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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2月，我从县里被调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资本是七本散文集。在文学院听李佩甫、张宇、李洱、墨白等小说精英们谈了一年小说之后，就想要转型写小说。怎么写?不知道。写什么?也不知道。干脆一蒙头，傻子买鞋——冲大的去了。于是就决定写这个长篇。记得佩甫老师听说我的想法之后，显然有些吃惊，他停顿了片刻，道：“还是先写写中短篇吧?”我断然道：“我觉得我能写长篇。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笑了笑，不再说话。
       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写下了这个长篇的初稿。在写作过程中，我无比真切地认识到了佩甫老师当初给我的建议是一种多么委婉的劝导。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他心如明镜：对于一个完全不知小说为何物的懵懂者来说，没有中短篇写作的技术和经验作底，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会出现多么严重的障碍和困难。回忆起来真是有些后怕：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经历了一次冒险。——两年后，我自觉地投入到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谓之“补课”。
       还好，冒险者的运气不错。2003年年底，这部小说被《中国作家》头条发表，后来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单行本，并且入选了本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榜，获得了诸多评论家的关注和读者的认可。直到今天，又被《长篇小说选刊》选载。得到编辑的通知之后。我将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经过了两年多中短篇小说的历练，这部长篇的硬伤更加显而易见：议论过多，概念先行，叙述方式单一，结构线性……但是，在重读的过程中，我还是涌起了一种深深的感动：感动于自己对于“小姐”这个特殊群体尽力细致的认知，感动于自己在认知中尽力诚实的思辨，感动于自己对小说创作无知无畏的热忱，感动于自己在这部长篇处女作里浸入的浓烈而美好的情感……而当年为这部小说写的后记里，一些话仍然是我不变的初衷：“……在更深的本意上，这两个女孩子的故事只是我试图运用的一种象征性契入，我想用她们来描摹这个时代里人们精神内部的矛盾、撕裂、挣扎和亲吻，描摹人们心灵质量行进的困惑和艰难，描摹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那个纯净的自己，这个纯净的自己常常鲜活地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时时与我们现在的自己分离、相聚和牵扯。就像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血肉相融的孪生姊妹，在生命的过程中始终不懈地镌刻着我们……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那种我认为生活中应当有而实际上却没有或者很少有的美好事物一直是我创作中最重要的激情和动力。文字赋予了我表达理想和描述理想的方式，我也将以自己的方式来回报他。我知道我做得不够好，但聊以自慰的是，我忠实地表达了一些我的认识和思考。我觉得自己的表达是认真和严肃的。”——也正是这些原因让我觉得，这部小说不仅对于我的创作富有价值，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它或许也有存在的意义，这种意义或许也正是《长篇小说选刊》的编辑使它重登大雅的理由。我视之为一种珍贵的肯定和鼓励。
       我很感谢，很羞愧，却亦深感欣悦和幸福。我知道我以后的长篇小说可能都比它成熟老到，却再也不会比它稚拙可爱。它是我小说创作的开端，是我小说创作青春期的产物，是我和小说的初恋。这样的青春期，这样的初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为特别，也最为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