”
       赵天军拉着陈道生去秦大爷的杂货铺去打电话，他们一头冲到柜台边，前冲力太猛，油漆剥落的木质柜台简单地晃了一下。柜台上的紫砂壶嘴里就吐出了一些茶水洇在台面上，像吐出的一口血。赵天军抓起电话。手指飞快地按键，耳朵紧贴着话筒，等待生死判决一样地全神贯注，反复几次，都没打通刘思昌的大哥大，赵天军绝望了，他仰起头，“完了。刘思昌把一条街都耍了!”
       陈道生手里攥着起诉书，木偶一样机械地转动着眼珠，语言混乱地说着。“你打的号码错了。思昌在边境上，没有信号。思昌给院子里送了那么多塑料盆。思昌说他听我的。思昌找的人还没站出来呢。”
       赵天军扯着陈道生木棍似的胳膊，“陈叔，你还这么天真，赶紧去报案吧，双河天天有老板破产倒闭的，都快一个月了，刘思昌肯定隐姓埋名跑了，周挺的两万多块怎么办?还有我的八干块钱，三圣街都被骗了。”
       陈道生从赵天军手里抽出固执己见的胳膊。嘿嘿一笑，“我就不相信思昌骗我，我敢跟你打赌!”
       秦大爷终于以他五百块钱代价重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他咳嗽着吐痰，没痰，是清嗓子，“道生，说老实话，当初我是不想借钱给你的，但你为人老实厚道，也就拿了五百，借给你我也就没想要还，因为我晓得，眼下能大把大把玩钞票的生意人，没有一个不是混世魔王，像你我这样做小生意的，能糊一张嘴就不错了。我说过了，刘思昌就是回来了，就是给你赚了一大把钱，我的五百块也不要了，不过，要是真出了什么岔子，道生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你到我这个岁数就明白了，多活一天比多赚一万块钱还要值。”
       陈道生还是嘿嘿地傻笑着，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的脑子里活蹦乱跳着小莉的影子，还有刘思昌与他喝酒掏心掏肺说的话，他根本不想开庭的事，更不想刘思昌将三十万卷跑了的事。其实，平时，每天他的脑子里都要冒出这些危险的场景，夜里也常常在焦虑与恐惧中彻夜不眠，但今天他不想，是恐惧到极限后虚妄的意志，还是自欺欺人的顽强抗拒?确实如此。一个伤心到极点的人就不哭了，一个恐惧到极点的人就不紧张了。甚至会像陈道生这样笑。赵天军和秦大爷是不理解这一点的，所以他们忙着给洪阿宝打传呼，阿宝在卖卤菜的现场回了电话。赵天军让阿宝通知他当律师的舅舅钟山树。小莉的起诉书送过来了。阿宝身上的茴香花椒气息陡然间全都变成了一片尖厉的血腥味，他嗓子冒烟地对着电话吼道，“刘思昌不是说好了吗?他没让小莉回来还送上法庭
       了?那么多钱哪去了?刘思昌究竟在哪儿?”
       没有人能回答。阿宝答应去喊舅舅让他立即赶过来。
       钟山树律师的业务和他的头顶一样荒芜，在这个无所事事的上午，钟律师第一时间赶到了三圣街，赵天军见律师来了，他就去上班了，老板今天要从欧洲回来，他要做好迎接准备。陈道生见钟律师一脸生意兴隆的样子，西北风呼啸的脸上满面春风，此时，他想拒绝这张面孔，于是就很陌生地对钟律师说，“我没钱请律师，也不需要律师，小莉过几天就回家了，刘思昌早就跟公安说好了，市里也答应过了。”
       钟山树不以为然。他将手伸向陈道生，“不可能的，哪有这么简单的，你把起诉书给我看看!”
       陈道生不给，想往怀里揣，秦大爷在他的身后一把夺过来，起诉书第一页右下脚页码被撕掉了，但罪行都在，秦大爷有些生气地说，“道生，不是我说你，就算是像你说的那样，人家律师都来了，总得让人家看看才是。”
       秦大爷枯瘦的手绕过陈道生反应迟钝的脑袋，将直接进入第二页的起诉书递给秦律师。陈道生靠在柜台边，看着巷子里零星走过的人，想着如何给小莉做一碗红烧鱼，小莉最喜欢吃鱼，吃鱼的孩子最聪明。
       秦律师站在风口里看完了起诉书副本，他脸上的浩荡春风融入了巷口的西北风之中，头顶的一小撮头发像一小撮阶级敌人一样在风中蠢蠢欲动，眼睛和嘴在狭窄的面部紧密地团结在蒜头一样的鼻子周围，并努力向中心靠拢，这种紧凑的格局使脸和内心都在剧烈地收缩，他危机四伏地对陈道生说，“这起诉书太狠了，几乎就是铁案了。翻是肯定翻不掉了，就凭贩毒这一条，最少也是十年。”
       阿福老婆来买盐和火柴，陈道生掏出烟正在找火。阿福老婆顺手划着火柴给陈道生点着了。这位当年厂里的钳工标兵一边点火一边表扬陈道生，“全厂男人就数陈道生厉害，家里出再大的事，不惊不慌，那才叫顶天立地呢!”女人的气息近距离地和着烟雾一起钻进了陈道生鼻子里，他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脑袋突然像被掀开了盖子一样，一股冷风灌了进来，他感觉到血在全身上下高速流动。心脏怦怦乱跳猛撞胸口，突然间他一把抓住钟山树的手像抓住解救人质的救星，拖着哭腔说，“钟律师，我一个下岗工人，你说我怎么办呢?你不帮忙，我们小莉就真的没救了!”
       3
       钱家珍听到起诉书送来的消息就像听到电费单子送来的消息一样，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法庭我不去，要是法官定我一个管教不严罪，把我再拉上去审。那不把脸丢尽了，小莉自作自受，活该!”陈道生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也被激活了，但他不愿过多地责怪小莉缺少自我控制力，他觉得要是小莉去店里上班，就绝不会堕落。就绝不会被抓，就绝不会被送上法庭，自己也绝不会四处借钱救人，他心里的排比句像背着枪的哨兵一样站成一排，老实的陈道生见钱家珍说出这种推卸责任的话来。就失去了往日的隐忍和克制，“该审判的就是你，而不是小莉!”钱家珍依旧不依不饶，她按惯例先踢翻了脚边的凳子，然后将桌上的开水瓶拿起来又放下。然后将桌上一个无辜的碟子摔到地上，碟子里盛着腌萝卜，腌萝卜在地上四分五裂，钱家珍手叉着腰，“陈道生，你这个窝囊废，要是我该审判。你就该枪毙，你要是给小莉找一个好工作，她会到这个地步吗?刘思昌不见了，三十万块钱的好戏还在后头呢，你等着瞧吧!”钱家珍说到三十万块钱可能一去不返就像是白赚了三十万块钱一样兴奋，这种幸灾乐祸的期待让陈道生心中火直冒，但他不想发火了，不然家里的仅存的碗碟又要遭殃了，所以他嘴里冒出的不是火，而是一口接一口的粗气，不说话。
       吴奶奶过来借两块煤球做午饭，她说粉丽已经把买煤球的钱交了。送煤球的张二麻子老婆偷人被他逮住了，没报到仇还被奸夫淫妇把脸打开花了，正在医院包扎呢，要到晚上才能送过来。陈道生没心情听这些，就让吴奶奶自己去厨房拿，吴奶奶见屋里气氛不对，停住脚步问究竟，钱家珍说小莉被告上法庭了，说着就拉着吴奶奶有气无力的胳膊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的话也就注定了语无伦次，“吴奶奶，我知道院子里都对我有意见。可我嫁过来后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一个女人家，有什么能耐，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家里开服装店，可我五年都没添过一件新衣服，天天吃的粗茶淡饭，就差没饿死。你问问陈道生。他这么多年，可问过我一句冷暖，可给我买过一双鞋子，家里出了这么大纰漏，他不说自己没本事。还说我不管小莉。小莉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不心疼她吗?脚长在小莉腿上，我能管得住她吗?我不让她去外面鬼混，她就砸镜子。家里砸坏了六块镜子，我打又打不过她，吵也吵不过她。吴奶奶，做人要凭良心，我一不偷人，二不养汉，三不吃里扒外，我哪点对不起他陈道生，他还说要把我押上法庭审判。”钱家珍说不下去了，她哭得肩膀都抽筋了，气也喘不上来了。嘴里吐出了一些白沫。吴奶奶心软，见钱家珍说得也基本属实，就陪着抹起了眼泪。陈道生默不作声地坐在一边，像是接受一场证据确凿的有罪的审判，他的脑袋在钱家珍的哭诉声中慢慢地向下降低。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法律从来不审判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不一和观点纠纷。
       陈道生家里还没做午饭，陈道生打算去长途汽运站零担房提货，货票昨天就送过来了。正要出门，钱家珍拉着吴奶奶说，“他整天跟于文英鬼混，哪是提货，分明是于文英要他去吃饭，你不知道，那天我去讨钱买大白菜，看他们俩在店里又吃又笑的，就差搂着喂到嘴里了。人家年轻，又是小寡妇，这么合着伙欺负我。吴奶奶，你说我能受得了吗?”陈道生回了她一句。“你红口白牙，嚼舌根子!”吴奶奶劝钱家珍，“从小看大，我有数，道生不是那种人，”她又将目光落到陈道生脸上，“不过，你也得小心点为是，于文英算起来还是晚辈呢。”陈道生说根本没这回事，说着就走了。
       陈道生在店里的午饭，要么回家吃，要么就没吃的，钱家珍从来没有提前做好饭菜让陈道生带到店里当午饭。她没有信心也没有热情为一个赚不到钱的男人每天周到地侍候着。没有钱的男人对于妻儿来说是有罪的，挣不到钱又保护不了妻儿的男人基本上就够枪毙了，最起码钱家珍是这样想的，大多数女人也都是这样想的，男人的全部价值就是抛头颅洒热血为全家物质上的翻身解放夺取制高点。陈道生与这个时代严重脱节，所以他在店里每天中午吃的盒饭大多是于文英从家里带过来的。有于文英一口饭，就有陈道生一口汤。陈道生有些过意不去，下咽得有些困难，他常常举着筷子对于文英说，“小于，哪天我要是发了”。话还没说完，于文英就打断他说，“哪天你发了，我就要求加工资，说起来，没个人帮你，一个人撑着，也不容易!”塑料饭盒里的饭菜气息将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漫长而寂寞的中午时光里。
       陈道生下午提货回到店里卸了两捆棉袄。于文英还没将棉袄挂上衣架，街面上一辆蓝白相间的警车拉着警笛冲了进来，行人浪一样地被冲到了街两边，波澜起伏，他们睁着恐惧的
       眼睛注视着警车停在了道生服装店门前，车上跳下几个警察。陈道生见到警车的第一反应是，钱家珍出门打麻将了，家里没人，警察将小莉送到店里来了，肯定是刘思昌从内线得知起诉书送达后打电话回来摆平的，也许他今天中午就已经回来了。这种反应很短暂。很强烈，因为他实在不可能再做出其他任何反应，所以警车停在店门前时，他不看警察，目光往车里面寻找小莉，车窗上糊上了一层咖啡色的防晒膜。看不出里面的动静，他想走过去打开车门。一个警察堵到了他面前，没带枪，也没带手铐，他们的态度甚至有着罕见的温和。一个体形较壮看上去显然是头的警察问，“你是陈道生吗?”陈道生说，“是呀!”他正想问是不是送小莉回来的，两个警察很迅速地将他挤在中间，声音平静而严肃地说，“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跟我们走一趟!”陈道生见警察不是那种来者不善的表情，就客气地说，“也不要太麻烦你们了，就在这了解吧，小莉是被冤枉的，刘思昌都跟你们领导讲过了。市里领导也同意为小莉平反。”几个警察像听爱斯基摩语一样糊涂，“你说什么?跟我们走吧!”于是他们就半推半挤着陈道生上了警车。
       于文英跑过来问陈道生要不要通知钱家珍。陈道生很轻松地说，“没事的，下面办事的警察不了解情况，领导肯定没告诉他们，我去一下就回来了。小莉回家后晚上我们一起下馆子吃饭!”
       在刑警队的讯问室里，两个警察隔着桌子先是看着陈道生。不说话。那位眉清目秀的年轻警察手里转动着钢笔，随时准备做讯问笔录，屋内的气氛像一间病房一样冷漠，陈道生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看警察满脸冷酷，就把烟又塞了回去，他感觉有点不对头，那些短暂的痴心妄想在警察的脸上粉碎了。
       那位看上去老谋深算的警察很沉着地喝了一口水。像一个耐心而又细致的老师在启发一个愚顽不化的小学生。他抹了一下嘴角上残留的茶水，对着陈道生抬了抬下巴颏儿，“你想好了没有?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们讲呢。争取主动对你有好处。”
       陈道生又掏出了烟，拿在手里，不敢点火，他觉得很为难，不知说什么好，既然争取主动有好处，他就按照自己理解的主动坦白地讲了，“警察同志，不管怎么说，古语说得对，子不教。父之过。我承认，我这个当父亲的没尽到责任，双河机械厂合资后，让我们四十岁以上的全都下岗了，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先是在刘思昌的欧亚公司打工。不适应，砸了好几笔大生意，惹了不少纰漏，后来就自己借钱在四里河开了一个小服装店，生意也不景气，忙得喘不过气来。平时也没怎么管过孩子，小莉犯的错误虽然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我有责任，放回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请组织上放心!”
       警察把桌子一拍，“看来你是不想老实交代是吧?你是想跟陈小莉一样当双河的名人是吧?真是有其女，必有其父了。”
       陈道生头上出汗了。他觉得事情真的有些严重了，但他又不知道严重在哪儿，“警察同志。我从来都是遵纪守法的，双河机械厂在过去那会儿，我年年是厂里先进个人，一九八一年还当过一次市劳模。这都可以查到的。我没干过任何违法的事，四里河一条街都卖假名牌，我没卖过一件。你们也可以去调查。要是女儿犯法。非得也让当父亲的坐牢，只要国家有这条规定。我也认了。”
       讯问的警察失去了耐心，他指着陈道生的鼻子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得把证据放在你面前，你才会老实。”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警察问讯问的警察，“是不是先开一个拘留证，送拘留所关几天，看样子问不出什么名堂来。”
       陈道生一听要拘留，急了，他站起来脸红脖子粗地喊道，“你们敢拘留我，我就告你们，哪怕告到中央，我也不在乎。一人犯法一人当，你们以为我真的不懂法，当年我也是一千多人国营工厂的正式工，市级劳模，我就不相信，真的没王法了!”
       警察被陈道生的轻蔑激怒了，这一次他将不锈钢茶杯狠狠地垛到桌上，“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投了三十万给刘思昌，你跟刘思昌是什么关系，你们合伙做了多少笔生意?”
       陈道生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眼了，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脖子上的红线串着的玉兽，“警察同志，刘思昌出事了?”
       警察目光如刀子一样刺向陈道生，“少啰嗦，回答问题!”
       陈道生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如实回答，回答不是为了争取主动，而是想了解刘思昌出什么事了，所以他的语速就有些偏快，“我跟刘思昌从小住一个院子，三圣街七十六号。在一起读到初中，毕业后又在一个厂同事，他在铸造车间，我在装配车间，后调厂设备材料科，刘思昌八三年下海做生意，我九一年下岗，在刘思昌的欧亚公司干过四个月，弄砸了他几笔钢材水泥生意，他没怪我，我过意不去，就辞职了。九三年春自己开服装店。这次三十万都是亲戚朋友借的，你可以去调查，合伙就这一次，刘思昌说他去云南购买缅甸玉坯料卖给上海珠宝行，他钱不够，让我去借，做成后能挣十万块利润给我，我自己没一分钱，开店还欠一万多没还呢，这次是因为小莉犯事了，打官司找人要花钱，街坊们同情我，才你两百他三百借给我的，一条街几百户都被我借遍了，要是刘思昌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真的砍脑袋也赔不起这笔钱呀!警察同志，刘思昌怎么了?”
       讯问的警察仔细地审视着陈道生说话过程中的表情，并企图从他焦虑而紧张的脸上破译出背后的密码。警察并没有说出这次讯问的真正目的，也不告诉刘思昌发生了什么，警察对陈道生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你可以走了。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打你传呼。你必须随叫随到。”
       陈道生问刘思昌究竟出了什么事，警察说你不要打听。到时候你会知道的。陈道生哭丧着脸说，“警察同志，三十万都是借的，要是刘思昌被人坑了，我一辈子也还不起呀!”
       警察见陈道生眼睛里泪水在打滚，就适当地暗示了一句，“为什么刘思昌被别人坑了，而不是他坑别人呢?”
       陈道生非常顽固地说，“不可能，刘思昌我知道。”
       外面的天暗下来，暮色从窗子外面涌进来，屋内所有的脸都模糊了。
       陈道生踩着暮色走进了城市的万家灯火之中，他听到了城市里到处都是磨牙的声音，像是准备晚饭，又像是准备吃人。
       那天陈道生从刑警队回来后，没对任何人说起过公安找他的事，对于文英也含糊其辞地说是公安了解小莉的情况，于文英看出了陈道生脸上做出来的轻松。她在买夹袄的老大爷出了店门后。目光忧怨地盯住陈道生，“你别瞒我了，肯定是刘思昌出事了，跟我说也不放心吗?你憋在心里会憋出病来的。”陈道生在衣服包围中很困难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他抬起头发凌乱的脑袋，声音灰暗地说，“你叫我怎么说呢?公安没说刘思昌出事，我就不相信出事。”于文英将折叠椅移到有阳光的地方，示意陈道生坐过来，“刘思昌不坑人便罢，要是坑起人来。肯定是把人往死里坑。我比你清楚。”陈道生说，“他就是坑全世界的人，也不至于坑我是吧?”于文英说，“正是你不相信他会坑
       你，才能坑成功。刘思昌早就没资金周转了，银行二百多万贷款还不掉。生意场上的人都知道他钢材被人家骗了一百二十万。水泥、纤维板生意也亏得一塌糊涂，没人敢借钱给他。去年银行来封过好几次账。我在公司当会计知道的当然比你多。”陈道生一愣，脑袋像被电击了一样僵硬地直竖起来，似乎是要挣脱颈脖的控制撞向屋顶。“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呢?”当脑袋挣不脱颈脖后，陈道生又努力稳定下来，“就算是他做生意赔了，他迟早也会还我的；就算是他蒙我一次，那也是走投无路才这样做的，毕竟我最信任他。”于文英还想说些什么，店里来客人了，于文英忙着招呼生意。
       钟律师打来了传呼，陈道生立即跳上自行车就去了，从没吃过官司的他不知道律师真的有什么能耐，但他知道“渴急了喝盐卤，饿急了吃五毒”这句古语，是秦大爷对他说的，而在此之前，他只理解为“狗急跳墙”，意思差不多。
       钟律师稀薄的头发在冬天将至的日子里愈加寥落，他坐在比他头发更加萧条的律师事务所里斗志昂扬，一堆颜色严肃的法律书籍凌乱地摊在桌上。各种条文在书中相互对峙，势不两立。陈道生的手越过法律条文给钟律师递过去一支香烟，火柴划着后，火焰朝着烟卷的方向移动，那些被照亮的法律依然在书中固定的位置上沉默，钟律师鼻孔里冒出一大串浓烟，他说，“起诉书说小莉承认倒卖了六十多包海洛因。缺少证据。不能仅凭小莉口供定罪，要把它翻过来，还有每包是不是有一克，这也查无实据，因为现在二手海洛因每包最多零点八克，而且纯度可能不足百分之九十，如果公诉方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全都要推翻。这帮人下手够狠的，要是真的每包一克，六十多克就够枪毙了，那是要掉脑袋的。”陈道生听着钟律师的话不以为然，他吐出嘴里混乱的烟雾，“说得像唱的一样，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了，我还说小莉一包没倒过呢。”钟律师要陈道生发动街坊邻居到时候上法庭作证，小莉从小是个规矩的孩子，是被坏人拉下水的，是被孟老板勾引去皇宫假日酒店的，要是有什么获奖证书、三好生奖状、优秀少先队员证书，都要带到法庭上去。陈道生说小莉是共青团员。她曾经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获过舞蹈二等奖、独唱三等奖，证书要回去找。钟律师说找的越多越好。不能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随便就让他们判个永世不得翻身。
       陈道生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大多数路灯都是坏的，残存的一两盏绑在电线杆上的路灯很勉强地亮着，黑暗中割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摇晃在冷风中，比没有灯还要糟糕。陈道生的破自行车颠簸在年代久远伤痕累累的石板路上，就像是一粒豆子被扔进黑暗的铁锅里反复煸炒，锅底下是熊熊炉火，车子链条颠掉了下来，陈道生跳下车，煸炒的感觉没有了，于是他推着掉链的车往家走。他不想回七十六号大院，他无法面对院子里的每一张沉默的面孔，明天就是刘思昌离开双河一个月的日子，是三十万还本付息的日子了，后天是小莉开庭的日子，这些日子像死亡的日子，让他恐惧而又无法拒绝，他想抵御这些日子的来临，可这些日子却像优秀运动员最后冲刺一样，越跑越快，越跑越近，他头顶上的天一亮，就是明天了，明天让他哑口无言。刘思昌呀刘思昌。哪怕你打一个电话来说一句谎话。也让我跟街坊们有个交代，可此刻连谎言也等不来，他有些抱怨刘思昌。小莉救不了也就罢了，就算是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被人暗算了，也得打个招呼，争取街坊们的同情和谅解，人不死账不赖，谁也不会用刀子去捅你的。眼下街坊邻居们越沉默，陈道生越难受。就如同殡仪馆遗体告别一样，谁都不说话，不说话是因为彻骨的疼痛和绝望，陈道生不想绝望。但绝望就如同一条忠于职守的狗尾随着他每一步。
       他轻轻地推开七十六号院的大门，像一个小偷，蹑手蹑脚，鞋底棉花般的松软，可架车的时候，车胎还是撞到了墙角的一个坏了的水缸上，水缸上的筛子掉了下来，发出了一连串琐碎的声响，筛子里面好像有一些豆子。院子里没有任何动静，每家每户窗口泛着昏黄的光，或浓或淡。鬼火一样飘浮在夜色中，陈道生进门的时候，屋里没开灯，钱家珍打牌还没回来，他默默地坐在黑暗中，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然后看烟头上的火星在黑暗中喘息，他感觉自己如同坐在一片墓地里，前后左右都是倒伏的尸体。钱家珍进门拉亮电灯的时候，吓了一跳，“你怎么像个鬼一样的，坐在这里发什么愣?”陈道生看到了钱家珍脸上输牌的情绪，就不成不淡地应付一句，“去找钟律师了，累了。”钱家珍将干瘪的帆布小钱包往床上一扔，“陈道生，我先跟你打一个招呼，要是三十万栽了，我肯定要跟你离婚，我才四十二岁，我可不想被人家逼得跟你一起找绳子上吊。”陈道生一听上吊的字眼，就有一种盐水泼到伤口上的疼痛，他站起来扔掉烟头，“天塌下来，我顶着。这个家，你以前没问过，以后也不要你闻。你想怎么着都行。”钱家珍掀开米缸找米做饭，米缸空了。她就在一个塑料袋里找出了半把面条。“打牌的时候，齐小云、吴明兰都说借的钱到期了，问我哪天还钱，可刘思昌呢?一个月了，小莉都要判刑了，他连个影子都没有。”陈道生按照自己的推理一厢情愿地说。“刘思昌遇到了一点麻烦，他也是好心帮我们忙。总不能在他落难的时候找他拼命吧。”
       第二天早晨的阳光照亮了三圣街和七十六号大院。悬挂在头顶上鲜艳的太阳此刻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它只是在缓慢的移动中提醒着所有的债主们，刘思昌出门一个月了，陈道生还钱的日子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可直到太阳从西边的天空一头栽进城市的楼房后面，陈道生没还钱，也没回家。
       这一天陈道生一直呆在店里。漫长的一天像是过了一辈子。
       这一天陈道生集中全部精力等待着裤腰带上传呼机震动的声音，上午的时候响过一次，是钟律师打来的，钟律师说律师费你看着给，我不想挣你的钱，但来往的交通费、资料打印费最好先付个一二百块钱，中午的一个传呼在墨绿色的屏幕上显示了一长串号码，这一长串号码就像一长串希望一样让他热血沸腾。而且显示的区号明确地告诉他是从云南昆明打过来的，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他站在店里的一件崭新的棉袄下方哽咽着说，“刘思昌呀，刘思昌，你终于给我来电话了，你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我了解你。”
       于文英掏出透着兰草香味的手帕递给陈道生，“你要好好地搂他一顿，太不像话了，最后一天才来电话。这不是把人放在油锅上活烤吗?让他把本钱还掉算了，不挣他那个钱了，小莉也不需要他帮忙了。没本事吹什么牛。好像双河市法院是他家里开的店一样。想怎样就怎样了。”
       陈道生没接手帕。他用粗糙的手抹了抹眼泪。“思昌也是为了帮我家，他肯定有他的难处。”话没说完，人已经冲出店门，出了店门的陈道生一路小跑到十字路口的电话亭回电话。
       电话亭老太太见陈道生来了。还说了一句鼓舞人心的话，“陈老板，又是什么大买卖来了?跑得跟飞一样，挣了大钱可要多付些电话
       费哟。”
       陈道生没接老太太的话，抓起话筒就照着传呼机上的云南号码按电话键，电话通了，陈道生刚喂了一声，就听到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哭泣着说，“姓陈的，你可把我害惨了，我打了你一百多遍传呼你都不回。”
       陈道生愣住了，怎么是个女的，难道是刘思昌带女人出差的?可口音好像又不是本地的，在外地找的?他脑子很乱，对着话筒大声喊道，“我是陈道生，刘思昌呢?请你让思昌接电话!”
       电话里的女人声音咽住了，“你不是双河市的陈天昊吗?”
       陈道生傻眼了，他对着话筒喊道，“我是双河市的陈道生，是开服装店的。刘思昌在吗?”
       女人声音愤怒地吼道，“这个遭天杀的陈天昊，我的肚子里孩子都六个月了，他说要对我负责的，王八蛋，死哪儿去了?”说着电话就挂了。
       陈道生愣了一会，又回拨过去电话，一接通，陈道生就对着话筒说，“算我求你了，你让刘思昌接电话。好不好?”电话里那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气急败坏地嚷道，“你烦不烦，不就打错传呼了，我头都急晕了!”电话断了。
       陈道生最后的希望灭了，但他似乎又不甘心，他站在中午的电话亭外面，手里抓住话筒，像抓住了刘思昌的衣领，手心里全是汗。
       于文英见陈道生拖着快要散架的身子走回店里。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她不敢问也不好问，只是默默地将折叠椅搬到有阳光的地方，她觉得陈道生应该先坐下来，不然他就会像一块豆腐一样碎掉。陈道生没坐，脸色苍白地站在于文英面前，“人家打错了。”于文英脸涨红了。“陈叔，不是我说你，如今这个世上，像你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刘思昌就是看你人善心软，才对你下手的。”
       这一次。陈道生没再说话，他再也无力为刘思昌辩解，语言此时已不再产生意义，语言是一种失血的音节，类似于风的响动。
       从四里河回来的路越走越窄，就如同是陈道生的命运之路，经过一段短暂的四车道大马路。自行车转入两车道的老马路，然后进入相对漫长的沿河单车道。到三圣街街口的时候，就成了一条石板街道。解放前是跑马车和三轮车的。街口秦大爷杂货店门头上孤独地亮着一盏电灯泡。类似于叫卖的广告，陈道生跳下车正要去给刘思昌打电话。传呼机在手中醒了，震得他手掌发麻手心滚烫，他努力睁大眼睛，可还是看不出来电的方位。车子歪倒在台阶下，陈道生两步就蹿到了秦大爷木质柜台边，看号码。很熟悉，是苏州一家服装厂的，打通电话，服装厂让陈道生付款。并告诉他新款棉袄和夹克又出来了。
       离开杂货店前，陈道生最后一次拨了刘思昌大哥大的电话，电话里重复着“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就像他家用了几十年的松木洗脚盆一样熟悉。
       这一次。陈道生很平静，他放下电话的姿势就如同吃完饭放下筷子一样正常。
       陈道生没有立即回家，他掉转车头骑到附近青瓦巷的小吃一条街，街两边蚂蚁一样密集的食客围着小摊贩吃得热火朝天，油炸鸡肝、鸭血汤、烧狗杂碎、烤羊腰、卤猪蹄、油焖猪大肠……
       陈道生晚上是提着五块钱猪大肠回家的。
       钱家珍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屏幕上衣服穿得很少的男女们又蹦又跳。音乐声在破损严重的喇叭里呜里呜噜地。像是患了重感冒哑了嗓子。见陈道生进门，钱家珍拖着虚胖的身子将一铝锅稀粥端上了桌子，一碟腌萝卜和两个不冒热气的馍头挨着铝锅死气沉沉，陈道生将油焖猪大肠倒在一个碗里摆到桌子中央，钱家珍很吃惊。张着嘴舌头吐出很长一截，“哪根筋断了，油焖猪大肠都敢买。成大款了?”陈道生又盒了两个酒杯，倒满，示意钱家珍坐下来。钱家珍将信将疑地坐下来，屁股很不踏实，她看着陈道生像看着一个古代人物，手里端起酒杯，问，“酒里没下毒吧?”陈道生仰起头先将一杯酒倒进喉咙里，他一脸诚恳地望着钱家珍，将一截肠子夹到她的碗里，声音凄惶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对不起你和小莉，我承认自己无能，这个家落到如今这个地步。责任全在我。”钱家珍不吃猪大肠，也不喝酒，她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说，“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谦虚了?”陈道生不正面接话，抬起头端起酒杯伸过来，“你是受了不少苦，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眼下家里遇到大难的关口，离婚能不能等两年再说，一离婚，人家会说我们两口子玩金蝉脱壳计。想赖账，我面子上也挂不住。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陈道生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他端着酒杯伸到钱家珍面前，钱家珍犹豫了一下，将酒喝了下去，她放下酒杯说，“原来你买猪大肠是要我不离婚。眼下小莉是没救了，三十万天债也是背定了，我不离婚又怎么活?你是想拉着我给你陪葬是不是?”钱家珍也抹起了眼泪。陈道生仰起头看着黑糊糊的屋顶，眼泪倒流向脑门，他绝望地吐出一句话，“命里真的注定要我妻离子散了。”
       钱家珍看陈道生面如死灰，就说道，“你以为我想离婚呀，不讲了。到时候再说。”
       陈道生将一杯酒又倒进喉咙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桌上猪大肠没动，像几截粗绳弯曲在碗里，陈道生怎么看都觉得像上吊用的绳子。屋里空气冰凉。灯光暧昧。屋外的冬天已经正式抵达了。不知谁家屋顶的一片瓦被风刮掉到院子里，粉碎的声音惊心动魄。
       这个晚上，七十六号大院没有一个人来陈道生家要债。也没有一个人来串门，他们对无济于事的要债或串门已没有任何抬腿的力气，所有的人沉沦于黑暗中的被窝里努力回忆刘思昌留下的造型和姿势。然后进入到一个漫长而荒诞的噩梦中。
       4
       陈道生没吃早饭就去杂货店回电话。电话里的钟律师说，“你找了几个证人?明天他们一定要到法庭上去，我想今天去你那里见一见证人。”陈道生站在冷风中身体和牙齿飒飒发抖，他断断续续地说，“钟律师，你已经见过我女儿了。她怎么交代就怎么判吧，我也找不到证人，找不到证书，三十万哪，我怎么办呢?借了四五百户哪。我怎么交代呀!你的二百块钱交通费，我会给的，拜托你了!”
       陈道生扔了电话不知该往哪儿去。眼前的路四通八达。但没有一条路是属于他的，或者说每一条路都拒绝着陈道生的鞋子毫无意义地从上面经过。
       陈道生站在巷口的风里愣了好半天，无处可去使他脚步方向的选择变得相当困难，在频繁地与来来往往的街坊们打招呼的时候，他发现街坊们神色都很平静，好像这个早晨什么也没发生，这种波澜不惊的表情让陈道生更加心虚，他抬腿就走，当脚步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站在74号大院于文英家门口。于文英也起床了。她端着痰盂正准备出门，见陈道生来了，她急忙将塑料痰盂放到门后面招呼陈道生进门，“这么早呀，我正想去找你呢，苏州上海不是老嫌我们进货少吗，市红叶服装厂冬装做得不错，隔壁几家店里都进货了，我看过了，质量相当好，店里货缺了不少，要不就在本地进。”
       陈道生没有进门，他站在于文英家腐朽的门框边，掉了魂似的，嗓子都冒烟了，“小于，
       你的钱今天是还不了了，街坊们的钱都还不了了。三十万哪，你说怎么办呢?钱家珍要跟我离婚。”
       于文英首先回答的是陈道生与钱家珍的婚姻问题，“那不是婶子跟你说气话嘛，不会跟你离婚的。”
       陈道生很委屈地说，“我都说不出口，钱家珍去年就闹离婚了，我没答应，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留也留不住了。”
       于文英能说的话就是，“不会的，气头上杀人放火的话都敢说，好多人家两口子吵架摔碎一个碗就嚷着离婚了，两口子闹气说的最多的话不就是离婚嘛，当不得真的。”
       陈道生这时好像回过神来了，大清早出现在一个年轻的寡妇家门前，这是很忌讳的，于是他就往院子大门外走，于文英边说话边送他，“你忙你的，我马上吃了饭就去店里，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刘思昌拿走的钱。迟早是要还给你的，他不敢回来，肯定是为了躲债。”院子里早起的女人们有的在做饭，有的出门倒马桶，女人们并没有用怀疑的眼光看陈道生。几十年了，她们知道陈道生的为人，所以也就很平常地跟陈道生打招呼。
       刚出了七十四号大门，钱家珍看到了陈道生和于文英一里一外地隔着门槛说话，钱家珍声音像掺了铁砂子似地嚷道，“你死哪儿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人影。”
       于文英回院子里去了，陈道生跟他解释说，“给钟律师打电话了。”
       钱家珍一把扯住陈道生的衣服袖子，“七十四号院子一部电话都没有，你扯谎都扯不圆。”
       巷子里来来往往的都是熟人，好面子的陈道生挣开钱家珍的手。压低声音说，“我跟小于商量进货的事。”
       钱家珍踢了他一脚，“你爬到人家床上能商量什么进货?小莉要判刑了，三十万也全栽了。你一大早就跑过来跟小寡妇鬼混，陈道生，我要不跟你离婚我不是人。”
       陈道生无心吵架，不说话，快步往前走，一闪身进了七十六号大院。
       院子里的男人们陆陆续续的推着三轮车或板车出门摆摊，他们都很平静地跟陈道生打着招呼，说得最多的就是安慰陈道生事已如此只好听天由命你也算是对得起孩子了，没一个人提到钱，王奎出门前给三轮车打气，他对陈道生说，“明天开庭要不要我发动百十号人到法庭去抗议?”这个没当上车间副主任就下岗的三轮车夫现在靠在铁路货场拉货挣点小钱养家活口，本来他都是厂里的发展对象了，后来香港老板来，党没入成，车间副主任没当成，饭碗也没了，他一肚子怨气无处发泄，所以总想弄点事情出来。陈道生理解他的心情，就对他说算了闹不出名堂来的。他们的对话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
       没有人跟陈道生提起还钱的事。还钱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就是一包烈性炸药，一个字就能把炸药点着。点着就能把陈道生和这条街炸得血肉横飞。也许是回避或不敢面对。也许是怕小莉开庭前提还款无疑于雪上加霜落井下石，也许是对刘思昌还抱最后的幻想。像又不像，陈道生想不清楚。想不清楚的脑袋如同烧成灰的一块煤球。
       周挺是晚上来的。他身后尾随着一个满脸肌肉紧绷留着板寸头的年轻人。他脚上的厚底皮靴踩在砖地上发出咯嚓咯嚓的闷响。周挺的墨镜反射着昏黄的灯光，照亮的部分黑上加黑。屋内的空气像是被抽空了，陈道生感到了呼吸的困难。陈道生还没来得及招呼周挺。周挺就将跟镜片一样黑的皮包往桌上一垛，雪白的牙齿间吐出寒光逼人的字眼，“陈老板，你想玩我不是这个玩法，借钱是你找我借，还钱让我来求你还，是不是?”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都快八点了。你赚了大钱，头就晕了。把我的事丢垃圾筒里了，一整天都下来了，你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一个。你算什么大老爷们?”
       陈道生手足无措，他倒了一杯水递过来。“对不起，周老板。我是想明天让赵天军跟你说一说，再宽限些日子。手头暂时拿不出钱来，还请你多包涵!” “你说得轻松，到期不还钱，用宽限和包涵几个字就想把我打发掉，你怎么不打听打听我周挺在双河是个什么角儿，告诉你，我是废过别人两条胳膊三条腿的人。大牢我就蹲过六年。”周挺用关节生硬的胳膊挡开陈道生递上来的茶杯，声音比胳膊还要生硬。陈道生手中茶杯里的开水泼洒到地上，地上的水冒着热气，很快又涣散在虚无中了无痕迹。
       周挺身边站着的平头一句话不说。他在周挺血腥的字句中漫不经心地将手指关节扳得格格直响，脸上绷紧的肌肉交错出残酷的纹路。
       陈道生端着茶杯就像端着自己的债务。拿得起，放不下了，他必须面对还钱就像他必须面对眼前的灯光和墨镜一样不可抗拒。于是就对周挺说，“周老板，我也不是不讲信用的人，不讲信用我也借不到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愿宽限，那借条上也写得清楚。卖房子还你钱。”
       周挺笑了，“够爷们，我就喜欢这种敢作敢当的劲儿，我也算是道上混的人，你能有这样的豪气，就凭你这句话，我再宽限你一个月。”
       陈道生一听这话。惊得张大了嘴，上下嘴唇僵得无法合拢，直到周挺在他的肩上拍了一巴掌说“够种”。陈道生的嘴才合上，他急急忙忙地表态说，“周老板，你信任我，我要对得起你的信任。到时候还不上，你不来卖房子，我卖!再补一个还款协议吧!”
       周挺拔出一支烟扔给陈道生。陈道生受宠若惊，连忙先给周挺点上烟，周挺用牙齿咬住香烟说，“我信得过你，补什么破协议，那张纸说管用才管用，不管用擦屁股都嫌脏，不要了，不过，利息还是要的，按以前的算，我可是靠吃利息过日子的。”
       明天就要开庭了。他给钟律师打了电话，答应明天带二百块钱去先把他的车钱和笔墨纸钱付了。街坊们都要出摊，不出摊就没钱买米，留在家里的女人们要在家里做饭。他不想让人去法庭作证了，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判多少就多少吧，到时候他跟钱家珍去就行了。钟律师在电话里对陈道生的这一说法表示无奈，他说由于拿不到什么证据，无罪辩护很困难，但他有信心让法院从轻判刑，肯定不会判死刑。钟律师在电话里最后是这样对陈道生说的，“这些天你整天忙着还别人的钱。而不想办法为女儿搜集无罪或减轻罪过的证据。我真想不通。你是女儿重要呢，还是钱重要呢?”陈道生想都没想，答了一句，“还钱最重要!”
       开庭的前一天夜里，失眠了一个多月的陈道生后半夜的时候居然睡着了，睡着了的陈道生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梦中的刘思昌突然出现在法庭上。法官们见到穿着西服打着领带的刘思昌都纷纷站了起来，他们伸出手想跟刘思昌握手。刘思昌并不具体地跟每一个法官握手，只是微笑着对他们挥挥手，法官们都说，“误会了。误会了!”刘思昌走到戴着手铐的小莉面前轻轻一抹。手铐橡皮筋一样地软软地掉到了地上，刘思昌对满脸喜悦的小莉说，“这些叔叔们在跟你开玩笑呢。你不是还在读书吗?这叫模拟法庭。这是在上课。”法官们全都变成了教师，手里握着粉笔说，“对，我们是在上法律课。到时候要考试的。”刘思昌突然一转身表情很严肃地对他们说，“我在云南的生意遇到了山洪，没及时赶回来，迟到家几天，你们
       怎么让小莉来当课堂的实验品呢?真不像话!”陈道生赶紧跑过去说，“思昌，你不要怪老师，是我让小莉上模拟法庭课的，这孩子太不听话了，教育教育也好。”正说着，小莉不见了，所有的人都不见了。空荡荡的法庭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法庭里摆满了鲜花，他大声地喊着，“小莉，小莉!”
       梦醒了，他一骨碌坐了起来，眼前一片漆黑，心怦怦地乱跳，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全是汗，窗外的院子里亮着灯，西北风吹得石榴树的枝条纠缠在一起哗哗作响。
       5
       法庭既不像教室，也不像剧院，准确一点说，法庭更像是一个灵堂，里面弥漫着毁灭和死亡的气息，站在被告席上的入耳朵里灌满了手铐脚镣的声音，法官嘴里吐出的不是文字，而是呼啸的子弹。第一次走进法庭的陈道生。发现法庭里根本就没有昨夜梦里盛开的鲜花。法庭的颜色是深褐色的，像孙大强患肺结核的脸，他看到戴着大盖帽的法官宣布开庭的时候，他的心被法官的声音提到嗓子眼，喉咙里就如同堵了一块咽不进又吐不出的面疙瘩，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脑袋还在。
       陈小莉被两个年轻的女法警反剪着双手，按着头走上了审判台下的被告席，小莉被卡进难以转身的小牢笼里，两个女法警站在两边面无人色，她们腰间的皮带上别着棕色的枪套，枪套的尾部露出了黑色的手枪枪柄。那是一种随时准备战斗和射击的架势。
       法庭上人不多，记者来了不少，他们津津有味地拍着照片，转动着摄像机镜头，这个案子的传奇性与荒诞性将会通过媒体传播后让整个双河市无聊的茶余饭后充满了生动的刺激。陈道生知道从明天开始，他们一家和七十六号大院将会颜面丢尽，他们将从报纸电视上走进千家万户。他们等于是被悬挂在市政府广场上的旗杆上示众，要是砍了头示众还好一些，而他们是活丢人。三圣街和七十六号大院的声名狼藉从这个上午正式开始了。陈道生根本没听清起诉书中说了什么，他听清了出摊的街坊邻居们在这座城市不同角落里绝望的叹气声此起彼伏。他狠狠地抠着自己的脸，想撕掉脸上的皮，皮和肉牢固地纠缠，脸上抠出了几个血印。
       起诉书漫长而尖锐，字字见血，句句剜肉，小莉在起诉书中死有余辜，起诉书最后没有提及小莉坦白从宽的态度。而是强调陈小莉不仅吸毒，而且贩毒。集吸贩于一身，且数量之大，危害之大，罪行极其严重，在指控陈小莉犯流氓卖淫罪时特别提到了致使外商身亡，同时犯了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数罪并罚。当从重判决。法官还没念完，法庭上出现了短暂的骚动，旁听席上议论纷纷，嘈杂声淹没了起诉的声音，陈道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专心致志听法官对小莉的指控。当听到小莉犯了三大罪行时，他脸如死灰，汗如雨下。
       钱家珍气得骂了起来，“栽脏诬陷，嚼你妈的舌头根子!”她狠狠踢出去一脚。坐在第一排的脚就只能踢向空气中。
       法官对旁听席上发出警告，“不许大声喧哗!”
       法庭上暂时安静了下来。所有的嘴都关紧了，声音以及想法被锁死在牙齿的后面。审判席的灯光很亮。主审法官用两只手毫无必要地将很端正的大盖帽又正了正，以确保审判的公正是从帽子的端正开始的。当起诉书念完的时候，法官宣布，“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钟律师捋了捋头上几缕方向一致的头发，扣紧蓝色的棉袄最上面的一颗纽扣，干咳几声，将嗓子整理好。准备应战。钟律师首先质疑案件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黑幕，非法的因素在干扰着这个案件的走向。所以这就注定了要把案子不仅要办大，还要办成铁案，钟律师愤怒地吼了起来，“那个全身沾满了工人阶级鲜血的香港资本家孟扶根不仅将陈小莉的父母赶出了工厂大门，而且还要用金钱对他们年少无知的女儿进行色情掠夺，从肉体到精神对一家两代人进行血洗。今天法律还要对一个孤立无助少不更事的年轻女孩进行审判，我想请问检察官，究竟是陈小莉被迫卖身，还是好色的孟扶根用金钱主动勾引陈小莉?在这个案件中，究竟谁是弱者，谁是强者?我想这是不需要辩论的。那么，我想问的是，是弱者陈小莉伤害了孟扶根。还是强者孟扶根毁掉了陈小莉?一个是没有背景的家徒四壁的下岗工人家庭，一个是双河市政府的座上客香港大老板，这种对峙和较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陈小莉必须成为一个罪人。”
       公诉人的鼻子很挺，像个外国人，满口却是地道的双河土话，他驳斥钟律师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案件不是两个家庭在打官司。而是检察机关的公诉案件，辩护人带有情感色彩的陈述不仅混淆了诉讼主体，而且显示出了对法律常识的无知，何况辩护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陈小莉不是主动卖淫。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案件背后的黑幕，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凭空想象。法庭当然不会予以采纳。”
       钟律师突然从包里掏出两份证人证词，包是一个黑乎乎的人造革拉链包。像是三圣街收电费的张二顺用的包，所以坐在旁听席上的陈道生看到钟山树律师掏出证词的动作跟张二顺掏出电费单子是一样的，令他吃惊的是，钟律师怎么还有证据。本来他以为请他到法庭上也就是帮帮腔，相当于吵架时多一条嗓门大的喉咙。没打过官司的陈道生只能这样理解律师。而此时的钟律师胸有成竹地宣读证词，一个是圣保罗夜总会舞女黄娟在证词中说，她与陈小莉在卫生间吸完粉出来时，孟扶根正从男洗手间出来，光线较暗，所以两人撞到了一起，陈小莉说对不起，孟老板见小莉长得漂亮，不但没生气还很高兴，他主动要跟小莉交个朋友，而且当场就要出三干块钱将小莉带走。小莉不同意，孟老板又说给五千，小莉原来还倒过粉，后来被老四控制了。她没钱买粉，瘾上来很痛苦，所以就在五千块钱的引诱下跟孟老板走了。黄娟的证词还证明孟老板经常从夜总会带女孩子去酒店，夜总会的人都知道，小莉从来不卖身，连陪舞陪酒都不干，后来是没钱买粉了，才被孟老板拐走的。
       法官问被告席上的陈小莉是不是事实，陈小莉点点头，法官问，“你必须回答是或不是，点头是不行的。”陈小莉低着头声音很低地回答，“是。”
       钟律师念完证词后，继续辩护说，“是因为有了孟扶根的金钱引诱，才有了陈小莉的第一次卖身，这足以证明陈小莉不仅没有主动卖淫，而且完全是被动失身，即使在遇到孟扶根时，她也没有卖淫的主观动机。所以说陈小莉的流氓卖淫罪完全不成立，如果要定流氓罪的话，那应该是孟扶根，怎么能把流氓罪的受害人定为流氓罪呢?”
       旁听席上居然响起了一阵零乱的掌声，法官喝道，“不许鼓掌!请法警注意将扰乱法庭秩序的人驱逐出去!”旁听席上像被打了一针麻醉药，迅速安静下来。
       接着钟律师又开始宣读第二份证词，是皇宫假日酒店贵宾接待厅服务员江珊珊的证词，她在证词中说孟扶根儿子孟遥抵达双河后也住在皇宫假日酒店，那天下午市长在贵宾厅会见了孟遥，当时她在倒水和上水果，她听到孟遥对市长说。如果不严惩凶手，他就将中止与双河机械厂的合资，市长让他不要撤资，凶手一
       定严查严办，打击犯罪，保护好投资商的利益及人身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将责成公安机关调动最强警力迅速破案。
       公诉人对这份证词进行反驳，公诉人认为，市长所说的话完全正确，在没有破案之前，市长代表政府完全有权力这样表态。这并不能证明这个案件存在着所谓的背后黑幕，辩护律师的辩解是一种带有情绪色彩和主观臆断的强词夺理。很荒唐。请求法庭不予采信。
       钟律师反驳说，尽管当时没有破案，但案件的走向已经被定性了。而且只要破案，当事人就必须对孟扶根流氓淫乱死亡负责，而且必须是有罪的。事实证明，孟扶根死于自己服用了性药，过度兴奋直接诱发心脏病猝死，他的死亡是他自己一手制造的，首先性药是他自己带来的，而且是外国的，其次是他自己本来就患有心脏病，陈小莉既不知道他有病，也不知道他服用了性药，第三就是陈小莉虽然为其有偿色情服务。但相互之间并不购成有效的合同关系，更没有生死攸关的约束。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是陈小莉走后孟扶根心脏病突发而死，所以陈小莉连一个见证者都算不上，更无从谈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了。
       公诉人坚持认为，没有陈小莉的色情服务就不会有孟扶根的服用性药，就不会诱发心脏病，就不会死亡，即便是孟扶根用金钱引诱陈小莉为其进行色情服务，但陈小莉接受了这种引诱，客观上参与并实施了对孟扶根的伤害，所以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成立。钟律师反驳说，我们不能说一个人买火柴点着汽油将自己烧死了，卖火柴的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卖给了他，所以就要让这个卖火柴的人负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这是很可笑的。
       旁听席上发出了很克制的喧哗声，法官没有发出警告。
       争论最激烈的是贩卖毒品罪。起诉书认定陈小莉贩卖了六十二包海洛因，每包一克，这是根据陈小莉自己供述而定的。钟律师说口供不能作为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小莉是在一种非正常的审讯手段下被迫招供的。法官问陈小莉有没有刑讯逼供，陈小莉低着头不说话，钟律师说我调查过我的当事人。请听一段录音，钟律师从包里掏出一个小收录机，里面是钟律师与陈小莉的对话。陈小莉在滋滋作响的录音机里说话，声音像是被掺进了滚烫的铁砂子，“一开始他们对我还好。我把在皇宫假日酒店跟孟老板睡觉，还有拿钱，买了老四的粉，都交代了。他们说我态度很老实。后来关进来后让我交代贩卖过多少粉，我说大概有二三十包，他们不相信，就开始用脚踹我肚子，还把我的手反背起来往上提。骨头都疼得要断了，夜里的时候。我就说贩了六十二包。要是他们说不够的话，我就还要多说一些，我实在受不了了。”钟律师问陈小莉究竟倒卖过多少包，录音机里的陈小莉说，“我真的不记得了，反正在夜总会里，有时没钱吸了，我就从一个叫焦大头的人那里买一两包卖给舞女们，赚点差价自己吸。我吸粉三个多月时间，卖粉不到一个月，后来被老四甩了，我就跟老四要粉。真的，最多也就二三十包粉。”
       法官问陈小莉说的是不是真的，陈小莉低着头说，“是真的。”这一次多回答了两个字，多两个字也许会少两年刑，陈小莉是这么想的，但她又不敢再多说了，每个字在此刻都像是子弹一样，只要吐出来，就会伤到人，他爸爸陈道生是第一个中弹倒下的人。陈小莉只是低着头流泪，想哭，又不敢哭，哭同样是危险的。
       公诉人拿出了老四的供词，老四说他前后共在小莉手里买过二十多包粉，还有两个舞女证词中说买过小莉六包和八包，其他的证据也就没有了。
       钟律师说老四是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诱惑下。为了立功而信口开河乱说的，钟律师又放了一段录音，录音中陈小莉说，老四买了五六包后说她的货太贵了，就自己找到焦大头把她踢开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从此焦大头再也不给她粉了，让她去找老四要货。钟律师放完录音后说。即使按现在公诉方提供的证据看，小莉贩的粉也不过三十四包，而不是六十二包，况且夜总会里每包粉没有一克重，最多只有六至八钱。纯度也没有百分之九十九，掺了许多淀粉，纯度最多只有百分之八十，从小莉那里收缴的几包粉已经被警方检验后证明了这一点。根据以上证据，小莉贩毒总重量是二十七点二克，再扣除百分之二十的纯度，实际贩毒只有二十一点八克，而且她既不是毒枭，也不以此为职业，只是以贩养吸，时间又极短，所以请法庭看在她年少无知和缺少法律意识的背景下，从轻量刑，并驳回公诉方其余两罪的指控。
       公诉方最后也作了陈述，他们坚持起诉书的意见就像捍卫他们的名声一样坚定，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证明他们的指控不仅正确而且公平。
       法庭在暂时休庭后。合议庭于中午十二点半当庭宣判。法庭驳回公诉方贩毒六十二克的指控，认定陈小莉贩毒二十一点八克，以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驳回陈小莉不涉及流氓卖淫罪的无罪辩护，认定陈小莉犯流氓卖淫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驳回公诉方对陈小莉过失伤害致人死亡罪的指控。对陈小莉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陈道生在宣判完的时候，坐在旁听席上发愣，看到两个女法警给陈小莉当庭戴上手铐，咔嚓一声，陈道生觉得心里被狠狠地捅了一刀，钱家珍捶胸顿足地哭着骂着，“我们没钱打官司。丫头犯了点小错误，就判十二年大牢，遭天杀的!”
       这时候。赵天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拉起陈道生和钱家珍奔向陈小莉，“你们还不对小莉说几句安慰的话?”
       陈道生和钱家珍在法庭侧门边，追上被两个女法警押着的陈小莉。夫妻俩挤进去一人抓住陈小莉的一只袖子，陈小莉低着头不愿抬起来，她只是不停地哭，一个字也不说，钱家珍踢了她一脚，“你这个死丫头，叫你不要出去鬼混，你非不听，家被你冲掉了!”陈小莉还是没抬头，压抑着的抽泣爆裂成尖锐的哭声，小莉身子一软。瘫了下去。女法警推开钱家珍和陈道生节外生枝的胳膊，架着陈小莉迅速钻进了停在门边的警车里，警车拉响警笛呼啸着向前冲去，陈道生没来得及跟女儿说上一句话，他想从窗子里看到女儿的完整的脸，窗子被封死了，所以他看到的是窗子上面咖啡色的玻璃一片混沌。就像他此刻的心情。
       陈道生站在法庭外面灿烂的阳光下，看到警车后面冒出一串黑烟，像起诉书中一行行文字一样扎眼，中午的阳光直射在他头顶，他感到了头顶上光芒似箭，整个人被自上而下地刺穿了。
       6
       院子里的老石榴树已经落光了叶子，树上的石榴也不知什么时候全掉光了，这棵见证了七十六号大院历史沧桑的石榴树，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将为陈道生此后的岁月作证，当一个人把历史交给一棵树的时候，他就注定了只有沉默或传说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小说就变得异常重要了。
       刘思昌失踪、陈小莉判刑后，三圣街和七十六号大院像掉了魂似的。所有的人都像是在梦游，他们脸如死灰地在巷子里进出。一种集体被判了刑的无奈和绝望纠缠在每一个生活细节里，他们走路脚步发飘，身子软绵绵的，说
       话缺少底气，声音像是挤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在陈道生家老屋里。街坊除了说一些无济于事的安慰话外，所有语言都很勉强，像是无中生有，没话找话，尤其是刘思昌这个名字此时就像每个人口腔中的溃疡，不碰没事，一碰疼得钻心。孙大强提刘思昌显然表示出了他深刻的忧虑和疼痛，他借给陈道生的八百块钱可是自己舍不得买药扣下的。是为孩子上初中择校留的钱，是属于比他性命还要重要的家庭战略储备，见大家都不说话，孙大强继续将溃疡往下撕，“听说刘思昌的公司已经被封了，肯定是躲债去了，可不管怎么说，街坊邻居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他也不该拿去顶债呀，往哪儿躲呢，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呀!”
       屋里依然是逼人的沉默，谁都不接话茬儿。不敢接，也不想接，谁对未来都没有信心，谁也不愿在这个时候给陈道生以雪上加霜的致命一击，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刘思昌如果携款躲进了深山老林，对借钱给陈道生的人来说，是损失或惨重损失；而对陈道生来说。却是终其一生的毁灭性的灾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在刘思昌人和尸都不见的时候。任何灾难性的结论只能是一种预感和假设。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大家都不说话就是一种努力。努力让对刘思昌的信任成为一种意志，因为他们心里早就有了一个非常顽固的结论，刘思昌决不会辜负街坊的信任。
       陈道生面对街坊们兔死狐悲的表情，准确地感受到大家为陈道生悲伤，为陈小莉惋惜，而不是为钱的下落忧虑，与之相反的是，陈道生已不再想小莉判刑的事，正如他对钟律师说的，他想的就是三十万块钱怎么办。街坊的钱比小莉的判刑重要得多，平心而论，他为小莉东奔西走借钱，他对得起小莉，但对不起这么多街坊。烟雾笼罩着陈道生支离破碎的脸，他从一堆凌乱的烟雾和头颅中挺直身子。一字一顿地说，“几个月了，大家把我的事当自家的事，出钱出力，这些恩情我下辈子都还不清。孙大强对我有救命之恩，他说什么都不为过，事到如今，我向老少爷们保证，刘思昌能把钱还给我更好，不还给我我也决不装孬赖账，我陈道生再也不会寻短见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挣一分钱就还一分钱。” 大伙都说，“道生，你这是什么话?没人跟你要钱。就是刘思昌再也不回来了。我们那点钱也不至于谁家家破人亡。”说到后面。情绪非常轻松，仿佛每个人都是大款一样，根本不在乎千儿八百的。
       累了一天的街坊回去睡觉了，他们拖着白天灵活晚上笨重的腿，好像是拖着一条假腿，机械而麻木，那种时候看人走路的姿势，跟木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钟律师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给陈道生打了传呼，陈道生回话说不上诉了。陈道生说，“钟律师，我真的很感谢你。眼下我报答不了你，将来小莉从牢里回来了，我会让她好好孝敬你。”
       陈道生放下电话的时候，巷子里飘起了一些细碎的雪粒，抬头看阴沉的天空，像一张死人的脸。
       双河市一百公里范围内有白湖、澄湖两大劳改农场，几千罪犯在铁丝网后面劳动改造，而十年以上的犯人都要押往新疆戈壁沙漠深处去劳动改造，去那里服刑，所以听到消息后的陈道生心里毛骨悚然，一个女孩子跟那些杀人放火的江洋大盗们关在一起劳改，还不被活活撕碎了。赵天军那天从看守所回来后对陈道生说，“我问过公安了，他们说女犯集中在一起，男犯在三百公里之外，根本不搭界，而且管教也都是女的，就等于是让小莉去下乡锻炼吧!”赵天军去看过小莉了，他拎了两袋奶粉五盒饼干还有三瓶“雅琪”护肤霜，小莉看着这么一大包东西，叫了一声“军哥”就泪流满面，赵天军就是在陈小莉重刑在身的时候向她求爱的。他甚至说出了一句很有水平的话，“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歧视你冷淡你。那么你最后一个亲人就是我，我等你!”陈小莉既没点头，也没摇头，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赵天军看到了眼泪中的希望，就继续说，“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坏女孩，只是艺术道路上遇到了挫折，才一时糊涂，误入歧途的。就像我当初被老婆抛弃后，一段日子，经常打架，寻衅闹事。酒喝醉了去赌钱。赌输了把赢钱的人打得鼻子流血一样，还不是心里难受，现在我不好好的了吗?去年我还被‘圣保罗’评为劳模了呢，发了我一千块钱奖金。要是我当年遇上‘严打’，说不准也早就去蹲大牢了。说真的，你虽然有时去夜总会。但我知道。你从不陪舞，也不陪酒，你怎么会跟那些下三烂一样呢?圣保罗的舞台你不屑一顾。因为你的舞姿属于艺术的大舞台。没人理解你，我理解你。”陈小莉在最黑暗的时候遭遇了爱情，她受伤惨重的心灵最先是感动，一种被理解的感动，一种没有被当作人渣的感动。陈小莉流着泪隔着铁栅栏抓住赵天军温暖而有力的手，就像是抓住了黑暗中的电灯开关。
       赵天军在叙述探望陈小莉的经过时，省略了最重要的爱情主题，陈道生被赵天军的情义感动了。他觉得真正能对一个犯人从内心里不抱偏见的人就是赵天军。即使他有婚姻企图，但能对一个判了十二年的女孩有婚姻企图，这也不是一般人能下得了决心的。自小莉出事后，赵天军就一直忙前忙后，借的钱最多，还把朋友周挺也带了过来，虽说周挺要利息，但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像陈道生这样风雨飘摇的家境，付再高利息也是不敢借的。赵天军以前穷，离过婚。长得也有些粗，但人很直，心不坏，够义气。陈道生虽然拒绝了洪阿宝提亲，可赵天军不气不恼，依然默默地关心着这个家庭，很大度。也很男子汉。陈道生对赵天军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赵天军举重若轻地说，“陈叔，我倒没什么。街坊邻居的，应该的。你们最好还是去看看小莉，给他送点东西过去，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亲人的关心和帮助。后天就要去新疆了，你们去看她比我去看要好得多。”陈道生说明天我就带点东西去看守所送行。
       陈道生去店里，翻了好半天，拿了一件退货的蓝色棉袄，新疆天冷，他又拿了一副棉手套，两双棉袜，于文英给了陈道生一百块钱，让他转给小莉，陈道生说，“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们欠你太多了，再说沙漠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于文英没吱声出门买回了两大包牛肉干和一大盒巧克力，“让她在路上吃吧!”陈道生在回家路上又在秦大爷的杂货店里买了一些面包、火腿肠、牙膏、毛巾等生活用品，听说是送给小莉的，秦大爷死活少收三块钱，“十二年哪，我这个当爷爷的就花三块钱也不行吗，你是不是嫌少呀?”陈道生不好拒绝，嘴里不停地说，“我这辈子欠的人情下辈子也还不清了。”
       走出秦大爷的小店，天就黑了，陈道生自行车架后面驮着一大堆东西。巷子里石板路坑坑洼洼，他推着车往家走，抬起头看了一眼狭窄的天空。天上的星星全都出齐了。
       进了七十六号大院。身后巷子里的三三两两残存的路灯亮了。出摊的男人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口袋里揣着零碎的票子和整齐的希望走进家门。大黄狗用鼻子拱了拱陈道生自行车轮胎，一直尾随着他架好自行车，自陈家出事后，大黄狗不止一次用鼻子表现出同病相
       怜的情绪。
       晚上，街坊们送来了一些煮熟的鸡蛋、炒花生、烤薯干，吴奶奶孙女吴粉丽还送来一盒童安格磁带，另外加一本流行歌曲集，她对陈道生说，“陈叔，你跟小莉说一声，要是没有录音机听磁带，就让她看着歌曲集唱歌，小莉的嗓子真好!”王奎瞪三轮的时候。在路上捡了一个红星牌小收音机，他让陈道生带给小莉，让她平时多听听广播，为了证明收音机是好的，王奎当众打开电源，里面女人清脆的声音说“今年形势喜人，农业丰收，工业翻番。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突破已成定局。”说着又从口袋里摸出两节新电池说刚买的。
       街坊一走，屋里已经空了。钱家珍坐在一堆花生、鸡蛋、薯干片的桌子边眼睛望着门框发呆，自小莉被判刑后，她很少说话，牌也不打了，买菜做饭丢三落四，不是多付了钱就是少放了盐，她坐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家里，就像是坐在别人的家里。她每天用大量的时间打量着屋里的水瓶、煤炉、床铺、地上断裂的砖块，很陌生，像是从没见过。这种感觉变本加厉的时候，她就拼命地喝水，然后频繁地蹲在马桶上照镜子，镜子是小莉照过的，她在镜子里发现自己的脸像面包一样饱满，白晰而细腻，皱纹很淡，隐藏在皮肤的里面。若无若有，她呆在这个屋里是一邋遢的黄脸婆。出了这个屋子从来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完全是一个丰韵犹存的中年女人。当年她看中的是陈道生家庭出身好，年年又被评为先进，她确信陈道生肯定能在厂里弄个一官半职，时至今日，她知道自己已经输定了。打牌是一种逃避。懒惰是因为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她放弃了自己也放弃了小莉，小莉的失足是她疏于管教，更是陈道生的无力庇护造成的，她已经灰心了。
       陈道生对钱家珍说，“明天我们去看小莉的时候，你要多说一些鼓励的话，事到如今，再抱怨也没什么用处了。”
       钱家珍仍然继续抱怨，“我拿什么鼓励她，三十万怎么办?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小莉在新疆当牲口又能怎么办?”
       陈道生将桌子上的东西往一个大口袋里装，他将掉在桌子上的一粒花生米拈起来放到嘴里，牙齿一咬就碎了，“总得要活下去，没偾的时候，我要是死了，只是扔下你们娘儿俩；欠下三十万，我要寻短见了，那就是扔下了一条街，我能扔得起吗?你不说就算了，我要对小莉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天无绝人之路。让她带几句暖心的话上路。”
       院子里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睡觉了。熬过这个夜晚，未来的日子依然遥遥无期。
       7
       初冬的早晨，院子里下了厚厚的一层霜，推开屋门，尖锐的寒气直钻热乎乎的鼻孔，鼻孔里就流‘出了一溜儿清晰的鼻涕。吃完早饭推了碗，筷子刚搁到桌上，五六个警察像一股风旋进屋内，陈道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逼到墙角上，三支乌黑的手枪从三个角度抵着陈道生的脑袋，子弹一样尖锐的声音喝斥道。“双手抱着头蹲下来!”陈道生嘴里说着“你们这是干什么”，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就蹲了下去，一个很壮实的警察看陈道生将床已经挪了位置，就很轻松地说了一句。“床底下要是能藏住东西，纸就能包住火了。”然后对几个警察一挥手，“把床抬到外面去。给我好好地搜!”
       陈道生蹲在地上脖子很酸，他很不服气地抗议道，“小莉都被你们判了刑，还有什么好搜的，一个小孩子，能犯多大罪，还让不让人活?”
       那个负责指挥的警察抬了抬脚准备踹过来，陈道生闭上眼睛迎接皮鞋，可疼痛并没有如期抵达，皮鞋在半空中停住了，没落下来，他听到了警察说，“你少废话!”
       其实进屋的时候警察给陈道生出示过搜查证，搜查证就是盖上红印的纸，在他眼前简单地晃了一下，陈道生根本没看清，就听到警察很凶地说，“现在，我们依法对你家进行搜查。”
       钱家珍瘫在地上嚎啕大哭，警察用皮鞋在她脑袋边提醒她，“再闹，我们就把你铐起来!”钱家珍像气球被扎了一针，瘪了。她用牙齿的紧闭堵住了哭声，两眼呆呆地坐在地上，看警察把家里的箱子柜子和坛坛罐罐全都翻了个底朝天。
       屋子里灰蒙蒙的，阳光从屋外射进来照亮了被扔得满地的衣服鞋袜床单枕头废报纸旧木盆和地上爬行的臭虫，一个警察的皮鞋在床角位置很盲目地踢了一脚遍地的藏污纳垢，并没有踢出什么内容来。
       厨房也被搜过了，煤球被搬到了亮光下，一块块地迎着太阳照射，部分形迹可疑的煤球被踩碎了，里面一无所有。这是早上九点多钟，院子里的男人们刚出门，吴奶奶和孙大强还有几个留在家里的女人望着院子里的一切，很窝火，也很无奈，他们不再像小莉当初被抓那样同仇敌忾，他们的手中不再有刀铲斧锤，僵硬的手指在冬天的早晨无所适从，小莉被判刑了，这个院子就是有罪的院子。又能怎么样呢?孙大强看警察翻箱倒柜得太凶，就悄悄溜出门给胡连河他们打了传呼，等到男人们赶回来的时候。陈道生和钱家珍已经被警察带走了。
       吴奶奶他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男人们，道生两口子虽说没戴铐子。可还是被押到警车里去了，警车后面是个铁笼子，关牲口的，太不像话了，不能女儿犯法，连娘老子也要陪着去坐牢吧。又不是解放前。女人们七嘴八舌地将满腔怒气发泄到了赶回来的无辜男人们的头上了。望着陈道生家被洗劫后的一片狼藉，男人们直摇头，洪阿宝说，“这个家算是完蛋了，谁也救不了了。都回去摆摊吧!”没有人说话，他们的脚抬了抬，却没力气走出七十六号大门。
       于文英是在大伙惊魂未定的时候冲进院子里来的，她根本就没力架好自行车，自行车歪倒在大门边的地上。车轮呼呼地转着。于文英一进院子就哭了起来，“店里被公安抄了!衣服被扔得满地都是，收银台的抽屉也被撬裂了。”院子里的街坊们站在光秃秃的石榴树下全都傻眼了。于文英哭着往陈道生屋里跑，孙大强拉住于文英说。“道生的家也被抄了，你看这屋里翻得跟狗圈一样，什么也没翻到，把他们两口子还抓走了。”
       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祸不单行的家正在他们眼皮底下下沉，沉到了人间地狱。院子里哑口无言，所有的街坊像是正待遣返的俘虏一样束手无策，他们相互地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似乎想从对方的脸上找到出路，而所有的脸一律惘然。然后他们就抬起头望着天，天很高，阳光很远。空荡荡的天就如同他们空荡荡的心一样，于是他们将口水和阳光一起咽进了喉咙里。
       陈道生和钱家珍是第二天中午放回来的。
       走进虚掩着屋门的家。家里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荒凉。没来得及洗涮的碗筷落满了灰尘。像是出土文物，半个风干的馍头不知什么时候滚到了桌边，差半厘米就要掉到地上，地上满是踩烂的旧报纸、破衣服和坛坛罐罐。几双鞋子就如同几对拆散的夫妻。散落在不同的房间和角落里，怎么也凑不成一双。陈道生站在这个形同虚设的空间里。对面色苍白的钱家珍说，“事到如今，讲面子、名声都没意思了，你出远门去躲几年也行，双河这地方没亲戚，你表姐家在无锡，那里条件好，你去打一份工，
       自己养活自己，等到几年后，事情有了转机，你再回来，要是实在信不过我，我惹的事我承担，我同意离婚，你跟我受的罪太多了，我对不起你。”这一次钱家珍不凶也不骂。她第一次没说坚决离婚的狠话，只是一个劲地哭，哭得很伤心，真的走到妻离子散的地步，钱家珍反而乱了方寸。“贫贱夫妻百事哀”，“离婚”是吵架夫妻肯定要说的一句话，就像结婚典礼上一定要说“美满幸福，白头偕老”一样，也就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钱家珍走投无路的泪水让陈道生重新认识了妻子，钱家珍看上去唠唠叨叨好吃懒做不负责任。但换一种说法应该叫做随心所欲无所用心轻松悠闲，这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女人的天性。为什么要让一个弱女子去披星戴月地拼命挣钱养家糊口，为什么要让一个需要呵护的妻子去为儿女前程四处奔走，是自己的无能让钱家珍没过上一天好日子，钱家珍是一个世俗的女人，但自己也不是一个高贵的男人。生活在世俗中的男人不能给妻儿提供日常化的世俗生活，这是男人的失职，想到这里，陈道生眼眶就湿了，他望着钱家珍混乱而又失去光泽的头发以及那张日益空虚的神情。他心里一乱，说出话来就更乱了，“这么多年，你最少提过一千次离婚，我都没答应，现在这个家完了。我不能连累你。下午看完小莉，就去把手续办了。”钱家珍扑上来又是抓又是踢，陈道生抱着头保护自己，他感到裤裆里被实实在在地踹了一脚，裤裆的疼痛让他记起自己是个男人，他抱着脑袋叫了起来，“我不是同意离婚了嘛!”钱家珍打踢的频率更快了，她哭着喊着。“陈道生，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在你家床头站过一夜也是你陈家的人，我不离婚，坚决不离婚!”
       陈道生两口子背着两口袋东西倒了三趟公交车赶到了郊外的看守所。
       风停了，冬天午后的阳光依然很清淡，通往看守所的水泥路在阳光下泛着苍白的光，这条人迹罕至的道路浇铸着一个个失败与毁灭的记录。
       最近一批已判刑的犯人陆陆续续地押往各地劳改农场。押送犯人的日子里，看守所如临大敌，双河警方绷紧了神经，这是一点也不能出差错的地方，所以陈道生两口子走到拉着电网的高墙前时，警察荷枪实弹地注视着他们，登记、验明身份证、口头盘问后，陈道生钱家珍被一个警察带着往铁门里走。然后交给第二道铁门的警察。走到第五道铁门时，陈道生发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里，洞里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哗哗啦啦拉枪栓的声音其中还夹杂着脚镣手铐的声音和若隐若明的哭声，那哭声是女儿小莉的。
       第五道门是最后一道了。陈道生离小莉也越来越近了，他看到了铁门里面的一排排平房和楼房，很整齐，很严肃，很寂寞，像是医院的太平间一样无声无息，那位鼻梁上长着一颗黄豆大小黑痣的警察看了看第一道门开出的探视单，鼻子往上凑了凑，黑痣也水涨船高地向上移动，警察劈头盖脸地对着陈道生钱家珍吼了起来，“有你们这样的父母，就有陈小莉这样的孩子，责任心哪去了。良心哪去了?捡来的孩子也不该这样对待呀!”
       陈道生连忙低头认罪，他抹了一把被教训出来的鼻涕，“都是我们做父母的不好，没管教好孩子，给政府添麻烦了。”说着就从肩上卸下口袋。“送些东西给孩子，临走前，我们想当面教育教育她。”
       警察指着陈道生刚抹完鼻涕的通红的鼻子。“我说你们不负责任一点都没冤枉你们，陈小莉已经被押解新疆了。”
       陈道生一听傻了，“不是说今天才走吗?”
       警察说，“今天早上八点就被押上火车了，昨天你们干什么了?为什么不早点来。有你们这样做父母的吗?死缓无期的家属都还来探视，你们到现在才来。探视我们呀?”
       陈道生说。“我本来就是打算昨天来的，可……”话到嘴边，没往下说。
       警察说，“可什么可的?可你们比市领导还忙是吧?市人大秦副主任今天一大早六点钟就来送儿子了。我不跟你们啰嗦了，赶快回去吧!”
       陈道生记起来了。今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审讯已持续了一整夜。刑警队审讯室里，那个审讯他的警察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真的不是刘思昌同伙的话，那你的脑袋就保住了。”警方的态度在小莉被押上火车的时候，缓和了许多，警方问既然你不是刘思昌同伙，又不知道刘思昌究竟做什么生意。为什么刘思昌拿走了三十万，一个多月不见人影，又不来公安机关报案，这能说得过去吗?陈道生说，“我们弟兄几十年了，我怎么能报他的案呢?”开往新疆的火车开动的时候。陈道生实际上已经没什么事了，小莉去新疆，陈道生回七十六号大院。那时正好是早上八点。
       陈道生和钱家珍背着两口袋东西极其沮丧地走出了看守所大门。他们最终没见上女儿一面，也没关照上小莉几句，这让陈道生头脑里乱轰轰的，像一群马蜂在里面乱飞，扎得脑子生疼。
       钱家珍身子软软的，几次要瘫倒在地，陈道生拿过钱家珍肩上的口袋，搀扶着她，步履蹒跚地往公交车站走去，一路上，陈道生突然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这种感觉很不真实，但让他很感动。
       钱家珍说了一句，“这个家，往后只有靠你一个人撑了!”
       陈道生说，“我是男人。这本来就是我事。”这样的话，此刻听起来，有点悲壮，也有点豪迈。
       傍晚时分，太阳斜穿马路，城市里有楼房的地方，阴影接连不断，阴影下走动的行人，像从烟囱里爬出来的，全身上下都是黑的。
       8
       刘思昌离开双河的当天下午。欧亚商贸公司就被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封了银行账号，账号上只有三十四块钱，还不够执行车辆买汽油，几家起诉的银行申请执行刘思昌的不动产，价值四十万的云岭别墅二十八号一个月前已经卖给了台湾老板。桑塔纳轿车是在宏达大厦停车场发现的，法院准备拖走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拿着车门钥匙走了过来。他主动拿出了三天前汽车过户手续，然后说了一句，“我这可是真的，车管所有过户档案，有兴趣不妨去查一查。”说完钻进车里，发动机器，一溜烟钻了出去，车屁股后面的一股黑烟直扑法警们的鼻子。
       刘思昌临走前给业务一二处的处长老苏(注：两个处只剩下老苏一人，身兼两个处处长和业务员)一千块钱差旅费去温州讨要那笔永远也要不回来的一百二十万的钢材款，老苏很犹豫地说陈标找不到了，刘思昌说，“能要回来钱，给你百分之二十”。老苏想说谁要是能要回来钱我倒贴给谁百分之二十，但他没说，他知道公司气数已尽。本来就准备走人了，所以就揣起一千块钱走了，财务室的两名长相一般的女会计每人拿了八百块不清不楚的钱后。放假回家了，办公室主任兼总经理秘书张海泉无线电技校毕业后。对双河市白手起家的刘思昌无限崇拜，他是辞去了市电子元件厂的正式工作后投奔刘思昌的。所以临走前刘思昌将忠心耿耿的张海泉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谈了两个多小时，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又塞给了他五千块钱，他对张海泉说，“你是我最贴心的人。我得跟你说真话，这次云南生意如果做不成的话，公
       司就垮了，你还年轻，这点钱只能帮助你暂时渡一渡难关，有机会的话，做一点小生意，不要贪大，不要贪面子，不要相信任何人。其实我也不是你值得信任的人，这大半年来，公司生意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做什么生意，我没对你说，也不会对你说，这就是人的可怕之处。”张海泉像死了父亲似地放声大哭，“刘总，我信任你，我一辈子都相信你，我不要你的钱。你会做成云南生意的。”刘思昌走过来轻轻地擦去张海泉的眼泪，将钱再次塞进他的怀里，“听我的话，别再犯傻了!时间快到了，我马上就去机场。”张海泉抹干眼泪站起来说，“刘总。我开车送你去!”刘思昌握了握张海泉的手说，“不用了，车被恒达公司借去了。我打出租去机场。”
       这就是说，刘思昌离开双河与离开人世是一样的，他走之前将公司人财物都作了临终安排，安排得有条有理有情有义，法院执行庭只是履行了一次毫无意义的执行程序。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刘思昌欠几家银行二百多万贷款，银行多次摧要一无所获。只得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判决书纷至沓来，刘思昌无力偿还，久拖不决的贷款让银行对他失去了信心，刘思昌好话说尽无济于事，请客送礼没人敢收，自被陈标骗走了一百二十万货款后，祸不单行，中原公司又在拖欠了九十万货款一个月后倒闭，去了十几次都找不到下落不明的老总，离开双河前的刘思昌实际上已经陷入绝境。而他欠几家钢铁厂、水泥厂、建材厂的货款付了东家欠西家，拆了东墙补西墙，总是补不上。加上去年下半年钢材水泥降价，几票生意又亏了几十万，去年冬天是他来到这个世上最冷的一个冬天，他觉得四处逼债的围剿比当年父亲喝醉了酒后将他吊到屋梁上用皮带抽还要惨烈，但他不愿倒下，就像他当初不愿被人瞧不起一样坚定。于是从去年底他开始跟道上的一个朋友联系，在云南边境做起了脑袋吊在裤带上的生意，最初投了二十万，货出手后，很快就赚回了三十多万，这让他一发而不可收拾。很快他就做成了双河市的龙头老大，到今年夏天的时候，他做了四票，赚了一百八十多万。本来他准备赚五百万就收手，可七月流火的夏季的一个早晨，他在接到云南供货商的一个电话，电话里说再打一笔钱来，货到后五百万就赚到手了，刘思昌一咬牙连本带利倾其所有汇去了二百六十万，可那位一直很讲信用的供货商金大牙却迟迟不发货，热锅上的蚂蚁刘思昌去了三次云南。前两次供货商金大牙说通往缅甸的路被水冲坏了，货一时过不来，第三次去的时候，金大牙就在云南高原上蒸发了，一个道上的朋友说金大牙可能已经被警方逮捕了，而且刘思昌也已经进入了警方的视线，所以劝他赶紧办一个护照，以防万一。
       故事进行到这里，所有的人都已经明白了几分，刘思昌当然做的不是缅玉坯料生意，而是缅甸金三角偷运入境的毒品生意。作为双河后来居上的毒枭，刘思昌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控制了双河各大娱乐场所和宾馆酒店赌场百分之八十的毒品生意，陈小莉吸贩毒时间不到三个月，可吸贩的毒品基本上都是刘思昌提供的，当然陈小莉不是从刘思昌那里直接拿的货，是从他的下线焦大头那里拿的。刘思昌也不知道陈小莉吸的是自己贩过来的毒品。所以当他知道小莉因吸毒而卖淫的时候，他很心虚。也真的想将小莉救出来。可此时的刘思昌已经有心无力了，他对陈道生说的“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你的事比我的事更重要”，不完全是假话，但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性的条件反射，是一种被刺激后的豪言壮语。
       让陈道生痛苦而又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刘思昌为什么最后致命的一刀捅向的是他，我哪点对不起你刘思昌，小莉吸贩着你的毒品走进了监狱，你毁了我女儿。又要将我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是想鼓励我再次找一根绳子吊死，是想让我一了百了，那样你就干净了，似乎也帮我解脱了，让我永远不知道小莉实际上是栽在你这个毒枭手里，可你刘思昌想过没有，我那些钱全都是三圣街的穷人们从牙缝里抠出来以备家里天灾人祸的，这天灾人祸真的来了，居然是让一条街最信任最自豪的刘总带来的。你想过没有，即使我死了，带走了性命，带走了对你的记忆，但带不走这三十万的巨债。那是三圣街父老对我的信任和支持。那是无价的恩情，那不是一走了之的事。所以陈道生在警方讯问的时候，根本没心情交代自己的问题，嘴里只是反复唠叨着。“刘思昌怎么会这样对我呢。怎么忍心这样对我呢?我就是长八只眼睛也看不出你这么歹毒呀!”然后他就坐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语，警方提出了一百多条疑问让他回答，他只是说，“你们调查好了，只要发现我跟刘思昌贩过一钱的毒品，把我枪毙掉，二话不说。”警方在黎明时分，基本确认了陈道生与刘思昌贩毒不仅毫无关系，而且还被他利用兄弟情谊骗去了三十万东挪西借来的钱，他实际上成了一个最无辜最惨烈的受害者。当警方让他报案的时候，陈道生还是有些不忍心，说到底是将信将疑。
       刘思昌最后离开双河的时候，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他想如果能找到金大牙，他就想办法将钱要回来；如果找不到，他就另找货源，用陈道生借的三十万再赌上一把。赌赢了，滚动发展，重振江湖；如果赌不成或赌输了，他就隐姓埋名躲进深山，刀耕火种终其一生。或是干脆用已经买到手的出国护照逃往泰国伺机东山再起。刘思昌设计了三套方案为自己赌一条未来的活路。方案设计好之后。他手中没有分文了，钱全都汇到金大牙的账号上了。
       刘思昌轻信陈标让他的公司一下子陷入到资金周转掉链的困境，轻信金大牙是他犯下的第二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以为道上的人是讲规矩的，可人却不见了，哪还有什么规矩，天知道大金牙是被警方抓了，还是拿着他的钱搂着女人睡觉去了呢。原来人的最大的弱点不是犯一次错误，而是重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的一笔赌注从哪里能弄到本钱呢?没有人再会相信他，银行告到了法院，生意场上朋友都知道欧亚公司早就撑不住了。这些利欲熏心的朋友们锦上添花是可以做的，雪中送炭根本不可能，四面楚歌之中，走投无路之际，刘思昌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最相信自己的人那里下手，那天刘思昌是在头天晚上喝了一瓶白酒后，头脑昏糊的状态下。信口开河地说可以花钱摆平小莉的案件，也就是试探性的，没想到陈道生当真了，而且真的把三十万借来了。那天他在陈道生家里拿走这笔钱的时候，他心里说，“对不起了，老兄，只能这样了!”
       刘思昌抵达昆明的时候阳光很好，天很蓝，他没想到自己离天这么近，站在飞机舷梯上，似乎伸手就能扯下一大把棉花一样洁白的云彩，云南就是他最后的天堂，抑或是天堂坍塌后的地狱，这是一道选择题，怎么选都是错误的，因为他的公司实际上已经完了，冒着掉脑袋风险就算挣了五百万，那也只是离地狱更近了，想到这，刘思昌走下飞机的脚步很软，全身像是被抽去了骨头。
       刘思昌用了近二十天的时间寻找金大牙，一些道上的人有的说被抓了，也有的说已经被对手杀掉了，还有说逃往泰国去做大买卖了，总之金大牙消失了。做毒品买卖的人失踪就像
       骑一辆破自行车经常掉链一样很平常，贩毒的人脑袋里揣的是硫磺、肚子里填的是芒硝，他们的胳膊就是雷管，胳膊摆动的幅度稍有偏颇，一秒钟之内人就会炸成碎屑。找不到金大牙已成定局。他决定用带来的钱再赌一把，可货往哪儿发呢?双河的公司已经被官司缠身，双河的网络已经报废，其他地方没有网络。也许自己真的早就被警方盯上了。道上的这些萍水相逢的人看上去都暗藏杀机，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他一边应付着陈道生从双河打来的电话，一边盘算着未来。刘思昌在西双版纳国际机场登上飞机前，很坦然地出示了护照，然后冷静地搭乘下午五点飞往泰国曼谷的国际航班。
       飞机起飞的时候。双河警方的追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赶到了机场，而从机场记录中，并没有查到刘思昌的姓名，刘思昌是用假身份证买的假护照逃离的。当天，国际A字通缉令就发往了泰国，但泰国警方一直没有抓到刘思昌。
       从此，刘思昌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三章　为了活着的理由，宁可不活
       1
       院子里的冬天是从公用水龙头断水开始的，一夜西北风呼啸。第二天清早，整个城市都冻僵了，院子里一米多高的水龙头站在风中活活冻了一夜。自来水不来水了，猛拧水龙头，冰棍堵死了的水管如同死亡前的喉咙里发出了呜呜噜噜的喘息声，早起的女人们用开水浇龙头，折腾半天。水管里流出了断断续续的水，像是嚎啕大哭时的流泪。
       这种糟糕的感觉持续纠缠着院子里每个人的神经。刘思昌已经被国际通缉令追捕，他给三圣街和七十六号大院狠狠地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一耳光抽得所有的人天旋地转，上了、年纪的人站在寒冷的冬天回忆起了毛主席说的话。“走资派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坑人的人在哪里?就在我们最信得过的人之中；骗子在哪里?就在我们院子里，甚至就在我们的枕头边。
       吴奶奶挪动着一双很不灵活的脚，问赵天军。“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怎么就看不出个眉目来呢?刘思昌怎么看也不像坏人呀!”
       赵天军继续发表高论，“这年头是这样的，要想活得有滋有味的。好人要想办法变成坏人，坏人要想办法打扮得像个好人，假的像真的，真的就像假的，好像哪位名人说过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如果世上的人和事都是假的，那就等于没有假的了，打个比方，所有的人都是穷人，也就等于没有穷人；都是富人，也就没有富人，一样的。”
       赵天军的话像是绕口令，听得吴奶奶一头雾水，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刘思昌就不怕报应?躲得了今生，还能躲得了来世?”
       赵天军整理了一下腰里的皮带，丢下一句，“现在的人过一天及时行乐一天，连明天都不考虑，还管什么来生，太远了，谁也看不见。”说着就出门上班去了。
       七十六号院子自刘思昌逃往国外后，心如死灰，院子里破水缸、旧车胎、废纸箱、碎木板和坛坛罐罐在冷风中沉默，石榴树光秃秃地向空中伸手枝叉像伸出无数双绝望的手臂，院子和院子里的人在哑口无言中反省从前的时光。
       然而。街坊们在知道刘思昌贩毒真相后的当天晚上还是一齐聚到陈道生家里，他们脸色苍茫而恐惧，天太冷，无数条腿在漏风的屋里不安地颤抖，大家看着木头一样毫无表情的陈道生，说的最多的就是要让他想开点，吴奶奶反复唠叨“善有善终，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都是些没有什么说服力的安慰话。刘思昌来世报应又能怎样呢?就算到来世跟刘思昌要回了三十万块钱，又还给谁呢，来世他还姓刘吗?来世七十六号大院的人还住一个院子吗?还记得上辈子的债务吗?所以还是王奎说得实在，“道生，我们也打开天窗说亮话，三圣街和双河厂的难兄难弟们不会有谁来逼债，也不会有谁夺你碗抢你粮不让你活的。最起码我们院子里不会有人这么做的，人不死，账不赖。人倒架子不倒，那时候厂里不是经常这样鼓励工人吗，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胡连河接过话说，“要说钱呢，谁家都不是万元户，风里雨里挣个块儿八毛，挺不容易的，不过我可以表个态，只要你陈道生能想得开，从头开始，慢慢挣，你翻了身后，我的三千块钱最后一个还。实在你翻不了身，我就不要了。”一晚上的基本主题就是要陈道生不要寻短见。只要不上吊，钱就可以不要了。
       屋子里烟草的气味有些苦涩，喝水的声音此起彼伏，灯光照耀着杂乱无章的头颅。
       陈道生像一截木头似地僵硬，也像木头似地稳定，他没有流泪，也没有悲伤和绝望，他从板凳上慢慢地站起来。紫褐色的脸膛错动出铁矿石的棱角。当得知刘思昌逃往国外后的第一时间里他就想好了今天要说的话。“我对不起你们，我欠你们最多的不是钱，而是恩，所以你们相信我，钱没还尽，恩没报答，我决不会一死了之。该上吊的是刘思昌，刘思昌都没上吊，我为什么上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我活着，当牛做马，一分钱也不少还。”
       软弱了半辈子的陈道生在这个夜晚表情和语言都很坚硬，手臂的起落和升降如同一个喋血的军人指挥一场刺刀见红的肉搏战，坚决而果断。这个夜晚因此而改变了走向，陈道生不像是被别人安慰，而是安慰别人；不像是被别人拯救。而是拯救别人。他内心潜伏了几十年的犟劲和血性被唤醒后。就有一种死而复生的感动。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封面陈旧的“工作笔记本”，笔记本下面还印着“双河机械厂革命委员会”的字样，他翻开本子，开始核对每家每户欠钱数字，“孙大强八百，胡连河三千，洪阿宝一千五，吴粉丽一百三，冯三根二百八十五……”
       街坊们听着陈道生的声音像是工厂上班点名，又像是厂里最红火的一九八六年冬天给每个职工发奖金，这种感觉让每个人心里安静而踏实起来，直到他们陆续走出陈道生家门，他们才隐约意识到陈道生用他的手势和声音安慰了他们～晚上，让他们不要以失败的心情面对一个不会放弃责任的男人。
       钱家珍在街坊们走后，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端到陈道生手里，面条下面还卧着一个散了黄的鸡蛋。陈道生接了面条风卷残云般地卷进了胃里，钱家珍看着陈道生狼吞虎咽的样子，血往脑门上涌，她忍不住说了结婚二十年来最动听的一句话。“这还像个男子汉!”女人喜欢霸道的男人，就像男人喜欢软弱的女人一样，这里面含义。陈道生今天晚上才算弄懂。
       然而收了碗筷后的钱家珍在短暂的激动后，绝望的心情在昏黄灯光的暗示下就像是无法忘怀的爱情卷土重来。她突然又哭了起来。“三十万哪，我们下辈子也还不尽呀。这日子怎么过呀!”陈道生正在点烟，划着的火柴悬在半空中，他扔了手中的火，心里冒出另一股火，“哭有什么用?眼泪哭干了。又哭不少一分钱债，我早就说过了，日子没法过，就离婚，我不想连累你。你命不好，该你遇上这么个倒霉的男人，认不认命不全在你定?”钱家珍脾气又上来了，她一脚踢翻一个板凳，“陈道生，你这个没良心的，我就晓得你巴不得我离婚，离婚了你好跟那个小寡妇鬼混。告诉你。我就不
       离婚，坚决不离!”陈道生说。“人家年纪轻轻的能看上我这个欠三十万天债的穷光蛋。你高抬我了。”钱家珍吃惊地看着陈道生，她发现陈道生若无其事的表情简直让她恐惧。要是从前，陈道生要么紧张。要么烦躁，要么生闷气，今天他这般镇定，不像是他欠了人家三十万，倒像是人家欠了他三十万一样。
       第二天一早。陈道生去了服装店，好几天都没来了，店里更加冷清，于文英见到陈道生时候，鼻子一酸，哭了起来，陈道生拍了拍于文英的肩说，“事情已经出了，躲也躲不过去，只是让你受委屈了，我也想好了，你另找一个地方上班吧，欠你的钱我会还给你的，好像是两千四百六十块，对不对?”于文英止住泪，像看着陌生人一样地看着陈道生，“我不走，眼下走人。人家会讲我不仁不义。”陈道生说，“店里开不出工资，实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我让钱家珍来看店。”于文英急忙问。“婶子同意来店里了?”陈道生说，“不来又怎么行呢，欠了那么多债。”于文英沉默了，它用一天的沉默来凭吊在店里最后的时光。
       晚上回到家里，陈道生告诉钱家珍，他已经辞退了于文英，准备让钱家珍去店里帮忙，陈道生讲到最后还带有感情色彩地说。“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你不离不弃，愿意跟我绑在一起，愿意跟我一起受罪，我陈道生要是不争一口气，良心说不过去，道义上也欠你太多。”
       钱家珍扭过头，冷冷地说，“我不想站在店里丢人现眼的，不去!”
       陈道生的热脑袋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全身凉透了。
       2
       大清早，风小，却很尖锐，于文英出门了，一走进巷子。鼻子里就吸进了一大口冰凉的空气，她感受到了一种深入肺腑的寒冷，骑着自行车滑过空荡荡的马路。心里也空荡荡的。于文英早早地来到店里，把货架上的衣服整理清爽，将店里卫生打扫干净，再去开水炉上打好一瓶开水。然后开始将最近买卖的账目理清。离开这里前，她想给钱家珍留下一个条理清楚井然有序的店面。
       于文英心里不好受，有一种下岗的感觉，这与从刘思昌公司辞职不一样。那是她主动走的，这是被礼貌地赶走的，就像当初从厂里下岗分流。所以她在收拾塑料饭盒和一个暖手的手炉时，全身上下冷风飕飕的，心和手一样冰凉，这几个月里，她见证了陈道生一个诚实本分的人被看不见的手推入深渊的惨状，感受到了一个男人登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
       于文英坐在店里等陈道生两口子。三三两两的顾客陆陆续续地从不同方向来到了服装一条街。门前有一些灰尘卷到空中又落到地面，无声无息。
       陈道生来了，身后并没有钱家珍，于文英将目光伸向视线的尽头。还是没有钱家珍的影子。陈道生架好自行车进了店。于文英冰凉的手指着货架说。“店里我都收拾好了。账目也整理清楚了，婶子来的话，我跟她交待一下，就行了。婶子坐公交车来?”
       陈道生从手上取下棉手套，扔到收银台上，嘴里直冒热气，他说，“小于，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些日子?年底到了，生意会好一些，我想跟杭州那边的服装厂说说。赊点货给我，过了年就付钱。”
       于文英什么都明白了，她解开扣紧了的塑料袋，从里面拿出暖手手炉，手炉还热着，然后又将两个塑料饭盒重新放到台子上，这些动作完成后，她说，“中午的饭我没带，也没做，我以为婶子今天要来店里了。”
       陈道生说中午买几个馍头将就着吧。有几个顾客在店里晃了几眼就走了，十点半钟的时候，店里终于卖出了一件青灰色的中式棉袄，那位头发银灰色的老年顾客付了九十六块钱后，情绪很高涨，他对于文英说，“同志，我看你才是真正有商业眼光的老板。怎么能让满大街都是胡里花哨花花绿绿的衣裳呢，我们这帮老家伙不会死绝的，前仆后继，一茬一茬地都要跟上来穿这棉袄，你这个店，大有前途，大有希望。”
       这样激励的话虽说有些空洞，但说理部分还是有些根据的，一旁的陈道生听了后心里像是烧了一盆炭火一样暖乎乎的，在这令人窒息的绝望中，扔几个文字就可以燃烧成一大片灿烂的灯火。
       中午时分，陈道生跟于文英啃了几个大馍和一袋榨菜后。就去电话亭给杭州的服装厂打电话，让他们发五件货过来，春节后付款。
       陈道生打完电话回到店里。干燥的脸上泛着一层油亮亮的光，他有些激动，“我要厂里发五件。他们说要发十件货，前两次的钱都按时付清了。厂里说完全信得过我。要是能卖完的话，最少可赚六七百块钱。三十万哪，比愚公移山还难呀!”
       于文英将手炉递给陈道生暖手，顺水推舟地说几句暖心的话，“真的?老天有眼，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人不可能一辈子倒霉，就像刘思昌不可能一辈子风光一样，虽然骗了钱，不也逃到国外去了流浪了，那也不是什么好日子。”
       午后的阳光很明亮，也很虚弱，街上的行人踩着自己的影子走路，他们可以摆脱一个个店铺。但永远摆脱不了自己的影子。
       3
       冬天戴着墨镜的周挺全身上下弥漫着黑暗的气息。他嘴里洁白的烟雾经过黑色的牙齿过滤后，吐出来也是黑的，这种感觉所造成的压力就是暗无天日。所以当他带着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出现在陈家老屋里时。钱家珍的腿抖得身子直晃。周挺一进屋就用黑色的目光对屋内进行了一次简单的扫描，“陈老板呢?”钱家珍哆嗦着说去店里，周挺说，“明天是最后的期限，告诉陈老板我明天上午来拿钱，连本带利是三万一千二。”
       临走的时候，周挺很随意地丢给钱家珍一句话，“我已经宽限了一个月，陈老板要是不够意思的话。也不要怪兄弟我不讲情面。”
       钱家珍吓得脸色刷白。她连忙跑到秦大爷杂货铺里给陈道生打传呼。陈道生回电话时听到钱家珍哭着嗓子说周挺来过了，问陈道生怎么办，陈道生不说怎么办，就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就挂了电话。
       陈道生给赵天军打了一个电话，让赵天军跟他朋友周挺说说情，赵天军答应去求情，但他还是很没有把握地告诉陈道生。“周挺这个人心狠手辣，道上人都知道他，要是动起粗来，拎起砖头就往头上掼。陈叔，是我害了你。他要是对你动手的话，我也不是吃细粮长大的，大不了以命抵命。”陈道生赶忙对着话筒说，“天军，你千万不要冲动，不能跟周老板动武，你是帮我，我心里有数，怎么能说害我呢?是我害了你。”
       赵天军是跟夜总会的另一个保镖高力去找周挺的，周挺一见赵天军找上门来了，就先发制人地发难了。“天军，我从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这下把我扔到水里去了。”赵天军并不接周挺的话茬儿，他按自己的思路说，“老大，说老实话，出了这种意外谁也没想到，连市长都请他喝酒的座上宾刘思昌。谁想到他会跑了呢?我也借了八千给陈道生。他是我一个院子里的，大好人一个。我能见死不救吗?再说陈小莉对我也是很有意思的。我要不是借了一些钱刚买了一套房子，我就替他把钱还给你。今天找你，也算是兄弟我求你，都是道上混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给陈道生面子，就是给我面
       子，不要让大家都下不来台。陈道生的钱我督促他还你，但不是一时就能还得了。慢慢还，先还本，利息以后再说。”周挺不买赵天军的账，他墨镜闪烁着阴冷的黑光，“天军，你不要站着说话腰不疼，只要我不动手伤人，就是给你天大的面子。债，明天我是一定要去讨的，怎么讨，那就不是你的事了，我这个当铺还开着，拿不到现钱，拿一点东西当了抵债。这算不得无理，你不能让我血本无归，一脚踏空，我的日子可没你跟在杨董事长后面吃香的喝辣的那般好过。”话说得软中带硬，硬中带软，赵天军也就含含糊糊地扔下一句话。“那你就看着办吧!”
       赵天军一厢情愿地以为周挺不过说说而已。不会太过分的，晚上他要跟杨威董事长去看一个时装表演，表演结束后还要请模特们吃饭。所以要到后半夜才能回七十六号大院，他给陈道生打了一个传呼，让他明天早上到店里去，不会有什么事的，要是出什么意外，立即给他打电话。陈道生在电话里说他也是这样想的，在院子里为还钱吵起来，太为难人了。
       陈道生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店里，他让于文英上午到长途汽运站零担房看看杭州的货到了没有，于文英有些纳闷，陈道生说，“你去看看吧，要是到货了，你就给我打传呼，没到的话，你就到街上逛逛，下午再来店里，这一段日子你太辛苦了。”于文英想说些什么。没说，揣着提货单走了，按说，两天后才到货呢，也许是陈道生等不及了，店里没钱进货。陈道生等着这批十件货来救场子呢。
       钱家珍坐在早晨空虚的屋里，心里比屋子更空虚，这个家不再是书上说的是一个港湾，简直就是一个屠宰场，房间的墙壁上到处晃动着刀起头落的影子，血腥的气息四处弥漫，陈道生让她在家守着，她想拒绝，但无力拒绝，她发现出了事后的陈道生冷漠坚硬得像一块石头，说话不多，每个字都是命令，“你让周老板去店里找我。”
       钱家珍坐到九点半钟的时候，做小买卖的人都出门了，院子里很静，静得像人都死绝了，她的心里有一种被掏空了的虚幻，人也很恍惚，她想锁了门出去。大院的门却被撞开了。七八条表情残酷的汉子迅速冲进了屋子里，戴墨镜的周挺转动着黑色的眼睛扫了一眼。对着瑟瑟发抖的钱家珍说了声，“果然不在家，钱呢?”钱家珍张着嘴说，“在店里，在四里河。”周挺用嘴指挥了一下随从。随从们蹿进屋里抱出了黑白电视机。还有一台落地电风扇，一个嘴上留一撮胡子的人说，“老板，没值钱的东西了。”周挺说。“搬到车上去，马上去四里河!”搬东西的过程不到两分钟。
       周挺他们冲进院子的时候，大黄狗很愤怒地叫了几声，但声音很快就咽住了，狗叫声先将吴奶奶叫到了院子里，见有人搬陈道生家的电视机，吴奶奶就大喊，“不好了，来强盗了!”孙大强佝偻着身子拿着一根棍子冲到院子里，见一群人比警察还要厉害，他的棍子在手中凝固了。迷迷糊糊还在睡觉的赵天军从床上反弹起来，他穿着裤衩跳下床，顺手抄起一截生锈的铁水管，冲到院子里，院子里已经空了，见钱家珍坐在屋里哭，他明白了几分，吴奶奶说。“来了一群强盗把道生家电视机、电风扇都搬走了。”赵天军骂道，“周挺，你个王八蛋!”吴奶奶吃惊地看着赵天军，“你认识强盗?”
       周挺带着一帮人开着客货两用车直奔四里河陈道生的服装店。图像模糊的黑白电视机和半残废的电风扇是陈道生家最值钱的家当。所以当周挺站到陈道生面前的时候，黑色的眼睛寒光四射，他拍响了收银台，“陈老板，你这样耍我，就真的拿脑袋当尿壶用了吗?”
       陈道生连忙给周挺递烟，“对不起，周老板，天军没跟你说吗，昨天我去卖房子了，也谈好了，可没有房产证，没卖成，我真的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厂里合资了，没来得及房改，我保证，第一天房改了，第二天我就卖房子还你钱。”
       周挺拍了拍收银台上的饭盒。从喉咙里吐出一串沾染上火药一样暴跳的文字，“你明知房子卖不掉，还拿卖房子的把戏来涮我，你在四里河都能开得起店，还说没钱，你玩空手道玩到我头上来了。也不问问我是干什么吃的?”
       陈道生手里拿着一根递不出去的香烟，逻辑尽可能严密地解释说，“周老板，房子早就分给我们了，厂里也说好了要改给个人，只是没来得及办手续，何况厂里还欠我们的钱，房子等于已经是我们的了，真的没骗你。这个小店，一年多了，一万多块钱开的，还借了大几千块钱，几乎月月亏损，这一两个月生意刚好一些。又没钱进货。我在跟厂家协商。他们答应赊货给我了。”
       周挺目无表情地看着陈道生，“我不跟你谈什么开店的事，你赚了多少钱，我哪知道，你今天给我拿钱，我立马走人，不给的话，也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也是被你逼的。”
       陈道生说，“周老板，你要是愿意的话，我的房子先抵押给你，等到哪天我凑齐了钱再赎回来，好不好?这个店你可千万不能动我的，生意刚有了点起色，不然，我真的一点活路都没有了。”
       周挺黑色墨镜下面的嘴里露出了同样黑色的牙齿，他笑了起来，“你拿公家的房子抵押给我，你怎么没说把天安门抵押给我呢?”他的嘴唇突然关闭上被香烟熏黑的牙齿，然后头一歪，示意随从，“给我把衣服都拿走!”
       七八条汉子像是被按钮点亮的灯一样，全都闪耀着冲进店里，将所有的衣服一件不剩地抱到了车上，本来货就不多，所以这一过程前后不到五分钟时间。
       陈道生没动，很平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看着搬走了别人的东西，他不再哀求，哀求只能让他们加快步伐。他用五分钟的时间看着店铺迅速成了一个空盒，空盒一样的店铺本来就是他空白的人生。
       外面来来往往的顾客们以为店面换主人了。一个可能经常光顾四里河的女孩子搂着一个男孩的腰说。“这个店早就该转让了，像是古代人开的。”
       周挺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详细清单，然后交给陈道生说，“你看一下，我是一个讲规矩的人，到时候当铺拍出去多少钱，就算你还了多少账。要是衣服数字对头的话，你就按一个手印。我是一个讲法律的人。”
       陈道生看都没看，就按了手印，他说收银台也要带走吧。周挺说这东西不值钱。
       汽车后面冒起一股黑烟，发动机轰鸣着一头向前蹿去。
       房东周开保在汽车黑烟还没散尽的时候站到了店门口。他用身子挡住了陈道生的去路。“哎，你不能招呼不打一声说走就走呀!”陈道生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的中央，“我没走呀!”周开保说，“这个月房租你得付齐，最少你得给一半，一百四!”陈道生从口袋里掏出七十块钱，然后对房东说，“椅子、柜台还有这些衣服架子。我都不要了，店也不会再开了。”周开保叹了一口气，推开陈道生的七十块钱，“算了，不要了。说老实话，这条街上，哪家不赚钱?你不是做生意的料，跟不上时代，关门也好。找个其他事做做，免得伤了元气。”
       房东说要去买一把新锁。走了。
       陈道生没有立即就走，他的目光在空屋的每个角落移动，每个角落里都留下了他谋生的
       妄想，那些新鲜的妄想居然就像夏天的闪电。很亮，一亮就灭。
       陈道生不愿走。他无望地守着空荡荡的店铺就像守着他父亲的亡灵。父亲临死时的一句话此刻让他回忆起来了。那句死去多年的遗言死而复生无比温暖，“日子不是过下去的，而是熬下去的。”许多年来，他一直没弄懂，现在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
       于文英从汽运站回来的时候，看到陈道生站在一无所有的店里。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这时已是中午了，整个城市都在吃午饭。米饭的香味和酒肉的气息弥漫在大大小小的窗口周围。而陈道生闻到了四里河的街上到处都是布匹的味道。
       4
       七十六号院子里街坊们的感情是朴素而粗糙的，听说上午陈道生的家和铺子被几个土匪抢了，摩拳擦掌的姿势由此及彼，晚上收工后，他们红着眼聚到了陈道生家乱七八糟的屋里，胡连河抄起杀猪刀说，“道生，你带我们去找那王八羔子，我一刀放了他。”陈道生很平静。他甚至有些轻松，倾家荡产恰好证明了他毫无保留的信用，一边欠着巨债，一边开着店，这在情理上确实是讲不通的，没钱还账怎么有钱开店呢?尽管他的店面就像是一个八十岁老太太脸上搽着过期变质的脂粉。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修饰，但局外人却完全可以说你是有钱搽粉无钱照镜子的矫情，周挺抄家的汽车还没发动的时候，他就已经想通了。于是他对街坊们说，“我欠人家的钱，借条上写过到期不还以家产抵押的。”吴奶奶说，“你把店都让人家搬了，往后怎么办呢?有个小铺子，总还能糊一张嘴吧。”钱家珍插话说，“你们都不知道，那个店自打开门，就像个无底洞，月月亏钱，早关了早好，他也就是个蹬三轮的料。”王奎有些脸上挂不住了。“蹬三轮怎么了，每天不都有一二十块钱进账，道生，你跟我一起去蹬三轮，货场那边我熟，苦是苦些，混口饭吃没问题。”
       既然陈道生都没有被抢劫的痛苦。大家的愤怒也就很快平息了，他们面对着的是共同的无奈，七十六号院里的每一个人从陈道生迂腐而刻板的脸上都能感觉到他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那么是不是像刘思昌那样八面玲珑的人就是一个能做成生意的人?也不是。七十六号院里出去的人只能是杀猪的、卖卤菜的、修车补鞋的、蹬三轮的，他们的自信和光荣在这一年冬天彻底崩溃了。还真应验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一种宿命式的血统论强迫七十六号院子里的每一个人必须接受。所以。陈道生开店而不摆摊，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时至今日，他们相信了。相信了，就没脾气了，他们不断地掏牙缝、抠鼻孔、大声咳嗽、随地吐痰。街坊们喝茶抽烟的姿势自由而粗野，乌烟瘴气中弥漫着世俗的温暖，而当初刘思昌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更多的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很好看，很不中用，别扭。许多人都去过的。
       赵天军当天晚上就去找周挺了。一见面周挺给了赵天军一个清单。说陈道生的家当连服装加电视机电风扇一起放在当铺里出售，顶多只值六千块钱，还剩二万五千块钱从这个月起重新计息，考虑到赵天军是杨威的保镖。给个面子，年利率按百分十二计算。赵天军接过单子一把撕得粉碎，“姓周的，你他妈的欺人太甚，我提前给你打了招呼，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明天你给我把东西送回去!”赵天军一拳砸在玻璃柜台上，柜台碎了，周挺抬手一拳，猝不及防的赵天军感觉到眼角麻了一下。紧接着赵天军飞起一脚直奔周挺的裤裆，两个武术造诣很深的高手动起拳脚，动作和姿势规范而优美，其实用价值也非常明显，赵天军眼角血肿起一个鸡蛋大的包，周挺捂着裤裆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地蹲了下去，周挺的几个弟兄知道赵天军的来头，也不敢将事情闹大，只得将两人拉开。
       当天夜里回到夜总会的时候。杨威正在看时装模特的表演，赵天军凑过去正要跟杨威汇报晚上的遭遇，见赵天军脸上肿起了一个包，杨威将手中的雪茄烟轻轻地弹了弹，用牙咬住说了一句，“你自己安排几个人去。废了他!”说完就头也不回地盯住T型台女模特们高耸的胸脯和夸张的猫步，眼睛里熠熠生辉。
       所以第二天早上赵天军去找陈道生的时候。眼睛肿得像熊猫玩具似的，青紫色的饱满，陈道生问赵天军眼睛怎么了，赵天军没直接回答，只是对他说，“陈叔，吃过早饭了吗?马上跟我去周挺的当铺，我要是不让他给你跪下。我就不是你侄子。”陈道生说，“天军，你的心意我领了，可不能乱来，要是闹出人命来，那可就出大乱子了。”赵天军说，“出了人命，我到新疆陪小莉一起劳改。那小子要是不把东西送回来，死定了!不给我面子，就是不给杨董的面子，王八蛋的活腻了!”虽说赵天军的话有些粗野，但他的仗义行侠的肝胆还是感动了陈道生，他拉住赵天军骨节坚硬的手说，“天军，我欠人家钱，到期没还，用家当抵债，有协议在，我不好反悔。”赵天军说，“有他这么要债的吗?这不是趁火打劫又是什么?”
       陈道生不同意去。赵天军说你不去我去。我保证今天让你的东西完壁归赵，不能让你被骗了，又遭抢了，这世道真他妈的要钱不要命了，无论如何店要开起来，陈道生见赵天军全身冒火，就拉住赵天军的说，“店是再也开不起了，抵债也是我同意的。你千万不要去动武，好不好?”
       赵天军摸着眼角又肿又疼的血包，“不行，我不能白白挨了一拳，我不收拾他不算男人。”说着就一头往外冲去。
       陈道生一把拽住他，但赵天军力气太大，陈道生一路纠缠到了院子门边上，大黄狗烦躁地叫着，身上的黄毛随风摇晃，都是熟人，它也不知道该咬谁一口。陈道生腾出另一手，两手死死地攥住赵天军的袖子，“天军，你不要去。你为我挨了拳头，你打我好不好?”说着将头靠过去，“你打我，把我的眼睛打肿起来出气还不行吗?”陈道生义无反顾，嘴里直喘粗气。
       赵天军被陈道生激烈的举动震住了，他站在狗的左侧，胳膊和心都软了下来。一时无所适从。吴奶奶端着一个铝锅走过来，她指着赵天军的腰上的皮带说，“你逞什么能，这院子里已经够乱的了，再弄出个什么事来，大家伙的脸往哪儿搁?”
       赵天军当着吴奶奶和陈道生的面很不情愿地表态了，“好了，我保证不去找那小子。不过我还得请示杨董，我是杨董的警卫，挨了一拳，伤了杨董的面子。”
       赵天军走了，吴奶奶对陈道生说，“你还是想法子出去找个事做做。”
       在圣保罗夜总会一间铺着橘黄色地毯的办公室里，赵天军将杨董的一天的行程写在一个文件夹里，然后坐在沙发里抽烟，他在等杨威董事长十一点半去参加福利院的一个捐赠仪式。董事长一般在上午十一点起床，十点上班的赵天军现在有足够的时间考虑对周挺如何下手。这时他的传呼响了，用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机回过去，一个在武术学校当教练的朋友通知他，晚上周挺要请赵天军在龙城大酒店吃饭。
       赵天军不知道是不是鸿门宴，没有立即答应，武术教练说，“周挺也不容易，放点高利贷，开一个小铺子，算起来也是混穷的，他哪敢跟你叫板，请你吃饭，是给你赔个不是。”
       
       晚上龙城大酒店的一个庸俗而温暖的豪华包厢里。几个当年练武术的朋友聚在一起喝了六瓶茅台酒，桌上还点了澳洲生刺龙虾和干捞鱼翅。周挺不停地给赵天军敬酒，“杨董那里多给说说情，留我一条活路，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冒犯杨董呀。”赵天军酒精一刺激，眼角的包就胀得生疼，他的酒杯在周挺杯子二十公分距离处停住，“不敢冒犯杨董，就敢冒犯我，是不是?”摘了墨镜的周挺眼睛很漂亮，黑白分明，神气活现，他赔着笑脸说，“不敢，不敢!东西我明天一早就送过去，有得罪的地方。还望兄弟多多包涵!我喝了这杯酒，你可以不喝，算我给你赔罪。”说着一仰脖子，酒进去了，脖子上的青筋像几条误入歧途的蚯蚓紧张地蠕动着。赵天军也一口喝了下去，“杨董也没说什么。就是叫我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你不要听别人乱说。借钱给我邻居，本来是你帮我的忙。我得感谢你才是，既然你今天这么客气，那东西就不要送去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席话感动得周挺又猛干了一杯。而且答应余下的两万五千块钱按银行贷款利率付就行了，赵天军又感动了，他红着脸将一大杯酒倒进了喉咙里，喉咙里像刚修好的自来水管一样发出咕咕噜噜的声音。化干戈为玉帛的温暖情绪是容易传染的。所有陪客的朋友们就像捕获的鱼又放到了水里，立即活跃了起来。酒杯的碰撞声此起彼伏，他们用牙齿一边咀嚼着酒肉一边说着“哥们就是哥们”的话。还愉快地回忆起当年习武练功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动人情景，周挺也打趣地说昨天被赵天军往裤裆里踢了一脚晚上跟相好的搂在一起什么事也没干成。
       气氛好极了，酒足饭饱，他们差点拥抱着告别，分手时，周挺在光线幽暗的楼道里悄悄地将两条“阿诗玛”香烟塞到赵天军的怀里。
       5
       陈小莉来信了，邮递员将信送给陈道生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新疆都有亲戚，你家吃葡萄干不愁了。”陈道生接过信，觉得手里攥住的不是葡萄干。而是陈小莉满脸的风沙。
       信中的小莉一路上坐了八天的闷罐车。下车的时候看到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一直铺陈到天的尽头。黄橙橙的太阳挂在天上就像院子里成熟的石榴。小莉很想念爸妈还有石榴。女管教很好。一点都不凶，有时还跟她们一起唱歌，那里既没有铁丝网，也没有狼狗，只有灰灰的地老鼠跑来跑去的，小莉她们平时的劳动就是种草。沙漠里的草比家里的花还要好看，自己的毒瘾戒掉了，啃起大馍来特别香。晚上的风声特别大。她想这些风也能吹到自己家的屋顶上，想着想着就忍不住流泪了，自己以前太小，犯了错误，对不起爸妈，判了刑后好像长大了，她要争取早日出去重做新人，她在信的结尾说。“刑满后，我就帮爸爸看店，再也不让爸爸妈妈为我操心了。”小莉的字写得很清秀，淡蓝色的偏旁部首在信纸上左右穿插，像她当年刚学舞蹈时伸出的手臂。
       陈道生看着女儿寄来的信。就像数九隆冬穿上了女儿寄来的棉袄。一阵寒颤后是无比的温暖，他发觉女儿突然就长大了。钱家珍见了信大哭了一气，就对陈道生说，“回信告诉这个死丫头，家被她毁了。”陈道生说，“哪能这么写呢。小莉懂事了。”
       陈道生连夜给女儿写信，他告诉小莉家里一切都很好，服装店生意越来越红火，而且他还表扬女儿非常懂事，这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要是女儿表现好。能提前释放。出来也就二十多岁。可以干一番比父亲更伟大的事业，信中的陈道生情绪稳定豁达乐观。只字不提家里三十万被骗以及服装店关门的灭顶之灾。而且脚踏实地地虚构了一幅繁荣富饶的未来生活图景。还没写完最后落款的日期，钱家珍走过来推了一下陈道生胳膊。钢笔顺势在纸上一滑，笔划犯了错误一样越过了信纸的界线，在开裂的木桌上留下了很短的印痕。“这个月的低保金要迟几天才能发。欠刘四煤球的钱催命似地天天来要，家垮了，就二十六块三毛，好像要赖他账似的。脸那么难看，孙大强欠三十多块，他也不急。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陈道生从口袋里摸出二十块钱，递给钱家珍，钱家珍说不够，陈道生说。“我要出去找活做，总要留点钱买包好一点烟。你身上一分钱没有了?”钱家珍气乎乎地嚷了起来。“我哪有钱?坐车到看守所的两块六毛车票钱都是我付的，前天院子里换水管每户摊的一块二毛钱，还有补球鞋的六毛钱都是我给的，这个月打麻将我还赢过十四块钱呢，你总不能说我贪污低保吧?”陈道生从棉袄里面的口袋里又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给了钱家珍十块钱，一句话没说，然后在信的落款处涂抹跑偏了的线条。
       王奎说他已经跟火车站货场老板讲好了，初步答应陈道生去货场送零担散件托运的货到客户门上。运气好一天能有十五六块，最少也能挣十块钱左右，人虽辛苦点，一个月下来四五百块没问题，比到单位做临时工拿二三百块强多了，陈道生很是感激，可要新买一个三轮车需要二百多块，陈道生一时拿不出钱，又不好开口再借，他想等低保金发下来买，所以就推说，“这些天腰疼，过几天我就跟你一道去蹬三轮。”王奎说，“那你就先歇几天再说吧!”
       下岗低保金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八块，陈道生两口子二百五十六块钱。一个月不吃不喝买“金城牌”三轮还差十二块钱，陈道生打算买本地产“火轮”牌的，这样还能多出二十一块钱。钱家珍不同意陈道生蹬三轮，“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陈道生说，“你不是讲过的嘛。我就是一个瞪三轮的料。”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都不说了，陈道生虽然这么多年在钱家珍语言和拳脚的暴力下生活，但陈道生真的决定了的事钱家珍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像他当初开店，还有后来借三十万，都栽了，都是他一意孤行决定的。
       七十六号院子里笼罩着倒霉的气氛，晚上收摊后串门聊天的情绪很少了，要不是商量什么事，他们就各自闷在屋里喝几杯闷酒，倒头便睡，不少人的睡梦中出现过陈道生上吊喝老鼠药的场景而且还办了丧事。陈道生在他们的梦中已经死过好多次了，只是大家谁也没说过，所以陈道生也不知道。
       陈家的变故对于七十六号大院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身上长出来的一个脓疮，借钱给陈道生是挤掉脓疮的努力，而这一努力最终结果是脓疮的全面溃烂。疼痛因此而加剧。如果说陈小莉被捕是陈家自己制造的灾难，那么三十万被骗就是大家共同参与制造并直接导致陈家的灭顶之灾，他们甚至比陈道生更信任刘思昌，他们客观上支持与协助了刘思昌的成功诈骗，这是一次集体中毒。所以如今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是必然的。此时的沉默不是在做“爆发”或“死亡”的选择题，而是在进行漫长而深刻的反省。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感到对不起陈道生，如果当初有三两个人跳出来坚决反对，如果当初不借钱也不帮着借钱。陈道生的三十万在刘思昌出逃前的一个星期内是无论如何也凑不齐的。他们眼下都想帮陈道生，帮陈道生也就是帮自己，倒不是为了能拿回自己借出的钱，而是为了拯救每个人失败的心理。冬季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季节，反省的效果在呼啸的西北风启发下相当显著，只是他们本身就是穷困潦倒需
       要别人帮助的人，所以王奎只能给货场的老板送了一条三十块钱的“江湖”牌香烟，争取了一个蹬三轮的活。胡连河想让陈道生一起去郊区贩猪然后私下屠宰，可私下杀猪跟私下杀人差不多一样严重。要是杀了一头病猪在市场上卖肉。被卫生检疫部门逮住了。罚个倾家荡产是很简单的处罚，要是吃出人命来。那就得抵命。陈道生不干，洪阿宝做卤菜，生意也不太好做，这一带是全市闻名的每天都有企业破产的工厂区，能买得起卤菜的人越来越少，刘德贵修鞋摊旁摆个打气筒，打一次气只有五分钱，每天守在风声四起的巷口。一天挣不了几块钱，人也像个无法补好的报废的车胎一样蔫蔫的毫无生气。所有这些行当糊口还差不多，要是想还清三十万巨债，那就相当于杀猪的胡连河妄图跟刘晓庆结婚一样，完全是白日做梦。眼下陈道生只能先打算去蹬三轮，活累但来钱容易一些，且没有风险，陈道生一无本钱，二不想冒险。
       几天后，院子里像过节一样隆重，这个月发低保金的日子是十八号，这是一个商铺开张的好日子。把数字翻译成文字就是“要发”。而领低保金的人丝毫都没有发财的迹象。所以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对贫穷的一种的反讽和嘲弄。但手里数着救命的钱，脸上还是很高兴的。
       冯三根是裹着一身寒气推开陈道生家门的，他走进灯光下嘴里就冒出了一团团热气，他搓着开裂的双手，一说话热气就碎了，“道生，忙呀?鬼天气，冷死了，一天下来爆胎的打气的，没几个。”陈道生家杉木脚盆又坏了。他在灯下用铁丝箍盆。这是父母当年留下的唯一遗产，木盆上留有父母的余温，他箍盆的过程就像同死去多年的父母谈心，很细很慢。
       见冯三根进来了。陈道生站起来递烟倒茶，落座后。寒暄了几句天气之后，冯三根反复暗示天冷车胎不容易坏，连跑气的都很少，生意相当难做，陈道生心里也明白了几分，就问他老婆身体怎么样，冯三根用粗裂的手擤了一把鼻涕，在上了补丁的球鞋帮子上擦了擦，很无奈地叹了口气。“胆结石疼得夜里在床上直打滚，我用烧烫的火砖给她焐着，还是鬼叫，我骂她几句，她就要寻死觅活的，真没办法。”陈道生从棉袄口袋里掏出刚领的低保金，“下午领了钱，我就想给你送去了，可盆坏了，忙着箍盆。就耽搁了。先还你二百，赶紧带你老婆去看病。余下的八十五块钱。下个月还你，好不好?”冯三根一边说我不是来要钱的一边已经将钱接了过来，临走的时候，冯三根一再道歉说，“真不好意思，本不该收你的钱。”陈道生说。“是我不好意思，欠了这么多钱，一时又还不上。”
       冯三根走后，钱家珍闻陈道生，“三轮买不成了，眼看着就没米下锅了。”陈道生像谈起别人的事情一样淡淡地说。“再想办法吧。还有五六十块钱呢，买米够了，饿不死的。”
       于文英来了一趟，她苍白而清秀的脸在寒冷的刺激下有了些许血色，像产后喝了许多鸡汤一样。陈道生好几天没见于文英，发现于文英有点吴琼花参加了红色娘子军翻身得解放的自由。这种感觉让陈道生备感失败。于文英说她在“红房子”快餐店找了一份卖盒饭的工作。每月二百六十块钱，店里缺洗菜的女工，她对钱家珍说，“婶子，你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去上班的话一个月还能挣二百二十块钱呢。”钱家珍正全心全意地调着噪音严重的收音机。收音机里男男女女的声音和音乐唱歌的声音随着她手指转动旋钮在耳膜中一路小跑地匆忙经过，她没用正眼看她，冷冷地说，“你当营业员，我当洗菜工，你拿二百六，我拿二百二，你们店是婊子店，还是快餐店，打工还要看年龄和长相?”于文英的脸胀得通红。她的眼睛里委屈的泪水直打转，陈道生对钱家珍不满地说，“你就是什么话难听说什么话。人家小于也是一片好心，做人不能不讲良心。”钱家珍歪过头。“是呀，你好听的话听的太多了，才回家跟老婆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有本事把你请到快餐店当经理去。”
       于文英气得扭头就走。
       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掠过头顶，没有月亮的夜空，星星在固定的位置上抖动着细碎的微光，见证这个夜晚无法兑现的事实。
       第二天是个不阴不阳的天气，太阳似有若无。似无若有，冬天的城市各种锅炉开足了马力，天空弥漫着黑色黄色的浓烟，太阳被呛死在滚滚狼烟的后面，像一块没烤熟的烧饼死气沉沉。
       王奎一大早找敲开了陈道生的门，他说。“低保金不是发下来嘛，我陪你去买三轮。上午就跟我去货场。”陈道生揉着一双还没完全睁开的眼睛，“腰还是疼，恐怕干不了这活。”王奎说，“你要是钱不够，就买一个二手车，百把块钱就够了，实在没钱，院子里每家凑个一二十块钱。”陈道生说，“家里出了这么大事，我老是走神，我考虑过了，要是钻大街走小巷，被汽车撞残了撞死了，这么多债就根本还不掉了，再说腰肌劳损的老毛病冬天犯得很厉害。”王奎觉得陈道生说得在理，就不再坚持，他自言自语了一句，“一条烟白丢了”，陈道生望着他，“一条烟?”王奎急中生智，“我是说蹬一天三轮最少能挣一条烟。”他没有说出给货场老板送一条三十块钱香烟的真相。
       陈道生没钱买车。三十万都能借，三百块还不能借吗?可对于一根筋的陈道生来说。正是因为借了三十万。他再也不能借三毛钱，借一分钱都会让他神经分裂生不如死，借钱等于是借命，眼下“借”和“偷”与“抢”是同一个词，他害怕报纸上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的“借”字，也害怕人们口中说出“借”，“借”成了他最恐惧最不能容忍的一个汉字。这个字在他的辞典里是一个最反动的字眼，言说和使用这个字都是一种罪行。
       另一种潜伏在陈道生内心的想法就是蹬三轮如何才能还得清三十万，他这几个夜晚彻夜算账，如果蹬三轮每月能挣四百，用低保金过日子。蹬三轮的钱每年一分不花只有四千八百块钱，三十万要还上六十二年半，还完的时候他已经一百零七岁，一个一百零七岁的老人蹬三轮就像一个一岁零七个月的婴儿蹬三轮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蹬三轮只能是糊一口饭吃，糊一口饭吃只是为了活着，他现在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还债，如果还不了债，就缺少活下去的理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宁愿不活。陈道生知道自己的计算方式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但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计算方式能够让他的还债成为可能，所以他不想去蹬三轮，不蹬三轮又能靠什么赚钱，没技术，没资金，没经验，赚大钱除非贩毒，那可是刘思昌干的，他不能干也不敢干，所有的想象与设计都在天亮时分成为窗外的巨大的空白。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买三轮的钱还了冯三根后。正好顺水推舟地不买了。
       陈道生这几天在街上到处乱转，像一只迷途的苍蝇在寻找冬天毫无可能的活路，他走过城市的马路和高楼，他发现城市的每一扇敞开的门都在拒绝着他进入的妄想，他还债的信心被色彩绚丽的城市搅得一片凌乱，他不知道如何熬过剩余的日子，一路上他像一个小学生在构思一篇永远也难以让老师满意的作文，风直接灌进他的脖子里，他一点都不冷。对冷的麻
       木与对交通规则的麻木是同步产生的。所以横穿马路被警察罚款五毛钱，一辆酷似刘思昌的桑塔纳轿车在陈道生的膝盖三厘米的地方紧急刹住，车窗里伸出一颗与刘思昌截然相反的脑袋，“你他妈的找死呀!”陈道生一闪身。诚恳地道歉着，“对不起。对不起!”
       需要说明的是，陈道生这几天闲逛根本不是为了找工作，只是为了感受他在这个城市行走的可能性，走神与恍惚是最明显的感觉，其次就是他发现城市与他毫不相干，他的鞋子经过每一寸马路都有一种非法入侵的压力。城市否定他的行走的姿势和鞋子的方向，这使他首先决定不去蹬三轮。
       然而，陈道生能看到风的缝隙。这些缝隙是任何其他人看不到的，他从缝隙里找到了回到三里街的路，这让他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只手在他距离灭亡最近的地方拉住了他，父亲临死的话揣在他的口袋里和心灵里，“日子不是过下去的。而是熬下去的。”“熬下去”是煎熬下的活着，所以陈道生愿意像一只虾或一条鱼一样在油锅里跳舞。只要敢在油锅里跳，就有可能跳到锅台上来，就有可能活下去。这肯定是父亲的意思。他在四十五岁的时候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就能找到回三圣街七十六号的路。
       吴奶奶见陈道生无事一样的回到了院子里，手里就拿着一棵砍了一半的大白菜过来了，她漏风的牙齿说出的话很柔软，音节之间像是用胶水黏住了一样，“道生呀，你不去蹬三轮是对的，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天老爷也帮不上忙了。”陈道生点点头，“吴奶奶，不怕你笑话，我这阵子有些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吴奶奶说，“三圣街总有些人担心钱没着落，可我们院子里总没有催债的吧。谁要是逼你，我就骂他家祖宗三代。”
       陈道生说，“欠债还钱，该骂的是我。”
       6
       院子里很安静。坐在门框边埋头抽烟的陈道生听到了一串杂乱而尖锐的声音，抬起笨重的脑袋。陈道生看到孙大强拧住儿子孙小果的耳朵用脚踢他的屁股，孙小果歪着脑袋随着孙大强手的方向打转，嘴里嗷嗷直叫，孙大强一边踢一边喘气。“我看你还敢不敢偷嘴了!”
       上小学五年级的孙小果偷了家里的五毛钱买了两串冰糖葫芦，放学回到家里还留了一串没舍得吃，到处找五毛钱下落的孙大强在儿子书包里发现了。从没有一分零花钱的孙小果在劫难逃。小果一看爸爸的脸色，拔腿往院子里跑，孙大强一把揪住小果来不及逃走的耳朵，拳打脚踢。院子里就闹开了。陈道生从凳子上反弹起来跑过去拉开孙大强，“大强，你这是怎么了?你跟孩子斗什么气!”韦秀兰从屋里冲出来将儿子搂入怀中，手指着孙大强嚷道，“你能花那么多钱吃药。儿子就不能吃两串糖葫芦?”孙大强说，“他小东西偷钱，无法无天了!”陈道生站在孙大强父子之间，然后摸着小果的头说。“别哭了，改天大伯做一大捧冰糖葫芦，都送给你吃，一分钱不要。”
       陈道生随口一句，竟激活了压抑的灵感。
       陈道生卖冰糖葫芦了。
       从水果批发市场批发了一麻袋鲜红的山楂，又在糖酒公司买回十斤冰糖，洗净山楂，熬烂冰糖，将山楂倒进锅里搅拌。再用自制的毛竹竹签穿好裹了糖衣的山楂，一串串冰糖葫芦就出锅了。
       陈道生将冰糖葫芦插在草坯四周，绑到自行车后架上。沿街串巷地叫卖开了。冰糖葫芦高高竖立在车后面，它们紧密地团结在草坯四周，远远看去，像是风中一棵红玫瑰树鲜花怒放。
       大街上，女孩子们嘴和腿一样忙碌，边逛街边吃冰糖葫芦渲染着她们逍遥而浪漫的情绪。只是陈道生看到这些活蹦乱跳的女孩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女儿小莉，人也就有些发愣，递出去糖葫芦，却忘了收钱，手毫无目的地僵在半空里，三五成群的女孩们看着陈道生心不在焉就笑了起来，“免费送给我吃呀?”这时陈道生才回过神来。“两毛钱一串，六串一块二。”收了钱的陈道生将毛票和对女儿的想象一起装进棉袄口袋里，心里暖烘烘的。
       中午时分。陈道生推着自行车来到繁华的胜利大街，在百花商场门口，一个蓬头垢面的八九岁小乞丐将一只肮脏的小手伸到了陈道生的面前，“大叔，行行好吧!”陈道生很为难地说，“我哪有钱呢?我跟要饭的差不多。你要是饿，就拿一串去吃吧!”小乞丐一听这话，迅速从草坯上拔了一串就跑。这时一下子从人群里又钻出五六个小乞丐，肮脏的手全都伸了过来，一个市容管理员冲过来扬起了拳头，“你们这帮小混蛋，还不快滚!”小乞丐们泥鳅一样地钻进人群里不见了。
       市容管理员胳膊上套着红袖章，很凶，他指着陈道生的鼻子教训道，“你充什么大款?那么多乞丐你能给得起吗?”陈道生看市容管理员有些蛮横，就跟他抬杠了，“不到走投无路，谁愿意出来要饭?”市容管理员眼睛看也不看他一眼。顺手撕了一张票据塞给他，“你推着车在商场门口摆游摊，扰乱市容，罚款五毛!”陈道生急了。“你凭什么罚款?我什么时候摆摊了?”市容管理员嘴上的一圈胡子严肃而紧张，他指着不远处一块蓝底白字的牌子说，“你文盲呀!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眼睛就盯着钱看了是不是?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马上把你揪到执法队去。”陈道生看了牌子上禁止摆摊设点的警告，想起自己是出来挣钱还债的，不是争一口气的，就咽下一肚子窝囊，乖乖地掏出五毛钱递了过去。许多人停下脚步免费观看，陈道生脸涨得通红。收了钱的市容管理员还不忘再追加一句，“罚五毛钱让你长点记性。”陈道生想起当年在厂里备受尊重。想起当选市里先进时上台还跟副市长握过手，那时候这个管理员还不知在哪儿找活路呢，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用的破塑料袋被扔在寒冷的风中无人问津还被踏上一只脚。陈道生满腹悲凉，鼻子有点酸。
       推着自行车的陈道生拐过两条大街，来到了一条人烟稀少的街道，经过一个牛肉面小吃店前，卤牛肉的香味深入肺腑，陈道生嘴里情不自禁地浸出一腔口水。这时候他意识到肚子饿了，肠胃咕咕噜噜地在里面联合起来上访、造反，整个城市都已经吃过午饭了，陈道生还没吃，他停下车问店主牛肉面多少钱一碗，一身牛肉味的店主站在客人稀少的店里伸长脖子，“小碗一块，大碗一块五。来一碗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我吃过了。”店主很不高兴地说，“吃过了还问什么?”陈道生没答话，推着车走向一个阳光很少的街角，街角的避风处，陈道生从草坯上拔出一串冰糖葫芦，一口一个，味道好极了，又甜又香，那一刻，他觉得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冰糖葫芦。吃完了。他又拔出一串，刚张开嘴，牙齿快要接近糖衣的时候。他停住了。然后慢慢地又插进草坯里。
       太阳开始向两下沉，阳光像是电力不足的灯泡发出来的，又黄又淡，阳光裹着风落在身上，不暖和，甚至更冷，陈道生迎着稀薄的阳光抹了一把鼻涕。看到他的冰糖葫芦已经所剩不多了，在经过寿春路小学门口时，一群放学的孩子像一群小老鼠一样活蹦乱跳地直扑过来，他们不到一分钟时间就抢光了所有糖葫芦。陈道生的手里攥着满满一大把毛票，有一种受欢
       迎被拥护的兴奋。这跟当劳模的感觉差不多。几个没买到的孩子追着手拿糖葫芦的孩子。苦苦哀求，咬上一口，幸福得满脸灿烂，难怪孙小果偷钱买糖葫芦，糖葫芦不仅好吃，而且好看，比起瓜子花生棒棒糖臭豆腐要受欢迎得多，陈道生悟出这些时，他的腿在蹬车回家的路上像动力十足的马达。
       回到七十六号大院，院子里一片寂静，推开自家屋门。钱家珍不在。肯定是又到齐小云家打牌去了，钱家珍在毫无希望的生活中只有到牌桌上去寻找激动人心的生活细节，可下了牌桌。她又必须面对就着腌萝卜喝稀饭的真实晚餐。其实这天下午钱家珍并没有打牌，她跟齐小云一起去瑶海区找一个瞎子算命，瞎子说她是“姨太太的命，稻草婆的运”，齐小云对她说，“你的命很好，只是运不好，运一到，保不准要享大福呢。”钱家珍在瞎子漆黑的视线里寻找到了光明，这让她很慷慨地掏了五块钱塞给瞎子，瞎子要找她一块二，她推开瞎子摸钱很准确的手说。“不用找了，等我好运一到，我给你五十。”
       钱家珍心情良好地走进家门，陈道生已经数完了手中最后的块票和毛票，而且摞得整整齐齐的几小堆，像是等待检阅的队伍，开服装店的时光。看起来每天有一两百甚至三四百营业额。可扣除房租水电各种税费卫生费，还有一些卖不掉又退不回厂的货。陈道生从来就没尝过赚钱的滋味。除了有这个月略有赢余，上个月持平。其余十三个多月都是亏损，倾家荡产东挪西借一万二千块钱开的店，关门时只剩六千块钱不到的货。所以，他在店里数百元大钞的手势就像银行里的柜台营业员一样，数的都是别人的钱。有所不同的是，他每天都似乎数不准，而且是越数越少。陈道生指望从服装店里翻身就如同人陷在沼泽里往上跳，越跳陷得越深。越跳离灭亡越近。陈道生现在总算想通了，正如钱家珍说的，他就是瞪三轮做小买卖的料，德贵女人说的也没错，做小买卖也许还能活下去，想跳龙门只能跳进油锅。这样一想心里就平静了。现在有了这一堆实实在在的块票毛票支撑着他的信心。全身上下如行云流水一样的舒展。开张第一天。一百五十串糖葫芦，每串两毛，成本仔细测算是八分钱，每串赚一毛二，总共赚了十八块钱，扣除被小乞丐拿走的一串和自己吃的一串，再扣除罚款的五毛钱，他今天总共净赚了十七块一毛钱，而且既不要交税，又不花大本钱。一点风险都没有。虽然靠这些钱还三十万很难，但大生意是从小生意做起的。刘思昌当年不就是倒塑料盆的小商贩，不过眼下拿刘思昌类比。心里还是有点别扭，但陈道生好像从哪份报纸上看过，香港巨富李嘉诚也是从送塑料花起家的，要是以此类推的话。往后的前景还真说不准。
       陈道生对着一堆块票毛票借题发挥了一通，本来就心情良好的钱家珍有一种飞来鸿运的眩晕。在瞎子瞎话的鼓舞下，她觉得陈道生此刻说的话句句是真理。未来的幸福生活就摊开在这开裂的堆着小票子的桌上，她神采飞扬而又盲目乐观地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跟你受了这么多年罪，往后说不准就真的能过上好日子，就像打麻将，牌背得太久了，总要和一个清一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陈道生要是有好运，那也是我带给你的，今天找瑶海的瞎子算过命了，他说我是‘姨太太的命，稻草婆的运’。命好就能转运。”
       陈道生最初被钱家珍近乎痴心妄想的一番话煽动得热血沸腾，就像吸了白粉一样飘飘欲仙。可听了钱道珍的最后一句话后，他又像是被人从脑后面突然打了一闷棍，脸色铁青，“姨太太是给人家做小的，端起洗脚水当茶喝，那算什么好运?你跟我只能过稻草婆的日子，除非改嫁，哪有什么好命?瞎子瞎说!”
       钱家珍突然悟了过来，她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
       桌上的钱一点温度都没有，屋内漫起越来越浓的黑暗。陈道生和钱家珍坐在黑暗中沉默，谁都没心思做晚饭。
       屋外的天空很冷，天一黑。风就大起来了。
       7
       陈道生每天带二百串糖葫芦出门，不到天黑就卖个精光。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他终于摸出了卖糖葫芦的规律。严管街的商场门口绝对不能卖，一逮到就要罚款，但可以在严管街的拐弯的第一个巷口卖，那是去严管街的必经之路，客流量比较大，隐蔽性比较强，管得也比较松，属于战略上的薄弱地带，如果遇到大检查或来了什么上级大领导的时候，市容管理的人就会增加，那么推着车叫卖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一看二慢三快，先看是不是有市容的人出现在附近，然后慢慢地靠近客流量多的大街拐弯处的巷口。如果发现市容的人来了。要立即骑上车飞快地离开。一般情况下，对于这种游动摊点，跑了后市容的人也不会追的，这像打仗一样。很惊险，很刺激，陈道生甚至想到了这就是毛主席讲的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扰，敌追我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陈道生觉得这很有趣。两个月来，陈道生除了第一天被罚五毛，此后也只被抓到过一次，他什么话也没说，乖乖地掏了五毛钱。
       在大街上不必久留是因为还要抓住两个关键的时间段，一是上午十一点半，二是下午四点半，这两个时间正好学生放学。所以务必提前十五分钟赶到一所小学门口，放学的铃声一响，学校的大铁门一开，小学生们一拥而上，糖葫芦几乎不是被买走的，而是被抢走的。要是上午卖光了，遇上时间充裕，中午骑飞车赶回去再做些货出来卖。口袋里的毛票和块票就会塞得鼓鼓的，最多的一天陈道生曾卖出过三百一十串。卖糖葫芦还有两点必须要注意，一是不能去中学门口卖，中学生总有一种已经长大的念头，无论男女生，虽然想吃，但都不愿在大庭广众下买，他们一般是在快到人迹罕至的巷子里才会悄悄地买上一两串。然后迅速离开；二是不能在固定的小学门口叫卖，叫卖久了，学校会出来干涉，说影响学校的周边环境，甚至指责陈道生扰乱了教学秩序。陈道生曾跟校方辩论过，“我又没到你教室里卖，怎么扰乱你教学秩序了?我看你们像林彪四人帮，就会给人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校方不理睬，然后会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要他出示营业执照还有卫生许可证，陈道生傻眼了。口气也软了下来，他说自己被一个朋友骗了三十万，又没钱做大生意，做点小买卖慢慢还债，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还清，一脸苦相，一腔的悲惨，警察们将信将疑，陈道生就说，“你要是不相信。就到三圣街去调查。我以前也是堂堂国营厂的正式工，还当过市里的劳模。”校方和警方看陈道生神情凄惶言辞恳切，就不再追究，说。“去吧，去吧!以后注意点!”没罚款，陈道生千恩万谢，推着车跑了。所以在小学门口叫卖，适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市几百所小学，就算在附近十里路范围内轮一遍也要好几个月，过一段时间再来。也就不再扎眼了，也没人过问了。
       陈道生的手开裂了。风吹开的裂口里渗出细微的血丝，站在如刀的风口里，陈道生的脸红一阵，黄一阵。陈道生刚出门时脸被风一吹，血往外涌，两边红了，到了下午，脸已被风吹麻木了，血在皮下也凝固不动了，脸上就呈现
       出蜡黄色。陈道生戴着当初店里卖不掉的棉帽，又厚又肥。丑陋而暖和，棉帽将头和两耳裹得严严实实，脸部实际上只剩下巴掌大一块。像是从黑乎乎的帽子里抠出来的一块烧饼。陈道生在冷得腿直打哆嗦的时候。他就想起晚上回家坐在灯光下数块票毛票的动人情景。他的手指在数票子的过程中轻快如飞，想到这，他就不冷了，腿也不打颤了。真是奇怪。原来人怕冷并不是因为缺少棉袄棉裤……
       陈道生站在风口等小学生放学的那天下午。钱家珍在齐小云家打牌。前一次在牌桌上慷慨输钱的大人物郭文达又来了。他们团结在牌桌上开始了战斗。齐小云丈夫高正山在粤风酒楼当厨师，一次郭文达去吃饭，饭后要找大厨，店老板叫来高正山，郭文达说你的菜做得比我在广州吃的粤菜还要正宗，随手就抽出一百块钱塞给高正山，高正山不敢接。郭文达说这是小费，我们在台北、香港吃饭付小费是很正常的，不要就是不给面子了，高正山在店老板的认可下很为难地收下小费。此后郭文达常来吃饭，一来二往就熟了，高正山非常崇拜这位梳着背头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的大人物。那风度。那神气太让人着迷。更让高正山蓬荜生辉的是郭文达在一个晚上突然造访他家，而且还送给他一个一次性的气体打火机，高正山在惊喜激动之余问郭文达怎么知道他家住址的，郭文达笑着说，“不要说找你家在哪里。就在找你们市长在哪里，沿海对台导弹布置在哪里。我马上就可以报出来。”高正山有些紧张起来了，光荣的情绪马上变成了恐惧。“你是台湾特务?”郭文达笑了。“我是有二十六年党龄的老党员，国防大学毕业的，怎么能当国民党特务呢，”然后他神秘地小声对高正山两口子说。“我是中央情报部和国家安全局的特派员，千万不能对外讲一个字。泄密出去那可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郭文达说他正在执行中央的一项特殊使命。在双河要呆一段日子。他不能跟官方有任何接触，只能跟老百姓交交朋友，齐小云问是不是调查港商孟扶根在双河搞合资的。郭文达说我的任务是不能告诉你的，这是组织纪律，纪律懂吗?高正山叫齐小云不要随便问，齐小云不敢说话了。此后郭文达常来陪齐小云高正山打牌，每打必输，输得很轻松，输的好像不是钱而是路上捡的一叠无用的草稿纸。钱家珍也赢过郭文达的钱。对他的身份很好奇。齐小云没敢告诉钱家珍这位五十多岁男人的真实身份，只是说他是“大人物”。
       这天下午，钱家珍牌运比命运还要差，黄昏时分将口袋里的四十多块全输光了，大人物郭文达掏出两百块钱扔给钱家珍，“算我借给你捞本。”钱家珍说，“再输了，我可还不起的呀!”大人物开玩笑说，“还不起就拿你抵债，像《白毛女》里的喜儿那样。”齐小云说，“你要是能抵给大人物，那就享大福了。”钱家珍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哪有人家喜儿长得漂亮呢?”高正山说，“钱家珍年轻时候长得才漂亮呢。那时候厂里的小伙子见了她都走不动路。”郭文达说，“女人三十一枝花，像钱女士这样三十多岁的女人正是风情万种的年龄，我看挺漂亮的!”大人物郭文达把钱家珍的年龄减去了十岁。而且这么有风度又有钱的男人如此夸赞她。钱家珍心里像是喝下老母鸡汤一样舒服，她的脸微微地红了，心渐渐地乱了，牌也越打越差了，很快二百块钱又输光了。天黑了，高正山一看表，说酒店上客了，要迟到了，说着拔腿就走了。
       郭文达对钱家珍和齐小云说。“我请你们去吃饭!”齐小云说儿子放学马上就要回来了，要给儿子做饭，钱家珍输了钱赢了心情，感觉不错，也推托说，“我们都是有家有口的，要回家做饭呢。”郭文达不再勉强。他从阴暗的光线里抽出自己有些僵硬的身体，自嘲地说了一句。“好在我已习惯了自斟自饮的孤独，干我们这一行的，本来就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差点都忘了纪律。”
       钱家珍是跟郭文达一起走出了五十八号院子的，在巷口快要分手时，郭文达站在黑暗中看着钱家珍。“难道我俩在一起吃顿饭有困难吗?”钱家珍犹豫了一下，没说话，一辆黄色面的突然停在了他们面前，“先生，要车吗?”郭文达拉着钱家珍的手上车，钱家珍想推开的他的手，脚却不由自主地踩上了车踏板。车子穿过路灯稀少的巷子，驶上灯火灿烂的大街，满眼霓虹灯你死我活地蹦跳着，钱家珍头有些晕，郭文达攥住钱家珍的手没有松开，她感到这个五十多岁男人的手又柔软又温暖。
       在大富豪酒楼缠绵而饱满的灯光下，郭文达与钱家珍共进晚餐。餐桌上点了扇贝、鸡尾虾、蛏子、红烧甲鱼、清炖海参，菜不多，道道名贵，钱家珍很别扭地使用着筷子就像使用着陌生的手枪，郭文达不停地给钱家珍搛菜。受宠若惊的钱家珍享受着男人的呵护和温暖，脑子里突然闪电一样划过一道瞎子说过的那句箴言，然后又立即否定了，“这不可能!”钱家珍小心地问了一句，“你在哪个单位呢?”郭文达很神秘地说，“这我不便告诉你。我只能说我在执行一项连你们市长都不知道的任务。”钱家珍说，“你认识市长?那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郭文达说，“这没问题，你要是实在想工作的话，就当我的助手，八百块一个月，怎么样?”钱家珍一块甲鱼肉停在嘴里进退两难，她惊呆了，“八百块?帮助你做什么呢?”郭文达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哪天你到我办公地点去看一看，好不好?有你这样成熟干练而有风度的女士做我的助手，天助我也。”钱家珍不好意思地说。“我哪有什么风度。”
       结账的时候，郭文达付了七百三十块钱，钱家珍伸了伸了舌头。“这么多钱?”郭文达笑了笑，“小意思啦!还不抵我在美国吃一小盅干捞鱼翅呢。”钱家珍问，“你去过美国?”郭文达轻轻地拍着钱家珍的肩说。“地球不就这么大嘛!当然了，月球我是没去过的。”
       郭文达打车将钱家珍一直送到七十六号大院门口，下车的钱家珍听到院子里声音嘈杂，像是在吵架。
       钱家珍真没想到自己这么有魅力。活了这么多年，还没被哪个男人能这样一句话说到心窝里去，居然让这么一个大人物待为上宾，下了车的钱家珍很草率而又盲目地认为，自己虽然是稻草婆的运势，但命中却是过姨太太日子的福人，嫁给陈道生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转运，但需要一把打开命运之锁的钥匙。钥匙在大人物郭文达手里，或者说郭文达就是一把钥匙。她这样想的时候，走进院子的脚步就非常扎实。
       推开大院的木门。院子里不太明亮的灯光扑到她脸上，她有些眩晕，一头就跟于文英撞了个满怀，钱家珍看清于文英的时候，一愣，“这么晚，你来干什么?”于文英说，“你回家看看去吧!”
       8
       陈道生卖糖葫芦挣到八百块的时候，他去还周挺的钱。周挺站在他那个装修得像澡堂子一样的当铺里，很客气地说先留着自己用吧，坚决不收，陈道生心里很感动就说了许多感激的话，直到周挺听得麻木了才走。回来后，他本打算先还清郑天宝的八百块钱，这样账本就能销掉一户，还一户就少一户。走到郑天宝家门口时，陈道生突然觉得不对，不能只考虑自
       己欠债的本子上消掉一户，还钱应该是先外面的后院内的，先还最困难的后还急需用钱的，而且一次不能还多，只能还一百，这样全面铺开来还钱，表明他陈道生一直都在努力，而且不想赖任何一家的账。
       于是他就将这两个月净赚的八百多块钱先后还了八户他认为最困难的家庭，还一百块全身就轻了一百多斤。那感觉相当明亮，甚至有点幸福。正当他为自己的还钱计划自以为是的时候。问题来了，八户人家将陈道生还钱的消息到处发布，都说陈道生做人很厚道，他们说，“这个钱简直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外块，哪能想到陈道生还得起钱?”为了证明此事的真实性，有的人拿着厚厚一叠块票和毛票在院子里炫耀，没还的人家沉不住气了，他们觉得陈道生借钱的时候一律好话说尽。还钱的时候还分了个三六九等，大家伙无私地帮他，他却自私地还钱，这八户人家都是陈道生当初一个车间的，有的是后来设备材料科的同事。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也应运而生，有人说刘思昌把钱寄回来了，他不愿一次性还清想截留下来自己做大买卖，陈道生每户还一百不过是遮人耳目的蜻蜓点水。三圣街没有富人。唯一的富人都失踪了，每家借出去的三五百块钱甚至就是家里全部的积蓄，他们坐不住了，几经发动，二十多人涌到了陈道生家里。
       陈道生的想法当然有些幼稚，三圣街五百多户。借钱给他的有三百多户，他又没有挨家挨户地做调查研究，怎么可能知道先还钱的就一定是最困难的呢。怎么知道还有比这八户更困难的呢?一千多人的大厂，他还的八户最困难的家庭不过是他最了解最熟悉的家庭，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陈道生玩什么名堂的感觉。说老实话。这么多年来，陈道生在三圣街口碑一直很好。但这年头人是在变的，没有人会想到刘思昌居然骗最亲近的街坊邻里，所以刘思昌逃跑后，好多人连自己都不愿相信了，谁还愿意相信别人呢?更何况是要相信一个根本还不起巨债的人?一个没钱的人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可信的人，一个欠了巨款的人更是一个愿意相信又不敢相信的人，这样下结论可以与他的个人品德无关，但与他的能力肯定有关。
       陈道生见屋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他就把刚熬好的糖葫芦拿出来给大伙吃，大伙都没接，陈道生说，“没关系的，我连夜再做，不耽误明天赶早市。”他觉得欠了这么多钱和人情，吃点糖葫芦也算是他的一点心意，累了一天的陈道生脑子根本拐不过弯来，反应也有些迟钝。因为随后于文英也来了，她是来送店里没用完的一本发票，所以陈道生压根就没想到大伙是来要债的。
       二十多人见了陈道生累得像一只虾一样，心里的许多想法已经站不住了，但就算刘思昌的钱没来，他们还是不能接受陈道生那种还钱先近后远的次序，一屋子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坐下来。可脸上的眼睛鼻子在各自的位置上还是很稳定的。所以陈道生递烟的时候，少数心理脆弱的人不忍心当面难堪就接了，陈道生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小媳妇一样忙着点火，点上烟的人甚至不讲原则地说，“没事，也就是来看看你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屋内烟雾水一样漫过头顶，陈道生在烟雾的启发下似乎意识到了一些异样，他就抢先说一些感恩戴德的话，“欠大家钱，也欠大家的情。是救我的难，也是救我的命，今生不报，来世给你们当牛做马。眼下虽然没挣多少钱，但只要我不在马路上被汽车轧死了，我就会一点点还下去。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二山就搬走了。”
       这样的话分量很重，也很轻；态度很诚恳，兑现很虚幻，来世在哪里呢?愚公不就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有陈道生话音落地的短暂沉默之后，烟雾中一颗酸枣形状的小脑袋先是骚动了一下。很快。酸枣脑袋的方向就扔出话来了，“道生，都是多年街坊，又是一个厂里下岗的，谁都不忍心看着你再找绳子上吊，你借钱的时候只要口袋里有一毛，没人拗八分的。可你这还钱是怎么还的呢?”
       陈道生觉得话里又话，就解释说，“真的对不起你们。我眼下一天只能挣个十来块钱，往后挣齐了一百就先还一家。一家一家的轮着还，就这一百块钱，还得先还最困难的家庭。”
       酸枣脑袋程木柱继续反问道，“那你说哪家最不困难?三圣街上哪家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肉?做人要讲良心，既然来了，都不说，我就当一回炮筒子。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还钱的都是当初一个车间的，还有你设备材料科的同事，不能一碗水不端平吧?”
       陈道生一下子被问住了，他脑子里迅速过了一遍，还真的是那样的。陈道生一脸无奈，只得犯罪似地反省自己，“实在对不住各位，我欠了三百多户的债，家家都困难，我没弄清楚。是我昏了头，是我不对。”
       交了发票的于文英见陈道生艰难地喘着气，脸憋得青紫，就忍不住说，“欠账又不是赖账。抓住个芝麻当西瓜啃。太不够意思了，你们去问问。七十六号院子里哪家借的钱不比你们多，谁家来要账了，谁家又还过一分钱了?三百多户，这碗水怎么端平?又不是全还了，把你们这些人给赖掉了，每家总共才还一百块钱，那也是一分一分挣来的。要是有钱，谁还愿意欠债呀!做人不是这样做的。”
       说完这些话，于文英脸涨得通红。
       有人开始打圆场了，“也不是来要账的。不就是跟道生沟通沟通，了解了解情况嘛!”
       于文英不听他们解释，“话说得这么难听，还有这样沟通的，骗鬼的!”说完于文英甩手狠狠地关上门走了，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跟吃饭回来的钱家珍撞了个满怀。
       钱家珍进屋的时候。二十几个男人中林长贵突然挤出人堆，他眼泪鼻涕一把地拉住陈道生的手说，“道生，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小海扒火车上的煤矸石，腿摔断了都快一个月了，没钱住院，绑着石膏在家里天天嚎得人心发麻。我没来跟你要钱，总想着你拿不出分文来，你都还了这么多钱，咋就不先还我呢?”说着他扑通一声跪下来。“就算我求你了，你行行好，先还我一百块钱好不好?”陈道生用力要拉起林长贵。胡子拉碴的林长贵赖在地上不起来，陈道生头上直冒虚汗，“长贵，我对不起你，你要是再不起来，我就给你跪下!”说着陈道生就要下跪，这时大家都过来拉起两人，林长贵衰败的脸上老泪纵横。
       屋内突然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像死了，连一点呼吸声都没有。
       酸枣程木柱说话了，“都回去吧!”然后又将小脑袋歪向陈道生，“道生，你不要往心里去，大伙也就是随便问问。”
       临走的时候，陈道生从裤带上卸下传呼机，走到林长贵的身边，“长贵，真对不起你，我真的不知道你家小海腿断了，我呢，店也关了，这个传呼机也没用了，当初花四百块钱买的。你去当铺当个一二百块钱，先拿着用吧!”
       林长贵先是不要，大家也都说这样不好，不能拿。陈道生急了，“你要是不拿走的话，我就把它砸了!”
       见陈道生如此坚决，大家也就劝林长贵拿着传呼机走了。那只黑颜色的传呼机攥在林长贵的手里像是一个偷来销脏的脏物。
       钱家珍看着屋内混乱的烟雾和凌乱的脑袋层出不穷，吃到肚里的山珍海味一下子全翻了
       上来，她差点呕吐。
       所有的人都散去后，钱家珍才走进屋子，屋子里弥漫着讨债与讨伐后狼狈不堪的气息，。地上到处都是烟头和痰迹，陈道生站在桌边失魂落魄地问，“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良好的心情被彻底败坏了，她回了一句。“这个家还能回来吗?”陈道生也有些窝火，于是就把一腔怨气撒到钱家珍头上，“你要是嫌人家三天两头上门讨债，你就不要回来了。”钱家珍肚里有了那些山珍海味的支持，就针锋相对地说，“陈道生，这话可是你说的。”
       第四章　男人是抵住地狱之门打开的那个人
       1
       年关近了。陈道生急了。
       天亮后的巷子里像一个漏风的袖管，匆忙走过的街坊头发很乱，陈道生每天推着自行车出门卖糖葫芦，总是主动打招呼，打招呼的感觉跟讨好卖乖是一样的，每个迎面走来的几乎都是他的债主，陈道生觉得如果讨好卖乖能够让街坊的内心感受与脸上的表情完全一致。他愿意一辈子都这样。街坊在陈道生打招呼的时候，总是很客气的应和着，但时间一久。陈道生敏感起来，他发觉如果不先打招呼，好像没有一个街坊主动先跟他说话，是自己心有余悸太快了，还是街坊如鲠在喉怠慢了。自二十多户上门问债后。这种情形变本加厉了。
       逼近年关的时候，陈道生不想卖糖葫芦了。
       每天推着车卖糖葫芦像游击队员一样四处奔走，走街穿巷的感觉很像流窜作案，这种感觉很窝囊。最焦虑的是，两个多月来，他总共挣了不到一千块钱。最多一天挣二十多块钱，平均每天只挣十来块钱，这买卖不能开店铺销售，季节性又强，到了夏天，太阳一晒。糖衣往下淌，没人吃了，生意就没了。卖糖葫芦糊一张嘴都是季节性的，要想还债，差不多就是痴心妄想。即使一年卖到头，他算了一下，要想还清债务，至少要六十多年，这一段日子，他想得最多的就是在一生走完之前，一定要把债还完，他不愿在他死后还被人指指点点。
       陈道生许多想法是无法跟人说的，说了也没人听。钱家珍除了抱怨和指责，是不会多给他一个温暖字眼的，院子里人嘴上不说，但从他每天捣腾糖葫芦的姿势中早就对还债绝望了，他们都有一种认倒霉的无奈，所以大伙有机会凑到一起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就算抓到刘思昌。他也得被枪毙，骗去的钱肯定是一分搞不回来了。”说刘思昌，也是在说陈道生，没有任何一个人说陈道生能把债还清。就连相关的片言只语都没说过，陈道生真希望院子里的人哪怕说漏嘴说上一两句，可等了几个月，经常说错话的院子里还是没一个人说过。在他们的想象中，陈道生要还清三十万就像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重新夺回政权一样完全是不可能的，而陈道生想的是，要是还不清三十万的话。他宁愿不活，他是为了还债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才还债的。
       这些话只有对于文英说。
       陈道生推着车不知不觉叫卖到了红蜻蜓快餐店门前。他也不知道怎么就卖到这条路上来了。已是午饭后时光，店里已经空了，穿着白大褂的于文英正站在一堆饭盒边将剩余的菜进行合并，见陈道生来了，他放下手中的勺子迎了过来，“来，吃一份盒饭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已经吃过了。于文英说算我请你吃的，陈道生说真的吃过了，边说边从车后草坯上拔出一串糖葫芦递给于文英，于文英接了过来，并不吃，拿在手里像拿着一束红玫瑰。
       陈道生站在午后清冷的空气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于文英，“好像一条街的人都对我不放心，也可能是多心了。”于文英在快餐店伙食不错，脸上红润了许多，她对陈道生说，“不是对你不放心。而是一条街的人相信你只是做小买卖的人。可我不信。我早就讲过，五年、十年、二十年后再看，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不就清楚了。”于文英的话很抽象，甚至有些标语口号式的空洞，但陈道生听着却像快要死的被人打了一剂强心针一样。他能感到滚烫的血在全身上下川流不息。三圣街一条街上，只有于文英说这样的话。
       快餐店门前法国梧桐树上最后一片枯叶飘到了陈道生肮脏的皮棉鞋边，这片挣扎了一个冬天的枯叶很像他的经历，他挪开脚，不忍心踩碎它。
       于文英的白大褂给了陈道生一种很隐蔽的暗示。他想起了于文英在市二院当大夫的表姐赵文丽。赵文丽也穿白大褂，他对于文英说，“你表姐还在二院当大夫?”于文英问，“你病了?”陈道生说，“胃不好，我想找她看一看。”于文英说，，“我陪你去吧!正好她今天下午值班。店里也没事了。”陈道生说，“我一个人去，她去过我们店里，认得我的。”说着陈道生骑着车就走了，于文英目送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摇摇晃晃，直到消失在人车混杂的视线尽头，她的心里突然涌起尖锐的悲凉。
       陈道生胃不好。但他并没有去看胃病，他找到赵文丽说自己是。型血，问医院要不要血。赵文丽当时的反应就是成语中说的“瞠目结舌”。“于文英卖血还差不多，你是当老板的，还卖血，开什么玩笑!”
       陈道生于是将自己的遭遇详细告诉赵文丽，“年关到了。我欠街坊那么多，总得还一些才是。求你帮帮我，实在没法子想了。”赵文丽这才看清陈道生一身难民穿着，棉袄上被烟头烧了好几个洞。里面的旧棉花呼之欲出。赵文丽叹了一口气。就带着陈道生去了血库，血库采血的大夫告诉他明天一早来抽血，不要吃早饭。
       陈道生对赵文丽说了许多感谢的话，又关照赵文丽千万不要对于文英说卖血的事，赵文丽答应了。
       第二天一清早。陈道生骑着车赶到了市二院。采血的女大夫在他的胳膊上涂了酒精，又甩一根皮管将胳膊扎紧，暴跳的动脉血管像一条很大很长的蚂蝗从胳膊上爬了起来，酒精很凉。血很热，陈道生在冷热不均的感觉中很振奋，大夫将一个针头刺进蠕动的蚂蝗里，陈道生感觉只是被蚊子叮了一下，血从针管里流向挂在架子上的一个塑料袋里，四周是白色的墙壁。眼前是红色的鲜血，这两种颜色让陈道生想起了白色代表反革命，红色代表革命，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对峙中，陈道生有一种神圣和光荣的使命感，他想，为了革命，他身体里的血就是自来水，只要龙头一开，就可以让它源源不断地流下去。还债是一次光荣的革命行动。二百毫升很快就满了，医生拔了针头，又用一个蘸了酒精的棉球按住，血很快止住了，棉球上只留下一个米粒大的血点，他扔了棉球，一点感觉都没有，抽了一袋子血，居然一点都不痛苦，甚至有点像撒了泡尿一样轻松，他问那个戴着白口罩的女大夫。“能不能再弄两袋?”女大夫声音堵在口罩后面很含混。语气却很尖厉，“你要钱不要命了，不是放自来水，懂不懂?一个星期最多抽一次血。”
       陈道生拿着医生开的单子去会计室领了二百块钱，他攥着钱走出飘满了药味的医院，快步如飞，身轻如燕。蹬上自行车，他嘴里情不自禁地想唱歌，可眼下的流行歌曲一点都不会，所以他就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这时候，早晨的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天空的血色被寒冷的风抹净了，陈道生抬起头，
       发现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太阳就有了一种失血的惨白。这种感觉让他不由自主地摸了一把自己的脸，脸上热乎乎的，一点事也没有。上班的人们迎着冬天寒冷的阳光大步流星地走向自己的岗位，陈道生走向自己家的厨房，他还没吃早饭。走到三圣街巷口，陈道生下了车，在一个炸油条的摊子上，他买了两根油条，摊主是三圣街的丁麻子，丁麻子将油条递过去说，“道生，发财了?”陈道生很敏感，他发觉丁麻子好像在质疑他吃油条的合理性，所以第一反应不是接过油条。而是要先付钱。陈道生在棉袄口袋里掏来掏去地掏了几个回合，掏着掏着脸色就变了。动作也越来越匆忙而急迫。
       陈道生发觉两百块钱不见了。丁麻子手中竹签串着的油条悬在半空里，“快拿着，我还要炸油条呢。要是没钱下次再给!”陈道生还是不说话，他匆忙地解开纽扣，脱了棉袄，将里面的口袋翻过来，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烟屑飘到了地上。陈道生将棉袄倒过来，索性猛烈地抖擞着，嘴里叽咕着，“糟了，钱到哪去了呢?”这可是卖血的钱，陈道生急得蹲在地上，眼睛在石板路上搜索着，石板路上除了零星的碎纸屑、踩扁了的烟头还有一些炸油条散落的面粉，什么也没有。丁麻子说，“又不是几千几万。不就是两根油条钱吗?看你这失魂落魄的，两根油条送你了。”陈道生站起来，眼睛都直了。还是没接油条。他愣了一会，突然往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摸去。一摸，就摸出了两张百元大钞。原来从医院出来的时候过于激动，没想到将钱塞到了屁股后面。丁麻子说，“乖乖，你真的发财了，两毛钱油条你掏出两百块钱。吓我呢?”陈道生抹了一把鼻尖上的冷汗。尴尬地笑笑。
       陈道生拎着两根油条回到家。钱家珍已经出门去了。这些天钱家珍一大早就出去了，有时很晚才回来，每天早饭不做，晚饭不烧。回到家就坐在凳子上嗑奶油瓜子，瓜子壳也带着一股怨气飞得很远，陈道生想问她干什么去了。又不敢问，家里的祸是他闯下的，他对受了连累的钱家珍说三道四缺少足够的底气。又过了一些日子，钱家珍身上多了一件真丝刺绣的棉袄，绿底红花，光鲜照人，等到下身穿了一条米色的条绒长裤再加上脚上配的一双棕色皮鞋，钱家珍倚着门框将瓜子壳吐出一道弧线的时候，她的神态真像是一个享足了荣华富贵的姨太太了，陈道生问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好的行头，钱家珍说打牌赢的，陈道生说你们不是打五块钱一锅的牌吗。哪能赢这么多钱，钱家珍将一粒捏在手缝里的瓜子扔到地上，直面陈道生说。“告诉你吧，我找到了一份工作。”陈道生说。“什么工作?”钱家珍说，“不能告诉你。告诉你是要犯错误的。”
       回到家的陈道生独自就着开水吃了两根油条，肚子里充实了许多，他本来以为像采血女大夫说的那样。卖血就不能卖糖葫芦了，可不卖又干什么呢，身上不疼不痒的，坐在家里晒太阳，出去到处闲逛，别人看见了都说不过去，他又不能告诉人家自己卖血，再说了，做糖葫芦、卖糖葫芦也就是动动手，动动腿，跟做广播体操差不多。跟锻炼身体差不多，算不得什么体力活。他用自己的逻辑说服了自己。于是吃了两根油条的陈道生只无所事事了一支烟工夫，就跑到厨房熬上了糖浆，将山楂洗净一搅拌，不到一小时，糖葫芦就做好了。十点钟的时候，陈道生将做好的糖葫芦绑到自行车后架上，出门了。
       他想每个星期卖血两次四百块钱，年关生意好，每天卖糖葫芦挣个三四十块钱，到年三十还有半个月。差不多就能还上一千块钱。在没有找到新的挣钱门路之前。一边卖血，一边卖糖葫芦，是最好的选择。卖血这天糖葫芦也卖得出奇的好，下午四点钟，在胜利路小学门口，两百串糖葫芦剩下的最后六十多串被哄抢一空，前后不到五分钟。
       钱家珍是夜里十二点多回来的，陈道生睁开疲倦的眼睛问钱家珍哪去了，钱家珍吐出嘴里已经嚼得索然无味的口香糖，懒洋洋地说，“才下班。”陈道生坐了起来，人也醒了，“你在哪儿上班这么晚才回来?”钱家珍向空气中踢了踢脚上的棕色皮鞋。“不是跟你说过了嘛，不能告诉你!”陈道生沉不住气了，“明天我跟你一起到你单位。看你究竟做什么了不起的工作。”钱家珍不屑一顾地说，“你算老几，市长都没资格去打听我的工作。”陈道生觉得钱家珍简直就是发烧说胡话，是痴人说梦，贩毒，她不敢；做见不得人的事，人老珠黄又好面子，不会干；也许当媒婆在外面骗吃骗喝骗点衣服穿。想不清楚。陈道生就不想了，他倒头睡去，太累了，后半夜睡得很沉。
       2
       大街小巷过年的气象越来越鲜明，家家户户的门檐下都挂了些腊肉和腌干的鸡鱼鹅鸭，过了腊八，卖春联、鞭炮、糕点、瓜子、花生的年货摊子就依次摆满了大街小巷，买卖一派繁荣。
       陈道生家里毫无过年的气象。既没割肉，也没打酒。屋内冰冷的空气冻住了剩余的日子。杨白劳卖豆腐过年还给喜儿买了三尺红头绳，陈道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他觉得连三尺红头绳也没处扎，女儿小莉在新疆劳改，而巨大的债务像一剂毒药毒死了过年的心情，过年对于陈道生来说是恐惧和煎熬，而不是吃肉喝酒，钱家珍对这个家和陈道生也死了心，她穿着新买的衣服和鞋子早出晚归，家成了她生命中一个极不情愿人住但又不得不住的旅馆，旅馆的地上爬满了臭虫和冬天不死的苍蝇。
       钱家珍已经在郭文达手下干一段日子了，这个梳着背头衣冠楚楚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工作很重大很神秘，他的办公地点在“临河小区”，是租住在五楼的两室一厅的民宅，晚上也住在里面。钱家珍就在这伟大而神秘的两室一厅里上班，客厅里有一张办公桌和一部电话，里屋有一些简陋的家具和一张宽大的床，平时郭文达出门，钱家珍就在屋里守着，偶尔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将皮箱或纸箱送进来，郭文达说是机密文件，让她不要看，钱家珍看到纸箱或皮箱的外面都缠绕上了一道道胶带，就知道五花大绑的箱子确实是很机密的。她从来不看。
       吃过山珍海味的钱家珍是第二天到郭文达那里上班的。郭文达将钱家珍带进略显空荡的屋里，很冷静地对她说，“干我们这行的，日子其实很清苦，很单调，有钱不能乱花，还不能住高级宾馆，更不允许跟当地领导打交道，像个出家的和尚。这里就是办公室兼我的卧室了。”钱家珍觉得这里的陈设与郭文达的衣服与发型差距太大，她就很疑惑地问，“你究竟是做什么工作的?”郭文达从西装口袋里面掏出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蓝皮证件递到钱家珍的手里，钱家珍看到“国家安全局”、“特别调查官”的烫金字体。手像被火烫了一样发抖，郭文达从她抖动的手里拿回证件，然后从怀里掏出真皮皮夹并很轻松地从中抽出一叠百元大钞塞到钱家珍手里，“这是你的第一个月工资，八百块钱，以后转正了，再给你调工资。”钱家珍的手还在抖，郭文达右手将钱塞到她的口袋里，左手将她抖动的手牵过来，紧紧捏住，然后就顺理成章地按到了床上。郭文达像一个山里的优秀农夫在剥着刚砍下的竹笋一样。很熟练地剥着钱家珍的衣服，钱家珍不说话，手也
       就是象征性做出了一些拒绝的动作。这种半推半就的拒绝使得剥衣服的效率迅速提高，三下五除二，郭文达跟钱家珍已经滚作一团，而且在打了两个滚后，两个赤裸的身子就像是用胶水粘住了一样，撕也撕不开了。自小莉被捕后，钱家珍几个月都没碰过陈道生的身子，男人的身体唤醒了四十二岁女人潜伏的欲望，压抑着的欲火像一颗地雷爆炸了。于是床上就出现了两条剥了皮的白蛇你死我活绞缠在一起。床腿分裂的声响与钱家珍死得其所的呻吟混在一起。屋里惊心动魄。
       死去活来的厮杀在大汗淋漓的崩溃中走向极端，钱家珍有一种被拆卸后的轻松与舒服，疯狂与刺激让她有一种再生的感动。她流泪了。郭文达轻轻擦去女人的泪水，烟草味很重的嘴堵住了钱家珍快要哭出来的声音。舌头的搅拌中，钱家珍全身又一次颤抖起来，郭文达喘着气又爬了上去。直到两人像两口袋受潮的面粉松软地瘫痪在床上后。郭文达搂住钱家珍丰满的身体说，“要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国家的建设与安全做出贡献，往大处说，就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做贡献，懂不懂?”钱家珍脸色通红，半知半解地点点头。此后钱家珍的工作就是守着小区里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将偶尔有人送来的机密文件锁进一个铁皮柜子里。剩下的时间就在卧室里看二十五寸的大彩电，家里的黑白电视机被周挺抄去抵债后，她再也没看过电视。彩色电视里花红柳绿的男女和跌宕起伏的爱情让钱家珍常常泪流满面。这些对她来说非常遥远的生活那么动人，而她只有在郭文达每天回来将她按倒在床上时。她才隐约感觉到了一种爱情迟暮的陶醉和对陶醉的依恋。郭文达总是在心满意足的时候对她说，“你是一个禁得起考验的助手，政治可靠，思想进步，立场坚定。将来我可以带你到北京总部去为你请功。还没入党吧?”钱家珍搂着汗湿的郭文达说，“我想离婚，组织上能同意嘛?”郭文达稍为犹豫了一下，将一口烟雾很严肃地吐向天花板上方，“按说，干我们这种特工的活，是不能结婚的。要想拿到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证的话，必须离婚。我就没结过婚，这是为国家做牺牲。”钱家珍头枕在男人起伏不定的胸脯上表示，她不想入党，就是想拿一个正式的工作证。郭文达突然说。“你就不怕我骗你吗?”陶醉于男欢女爱的钱家珍说。“瞎子给我算过命的，我相信你。”说这话的最真实的基础是郭文达带给她的情爱满足和哗哗作响的票子，而不是工作证的承诺与人的真假。
       陈道生第四次卖血已是腊月二十八了，走出医院大门。抬头看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雪花，陈道生没有了第一次卖血的那般兴奋，他感到身上有些冷，每根汗毛在棉袄里面竖了起来，上下牙齿格格地错动着，蹬上自行车骑过两个街口，身上才有了些温度，汗毛也软了下去。陈道生去菜市场割了二斤肉三条鱼，买了些面条和大白菜豆腐粉丝，他是家里的男人，总不能让老婆跟着自己连年三十也吃不上一碟子荤腥，在三圣街街口，他又买了一挂鞭炮和两幅大红春联，等到三斤炒熟的花生和葵花籽买好后。二十六块钱就花完了，他有些心疼，不过掐着指头一算，也就二十三毫升的血，不到半两。他觉得自己要是一台造血机器就好了，没肉吃没衣穿随时放三二两血去换，可自己毕竟不是机器，今天卖了血身子就有点不大对头，一蹬车身子就很软，头也有些晕，他想起采血女大夫说的话。这几天生意太好，饱一顿饥一顿的。肯定是营养也没跟得上，也没怎么注意休息。走到秦大爷杂货店时，他买了一斤红糖，听说红糖是补血的。他想回去冲一碗红糖水喝下去，补充补充营养，然后再出门卖冰糖葫芦。秦大爷见陈道生自行车后面堆着不少年货，就说。“道生呀，办年货呀?”陈道生嘴里支吾着。心却很虚，一个负债累累的人怎么好意思吃大鱼大肉呢?他这样想着，身子就不由自主地侧过来，企图挡住秦大爷正对着年货的视线，这当然徒劳，陈道生付了红糖的钱，匆匆离去了。
       已是早晨八点多钟了。七十六号院子里的男人们年关赶早出摊了，院子里空落落的，细碎的雪花面粉一样纷纷扬扬。所有的门都关着。陈道生用自行车前轮推开院子的门。车子还没架稳，拎起车架上的年货就往屋里冲，自行车倒了，他顾不上扶车，像拎着见不得人的脏物一样将年货放到了门后面。
       钱家珍还没出门。她正对着一面镜子仔细地化妆，对屋里的响动无动于衷，镜子里的钱家珍眉毛很弯眼神很亮，陈道生克制着做小偷的心情。很讨好地对钱爱珍说，“我买了鱼，还有肉。年三十的菜差不多有好几样呢。”钱家珍的脸仍然正对着镜子，声音冷冷地说，“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家，又欠了天债。能吃得下去吗?”陈道生掸着身上的雪花说，“再怎么难，年还是要过的。年三十下午三点钟我就回来，团圆饭我来做。”钱家珍这时才歪过涂抹了许多脂粉的脸，脸在不太明亮的光线里。看上去像一个冷水浸泡过的馍头。很饱满，她依旧冷冷地说。“这个年我不在家里过。”陈道生心里一下子凉了，“你去哪儿过年?去无锡你表姐家?”钱家珍说，“不，单位要加班，我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陈道生急了，“钱家珍，你究竟想干什么?工作单位不说，做什么工作也不知道，年不在家过，还说是加班，连中央过年都放假，你什么单位比中央还要忙吗?”钱家珍很严肃地警告陈道生，“叫你不要乱打听，怎么就不长记性呢，你想坐牢呀!我的单位连省里市里都不敢管，没想到吧?你以为我跟你一样窝囊，告诉你吧，我一个月的工资比你风吹日晒卖糖葫芦两个月都要多。你没把小莉救出来，还被狗吃了良心的刘思昌骗走三十万，我不要花一分钱，小莉不出一年就能回来了，不相信是吧?那我们就走着瞧!”陈道生明显感到了钱家珍有问题，最起码是被什么人骗了，于是犟脾气上来了，“钱家珍，我不管你工作多么重要，年必须在家过，不然人家以为我们真的离婚了。”钱家珍站起来说，“你不是早就想离婚了吗?本来我是想年后跟你说的，既然你已经说出来了，那我就告诉你，离婚是肯定的，年初六民政局一上班，我们就去办手续!”陈道生说，“你不是说坚决不离的吗，怎么又改口了呢?你说话还算不算数?”钱家珍说，“这辈子跟你是没好日子过的，我受不了三圣街那一张张讨债的脸，受不了上门逼债的罪，在这条街上，我迟早是要被这些人的唾沫星淹死的，”说到这，她的脸上又严肃了起来，“我的工作也要求我必须离婚。”陈道生一听这荒诞不经的理由，忍不住暴发了，“去你妈的狗屁工作，你给我滚!”说着随手摔碎了手里的碗。这是他第一次对钱家珍发火，也是第一次摔东西，当然也是最后一次。钱家珍平静地跨过地上的碎瓷片，走进了飘着雪花的院子，走到大门口，她又折回来，嘴里冒着热气对陈道生说。“家里的一根草我都不带走。都留给你。记住了，年初六一上班就办。”
       钱家珍走了，陈道生追到了院子里，他突然发现远去的钱家珍背影。相当陌生，像是从来就没见过，又像是外星球来的。
       3
       吴奶奶挪动着碎乱的步子到院子里捣年糕。
       糯米面和好后揉了又揉，再用木模一压，一块又粘又韧的年糕又做好了，陈道生往年总是要做一些的，小莉最喜欢吃了，今年连年都过不下去，哪有心思做年糕呢，吴奶奶吃力地捣着年糕，语言很不连贯地问，“道生，没空做的话，我送一些给你。钱家珍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呀，这辈子最倒霉的不是钱被骗女儿坐牢，你最倒霉的是没摊上个好老婆，家有贤妻胜有良田干亩，古人说的一点没错。”陈道生苦笑了笑，扶起倒在地上的自行车。从厨房里将插在草坯上的二百串冰糖葫芦扛出来。绑上车架。出门了。出门前，他对吴奶奶说，“吴奶奶，年三十我要还你一百块钱的。”
       血红的冰糖葫芦竖立在车架后面。细雪纷飞中，陈道生像是推着一株雪中盛开的红梅树在城市的空隙里移动着，车走到哪里，花就开到哪里，但没人也没心情产生这种美丽的联想。陈道生想到的是钱家珍究竟去了哪里。身体很虚，头脑很乱，陈道生叫卖的途中丢三落四，给了糖葫芦，忘了收钱，或是收了钱，又忘了给人家糖葫芦。在东流路口，一个小女孩拿了糖葫芦从小口袋里还没掏出钱，陈道生披一身雪花摇摇晃晃地推着车就走了，小女孩跑过来将钱交给陈道生，然后问，“叔叔，你生病了?”脸蛋红扑扑的小女孩睁大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望着陈道生。陈道生觉得很像小时候的小莉，他愣愣地看着，腿就抬不起来了，他说，“闺女，给叔叔抱抱好不好?我给你糖葫芦。”穿着红棉袄的小女孩说好。陈道生蹲下去，一把抱起小女孩，像抱起童年的小莉，久久不愿放下。雪下大了，小女孩很好奇地摸着陈道生的胡子，说，“叔叔，你的胡子好扎人呀，我爸每天都用刀割了，你怎么不割呢?”陈道生笑着说，“叔叔没刀。”小女孩子说，“不是有切菜的刀吗?”陈道生笑笑放下小女孩。然后从草坯上拔出一串糖葫芦，小女孩说不要。像一只小兔子一溜烟跑了。地上已经开始积雪，雪地上留下一串洁白的脚印。
       午后两点多钟。陈道生的二百串糖葫芦就卖完了，本来中午总是要吃一两串糖葫芦当午饭的，但年底糖葫芦好卖，下雪天更好卖。他没舍得吃。看时间还早，他想早点卖完回家喝一碗红糖水，再煮碗面条，下午多做一些，明天又不卖血。他打算插四百串出来卖。
       卖完了糖葫芦，陈道生车后空了，脑袋也空了，人好像散了架，身上的关节联接处打滑，骨节相互咬不住，走路就有些晃，本来地上有了积雪又打滑，陈道生像是溜冰一样摇摆着，忽然他发现前面一个穿绿底棉袄的背影，是钱家珍，他就推着车急忙追上去，他想要对她说，“我会还清欠债的，你跟我回家过年吧!要不别人会看笑话的，我不好，我对不起你!”
       女人的背影越赶越近了。越近越像钱家珍，他鼻子酸酸地喊了一句。“家珍!”女人一扭头，看着神情古怪的陈道生，就很警惕地吼了一句，“你想干什么?”陈道生发现认错人了，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看走眼了。”
       女人走远了，陈道生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在雪地上。后背硌在一根电线杆上，自行车倒在他面前压住了他的腿，腿像断了，抬不起来。雪花以最好的角度飞舞着钻进了他的脖子里，贴着温热的皮肤立即化成了潮湿的水气。陈道生咬牙切齿地站起来。用拳头砸了砸麻木不仁的屁股，推着车朝三圣街方向走去。
       路越走越难走，陈道生人也开始恍惚起来，眼前飞舞的雪花就像是他杂乱无章的生活，一点头绪都看不清，腿不听话，一步比一步慢，脚像是从沼泽里拔出来的，那是一种寸步难行的感觉，陈道生连续四次卖血，时至今日，他才知道，血不是水，他的身体也不是一口井，连续半个月一边卖血一边卖糖葫芦，既没营养，又没休息，心里憋屈，急火攻心，他真的撑不住了。
       自行车在雪地里是不愿听人指挥的。车轮与脚步总是对立而不统一，陈道生发觉推车回家就像回到解放前一样困难，于是他准备骑上车往回走，只有骑着车，腿才会用上力，车轮也才会听话。这是一次绝地反击。
       路上的行人大都顶风冒雪推着车走路，少数年轻人骑着车耍杂技一样在路上蛇一样游走，他们不是赶路，而是赶时髦，这与陈道生是不一样的。陈道生刚骑上车的时候车龙头就像一头不愿驯服的牛犟着两只角反抗着手的控制。陈道生双手就死死攥住龙头，左右别扭了几个回合，稳住了。
       车骑到青阳路与三圣街交汇处的十字路口，陈道生左拐弯，一小青年骑一辆向右拐弯的赛车斜刺着冲了过来，陈道生紧急刹车，车闸上了油一样打滑，两辆车的前轮撞在一起，两个人也同时摔倒在雪地上，迎面而来的一辆卡车在陈道生脑袋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刹住了，车上眺下的司机嘴里骂骂咧咧的。“你他妈的不想过年，我还要过年的呀!”陈道生屁股很疼，头很晕，他没理睬司机的叫骂，过了好一会，才慢慢地爬起来，司机将他的车踢到路边，钻进驾驶室响着喇叭蹿了出去。小青年早已拖着车子到了路边。他转动着赛车的前轮，前轮歪了，打摆子似地扭来扭去。
       陈道生的车是笨重的“凤凰”牌，没受什么损，也就推了车往回走，小青年突然冲过来一把拽住陈道生的胳膊，“怎么着，撞坏了我的车，就想跑了?”陈道生说，“谁撞你了，我都快刹住了，你骑飞车，是你撞倒了我，还反咬一口?”
       小青年攥住了陈道生的衣领，“你他妈的欠揍，是不是?”陈道生说，“你怎么骂人?”小青年蛮横地抬起腿，“骂人，我他妈的还要打人呢!老子的赛车一千多块，你知不知道?”说着轻轻地一扫腿。体力不支的陈道生跌倒在地。
       这时，后面又过来两个骑单车的年轻人，他们一哄而上要陈道生赔钱，倒在地上的陈道生透过风雪的缝隙发现他们都染了黄色、紫色、绿色的头发。是一伙杂毛，认栽了。听说这群人经常在街上制造一些撞汽车、自行车的事件，搞些钱去蹦迪，年关到了，是出门打野食的。陈道生身体很虚，也不想惹他们，要是被打残了，这么多的债就真的到死也还不完了，想到这，他就爬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递过去，“算我倒霉，把车轮整一下就行了。”这已是修车十倍的钱了。他想息事宁人赶紧走路。那黄头发小年轻扬起蛮横的小脑袋，“你打发要饭的呀?赛车换个轮子两百多块，知不知道?”陈道生看狮子大开口。就说，“一辆新车不过一两百块。哪要那么多钱?”绿头发扬起拳头，“少废话。拿钱!最少两百。”陈道生看这人心太黑，不忍心任其宰割，“我没那么多钱。要不我们去派出所处理。”三个人不予理睬一拥而上，将陈道生夹在中间，陈道生想起自己还要继续挣钱还债。突然口气又软了下来，“我再加你三块钱。好不好?”他们已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耐心，眼尖手快的黄毛将手迅速插进他棉袄里面的口袋里，口袋倒翻了个底朝天，大大小小的块票毛票散落在雪地上。卖糖葫芦的四十块钱和出门带来的两块钱零钱全都被抢走了。陈道生只作了简单的反抗，反抗的结果是又一次被踹翻在地。杂毛们扬长而去，风雪中的人们匆匆地经过，没有人停下来关注此事。
       陈道生推着破车走到三圣街口的一根电线
       杆旁时，他突然感到自己推的不是自行车。而是他一生的重量，太沉，他想靠着电线杆歇一会，身子还没够着电线杆，他手脚一软，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自行车顺势砸倒在他身上，前后轮卷着碎雪旋转，陈道生听不到电线杆上的电线在风雪中呜呜作响。
       从快餐店下班的于文英走到街口时，透过风雪弥漫中晦暗的光线，她发现电线杆下有一团模糊的东西，最初她以为是谁临时放在这里等待搬运回家的一麻袋萝卜或年货，走近的时候才发现像是一个乞丐蜷缩在那里，等到她蹲下去扳过乞丐的脑袋发现是陈道生时。她嘴里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不好了，快来人呀，救命呀!”她抱着陈道生的脑袋，用身子护住他的脸。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
       这时陆陆续续走过来一些人。他们显然没有于文英冲动。他们拨弄了一下于文英怀里的脑袋，“这不是陈道生吗!”于文英哀求着男人们，“快把他送医院吧，要死人的。”三圣街的赵志槐路过这里，他摸了摸陈道生的鼻子，又使劲地掐住陈道生的人中。陈道生在赵志槐的指尖压迫下脸上抽搐了几下，双目紧闭中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赵志槐松开指尖，胸有成竹地说。“没事，累晕了，送回家吧!”众人都说没关系回到家休息休息就行了。医院里又要多花冤枉钱，已经在街口了。离七十六号大院不过三百米远。
       陈道生在众人七嘴八舌中醒了过来，当他发觉躺在于文英怀里时，就顽强地要站起来，挣扎了几下。没站稳。于文英拽下脖子上的有温度的红围巾给陈道生围上。“这么冷的雪天，还出什么摊呢?”陈道生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没事的，睡一觉就好了。”于文英说，“刚才你那样子真是吓死人了!”陈道生心虚嘴硬地说。“死不了的!”
       赵志槐于文英扶着陈道生七十六号大院走去。雪下得更大了。
       这天夜里，双河市下了今年冬天最大的一场雪，第二天早上拨开门栓，院子里被积雪抹平了，整个城市像是裹上很厚的棉花，棉花下面没有温暖。只有冻得坚硬的房屋和道路。
       4
       陈道生昏倒的那天晚上，喝了两碗红糖水后，他就完全清醒了，人也有了精神，七十六号院子里的街坊都过来看望，他们见陈道生已经一切正常，就说了几句安慰的话，让他不要太累了，孙大强说，“你哪能，一天出去卖两趟呢?身体垮了，就像我一样，一分钱也挣不到，还要花钱吃药。”陈道生说了一些感谢的话。说想趁年关多卖一些钱。
       于文英是最后走的，她问是不是胃病犯了，表姐给你开了什么药，陈道生说胃病早就好了，是中午生意太忙没来得及吃饭人有些累，没事的。临走时，于文英问陈道生，“婶子怎么还没回来?”陈道生说，“年初六办离婚。”于文英惊得身子一颤。“哪能这时候离婚呢?”陈道生苦笑了笑，“常言说，能同享福，不能同患难。钱家珍跟我二十年了。一天也没享福过，眼下大难临头。离婚也怪不得她。”于文英问，“你同意了?”陈道生说，“钱家珍同意了，年也不回来过了。”于文英说，“你一个人过年?”陈道生说，“也没个亲戚，只好如此了。你呢?”于文英说，“我要去乡下外婆家过年。你乡下不是有个舅舅吗?”陈道生说，“眼下我哪儿也不能去，你放心去过年好了。”于文英说，“明天早上我带你去找我表姐赵文丽给你开点药。”陈道生说，“不用了，医院的药太贵，喝过红糖水就好了。”
       他们的谈话很平静，平静得就像屋外落地无声的雪。
       第二天是腊月二十九。头天晚上没熬冰糖葫芦，陈道生早上起床后吃了一大碗面条，里面放了许多辣椒酱，吃得全身热血沸腾，体力也恢复过来了，他熬了二百串糖葫芦后，没有立即出门。在等着糖衣凝固的时候，他掐着指头计算昨天的损失。昨天连本带利都蚀光了，今天出门挣的钱只是补上昨天的本钱，这让他很沮丧，甚至都不想去卖了。可不卖，连本钱也捞不回来。临近中午十一点的时候，陈道生又出门了，吴奶奶还在捣她的年糕，她说，“道生，刘思昌那个没良心的可把你害惨了!”
       于文英一早去市二院找表姐赵文丽。赵文丽见于文英进来就摘下了口罩，于文英问陈道生前些日子来看病的情况，赵文丽说没看病，只是带他去血库卖血了，于文英一听头皮发麻，“你怎么带他去卖血呢?他已经是妻离子散了，背的债压得气都喘不来，再有个三长两短的，真的就家破人亡了。”赵文丽说，“你别怪我，可是他求着我去卖血的，也不是什么人想卖就能卖得了的。他还要我不要告诉你呢。”赵文丽突然别有用心地一笑，“我说文英呀，这么关心你的落难老板，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哟。”于文英嗔怪她，“你别乱说，他都是我叔叔辈的，跟我爸当年是同事。”赵文丽说，“跟你说着玩的，他又不是什么大款，几天小老板的瘾还没过够就破产了，又被最好的朋友骗了个倾家荡产。也怪可怜的。不过，我倒发觉这个人像个男人。”于文英说，“如今这世道，全颠倒了，不会坑蒙拐骗反而不像个男人了。”
       于文英说陈道生昨天晕倒在雪地里，是不是开点什么药，赵文丽说加强营养多休息就是了。开药要花不少钱，没什么必要，于文英说你跟血库打声招呼，血是不能再卖了，赵文丽说他急需要钱还债，人倒是蛮讲信义的，只是如今下岗的那么多，又没技术，又没资金，打临工一个月只能挣上二三百块钱。哪儿又能挣多钱呢?于文英说你帮着打听打听，看医院里有什么临工，先找个临时的干干再说，赵文丽想了一会说，烧锅炉、打扫卫生、清运垃圾的临时工都满了。而且也只有二百五十块钱一个月，跟外面比起来还算高的。沉思了一会，赵文丽突然眼睛一亮，“你问他愿不愿到医院里来当护工，重症病房的病人需要男护工，很缺，只是端屎端尿，白天黑夜连轴转，一般人顶不下来，不过收入很高，最低八百块钱一个月，有钱的人家能开到一千块钱。一般说来。这种活都是乡下人干的，很苦，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想，要是愿意来的话，我倒可以跟院长说说。”于文英没好多说。心里想，这活再怎么腌臜人也总比卖血好，“我回去问问他后，给你回话，不管怎么说，卖血是不行的，那是要出人命的。”赵文丽有些委屈地说，“卖血还是开后门开来的，你可不能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看你这口气好像我害了他似的。”于文英也觉得言重了，就拉着赵文丽的手说，“表姐，我也就是一时心急。说话就没什么谱了，你可别往心里去，改天我给你织一条围巾，好不好?”有病人来就诊了。赵文丽戴上口罩开始工作，于文英上班去了。
       天晴了，被大雪裹得严实的城市反射出白晃晃的阳光，很刺眼。
       于文英的快餐店下午三点钟就下班了，老板给她们每人额外发了六十块钱过年费，还发了两条芝麻糕两盒桃酥。于文英花十二块钱买了一瓶“安神补血糖浆”，又拿出一条芝麻糕一盒桃酥，晚饭后来看望陈道生，既是辞行，也算是提前给他拜个早年。
       于文英进来的时候。陈道生正在小厨房的一口大锅里熬糖葫芦，于文英问，“身体那么虚，下午还出去卖糖葫芦?”陈道生顺手递给她
       一张小板凳。“门边太冷，往炉边坐，暖和一些，”他从冰糖山楂弥漫着的香气和热气中抽直了身子，“也没什么，就是有点累，睡一觉都好了，今天生意好得很。”于文英坐在一锅糖葫芦的炉子边，炉火很旺，很温暖，锅里血红的山楂在糖稀中翻滚，像是不愿意被糖包装，可越折腾身上的糖衣越厚，慢慢地就不能动弹了。于文英将一直提在手里的一袋东西递给陈道生。“明天下午我就去乡下了。晚上给你送点东西来。提前给你拜个早年吧!”陈道生迟疑了一下，没接，于文英站起来塞到他手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店里发的。”陈道生拎着一袋子东西，就像拎上一袋子新的债务，“小于，我欠你的太多了，店关门了，工资没开过，还借了你两千多块钱，想起来，我真的有罪呀，不坐牢比坐牢还难受。”于文英说，“可不要这么说，我觉着你是背运，就像我前两年，先没了男人，又走了婆婆，也是祸不单行。可静下来一想，人总不会一辈子倒霉的，我就不相信，这世上就没有报应，刘思昌骗了钱又怎样呢?全世界通缉。也算不得什么光彩的体面的日子，等于是现世就报了。就算当坏人都能发财，你不会去发财，我也不会去，坏人的日子肯定不会比好人更好过一些。是吧?”陈道生听着于文英的话心里就宽慰了许多。他怕于文英的礼太重，就掏出了袋子里的东西。当一瓶“安神补血糖浆”拿在手里时，陈道生脸色慌张了起来，“小于，我又不贫血，喝这干吗?”于文英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很随意地说，“我看你昨天晕倒了，就瞎估计你是贫血，让你补补身子，就算这东西没什么营养，反正喝下去也没什么坏处。”陈道生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小于，让你费心了。”山楂出锅后，他将第一串糖葫芦递给于文英。
       年三十下午四点钟。出摊的男人们都回来了，大家都忙着年夜饭，街上很快就空了，陈道生也早卖完了，他在屋里将箱子里的钱全都拿了出来，数了好几遍，一千零八十六块三毛，这半个月卖血卖了八百，糖葫芦挣了两百多块。他想要是按这样的速度，每月能挣两千多，那还债就要快多了，可刚卖了半个月的血，人就晕倒了。要是哪天一命呜呼了。那就既挣不了钱，又还不了债了，这让他面对一堆钱还是头上冒出了冷汗。
       陈道生将衣服收拾干净，揣着钱出门了，说是还钱，还不如说是去做检讨，他先给吴奶奶还了一百，吴奶奶一辈子积攒下的一千八百块钱全都借给陈道生，所以陈道生还钱的时候还不忘说，“吴奶奶，我真的无能，也挣不到钱，过年了，先还你一百，算我给你赔个不是。”吴奶奶接了钱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孙大强看病吃药需要用钱，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暗示过好几次，陈道生也还了一百，孙大强接钱的动作很敏捷，他一边往口袋里塞，一边说着客套话，“你要是急着用钱，暂时就不要还我”。陈道生按自己的思路说。“真不好意思，一时又不能全还上，让你烦心了!”孙大强手在棉袄口袋时又摸了摸，确信钱安然无恙后又说了一些毫无必要的客套话，陈道生应付了几句就去找赵天军，欠赵天军八干，陈道生想先去还一百块钱表明个态度，赵天军正要出门，见陈道生将一百块钱往他手里塞，坚决不要，陈道生说你要买房子又要娶媳妇，欠你太多了。实在对不起你。赵天军说，“媳妇这辈子是娶不上了，一百块钱也买不了房子，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赵天军说要立即赶到夜总会去陪杨董一起过年，杨董逢年过节两个保镖一个都不让离身，春节安全一点都马虎不得。所以他跟院子里都打了招呼说年前年后都不回来。
       院子里其他人家都没还钱，但陈道生挨家挨户打招呼，做检讨，院子里的人都没说什么，陈道生能有这种姿态，是有良心的人，大家也就安慰了他几句，胡连河拍着陈道生的肩膀，很轻松地跟他说笑着。“只要双河市的人明年还吃猪肉，我的杀猪刀就不会杀人，你不要担心我会像黄世仁一样不够意思。”陈道生一脸惭愧，听了这话后心里暖乎乎的。
       本来没有打算还秦大爷的安排。秦大爷开着一个铺子，日子是能过的，赵天军没要一百块，陈道生就还给了秦大爷，毕竟七十多岁了，还不知能活多久。他想让秦大爷知道他陈道生不赖账的诚意，秦大爷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嘛，那五百块钱不要了，倒不是我钱多，是我不忍心让刘思昌那狗日的把你逼疯。”陈道生说，“秦大爷，你的心意我领了，先还你一百，欠下的钱还不知到哪年哪月呢，真是对不起你!”秦大爷收下钱又骂了一通刘思昌。
       陈道生将其余七百块钱在三圣街选择了七户上过门“了解情况”的困难户先还了，那些曾集体上门的人有点不好意思。很大度也很抽象地说不急不急，手却接过了钱，也有些人心情太好，就开玩笑说，“陈道生，你这钱就是假的，我也敢拿。”这话其实并不好笑。但陈道生也附和着笑。
       三百多户债主。挨家挨户上门道歉最少要花一天时间，眼见着天已经黑了，家家户户屋里灯火大亮，菜都端到桌上了，陈道生就站到院子里将每家的人召在一起先散一圈香烟。然后开始集中检讨道歉，“我对不住你们，没有钱要有言，过年了，给大伙赔个不是，只要我活着，钱迟早是要还的。”大家见陈道生如此谦恭诚恳，心里即使有些不快，也早就烟消云散了，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又是除夕之夜。大过年的，几乎没人跟陈道生计较，甚至还有人说了几句来年大发财的祝福送给陈道生。
       陈道生发现过年的时候，所有的人脾气都很好，人又热情又温和，欠了这么多债，没遇到任何一个像黄世仁那样的人。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陈道生在回七十六号院的路上想。要是天天过年就好了。
       回到七十六号院子里。三圣街街道办的包主任带着两个年轻人正在等陈道生，他们给陈道生送来了三十斤大米、五斤油、一件军黄棉大衣，还有一百块钱，包主任拉住陈道生的手说，“本来市里、区里领导要来看望你的，听说你一直要忙到年三十晚上才能收摊。所以就委托我们街道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给你。”陈道生看着摞在桌上的一堆温暖，有些意外，“我一点都不知道呀。送这么多东西?”包主任和工作人员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说了一些困难是暂时的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就一定能度过一切难关之类的行话，基层干部包主任不可能有多高水平，所以说话大部分只能按报纸文件上的说。自己发挥的那一小部分说得不恰当就很正常了，“三圣街特困户是经过民主评议评出来的，那天来征求意见时，你不在，大家一致推选你当特困户。就连被机器轧断一只胳膊的李国林都没当上特困。”这话听起来很别扭，好像当特困户很光荣一样，就像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一样杀出重围击败无数对手才当选的，而他竞选胜利的法码是女儿坐牢、被骗三十万、夫妻下岗，没有一件让人体面。陈道生心里憋屈，嘴里却表示了衷心感谢，院子里的人也很感动。纷纷握着包主任的手对党和政府表示了感谢，时辰已经不早了，城市里四面八方陆陆续续响起了鞭炮声。暗蓝色的天空划过一道道美丽而短暂的烟花。街道办的同志们在握了许多只沾满油腻的手后。回家吃年夜饭去了。
       
       街道办的人走后。大家也都回各自屋里准备守岁，这时有人发现陈道生家厨房里悄无声息，钱家珍也不见人影。王奎问，“都在忙过年，钱家珍呢?”陈道生很平静地说。“去无锡她表姐家过年了，那边条件要好一些。”阿宝问，“你怎么不一起去呢?哪有两口子分开过年的?”陈道生说过年生意好。想多挣些钱就没跟着一起去，大家谴责了一气钱家珍，然后就拉着陈道生到自己家过年。陈道生说自己家有鱼有肉，马上就做，因为双河的风俗是孤寡五保户才能去别人家过年。那是很不吉利的。陈道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孤寡行列了。但他不能说，他不想让钱家珍要跟他离婚的事败坏院子里年夜饭的胃口。
       按说陈道生这个除夕之夜应该是极其孤寂而悲凉的。甚至应该是泪流满面才是，应该是独自啜泣食不甘味难以下咽才是，陈道生先前也对这个夜晚充满了拒绝和恐惧，他怕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受不了那种妻离子散的打击。可人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尤其像陈道生这样不到半年时间经历过油煎火烤出生入死的人，还真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是麻木，而是刀枪不入了。跟阎王爷拉过手的人是不怕人世间带血刺刀的。陈道生做了一个萝卜烧肉，一碗红烧鱼，一碟蒸香肠，一盘花生米，一盆豆腐汤，四菜一汤端上桌，又从碗橱里摸出大半瓶火烧刀子酒，先倒了一杯朝着新疆的方向洒到地上，再倒一杯，不知道钱家珍去哪儿了，他就沿着她出门的方向洒过去，这样一家人等于就坐在一起吃年夜饭了，他觉得女儿好像去参军了，钱家珍真的就去了表姐家走亲戚，这种感觉让陈道生心里很稳定，吃着鱼肉，又将大半瓶酒独自倒进胃里，全身上下真是热血沸腾，自打家里出事后，就没心思喝过酒。也没吃过一顿好饭，这是他这几个月来吃得最痛快最舒服的一顿饭，是自己做的。酒性上来了，人也像飞起来了一样，陈道生一手抓着空酒瓶，一手用筷子敲击着盘子边沿，嘴里居然不知不觉地哼起了《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一切全靠我们自己……”
       吃完饭，院子里热闹了起来。酒足饭饱的男人们嘴里叼着香烟串门，拿了压岁钱的小孩在院子里放烟花，女人们在厨房里将碗筷洗涮得哗哗啦啦，声音很夸张，所有的门都敞开着，陈道生跟大家一起抽烟喝茶聊天，说的都是一些温暖的话，没人提钱家珍。也没人提陈家倒霉的事情，电视上春节晚会开始了，陈道生在洪阿宝家里看彩电，看到姜昆说完相声的时候，他回屋里睡觉去了。
       这一夜，陈道生睡了这大半年来最舒服最踏实最香甜的一觉，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年了。
       5
       陈道生大年初一上午熬糖稀做糖葫芦，吃了午饭就推着车出门了。
       在这座城市里，陈道生没什么亲戚，也没什么朋友，父亲当年是从苏北讨饭过来的，母亲也是乡下的，双亲过世后，跟娘家亲戚也少有联系，穷人没时间交朋友也交不起朋友，最好的朋友刘思昌都已经逃到了国外去了，也不知他新年的日子里是否还记起了陈道生和那一箱子钞票，钱家珍去了哪儿并不重要。反正不离婚跟离婚也差不了多少，日子过得比两个陌生人还要糟糕，陌生人还讲个情面。他们之间不仅没有情感，连情面也早就没有了，女儿年前来过信说在那边过得很好，没干了几天种草的活，就被抽到“新岸艺术团”做了演员，又唱歌又跳舞，年底到其他劳改农场慰问，还给她们吃炖羊肉。信中的小莉在风沙弥漫的戈壁里圆了自己的艺术美梦，这让陈道生很安慰。大年初一早上，陈道生很容易对他生命中的关键事件和重点人物进行适当的想象和回忆，而想象和回忆就像是辣椒酱，不沾它没味，一沾它又辣得满脸是汗，所以陈道生也没怎么多想，大约也就是两支烟的工夫，早上起来后炸了一挂鞭炮，听了一会收音机，丢下饭碗就开始做糖葫芦。
       钱家珍年初五晚上回了一趟七十六号大院，大院里的男女们见了面都还客气地跟她打招呼，尽管人们对钱家珍有看法，但大过年的，每个人都变得特别宽容，“去无锡表姐家过年了?”钱家珍说，“没有，过年我在加班，工作特别忙。”有人问，“你有工作了?道生没说呀!”钱家珍说，“我的工作不能对外说，是国家机密。”院子里人觉得钱家珍神经有毛病了。就不再接话。钱家珍穿得花红柳绿的。眼睛眉毛描得很黑，而嘴上又涂了太多的口红，像是刚喝过血一样，孙大强女人韦秀兰拉了拉孙大强的袖子，“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活脱脱一个婊子模样。”孙大强虎着脸说。“你嚼舌头根子!”
       钱家珍进屋后关了门。陈道生放下手头正在洗的山楂，没说话，点上一支烟默默地抽着，钱家珍从怀里掏出一式两份的离婚协议书。手里拿着一支已经拧了帽的圆珠笔，“家里的东西我都不要。债务我也不背，你看一下，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就签字。”陈道生简单地看了几眼，然后接过笔很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最后一笔用力一顿，站得稳稳的，签名的感觉像是还了一笔债务一样轻松，他发现居然对一桩维持了二十年的婚姻一点留恋都没有，这让他心寒，为自己心寒。
       第二天是年初六，上班的第一天，一大早八点钟，陈道生和钱家珍准点来到了民政局，陈道生是推着糖葫芦来的，他想办完手续后就去卖，下午他还想再卖一趟，现在一天两趟最少能卖三百串，一天有三四十的纯收入。见了钱家珍，他问昨晚在哪儿住的，钱家珍说在单位宿舍，陈道生说，“双河就这么大，你什么单位神鬼兮兮的?”钱家珍也没好声气，“叫你不要问你非要问，还像个男人吗?”两人一肚子怨气走进民政局办公室，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着互致新春问候，一听两人是来离婚的，他们就抽出相互握着手各就各位了，工作人员很怀疑在看着两个穿着尖锐对立的男女。看了离婚协议书，又例行公事地问了几句新年里最不该问的话，然后很无奈地直摇头。办手续不到二十分钟，二十年婚姻二十分钟就完了，两个绿本子的离婚证就像是刻满了婚姻失败的两块墓碑。
       走出民政局大门，陈道生说，“我走了!”还没等到钱家珍回应，骑上车就去卖糖葫芦了，钱家珍看着陈道生远去的背影，身后盛开的糖葫芦很鲜艳，她驻足不到半分钟，掉过头往向反的方向走去。他们办离婚的手续过程很简单，简单得有些枯燥，分手时根本没出现那种依依不舍或旧情难忘的感人场面，好像一笔勾销的不是婚姻，而是灾难，夫妻到了这个份儿上，实属情断义尽。
       穷人的婚姻不仅是朴素的，也是原始的，与浪漫毫无关系。
       年初七一大早，陈道生去市二院血库卖血，抽血的大夫说不要血了，陈道生有些急了，“是不要血了，还是不要我的血了?”大夫戴着口罩依然很含糊地说，“不要就是不要，没什么可说的。”陈道生很失落地走出医院大门，城市阴暗的角落里。腊月里的残雪顽固不化，它们潜伏在有利的地形里，正在抵抗着阳光最后的销蚀。他想是不是去其他医院看看呢，可其他医院又不认识人。这个新年的早晨陈道生无比郁闷。
       于文英从乡下过年回来后。找到了陈道生，
       她给陈道生带了一包花生糖和半片腌猪肝，陈道生给了于文英两串糖葫芦，于文英随口问，“婶子还没回来?”陈道生说，“离了。”于文英刚咬了一口糖葫芦，山楂卡在牙齿之间凝固不动了，来不及嚼咽下，她哽着脖子，“还真离了?”陈道生从抽屉里摸出一本绿色封面的“离婚证书”扔到桌上，“院子里还没人知道，说起来很丢人。可有什么办法呢。跟着我也许连下辈子都要受罪，趁着还不算老，找个吃饱饭的人家，省得跟我在一起天天夜里做恶梦。”于文英问，“债务也不承担了?”陈道生说，“祸是我闯下的，不该连累到她的。”于文英望着陈道生平静地说着这件事就像是说着古代的事情一样，风吹得粗糙的脸上呈现出刀刻的轮廓，她第一次发现瘦弱的陈道生棱角鲜明，男人的骨头坚硬地支撑着血肉。
       于文英没再问下去，她告诉陈道生。今天去表姐赵文丽家玩，赵文丽说医院里重症病房男护工紧缺，虽说活累，但比风吹日晒要好得多，每个月最少八百块钱，要是遇到有钱的人家都能给一千，陈道生问赵文丽说了什么没有，于文英说没有，也就是闲谈中说起这事的，“我倒觉着你可以去干一段日子，挣了钱不必全都还债了。每个月留一两百块钱，过一两年，再凑点钱，想办法做店铺生意，要是选项对头生意好的话，一年赚个三两万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快餐店一年都净挣七八万。”陈道生眼下没本钱做店铺生意。而且再也借不到钱也不能借钱了。听于文英说得在理，他就答应去市二院当护工，“只要收入高，每个月能还上几百块钱。再累和脏的活我都不怕，不要说守着活人了。就是到太平间守死人我也愿意。”陈道生要做的护工其实就是医院和病人家属临时雇用的男护士，拔高一点说。也算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一项工作，而且一千多块收入跟他卖血和卖糖葫芦加起来的钱几乎就差不了多少了，再说市二院又突然说不要血了，他也没别的路可走。
       于文英带着陈道生去见赵文丽。赵文丽将陈道生带到院长办公室，院长反复打量陈道生，像是仔细推敲刚买来的一件医疗设备，“乡下的农活安排好了吗?家里人思想都想通了?当男护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赵文丽急忙打断他，“院长，你说错了。”当得知陈道生原来是国营双河机械厂材料设备科正式工而且还当过市里劳模的时候。院长当即上前一把紧紧握住陈道生的手，“太不容易了，你太有觉悟了，如果全社会都有你这种境界，我们医院的工作就不会被动了。只是委屈你了。”陈道生感动于一种知遇之恩，他表态说，“工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还望院长多多批评指正。”院长说，“哪里哪里。你干这个工作屈才了。双河机械厂好端端的一个国营大厂，就这么被资本家吞并了。而且那个港商还不是个东西，嫖娼嫖死了，你知道这件事吧?”陈道生脸红了，他像被抽了一耳光一样，疼痛难忍，他支吾着，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陈道生做重症病房男护工。是医院代病人家属雇佣的，工钱是医院、病人家属、陈道生共同商定的，由病人家属在医疗费中支付，医院代发给陈道生，这样免得扯皮，陈道生每个月去签字拿钱，这感觉就像是当初在工厂拿工资一样，很体面。陈道生忽然产生了一种找到工作有了单位的尊严。
       然而男护工的尊严是非常有限的。
       穿上医院发的白大褂就像穿上了军装一样，陈道生一开始都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有点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看着那些活蹦乱跳的女护士，自己与她们走在一起，像是四里河的那些假冒名牌服装一样，人家是正式工，他不过是一个临时工。不过。这种感觉很短暂，因为陈道生知道自己是为挣钱而来的。而不是为名分而来的，他挣的钱比正式工女护士们多两倍还不止，当然他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比她们辛苦十倍也不止，而且他的工作走钢丝一样的悬乎，病人不满意，可以随时不要他，他是病人家属花高价雇来的，等于是病人的男保姆，丢掉饭碗就像丢掉一分钱一样容易。
       陈道生被医院护理部的一个年龄偏老的老太太带到了重症病房进行现场培训，如何喂药、喂饭、喂水、塞尿盆、端屎、翻身、推轮椅、擦鼻涕、穿袜子、剪指甲、捶胳膊、捏肩、搀扶、抱坐，老太太对陈道生说，“端尿的时候，两手从腋下抱住，一定要轻，但又不能太轻，重了患者受挤压尿不出来，太轻了患者会因缺少支撑而尿不出来，要恰到好处，懂吗?”老太太教了一上午。陈道生进步很快，他觉得这工作虽然很细致。但难度肯定没有比做糖葫芦大。
       重症病房里都是一些中风、脑瘫、车祸重伤、严重烧伤、打架斗殴断腿缺胳膊脑袋开花，以及各种癌症晚期为主的男性患者，护理非常困难。医院里的护士只负责打针换药吊水，端屎端尿这类的护理工作女护士是不干的，一般的家属都干不了或没时间日夜把守伺候，这时候陈道生就变得相当重要了。这类患者的前途是。要么走不出医院，走出医院也就是成群结队的残废人，陈道生护理的就是这些离死亡最近，离正常生活最远的病人。
       重症病房的门实际上是连着火葬场的一道后门，病人也就是火葬场首选客户，所以走进重症病房的陈道生感觉跟走进火葬场是一样的，这样的心情让他最初很多天里都无法吃下饭，整天面对病人蜡黄的脸和扭曲的表情，源源不断的口水鼻涕还有很困难地咳嗽着吐出的痰。随时失禁的大小便。重症病房里闻不到药水的味道。终日弥漫着的是恶臭和腥臊刺鼻的气味，这里不像病房。更像是一个无水冲洗的旱厕，一开始陈道生伺候病人后总要跑到厕所里一气呕吐，胃里倒海翻江，可什么也吐不出来，于是他就对着自来水龙头猛喝一气凉水。病人家属工作忙是一个理由，而受不了这夜以继日的呻吟嚎叫与无休无止的屎尿应该是一个最真实的理由，久病床前无孝子，现在只剩下陈道生这个外姓的最忠实的孝子。高工资需要付出高代价，这很公平，陈道生没什么可说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伺候好病人，让病人家属像满意孝子贤孙一样满意他站在病房里双手屎尿的形象。
       护理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度，只要细心耐心和付出爱心就能做好，陈道生能很快做得顺风顺水，关键在于他把每一个病人都看成是他父亲，哪怕年轻的也是如此对待，解决这一心理问题类似于一个革命干部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与阶级立场。当然陈道生觉得父亲给了自己生命。儿子本来就欠父亲的，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可他面前这些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们给了他这个城市里最高的报酬，他也欠他们的，所以他的伺候是报答是还债，确实挣来的钱就是用来还债的。陈道生思想问题解决得很好。护理就做得更好，所以病人家属和医院对他都很满意，他的忠于职守无微不至让病人家属感动得请他吃饭，送给他穿旧了的皮鞋与大衣，一个癌症病人死了后，家人悲痛欲绝中还没忘给陈道生送了一条“牡丹”牌香烟，医院院长说，“到底是国营大厂出来的，受过党和政府多年培养，素质就是不一样。”赵文丽也为自己推荐了优秀人才而沾沾自喜，“要是你老陈是正式工的话，都可评我们院的先进了。”陈
       道生举重若轻地说了一句，“我当年是全市的先进。”一身洗不净屎尿味的陈道生流露出一些志得意满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夏天的时候。陈道生伺候了一位年轻的重症病人，年轻病人比老年病人相对要好伺候些，他们只要能睁开眼。撒尿端屎就容易得多。这个年轻病人最初一连好多天都没清醒，每天都是医生进进出出的。打针吊水量体温，他的母亲在一边不停地哭，哭累了就骂，“公安局要是不枪毙凶手，我就不活了。”陈道生隐约知道年轻人是打架时被打烂了脑袋的，至于为什么打架他就不知道了。年轻人做了头颅开腔手术，还有一两块碎骨还没取出来，陈道生这段日子的工作就是为昏迷中的年轻人换“尿不湿”布片，每天用温水洗一次下身的腥臊和恶臭，相对来说，不喂饭喂水喂药，也不用随时听病人使唤和调度，比较轻松。只是陪夜的时候，隔几分钟就要把手放在病人鼻子处检测一下呼吸是否均匀。要是间歇式地不稳定。就得立即叫值班医生来，最初两个晚上，后半夜的时候，陈道生发觉病人的呼吸像自来水管坏了一样，断断续续地，他冲到值班室叫医生，“不好了，好像不行了!”医生冲进灯光惨白的病房，手试了试呼吸，又翻看了看病人的瞳孔，“好好的，你叫我来干什么?”医生不高兴，陈道生不安地搓着手，“刚才有些不对头，我怕出事。”医生说，“你怕出事，我就不怕出事?”医生很沮丧地走了，陈道生站在灯光下又试了一下，发现还是不对头，他又去叫，医生来看了。还是没事，那位戴眼镜的值班医生眼睛通红的，“已经脱离危险期了。怎么会说死就死呢?你存心不想让我打一会瞌睡，要是再乱喊乱叫，就让医院把你开了。”陈道生连忙拔出一支烟，一脸内疚。“大夫，我不是故意的，真对不起你!”医生没接烟。打着哈欠走了。陈道生拿着一支苍白的香烟。脸上一样的苍白。这份工作要是丢了，他到哪儿去挣千儿八百的。后半夜，他坐在椅子上，丝毫不敢打瞌睡，过两三分钟检查一次病人的呼吸，被医生一训，病人的呼吸居然正常了。
       一个月后，年轻人又做了一次颅内手术，取出里面的碎骨残渣，人很快就醒过来了，染得金黄的头发中间开了一道缝，左右看起来并不对称。蜡黄的脸也像染过一样，与头发的颜色浑然一体了。醒过来的年轻人脑子受了些刺激，经常做出一些狂躁的反应，喂饭喂水的时候常常猛地胳膊一扫将饭菜和水洒了一床，陈道生赶紧为年轻人换衣服和床单，嘴里说着，“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父母想想，你一个人出事，一家人都不得安生。”陈道生想起了女儿小莉，小莉坐牢让一家人一条街的人从此暗无天日。黄毛并不答话，他闭着眼睛喘气。
       一个闷热得连床腿都在出汗的中午，黄毛在睡午觉。陈道生准备将搪瓷尿盆里的尿端出去倒了，天太热，黄毛喝水太多，加上吊盐水，一个小时最少要撒三泡尿，他从床底上拿出尿盆刚刚站起来，睡梦中的黄毛突然一骨碌坐起来，甩手就给陈道生一拳，“操你妈的，我要把你剁成肉酱!”陈道生本能地用尿盆去挡了一下，尿盆里的尿泼翻在陈道生的身上，黄毛看也没看，倒在床上闭上眼睛又睡了，嘴里喘着恶气。陈道生说，“我是做护理的。不是让你出气的。”黄毛的母亲从家里赶过来给儿子送西瓜，见陈道生对着儿子说气话，就嚷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规矩，我们花大价钱是请你来伺候我儿子的，不是让你来教训他的，你不够资格!”陈道生不说话，手里捧着尿盆站在病床前，黄毛母亲看见陈道生一身的尿，也知道了几分。不凶了，她说，“我来看着，你去洗，二洗吧!”
       陈道生去厕所水龙头边洗了尿盆，再脱下衬衫和裤子洗干净，裤子口袋里半盒香烟也被尿泼湿了。有两支没湿，陈道生拔出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也传染上了臊味，他犹豫了一下，扔进了垃圾筒里。穿上潮湿的衣服回到病房，黄毛的母亲给陈道生递过一片西瓜，陈道生没接，站在吊扇下吹衣服，黄毛也醒过来了，正啃西瓜。他对陈道生说，“让你吃西瓜又不是吃人，不要客气，你这人还挺够哥们的!”陈道生接了西瓜想说我跟你是哥们，你是我儿子辈的，没说，忍住了。医院有规定，临时护工只要病人家属不满意，随时更换。
       黄毛母亲对陈道生说，“这孩子从小就没受过气，这次遭了这么大的罪，脾气有点不好，你不要跟他计较，听到了没有?”像是建议，又像是命令。陈道生点点头说，“听到了。”黄毛的母亲见陈道生很听话。就跟他谈起了乡下收成的问题。口口声声说你们乡下靠种地挣两个钱太难了，当护工虽辛苦些，可总比田头晒太阳好多了。你看这天多热。
       城市医院里当男护工的都是乡下人，城里的男人饿死也是不会干的。所有病人家属都把陈道生当乡下人。没人怀疑过，祖籍乡下的陈道生从来也没辩解过，对城市身份的辩解只能让别人内心里更加瞧不起他。
       陈道生心里有些苦闷，他就抽空找于文英去说。
       于文英是上个月底到市二院食堂当临时工的。红蜻蜓快餐店关门了，是非正常死亡。那天几个小混混来店里吃饭，吃完了不付钱。于文英不让走，一个小混混就顺手摸了一把于文英胸脯，说，“跟我睡一觉就付钱，行不行?”于文英抄起铁勺子就砸过去，一个小混混头就出血了，几个小混混蜂拥而上，店老板带着员工从后堂冲出来与小混混们打成一团，见店里饭菜桌椅玻璃碎片乱飞，客人全都没付钱就跑了，店老板急了，他拿起一把菜刀就给冲在前面的小混混劈头一刀，血喷如注，小混混软软地瘫了下去，像香港武打片中倒地的慢镜头。众混混一看全傻了，扔下手中的桌腿棍棒，拔腿就跑。警车拉响警笛冲了过来。将头脑开裂的小混混送进医院，将店老板带进了刑警队。店老板因故意伤害罪被逮捕了。赔了十二万医疗费后，店就倒了，店老板年轻漂亮的妻子也从此下落不明。于文英失业了，表姐赵文丽让她来市二院食堂烧饭。虽然只有三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但就餐的都是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工作量不算大，人也比较安全。于文英想到陈道生也在医院当护工，就一口答应了，她对陈道生说，“真没想到。我们又到一起上班了。”言下之意是还真有些缘分，陈道生倒没往缘分上想，他说，“我这个人像是一个克星。谁跟在我后面谁就倒霉，服装店让你吃足了苦头。”于文英说，“我命中就注定了跟倒霉的人在一起，你看黄奇……”她没说下去，将死去的丈夫黄奇跟陈道生联系在一起是不合适的，陈道生只当做是口误，也没怎么在意。他时常来食堂买一份最简单的饭菜，五毛钱左右，于文英总是多打些菜给他。趁着人少的时候。就说一会话。
       陈道生这天将黄毛的事说给了于文英听。于文英听了后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好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于文英心有余悸地说，“你干到年底不要干了，留点钱，来年做一点生意，我到时候再凑一点给你。这活太腌臌人了。”陈道生说，“生意是不敢再做了，现在我一个月还八百块钱，还一点就少一点，要是生意再砸了。那就真的下辈子也还不起债了，再说我欠你那么多钱，哪能再借你的钱。”陈道生现在每
       月能拿一千块钱，因为他每天都陪夜，所以就多得二百块，每个月还了钱后，看到三圣街街坊们满意的笑容，陈道生心里要轻松好几天，还一百块钱就像端掉鬼子的一个炮楼一样，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他这么多年，什么酸甜酸苦辣的感觉都领教过了，就是没享受过胜利的感觉。陈道生跟于文英关于未来出路的对话已有过很多次，每次也就是说说而已。诉说的本身比诉说的内容更加重要。这天陈道生诉说完临走时，于文英突然问。“你护理的那个黄毛是不是在快餐店闹事的那个混混?他可把我们老板害惨了。你要是服侍那个流氓也就太恶心人了。”陈道生说，“我也不知道，更不好问。躺在病床上的都是病人，而不是流氓，就像到火葬场的都是死人。而不是什么名人伟人商人敌人。只能这么看，不然我一天都干不下去。”
       黄毛快要出院了，下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又在等着陈道生上岗了，晚期癌症病人一进重症病房，基本上也就准备到火葬场登记姓名了，半年时间陈道生护理了三个癌症病人全都走了。短的十来天，长的一个多月，生离死别的时候，陈道生总是很伤感，因为他的护理不是把一个人护理出院，而是护理进火葬场，这让他对自己的工作价值产生了怀疑。其实送终也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工作，但陈道生有时候脑子拐不过弯来。当看到死者被白床单盖上不再呼吸的一张脸时，他的一生也就被抹得像白布一样一无所有，陈道生觉得人活着真惨，挣扎奋斗了一辈子，只冒出一串烟留下一盒灰。所以每个在他面前死掉的患者都好像是自己。也像是自己的亲人。基于这样一些复杂的心理，陈道生宁愿伺候打架斗殴车祸致残的重症病人，他的护理有可能让他们活着出院，这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所以黄毛出院时，他那在一家公司当副总经理的爸爸要请陈道生吃饭时，陈道生愉快地答应了，因为黄毛毕竟是他护理的第一个活着出院的重症病人，这让他感觉到了护理不仅能挣高收入，还得到了尊重与承认，这是一种价值。人是需要价值的。陈道生当然也不例外。黄毛虽然病重期间态度烦躁而粗暴，可脑袋缝好了，人也出院了，情绪就特别好，他不停地给陈道生递烟。“你真的挺哥们的，我喜欢你们乡下人。以后要是没混了。让我爸给你找份好差事，跟我们混是混不出名堂来的，搞不好还要吃官司。”
       陈道生将这一喜讯告诉了于文英，于文英也为他分析的理由而高兴，她说，“能不能带我一起去?”说完这话，她又沉默了，怎么带呢，你是陈道生什么人呢?陈道生说，“也行，你是食堂工作人员，也算为黄毛烧过不少饭，做过不少贡献。”于文英说，“做贡献的人多呢，人家又没请我，跟你说着玩的。再说了，要是黄毛就是那个小流氓的话。吃那饭跟吃毒药还不是一样的。”
       黄毛出院的当天下午。于文英将食堂发给职工的两根冰糕送一根给陈道生，她问清了病房走进去的时候。见陈道生准备去赴宴前正在收拾着一网兜脸盆、饭盒还有几包吃剩下的糕点，黄毛头上还缠着绷带，他背对着病房门低着头往香烟上点火，等到转过身来说，“快点，车在下面等着呢。”话还没说完，于文英将冰糕狠狠地砸过去，然后又像发了疯似的扑过去，又哭又骂，“你这个流氓。无赖，你怎么还没死呢，畜牲!”黄毛伤还没完好，连忙往后躲。陈道生一把抱住于文英。“小于。你怎么能这样，他的伤还没好呢。”于文英哭着骂着，“就是这个流氓，你怎么不死呢?”黄毛也火了。“你他妈的再闹，当心哪天我把你强奸了。”陈道生抬手给了黄毛一耳光。“你敢!”黄毛捂着脸愣愣地看着他。“这女人是你什么人?”这时候主治大夫过来拉架，“这你还看不出来?她在食堂烧饭，都是乡下来的，他们是一家人。”黄毛_下子呆了，也不知说什么好。
       黄毛的爸爸从楼下上来接儿子，了解到陈道生和于文英是一家人，就很客气地说，“那就一起去吧，老陈照顾得非常好，那也得有他家里人一半的支持。”于文英涨红了脸说，“支持个屁。早知道还不如放毒药毒死这个流氓。”黄毛爸爸条理清楚的头发根上都冒汗了，“你这叫什么话?我可是真心请你们一家人吃饭，你让我们吃毒药?”于文英声音激烈地对陈道生说，“我不去，要去你去!”陈道生只好对黄毛爸爸说，“我不去了，你家儿子砸了她们店，老板也被抓了，她心里受不了。”黄毛爸爸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勉强，然后拉着主治医生去赴宴了。临走时，黄毛爸爸跟陈道生握了手，往他手心里塞了一百块钱，“要真是那样。我就代我这不争气的儿子向你们两口子道歉，你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男人，不计前嫌，还尽心尽力照顾了这么长时间，这点小意思，算我给你们两口子买碗水喝的。”陈道生坚决不要。钱掉到了地上，黄毛爸爸转身就拉着黄毛走了，一串医生护士们也鱼贯而出。
       陈道生和于文英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面面相觑，好久没说出话来。他们都很奇怪在这么长时间的冲突中。谁也没有站出来否认两人是一家人，而且整个冲突的主题也是围绕两个人是一家人而进行的，进行得有声有色声势浩大。
       太阳已经从大楼外边向西沉落，病房里弥漫着夕阳散发出滚烫的金黄色的余晖，于文英突然从地上捡起一百块钱，拉起陈道生的手说，“走。我们下馆子去!”
       6
       医院食堂开晚饭的时间很短。医生们都回家吃饭了，只有当班的医生护士和少数病人家属在食堂买饭。不到半小时，食堂就关门了，陈道生和于文英推着自行车走出医院大门时。两边的天空还隐约能看到楼后面的一抹鲜红，反射在于文英的脸上。脸上就生动了许多。
       他们默默地走在黄昏的暮色中，谁也没说话。傍晚在病房里发生的那一幕两人都有点将错就错，没有反驳就是错上加错，这种默许的错误向前滑行是相当危险的，这让两人的沉默与内心反省就变得更加漫长，好在陈道生想得很简单，侄女辈的，又是街坊邻居，帮个腔，出把力，纯属正常，所以两人走到“金满楼酒店”门口时，陈道生说，“这一百块钱反正是外块。吃掉算了。”于文英从漫长而凌乱的沉思中缓过神来，“你还当真呀!这么高档的店，一百块当十块钱花。不吃!”陈道生当然也舍不得吃这么好的店，在这店里根本不是吃饭，而是吃灯光、地毯、音乐等豪华的装修与气氛。那是有钱人进的地方，陈道生一天起早贪黑端屎端尿挣的钱只能换一小块鹌鹑腿，一口就吞了，不到十秒钟就只剩一小根牙签一样细的骨，头。这个世道有的人把钱当纸一样扔出去，扔出的钱就是纸；有的人把纸捏在手里想变成钱，捏来捏去纸还是纸。所以陈道生就顺水推舟地带着于文英来到了五里墩小吃一条街。
       小吃一条街狭窄的巷子里塞满了小吃摊和形形色色的桌子板凳，下了班的穷人们挥汗如雨地甩开膀子撬开啤酒瓶吃喝得热火朝天。
       陈道生和于文英捡了一处相对偏僻的摊子前坐下，点了两碗炒面。一碟花生米，一份卤猪肝，最后于文英说，“再来一瓶啤酒!”陈道生说，“你想喝酒?”于文英说，“我从来不喝酒，你喝!”饭菜上齐，陈道生给于文英倒了一
       小杯啤酒，于文英也没推辞，两人端起杯子，不知说什么好。陈道生向黑压压的人头中无济于事地看了一眼，他怕发现熟人，确认没有熟人后，陈道生想了好半天说了一句，“小于，让你倒霉了，对不住你!算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说着一口将杯里的啤酒倒进了喉咙里，于文英没说话，也没喝酒，她的眼泪流了出来，然后默默地将一块卤猪肝夹进陈道生的碗里。陈道生又说，“我不知道黄毛伤过你，就是知道了，我也还得去伺候，只要是病人，我就不能推，丢了这份工，又到哪儿能挣这么多钱呢?为了还债，我给人家当孝子，被人家当孙子一样训，还得赔笑脸伺候着，他哪是请我吃饭。是因为我当孙子比真孙子还要好，才赏我一口饭吃的，可我还真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了，我算什么东西?”陈道生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他将眼泪和酒一起倒进了喉咙里。于文英止住了泪，望着伤心的陈道生，“我又没怪你。我知道你的难处，不就是说说罢了。你不要往心里去，”她端起酒杯，伸向陈道生的面前。“你不管做什么，你都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我只认这一条。”说着把酒一口气喝下了，喝得太猛，呛住了，于文英剧烈地咳嗽了起来，脸憋得通红。陈道生跑过来。想轻轻地捶一捶她的背，但手犹豫了半天，还是停住了。
       这一细节被洪阿宝准确无误地发现了。阿宝来小吃街找姜老七拿卤料，看到陈道生悬在半空中的手后，他心里一惊，没说话。悄悄地走了。很快七十六号大院和三圣街都知道陈道生跟于文英好上了，起初大家都认定陈道生不会背着老婆钱家珍在外偷腥。后来知道钱家珍一脚踹了陈道生走了，大家就你追我赶地骂了一气钱家珍在大难临头的时候离婚，太缺德，骂了一气，才议论起陈道生和于文英，议论来议论去。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辈分不对呀!
       陈道生和于文英的那顿晚饭吃掉了十八块六毛钱，这也是他们这几年来自己掏钱吃得最奢侈最挥霍的一顿饭。不管怎么解释，这顿饭都会让三圣街所有人产生怀疑，首先陈道生和于文英他们自己就很怀疑这顿饭的内涵。显然这不是为了吃饭而吃的一顿饭，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补偿陈道生失去的晚宴，是为了享受病人家属的奖赏，是为了解释冲突中将错就错的误会。是为了释放辛苦了一个多月的疲劳。是为了大胆地拉近两人楚河汉界的距离?都是又都不是。这顿饭对于陈道生和于文英来说主题相当复杂，他们谁都没弄清楚，所以最后的意义也就停留在了花生米卤猪肝和啤酒的味道中了。
       陈道生挣的钱差不多全都还债了。每户一百块，按每月还八百块钱算，一遍轮下来三百多户要四年多，怎么算陈道生这辈子也还不清债务，但眼下这个收入是他在双河所能挣到的最高收入，离婚后的陈道生了无牵挂，这让他可以安心挣钱还债，所以婚姻的破产没有给他太大的痛苦，或者说陈道生压根就没时间痛苦，倒不是陈道生是一个不懂感情的冷血动物，而是他的情感、生命、血液都已经不再属于他了，就像在枪林弹雨中的战斗的士兵，在战场上唯一能想的就是消灭敌人而不是酒吧和舞厅的灯光以及情人的眼睛，因为来不及想，想是一种错误，错误得足以丢掉脑袋。眼下陈道生唯一能想的就是如何还债，还不了债，性命都不能算自己的，哪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计较婚姻和情感呢，所以钱家珍的离婚以及后来关于他和于文英的传说都没有给他造成致命的威胁。吴奶奶知道他与钱家珍离婚的真相以及和于文英的风言风语之后，就曾旁敲侧击地对陈道生说，“你才四十多岁，刚到中年，总得要找个人，现在又不是旧社会，没人那么封建了，不过，有个意见，供你掂量掂量，凡事要有个分寸。你是个有分寸的人，大家都知道你。”吴奶奶这个话几乎也代表了七十六号院子和三圣街全体街坊的共同意志，也就是说找人是要找的，但不能找于文英，于文英年龄比他小十二岁，整整一属，而且这么多年来都是叔叔长叔叔短的，乱伦呢，这就是陈道生必须要把握好的分寸。陈道生听得非常明白，他苦笑着说，“吴奶奶，你说我现在还有心思找人吗?我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还能拉一个垫背的来，连钱家珍这样结婚二十年的媳妇都离了。谁还愿意来跟我受一通罪，再去办一个离婚证留作纪念。那能算纪念吗?那是烫在脸上黑疤，看着都恶心。别的我不敢说，但我当您的面敢拍胸脯，债不还清，我绝不找媳妇。请你老人家给我在街坊那里多多解释。我不会克扣下钱娶媳妇的。医院里太忙。我累得都睁不开眼了，就拜托你了。”吴奶奶看着陈道生这副杀身成仁的表态。一下子也说漏嘴了，“我也不相信你陈道生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陈道生一愣，没说话，她将吴奶奶身上不知什么时候沾上的一根鸭毛拈了下来，然后捏在手里吹向空中。
       此后陈道生跟于文英很少来往。他们也只是在打饭时隔着窗口简单地说几句话，要是食堂人少，陈道生会将脑袋凑到窗口多说几句，也都是闲话，隔着小小的窗口说话，像探监似的。说话的声音和内容沾满了酱油和肉汤的味道，怪怪的。通常于文英说，“来了?”陈道生说，“嗯，来半斤米饭，一份辣椒炒土豆丝!”
       医院正式工编制中没有男护工，只有女护士。女护士平时换个药吊个水量个体温，穿着白大褂，天使一样的，编外的男护工来自乡下，所干的工作就是端屎端尿，陪夜伺候，这样的活乡下的男人大都也不愿干，只有老头或半老头才来做。所以像陈道生这样的男护工，年富力强，身体健康，有文化，有素质，平时伺候周到详细，病人情绪稳定的时候，陈道生还会给病人读报纸，讲故事，讲他所理解的人生道理，当然大多数时候也就是将他父亲的临终遗言翻译成他的语言。“日子不是过下去的，而是熬下去的。这一熬就有了耐心毅力和斗志”，听得病人连连点头。所以病人家属要是能请到陈道生当男护工。就像请到刘晓庆毛阿敏出席开业庆典一样，陈道生就是病人家属心目中的大明星。这年头，收入越来越高，重病患者也与时俱进越来越多。脑溢血、中风、心肌梗塞、癌症、打架斗殴致残的成群结队地住进了医院，到秋天的时候，有人家愿出一千二雇用陈道生，还有愿意出一千五的，神通广大的开后门送礼找到院长指名要陈道生当护工，请院长和陈道生吃饭。
       一个大款的哥们患了肝癌，为了争得陈道生当护工，在粤风海鲜楼隆重请了一顿，吃饭前，大款先送了陈道生两包“中华”烟和一条“鳄鱼”真皮裤带，然后才开席，席间，大款不止一次地跟陈道生敬酒，“兄弟的照料全靠你了，钱不是问题。”被需要和被尊重让陈道生在酒精刺激下脑袋发飘，舌头发硬。酒桌上讲的话似乎也不很得体，“双河机械厂，知道吧?百年老厂，全市国营老大。我在里面的材料科干了二十三年。那也是风光八面。我当市里先进那会，一九八三年，市长给我戴上了绶带，在人民大礼堂，还了得，灯光照得跟鬼子炮楼里的探照灯一样，扎眼!”说着就又将一杯酒倒进嘴里，大款说，“喝多了，乡下人也很要面子，听他吹吹也怪有趣的。”院长说，“他没吹，是真的。”大款愣住了，“难得，难得!”
       于是就又跟陈道生碰了个满杯。
       秋天在这座城市停留的时间很短暂。短暂的秋天里，四个重症患者在他的伺候下咽气，有时候他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甚至觉得病人是死在他手里，大款的哥们没两个星期就死了，肝昏迷的时候他准确无误地推开了妻子的手。却闭着双眼抓住了陈道生的手，那是在屎尿中发酵出来的信任与感动，医生们在病人家属惊天动地的哭声中忙碌着。陈道生感到攥着他的手突然松开，无力地垂落到洁白的床单上，于是陈道生就对医生说，“不用救了。他走了。”说完的时候，他的眼泪就流了出来，病房里的哭声一浪高过一浪。像是要掀翻屋顶。
       冬天的时候，陈道生更加小心谨慎，这本来就是一个死亡的季节，城市以及城市里的树裸露着一无所有的骨架站在寒冷的风中。就像死去的尸体一样铺陈在人们的视线中，专门与即将死亡的人昼夜相守的陈道生这种感觉很尖锐，他害怕自己护理的男人在他面前死亡，而死亡却又是他护理的几乎是原则性的方向。西北风又在窗外呼啸着，与去年是相同的声音和姿势。这种时候，陈道生就会仔细聆听风声并想象着风在空中运动的轨迹，后半夜的时候，守候在病榻前的陈道生想象着西北风是从女儿小莉那里刮来的，于是就发现有一缕风在病房外的窗玻璃上停住不动了，他跑过去看了看，什么也没有，摸了摸玻璃，冰凉的。这时床上的病人哼了起来，他跑过去拿尿盆，每当这个时候，不是撒尿就是拉屎，陈道生小心地将尿盆伸进被窝里，轻轻地扶起病人，然后轻轻地说。“慢慢地解，吸气，用力，好，很好。”他说很好的时候，屎尿就比较流畅地排到了尿盆里。这是一个高血压引起的脑血栓病人，他的头发全白了，不多的头发坚决地往后铺过去，保留着没发病前的基本方向。潮红的脸上肌肉细腻而松驰，很显然是一个长期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人。陈道生在伺候这个病人之前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办公室里许多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大多数人手里都拎着皮质很好的公文包，他们表情肃穆，过度的庄严和焦虑使他们的皮鞋呆板而又枯燥。他们嘴里反复地说着首长的病情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院长对陈道生说你一分钟都不能大意尤其是夜里，不能打瞌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医院还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夜里配备了医生轮流观察病情，陈道生的主要任务是随时将大小便失禁的屎尿在第一时间迅速处理干净，医生负责看心电图仪器，陈道生负责看氧气罩是否还在动，一实一虚。虚实相间，看护重症患者就像看守杀人越货的重刑犯人一样，必须时刻提高警惕，这样的类比有点损人，但性质实际上是一样的，陈道生这样想着。
       凌晨四点半钟，值班医生头天晚上在饭店吃了些变质的烤鸭。熬到凌晨时，肠胃顶不住了。他想去拉肚然后再去药房拿两粒“诺氟沙星胶囊”吃下去，这会使他看心电图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临出病房前，值班医生拍了拍陈道生的肩，眼睛睁得呆若木鸡似的陈道生肩头一颤，很迷惘地望着医生，医生说，“你会看心电图吗?只要上下跳动，就没事，要是突然不跳了，成一条细波浪就危险了。成一条直线心脏就停止了，知道吗?”陈道生点点说。“我知道的。”医生说他要到二楼去一下，顶多十分钟就回来，要是有细波浪了，就赶紧叫他，陈道生也没问什么原因。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他觉得这是医生对他的信任，这种信任让他很感动。
       问题就出在信任和对信任的感动上，医生刚出病房门时。陈道生看心电图像跳舞一样，绿色的曲线一上一下地，发出幽幽的光，看了一会陈道生的眼睛就累了，他想去喊医生，又怕像上次一样。大惊小怪的虚惊一场，挨医生批评不说，还很丢面子。陈道生揉了揉发涩的眼睛，把目光转向氧气罩和病人胸脯的起伏，都在运转着。一切正常。陈道生紧张的心踏实了。突然，病人氧气罩里发出细微的呜呜噜噜的声音。很短暂，陈道生以为要撒尿，这几天病人都靠吊水维持生命，所以只有尿没有屎，他忙着拿尿盆，可尿盆刚拿来，他发觉拿错了，因为病人已经昏迷，而且又戴着氧气罩根本不能坐起来，这几天处理尿都是用干毛巾，他又从床头柜里拿出干毛巾，还没伸进被窝，病人的胸脯剧烈地抽搐着，陈道生不敢乱动，就死死盯住病人的胸脯。他想只要在动，就没事，可病人胸脯挣扎着动了几十下后，氧气罩从脸上挣掉了，他急忙拿起氧气罩，但又不知往哪儿放。再回头看心电图，心电图的黑幕上只剩下一道笔直的绿线。
       陈道生冲出门外刚喊了一声，“不好了”，就跟进来的值班医生撞了个满怀。
       首长病人死了。
       太阳从冰冷的天空升起来了，阳光照耀着大难临头的医院。先是来了许多人和许多小轿车。八点钟的时候又来了外面的医生，是事故调查组。结论在上午九点半钟就做出来了，这是一起人为的医护人员失职而导致患者死亡的医疗事故。值班医生擅离岗位，负主要责任，陈道生在病人氧气罩脱落时没有及时叫医生，导致贻误了抢救时间，负次要责任。尽管所有的人都知道首长这次进来就没打算他出去，但毕竟不是死在抢救的现场，性质上还是属于死于非命：尽管首长病人丧事早就准备好了，连悼词都讨论过好几稿了，但首长家属在感情上仍然无法接受就这么说死就死了。调查一点也不复杂，第二天处理结论就出来了，院长调离二院到地处郊区的市第四人民医院降职使用，值班医生开除留用。护理工陈道生开除回家，他又不是正式工，开除也就是辞退。医院赔了责任事故赔偿费十八万元，没让陈道生掏，但当月的工资扣除。算是惩罚。陈道生想毕竟是自己造成的事故。他也没有说什么，灰溜溜地回到了七十六号大院。
       陈道生倒在床上睡了两天。他想把一年缺的觉都补回来。可他睡不着，满脑子都是重症病人死亡的影子和最后挣扎的绝望，他也在挣扎，又是年底到了，明年的出路在哪里呢?
       冬天的风呼呼地在窗外盘旋，似乎想对陈道生说点什么。但没有人能翻译出风的语言。天快亮的时候陈道生突然明白了，风在告诉他，所有的路程都很远，就像风的来路，是从天的尽头一路奔袭而来。虽然损耗得太多，但依然保持呼啸的形象。
       7
       陈道生没有对院子里的人说自己是被开除的，只是说干了一年，人有点吃不消了，这时大家才开始说真话，“道生，不干也好，伺候人的活太腌臜人了。”言下之意是伺候人的活很贱。陈道生没说什么，他想要是能把债都还了，只要不犯法，再贱的活都干。
       这一年。陈道生还了一万块钱的债，在他累得不能动弹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翻看账本，看着数字每个月在减少，身上的骨肉就变得轻巧起来，翻一个身，点一支烟，然后一页页地翻。就像翻着当年每天必读的毛主席语录，越看越有力量，越看越有信心。只是一万多块钱就像打水漂一样，点了几星浪花，无声无息，每家先还一百块钱，还没轮到三分之一，挣钱的路又断了。
       这一年过年的时候，没有人再提钱的事，三圣街的人都知道，就是把陈道生卖了，他也抵不了债，所以大多数人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他们就像陈道生从来都没借过钱一样。正月里三圣街上有好几家还把陈道生拉进屋里喝两盅。饭桌上不停地将肉和鱼夹到他碗里。生怕他吃不饱。这些细节多少有些怜悯和同情的意味，陈道生吞到嘴里的是酒肉，咽到肚里却是老鼠药一样绞痛。院子里几乎每家都轮着吃了一遍，他不想去。但又不好拒绝，每喝必醉，每喝必倒。喝多了倒头就睡，睡醒了想着自己像是吃百家饭的五保户，心里顿生悲凉。
       孤身一人的陈道生守着没有声音的屋子。自己也像屋里的一件陈旧的破损严重的家具，每天都在滋生着发霉的气息。新年很快就过去了，本来陈道生想重操旧业再去卖糖葫芦，可卖糖葫芦根本挣不了几个钱，而且整天跟个做贼似的，见了城管市容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慌不择路，四处流窜。举棋不定的时候，胡连河建议陈道生去贩菜。在中菜市他的肉案旁摆一个菜摊，生意好的话，一天能挣个二三十块，胡连河说，“交些钱，有一个固定的摊位，也少了风吹日晒。四十好几了，年龄不饶人。”
       所以，年初六陈道生就花一百二十块钱买了辆旧三轮车去周谷堆贩菜。贩菜通常是夜里两点钟必须赶到批发市场。去晚了好菜都被抢光了，剩菜批回来不好卖，陈道生夜里一点半就蹬着车到批发点，他是这个城市里第一个批到菜的菜贩，骑了两个小时车运回菜场，天还没亮，他将菜上洒上水，然后拎着一杆小秤等待第一个顾客光临，春天的时候，陈道生时常手里拎着小秤，人站着就睡着了，而且还打起了鼾声，旁边摆肉案的胡连河见陈道生站着都打起了呼噜，有些于心不忍，第一个顾客来到摊前时，胡连河就准备帮陈道生卖，可刚拿起菜准备称，陈道生醒了，胡连河说，“我没偷你菜。”陈道生不好意地笑笑。“太累了!”
       夏天菜多，生意却不见好起来，卖不掉的菜到傍晚就烂了，天热，市民们热得不想出门，饭菜吃得马虎，有时就喝点绿豆汤当饭，即使做菜也简单，夏天的厨房让人恐惧。八月份的时候，中菜市前面的马路拓宽，菜场生意一下子冷了，几个月没挣到钱的陈道生撤了摊子，他骑着三轮车最后看了一眼人烟稀少的菜场，然后又抬头望了一下头顶上毒辣的太阳，嘴里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挣钱怎么这么难呢?”
       陈道生找到王奎，问能不能去货场拉货，王奎说蹬三轮的日子早已是今不如昔。每个月他们都要给铁路货场的老板送一条烟。不送的话随时都会滚蛋，而且只能送一环以外的货。僧多粥少，日子越来越难过，陈道生说随便问问，没打算给他添麻烦，因为他有一辆三轮车，菜不卖了，总不能闲着。王奎建议他到汽车站一带转转，那里比较乱，也没人管。生意捞一笔算一笔。虽说收入没保证。但要是遇上个拉炮竹、剧毒药水、化工制剂等危险品。一趟就能挣个五六十块。要是遇上贩黄带子、黄书刊和盗版教材的，开价最少要八十，陈道生说。“那可是违法乱纪的事，不能干的。”王奎说，“那你就拉危险品，只是要当心不能伤了自己。”
       陈道生几乎毫不犹豫地就蹬着三轮去了汽车站附近的三角地带。他想拉危险品多挣一些钱，别人能拿性命做赌注，他也可以试一试，要是命中注定他死于车后面的危险品，那也是天意。陈道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生命现在是属于债主们的，有时累极了他就想，要是债主们愿意让他以死抵债的话，他就跳楼，只是他的性命根本值不了三十万。当然，这种想法很短暂，也很不可靠，当他想起伺候过的那些重症病人躺在病床上顽强求生的垂死挣扎，他知道好死不如赖活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金三角”地带的拉货生意特别难做，陈道生一个月下来。只挣了三百多块钱，更多的时候，他是与三轮车夫们窝在一起，看他们打牌和下棋，打牌下棋都是带彩的，偶尔为了三五毛钱还骂起架来直至动手，陈道生混迹其中，很不入流，每当玩“三张翻”时，就有人鼓动陈道生下注，他就摇摇头，尴尬地笑笑说，“我没钱。”于是急着下注的车夫就对他横起了眼，“不玩你占着毛坑不拉屎，去一边!”一掌就将他推开了，陈道生一个踉跄，被推出了圈子。然后他就坐到车斗里看城市的风景。
       这天陈道生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拉了八件烟花送到西市日杂批发市场，出租车不干。陈道生愿意干。
       陈道生小心地从卡车上搬下烟。小心地用绳子在三轮车后面捆好烟花，更加小心地蹬着车。陈道生知道身后满满一车烟花只要被路上的一个烟头扔进去。也就相当于四颗手榴弹同时爆炸。处于爆炸中心的他粉身碎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货主没敢坐在三轮车上，而是打了一辆出租车跟在后面。
       日杂批发市场大门口有一个牌楼。牌楼下面入很多车也很多。但今天却多得有点过分，路都不通了，陈道生想从后门绕进去，正在犹豫之际，一个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的人已经站到了他面前，红袖章拉住他的车龙头，命令道，“下来!后面拉的是什么货?”陈道生很老实地说，“烟花。”红袖章问你是货主吗，陈道生说货主在后面的出租车里，说着就回头张望，他发现一直跟着自己的货主不见了，红袖章说，“烟花爆竹是危险品知道吗?危险品运输安全条例学过没有?危险品运输许可证呢?拿来我看一下!”陈道生说，“没有。我拉得很小心，不会出事的。”红袖章严厉地训斥道。“你说没事就没事了?有事怎么办?爆炸了怎么办?你不想活，还想拉上路上的活人给你陪葬是吗?”陈道生张了张嘴，面对着对面袖子上的那块红色。哑口无言。愣了一会，陈道生说，“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红袖章说。“看你态度还不错，就不没收你的货了，罚三十吧!”陈道生拉这一趟总共才挣了三十五块钱。怕讨价还价加重处罚，他不敢辩嘴。迟疑了一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三张汗湿了钱，“血汗钱哪!”他心里想着。
       货主看陈道生把烟花安全地拉了回来。激动得有些过分。他把一块切好的西瓜往陈道生的手里塞，陈道生说，“罚了三十块，能不能给我补点?”货主的西瓜悬在半空。瓜汁滴落到了地上，“罚款收据呢?”陈道生一摸口袋。当时急于离开忘了要。“我去找那个人要发票!”说着就要往市场大门口走，货主拉住陈道生，掏出三张十块的票子，迟疑了一下，又抽回去一张，“你不要再去给我找麻烦了，补你二十块钱!”
       这一天陈道生倒霉透了。
       8
       太阳已经偏西了，陈道生出了西市日杂批发市场。蹬着三轮直接回家，不知不觉中抬头，发现车已到了市二院门口，他想绕也绕不过去了。这是一个让他光荣也让他伤心的地方，本来想多挣点钱还债，吃再大的苦也认了，好不容易干成了二院的明星。却没想到又犯了错误被开除出门。后来他认真想过自己的错误，那晚即使值班医生在病房，首长也肯定是要死的，脑血栓引起心脏猝死就像刚结过婚的人很容易怀孕一样正常，所以首长的死是必然的，不死是偶然的，为什么一个调查组不调查偶然中的必然。而偏偏咬住必然中的偶然不放，当年全国人民学辩证法的时候，早就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了。所以陈道生虽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
       这个错误不足以将他开除，他心里不服。
       从此他再也没走进过市二院的门，能绕就绕开了，但今天已经抵到了这个门口，他就停下车子，抹了一头的汗，站在门口的一棵老槐树下，用目光重温院子里的水泥路和树，心里竟有些温暖。温暖来自于病人家属恳求的目光，还有来自于医院窗口递出来的饭菜与声音。然而，自吴奶奶代表三圣街全体人民的意志对陈道生进行教育挽救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跟于文英联系过，于文英也似乎听到了一些风声，七十六号大院一次都没进过。他们就像两个相隔千山万水的远房亲戚，只是在记忆中保留着一些省略不掉的轮廓。
       于文英是贴着右边的围墙从医院里走出来的，跟陈道生突然相遇。两人都有点猝不及防，于文英惊讶地问。“陈叔，你怎么在这?”
       陈道生一只脚踩在脚踏板上说。“刚好路过这里。我以为你下班了呢。”
       于文英在夕阳的暗黄色的光线里发现了陈道生嘴角上和鼻梁上残留的血迹。就问怎么回事。陈道生将这一天倒霉的经历不厌其烦地叙述了好半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一样喋喋不休起来，“自从被医院开除后，这大半年来，一直不顺，你说人不会永远倒霉。我怎么就连着倒霉呢?你说永远究竟有多远?”
       于文英望着精神比身体更加疲惫的陈道生说。“比一生近，比大半年远，要是你这样的人一生都翻不过身来，那人世间就真的没有公平了。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相信，人间没有道理。头顶上有天理。”
       陈道生苦笑了笑。“我又不活在天上。”
       于文英说，“不说这些了。我看你每天拼命地蹬三轮。无论是抢还是打架，都不是人家对手。还不如趁早就歇手算了。要是你愿意的话，我介绍你到大昌公司去帮忙，平时帮着收拾收拾，有快件和托运来的货就帮着送一下，活轻闲，收入也能固定，工资我可以让老板多开一些。”
       陈道生说，“不用麻烦你了，我在公司干不好，当初在刘思昌欧亚公司干了不到一年就砸了好几笔生意。”
       于文英说。“大昌是个快件公司，没多大业务，主要也就是送货上门，跟刘思昌的不一样。”
       陈道生问。“要是这样，我倒可以去干一段日子。大昌公司你能做得了主吗?”
       于文英很轻松地说。“没问题!那是我男朋友开的公司。”
       陈道生全身上下像是被电麻了一下，肌肉绷直了，脚步也就抬不起来，鞋子被固定在路面上，咬得死死的，这种反应很短暂也很隐蔽，不轻易能看出来。陈道生迅速稳定住自己的心脏，站在原地“噢——”了一声，表示知道了，若无其事的样子。
       于文英像是在跟叔叔汇报工作一样地说，“这两年，我都被缠死了，三圣街的人，还有一些亲戚同学朋友都给我介绍男人。我都推了，可这一次是我表姐赵文丽介绍的，她帮过我们，欠她人情，也就跟王大昌见面了，人很勤劳，能吃苦，三十八岁的时候被老婆蹬掉了，开了间小公司，赚不了多少钱，日子倒也是能过的。”
       陈道生问。“你男朋友多大了?”
       于文英说，“四十七，比我大十三岁。”
       陈道生说，“也好，毕竟有一家公司，不像我。连一间小店都开不好。”这话听起来有点酸，话音没落陈道生就后悔了，于文英只能按照陈道生的字面意义上往下说，“也不是开不好店，要是你愿意卖假名牌，不早就发了，一开始，我也觉得真的肯定能打败假的，可眼下的世道，假的肯定能打败真的。”陈道生说。“现在哪有什么真假。挣不到钱的男人就是一个假男人，连邓小平都说发展是硬道理，挣不到钱就没发展，没发展就没道理，没道理就得被女人踹了，钱家珍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你男朋友能开得了公司，说明人家有硬道理。所以就能找女人了。像我这样的，没钱没发展没硬道理的人。也就只好打光棍了。可我饿死累死不会干缺德事的，假货挣的钱花着能安心吗?”陈道生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气话。他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于文英接着他的表面意思继续说。“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五年十年以后，有钱的肯定是你，你手里攥着的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大昌公司租住在沿河路一幢两层小楼里，办公室一间，库房两间，这种格局使得办公室更像是仓库保管室。办公室里只有两张样式防旧的桌子和一部灰蒙蒙的电话。椅子的腿不牢固，陈道生坐上去的时候摇晃得很厉害，四十七岁的王大昌看上去像五十七岁，推一个寸头，衣着朴素而呆板，标准的下岗工人形象，他对坐在摇摇晃晃椅子上的陈道生说，“说是公司，，其实也就是中转货站，接货送货，很简单，卖苦力的，所以也就委屈你了，一个月开你五百块钱，不嫌少吧?”陈道生说，“不少。不少。”
       陈道生的秋天按部就班。他谨慎地蹬着三轮车，甚至害怕轧死路上无辜的蚂蚁。这种神经过敏在季节进入冬天的时候就渐渐的消失了，或者是麻木了，天太冷，他蹬车的速度快了赶来。这一天他蹬着三轮车送一箱从广东发过来的货到临河小区八十七幢五○二室。箱子是木头做的，钉得很死，外包装上写着“电子元件”。因三轮车不许在城内跑，陈道生要专门拣小巷钻，他像个游击队员多绕了四公里路才赶到临河小区。扛着很重的木箱爬到五楼时，陈道生已是满头大汗，敲开五。二的门，门缝里出现了陈道生很熟悉的半边脸，好像见过的，等到门完全打开的时候，这张脸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陈道生，是钱家珍。
       钱家珍看着一脸汗水的陈道生也大吃一惊，随后她用嘴指挥着陈道生进屋的走向，“进来吧!放到里屋的铁柜子下面!”
       陈道生搬着箱子走进了设施简陋的两室一厅，房间里的一个大彩电上一些漂亮的女孩子正在比赛唱歌。凌乱的席梦思床上胡乱地摊着花被子。床头柜上一堆瓜子壳注解着钱家珍在这屋里的生活情景，放下箱子，陈道生抹着一头变冷的汗，“这是你的新家?”
       衣着显然已经变得邋遢的钱家珍很不满陈道生的口气。“这是我的办公室，你要不是来送重要文件，是不能进来的。”
       陈道生望着神经兮兮的钱家珍说，“木箱子里面不是电子元件吗?”
       钱家珍像是受了嘲弄一样，说，“不要多问好不好?”
       陈道生不问了，他的目光停留在墙上一幅放大了的彩色照片上。照片上的钱家珍穿一件夸张的红色羽绒服，依偎在一个显然比陈道生更有风度的男人怀里，男人看上去比陈道生年轻，但眼角的皱纹暴露了他骨胳的老化与脆弱。陈道生并没有什么激动，只是对钱家珍说，“小莉减了一年半刑，她在信里要我告诉你，让你不要跟我吵架了，有空去服装店帮忙，提前释放后她就去店里干活。哪儿也不去了。我没说店关门。也没说离婚，被骗三十万更不能说了。”
       钱家珍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她伤心地说，“你要是像个男人，我又哪会跟你吵架，哪会走到这一步。”
       陈道生没有了刺痛，也没有了恼怒，但他有一股犟劲，“我没有钱，没有势，我什么都不是，但我是一个男人，没有哪家条文规定，有钱有势的才是男人。”
       
       钱家珍止住了哭，她被陈道生的话咽住了，一时不知说什么，陈道生指着墙上的男人说，“如果这个大款真能让你后半辈子过上舒心的日子，我也就放心了。”
       钱家珍向陈道生要了女儿的地址。她说要给女儿寄钱去，陈道生说，“小莉没出来前，不能把被骗三十万，还有离婚、服装店关门的事告诉她，地址你也别要了，每次信里我都说你惦记着她呢，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钱家珍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钱还了多少了，陈道生说，“你还能记得这件事，我就心满意足了，总共还了两万七千多块钱，反正这三年来，我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抽过一包好烟，两毛八一包的烟，每天只抽半包，能省的钱都省下来还债了，你就安心过你的日子。我闯下的祸，我认了。”
       钱家珍不吱声，她站在光线明亮布局混乱的房间里发愣。
       陈道生临走时说，“你能不能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要是厂里发买断的钱，我好通知你去拿。”
       钱家珍摇摇头说，“不行，我们办公室的电话是保密的。”
       此后。凡是有临水小区八十七幢五○二室的货，陈道生总是自告奋勇地去送，每次去送货都是钱家珍验收。他一次都没看到过那个大人物。陈道生第三次去送货的时候对钱家珍说，“你要是有什么苦处不好说的话。我代你去报案。”钱家珍把脸一沉，“你是我什么人呀?瞎操心!”
       陈道生也不生气，他在屋里转了几个来回，说。“我总感到这屋里气味不对，我是怕你被骗了。”
       钱家珍跳起来说，“你才是骗子。我被你骗了二十年。”
       陈道生一听这话，没接话，很没趣地走了。
       陈道生是第五次送货上门时被警方抓获的。
       他扛着一箱子货爬到五楼很辛苦，他本来想进屋后问一问钱家珍，电子元件怎么这么重呢，累得他每次气都不够用。他敲门的时候，先是没反应，然后他就在屋外喊，“钱家珍，钱家珍，开门!”
       门开了，是突然打开的，他搬着箱子一进屋，只感到腿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人已经被按到了地上，地上有一些瓜子壳和香烟头，他听到头后面有人喊，“铐上，铐上!”
       审讯室大同小异，而且陈道生已经不止来过一次了，所以他很镇定地面对着神色激动的警察，警察问他跟货主什么关系，陈道生说以前是夫妻关系，三年前离婚了，警察很兴奋。他们的兴奋使得语言和动作都凶狠了起来。先是拍响了桌子，然后又让他老实交代，陈道生说他是大昌公司送货的，货是广东发来的，就这么简单，他站起身想走，可手上戴上了手铐。于是陈道生就对警察说，“把铐子打开吧，你们抓错人了。”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不理他，他对身边的警察说，“快去，立即把大昌公司的老板抓起来!”
       抓捕王大昌的人回来了，说王大昌弟弟在广东建筑工地打工从脚手架上摔死了。他去广东处理弟弟的后事了，警察赶去的时候，他刚上飞机走了。“货恰好也是从广东发过来的，对吧?这是一条狐狸!”那位肩膀上星比较多的警察说。
       主要嫌疑人郭文达和钱家珍在警察进屋前就已经逃走。供货的王大昌又去了广东，这个链条一断，陈道生就成了这个案件中至关重要的嫌疑犯。交锋了一晚上后。陈道生已经讲明白了自己的问题，他也明白了自己送的货根本不是什么机密文件，而是假币，当然对于假币贩子郭文达来说，一箱箱的假币就是他的最高机密，不过这与国家机密肯定是沾不上边的。警察告诉陈道生，经他手运送的假币就有三千二百万，陈道生听得头皮都炸了。三千二百万要买多少脑袋呀，钱家珍呀钱家珍，你怎么能干这种不要脑袋的买卖呢?他眼前猩红的灯光像是枪毙钱家珍喷射出的鲜血，湿漉漉的，心里的恐惧一阵阵地袭来。
       王大昌是在广东弟弟的火化炉前被抓获的，押解回双河后，审讯了三天，讲的情况与陈道生一样，大昌公司不过是全国联网的一家快件公司在双河的一个中转站，收货送货赚一点手续费，从外地发过来的货是无权开箱检查的。陈道生和王大昌当然是无罪的，他们是一同被放出来的，警察在送他们走出院子的时候，安慰性地说了一句，“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当然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走在大街上清冷的阳光下。陈道生忍不住说了一句，“他们冤枉了我六天。”王大昌说，“六天算什么，有的冤案冤几十年呢，屈死在牢里的都大有人在。不要泄气。回公司我请你喝酒，往后好好干，年底效益好，我给你加一百块钱工资。”陈道生说。“我不干了!”
       陈道生在大昌公司干了三个月辞职了。
       于文英没敢去七十六号大院找陈道生，那里人多嘴杂，她知道陈道生晚上会去秦大爷的杂货铺买烟，终于在第四天冕上。她与买烟的陈道生似乎是不期而遇了。
       冬天的巷子里空荡荡的。很少的几盏路灯在风中摇晃，落在地上的一圈黄色的光也就跟着晃。像是刚被泼翻在地的一盆肉汤。于文英和陈道生站在灯光的后面说话。
       于文英说，“那么倒霉，又被公安抓了一回，都是王大昌惹的。”陈道生说，“谁送谁都倒霉。与王大昌无关，倒霉的是把货送给了钱家珍。而且是假币。”
       于文英好事没办好，心里愧疚，不过今天她找陈道生是说另外一件事，“王大昌要我辞了二院食堂的活，去他公司当会计，你说去不去呢?”陈道生不假思索地说。“帮着你男人做事是应该的。”看不见站在黑暗中的于文英是怎样的表情，但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失望。这显然不是她要的答案，“王大昌能吃苦，不坏，会挣钱，既然你都把他当做我男人了。那我也就认了，年底我就跟他结婚!”
       陈道生站在离于文英不到一尺远的地方。他听到了于文英急促的呼吸。在经历短暂的沉默后，情绪混乱的陈道生说了一句驴头不对马嘴的话，“我是你叔叔辈的，能看到你过上好日子，心里也就踏实了。”于文英终于撕掉了由来已久的温柔，气急败坏地说，“你不就跟我爸当年一个车间的，谁规定你就是我叔叔了?你比王大昌还小一岁呢，我是你嫂子!”
       于文英拔腿就跑，陈道生呆若木鸡地站在黑暗中，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嘴和舌头完全是多余的，说出的话全都像癌细胞一样。
       于文英是在腊月二十六跟王大昌结婚的，她邀请了当年一个车间的同事参加了婚礼。没邀请陈道生。陈道生是自己去的。也出了五十块钱礼份子，婚礼在高正山当厨师的粤风海鲜楼举行，人很多，也很隆重，穿着一身洁白婚纱的于文英从租来的“奥迪”轿车里走下来挽着西装革履的王大昌的袖子。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走进酒楼的大厅，大厅里音乐声四起，《婚礼进行曲》像水一样漫过人们的头顶，人们也就像水里的鱼一样鲜活，掌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陈道生看着这情景，心里无比别扭，起初他以为自己只是参加了晚辈的婚礼，可真正站在这个现场。他才感到自己就像一头猪自动走进了屠宰厂，完全是一种自寻死路的选择。他有一种被切割的痛楚。然而他又必须以正常的心态面对这一事实，所以当王大昌和于文英来
       跟陈道生敬酒时，陈道生就很高兴地端起酒杯跟他们碰了杯，王大昌说，“真想不到你还能来。让你受委屈了。”于文英接过话头看着陈道生说，“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不是一个人受委屈就不算受委屈，对吧?”陈道生装糊涂地说，“是呀，知人知面不知心，哪知道箱子里装的是假币呢，又不能打开箱子验个究竟，我和王经理就只好自认倒霉了。”新郎官王大昌显然没情绪在婚礼上继续讨论这件事。于是就打了个哈哈，“我倒没什么，总之你是受了大委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还望多多包涵!”说着就拉着于文英去另一桌敬酒去了。
       这一天晚上，陈道生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摸到了口袋里有两袋喜糖，还摸出了礼份子的五十块钱，这钱是谁塞进来的呢，他记不起来了。
       冬天的城市也像喝醉酒了一样。大街上到处是摇摇欲坠的行人和自行车，所有的姿势都很脆弱而危险。
       第五章　回家，一生只记住了一个方向
       1
       转眼已是一九九九年了，全世界的人都在忙着跨世纪，忙着自以为是地对一个世纪进行总结，好像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像他们家里过去的一天，三下五除二地一概括。一个世纪的重量和分量就称出来了。
       太阳每天都是旧的，风也是旧的，只是多了一些烟尘和汽车尾气；只有人是新的，脸上可涂的脂粉和化妆品越来越多，割双眼皮，隆胸，丰乳肥臀，整容术改变了许多人的面孔。而漫天飞舞的柳絮和钞票改变了人们的内心。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怀揣着满腹的心思和欲望上路，他们像怀孕的孕妇一样，肚子里的情况错综复杂。
       也不是这个世纪想跨就能跨得过去的。对于许多人和事来说，跨过去的只是时间，而不是相对应的责任与使命，这样一来。跨世纪就变得很抽象和空洞，甚至没什么意思。比如说，中港合资的双河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就跨不过世纪，它死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很吉利的日子正式破产。港商孟遥往来于香港和双河之间，他带来的只是许诺和理念而不是资金，一条德国的旧生产线刚刚上马，就生产出百分之八十的不合格的产品，而另外三条生产线就放在德国的仓库里永垂不朽了。在香港开赌场的孟氏父子，他们最大的本领是会博弈和下赌注，而不会管理工厂和制造机器。所以双河厂灭亡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就像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想把他培养成优秀的科学家。那只能是痴心妄想。双河厂正式破产让下岗近八年的工人们最终没从资本家手里拿到许诺的买断工龄的六千块钱，在厂里上班的三百多人就更惨了。他们一个月拿二三百块钱工资等着时来运转，可等到的却是合资与外企美梦的破产，他们在头发熬白后，成了正式的一贫如洗的无产阶级。
       世道无常，变化莫测。几年下来。五十岁的陈道生头发全都花白了，离婚后的日子饱一顿饥一顿。冷一顿热一顿。原来的慢性胃炎已经越来越严重，疼痛难忍的时候，他就佝偻着腰推着自行车沿街叫卖糖葫芦。夏天的时候，糖葫芦没人买了，贩一些冰棍沿街叫卖，天热得狗都拖着舌头的日子，他又蹬三轮贩西瓜摆在三岔路口的树阴下卖，遇上连天阴雨和气温突然下降。西瓜就像地雷一样堆在他的视线里成为一种威胁，亏得找不到家门，亏得胃里出血。陈道生不敢冒险就只好再接着做小生意。他是一个不能再输一分钱的人，不是他小气，而是输不起。一九九九年冬天陈道生的腰更弯了。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地面，像是在地面上不停地寻找一把回家的钥匙，这种姿势日复一日，买他糖葫芦的孩子就会说，“爷爷，给你五毛，买两串。再找我一毛。”陈道生接过钱。很困难地抬起头迎着久违的阳光，看清五毛钱的票子字迹清楚货真价实，就谨慎地拔出糖葫芦，递到孩子的手里，他知道，自己真的老了。
       追忆逝水年华，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国营双河厂的工人找对象就像重点大学招生一样，分数线很高，都是择优录取的，所以漂亮的钱家珍当年能嫁给陈道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纯正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历史就像一个魔术师，手里先是拿着一朵鲜花，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把鲜血淋漓的刀。三圣街和七十六号大院被这把刀砍得遍体鳞伤。
       被砍得最重的吴奶奶死了。当年劝陈道生好死不如赖活的吴奶奶是喝老鼠药自尽的，死的时候脸色成酱油色，很怕人，眼睛顽强地睁着。属于死不瞑目。吴奶奶儿子儿媳下岗后就去了浙江宁波的一个皮革厂打工了。留下孙女吴粉丽跟吴奶奶相依为命地住在七十六号大院，吴粉丽跟陈小莉不一样，从不浓妆艳抹，也从不出去鬼混，而且非常孝顺。奶奶的洗脚水每晚都是她打好了送过去。帮奶奶梳头。给奶奶倒尿盆，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一个好孩子，她是作为陈小莉的正面典型出现在三圣街和七十六号大院的。大家都说昊奶奶教育有方。吴奶奶就说孙女自身品行端正，很是谦虚。吴粉丽先是在一个理发店学理发烫发，打算学成后自己在三圣街开一个小理发店，可理发店一直没开起来，人却在冬天来临的日子里进了美容院，吴奶奶问为什么不进理发店而进美容店，吴粉丽说现在人都讲美容，理发的很少，吴奶奶也就没怎么在意，也搞不清理发与美容有什么区别。可吴粉丽干了没多久，公安局的警车开进了三圣街七十六号大门前，警察通知吴奶奶准备五千块钱罚款送到公安局去，而且告诉她吴粉丽要拘留十五天，家里最好送些衣服去，天已经很凉了。吴奶奶问怎么能抓孙女呢，多听话的一个孩子，警察告诉她吴粉丽在美容院卖淫被当场抓获了。吴奶奶听了后，说马上就去，她没去拘留所，而是去了农贸市场，买了两包剧毒鼠药，回到家里净身梳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将老鼠药和着糖水喝了下去。她临死的时候除了脸色难看。整个人看上去清清爽爽。
       吴奶奶的儿子儿媳回来奔丧，从老人的箱子底下发现了借给陈道生一千八百块钱的欠条，陈道生拿出账本对吴奶奶儿子吴天根说还过两百了，吴天根哭着说带的钱不够办丧事，陈道生就将自己身上的仅有二百块钱掏了出来。还差一千四，院子里的街坊邻居不能眼看着吴奶奶不能按期火化，就纷纷掏钱：陈道生说，“你们凑的一千四百块钱都记在我头上。我认账。”
       陈道生认账也就是口头认账。这么多账这么多年都认不了，眼下旧账未了又添新账，认什么账呢?大家都没说话。也没当真，可陈道生在吴奶奶丧事办完后，规规矩矩地在自己的账本上记下了具体数字。陈道生想。要尽快把这一千四百块钱还了。要是这些钱不先还上，大家对后面的债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他有时真希望大家来跟他吵架逼债。逼债只是让他难堪，不逼债却是对他绝望，反正不管怎么做，陈道生都很痛苦，眼下他能做的就是在年底前先还上一千四，可卖糖葫芦的生意越来越淡了，如今冬天的孩子们喜欢糖葫芦的少了，大街小巷不知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卖烤羊肉串的，还有卖炸串的。沿街叫卖糖葫芦串就像沿街挑个剃头挑子招呼人剃头一样很不合时宜了，有时
       一天都挣不了十块钱。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历史的无情。
       相当长一段时间，陈道生对三圣街不提还债的事很不踏实，他甚至盼着有人来逼债，真的等到债主们一上门。陈道生却又有着生不如死的痛苦。
       糖葫芦已是卖到尽头了。要想在跨世纪的年关还上一大笔钱，除非把糖葫芦在锅里熬成一张张百元大钞。陈道生在院子里一边劈碎木柴，一边胡思乱想。吴奶奶办丧事留在院子里的残存的纸灰在风中盘旋。花圈的纸瓣花花绿绿地被卷到半空中，他突然想起。那天吴奶奶喝药死在床上后，殡仪馆的车子开到巷子里，吴奶奶的房门很窄。担架不好抬，只能背到车上去，背尸体的劳工一开口就要二百块钱，还说这是最低的价格，背尸工用一根红绸带子扎住吴奶奶已经僵硬的腰，然后慢慢地挪到后背上，稳住，再小心翼翼地将吴奶奶背到了殡葬车带轮子的单架上。就那么四五十米远，就挣了二百块。
       陈道生想到了当年在市二院曾护理过的一个癌症病人是市殡仪馆馆长的父亲。老人临死的时候对馆长留下的遗言是“陈师傅比你们当儿做女的都孝顺呀!”老人死后，馆长为感谢陈道生周到的护理，就把老人病榻床头柜上的一个旧台灯送给了他，另外还送给了他三包“红山茶”香烟，当时馆长拉着陈道生的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就去殡仪馆找我。”陈道生心里很不高兴。找殡仪馆能有什么事，不就是火化吗?找医院也不能找殡仪馆呀，这人说话怎么一点没有忌讳呢?
       他记得馆长好像是姓杨。四年过去了，也不知馆长是不是换了，不过殡仪馆馆长跟博物馆馆长展览馆馆长水族馆馆长是不一样的，一般人都不愿意到这个与死人打交道的单位当领导，估计换领导的频率不会太快，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找馆长，他想当背尸工。
       陈道生花五块钱在秦大爷杂货店买了一包好烟“红山茶”后。骑着自行车去市西郊的殡仪馆，路上骑了一个半小时。一路上看到的都是活人，而且看上去与死亡毫不相干。
       。
       殡仪馆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要不是走到告别大厅前听到哀乐声和哭声，很容易把这里误认为是一处度假山庄。
       陈道生穿过二号和三号告别大厅的夹缝，沿着一条铺满青石板的窄窄的过道来到后面的两层办公楼里，敲门推开馆长办公室的门，见馆长正在办公室里看VCD碟片，电视大屏幕上一群穿着三点式的女孩子们在海边戏水，女孩的动作和姿势很不规矩，带有明显挑逗的神情，她们的乳头清晰地暴露在屏幕上和陈道生恍惚的视线里。馆长见有人进来。迅速关了影碟机，头也不回地说，“要排队，都来开后门，我也没办法。火化就跟提拔干部一样。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陈道生小心地喊道，“杨馆长，你不认识我了?我曾经给你爸当过护工。”杨馆长站起身来，仔细地揣摸着陈道生脸上的格局。突然一拍脑袋，“想起来了，你姓陈，对不对?老爷子临死的时候。不说我好，偏说你孝顺。”说着就上前来紧紧地握住陈道生的手，看陈道生表情不像是家里死了人的，于是就说，“是亲戚还是朋友火化，我给你破个例，提前安排一下。”
       陈道生掏出“红山茶”香烟给杨馆长敬了一支，说明了自己的来意，一再说，“要是还需要人的话，就请杨馆长帮帮我的忙。不然我真的跨不了世纪了。”杨馆长听了后很爽快地说，“正好我们要换人呢，可根本找不到人来顶。你愿意干算是帮我忙了。”陈道生有些不安地说，“要是你们不缺人手。那就算了，我也不能抢人家饭碗。”杨馆长拉着陈道生的手说，“是这么回事，现在的背尸工是河远县乡下的，都五十八了，背不动了，一个月前就要回乡下了，一直找不到人顶，你来了正好，我这就通知财务科让他结账走人。”
       半个小时后。那位背过吴奶奶的瘦老头来向杨馆长辞行，他很委琐地站在杨馆长的身边，悄悄地塞给杨馆长一叠票子，“杨馆长，多亏了这两年你照顾我，今年过年我就不给你去拜年了，这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杨馆长一把推开老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收你的钱跟拦路抢劫是一样的。快走吧!回家把房子翻盖好，留点钱喝点小酒打打牌。这两年也不容易了。”
       杨馆长将老头的五百块钱又塞回了他的口袋，老头抹了一把眼泪鼻涕说，“杨馆长，你是大好人呀!菩萨会保佑你!”说着就走了。
       职业分工是很有讲究的。既有面子又有钱的职业很少，大多数职业是有面子，但没钱。要想找挣钱的职业，必须干别人不愿或不敢干的事，这就是剑走偏锋，比如当男护工，当火化工，当背尸工，当妓女，当骗子，当强盗。不过，人活在世上，也就是图个面子。所以人们都愿意要面子不要钱，哪怕一个月只拿两三百块钱，要是你是坐办公室的，就很让人尊敬。陈道生也一样，他是极要面子的人。但眼下为了多挣钱，他根本顾不了面子，如果继续走街串巷光明磊落地卖糖葫芦，今年年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的，那将是既没有钱，也没有面子的鬼门关。他决定当背尸工几乎是义无反顾的。
       一般人都了解宾馆而不了解殡仪馆。不是难以了解。而是不愿了解，陈道生当然也不了解。大多数人的死亡地点应该是死在医院里，死在医生抢救的最后一秒钟，当然也有暴死于车祸现场施工现场以及溺死于河湖水泊的。此类死亡比较好办，殡仪馆的车开去后，抬上轮式担架直接推进车里送殡仪馆冷库。等到发布了讣告吊丧三天后。在殡仪馆告别大厅作最后遗体告别，哀乐声哭声惊天动地过后，化妆很好的死者就推进炉子里化为灰烬了，火化工们烧人就像烧柴一样，边看炉火，边抽烟，很冷静，很从容，没人烧的时候，他们很失落，就像旷工和工作不努力一样的神态，心里很空虚，这是一种职业反应，与人的本性是否善良与残忍无关。
       陈道生的背尸工作与一种另类死亡有关，像吴奶奶那样死在担架推不进屋里的。还有心脏病突发死在办公室里的，夜里睡觉脑溢血死在很高的楼房里，这类死亡的机率不高，但比较麻烦，窄门里轮式担架推不进去，高楼电梯里太狭小，担架长度不够也进不去，死了的人总不能让四个活人一人拎一条腿和一只胳膊从楼上一层一层地往下抬，很麻烦，也很不方便，这时候就需要陈道生这样的背尸工。将尸体用白布裹好，再用红绸带捆扎上，由背尸工背到担架上。这是双河本地的风俗，死了的人不能被几个人搬运。更不能一人拎一条腿抓一条胳膊，那叫五马分尸。很不吉利。平房里是两百块钱起价，楼房是两百起价每层加二十块钱，要是从十五层楼上背下来，一次就能挣五百。背尸体的收入由殡仪馆跟陈道生三七分成，从平房背一个死人，陈道生可以得一百四十块钱，而从楼房里背一个下来，就可以得二三百。甚至更多。只是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
       陈道生平时的工作是跟殡仪馆的运尸车一起出动，双河市每天死的人不少于七八个，但需要背的很少，运气好的时候。有时一天能遇上一两个死在家里或死在高楼里需要背的，有时三五天都遇不上一个，要是到医院运尸。陈道生就不用跟车了，他跟火化工老严老林一起
       在炉前抽烟说闲话，甚至还可以谈论女人和爱情，没有人会对火化工的工作态度提出质疑，死者家属总是要送给火化工们一条烟让他们烧得小心点仔细点，陈道生跟老严老林在炉前的时候很轻松，香烟一支接一支，关系挺融洽，老严一点都不严肃，他跟陈道生开玩笑说，“将来我烧你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烧得干净些。”陈道生说，“你怎么知道我比你死得早些呢?”老严说，“你五十，我四十八，按先后顺序也该你先进炉子。”他们谁也没有当真。说了也就忘了，仅限于说说笑笑而已。
       七十六号院子里都知道陈道生不卖糖葫芦了，但不知道陈道生在外面找了什么工作，按说陈道生找到了工作应该主动说一下才是。可这个工作不能讲，在医院当男护工不过有些丢面子罢了，而当背尸工会让院子里沾上晦气，院子里大多数街坊估计陈道生可能又去找了男护工的活，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
       陈道生每天天没亮就出门了，一是火葬场在西郊骑车要一个半小时，还有就是怕被院子里的人发现，他出门的时候就像去当小偷一样，动作很轻，姿势也不够光明磊落，要是谁家的开门声响了。陈道生就会吓得一跳，然后推着车慌不择路地骑上车蹬得飞快。背尸工让他的腰直不起来，心也直不起来，他总觉得这钱来得太快，像是敲诈勒索一样，而且有点发死人财的难堪与可耻。每天骑车快到城边上的时候。天就亮了。太阳在他的背后升起来了，他跳下车买一块烧饼就着一碗稀饭喝下去，喝下去后胃里却更不舒服了，像喝下去了死人的血肉。直到有一天他问杨馆长，“我这钱就该这么多?”杨馆长对他说，“这个价格是经过物价局核过的，少是少了点，可我们也没办法。”陈道生本来嫌多，杨馆长这么一说，他心里就踏实多了。
       陈道生并不怕死人，他在市二院当护工的时候。那么多人死在他面前，甚至到临咽气的时候还拉着他的手迟迟不愿松开。死者把手心里最后的余温留给陈道生，陈道生常常是伤心得泪流满面，现在背尸体的时候，他总想着自己是在背着一口袋粮食，没有丝毫的恐惧，从感情上来说，他有时候把心理调整到背自己的父亲母亲上来，一种孝子贤孙的感动油然而起。他真正的恐惧还是来自于对挣钱的质疑，因为没有一个死者家属敢讨价还价，这种强行交易的不公平让他的胃里倒海翻江地难受。
       分管政法的副市长刘皋是突发心脏病死的。在市政府十六楼办公室里，他正在召集市公安局长和防暴队长研究如何应对楼下一千多上访的工人。那些没饭吃的下岗工人们情绪很激烈，上午十点的时候开始冲击政府大楼，副市长非常恼火，“冲击政府办公场所，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防暴队给我将带头闹事的抓起来!”闹事的还没抓起来，副市长却倒下来了，他捂着胸口说了一句。“快叫医生!”就扶着桌子，头上直冒汗，然后慢慢地瘫倒在地上，公安局长防暴队长共同架起副市长，副市长软软地往下沉，眼睛的瞳孔放大。心脏停止了跳动，等到医生赶到时，他们折腾了一会后说，“通知殡仪馆来车吧!”
       楼下闹事的工人们听说市长被他们气死了，全都一哄而散。
       陈道生是跟着殡仪馆的车来的。
       十六楼的刘副市长办公室里挤满了一屋子的市长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们，陈道生进去的时候，领导们都要陈道生慢点轻点，再慢点再轻点。脸上巨大的紧张和恐惧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风度，兔死狐悲的伤感四处蔓延，陈道生看到副市长非常年轻，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只是脸上扭曲着死不瞑目的痛苦。陈道生对死者一视同仁，他很镇静地将刘副市长用白布裹好，又用红绸带扎好系到自己的后腰上，一步一步地沿着楼梯往下走，政府大楼的电梯很小，设计的时候从没考虑过抬死人的担架能否进来，所以陈道生必须从十六楼往下背，背到五楼时，陈道生头上汗如雨下，气喘得厉害，刘副市长好像是每下一层楼就增加一些重量，压得陈道生脚步越来越沉，到了一楼大厅的时候，他几乎支持不住了，腿晃了几晃，身后许多声音惊叫着，“稳住，稳住!”陈道生屏住呼吸，咬着牙稳住了，当他把副市长平稳地放到担架上时，他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一屁股坐到了坚硬的水泥地上。
       现场很乱，没有一个人掏钱给陈道生，陈道生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对着一群头发梳得很整齐的领导们说，“钱，谁付钱?二百块钱基价，十六层楼，每层二十块钱，总共五百二十块钱，谁付?”市政府的袁副秘书长火气冲天对着陈道生吼着，“你还是人吗?刘市长都走了，大家这么伤心，你在这要钱，你钱比命还重要吗?”陈道生说，“这是殡仪馆的规定，我不收钱就是失职，给你开发票呢。”袁副秘书长也不想解释了，他冲上来推了陈道生一把。“滚，把你们领导叫过来，什么混账东西!”陈道生也火了，“领导。你不要把我不当人。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人，是国营双河厂老职工。我还当过市里的先进，你知道吗?我宁愿来背死人，也从来没到政府闹过一次事，你以为这个活谁都能干得了吗。我不到了活不下去的绝路上。谁愿意当孝子贤孙来干这种事?你们当领导的站着说话腰不疼。”陈道生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汗水和泪水满脸都是，这时市委书记走过来对袁副秘书长说了一句，“把钱给他吧!”袁副秘书长掏出钱数齐了交给陈道生，陈道生让开车的老钱开了一张收据给副秘书长。
       运尸车发动开走的时候，车窗外阳光灿烂。大楼里悲声一片。
       陈道生第一个月就挣了一千八百六十块钱。当他从殡仪馆财务科那位化妆得非常漂亮的女会计手里接过厚厚一叠钱的时候，陈道生的手有些颤抖，数了好几遍都没数清楚。女会计小苏用舌头卷了一下鲜红的嘴唇，“没错吧?”陈道生说。“没错没错!”他也没数清，拔腿就走了。当晚回到七十六号大院就将吴奶奶办丧事的一千四百块钱全还了，所有的人都很吃惊，陈道生哪来这么多钱?王奎问，“道生，护工的工资涨了?”陈道生点点头。他不敢用语言表示肯定，毕竟他隐瞒了真相，心里还是有点虚。
       陈道生剩下的四百六十块钱想去还于文英。于文英嫁给了老板王大昌后，很少见面，见了面也像是狭路相逢，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话，苍白如水。陈道生欠她两千多块钱，至今一分都没还过，可他不知道于文英住在哪里，即使找到她了又不知该对她说点什么，思前量后。陈道生也就算了。他将剩下的钱先还了刚下岗失业回家的几个心情恶劣的街坊，他们每人在接过陈道生一百块钱的时候，就有些不好意思了，“道生，你也不容易，那天说话有些不够仗义，可不要往心去哟!”陈道生说，“你们借钱给我就是仗义的，只是我这么多年没还上，是我不仗义。”大家都说。“是三圣街出去的败类刘思昌不仗义，把你害惨了。”一席话说得陈道生眼圈发热。他想要不是刘思昌坑他，他哪会去背死人还债。这么多年来，警方一直没抓到逃往国外的刘思昌，陈道生确信他还活着，他一直梦想着能再见到刘思昌，他想要是能再见到他，他不会扑上去跟他打架，他就问一句话，“刘思昌，你每天晚上都能一觉睡到天亮吗?你怎
       么忍心睡着的呢?”
       陈道生身体累不怕，可心累让他常常想跟后背上的死者一起被推进炉子里永垂不朽，他把死者看成是父亲母亲，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尽管他把这项工作升华到了非常神圣而崇高的地步，可他还是没有丝毫的勇气敢于面对任何一个自己熟悉的人。有一天在运尸车刚刚抵达沿河路的一个居民楼前，他发现一个推着卤菜摊子的背影正在从车窗边经过，那是洪阿宝的背影，他吓得低下了头，不敢下车，老钱说，“快上五楼，送回去还要赶大通路去呢。”陈道生还是低着头不动，老钱动手去拉他。陈道生脸上做出极其痛苦的表情，“我胃难受，你让我歇几分钟。”陈道生捂着胃压低目光见推卤菜摊子的背影走远了，才慢吞吞地下了车。下车后，他的胃真的疼了起来，胃痛比心痛要好一些。陈道生上楼去背尸体了。其实连他自己都知道，那个背影不可能是洪阿宝，阿宝不住这，也不会来这么远卖卤菜，他的固定摊点在菜市场。
       长淮路“碧云花园”是高档住宅区，里面的房子和人在花木的陪衬和点缀下，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优越的格调和高贵的倾向，陈道生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区，冬天的树和草都是绿的，运尸车开进大门的时候，戴着大盖帽的保安还立正敬礼。
       陈道生从六十二幢六○一室将一位夜里猝死的老太太从六楼往下背，第一天夜里偶感风寒的陈道生拉了三次肚子，身体本来就有些虚，背到三楼时。陈道生感到力不从心腿脚发软，他知道自己干不动这活了，但还得咬着牙一步步地往下走，走一步像上一座山一样，后背上沉默的老太太越来越重，陈道生头上虚汗源源不断，正在这时，他发现三楼住户的一扇门开了一道缝。里面闪出半张脸，陈道生正好在三楼拐弯处，所以他压低的视线就很自然地与这半张脸相遇。起初他隐约看到的是女人的脸，等到女人的脸完全伸出来的时候，一看是于文英表姐赵文丽，陈道生脑袋“嗡”地一下像气球爆炸了。他扭转着身子绞麻花一样与后背的老太太一起滚下了楼梯，后面响起了惊心动魄的惨叫声和哭声。
       陈道生脸上鼻子上都是血，他挣扎着爬起来。用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血，脸上就涂满了血污，他将老太太抱起来反背到后背上，竟然很利索地背到了楼下的运尸担架上。老太太的几个亲属哭着扑上来揪住陈道生的衣服和头发，边哭边嚷，“你把老太太摔到了地上，你算个什么东西，让老人家死后还遭罪，你要是不给老人家下跪赔罪，我们就饶不了你。”
       这时。赵文丽也从楼上下来了，她没有做出任何惊诧与怪异的表情。好像早就知道陈道生当背尸工一样，她在打圆场。而且对死者家属说，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老街坊，人家也不是故意的，给我个面子，不收你钱了行不行?死者家属说必须给老人家下跪，磕三个头，冲一冲晦气，说着就将陈道生推到运尸车边往下按。满脸血污的陈道生用力挣脱开许多条胳膊。“我可以不收钱，可以赔钱，可以赔老太太一起进炉子烧掉，但我决不下跪!”许多胳膊又挥舞了过来，陈道生连连招架，脸上的血迹斑斑中扭曲着变形的愤怒和耻辱。场面乱成一团，赵文丽给她一个派出所的朋友打电话，警车五分钟就来了，车上跳下几个警察，他们很严肃地说，“先把人送到殡仪馆去，公共场所，这样闹丧，太不像话了!”
       后来经殡仪馆跟死者家属多次交涉并达成一致意见。运尸费、告别大厅租用费、整容费、火化费全免。共计是两千二百八十块钱。本来死者家属还要殡仪馆送一个紫檀木的骨灰盒，价值一千一百块钱，杨馆长说，“我们都全包了，那你们这些当子女的不就一点孝心也敬不上了吗。骨灰盒还是你们自己买，不然老人家在阴间会说你们不孝，连间房子都不给。”死者家属也就不再争了，他们反复强调背尸工陈道生服务不好而且态度恶劣，建议给一些处分，杨馆长说，“背尸工也是人，你让人家给不相识的死者下跪，这不是侮辱人吗，能说得过去吗?做人做事得有个分寸。”杨馆长毕竟是领导。水平就是高，既向死者家属道歉赔礼，又坚持原则捍卫陈道生的尊严，陈道生对杨馆长非常感动，损失的钱一分钱没让陈道生赔，他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
       陈道生不愿再干这个活了，杨馆长让他支持一下他的工作，最好能干到明年，陈道生觉得杨馆长有恩于他，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下来，杨馆长很爽快地说，过年发奖金、发色拉油，发瓜子糖果，还有一罐煤气，你跟正式工一样。
       可陈道生没等到奖金、色拉油和瓜子糖果。杨馆长被抓起来了，说他是腐败分子，陈道生心里很不平，他找到市纪委说亲眼看到杨馆长拒绝了背尸工送的五百块钱，纪委的人不理睬他让他不要多管闲事，陈道生就很失落地走了，后来他听说杨馆长收了骨灰盒厂家五万块钱回扣，而且还贪污了公款六万多块钱，这让陈道生很糊涂，那么爽快仗义的杨馆长怎么会是腐败分子呢?杨馆长被捕后。陈道生就离开了殡仪馆，从此不再背死尸。不久上面派了一位新馆长，他将为物色下一位称职的背尸工而烦恼。
       陈道生结了账，拿了一千九百四十块钱，这些钱拿在手里，已不像第一个月拿钱那样激动了。他觉得两个月来自己像是一台机器，麻木不仁地工作着，他努力遗忘自己在干什么。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在干什么，可还是被赵文丽发现了，而且最后还惹出了那么大的麻烦，离开了那辆白色的运尸车。他突然有了一种死而复生的感觉，揣着结来的钱，陈道生去澡堂泡了大半天，他要将一身的晦气泡掉。晚上走出澡堂时，一身轻松，他终于明白了。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有些钱是不好挣的。
       走出澡堂，街上亮起了灯火，陈道生就去了小吃一条街，他想花七八块钱好好地吃上一顿，走在人流如织的小吃街上。陈道生贪婪地用目光将一条街的卤鸡串烧全都卷进了自己的肚里，等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是他跟于文英坐过的摊位，而且他点的菜居然也是一瓶啤酒和一份卤猪肝。
       吃完后走出小吃街。陈道生突然发现于文英独自一人在街口徘徊，他以为看错了，等到走近了一看，真是于文英，陈道生走过去跟她打招呼，“小于，好像有大半年时间没见到你了，忙不忙?在等王大昌吗?”于文英见是陈道生就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道，“怎么一个人来吃饭?”陈道生尴尬地搓了搓手，“习惯了，独往独来一个人，日子一直就这么过来的。”于文英转了话题说，“你还是要做点实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那就真的一辈子都翻不过来了。”
       于文英可能已经知道了陈道生的背尸体的事情，而且对陈道生靠苦力挣钱还债的办法进行了否决，肯定是赵文丽告诉她的，陈道生听了于文英的话真的就抬不起头来，他脸朝向地面说。“过了年我就要想其他办法了，做实业、开店都要本钱，我一直在筹着呢。”于文英说，“不能说开一个店倒了，就再也不敢开了，不开服装店，可以开饭店、食品店，没本钱的话，我可以借给你。”陈道生说。“我怎么好意思再跟你借钱，那么多钱一分都没还，我心里受不了的。”
       于文英告诉陈道生自己来买点卤菜，她的
       新家跟小吃街隔一条巷子。陈道生说。“买卤菜给王大昌喝酒?”于文英说了一句，“我一个人喝酒。”
       陈道生没弄明白，一个人喝什么酒呢。何况是一个女人。
       2
       赵天军搬出七十六号大院住进了带有卫生间的楼房后很少回来，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他敲开了陈道生的门，他先是告诉陈道生从圣保罗夜总会辞职后，到新疆去旅游了一趟，还特地坐了十一个小时汽车到戈壁大沙漠里去看了一趟陈小莉，陈道生听了后非常感动，连忙站起来给赵天军递烟。赵天军说小莉又减了一年刑。加上以前减刑的一年半，十二年刑期九年半就满了，也就是说还有三年半就要回来了。陈道生问，“减刑在信里跟我说过了，你看她变化大不大?”赵天军眉飞色舞地说。“小莉是劳改队的明星，搞文艺工作，风光得很，我去的时候，她还拉了一段小提琴给我听，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桌上当时堆满了好多葡萄。说实在的，小莉懂事多了，而且长得更漂亮了。”赵天军把监狱描绘得跟旅游度假村一样，好像小莉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上中央音乐学院。陈道生听了后就真的觉得坐牢看来也不是那种被皮鞭警棍抽得遍体鳞伤的悲惨，心情也就好了一些，他有些纳闷地问，“小莉不会拉小提琴。她怎么会拉小提琴给你听呢?”赵天军说，“她是明星，劳改队的所有乐器都归她保管，她还会弹钢琴呢。”
       见了小莉后的赵天军兴奋异常，他告诉陈道生说小莉出来后想跟他一起干。也就是暗示自己跟小莉已不是一般的邻居关系。人有时真的很奇怪，陈小莉固然年轻漂亮能歌善舞，但她的历史使这些光辉荡然无存。一般人惟恐避之而不及，可赵天军就是那么死心塌地的想娶小莉，这么多年，赵天军找过好几个女人，还有一两个都差点结婚了，最终都不了了之地形同路人，小莉就像是他前生注定了的女人。他想忘都忘不掉，这让陈道生拒绝的心理一天天地松懈，他想要是将来小莉真的愿意跟赵天军，有个安身的地方，他再也不会阻拦了，毕竟小莉是失过足坐过牢的女人。刑满也都快三十岁了，还有什么资本挑来捡去呢。
       赵天军从圣保罗保镖岗位上辞职后，成立了一家讨债公司，注册的名称还非常文雅。叫“天军财务清理核算公司”，陈道生一想到赵天军纠集着一伙胳膊上刺着龙和蛇的打手去讨债要账，就想到自己正是赵天军拳头所相向的地方，他就是欠债的人。就是赵天军清理核算的对象，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赵天军说，“陈叔，你不要把我们想得太坏，我们是正规公司，工商注过册的，有许可证，不可能干违法乱纪的事，大不了坐在人家办公室里不走，最严重的也就是耗在欠债的人家饭桌上看着他吃饭，反正不会动手，不会打得头破血流的。公司不就才开张半个月吗，我们就挣了六干多块提成。陈叔，你只要帮着烧烧饭，打理打理内务就行了，活不重，我借给你的八干块钱也不要了，行不行?”陈道生说了两个字，“不行!”而且一再强调八干块钱是一定要还的。
       陈道生第二个月背尸体挣的一千九百四十块暂时还没有还债，他想都要跨世纪了，正如于文英说的那样。要是再靠卖体力打短工挣钱，一辈子都翻不过来，所以他想做钱生钱利滚利的生意。开小吃店是他最初的想法，要是经营好挣多了钱，再去盘一个饭店，慢慢往大里做，将来能做成粤风海鲜楼那样的店，一年就能挣一二十万。他打算去找高正山商量商量，高正山有技术，手里也能拿出一些钱来投入，他们合伙干。
       拒绝了赵天军后，他就去找了高正山，高正山笑着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跟你讲，能开妓院，不能开饭店，一个门面不大的饭店装潢投入要七八万。做不好打水漂一样说没就没了，再说了，开饭店红道白道黑道要能通吃，你有那个本钱吗?你有那个能耐吗?”陈道生本想说从小店小铺子做起。看高正山一点兴趣也没有，半支烟没抽完，陈道生就走了，他觉得高正山主要是对他搞经营没信心，服装店关门就像他脸上刺了字一样，多少年都洗不掉，抹不尽。
       陈道生闷在家里想入非非，他觉得自己是该要有大动作了，大动作怎么动，他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在陈道生苦思冥想的一个晚上，周挺敲门进来了，陈道生先是一愣，随后就觉得口袋里的一千九百块钱是肯定要掏出去了。
       进门后的周挺鼻梁上不见了墨镜，眼睛里是失魂落魄的神色，身体的骨架摇摇欲坠。站立也不稳，这就使得他结实的身子有了一种名不副实的姿势。陈道生客气地让座道歉，先把好话说尽，再等着他逼债。谁知周挺还没说几句，就眼泪鼻涕一把地哭了起来。他的当铺倒了，放的最大的一笔六十万高利贷给康泰公司。说好了年利率百分之十九点八。合同也签了。而且还拿了公司的一层办公楼的房产证作抵押，谁知这个做医药的公司将周挺毒倒了。那位说着广东普通话的曾老板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周挺拿着房产证去拍卖办公楼，房产中心说房产证是假的。周挺拿着刀和棍子四处去找，而康泰公司及曾老板所留下的一切资料信息都是假的。周挺不仅将所有的财产五十万块钱全都被骗了。而且还有十万块钱是借小舅子的，小舅子横眉竖眼地上门逼债。老婆说他鬼迷心窍要跟他离婚。周挺抹着鼻涕说，“大哥，我跟你被骗不一样，我也算是双河有头有脸的人，可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穷光蛋了。我现在总算能理解你那时候的心情了，真恨不得地上开个裂缝钻进去，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生不如死。”陈道生劝了他一气。一种同病相怜的心情让他跟周挺有了难兄难弟的亲近和缘分。脸上风干了泪水的周挺说，“我放高利贷，说在明处，可我从来没骗过人，我做事有时候不够仁义，搬了你老哥家的家产，可你要知道，我的家产也就是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心不狠一点，手不辣一点。整天做好人，是挣不了钱的。现在好了。十年心血全完了，还欠下十万块钱债，要说我这是报应的话，大哥你可是数得着的好人。怎么也被骗个精光呢?”陈道生心里有些难过。他也不想跟他过多地讨论各自的悲惨经历，重复一次等于把伤口再撕开一次，陈道生将一千九百块钱全都拿出来交给周挺，“周老板，我没什么本事，欠你的钱这么久都没还上，这点钱你先拿着把世纪跨了，我再想想办法。争取把你的两万六千块钱和利息早点还上。”周挺接过钱，身子微微打颤，“大哥，利息也就不要了，你要是能把本钱还给我，就算救我命了。多有得罪，我走了。”陈道生看着周挺步履很迟钝地离开七十六号大院，然后慢慢地消失在巷子的黑暗中，像一粒石子扔进了万丈深渊。无声无息。早年那蛮横而强悍的造型荡然无存。
       那天晚上，陈道生躺在黑暗的被窝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想到了世事无常，想到了活着的荒诞，一个耀武扬威的人突然间就成了一块嫩豆腐。一个生怕踩死蚂蚁的人一眨眼大意失了荆州，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光蛋一夜之间却能变成了百万富翁，那个买体育彩票的打工仔只花两块钱就中了两百万大奖，陈道生也曾试过几次，买过八块钱，可一分钱也没中，五十岁知天命的陈道生是有头脑的，他知道中大奖的彩
       民就把无数输钱者的眼泪当酒喝的，几乎就是不义之财，是赌博式的巧取豪夺。他没有这个命，即使有，不劳而获的钱跟刘思昌骗去的钱一样花着手不抖是很困难的。
       陈道生睡不着，就打开了收音机。已是午夜时分。电台里正在请一个专家跟没有睡觉的听众有问有答地谈尿毒症的话题，专家在收音机里告诉陈道生患了尿毒症要是不换肾就死路一条。活体肾一般从死刑犯那里取，而且两个小时不及时换上，肾就报废了。医学上有一种是捐肾，是近亲捐献。这样既容易移植成功，减少排异反应，又可省下一大笔昂贵的费用。还有一种是购买愿意出卖的活体肾，价格非常高，听到这里，陈道生竖起了耳朵，价格多高呢?有听众打进了电台热线电话，专家说活体肾目前一般是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听到这，陈道生突然在黑暗中的床上反弹着坐了起来。这不正好够还欠下的债吗，他的心跳加速了，他听到血液在身体内哗哗流淌的声音。他知道肾就是腰子，但他不知道自己的腰子是不是好的，是不是能用，卖了后会不会残废了，专家很快在电台里说，人有一个肾就够用了，但身上长有两个肾，捐出一个对身体没什么影响。五十五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人都可以捐肾或出卖一个活体肾。
       音乐声起的时候，节目结束了，陈道生很快就想清楚了，卖一个肾，把钱全部还完跨世纪，要是能卖三十万，他还完债还可剩下四五万，将来开个小店；要是只卖二十五万，那就还完债后靠政府发的低保金过日子。再打点零工聊以度日是没问题的，反正只要能把债都还了，他什么都愿意付出。更何况两个肾与两只手不一样。少一个无所谓的。这就更加坚定了陈道生的卖肾的信心。
       对卖肾的想象让陈道生整整激动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后。陈道生睁开眼，却犯起了嘀咕。他点着一支烟，坐在空虚的床上想，到哪儿去卖肾呢?不能找赵文丽，也不能对院子里的人讲，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一刀切下去，切断了血管主动脉，可能就死在手术台上了，这种拿命换钱的做法是极其残忍的，血腥的信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卖肾的事的只有出卖者跟病人家属谈妥，然后通过医学检查。活体合格后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就像买卖煤炭和粮食一样。而且一次性付钱，合同中必须注明对出卖活体者此后的生死一概不负责任，双方签字后生效。
       陈道生要赶在跨世纪之前，将自己的肾卖出去。他想一下子还完了二十五万块债务后该如何解释钱的来历呢，他甚至想到了一种很幽默的回答，“刘思昌回来了，把钱都还给我了。还付了利息呢。”这当然只能是笑话，后来他想好了，实话实说，等所有的人都收下钱后，他就说是用肾换来的。那时候别人也不会把钱再塞回给陈道生了。
       陈道生准备卖肾前，刮掉了脸上胡子，将衣服浆洗得很干净，棉袄上口袋炸线的部分，赶紧缝好，一双旧皮鞋又擦了些油，他要给病人家属干净而健康的形象，在秦大爷的杂货店花三块八毛钱买了两瓶水果罐头，这样他就以看望病人的探视者的身份出现在了医院里。医院里气息是熟悉的，医院里的走廊是他当年进出最多的通道，一种重温旧梦感觉让他对医院充满了家的依恋。
       只是陈道生乔装打扮使他心情像个混进革命阵营的特务，因为他根本没有探视对象，在走廊里，他很熟练地问医生，“尿毒症住在哪一层?”一个戴口罩的医生头一偏说，“四楼”。
       陈道生在四楼的第一个病房里试探着问了需不需要肾，病人家属是一位中年妇女，床上躺着他十几岁的儿子，陈道生看着漂亮的男孩得了尿毒症，心里一阵难受，他很愿意把自己的肾分一个给他。可那位中年妇女很可疑地看了一眼头发花白的陈道生。“你多大年纪了?”陈道生说，“刚满五十，在移植的年龄段之内。”中年妇女“噢”了一声，“我们不需要了。一个星期后要枪毙一个二十三岁的抢劫杀人犯，已经联系好了。”陈道生就像推销矿泉壶的小贩子被用户拒绝一样，有点自讨没趣的难堪。
       陈道生是在第六个病房里遇到买主的。患者是电机厂的一个下岗工人，叫邱成虎，四十二岁，她妻子听说陈道生要卖肾。就抱着丈夫的头哭了起来，“成虎。你有救了!”邱成虎一点反应都没有，脸上是冷漠而麻木的表情。邱成虎妻子的激动很短暂也很不牢固，当她的手摸到自己的口袋时，一种更大的绝望比没有肾源还要强烈，“成虎，我对不起你呀，哪有钱换肾，家里连饭都没吃的了，二三十万，借不到，抢也抢不来呀!”说着就瘫坐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邱成虎一如既往地坐在那里。也不用手拉妻子，他像一个冷血动物一样，眼神呆若木鸡，过了一会，陈道生发现，邱成虎的眼睛里流下了一串泪水，但他斜躺的姿势依然没有改变。那是一种心如死灰的姿势。陈道生能理解这一切，他拉起了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妹子，你说你有多少钱，我分一个肾给这位兄弟。”邱成虎妻子摇摇晃晃站起来说，“东拼西凑了九万块钱。连一半也不够。”陈道生连想也没想，说，“给八万，我卖给你。”
       第二天一大早，陈道生来医院验血做体检，医生听说陈道生的肾只卖八万块钱，就对他特别小心，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位雷锋，还是一位脑子有问题的疯子。在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后。医生从各种仪器和数据中得出结论，“肾源很好，完全符合移植标准。”于是陈道生走出检验室就跟邱成虎妻子在医生办公室里当着主治大夫的面，签了合同意向书。陈道生签完姓名的时候，感觉到后腰上凉凉的，好像钢笔一落，肾就少了一个。医生像记者一样用采访的口气问陈道生，“八万块钱，你怎么愿意出让活体肾。要知道一般情况下都是三十万，你简直就是雷锋再世。”陈道生说，“雷锋捐肾肯定是一分钱不要的。我不是雷锋，我欠了二十五六万的债。本来我是想卖肾一次性把债全还清的，可人家两口子都是下岗工人，家里还有孩子，饭都吃不上，比我还要难，我缺的是钱，他不仅缺钱。还缺活下去的机会。所以我也就将就着卖了，就这样。”医生冲过来跟他紧紧握手，陈道生感到医生的手里有一股药味。
       换肾的手术是要由最权威的医生来主刀，因为这牵涉到两个人的性命。所以那位头发全白了的老专家手术前一天在查看了各种数据后，要求再做一次。陈道生又一次被推进去做了检查。老专家在对陈道生的血压做了连续五次测量后，皱起了眉头，他说，“活体肾源提供者的血压不稳定，两次正常，三次不正常，这在移植案例中出现过，属于不符合移植条件的活体。因为他的高压达到了一百六，要是手术时，高压继续升高，那就下不了手术台。”
       邱成虎的妻子哭得气都喘不上来了，老专家安慰她说，“我们要对两个人负责，这可一点都不能马虎的。你不要急。再等等吧，会有肾源的。”邱成虚妻子哭的不是肾源。而是筹不齐买肾的钱，“我偷也偷不到三十万呀!”
       陈道生也很失落。被宣布不符合移植条件后，就像宣判了死刑一样很绝望。八万块钱的还债计划已经盘算过多少次了。这下也完了。
       临走的时候。陈道生像犯了错误一样对邱
       成虎妻子说，“妹子，对不起你了!”邱成虎妻子不哭了，她望着蓝汪汪的天空说了一句，“他命该如此，哪能怪你呢。”
       陈道生卖肾计划破产了。他是以失败的心情很不情愿地跨进新世纪的。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号，陈道生突然想起了邱成虎，他想去看看邱成虎是不是找到了肾源。顺便将两瓶水果罐头送过去。到医院病房一问。护士告诉他，邱成虎在妻子走出病房去拿陈道生最后一次体检结论不到五分钟，跳楼自杀了。
       陈道生站在病房里，看着空荡荡的床铺久久地发愣，窗外的天空飞过一群鸽子，鸽哨声划过窗口，陈道生觉得邱成虎跟鸽子们一起飞到天上去了，想着想着，泪水夺眶而出。
       3
       陈道生是背着一身巨债跨进新世纪的，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二○○○年元月一号与所有的日子没有任何区别。太阳升起来了，形状大小一如既往，天上有些旧棉絮一样的云，阳光就缩水了，浑沌而灰暗，像是从蒙着塑料布的窗子后面渗出来的，报纸电视上对这一天捏造了许多意义。可对于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无中生有的一天。
       湖远县乡下的陈道生表弟何桂泉过年前来找陈道生。
       自打六年前上门讨要一千二百块钱债务后，何桂泉觉得驳了陈道生面子，一直不好意思上门。陈道生因家里不断遭遇变故，也没心思与亲戚往来。走亲戚也是要本钱的，一个被生活挤压得端不起碗来的人，哪有联络亲情友情的优雅而浪漫的情调呢，所以说穷人没有亲戚是有一定道理的。何桂泉以前也是一个穷人。三十六岁还打着光棍。被一个妓女敲诈了两千块所谓的打胎费后，气得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爬起来后，他揉了揉血红的眼睛，开始发愤。先是倒卖粮食，后来办了一个饲料厂，由小到大，滚动发展，他来找陈道生的时候，已经是年产三万吨饲料富甲一方的农民企业家了。家里盖起了楼房，而且娶了一个农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做老婆兼副总经理，比他整整小了十六岁，前年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儿子。
       何桂泉出现在陈道生面前的时候，腋下夹了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当年混乱的头发也向后梳去。而且打了不少定型胶，这样的发型再配上一身藏青色的西服外加一条打得很不规范的红领带，看上去很有点副乡长的派头。何桂泉早就听说表哥陈道生的遭遇，得知钱家珍跟陈道生离婚后。打了多年光棍的何桂泉深知没有女人的苦楚，所以这次来是想给陈道生介绍一个女人。他对陈道生说同乡有一个小学民办教师四十二岁，刚刚跟当了副乡长的男人离婚，她男人有外遇。何桂泉说你们俩都是感情受过挫折的人，挺般配的，年龄也合适，你把她带到城里来，晚上睡觉也好有个焐被窝说话的人。陈道生摇着头说，“我连自己都养不活，哪能养得起别人?”何桂泉说，“你俩做点小生意，吃饭应该是没问题的。”陈道生有些激动地说，“我在没还清债之前。不会再找女人。不是我不想，是我不配，女人嫁给我，等于就嫁给了一大笔一生也还不清债务。钱家珍受不了罪离了。跟一个犯罪分子跑了，虽说她有责任，但我这个大男人养不了家，是我害了她。”说到这里。陈道生眼圈就红了，何桂泉说，“是她背叛了你，你又有什么惭愧的?你就是心太善了，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一点都不错。”陈道生不说话，将头埋在烟雾中。“也不知道钱家珍跑哪儿去了，被通缉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呀!”何桂泉说了声活该就拉着陈道生出去喝酒了。
       在一个干净而体面的小酒楼里，两个人将一瓶“剑南春”对吹了个底朝天。酒喝多了，陈道生话也多了，他说他想去投奔表弟，到表弟乡下的饲料厂当推销员，卖多少猪饲料提成多少钱，要是做得好的话。还债会快一些。“我总怕这辈子还不完了。”何桂泉说，“你不适合搞推销，像你这样的老实人，在没学会骗人之前，是不能做生意的。”陈道生说，“你这是什么话?难道你也会骗人了?”何桂泉笑了，“不能说我学会骗人了。但人家骗不了我，倒是真的。当年敲诈我的那个小婊子，去年我给公安方面的弟兄们打点打点，找了一个理由把她弄进去了。要是骗你的那个大骗子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话，我出三十万把他的脑袋卸下来交给你。这他妈的就是一个以恶制恶的年头。”陈道生对探讨这些深奥的问题没有兴趣，他要何桂泉表态，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何桂泉说，“不行。你不适合搞推销。”
       旧历年底又到了，陈道生这一段时间没有出去找活做，挣的钱全都还债了，这个春节，他只有靠低保金过日子了，最近低保金涨到了一百五十八，过年的钱够了。他很想去找于文英谈谈。但又不知道她家的电话号码，想去大昌公司，可一进去就会让他想起手铐，而且那也不是谈私事的地方。腊月十八那天，于文英却主动找上了陈道生的门，这让他很意外，是早晨七点多钟，院子里的男人们正要出摊去。于文英很从容地跟他们打着招呼，胡连河他们还开玩笑说，“老板娘怎么有空到我们贫民窟来视察了?什么时候给我们院子里送点温暖吧，大昌公司现在气粗了。”穿得一身清爽的于文英笑着说，“还是等刘思昌来送吧。他不是送了好多塑料盆给你们吗?”大家也就说说笑笑而已。坐在门口的陈道生双手抄着袖子。嘴里咬一支香烟，脸埋没在烟雾中。看上去像一个孤寂的五保户老头。一种没落的气象让于文英看起来心酸。
       于文英进了陈道生的屋里，自己找了凳子坐下。她从口袋里摸出两包“阿诗玛”香烟塞到陈道生手里。“没出去找事做?”陈道生将手从袖子里抽出来，不停地搓来搓去，“没什么事做，我正想找你征求意见呢，能做些什么买卖呢?都跨世纪了，这么多钱一天不还，我一天就抬不起头来。”于文英说，“我就是来找你问问打算做什么买卖。我想跟你一起做。”陈道生说，“你不是在大昌公司干得好好的吗，跟我一起做什么买卖?”’于文英望着他。很平静地说了一句，“我跟王大昌离婚了，手续昨天办的。”陈道生嘴里咬着的香烟掉到了地上。
       王大昌的公司做大后。买了写字楼。包了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在“碧云花园”租了一套房子寻欢作乐。一天早上，住在碧云花园的赵文丽发现王大昌挽着一个年轻而苗条的腰走在小区弯曲的鹅卵石小路上。她走上去跟王大昌打招呼，王大昌的手迅速地离开了细软的小腰，对赵文丽说，这是他女儿，那个被称作女儿的女孩子撅着猩红的小嘴显得很不高兴。而且很刻毒地说了一句，“谁是你女儿?于文英那个黄脸婆才是你女儿呢!”土得掉渣的王大昌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尴尬地干笑了几声。赵文丽当然将这一场景告诉了于文英，于文英跟王大昌闹了起来。王大昌对于文英说，“当初那个女人嫌我养不活一个老婆，把我给蹬了。老子现在养两个老婆给她看看。你在家里是老大。这个地位永远不变，行不行?”于文英哭着扑上去打了王大昌一耳光，王大昌回了两个耳光，然后他们就去办了离婚手续。于文英要跟王大昌平分家产，王大昌说最多只给一万五，要么就不离，于文英说一万五就一万五。离婚比结婚容易多了。
       
       于文英是拿着王大昌的一万五千块钱回到三圣街老屋的，她要跟陈道生一起干，拿一万五千块钱做本钱，重出江湖，于文英说，“当初服装店是倒了，可我不服气，我就不相信我们俩做不成生意。”陈道生此刻想的不是生意。而是人生无常，王大昌那么憨憨的一个人，像老黄牛一样勤恳，怎么也能做出这种事来呢，于是触景生情地说。“真不知道现在还敢相信谁，你就不怕我将来也骗了你，”他觉得这话听起来有点男女之间的暧昧，怕于文英误会，就进一步明确地说：“你就不怕将来我也把你的钱骗个血本无归?”于文英说，“我相信你。所以就是你骗了我。我也认了。”陈道生说，“那你不就像我对刘思昌的态度一样了吗?”于文英坚定地说，“你跟刘思昌不一样。”陈道生说，“你怎么知道呢?”于文英讲不出理由，却一口咬定。“我知道。”
       是开服装店、饭店、杂货店还是开书店、面包店，他们一直拿不准主意，项目越多，选项越难，这跟找媳妇一样，对象越多，挑选起来就眼花。他们眼花倒不仅仅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是不能走远路、弯路，更不能选错路，还有资金技术的不足让他们的选择比选对象还要困难。
       两天后，湖远乡下的表弟何桂泉托人带信来让陈道生去一趟，陈道生以为何桂泉同意让他去饲料厂当推销员了，就很激动地找到于文英说，“当推销员要是做得好的话，一年能挣两万多块呢，何桂泉说他们厂里做得好的业务员家里都盖楼房了。”于文英也很高兴，说，“我跟你一起去吧，何桂泉要是同意的话，我就跟你一起推销猪饲料。”陈道生犹豫了一下。答应了。
       他们坐了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赶到了湖远县乡下建在公路边的饲料厂，饲料厂里机器轰鸣，许多灰尘很厚的汽车、拖拉机将一车车猪饲料拉出厂门，陈道生和于文英还闻到了酒糟的气味，六个两层楼高的正在发酵的罐子冒着热气缭绕在冬天的阳光下，像一些纱幔卷来卷去的，一些生动的场景让陈道生很新鲜。
       走进何桂泉古为今用的办公室里，陈道生和于文英在两张太师椅上坐下。何桂泉亲自泡了两壶茶送过来，是两把宜兴紫砂壶。上面还刻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唐诗，办公室颜色偏暗的墙上还挂了仿欧阳洵的书法和一些笔墨粗糙的劣质山水国画，何桂泉显然是想以这些字画和茶壶将自己和农民划清界线，小学五年级毕业的他敢于附庸风雅足见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惊人的，当然不能说骗人，他确实在练书法，一张枣红色的古旧的办公桌上摊开着宣纸和笔墨以及一些墨迹未干的糟糕的书法。
       何桂泉见陈道生带了一个清清爽爽的女人进来，就很不含蓄地说开了，“怪不得给你介绍对象你不要呢，原来我早就有嫂子了。你那天跟我云里雾里地说养不活之类的话。不全是糊人的吗?就凭你有这个绕来绕去的本事，你就能干推销员，卖猪饲料不仅要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还要能把活的说成死的。”陈道生没有反驳何桂泉，他看于文英也平静得恰如其分，就没纠正何桂泉误认的两人关系，而是问，“你同意我当推销员了?说真的，我在双河呆不下去了，挣不到钱，还不了债，每天见着街坊。胃里就像吃了猪饲料一样难受。”
       何桂泉示意二位喝茶，“紫砂壶泡黄山毛峰，味道一绝。”然后他开始切入正题。“今天叫你来，倒不是让你当推销员的。当推销员最多一年就挣个一两万。你二十多万要到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回来后，我想了想，你最好到乡下来，把我们生产队当年三十多间猪圈牛圈修修补补，办一个养猪场，饲料就用我的，批发价卖给你，还少了运输费用，至于那些破猪圈，十几年都没用过了，也不用谈什么租金。年底杀一头猪买上几桶酒请乡亲们吃喝一顿就行了，这个工作由我来做。我算过了，按每次出栏两百头猪算，一头猪最少挣两百，这就是网万，一年出栏两次，就可以挣八万，三年不就把债还清了，当然了。养猪是很辛苦的。”陈道生听得从太师椅上跳了起来，他说，“我最不怕的就是吃苦。”何桂泉又说，“当然养猪投入很大。风险也很大，遇到市场行情不好，还有猪瘟，那也可能就是倾家荡产的事。”于文英说话了。“我表姐是医生，我也懂点医的。”何桂泉就说，“只要表嫂能支持，我看可以赌一把，钱不够的话，我的饲料先赊给你。”
       回来的路上，陈道生心情好极了，自从家里出事后。陈道生第一次看到阳光和天空原来是那么明亮。就像他口袋里的香烟一样随时都可以掏出来自己使用的，他看到枯了的树在暗中使劲偷偷发芽，他就像冻土下的麦苗在顽强地返青，第一阵春风吹来的时候，满眼就是稠密的绿色铺到了天的尽头。他试着胆子问身边的于文英，“小于，今天又让你蒙受了不白之冤，何桂泉就这么一个人。口无遮拦，你不要往心里去。”于文英红着脸说，“你要是觉得你受了冤屈，那我现在就回头帮你解释一下。”陈道生一时想不出该怎么接着往下说，就问道，“乡下的苦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你愿意踞我到乡下来干?”于文英像球场上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又把球回传给陈道生。“那你愿不愿意我来呢?”陈道生脸上表情很复杂。不知道该怎么说，中午喝了点酒，借着酒劲。陈道生一把抓住于文英的手。于文英没有拒绝，他感到于文英全身在颤抖。过了一会，于文英挣脱陈道生的手，轻声地说，“别这样。你是我叔叔。”
       4
       过年了，城市里陆陆续续地响起了鞭炮声，陈道生听起来像密集的枪声。
       新世纪的第一个新年。三圣街并没有什么新变化。倒是石板街磨损更加严重，走在上面很容易崴了脚，墙上砖头的风化一天天加剧冬天的时候，青砖的碎屑不停地剥落，一些上个世纪的标语也残破得缺胳膊少腿，只留下一些不健全的偏旁部首。三圣街唯一的新变化是过年期间。陈道生跟于文英频繁来往，好像干他们也不顾忌什么。经过这么多年打拼，三圣街的下岗工人们和街巷一起老了，谁也没见谁家发财了。全部的努力就是挣点钱糊一张嘴，再就是给孩子读书，为自己看病攒下一些钱。
       七十六号大院继刘思昌之后，也就足赵天军买了新房子搬出了院子，其余的除非嫁出去，要么就像吴奶奶一样死在三圣街七十六号院子里。毫无变化。眼下院子里过得最好的人家也就是胡连河跟洪阿宝家装了电话，连一部手机都找不到，王奎也蹬不动三轮了，这个满腹牢骚的人再也不提双河厂，再也不反对政府让他没来得及入党就下岗了，他去了一家超市门前看自行车，每月能挣个四五百块，温饱有保障，其他修车的打气补胎的也一如既往地守在有风的路口，等待着别人坏车就像等待米下锅一样急切。生活就是这样，把脾气泡软，把棱角磨平，把精力耗光，把年轻熬老，所以过年的时候三圣街的陈道生和于文英你来我往，就再也不会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了，更不可能再有吴奶奶那样的人站出来旁敲侧击陈道生要注意分寸了。钱家珍跑了，陈道生老了，于文英又回到三圣街，五十一岁的陈道生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头发花白，胃病犯的时候，腰就弯得厉害。于文英也快四十岁了。她结不结婚跟谁结
       婚不会引起人们一点兴趣。更何况先前死了男人，后来又离了一个男人，她已经过了制造一点风流韵事的年龄，就像过期的船票一样，做一个纪念还差不多，乘船是不可能的。人心涣散，一盘散沙的三圣街见到陈道生和于文英一同进出的时候，有人漫不经心地说，“他们姘在一起还蛮合适的，孤男寡女，也有个照应。”两人都属于餐桌上的剩饭剩菜，没有人再说他们还有什么叔侄辈的关系。他们本来就不是叔侄，不就是年龄差距有些大。
       年初六一大早，陈道生和于文英就卷着铺盖和锅碗瓢盆出发了，由于要赶早晨六点半去湖远乡下的班车，他们五点半就出发了，三圣街所有的人都还沉睡在新年的美梦中，所以他们出门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一个熟人。不过临出门前的一天晚上，陈道生还是跟七十六号院里每家每户打了招呼。他说要去湖远乡下养猪争取早点把钱还上，三圣街对陈道生借的钱已经很少在意了，甚至不少人都已经忘了。更没人指望他能还清，他要是还一百就拿着，不还也没人要了。借给陈道生的钱就像走路丢掉的钱一样，能找到更好，找不到也就认了。所以大家就劝陈道生不要太把还债的事放在心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虽然都不宽裕，但也不至于像前些年那样艰难。摆个小摊，做点小买卖，肚子不会饿着的，没人会为三五百块钱跟你动刀子的，还是要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莉还有三年就回来了。往后的日子慢慢就好起来了。陈道生很留恋住了这么多年的院子，虽说这屋里有太多的伤心和失败。但真的背井离乡将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屋往身后一扔，他多少有些伤感，所以出门时黑暗淹没了他留给老屋的最后视线，让他缓冲了不少酸楚。
       于文英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她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她的出走更像是一次私奔。她当然要跟表姐赵文丽说的，赵文丽听说于文英要去乡下养猪。一时还是难以接受，一个月前还是养尊处优的老板娘。转眼间就要成为乡间的养猪婆，“城里就一点活路都没有了?”于文英说，“我不去乡下养猪，那就只能跟王大昌过着猪一样的日子，他要娶大小老婆，这跟猪有什么两样?”赵文丽想了一会，说，“陈道生是条汉子，你看别人不能干的活他干，别人不愿做的事他做，别人受不了的苦他受，你跟了他，就是跟了一个真正的男人，现在能称得上男人的有几个?一个女人嫁给了一个真男人，再苦再累再穷也是幸福的。”一席话说得于文英泪流满面。
       三十二间猪圈还残留着旧时代的余韵。墙上石灰水刷的标语字迹模糊意义明确。猪牛圈以一棵百年老槐树为中心围成营房似的格局。猪和牛在生产队分田到户后一哄而散。十几年过去了，陈道生和于文英来到这里时，院墙已经大面积坍塌，屋顶的瓦片碎裂无数，窗户也不知去向。断壁残墙上一蓬蓬枯草抖动在风中，荒凉的猪场像是一处战后的废墟，早已被枪林弹雨打成了百孔干疮的筛子。在沉默中苟延残喘着坐以待毙的最后形象。
       陈道生和于文英挑了两间最好的猪圈作为他们安身的地方，表弟何桂泉发动饲料厂六十多名职工。披星戴月一个星期，到正月十五之前，猪场墙头砌好了，屋顶翻修了，门窗安好了，路面平整了，用洁白的石灰水一刷，一个崭新的猪场就像一个再婚的新娘一样站在村民们的面前。
       本来猪场可以养二百头猪，一是钱不够：二是还要摸索实践一段时间，所以陈道生和于文英先买了一百头小猪仔。
       饲料厂拉来了两卡车饲料，支起两口大锅，熬起猪食，将烧得滚开的水冲好饲料，拎着装满猪食的塑料桶走向一个个猪槽，小猪仔们像遇到亲生父母一样，嗷嗷地叫着挤过来，情绪高涨，陈道生看着猪在他的圈里一天天长大，真像是自己的儿女在成长一样。猪场被一大片麦田包围，远远看去像是一个沦落乡间的旧城堡。一条机耕路连接着外面的世界，将猪饲料和城市的猪市行情一起运进来。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是那么美好，阳光温暖而稠密，田里的麦苗返青了，满眼湖绿色的波浪在和煦的春风中铺到了天边，在这浩瀚汪洋的绿色中，穿插着一些油菜地，金黄色的油菜花一团团一簇簇地在四月天里弥漫起扑鼻的清香。走在乡间的田埂上，纯净而透明的风和空气被春天过滤后深入肺腑，陈道生全身上下轻松自如，他忽然觉得这里才是他的归宿，他的家就应该在乡下，在猪圈边上。父亲当年是从苏北乡下讨饭后进城当工人的，他知道自己农民的遗传基因被麦苗和油菜花唤醒了。
       春天的夜晚宁静得像一大片湖泊，陈道生和于文英在春天的一个夜晚睡到了一张床上。一切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平常得就像他们二十年前就是夫妻了一样。刚来的时候，他们分别住在两间猪圈里，修猪圈、买猪仔、进饲料、买煤、置家当，累得晚上倒头就睡着了，等到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吃了晚饭，两个人喂好猪，然后就坐在陈道生或于文英屋里的床边听半导体和猪圈里猪们吃饱喝足后的鼾声，聊完了闲话后，各自回自己的猪圈睡觉，他们谁都觉得睡在两个屋里完全是多此一举，但谁都不说出来。有几次，陈道生都很冲动，想搂住于文英，但他不知该怎么说。他怕自己提出来跟于文英睡觉被拒绝，那就脸没处搁了，要是于文英说，“我是你侄女。不许乱来!”那他会无地自容，自从年前酒喝多了抓过一回于文英的手。他就再也不敢碰她的手，那是带电的手，一碰就会天诛地灭。所以每晚陈道生聊完了话就说，“我回屋睡了!”像是告辞，又像是征求意见，有时候他拐点弯说，“我是不是可以回去睡了?”于文英就说“嗯”。当然有几次于文英这样说。“明早的猪饲料已经泡好了。再说一会话吧!”于是陈道生又坐在猪食味很浓的小屋里说话，说得太多了，说话的内容也就记不住了，那些说了就忘的话让他们都感到很疲倦，但还是要说。不说又能干什么呢?于文英后来就真的累了，他对陈道生说，“你回屋睡吧!”陈道生就走了。留下一屋子烟草味。
       他们睡到一个床上那天晚上，情节比他们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自然得多，他们聊到了晚上十点多钟还在谈这些猪出栏后的光辉前景。陈道生说今年猪市行情看好。一百头出栏最少净赚两万，说到高兴处，于文英情不自禁地说，“陈道生，老天也有睁开眼的时候!”陈道生也很激动，他一把抓住于文英近在咫尺的手，“你叫我什么?我是你叔叔，你是我侄女，知道吗?”于文英顺势搂住陈道生一边捶一边打。“你就是陈道生，陈道生，别的我不知道!”陈道生什么也不说，把将于文英按倒在床上，脱衣服的动作和姿势熟练而从容，手与衣服配合默契，速度很快，他们几乎是在不经意间就剥光了春天的简单的衣裳，当陈道生进入于文英的时候，没有一点紧张，也没有一点恐惧，好像这不过是他们极其普通的一次日常生活。然而随之而来的激动和颤抖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变得剧烈和疯狂，在一阵死去活来的呻吟之后，陈道生和于文英颤栗着身体绞在一起突然崩溃。他们大汗淋漓地倒在床上，一种死得其所的感觉异常尖锐。陈道生已经很多年不近男女之事，然而一旦死灰复燃，轻车熟路，自然流畅，陈
       道生也感到奇怪，丢了这么多年的男女之事实际上是想忘也忘不掉的。就像他欠下的三十万债务一样。陈道生搂着于文英说，“你对我这么好，我拿什么报答你呢?”陶醉在男欢女爱之中不能自拔的于文英说了一句蠢话，“你翻了身后不许抛弃我。”陈道生抹着一头汗水笑了，“我如今全靠你的资助。你只要给我踏上一只脚，我是永世也不得翻身的。”陈道生突然将于文英紧紧搂过来，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今生不能报答你，来生我为你当牛做马。”于文英倒在陈道生的怀里哭了，陈道生叹了一口气说。“从城里跟着我到乡下来过孤魂野鬼一样的日子。何苦呢?”于文英掐了陈道生一把、“猪比人好，我愿意来。”
       第二天晚上。陈道生在云飞雨歇过后躺在床上抽烟，他没想到五十出头的年纪了居然还能做一回男人，做一回让女人死去活来的男人，而且在女人身上做了男人之后，身体轻了，脑子灵了，嗓音亮了，手脚快了，是女人创造了男人，没有女人的男人就算不得男人。陈道生看到于文英房间的猪圈墙上还贴有刘德华、成龙打架造型的宣传画。还有那英手拿话筒唱歌的图片，一面镜子钉在窗边上，窗台上还有几瓶女人用的化妆品，这个猪圈经这一打扮，就有了生动的人气。陈道生正在陶醉的时候，于文英推了他一把，“快回你屋里去!”陈道生一听傻了。他哭丧着脸搂着于文英说，“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要是也抛弃我的话，我真的活得连个能说句话的人都没有了。小于，你真的赶我走?”于文英笑了起来，笑得流下眼泪，“你真傻，我要你快回屋里把被子抱过来，你不想抱过来?”陈道生跳下床就抱被子去了。从此陈道生的房间就成了饲料仓库。
       何桂泉来视察猪场。他发现两张床变成一张床了。他就拍了拍陈道生的肩膀悄悄地说，“这个女人不错。还不赶紧把证拿了，让人家吃下定心丸才是。”陈道生苦着脸说，“现在哪有心思谈婚论嫁。”何桂泉说，“我看你把被窝都抱过去了。生米都成熟饭了，还不就此把女人拴牢。”陈道生嘴里应付着打哈哈，于文英拎着猪食桶走过来，何桂泉无法把眼前的女人跟曾经的老板娘联系起来。
       陈道生曾说过，办猪场的钱都是于文英出的，所以他只能算作是跟于文英打工，于文英说钱是我借给你的，你是老板，我给你打工。这是从两个人角度上去说的，当他们睡到一张床上后，他们的前途就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家人。所以关于谁给谁打工。谁借谁的钱就已经变得很模糊很不重要了。
       这一年夏天的时候，一百头猪出栏了，拉到市肉联厂后，赶上行情好，卖了个好价，回来还了饲料厂的钱，再扣除于文英买猪仔的钱，净赚了两万二千块钱，陈道生在村委会小卖部买了烟酒，又割了几斤肉，买了两条鱼，由于文英掌勺，烧了几个菜，请何桂泉过来喝几盅。
       没有饭桌，砖头砌成的台子上。摆了满满四大碗烧得通红的鱼肉。肉香味和院子里的猪粪味遥相呼应，胃口居然没有任何别扭，反而平添了些许生动，就像臭豆腐虽臭却香一样，赚了钱后的陈道生对猪粪味充满了感动，这是一种隐秘的感觉。真实而不可思议。酒肉上齐后，陈道生和于文英站起来共同向何桂泉敬酒，说要是没有何桂泉指路。就不可能有今天这顿酒，何桂泉说。“不要敬我，要敬就敬嫂子。她要是像钱家珍那样好吃懒做，不能同甘共苦。你的猪场也玩不转。”何桂泉端起酒杯伸到于文英面前。“人家都说。家有贤妻，胜似良田千顷，我们嫂子胜似良田万亩，我真佩服你，也真嫉妒我表哥有这么好的福气。我敬你一杯!”于文英红着脸把酒喝干了。她说，“道生也不容易，一个大男人，为了还债。你知道他干什么吗?在医院给病人端屎端尿，卖过血，到火葬场背过死尸，别人不能吃的苦他吃了，不是人干的活他干了，这样的男人要是翻不了身，老天不公。现在总算好起来了，还是多亏了你。”于文英说得泪如雨下，何桂泉感慨唏嘘，“道生呀，老天让你受苦受难，为什么?就是为了把嫂子这样的女人送到你炕头上来。这就跟我一样，老天为什么让我打那么多年光棍受那么多年穷，就是为了让我当上老板，娶大学生老婆，我们俩是一样的命，所以我愿意帮你一把。”陈道生反而没了话，他不停地给何桂泉敬酒，最后他站起来，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端起一杯酒，伸到于文英面前，“小于，有你陪我一起受苦，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分，敬你一杯!”于文英站起来含着泪喝了下去，“道生，你胃不好。少喝点!”
       陈道生还是一口干了，他说，“我有一个最大的心愿。等到债全部还完的那一天，我要请所有债主们聚到一起好好地吃上一顿饭，喝上一场酒，到那时，我每人敬一杯，三百多户要喝三百多杯，实在不行，一桌敬一杯，三十多杯。这个酒量是一定要有的。”
       于文英见陈道生有点多了。就扶着他上床睡去了，何桂泉对于文英说，“少还一些债，下半年可以买两百头猪仔。今年年底行情还是看好，出栏也许一次就可挣五万。”于文英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道生总是想着还钱，我说你不发展怎么更快地还债呢，眼下二十来斤的猪仔就要一百块钱一头，道生最多只能还一万块钱。”
       陈道生酒醒后，先是买回了两百头猪仔，然后又揣着一万块钱赶回了双河。
       这一次回双河。陈道生很低调，他下了汽车，摸了摸绑在裤带上的一万块钱，还在，就直奔三圣街。进入街口的第一家是秦大爷的杂货铺，陈道生想第一个先还秦大爷的四百块钱，一次性全清掉。
       街口的石板路和电线杆都是熟悉的，巷子里的风几十年如一日，吹得地面上的塑料袋、香烟盒、碎纸片四处乱飞，天有些凉了。一身猪臊昧的陈道生走进秦大爷的杂货店，见木质柜台后面站着一个年轻的后生，是秦大爷的孙子小鱼，陈道生问秦大爷哪去了，小鱼红着眼说。过年后爷爷就患了重感冒，后来转为肺心病，上个月死了。陈道生听了心里一阵悲凉。他掏出四百块钱放在柜台上。他说这是还给你爷爷的，总共五百块钱，先前还过一百，小鱼不肯拿，说爷爷临死前说过陈道生的四百块钱不要了，陈道生听到这里，鼻子发酸，泪水忍不住流了下来，他对小鱼说，“这四百块钱，不算我还你爷爷的。算我给他老人家买点纸好不好。你们每年给他烧纸的时候。，就算代我一份。”说着转身就走了。
       三圣街老了。巷子里很少有人走动，冷清而荒凉，墙壁的颜色和松动的门窗在暗暗地腐朽起来，没落与衰败不可抗拒地一天天逼近。陈道生按着账本上的名单。将最后下岗的债主每家还了两百块钱。陈道生走进了七十六号院子，自家的门已经上了锁，而他无权打开锁，房子委托赵天军租了出去，每月租金是一百二十块钱，他说抵赵天军的债，赵天军说不要，等到过年的时候一起给他。在院子里见到了孙大强，孙大强还是一身中药味，只是腰更弯了，咳嗽的力度很小，吐痰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了，像是挤出来的。大强老婆在外做小买卖，自己撑着有病的身子在家烧饭洗衣服熬中药，然后拼命地检查儿子的作业，一直到把正确的作业全部检查成错误的作业。孙大强见了陈道生淡
       淡地打了招呼，“回来了!”陈道生说回来了，当他掏出三百块钱还给孙大强时。孙大强有些困惑地看着他，“道生，你养猪能养出钱来?”陈道生说，“对，养猪的钱，你先拿着，还差你四百块钱。争取年底给你还清。”孙大强见陈道生还真还了钱，就拉他进屋坐坐喝一口水，陈道生说房子都租出去了，没地方住，连晚要赶回湖远县乡下去。让他给七十六号院子里的街坊代个好。孙大强一口答应了，陈道生发觉孙大强根本不问陈道生近况，他也跟三圣街一样老了，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活着是因为还喘着一口气。
       陈道生却在三圣街全面衰败的气象中振作起来。他看着生锈的街道和阳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让他心酸。双河机械厂倒闭后已经被一家房地产公司买下了，准备全部拆除后在那里开发豪华住宅小区。等到签了合同。拿到了卖地的钱。下岗工人们就可以拿到买断工龄的钱，他们在厂里的全部岁月，最后将以六干块钱买断，从此互不相干，类似于离婚，一刀两断。听说三圣街也要改造，旧城改造是要将三圣街规划成一条大马路，两边的房子全部拆迁，拆迁后这里的居民每家都能分到一套同等面积的楼房。也有说每平方米按六百块钱拆迁补偿，政府根本不管住哪儿去，王奎发狠说，“谁敢这样拆，我就抱着炸药包到政府大楼去自尽。”王奎这样煽动着。可已经没有人响应了，大家更关注的是一天下来挣了几块钱，票子不能数错。这些琐碎的消息对陈道生来说，同样很遥远。他的全部心思都在猪身上，那些猪已经成为他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一支队伍，一支洗刷贫穷与耻辱的队伍。
       回到猪场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于文英坐在院子里等着陈道生吃晚饭，天空悬挂着洁白的月亮，陈道生是踩着月色回来的，他的身上落满了水一样的月光。
       5
       年底第二批二百头猪出栏。陈道生就将猪拉到了县肉联厂，当那些猪们壮烈地走向屠宰流水线的时候。无疑它们是以自己的殉身为陈道生挣回了五万块钱纯收入。陈道生感念于这些与他朝夕相处的猪们慷慨和仁义。每次出栏前。他都要把最好的饲料纯米糠拿出来喂它们。那些通人性的猪似乎知道陈道生有难处。它们被押上汽车的时候，不像其它猪场的猪嚎叫不止。他手下的猪们一声不吭地按先后顺序上了汽车后面的铁笼子里。陈道生看着那些挤在车上的猪偶尔一回头看一眼猪圈和陈道生，陈道生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
       陈道生年底拎着一袋子五万块钱回到三圣街时，他听到的鞭炮声不再是追击残匪的枪声，而是发起总攻的炮声，他感到火药硫磺的香味是那么醇厚饱满。闻起来都让人怦然心动。孙大强剩下的四百块钱全还了，他对孙大强说等到将来有钱了。他还是想付点利息，孙大强说你能把本钱还上，已经让人很意外了，还要什么利息。现在陈道生听这样的话心里不再难受，也不再看做是不信任他，因为他手里拎着的一袋子钞票信任他。这一次五万块钱往下一洒，整个三十万欠债的格局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先前还掉了六万多块钱。陈道生还欠十八万多块钱。半璧江山就快要攻下来了。按照这样的势头，再有两年多，女儿小莉回来的时候。家里的债就全还完了，那时候，他就可以把小莉带到乡下来一起养猪，将来把猪场做大做强。
       这次回来。陈道生第一个还钱的是周挺，周挺也是被骗破产了，那么一个心狠手辣的人在陈道生面前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确实也挺不容易的。陈道生将欠他的两万四千多块钱一次性全还给了他。他对周挺说，“周老板，实在对不住你。拖了这么多年，先把本钱还清，利息能不能容我还本后再付。”周挺握住陈道生的手说，“陈老板，天底下有你这样的人，有你这样的心，你就是不还我钱，我也认了，自去年上你门后，我一次都没找你提过钱的事。”赵天军走过来拍了拍周挺的肩膀说。“高利贷是黑钱，那种钱是不能挣的，这回脑子开窍了吧?”周挺连忙点头哈腰地说，“赵总，现在我总算弄明白了。不义之财一分都不能要。”赵天军说，“这就对了，我们讨债公司按章办事，从来不会多要客户一分钱，按规定拿提成，合理合法。”周挺不停地点着头。陈道生说周老板当初对我还算客气的，赵天军说客气个屁，把你的家都抄了，太缺德了是不是，周挺说是缺德遭报应了。破产后的周挺眼下在赵天军的讨债公司里当业务员。凭着一身好功夫和结实的肌肉，谁见了都胆寒，只是他现在混到了赵天军手下，见了赵天军龟孙子一样听话，这种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是一根筋走直线的人，好相处。
       赵天军要把房租的钱给陈道生。陈道生不要，他说用来抵赵天军的债，赵天军说那点钱我早说过不要了，你要是给我我就寄给小莉去，其实小莉在新疆根本不需要什么钱。买点牙膏卫生纸之类的就够了。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陈道生想到还有那么多债没还，就接过了赵天军硬塞过来的一千四百四十块房租钱，“现在不还你，但我最后一个也是要还你的，我不能让当初帮过我的人赔了钱，又冷了心。”
       陈道生的春节是在乡下过的，他跟二百头小猪仔们一起听收音机里的春节晚会，没有电视没有城市的霓虹灯，陈道生和于文英吃了年夜饭早早地坐进被窝里，盘点一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陈道生对于文英说，“小于，我想将来要是有福分跟你结婚的话，我一定要体体面面的让你穿上洁白的婚纱。风风光光地用高级小轿车把你迎进门。”
       于文英嗔怪着说，“是不是等你发财了再抛弃我?你要是想娶我的话，明天我们就可以办结婚证去。说真的。我们这不明不白地住在一起，心里总觉得像是偷情一样的。”
       陈道生一把将于文英搂入怀中，“我的债没还完，就不会结婚，我不能让嫁过来的女人背一身债务进洞房，不是我不想结婚，是我不够资格。”
       于文英说了声“瞎话!”就拱进了陈道生的怀里，他们用彼此的进入与颤动来总结一年的甘苦，竟如喝醉酒一样令人陶醉。
       二○○一年一开春，猪市行情比股市行情要好得多，许多猪贩子上门来收购。一些肉类食品加工厂也揣着合同书和钞票找到了陈道生。他们的出价每百斤比送到国营肉联厂还要高二十多块钱。陈道生坐在猪场的院子里守着一窝猪竟有一种守着皇帝女儿的感觉，还没养到半年，江苏南京的一家肉制品厂就来催着让陈道生出栏，陈道生没干，再喂上个把月，用精饲料猛催一把，一头猪就要多出四十多斤，一百多块就到手了。
       七月流火的天气，猪场二百头猪全部出栏了。陈道生坐在猪圈里数票子，毛利润净赚五万六，等到陈道生拎着一袋子钱从双河还债回来后，陈道生花白了好几年的头发居然全变黑了，人也精神得多了。于文英很好奇地看着陈道生的头，“怎么了，进了趟城，返老还童了?”陈道生摸着一头黑发说，“小福子在三圣街开了个理发店，我去给他老子还了三百四十块钱后，他非要给我头上煽点黑油，免费的。听说正规一下，要好几十呢。”于文英觉得染了黑发的陈道生其实一点都不老，眉眼之间是沉着和自信。完全是一个成熟而干练的男人。
       陈道生这趟回来，头发变黑了，心变宽了。
       胆子也大了起来，“小于，也许到明年底，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你娶进门了。”于文英说，“你现在娶我也是堂堂正正的呀!”陈道生说，“不是，一个养不了家的男人是不应该结婚的。”于文英说。“那这么多穷人就都打光棍了?”陈道生说，“老天有眼，你于文英就不该嫁给一个穷人，我翻身出头之日，就是你成为新娘的那一天。”接着他又开始虚构结婚的场面和风光的婚礼，两个人就都陶醉于想象中的幸福生活里不能自拔。
       何桂泉跑过来跟陈道生催问饲料款，陈道生二话没说。一次性全结清了饲料款。何桂泉每次都是先赊饲料，等猪出栏再付款，陈道生拿了一包“云烟”硬要塞给何桂泉并对他支持表示感谢，何桂泉说。“道生，我只要你一支烟就行了。要说感谢的话，你给我一包烟是不够的，我们得坐下来好好算一算账才是。”
       陈道生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文英就说陈道生有些小气了，该买一条烟才是。何桂泉从陈道生手里的一包烟里拔出一支点上，然后对陈道生说，“老实人看起来吃亏，实际上并没吃亏，你看，要是你陈道生像别人一样精明狡猾，我就不会把你拉过来建猪场，也不会赊饲料给你，嫂子恐怕也不会死心塌地地跟你。还债还不知还到牛年马月。照眼下的势头和行情。你再有一两年债不就全还清了。人家为什么不敢养猪，一是怕价格不稳，二是怕猪生病，你养猪一年半，猪价天天涨，而且猪没生过病，这真蹊跷!”于文英说，“陈道生不能总倒霉吧，总该有转运的时候。”
       这时候的陈道生、于文英、何桂泉都有一种被放大的自信与膨胀过度的信心。他们用一年半的逻辑来推断一生的前景，这当然是不可靠的。
       二○○一年秋天到了，秋天让陈道生打了一个寒噤，又多穿了一件衣服，仅此而已。
       秋天的恐惧在这一年变得若有若无了。陈道生的猪圈里装满了自信，每一头猪都是他手下的一张王牌杀手，随时它们都会以牺牲的姿势去捍卫陈道生的目光。所以他更多地是在跟于文英讨论债全部还清后，究竟在哪儿摆酒席宴请债主。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搂抱在一起憧憬着婚礼的场面以及相关的音乐旋律。陈道生感到窝囊了这么多年，这才感到了一点做人的滋味。于文英用手指按着陈道生烟草味很重的鼻子，“你不要以为有钱了才是男人。你恰恰是没钱的时候表现了一个男人的勇气、责任、担当，不然我会跟你来乡下喂猪呀?”
       陈道生想想也是。骗钱的刘思昌拎着骗来的三十万站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的时候，他能算男人吗?有钱的王大昌要于文英必须接受大小老婆的婚姻生活。他能算男人吗?不过陈道生同时觉得，一个没有钱或欠了钱的男人肯定是一个底气不足的男人。对于陈道生来说，没有钱还债，他是做不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的，顶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的男人。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不就是为了做男人而挣钱，为了挣钱而交出男人全部的心血和自尊。这些似乎跟于文英探讨起来有点困难。
       秋风趟过丘陵的冈地和遍地的稻田，水稻在秋风和阳光的过滤下成熟。金灿灿的稻浪在秋风中海水一样波涛汹涌。陈道生在猪场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搅拌猪饲料，一些青黄不接的树叶掉下来落到了他的面前，他已不会为秋天的一片叶子而心惊肉跳了，所以借着浩荡秋风，＝陈道生喂好了猪，坐在树下泡一壶茶，点一支烟，情绪非常松弛。这时候，于文英从熬猪食的灶房里跑出来说，“今天早上喂的猪食都没吃，而且猪圈里的猪都在拉稀，猪叫的声音也不对，一点都不脆，像是重感冒了。”陈道生从椅子上反弹过来。他一个箭步冲到了猪圈边，见圈里养了两个多月的猪蔫蔫的躺在猪槽边。眼睛里流露着孤独和绝望，鼻子里气息或短或长，喉咙里像是堵满了浓痰，呜呜噜噜的声音此起彼伏，一种大难临头的不祥之感降临在猪圈里和陈道生的心里。
       他们连夜从乡里叫来了兽医。兽医说猪瘟。忙到天亮，兽医的针管打弯了六个，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猪圈里开始死猪i最先倒下的那头猪想站起来到猪槽里喝水，陈道生看到猪站起来了，以为好了，就有些死灰复燃的激动，他又舀了瓢水倒进猪槽里，那头一百多斤重的黑毛猪摇摇晃晃地挨到了猪槽边，头还没探下去，一骨碌栽倒在地，眼睛睁得圆圆的，一副死不瞑目的姿势。
       于文英一看猪死了。她也一头晕倒了。陈道生管不了猪，先忙着将于文英背到村卫生所，于文英醒过来后，她望着陈道生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陈道生说，“没事的，兽医正在抢救呢。”于文英有气无力地说，“道生，猪死了，这下亏惨了。是我没福分嫁给你。”陈道生拉着于文英的手说，“就算猪全死了，我又没死，你怕什么?”卫生所医生说于文英劳累加惊吓晕倒了，吊两瓶水就好了，医生让陈道生赶快回猪场。
       何桂泉也来了，他正在指挥饲料厂的工人将一头头死猪，庄外抬，一头头死猪就像一个个死人一样被抬到了院子里。很快院子里就堆成了尸山。陈道生站在老槐树下，挨个摸猪鼻子，企图想摸到死而复活的呼吸，他总觉得这些猪在跟他开玩笑，在逗他玩，全都是假死，只要陈道生表现出足够的悲伤和痛苦，猪马上就会一个个自动爬起来围着他吃食。陈道生看着院子里尸横遍地，鼻子一酸，抽泣了起来，何桂泉走过来安慰他说。“猪瘟总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这是养猪必须要接受的风险。这跟做生意一样，有亏有赚，很正常。”陈道生止住抽泣抹着鼻涕说，“你说我怎么总是倒霉呢?”何桂泉说，“你没有倒霉呀，猪又没死光，这跟走平路崴了一次脚一样，有点疼，但瘫不了，残废不了。”
       陈道生的悲伤和痛苦并没有唤醒猪的再生，圈里的猪还在前仆后继地死着，到于文英拖着疲软的身子回到猪场时，天已黄昏，一百八十六头猪像战死的士兵一样堆满了院子。此后的日子里，活下来的十四头猪跟陈道生和于文英一起熬过一个个恐惧的漫漫长夜。 、陈道生第二天早上一打开门，院子里的死猪身上落满了秋天的露水，他走过去摸了摸猪的身子，全都硬了，陈道生身上很冷，他的牙齿格格地错动着，手脚比猪的尸体更凉。天空飞过一群无忧无虑的灰雁，它们去南方过冬了，陈道生想跟大雁们一起走。南方的阳光无比温暖。可陈道生没有翅膀，他飞不走，他得想办法请人把这一百八十六头猪埋了。于是赶早就去找何桂泉，让他派些工人过来帮忙。何桂泉对陈道生说，“埋了干什么?这些死猪都是有用的。便宜一点卖出去，减少一些损失。我已经跟县城的猪贩子耿铁头联系过了，他的车马上就到了。”陈道生说，“瘟猪是有病毒的，不能吃的呀!”何桂泉说，“谁告诉你不能吃的呀，我们在乡下从小就开始吃死猪肉了。那会儿生产队死了猪，全队的人都跟过节一样。剥了皮。扔了猪下水，将肉洗干净往大铁锅里用烈火煸炒，酱油大葱生姜一放，猛火一炖，香得很，生产队哪个社员不抢着吃。现在乡下日子好过了，死猪不吃了，给城里人吃。运到城里用味精一调做成包子馅饺子馅，或者卖给小一点的肉制品厂做火腿肠猪肉肠。好卖得很。”陈道生说，“这种事我不能干，万万卖不得的。
       你还是派一些人给我埋了吧!”
       正说话间，乡村公路上已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耿铁头揣着钞票来了。
       在猪场院子里，耿铁头跳下车对何桂泉说，“五十块钱一头，一百八十六头给你一万块钱得了。”
       陈道生说。“我不卖，你不能把死猪肉拉出去害人!”
       何桂泉说，“道生，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死猪肉跟活猪肉没什么区别的，海里的鱼在岸上卖不都是死的吗?价钱比河鱼还贵呢。”
       耿铁头推着小平头，他拍着陈道生的肩说，“听说你还是大城市下来的，怎么一点科学知识都没有呢?死猪肉当然不能吃。但猪骨头可以熬骨胶，猪毛可以做肥料，猪皮经过化学处理可做皮革，是不是?你放心好了，我们只要有用的部分。猪肉全部都会由硝镪水作无害化销毁处理的，别听何桂泉胡说。”
       装死猪的两部重型卡车卷着乡村土路上的烟尘扬长而去。陈道生手里攥着一万块钱像攥着一万把刀，裤管里的腿筛糠一样地乱抖。何桂泉说，“把猪圈消消毒赶紧再买两百头小猪仔回来!”
       晚上，空屋里听不到猪叫声了，那活下来的十四头猪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中，昼夜沉默着，陈道生夜里十一点半下床又巡视了一次猪圈，他打着手电钻进猪圈一个个摸了一遍。都活着，只是它们的喘息非常肤浅，好像气息不够用一样。从猪圈里出来。陈道生看到满天星光灿烂，星星像死去的猪的眼睛在注视着院子。
       睡到后半夜的时候，陈道生坐起来点了一支烟。他摇醒了身边的于文英，“耿铁头要是把死猪肉卖给县城的饭店就糟了。”于文英也没睡，声音很清醒，“不会吧，他说是用来做工业产品的。”陈道生吐出危机四伏的烟雾，“连刘思昌都不敢相信了。我还能相信这个耿铁头。我在金三角蹬三轮的时候就拉过两头死猪，那人说是做皮鞋的。后来听洪阿宝他们说都是卖给人吃的。明天我要进城举报。”于文英不同意。“你举报谁呀?举报你自己还差不多，反正你又没卖死猪肉给人吃，本来就是当做工业原料卖的。”陈道生犟脾气上来了，“不行，我要去举报!”
       第二天天没亮，陈道生就到了公路边搭上了去湖远县城的汽车，赶到县城时，城里还没开始上班。大街上刚刚醒来的人轻一脚重一脚地走着，沿街热气腾腾的包子店飘扬着死猪肉馅的香味，陈道生看到包子就像自制土炸弹一样，牙齿一咬，脑袋就会炸得血肉横飞，所以他来到湖远县卫生防疫站的时候，脸上焦躁不安，手乱划一气，“快，你们快把街上的包子馄饨都收了。昨天耿铁头买了一百八十六头死猪全卖给饭店了，出了人命可就糟了。”卫生防疫站的站长一边吃着包子，一边怀疑地看着陈道生，“你说我这包子是死猪肉做的?那我这个卫生防疫站站长是吃干饭的，是吗?耿铁头的头就是钢做的，他也不敢在我眼皮底下卖死猪肉嘛!”陈道生说，“我好心来举报，你们还怀疑我是来散布谣言的。”站长将最后一个包子毫不犹豫地咽进喉咙，“你说耿铁头买了那么多死猪肉，证据呢?”陈道生很委屈地说，“一百八十六头瘟猪就是在我猪场买的。这还能假。”站长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么说，你不是举报你自己卖死猪吗?我怎么相信呢?除非你脑子有问题。”其他人也都很愉快地笑了起来，这在他们的经历中不说绝后也是空前的，站长说。“你说买的是你猪场的瘟猪，那我们一道去猪场调查核实，一旦查实，立即追查死猪去向。”于是陈道生就跟卫生防疫站的几个人钻进了面包车呼啸着直奔乡下的养猪场。
       下了车后。陈道生一把拉过于文英，要于文英作证，“你问她。昨天耿铁头是不是在这买了一百八十六头死猪?”站长问于文英是不是，于文英点点头说是。陈道生又把防疫站的人拉到一间间猪圈门前说，“你们看，猪槽里的猪饲料还没风干呢。要是实在不相信的话，你们去乡里问兽医，还有我表弟何桂泉。”
       防疫站站长戴着威严的大盖帽，他说。“我们相信了。你在这个记录上签字吧!”陈道生接过一位年轻人递过来的口述笔录很利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站长稳定了一下大盖帽，对陈道生说，“对你擅自出卖病死猪的处罚是，没收全部所得。罚款一万元，耿铁头等我们核实后。另行处罚。”
       陈道生嘴张得合不上了。站长的声音和风一起灌了进去，让他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陈道生哭丧着脸说，“我总共才卖了一万块钱。哪能再罚一万呢?再说我是主动举报的。”于文英上来求情说。“他这最起码也应该算是投案自首吧?他要是不去投案呢，你们谁也不知道，对不对?”
       站长用宣布减刑的口气说，“念你态度好，配合我们很快查清了情况，没收非法所得，罚款就算了。”
       陈道生跑进屋里拿出一万块钱，交给县防疫站的同志。“你们赶紧把耿铁头抓到，死猪肉卖给包子店，那可太缺德了。”
       防疫站的人开着面包车走了，陈道生手里攥着一万块钱罚没款收据，嘴里念念有词，“这作孽的钱揣在口袋里会生蛆。”站在一旁的于文英说，“买猪仔的钱怎么办?”
       6
       陈道生去找何桂泉去借钱买猪仔，何桂泉把眼睛一瞪，“我不借!”
       陈道生递上去一支“茶花”牌香烟，何桂泉也没接，他自己拔出一支“红塔山”点上，“我是好心帮你一把，你不但不领情，还去举报了。要是我贩死猪，你也会把我送到牢里去的。”陈道生小心地说，“我是举报耿铁头的，那死猪肉要是真的让人吃了。出了问题可了不得。”何桂泉说，“耿铁头是我叫过来的，举报他不就等于举报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死猪肉不是老鼠药，吃不死人的，早年是乡下人吃，如今让城里人吃，很公平嘛!耿铁头做了十几年死猪生意了，他从不在本县卖，全都卖给江苏上海的肉类食品厂做成了香肠、火腿肠、肉肠了，那玩艺本来就掺了不少淀粉，没多少肉，又调了味精、香料。卖得火得很，这么多年都下来了，从没听说吃过一个拉肚子的。更不要说吃死人了。”陈道生问，“你卖给我的猪饲料也是假的?”何桂泉说，“不能说是假的，但也不像袋子上印的有那么多营养成分，你的猪不照样养得膘肥体壮的，不要太死心眼，连中央文件发下来都要打折扣呢，猪饲料配方打点折扣太正常了。”陈道生讲不过何桂泉，就不说了，也不想说了，他还是要借钱买猪仔，何桂泉恨铁不成钢地说，“我不借给你，叫嫂子来借!”
       陈道生拉着于文英再一次走进何桂泉古色古香的办公室里。何桂泉从书法和山水画的背景中站起来，将两叠百元大钞交给于文英，他笑着说，“嫂子，让你来拿钱，是要你以后多说说他，不要一根筋到底。”于文英接了钱。满脸堆笑，“谢谢你了，大兄弟，你不要往心里去，他去举报等于就是举报自己。一万块钱也被没收了。”何桂泉哈哈大笑，“这就叫猪自动跑进了屠宰厂，找死!”
       陈道生将猪圈全面消毒，里外用石灰水一粉刷，猪圈面貌焕然一新。买回了二百只小猪仔，陈道生就像重建了一支被取消了番号的自己的部队，心情就好了起来，年底的时候，女儿小莉立功减刑的通知又到了。后年也就是二
       ○○三年三月底小莉就要回来了。陈道生还剩下十二万多的债务，他决定到明年底出栏三次，一次净挣五万的话，全部还清债务，然后再请街坊们隆重地喝上一场。二○○二年底将是陈道生攻克柏林的决战收官阶段。
       二○○一年过年的时候。陈道生只卖了十四头猪，带了七千多块钱去三圣街还债。三圣街的街坊很平静地面对陈道生的债务，他们得之不喜失之不忧的心情经过这么多年的打磨已经相当成熟了，所以他们在陈道生上门还债的时候就像面对解放前的人来还债一样，总有一种往事如烟的情绪。
       二○○二年陈道生跟于文英一合计，在村里请了六个临时工帮着猪场干活，主要任务是打扫猪场卫生，每天清扫一次，确保不再生病，另外就是在村里收购猪草和水生葫芦菜。改吃青饲料配以麦糠精饲料，春季出栏后。猪种全部换成了黑毛猪。南京一家特大型肉类食品加工厂。以高出白毛猪百分之二十五的价格全部收购。然后分割成农家土猪肉在超市销售。猪肉一上市很快抢购一空，陈道生严格按规定不使用何桂泉含催肥添加剂的饲料，猪虽晚出栏一个月，但每头猪要多卖一百多块，扣除雇请人工成本。每头猪要多挣七八十块钱。
       何桂泉找到陈道生说，“翅膀硬了，不买我的饲料了?你这不就是卸磨杀驴嘛!”于文英见陈道生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对何桂泉说，“大兄弟，也不是不买你的饲料，眼下黑毛土猪肉价钱高，道生吃了这么多年苦，心里急，也就是想多挣点早点还债。”何桂泉从烟盒里拔出一支烟甩给陈道生，大笑起来，“我是跟你说着玩的，你买的那点饲料九牛一毛。根本算不了什么，我想说的是，真看不出我这位老表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还真有经营头脑呢。以前我是小看你了。”
       这是陈道生最忙碌的一年。有几次陈道生累得晕了过去。春天的时候，陈道生在猪瘟后第一次出栏的前三天。他每天守着猪就像守着他的亲人，生怕再遇个大病小灾，及至成群结队的猪远走高飞后，陈道生终于捂着不争气的胃一头栽倒在猪场院中的老槐树下，于文英扶起陈道生说，“走，我陪你一起去双河看病，不能把钱全都还债了。留点钱看病。”陈道生疼得脸上直冒汗珠，“老胃病，用不着看的，歇两天就好了，十几年了，都这样的。”于文英抹着陈道生额头的汗，将他扶到床上，“道生，你要是身体垮了，我可怎么办呢?”陈道生苍白的嘴上挤出镇定的笑容，“小于，你别怕。我还要娶你呢。怎么会有事呢?等到我债全还完了，女儿也回来了，我要让你风风光光地做陈道生的新娘。”于文英想入非非地说。“我不喜欢白色的婚纱，跟孝布一样。不吉利。”陈道生拉着于文英的手说，“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只要你愿意，穿工作服结婚也行。”于文英也笑了，“那就办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二○○二年冬天来了。这是陈道生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温暖的一个冬天。阳光连绵不绝地照耀着乡村和猪场，陈道生将猪分两批赶到院子里晒太阳，东西两边的猪圈在陈道生和于文英那里叫东营房、西营房。完全是军事化的称呼，陈道生一声吆喝，猪像听了口令一样，纷纷从圈里走出来，像出来开会一样。很守纪律。陈道生和于文英跟猪在一起晒太阳。聊年底“谢恩宴”究竟在哪儿办，陈道生说，“就放在高正山的粤风海鲜楼。我也要让三圣街的街坊去尝尝海鲜。”于文英有些不满地说，“我看你把请街坊喝酒吃饭的事看得比我们结婚还重。”陈道生说，“我们是一家人，不会计较的，街坊这么多年了，没人跟我过不去，当然要做得周到得体。”于文英说，“谁跟你是一家人，我们连证都没拿，你要是不想娶我就明说，我真受不了了。拿个证那么难，好像我是剩饭剩菜硬往你碗里扣一样。”陈道生诅咒发誓说，“这辈子生我养我是父母。疼我救我的是于文英，我要是有二心，天打五雷轰。”于文英一把捂住他的嘴。“不能乱发恶誓，折寿呢。”
       太阳从猪场的院墙上慢慢地移走了，起风了，陈道生和于文英把西营房的猪们全都赶回圈里，陈道生扬起手中的勺子，喊了一声，“各就各位!”猪们就很有秩序地回到自己的圈里。没有一个违反纪律的。所以陈道生有时对于文英说，“人要是能像猪一样本分规矩就好了。”于文英笑着说，“就因为你是一头诚实忠厚的猪，我才跟你一道来养猪的，刘思昌不如猪。王大昌也不如猪，只有你才是猪。”陈道生听了这么多猪。突然觉得有些别扭了，他就说了一句，“你才是猪呢。”于文英说，“我是母猪。你是公猪。”他们都笑了起来，笑声像空气一样透明。
       最后一栏猪全部送走后，陈道生跟于文英一起回到了双河市，陈道生将最后的几笔债务全部还清后，还剩有三万二千多块钱，最后一笔钱是赵天军的八千块钱，赵天军死活不要，陈道生将钱扔在他桌上，“你要是实在钱多，就捐给福利院去，买点东西给三圣街的特困户也行。反正我是肯定要还你的。”
       赵天军收下陈道生还的钱后，真的买了八千块钱大米油还有面条香烟酒之类的送到了三圣街揭不开锅的特困户家里。市里晚报还写了一篇报道，‘标题叫《致富不忘邻里，爱心惠及老幼》，赵天军拿着报纸到处炫耀。
       陈道生准备过了年再回乡下扩大猪场经营规模，用挣来的钱再建两排猪圈，圈养达到四百头，雇用十二名左右的员工，再配备一名专职兽医，成立一个生猪畜牧公司，陈道生当经理，于文英当副经理，最后发展成湖远县乃至河远市最大的生猪养殖基地，于文英说，“到那时你就真的翻身了。”陈道生说，“不。三十万还掉了，我已经翻身了。”
       陈道生家里房子刚好退租了，几个讨债公司的小青年搬到公司去住了。陈道生又回到了自己的老屋，他发现一切都变得别扭了起来，院子里空间太小，听不到猪的叫声，好像失业了一样心里惶然。好在陈道生忙着联系酒店。一家家打招呼上门邀请，十二月二十二号晚六点，所有债主到粤风海鲜楼赴宴。一共订了三十桌，每桌标准是三百块钱，外加酒水，总共要花一万块钱，于文英说是不是有点浪费了。陈道生说，“我小气一生也要大气一回。”
       没住了几天，钱家珍突然出现在七十六号院子里，陈道生很惊讶地看着钱家珍，像是做梦。
       钱家珍老了，脸上的皱纹再也掩盖不住了，松弛的肌肉和虚肿的眼睛很不协调，整个面部就像一个泡软了的大馍，一碰即碎的样子，她的服装很古怪，一件绿色的棉袄早已洗得发白，肮脏的皮鞋样式陈旧，而且看上去半年都没擦过油了。陈道生招呼钱家珍进屋坐，钱家珍一进来就抱着陈道生的腿声音嘶哑地大哭起来。
       陈道生很紧张地推开钱家珍陌生的胳膊。他倒了一杯水递过来，钱家珍没接，她张口哭诉的第一句话是。“都是你害的，我连个窝都没有了。”
       陈道生想说是你逼着我离婚的。怎么说是我害的呢，三十万债虽说是我陈道生借的，但也不是借来给自己花的，是为了救女儿才借的，女儿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在自己最艰难的时候，你扔下孤立无助的丈夫，是乃不仁不义，陈道生想说，要不是为了还债，我早就在妻离子散
       的绝望中自尽了。这究竟是我害了你，还是你害了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这算什么?但看到钱家珍一副落魄而凄惶的样子。话到嘴边了，又都咽了回去，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他已习惯了打断牙齿往肚里咽，所以就关心地问。“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
       钱家珍跟了大人物郭文达后，一开始她以为真的是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郭文达还给她办理了蓝色封面的“工作证”。她对郭文达顶礼膜拜言听计从。他不仅是钱家珍的上司，还是她的男人。为了保密需要，她跟陈道生离了婚，躲过了债务纠缠，也躲过了贫穷的毫无尊严的生活，直到公安那天来抓捕郭文达的时候。钱家珍都不知道她的秘密工作究竟是什么，更不知道郭文达是假币贩子。郭文达拉着钱家珍提前逃跑了，逃亡的途中郭文达对她说遇到敌方的追杀，钱家珍想到为了国家的机密而逃避追杀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一路上为他买香烟打洗脚水铺床叠被，直到他们在一间乡下小旅馆里被撞门进来的公安用枪顶着脑袋的时候。钱家珍还振振有词地教训公安人员，“你们想坐牢是吗?”公安人员说，“想坐牢的是你。”见郭文达浑身筛糠一样的，她有些糊涂。中央派下来的，怕什么呢?后来，她当然知道了。郭文达是一个假币贩子。这些年在全国各地贩假币超过一亿元，更让钱家珍痛苦的是，这个头发梳得溜光的“大人物”。早年是乡下的一个偷过生产队耕牛后来还强奸过妇女的光棍农民。一九九二年又因建筑工程诈骗被警方通缉。郭文达很快就被枪毙了，钱家珍因为是被骗上当。而且确实不知真相，关了一段日子，就放了出来。钱家珍不好再回三圣街，离婚了也没脸再找陈道生，而且一想到那一辈子肯定还不了的债务，也就一个人四处流浪。后来就跟临水县城一个六十多岁的开私人诊所的牙科医生姘居在一起，今年冬天牙科医生患心脏病暴死，由于没有名分，牙科医生的儿女们就将钱家珍逐出门外，走投无路之时，她就回到了三圣街七十六号大院，她要陈道生给她一间房子住。当初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房子归陈道生，三十万债务也归陈道生。现在陈道生还清了债务，钱家珍又来要房子。陈道生就说，“那你就住小莉那间屋吧!”钱家珍泪眼汪汪地说，“你不要我了?”陈道生终于忍不住说了一句。“我窝囊一辈子了，你总要让我不窝囊一回吧!”钱家珍见陈道生这样说。哭着抱住陈道生的腿跪下了，“我对不起你，可我跟你二十年了，你不能扔下我不管呀!”陈道生拉起钱家珍。从口袋里掏出一千块钱，塞到她手里，“你先拿着用吧!”说着转身就走出了老屋，出门的时候，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他想对她说，我在卖血，给人家端屎端尿，背死尸，卖糖葫芦昏倒在雪地里，那时候。你钱家珍在哪里?陈道生越想越伤心，泪水滚滚而下。
       他去找于文英。于文英说，“你就住我这不走了。”陈道生就真的住下了。三圣街的街坊们都知道陈道生跟于文英早就在一起了，甚至他们认为早就结过婚了，所以第二天早上陈道生从于文英屋里出来的时候，七十四号院子里没有人对此表示惊讶。他们还主动跟陈道生打招呼，“老陈，早呀!”陈道生说，“你早!”
       7
       粤风海鲜酒楼灯火辉煌，大厅里滚动着《喜洋洋》的民乐，三圣街的三百多债主除了死了的三位犯案坐牢的二位外，全都聚齐了。三十桌宴席同时开席。三圣街的街坊们把过年穿的好衣服都提前拿出来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么豪华体面的酒楼，他们走在酒楼里，脚步很虚。低下头再看，原来是毛绒绒的毯子。少数人问要不要脱鞋子，见过世面的就哈哈大笑起来，嘲笑着说孤陋寡闻之类的话，要脱鞋的街坊们脸就红了，说，“吃饭的地方铺上毯子，弄脏了怎么得了。”
       音乐声、说笑声、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陈道生穿了一身新买的棉袄，脚上还换了一双新皮鞋，他迈着大功告成的步子频繁地跟每一个来宾握手。于文英忙着给每桌发两包“红塔山”香烟。又摆上三瓶“河远特曲”。她和陈道生共同接受着街坊们的恭维与夸奖，有人说，“还是于文英有眼光，陈道生是藏龙卧虎之人，钱家珍看不准，也没那个福分。”还有人开玩笑说，“于文英早就跟陈道生勾搭上了。”于文英脸红了，王奎从另一桌跑过来说，“摊上欠债三十万的男人，谁愿意勾搭?要我说，于文英是深明大义的巾帼女杰。”
       开席前，大家请陈道生发表讲话，陈道生一见这么多人，心里有点慌，就说大家喝吧吃吧，赵天军跑到正前方的卡拉OK大屏幕前拿起话筒大声地文不对题地喊了起来。“今天是三圣街的大喜日子。是养殖专家陈道生大老板的庆功日子，我们请陈大老板上来说几句祝酒词好不好?不同意的就不要鼓掌。”
       下面潮水般的掌声把陈道生推到了话筒前。
       温暖而稠密的灯光照亮了陈道生的新棉袄和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他抖着手拿起话筒，脸涨得通红，憋了好半天才说，“各位街坊，各位老少爷们兄弟姐妹们，我能活到今天。能在这里请你们喝酒，命是你们给的，酒钱也是你们付的。我有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身债务，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算，我算是个罪人。”说到这里，陈道生的眼泪流了下来，下面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陈道生的抽泣声像细铁丝一样抽在每个人的心里。陈道生抹了一把眼泪接着说，“我一直记得刘思昌对我说的话，人活着图什么，不是钱，而是情义。这话说得多好。我把大家请过来。就是想告诉大家，刘思昌对我不讲情义，可你们对我讲情义。刘思昌骗了我，可我不能骗你们。情深似海，义重如山，你们都是我的恩人，我还清了钱，但还不了恩，我只能备几杯酒。敬你们。敬我的恩人，这杯酒我先喝了!”陈道生将一大杯白酒倒进喉咙里。
       全场欢声雷动，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很好奇地在一旁议论，“这样的宴会还没遇到过呢。钱还掉了就不错了，还请人喝酒。”
       陈道生和于文英两人端着酒杯一桌一桌地敬酒，陈道生老胃病，本来于文英跟他说好了的，一桌敬一杯酒，可陈道生一到了街坊们面前，他就忍不住一人敬一杯，在敬到周挺这一桌时，周挺站起来拉住陈道生的手，“大哥，我先敬你一杯，当年多有得罪。你大人不要记我小人的过。”说着抢先喝下了一杯。陈道生将酒端过去跟他碰在了一起，“周老板。有文字在先。怪不得你!我敬你一杯!”周挺连忙端起来放低杯子碰了一下，一千而尽，“大哥，你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在你面前，我们算什么，乌龟王八，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钱家珍也来了，在远远一桌缩着，没人跟她说话，她也没跟别人说话，见陈道生端着酒杯从另一桌过来敬酒了。钱家珍悄悄起身走了，她留下的空位子上余温尚存。陈道生酒喝多了。于文英扶着他劝他不要喝了，陈道生说，“不，我要一个一个地喝!”他来到钱家珍坐位边时，问。“钱家珍呢?”其他人摇摇头说不知道，有人说可能上厕所去了，在敬完了一圈酒后，他突然端着酒杯对着钱家珍的空位子上的椅子说，
       “钱家珍，来，我敬你一杯，你苦，我比你更苦!”说着他将酒杯往嘴里倒，这杯酒没倒进喉咙里，而是倒进了脖子里。
       这倒进脖子里的一杯酒像一把箭刺中了陈道生。陈道生手中的酒杯跌落在地毯上，无声无息，他的身子也随之一软跌倒在了地毯上。也就是说陈道生在敬到第八桌的时候。被送进了医院。
       送到医院的陈道生很快就醒了，第二天一早他已经完全清醒了。对第一天晚上酒席上失态很不好意思，于文英对他说，当时大家都以为陈道生喝多了。就没怎么在意。以为去卫生间吐了，大家接着喝。喝得很尽兴，桌上的菜风卷残云般地全卷进肚子里了。一点都没浪费，酒也喝光了。陈道生听了很高兴。就说自己想喝稀饭，于文英立即下楼去买稀饭了。
       陈道生吃了稀饭下床要走，于文英说反正最近也没事。你就把胃病看一看吧，陈道生说没事。多喝点稀饭胃就好了。于文英不同意，说，“你要是不看病，我就不跟你去乡下了。”陈道生只好答应了。于文英跑下楼挂了号。她要医生对陈道生做全面检查和治疗。
       先做B超，做完了医生说要做胃镜。做了让人恶心的胃镜后，医生脸色严肃地说要再接着做CT，陈道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就说。“检查了这么多也查不出个毛病了，回去了!”医生说，“只有全面检查，我们才能确诊，这是对你负责。”于文英劝他耐心些。陈道生只好继续做CT，做CT比胃镜舒服多了，不疼不痒。难怪要收好几百块钱。
       医生的结论上午就出来了。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问谁是家属，跟我来一趟。于文英说我是，就跟医生走进了一间会诊室，里面许多医生都在表情严肃地看着片子，一位老医生对于文英说。“胃癌晚期全面扩散，化疗做手术都晚了。”另一个医生说。“这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病例。真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毅力，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要是其他人。早在三个月前就过去了。”
       于文英当时就昏倒在地。
       陈道生在一个星期后的早晨离开人世，终年五十三岁。临死的时候，他的手紧紧地攥住于文英的手不放。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于，我对不起你!”最后一个字还没完全说清。就闭上了眼睛。
       陈道生火化的时候。三圣街的街坊邻居们都来了。
       陈道生被推进火化炉里的时候，火化工老严头皮一麻，他对老林说，“这不是老陈吗?”
       8
       陈道生去世一个月后，一个穿着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来到了三圣街居委会，他手里拎着公文箱要找陈道生，说受总裁委托一定要面见陈道生先生，居委会的人说，陈道生去世了，年轻人说那就见一下陈道生的妻子。居委会说他跟妻子已经离婚了，听说跟于文英结婚了，但又没来居委会开过结婚证明，不知是不是在乡下办了。于是居委会的人带着拎公文箱的年轻人找到了于文英，年轻人从箱子里拿出一张支票，支票是通过“中国银行”汇给陈道生五十万元人民币，于文英问钱是从哪里汇来的，是谁汇的。年轻人说从南美的多米尼加“加华贸易公司”汇来的。汇款人，刘思昌。
       于文英先是一惊。既而就很淡地说了一句，“人都已经死了，汇这些钱有什么用呢?”
       年轻人说，“陈太太，我是受刘总委托特地来找陈先生的，既然陈先生已仙逝，就请您代为收下吧!”
       于文英没接，她对年轻人和居委会的人说，“我和陈道生没有结婚，这个钱我不能收。”
       居委会的人说。“不是说你们在一起都三年了吗?”
       于文英说，“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不想连累我，才没结婚的。只有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年轻人很惆怅地离开了三圣街回多米尼加去了。临走前，他把支票交给了市民政局，希望民政局能交给陈先生遗产的合法继承人。钱家珍曾来问过这笔钱的事。民政局说只有陈小莉有权继承这笔遗产。钱家珍很落寞地走了。
       陈小莉是二○○三年三月五号提前释放回来的，一进家门，她见到的是陈道生的遗像，她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失声痛哭，院子里的街坊们陪着小莉落泪，当听人说起过家里的变故和父亲艰难的八年挣扎，小莉昏了过去。后来。小莉给父亲在小天山公墓买了一块最好的地皮。安葬了陈道生的骨灰。大理石墓碑上刻着“先父陈道生之墓”。
       接收了五十万遗产的陈小莉听说了这些年是于文英帮着父亲渡过了难关，感动之余投奔已经回到乡下养猪场的于文英那里。她们按照陈道生的遗愿成立了“道生畜牧有限公司”，事业干得红红火火。钱家珍守在陈道生的老屋里，小莉定期给她生活费。钱家珍再也不打牌了，她时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愣，一年后，脑子出了问题。住进了精神病院。
       五十万块钱确实是刘思昌汇给陈道生的。
       刘思昌当年逃往泰国后，又买了假护照。转逃南美洲小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从做小买卖起家，最后成立“加华国际商贸公司”，专门从中国进口轻工纺织产品，公司很快成为多米尼加共和国十大国际贸易公司之一，资产逾千万美元，有自己的庄园和私人飞机，他做中国贸易，但他的私人飞机从来不敢飞回中国，自己也不敢踏上国土。不过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却是家喻户晓的富豪，二○○一年还被授予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为两国贸易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在那位年轻人从双河回到多米尼加一年后，刘思昌也死了。有小道消息说他死于心脏病突发，也有说他死于飞机失事，但最可靠的消息是来自于当地的一家小报，报上称刘思昌死于跳楼自杀。他从自己位于二十六层的办公楼窗口跳下坠地身亡。死因不明。
       刘思昌确实是死了，死亡日期是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陈道生死后整整一年的那天，这个日期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不得而知；至于刘思昌究竟为什么而死，小报上含糊其辞；如果是自杀，自杀的动机又是什么，也不得而知。不过，刘思昌的死对于陈道生来说已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对于这部小说来说，其意义却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