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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是我的神》，劈头一件触目惊心之事就是它的规模：两大卷，八十万字。
       在这个时代，写如此之长的小说，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笨，二是，作者有浩浩荡荡的力气——这种力气是身体禀赋。我们能够感觉到作者是一匹猛兽，他讲述的欲望和身体的欲望一样强悍，同时，他也必是一匹有信念的猛兽：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他气吞万里如虎。
       邓一光的情况属于后者。在《我是我的神》中。他始终亢奋，平静的时刻也是警觉的时刻，一根针落地便是奔腾咆哮，野马尘埃。
       小说的长度问题其实有其相对性：长度与速度相关，老牛破车，则十里为长，风驰电掣则千里为短，《我是我的神》很长，但它有狂飙般的速度。
       速度快慢当然不是评价小说的标准。王安忆的很多小说很慢，慢到接近于不动。她的意图大概是，小说与这个高速的目不暇接的世界共处的方式、小说介入公众意识的方式，应该是慢——是维护重、维护注视和沉思和记忆。
       也就是说，当我们度量小说的速度时，是以小说之外的世界的速度为参照的。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很快，不是牛顿力学意义上的快，不是一个物体在空间中的连续运动。而是无限的变化是时代的离子加速器上主体的碎裂，是快到了今日之我不知昨日之我办公室不知网上之我，是主体的消散、“我”的消散。
       所以，王安忆之慢是力图想象和构造一个主体，一个有边界有历史相对整全的主体，至少是这样一个主体的切片。问题的严峻性在于，主体消散的奢侈欣快和娱乐和消费和历史终结一起，取消了构造健全的公共空间的基本前提——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不再想象和探索一个有历史、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承担，并且以他的选择和行动构成有意义的叙事的个人主体，那么，不仅小说可以取消，建立一个善好社会的任何希望和努力皆可取消。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必须捍卫人的形象和人的可能，通过王安忆式的慢和邓一光式的快：他是以快打快，他如同一个军事家，以钢铁决心和在耐心中积聚起来的迅猛完成了两代人的精神征战。
       《我是我的神》是精神史，是精神在宏大历史和庸常生活之间觉醒、挣扎、存续、自证的历史。这份历史不属于我们，仅仅属于这部小说中的人们，邓一光撰写了一部可能的精神史。而就在此时，中国的小说正困顿于精神叙事的坚城之下——
       小说中充塞着现象和行动，充塞着小说家们对现象和行动的理解——借来的、权宜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在较小的规模上或可敷衍，比如在中短篇小说中，但在长篇小说中、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较大规模和较长时段的表现中就捉襟见肘。我一再说过。近些年的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虎头蛇尾——是不是虎头难言矣，但蛇尾几乎是命中注定的，作者自以为知道他的小说怎么开始，不幸的是，他总会发现他不知道怎么结束。
       ——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作家是否花了足够的功夫，而在于小说中人物的精神生命远不如肉身长久，人还没死呢，但精神断了，前路茫茫，只好偃旗息鼓或者把人弄死拉倒。
       根本的原因在于精神，在于作家并没有比他的人物更多一点的信念、更强一点的精神力量。作家倒是有比他的人物更强大的“现实感”，他预先就知道——不可能。
       长篇小说的困顿在根本上是由于精神的困顿，只好求助于情节、事件、现象，但在这一切之中，却没有“人”或只有破碎的人，没有对人的形象的探索和想象，没有人的形象得以确立的有力的精神叙事。
       有可能的话，这个时代的长篇小说都该从后看起，底牌在后面。此时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在我看来都是未完成的，无力完成也注定不能完成。
       但《我是我的神》竟然完成了。这才是这部书的真正令人惊心之事。这部长篇最终形成了沉郁苍茫的力量——经历几百页的情节、事件、现象，最终，人站立在那里。
       回想它是怎样开头的。真令人百感交集，那是浩大历史中的英雄传奇，有巨人般、诸神般的庞大英武。在这个世纪之初的文化氛围中，我们已经在电视剧里看到了大群如此这般的诸神——历史必定化为传奇，正如三国隋唐在民间想象中化为传奇一样。这是必定发生的认同建构过程，是集体的自我想象。但《我是我的神》最终结束于天神般的父亲的死，那是英雄的死。也是凡人、孩童般的死，儿子怀抱着父亲，儿子知道父亲不是他的神，“我是我的神”，一个在我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中挺立的人。
       一个强大的主体的确立，这是《我是我的神》的辉煌成就。这个主体并不借助历史的支持：儿子在世俗价值下是“失败者”，是倒霉的家伙，但是，这是儿子在精神上的选择——他在狂热地要求成功的人群之中成为“失败者”，因为他要做他所信之事。
       这必然是沉郁苍茫的，李锐在《黑白》中已经写出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命运：没有观众，没有暴风雨般的掌声。父亲是有观众的，但戏散了，日子开始了，儿子面对的是广大的忙忙碌碌各自谋生的人群。
       ——这足以使许多作家退却，但邓一光坚持下来，让他的人在小说中跋涉、挺住。
       因此，真正令人困惑之处在于这部小说何以会有说服力?
       首先是因为邓一光信，这个书写者和他的人物一样痴、一样强韧，一样坚信。
       但这依然不足以构成有效和有力的书写，在《我是我的神》中，主人公从来不仅是一个沉思的主体，他不是一个忙于占据立场的人，不是一个以为占据了立场就万事大吉的人，他同时是一个行动和感受的主体。
       ——壮阔的行动、丰沛的感受：中国与世界、战争与和平、革命大事与家务小事，等等等，《我是我的神》中人的行动规模巨大，覆盖了极具差异的辽阔的生活疆域，人物之心饱满地承载着中国人几十年来的复杂经验，不是复制、不是延展、不是拉洋片，而是进入人物之血肉、人物之灵魂的刻骨经验——即以战争而言。我敢断言，当代中国文学中没有人写战争比《我是我的神》更加入骨入心。
       “我”在成长，在发展，在追求“我”的整全，在这部小说中，这始终是一个行动过程，自我的确立是为了让世界改变自己，更是要实践中改变世界，邓一光的主人公是实践的主体，他绝不是凭着先验理念行动，他始终保持着与世界与生活与历史的激越对话，他始终面对着人类经验中的混乱疑难，在他看来，这不是放弃行动的理由而是行动和选择的迫切理由，他在主动选择中展开他的精神。
       实践的主体——这个马克思的基本理念是对小说艺术的重要启示：这个实践的主体能够从浩瀚丰富的人类经验中走出一条精神之路。
       ——他就在我们之中，他同时又走得比我们更远，不管我们是否决定仿效他，我们都被强有力地说服：人有此可能。
       邓一光完成或接近完成了一项在当下的写作中似乎不可能的工作，他将对人类经验的深入、宽阔、沉溺的表达与对精神高度的不屈探求令人信服地结合在一起。他以强健的身体和强健的精神完成了一场捍卫人的光荣战役。而我坚信，《我是我的神》是近些年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是一部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疑难做出了有力回应的作品。它将尖锐地介入公众对自身生活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想象和争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