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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什么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但同时，你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因为你和别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你毕竟经历过死亡，你是幸存者。
       ——卡夫卡
       永　远
       父亲带我们去看小太阳的那个晚上，我清楚地记得天色是怎样由紫金慢慢转向绀青。我从来不知道金光的转暗是那么令人动心的，我在一个个门跑出跑进，我们家的门，厨房的门，邻居小禾小苗的门。那时我的头刚及门锁，跳起时就撞到门上的锁排，我顾不上痛。看哪，那片马头云暗了，白马变成黑马了，那座云山的金边断开了，变成零散的珠子了，珠子也暗了，没有尖尖的金芒了……我爬上门槛，再跳下来，忙着把这些告诉所有的人。
       晚饭吃的是双蒸饭，金黄的南瓜粒儿分布在水汪汪的饭里，很好看。淘米水里煮了南瓜叶子，是汤。我迅速地喝汤，嫩的叶子让我快乐舒畅，老一点的叶子嚼起来像毛刷子，要一些时间。汤把肚子填起来后，一勺双蒸饭舀到我的小木碗里，我瞬时就把它变没了。我把小碗舔干净，望着母亲，又望着蒸饭的陶钵，母亲并不看我，陶钵空着，也不看我。我放下碗，在门槛上跳来跳去，把饭和汤在肚子里摇匀。
       饭后父亲带我们去看小太阳。父亲拉着我，还有立夏立秋，手臂接起来前后甩动，长长的葫芦串似的往街上走。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立夏和立秋边走边唱。
       有电线杆子站在路上，使我们断开，有人横穿过来，也使我们断开，我们奔跑着再接上。父亲说，拉好，拉好，别走散了。但是断开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人叠成排浪，追撵过来，猛扑过来。人的气息很呛。我们被冲开，等着一股潮水过去，再互相呼喊着接上，但我们越来越难接上。
       这些都是去看小太阳的人们。电线杆子上的喇叭一遍一遍地宣告，今晚，我们城里的人民广场将升起一轮小太阳，这是我们伟大的主义创造的伟大奇迹，它将无比的明亮，无比的辉煌，它将彻夜照耀我们，使我们的城从此没有黑暗，我们将永沐阳光。
       喇叭响的时候，电线杆子就在发抖，手贴在那里，可以听到木纹咝咝的吸气声，这种声音可能代表惊奇，也可能代表痛，无论是惊奇还是痛，通过我的身体时都是热的，我觉得我满眼雾气蒸腾，周身发烫。
       一座不再有黑暗的城!
       ……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跳呀跳呀跳呀跳呀跳呀跳呀。亲爱的父亲毛泽东，同我们一起过呀过呀快乐的生活……
       现在我们走在迎接光芒的路上，即将乘着光芒而来的当然是神话。我太喜欢神话了，跟豆芽喜欢光一样，如果头上没有光照，就会斜出去拚命伸长，以至苍白细瘦，去寻找光。我多么想去往神话那里，活在神话那里。神话里的事情我知道很少，但肯定很美，和我们正过着的日子全不一样。我们的城总是把神话许诺给我们，现在神话果然来了。太阳的光芒沉下去有什么要紧，我们的人造太阳的光芒就要升起来。我们的城将永远沐浴神话的光芒!
       我们这城里的人真多啊，比暴雨之前扑向灯光的飞蚂蚁还多，比泥巢倾覆时喷射而出的黑蚂蚁还多。人们推拥着，汹涌着，发出洪水般的喧响。
       无数的脚，行走的森林，太密了，陷在林里我看不见空气，我没有力气拨开森林喘气。我的一只鞋子被踩掉了，我蹲下去捡。父亲～把拎起我来，把我搁到他的肩上，一手拉紧立夏，一手拉紧立秋，把我们团在一起。
       父亲说，拉紧!不能蹲下!更不能摔倒!无论如何一定不能摔倒!要是你摔倒，就会被人踩死。
       我抱住父亲的头，这是我求生的礁石，觉得那里有海螺环状震动的声音。在父亲的肩上，我看到的人们是黑色的流体，街面的青石条完全看不见了，它们从前溪水似的青着，人在那里行走，就像鱼在河里游来游去。而现在，也许是鱼淤在河里，也许是水淤在河里，它是黑的，像沥青车罐子里泻下的沥青，冒着烤人的热气。
       我在父亲的礁石上艰难挪动。
       立秋在河底下喊，我们不看小太阳了!我们回去吧!
       我当然不想回去，我扭头张望一下，知道我们也回不去了，就是要靠到岸边停下来也不可能，因为根本没有岸，我们都在洪水当中。
       父亲这块礁石在浪涛里左右摇动，几乎就要翻倒，立秋哭了，说，我不要小太阳了，我们回去吧，我不要了!父亲喘着粗气，没有作声。
       终于看到前面的人们开始沸腾，纷纷抬起手臂指往一个方向，我赶忙顺着这个方向寻找，总算找到远远一座高楼顶上的一盏白灯。它比家里的黄灯泡要大，比防空探照灯要大。我喊起来，也指。立夏大声问我，还有呢?我一时说不出来还有什么。立秋也问，它像不像神灯?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没有见过神灯。有一个黑架子举着那灯，而不是云彩举着，它并没有伸出光芒之臂来接引我们。我们还是拼力向它靠近，后面的人潮也沸腾起来，拚命往前推拥我们。现在，我觉得我的衣襟亮了，立夏立秋的头发也亮了。人们说，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立夏和立秋往起跳了又跳，在快要被溺死了的人海之中。
       突然，人海发出惊叫，排浪垮下去一样，我也随之惊叫。许多孩子尖叫着哭起来，人压住了人，一地都是慌乱的人声。
       我们看见太阳灯灭了，人造的小太阳灭了。
       父亲把我放到地上，呆了一呆，掰开我紧箍他脖子的手，说，电力不足。我和立夏立秋团在一起，先是我哭了，立夏和立秋拍着我时，也哭了。
       往回走的路上，整个城黑得可怕，我心里也怕。父亲说，别怕，真的太阳不会这样的。我说，真的太阳永远不灭吗?父亲说，永远。我说，它落山呢?父亲说，那是它去照地球的另一面，明早它会再升起来。立秋说，它永远会再升起来。父亲说，永远。
       几年以后，当我在学校的向日葵地里看到日蚀那天，就想起那盏太阳灯，想起永远。那时我心里一栗，脚下的地就飘起来了，并且一片一片塌陷。四周没有物体能让我抓住，所有的手都不见了，所有的人。我想用我的眼睛抓住一个支点。我紧盯着眼前的世界，盯着，但我的眼睛出了毛病，世界在我的盯视中突然退远缩小，弃我而去，所有的人都弃我而去，世界去往永远那里，我被抛在外面。向日葵们发出尖叫。我向天张望，太阳的黑影很刺目，如眼睛立时滴人一滴烧融的沥青。疼痛异常暴烈。我急忙用手捂住眼睛，闭紧，里面是一阵急骤的闪电，撕扯着惨红一片。
       红色焦虑症
       我姐姐立夏的作文登上了《中国少年报》，这事我不知道，我们家里像是也没有人知道。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小苗，她并不是为了来告诉我，她来是想看看那条血染的被面。她情绪激动，舌头就拙了，听上去有点儿口齿不清。
       那时候我正蹲在枇杷树下看蚂蚁。我拿蘸水钢笔在一只蚂蚁背上点了一下，那只蚂蚁就变蓝了，这样我就能认出它来，看它是为了什么在慌慌忙忙的蚁路上跑来跑去。我见到的总是一群蚂蚁，而我现在想看见的是一只蚂蚁，我不许它
       消失在蚁群之中。这只蚂蚁起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它大概以为遇到一个露滴，原地转了一转，就忙忙地追它的蚁队去了。它跟随蚁队进了树根底下的蚁穴，那是我看不到的秘密地方，蚁穴里面的路一定又曲又长，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等那么长。可是，那只蓝蚂蚁立刻就出来了，它的逆行使蚁队的一头有点乱，蓝蚂蚁对这乱显然惊慌。它被逐出蚁队很远，树根男一侧的砂砾上，这对于它就是山的男一面，那里很荒凉。蓝蚂蚁顾不上荒不荒凉，它立刻开始清洗自己，用足，用口器、砂砾。许多的足互相搅着像是交战，它和自己战得激烈，倒地，跃起，滚翻，又跃起，而后慌忙翻山越岭，去找它的队伍。它在巢穴口再次被逐出来，它的一只足已经被咬掉了，口器像是也残了，它企图挣扎，但它的力气显然不能够抵挡群体的力气，它被旁的蚂蚁举着，再次扔到荒野。一落地它就挣起来，毫不犹豫，立刻开始再次清洗自己。
       我说，蚂蚁的脚断掉是不痛的吗?
       小苗说，痛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它有污点了!污点是洗不干净的，再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我还在等，我也相信那颜色洗不干净，我想，一只蓝蚂蚁不是很好看吗?它拼命要洗干净，是因为它拼命要回到蚁巢中去，我不大明白，它为什么非得要回去。
       小苗拿手在我眼前张了一张，这等于拂去了那只倒霉的蓝蚂蚁，然后把立夏的作文立在我眼前。这作文写的是一个传奇的革命故事，这种标准的故事其实没有一只蓝蚂蚁好看，但它遮住了蓝蚂蚁，我不能不去看见。
       立夏写的是：
       考上中学了，要住校了，收拾行装的时候还差一条被面。母亲很为难，想了又想，终于横一横心说，只好给你用那条吧!母亲打开上锁的箱子，搬出这个，挪开那个，方才从箱底捧珍宝似的捧出一样东西。打开一看她太失望了，那只是一方手织的粗布，泛黄发灰，上面还有一摊暗红的污痕。母亲见她不乐，就给她讲了这被面的传奇。传奇说，这被面是大伯父在延安亲手织的，为了勉励父亲参加革命，大伯父将它送给了父亲。后来父亲在一次战斗中负伤，鲜血汩汩淌出来。战斗正当激烈，战场上找不到包扎带，父亲强忍伤痛，抽出这条被面匆匆包扎了自己，又继续投入战斗，直到击退敌人，他失血过多晕倒在阵地上——那被面上染的是父亲的血迹……
       这种故事我昕过不下一百个了，但故事的主角直接是我的父亲，这就令我大为吃惊。从我所知道的父亲到这个我所不知的父亲之间，有一段不见底里的沟壑，假如要两岸相接，只好想象一条危险的悬索，蛛丝一般在半空荡着，他们两个要重叠在一起，就必得有一个具备溜索的本领。我不知道这个危险应该派给谁，或者说，我不知道这当中的哪一个是我真的父亲。
       小苗说，这是你父亲的事迹啊!你怎么能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小苗说，你姐姐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小苗说，难道他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这一问让我惊慌，似乎也让小苗惊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尽管父亲是我的亲生父亲。
       小苗说，如果是我的父亲，我就一定知道，他所有的秘密我都知道，我一定会知道自己的父亲。
       但是关于自己的父亲，我没法猜测小苗知道什么。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小苗的父亲很久以前被一辆吉普车拉走了，从那以后再没有回来。大人们一说到吉普车，就立时噎住，还要回头张望一下，仿佛会有鬼的影子跟上来。这鬼的形体比水母更柔滑多变，一旦有某个吸盘黏上了你，无数的触手和吸盘便紧随而来，你越是挣扎，就越是喂给它们你身体无辜和完好的部分，最后你的脚掌也喂给了它们，你站不起来，再不可能脱身。因为有吉普车，结果吉普车之前的事情和吉普车之后的事情就再没有人提起，结果除了吉普车之外，前前后后都再没有事情。
       但是小苗不能容忍没有事情。她曾告诉我，她父亲是一个大发明家，他发明了一种能长生不老的方法，就被吉普车接到伟大领袖身边去工作了，这工作可不是比天还大么，所以他一刻也不能离开，所以他从此就不再回到家里。后来，她又告诉我，她父亲是做秘密工作的，绝密，化装成敌人，打人敌人内部去了，搞特别重要的情报，立了很多大功。因为是绝密，所以谁也不让知道，包括她的母亲，敌人丢了情报，急得到处抓人，她父亲特别棒，一点儿都没暴露，什么样的严刑拷打都没办法，连测谎器都没把他查出来。能做这样绝密的工作，那当然是心最红的人，最忠诚的人。再后来，她抱一本很厚的书给我看，书皮是通红的，红色的天空中飘满更红的红旗，小苗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一方革命烈士图像问我，她长得是不是像这位烈士?那图像印刷太模糊了，没法儿辨认。小苗指给我说，看这儿，这儿，这儿，都像，她把额上的碎发推上去，露出发际，说，你看，这儿是不是更像?她相信这位革命烈士就是她的父亲。我拿住书看了又看，她没放手，我拿住的其实是她的手。．那时我已经会提问，我说，可是好像不大对，这位烈士1943年就牺牲了，而你是1953年才出生的呀。这是一个毁灭性的提问，小苗拨开我的手，一下把书夺回去，给我极愤恨的一瞥，就闪开了。
       小苗跟我说这些时，总是拿小指头和我拉钩，这是她的秘密，我不能说给别人，尤其不能说给她的哥哥小禾。我知道小禾因为父亲的传言跟人打过架，现在他的额上还有瓦片削开的疤痕。但是他会打小苗吗?我说，他会吗?小苗说，反正你一定不能跟他说，你要保证!
       关于父亲的话题，是个困扰我们的话题，这个话题极度敏感，生死攸关，无论在明处还是暗处，都纠缠着那一代每一个少年人。自许或自责，自得或自卑，冷或暖，爱或恨……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会突然而至，像无从提防的飞刀，嗖的划过人群，扎在我们当中谁的身上。有一些人是有护身符的，那就是他们红色的父亲。另一些人没有，他们不仅得不到父亲的庇护，而且正是因为父亲的存在，构成一个难堪的阴影，时时危及他们。父亲总是比儿子大，要躲在父亲的影子里很容易，但要把父亲折叠起来藏在身后，是办不到的。
       因为父亲，一个人生下来是红色的，他就是红色的，一个人生下来有黑斑，那黑斑只会随着时间扩大，他就一辈子是黑色的。
       我从不询问我的父亲。父亲面上的颜色看着像是总不大对，无端让我忐忑。那像一片背阴的洼地，许多事物看不分明，很少照进阳光的颜色。而我当然是喜欢阳光的，我只是不时幻想，假如有一天，我也像那个幸运的老渔夫，网上来一条神奇的金鱼，它许诺满足我的一个愿望，我一定不会犹豫掂量，因为没有别的愿望会重于这一个愿望，我要仔细告诉金鱼这个红色的愿望，我最担心的是金鱼听不大懂。等我回到家时，将看到一派艳阳，父亲高大伟岸，明明朗朗等在门前，他依然不语，我却知道，他以往岁月的每～页，都是最纯粹的红色，都是立夏作文里所写的那种标准的革命故事，没有丝毫杂质和疑点。我只是惊奇，我还没网到金鱼，竟然就白白得到了一个好的故事。
       我想这张少年报应该归我，小苗收藏的故事
       已经够多了，她的枕头芯里就藏着那本封皮为红色天空飘满红旗的书，枕头边上也有个红布包，包的都是她梦想中的秘密和故事。她靠吮吸她梦想中的故事为生，靠吞服任何可能找到的红色食物为生，她太想躲到她的梦想里面，在那里她是胡萝卜一样里外通红，再没人用眼角的寒光去戳她身上可疑的烙印。而立夏写的这个故事显然于她无助。她不太情愿，但到底放了手。
       放手的一下她突然说，其实我不是我妈妈生的。
       我以为我听错了，可是没错。
       小苗说，其实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只是寄养在他们这儿，我的亲生父母可能已经牺牲了。不过也不一定，他们可能有一天会来找我……
       可是，她怎么可以不是她妈妈生的!
       小苗说，他们一定会来找我，他们会带来一只小手镯，跟我小时候戴的那只并在一起，一对，就对上了。他们就认出我来。他们一定会来找我……
       可是，她怎么可以不是她妈妈生的!
       想象一个高大明朗的父亲向小苗走来，像一个发光体，一团暖和的红雾，我们都很激动。想象亲生父母已经光荣牺牲，我们也很激动。比起一个卑贱的、不明不白的烙印，一辆去向不明的吉普车，死亡到底更温暖和安全。死去的父母即使没有什么光荣可以庇护你，至少也不大会惊吓你，他们会趋于静止而消隐，你比较容易把他们藏匿起来，让那些在人群里乱闪的飞刀找不到他们。
       可是，她怎么可以不是她妈妈生的!
       世界只有一种合法的颜色，一种幸福的颜色，毫无疑问我们都渴望长成这种颜色。任何一点杂乱的颜色都有碍我们生存。我们拼命奔向纯粹的颜色，这种狂奔很近似逃，寻一条逃脱自身的路，逃脱自身不大明亮的影子。
       可是，她怎么可以不是她妈妈生的!
       让我庆幸的是立夏的好故事。然而它太好了，反倒让人生疑。
       我没能给小苗看到一条血染的被面。我记起来，立夏的被面是碎布片拼成的。我亲眼看见母亲把积攒多时的碎布片摊在床上，挑出那些最不成形的，比着剪成许多三角形片片，花色不同的片片两两拼在一起，组成一个个巴掌大的方块，然后再把这些方块拼在一起，用烧炭熨斗熨平，做成了立夏的被面。母亲是很为难，要在严格定量供应的棉布里凭空扯出一条被面，肯定是为难的，所以母亲十分悭吝地积攒布片。母亲在缝纫机上接那些三角，一长串地挂下来，花花杂杂如纷乱的蝶阵。是我搬一个小凳子坐在旁边，帮她剪开连线，把一个个方块展开，用手指头把接缝刮平。那些碎布片我大都认得，认得是裁我们哪一件衣裳剩出来的，那上面没有血迹。
       1966年接着来了，那年我将要满十一岁。火焰与柴
       我们愿意把它记忆为一次海难，一场地震，一场在劫难逃的天火。一刻钟之前还是春意融融的幸福生活——突然!有一只超自然之手把一切都掀翻亍!仅仅是突然!我们相信我们乘坐在通往幸福世界的船上，从不相信这条航道原是通往失事，通往灾难……我们愿意用集体记忆修正个人记忆，覆盖个人记忆。这样的记忆宽慰我们：在海难、地震或天火的浩劫之中，所有的人——生者、死者、幸者、不幸者——全都是无辜的人。
       一颗树被天火击中，我们就看到美丽的火焰，它们是欢快的，升腾的，激动人心。被遮蔽的是那棵树。它会痛吗?会抽缩吗?会发抖或者尖叫吗?树叶湿润的气味随着浓烟涌出来，白白弥散，接着是树脂大滴大滴渗落，不过即刻就被火舌舔噬了，我们是看不到的。只要不是那颗树，我们愿意在火堆旁聚集，手拉着手跳舞。狂舞的火焰和狂舞的人群，就叫做节日。
       我第一次听到牛鬼蛇神这个词就是在这样一个节日里。
       从一个至高无上的地方，不时有天火乘响箭而来，为我们制造这种节日。一个节目连接一个节日，一个比一个更盛大的节日，不断向上鼓荡我们的激情。
       这年春夏我们总是忙着往大操场搬课桌，一张一张拼在一起，搭成一个宽大的舞台。装喇叭，拉电线，木麻黄树和木麻黄树之间扯开红布横幅，上面贴着新写的墨字，细竹子旗杆一支一支用铁丝缠在课桌腿上，旗帜在风中一展，呼啦啦就是一片飞扬的火焰。
       我们不再一个一个分开坐在课桌后面，而是一片一片靠紧，聚在火焰下面。像大堆的土豆，不是分开去一个一个栽在土里，让它们各自发芽，舒根，而是堆聚起来，以彼此的身躯为土壤，太阳的热力在那里膨胀，发酵，每一个芽眼都热烘烘的，吐纳着微醺的气息。
       校长站在红旗飘飘的台子上，手撑一张权做讲台的课桌，演说得激昂慷慨。他原不宽阔，这么张开双臂做有力的一撑，是需要以胸部的塌缩为代价的，那企图扩张的躯体就形成一个窝进去的空洞。校长的声音从高悬于木麻黄树杈上的大喇叭中扬开，听起来是由天而降。天的高处，总是为我们源源不断地倾泻过德干净的感情和打制好的思想，使我们每日每时都充沛饱满，也使校长的训导充沛饱满。站在舞台上的校长有时需要热情如火，更多的时候需要愤怒如喷火，校长身躯干瘪，频繁的喷火使他频繁地咳嗽，结果就总是在喘的样子。
       这种愤怒绷起我的紧张，让我一再地在空气中看见闪过的黑影，那些面目模糊的敌人，看见阴风，鬼火，自来水管里无色无味的毒，裹在玫瑰花香气中四处飘散的毒，可能埋伏在任何一个拐角的袭击暗害，可能在某一回失足陷入泥潭的种种危险。于是我也愤怒，堆聚在一起的人群相互点燃，一时间满场腾腾而起都是愤怒的火焰。
       这时就会有人领呼口号。总有一批由一个至高无上的地方打制好了，定时定量供应给我们的口号适时而来，制导我们聚集的热量。如林的拳头，如雷的咆哮，堆聚一处的人群的感情趋向是～致的，节律也是一致的，在共同的一刻喷发，在共同的一刻遏止。
       台前常设的道具是两个低头站立的活人，他们站在台的一角，腰弯得很低，衬托出舞台中央表演者的高大。这两个道具适合任意射点的愤怒，适合任意声讨对象和批判主题，从地处遥远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到暗藏在我们身边的贪污浪费、蜕化变质、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叛徒、特务、野心家、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总之，一切罪恶都与他们有关。
       小学部总被安排在台前的一块，我坐在水泥地上，仰脸正可以观看两个低头的人。一个是老人，空一只衣袖，头顶全白，红旗呼啦啦飘的时候，他那只衣袖也会飘动，头顶的白发乱如枯草，经风一扫，就更见出荒凉，像是都能听到草茎折断的声响。另一个是中年妇女，穿戴整洁。说不出怎么个整洁，都是平常的衣裳，蓝衣裳，灰衣裳，黑衣裳，式样也是平常的式样，但穿在她身上就是不一样。我喜欢看她。她被带上来的一瞬，被猛力～推之下，头被动地向后一仰，什么神色都没有，却让我觉得优雅。优雅这个词不是我们的词，不是我该懂的，可是看着她，我就懂了。她弯腰低头，已经很娴熟了，她的肢体柔软，像柳条长长地垂下来，无论时间多长，台上台下如何喧腾，她都一动不动。我看不到她的脸，能看到的是一截颀长的颈予。
       
       这两个人来自另一个世界，也就给了我一个想象的空间，我常常拿他们作梭子，在脑子里织一些离奇的故事。我想象那老者在一个古城堡里游走，带着八十八个影子，那些影子不是平投在地面，而是立起来聚成团，将他包裹住，使他成了一团黑云。他的脚步声是木质的，城堡是空心的，每一步都有深不可测的回响。有时他停下来，面朝一堵谁也看不出奥秘的石墙，用他那只空衣袖敲敲，于是，墙体里就响起木榫子转动的声音，闷闷的，很沉。叠压已久的岁月落下几片碎屑，乱纷纷扑入他的发丝、眼睛，都是锈蚀的和霉坏的气味。而那女子，永远与平缓的水面有关。有时像鲤鱼精，夤夜从水底升出来，没有声音地在水面走；有时像被追杀的山鬼，天兵天将从四面八方驾云而来，满世界雷鸣电闪，她无援，既忧且惧，疾疾退走，拖着藤蔓一样连绵的长发，一直退进了林中的深潭。长发在潭上延宕了许久，究竟也沉完了，水面只留下几环涟漪，还有一瓣打旋的叶片。
       我问父亲关于牛鬼蛇神的事。父亲倒吸着气说，古时候有个人开掘水渠，把自己变成牛，与河神搏斗，他的一只胳膊就是被河神吞掉的吧?蛇神呢，那个伏羲，是人面蛇身的，还有白蛇传，那个变成白娘娘的蛇神……我说，那不对，美女蛇是吃人的，那是化成美女的毒蛇。父亲说，可是在那个老故事里，她却是被人吃的。
       那两个我们叫做牛鬼蛇神的幽灵，住在一个我们不会去看的世界，平日我们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我们的世界明媚暄暖，没有地方放置他们。只在某些时候，他们会与我们的世界穿插而过；在某些时候他们会被作为道具，作为阴影，与我们的世界重叠在一起。我从来没听见过他们说话，但似乎记得，那老人是曾经教过课的。有一次在中学部的楼梯上，见过那老人捧了地球仪、粉笔盒、大三角板贴了墙壁走，忽然上边奔涌而下一群学生，混乱中把他带翻了，他一直滑到楼梯转角的旮旯里，地球仪就在他怀里疯转。楼梯重又静下来的时候，他用一只胳膊慌忙收拾满地的粉笔头和图钉、挂图、三角板，他的动作非常快，倒像是有三四只胳膊一同使劲的快，然后又捧了这些物什贴着墙壁走上楼去。没有一个学生停下来帮他，我也没有。他是不被人看见的，他不存在。
       那时有个术语叫“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跟军训时用的纸版胸环靶不一样的是，他们从头到脚都可以是弹着点。由上天供应给我们的仇恨太大，太空，要射击的目标也太远，总在我们的感受范围之外。但活靶子就大不同，这是扔到火焰里去的实实在在的柴，它能使半空中飘来飘去的火焰着地，变成我们面前真实的火焰。校园里那两个无声无息的人，被派遣做劈柴已经日久，重复烧过许多遍，即使是顽劣的树瘤，也已经是炭灰了。但仇恨必须逐日高涨。起先是口诛，再是顿足擂拳，再是跳上台前按压他们的头颅，扭绞他们的手臂，再是往前胸挂黑牌，挂豁口的鞋子，再再是剪头发。一蓬苍白的枯草即如遭火焚过，而那被我想象成藤蔓还能在潭上幽幽延宕的黑发，俄而纷纷坠地，数不清的脚在那里踏起踏落，往来着一个个气旋。
       忽然有一天，舞台上的火势一变，喇叭泻下的声音是：把……大黑手…-．揪出来!几个少年一跃而起，安坐在主席台上的校长就被反剪着胳膊揪了出来。
       人群翻沸，浓烟一样涌起。
       这天的仇恨是新起的仇恨，这天是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十七年。这天的表演者不是手执发言稿依次从左侧走上讲台，而是争先恐后从正面跳上去，一个又一个情绪激烈的少年，腾跃而起。风向一时迷失，台上台下几成失控的乱阵。
       校长大概从没想过自己领导和掌控的舞台会突然变乱，正如一个从容往火焰里添柴的人，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变成劈柴。他被换到一个陌生的位置上，固然很不自在，就禁不住要动，但是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动的，这是一个承受怒火的位置，一个活靶子的位置，一个受辱的位置，认罪和顺从的位置。过去他成功地迫使别人在这个位置认罪和顺从，现在，是他长大成人的学生在教给他怎样认罪和顺从。几个少年跃到台前，用一瓶墨汁涂黑了校长的双手，这就解说了“大黑手”。又是几个少年冲上去，把一个字纸篓糊成的高帽子扣上校长头顶。
       我知道人是怎样变丑的了。我一直以来爱憎分明地仇恨着这样那样的敌人，因为他们丑，而这天，我看见了一个人怎样变丑。现在，校长的样子就很丑。他动了一动，想抬头说句什么，口号声就晌了。震天动地的口号。这是打倒他的口号，在他身上踏上千万只脚的口号。愤怒席卷了人群，统领了人群，整个会场都被愤怒覆盖。有什么东西可以抗衡这种汪洋般的愤怒呢?没有。校长也就不动了。
       少年人的叛逆，在我身上还需要一些时日才会发生，所以这一刻我感到惊惧。我总记得校长向我们派发红本子的那个早晨，他手拿一纸名单，一个一个把我们从队列中喊出来，组成一个特殊的队列，并迎进校长室的那个早晨。那个早晨校长的面色炉火一样温暖，言语比父亲还要父亲。那个早晨，被挑拣出来的我们知道了自己是红孩子，是父辈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从出生就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这是火种的使命。那个早晨的阳光有金子的色泽，室内的浮尘都是金色的，挤坐在窗台上的小影子，一个个都镀着金色的头发和金色的耳轮。
       太阳很晒，是夏日的太阳，白炽，炙灼，火烧一样的，没有树影，也没有云，手臂的皮肤都在反光，辣辣的，扎眼。眩晕还是来了。我不敢往远处看，我怕看见世界突然退远，把我剥离出来，抛掉。我太需要留在人群里，我太需要加入火焰。
       人群都立起来，向前推拥着，不知是愤怒还是惊诧，一片混乱的喧声。我看见校长跪下去了。可能是他的腿太细，支不住，一软，就跪下去了。两个已经长得比他高大的男学生从后面把他提起来，架住。但不多一会儿，他又跪下去了，胳膊从架他的人手中滑落，像一只瘦长的大鸟，举着没有羽毛的翅，翅端乌黑，那翅没有骨骼，使试图再次架起他来的人无处下手。这时，有一个小影子跳到台上，按住校长的头，把一瓶墨汁全灌进了他的后脖领。那个小影子随即在人群里消失了，我只看见他的头发和耳轮都是金色的。墨汁从校长的后脖领浸到前胸，又顺他低垂的头流到脸上。他依然没有动，它们就一路流淌，沿鼻梁和下颏滴下来，明晃晃的太阳地里溅开一滴一滴星状的墨汁。
       蜂　起
       立夏臂上别了一个红袖章，看着就有些异样，进门的时候她站了一站，一时门洞便看着小了，而且向一侧倾斜，不大对称。
       袖章的颜色是我们最熟悉的颜色，一般我们说那是火的颜色，鲜血的颜色，革命的颜色，我们时代的标准颜色。在一个红星、红旗、红城墙构成的天下活着，连梦与病症都是红彤彤的，手臂上多出几寸红布，本不是什么异样的事情。
       母亲在门廊下生炉子，烟雾腾腾的，眼睛怕也是朦朦的。立秋就着水盆拿一个小刷子洗荸荠，见了立夏就说，姐，那本《红岩》带回来了吧?立夏抬一抬她别了红袖章的胳膊，手臂一张，摆
       在烟雾里像一尊雕像。
       但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立夏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最早别上一个红袖章，就像她在同龄人中最先戴上红领巾，又最先戴上共青团徽章一样；就像她的学生手册满是红五分一样；就像她墙角的纸盒子里，摞成堆的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劳动标兵、越野跑优胜者等等红纸奖状和证章一样。立夏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红的，现在多出来一只红色的袖章，也就是一株红树苗又抽出一茎红枝丫，这在我们看来是没有事情的事情。
       我崇拜立夏，她样样都是好的，宣传画片里的红孩子离我太远，而立夏就比较近。每当周末她从学校回来，我的眼睛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她。她读书，她剪报，她写日记，她用缝纫机补衣服。把磨损的衣领拆下，反面朝上，变成一条新领子，把磨破的裤子衬上硬布，一圈一圈轧成结实的环形靶，截短衣袖，接长裤脚，这些她全会。立夏身上穿的，也就是这样的衣服。母亲穿过的一套双排纽扣干部服，只有口袋内侧还能看出先前的毛蓝色。一套父亲转业时换下来的旧军装，下摆截短了，挂在她身上还是空荡荡的，脖子从扣紧的男装硬领里伸出来，不着边际地立着，袅袅的有些危险。最合身的是那套校服，也只有她念的那种学校才会有校服，套头的白运动衫，蓝裙裤，胸前印着“八一子弟学校”一行红字，从初中穿到了高中，还不见小，倒是愈见出她的好看。走在路上是有弹性的，站下来也还是有弹性的，就是那种饱吮阳光的样子。
       虽然没赶上革命英烈的时代，但立夏也在自己身上创作了不少革命故事。
       立夏读过一本俄国人的书，书中的故事她好像兴趣不大，就是一遍一遍地讲那个革命者，为了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而睡在钉床上。她极其向往这种磨练，但她没有钉床，倒是试验过把家里的条凳改做老虎凳，派我扮演用刑者，一块一块往她脚下塞砖头，弄得我倒像在受刑。有一次她竟然拿图钉往自己指甲缝里摁，被父亲厉声喝住。她说，敌人对江姐就是这样。父亲说，谁是敌人?疯子才把自已当成敌人!她说，我就是想试试，看自己进了渣滓洞会不会当叛徒。父亲长叹一声，那叹里都是燃尽凋落的火星，却听着闷哑，说，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掉进哪一个洞。
       晚上我扇完帐子里的蚊子准备去睡的时候，立夏还在写日记，我瞥见她劈头一句写的是：“我最喜欢的格言——怀疑一切。”
       我就在她身后站住了。我看见她在那句格言后面标了一个人名——马克思。接下去是：“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当她写到“我们要反抗……”，我心里别地一跳，就弄出一些响动。立夏停了笔扭头看我。我说不出话，只觉得那两个字很奇特，很生，也很诱人，一时心里满满的，都是辨不出缘由的动静。
       我指着立夏臂上的红袖章说，怀疑一切，就是这个么?
       立夏说，你还小呢，你不懂。
       我说，你告诉我我就懂了。
       立夏把手杵一杵胸口，说，我们觉得这里边很热，很挤，你知道有些煤层是会自燃的吗?那就是因为里面很热，很挤。火先是闷闷的，暗暗的，在没入看见的地方，后来就有火苗窜出来了。
       我也把手杵在胸口那里，说，火苗窜出来，不是应该在这里吗?我们的红领巾可不就是火苗?你的怎么会从臂上窜出来?
       立夏说，那不一样，红领巾是别人给你戴上的，可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戴上的。
       我说，我明白了，自己戴上的这个是怀疑，别人给的那个不是，那个就是坚信。
       立夏说，你还是不懂，这个是革命。
       我的确不懂，革命固然是红色的，那红色是先辈传下来的，当然不会错。但究竟哪个是革命，是怀疑，还是坚信?抑或两者都不对，而是“一切”，“一切”才是革命。
       这个问题显然立夏也不大懂，她叫我听听她的心跳，我要是听见她的心跳就懂了。其实一个人很难听到另一个人的心跳，人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这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心听。
       但我觉得我能听见立夏。
       我说，它像小鹿跑吧，不是一只，是一群。
       立夏说，可是它在里面没处跑，四周都堵死了，没有出口。
       我说，它像蜂振翅吧，一只蜜蜂要平地起飞，一秒钟要振翅多少下呢。
       立夏说，可是它也没有天空起飞。
       我说，那煤层自燃呢。
       立夏说，那也需要氧气。
       我说，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什么是“反抗”了。
       立夏说，但好多人不知道，他们吓得要死，认为这是大逆不道，非常危险。
       我睡下床去，耳朵里一直嗡嗡地响，睁开眼睛也晌，闭上眼睛也响。不是滚雷，不是地震，是成群的蜜蜂振动膜翅的声音。
       一个蛰伏体内的神秘指令，一个天外降临的神秘指令，一同来了，团绕在一起热烘烘的。～大群沉睡多时的蜂蛹，突然像一个神秘季节的花骨朵一同绽开。绽开的翅膀初次振动就遇到了障碍。它们从前没有翅膀，那蜂巢是温暖幸福的，但现在它们有了翅膀。翅膀总是要求天空也绽开。它们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绕来绕去，处处受阻的翅膀互相摩擦，发出暴躁的声音。从卵到幼虫到蛹到破蛹而出，这完全变态的过程，像是一个羽化成仙的神话故事，却是大地上最普遍的故事。
       有飞翅和没有飞翅对天地的感受是不～样的，这就是立夏说的很热，很挤，于是它们掀开屋顶，破巢而出，成群地冲拥，腾空而去。说不上谁是第一个破巢者，这是同一只蜂王同一批产的卵，数量成千上万，享有同～的饲育，它们体内的时钟是一样的。同一天出壳，同一天增龄，同一天蜕皮，同一天蛹化……因之，也同一刻冲天而起。它们成团，成群，成阵，在指认它们的时候，永远指不清这一个或那一个，永远只能说它们。
       如果它们是花朵，这样一个暴烈的时刻，我们叫怒放。如果它们是蜂，它们的怒放就叫蜂出，蜂起。
       就在它们绽开的季节，有一股天外的气流掀动了一下蜂房的顶盖，那何其幸运!遇到一个神力的推助，瞬间将它们推向青云，那何其幸运!并不是每一代的成虫都有这样的幸运。外面有什么，它们并不知道，然而外面的天地总是阔大，诱人狂想。
       我是迟了一步的。我没赶上那天外罡风。这个非常的季节里，我还是一个蜷在角质壳里的蜂蛹，我一动不动，角质壳上有两个对称的黑点，那是我的眼睛在注视着它们。我一直以蜂巢里的幼虫一龄一龄增大来遥想自己的成年，而现在我感到我椭圆的躯壳兀自加热，我感到我僵硬的体壁正焦急地要变化为飞翅，卵石般一动不动的身体内里，有魔术般的奇迹正在发生。地火集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小禾在漆皮本子上抄了这一段话，并把他的漆皮本子取名为“地火集”。我看见了，就问他岩浆的事和火山的事，我说，地火就是岩浆么?
       小禾说，岩浆是恒在的，地壳漂浮在岩浆之上，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脚下正有什么事情发生。
       小禾放下岩浆和火山的传说，却说了另一种火的传说：
       很久以前，当然是很久以前，地面上到处是
       茂密的植物。高大的物种向天空自由地伸展它们的手臂，因为自由，所以粗壮而且繁荣。低地的芦苇和水草也极其旺盛，老的一代还硬朗朗青苍苍着，新的一代已经从任何意想不到的缝隙里挤出来，无边无际，密密层层。后来灾难降临了，这些植物一批一批被摧折，碾毁，埋进泥里，沼泽里，越来越厚的泥沙把它们越埋越深。长期的巨大压力，地心热力的煎熬，还有细菌，彻底改变了它们的模样，所有生命的迹象都消亡了，氧，氮，水分子，绿和青，红和白，都消亡了。它们紧紧叠压，乌着，硬着，变成泥炭。岁月不断叠压而来，岁月是很重的，并且越来越重，于是它们的炭化愈渐彻底，就变成了煤。这就是地下所有煤层的来历。有时候我们不是会在煤块上发现叶脉的痕迹吗，那是侥幸遗留的～点证据，据说还有人在煤里看见过琥珀，那就是原来的树脂变的，同样也是生命的证据。
       我说，那得要多少树啊?
       小禾说，很多……。他在想这个数目时目光茫然，我不太敢看那种茫然。
       我说，那样大的灾难，究竟是什么灾难?
       小禾对这个恐怕也很茫然，他没有答我，转而说另一种火的传说：
       像煤一样，如今能源源不断从地底里采出的石油，实际上也是很久以前被埋藏在地下的生物尸体变的。它们被灾难大批杀死，大批掩埋，成千成万的生命堆积，那是旷古的坟茔。也是地屡愈渐巨大的压力，也是地心的高温，也是细菌。它们慢慢变成淤泥，又慢慢分解变化成液体，再被挤压成油滴。
       我说，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
       小禾说，那些埋藏在地下的燃料，曾经都是生命，我们以为这些生命死了，但其实没有，它们等待着一个生机，回到地面，重新点燃。有时候可能连火种都不需要，有的煤层会闷闷地自燃。
       我说，这些都是地火?
       小禾说，还有地面上经年的落叶，风干的地衣，倒伏在野地的枯草，成片成片被刈割的，被早死的，一旦遇到火种，都是。
       我说，青草呢，正开花的青草，也是么?
       小禾说，如果火势大了，也是。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
       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_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
       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小禾把这样的一些话抄在漆皮本子上，一段一段，竞也快要抄满了。他把这个本子锁在他的抽屉里，很少能让我们看见，但我喜欢这个本子。
       我总记得小禾是站在枇杷树的影子里，额是圆的，赤脚的脚背也是圆的。记忆中的那些夏天很晴朗，天空的莹蓝擦亮所有物体，并且穿透物体垂注到地上。那些夏天是天空的莹蓝和枇杷的金黄构成的，颜色鲜亮，金属片一样，嵌在记忆深处，锋利而且生光。小禾爬到树上去摘枇杷，他的手臂刚够合抱树干，两只赤足是比着树干长的，一下一下贴上去都合适，钩在树杈上晃荡也合适，一树的光斑，在那个小影子上流来流去，晃人眼睛。小禾把枇杷抛下来，抛到小苗和我的围裙里，抛到立夏和立秋抻开的桌布里，也有一下闪失没接住的，就听见轻轻的一声“噗”，心里也一声“噗”，有时心里那一声比地上的还先响了，那果子应声裂开，鲜嫩的果肉金红着，通体是糖的晶粒，就流淌在目照和尘泥里了。
       冬至以后的一个早晨，小禾的父亲被带走了。小禾的父亲也就是小苗的父亲。
       小禾还背了书包和立夏一道去上学，小苗还抱一个线结娃娃和我一道去托儿所。后来是小禾领着小苗一道走，一只手里总忘不了攥一把弹弓。
       年节里放爆竹或者点灯笼，小禾都把自己和小苗关在屋子里，间或伏在窗玻璃上张望一下，片刻也就闪开了。枇杷金红的日子也像年节，小禾也闪开了。于是，我们够不着的枇杷果就在半空中闷闷地熟着，有时一阵风吹过，有时也没有风，阒寂中院子里兀然“噗”的一声，跑出去看，果然就有金红的果子裂开在泥里了。
       父亲离去的早晨，桌子上散着一些纸片，上学时小禾顺手揣到书包里去了，可能他觉得那本来就是他的，以致都没想过要不要告诉母亲。纸片上有一些父亲写的字，用蘸水钢笔写的。那年小禾应该是八岁，上二年级。他比八岁的孩子多认识些字，但纸片上的字不像书上印的，它们跑得很快，像风吹乱的草，不成行列，满纸都是瑟瑟沙沙的声音。
       小禾认这些字是很耐烦的，他慢慢地认，几年以后也认出了不少，小禾把这些字排成行列，像诗人排列一首诗。
       我要思想我们的世界……
       人民的国家要立法保障每一个人……
       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生命的权利，这些都不能侵犯……
       镇反肃反也不能随便杀人……
       为了反对专制我们参加革命……
       取革命的火，守自由的灯……
       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取得了独立，我们还要取得自由……
       那个早晨小禾是醒着的，醒来就看见那支直立的蘸水钢笔，还有那盏墨水瓶里装了煤油做成的灯，纤细的灯芯在梢头有点上挑的样子，是烧过以后焦黑的硬，冷冽的空气中还有一股好闻的油墨气味。
       这些是小禾在日记本里写的。他的日记本曾经被人翻检出来上缴，学校还组织过公开批判，贴到墙上示过众，所以我们都读过他的日记。
       我一直觉得小禾那个早晨可能是做着梦。冬天的早晨很黑，那是一年当中最黑的早晨，连自己的手指头都很含糊，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去看见。不过据说有些事，不是由寻常的视觉听觉得知的，有时候会是一根刺j突然扎穿身体的某处，那里就像眼睛突然二亮，看见了别人没看见的事情。
       批判的时候小禾的日。记被说成是反动日记，一行一行打上红杠杠、黑杠杠，有一些段落或句子被截出来，抄成大字贴在墙上，看着像是示众的人头挂在墙上。小禾那些危险的句子被涂画上骷髅的符号，这符号表示有毒物品。
       组织教训小禾说，这是阶级斗争呵!这是阶级烙印呵!你父亲的情况组织上都是掌握的，但是组织上还是挽救你，还是相信你是可以教育好的，现在就看你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了，是刮肉剔骨，跟你父亲划清界线，将自己彻底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还是继续在危险的泥潭里陷下去。因为你还是未成年人，组织上爱护你，还跟你在学校里谈话，还给你回头的机会，如果你已经成年，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恐怕我们就要换个地方谈话了。
       组织没有说宪法和法律，小禾也没有，因为他没有时间说，没有时间容许他说，也可能是面对一个叫做组织的东西，小禾觉得无话可说。
       陷到泥潭里会怎么样呢，一棵小树，并没有跟整一片森林在一起，多年以后他会变成带琥珀的煤吗?一匹孤独的小兽呢?小禾忽然明白了那个冬天
       的早晨，在他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看见过小禾在窗根下面吹口琴，两只手掌在琴身上拢起，像是鼓着风。他的眼睛是不张望的，只埋在他幻视的景物里，一棱～棱的小火苗像水一样泻下来，在没有风的院子里茫茫然飘动。有时他鼓气吹一个长调，像手风琴的折叠风箱轰然拉到尽头，在那里停下来，然后很吃重的，一步一顿地合上。如果小苗跑出来说，要一个红孩子，我们就听到满地滚石。小苗再要一个小白船，悠悠地刚见船帆张开，就听到遍野刮风。
       小禾不再写日记了。他不知道是谁搜查过他的书包，把他的日记本交上去的，他也不知道这种搜查对他进行过多少次，搜查是偶然事件，还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组织的权力没有边界，它掌握着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它都可以长驱直人。在组织面前，没有个人的私事，个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对组织的忠诚。除非小禾愿意在日记里日复一日地表达自己的忠诚，像作为摹本人人熟读的英雄日记一样。但小禾在他的日记本上已经攻击过说，那不叫日记。他的意思是他不想那样说话，也没有那样的话要说。这句话自然被画上了有毒的符号，它看上去真的动魄惊心。
       立夏早已经不跟小禾一道上学了，因为升中学的时候，他们不可以上同一个等级的中学，小禾也就不再打我们家门前经过了。但是新学年开始，立夏还是按我父亲的规定，送小禾一个笔记本子。不知道小禾被示众的日记，是不是用的这些本子。
       立夏说，想想一个不写日记的小禾，还是我们认识的小禾么?我想的确不是。
       小禾的窗台上还有一支蘸水钢笔直直立着，墨水瓶做的小灯也立着。虽然城里人家都有了电灯。
       立夏戴了新团徽在院子里走，后来又戴了红袖章在院子里走，小禾都没看见，甚至院子里根本没有小禾。
       有一天立夏搬回来一沓蜡纸、一筒油墨，还有一块带框的钢板，小禾就站在窗下直直看过去。那时候小禾也十七岁，他正在抻高，手、脚、脖子，都像大旱时节的竹蔗，细长细长地支着，而且脆着，眼睛深深凹下去，看着有点儿发蓝。
       立夏说，现在是发出我们自己声音的时候了!我们年轻的声音!我要把它印出来!现在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
       小禾像是没听明白，还是直直看过去。
       立夏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就是要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小禾依然直直看过去。
       立夏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立夏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小禾肯定是喜欢油墨的气味，他嗅着油墨的气味走过来，帮立夏把油墨、蜡纸和钢板卸下自行车，搬进了屋里。
       后来立夏就是用这些油墨，印出了《地火集》。
       风的形状和机器的形状
       风很大。
       天幕失了往日的华丽和庄严，幕布一片一片被撕开，四野八荒都是风的通道，漫空都是碎片。
       旗帜被挤压成团，痉挛的模样，又被猛力摔开。旗帜原是风的孩子，是被派往人间为风代言的，是受命用它的身体展示风的形状的，那像是自由和激扬的形状。于是，旗帜徒然被抽打着，张惶无措，徒然发出裂帛之响，然后又徒然地抽打天空。
       人也是止不住的。风在每一条路上驱赶着人，推拽着人，人便失重而飘扬起来，变成旗，变成飞砂，变成路树的枝条、叶片，加入了无所不在的风。
       坐在教室里等期末考试的时候，像被围猎的小兽，看着栅栏和铁蒺藜已经布置好了，四周的寂静绷得极紧。便禁不住一遍一遍幻想：发生一点什么吧，突如其来，无论是什么，有一场常规之外的变故，毁坏掉那些严密的布置……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甚至连生病这样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只在栅栏和绷紧的寂静里匀速滑动。但是这天真的有事情发生，没有老师抱着试卷进来，两遍铃声响过了，依然没有，后来就听到说期末考试取消了，接着教室里就一片欢腾。我们拥出教室站在风里，像爱丽丝站在奇境里，天空飞舞着无数奇幻的物件，高压线呜呜有声，我们的衣襟也膨胀起来，风筝一样张开。
       这时木麻黄树上的喇叭就响了，声音在风里面站不住，听着是潮水般涌出来，即刻就忽悠吹散，一缕一缕尽是碎絮。这之后，喇叭就一直响，从早到晚日复一日不停歇地响，它不懈地灌到我耳朵里的词语连缀不起来，便闪闪烁烁铺在地上，构成幻境。
       一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排山倒海——汹涌澎湃——革命是暴动——万马齐喑的局面该结束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作敌人看待——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巴黎公社的子孙——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经风雨，见世面——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我们!——让革命的大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
       这时候如果有一支队伍，呐喊着前冲，去攻占巴士底狱，或者攻打冬宫，我想里面一定有我，就像《自由引领人民》当中那个追随女神的少年。但是没有，没有巴士底狱和冬宫，一切都是零散的，错乱的，用喇叭里的词语，是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也就是说，是茫昧的，无形的。然而，我身体里面飘荡的小火苗却是真实的。
       一群少年攻打到校长楼上。这是一座普通的三层楼房，然而却是整一个校园里权威和秩序的象征。校长室在最高一层，望上去的时候脖子有一点儿累，天光也有一点儿刺眼。校长已经不在那里了，代替校长的，是从更高处派来的叫做工作组的东西，现在这群浑身飘着小火苗的少年攻打的就是这个东西。
       他们在三楼的白墙上刷大字报：“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一个女学生站在同伴的肩上，再挥起沾了浆糊的扫帚，细瘦的胳膊起落之间，大字报就从屋顶挂下来，森然的白墙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黑字了。
       她跳下来的时候，工作组长恰好领着他的人，在属于他们的地盘上一字儿排开。那个女学生脖子刚直起来，就和工作组长的目光对上了。她也不躲，脖子直直的就那么立着，细细的十分好看。如果立夏在我们学校，我想这就是立夏了，立夏在三层楼上一定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三层楼上就乱起来，工作组高声地说“党”，学生们乱纷纷地说“我们”，工作组说共产党的天下是谁也翻不了的!学生们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压制革命的灭火筒!……少年人要成年人收起他们的权力，放下他们的威风，交出他们编结整理的“黑材料”，停止在校园里面抓“右派学生”……他们推搡起来，成年人竟会敌不过少年人，成年人的墙被冲开了，少年人径自冲进校长室去了。再接下去，他们从那个神秘的屋
       子里搬出来一些纸摞，接下去是哗哗的撕纸声音，三层楼上的过道就燃起火焰来。
       这就是那些黑材料吧，我想。
       楼道的外侧是通透的矮围栏，透过栏杆看到的火是一明一灭的，被切割过的。而楼上和楼下的吼声却搅成一片。
       风很大。
       风把火苗拽出围栏，当空一撒，一时我们所见的空中，就纷纷扬扬飘舞着星散的火焰。
       楼下的吼声陡然涨了，是海潮陡然立起来的声音。不知怎么一来，扔石头的事件就发生了。先是有一颗石子儿从人群里扔出来，砸在校长室的玻璃窗上，又一颗石子儿扔出来，砸在校园的铁门上，然后石子儿就接连不断地扔出来，向围墙扔，向灯柱扔，向带着火苗的纸片扔，向风中扔，或者这么说——向这个世界扔。具体的目标其实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扔了，是拔节的骨髂里面的响声，石子儿和空气摩擦的响声，是秩序井然的世界里什么东西破碎的响声。
       当然我也扔了。我不知道我是朝什么扔，这用不着想，因为我在人群里。
       这是一个少年人的世界。老师消失了，校长消失了，工作组也消失了。这是一个风的世界。外国的老神话说，风的形状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而在我们这里，风的形状是一个臂上张着旗帜的少年，这是过于巨大的旗帜拽着许多小身躯漫空舞动。
       不再有上课的铃声。
       我们在校道上玩掷沙包的游戏。先用手心手背的办法，把人分成两拨，一拨是掷的，一拨是被掷的。掷的人分立在场地的两头，做攻击手，被掷的立在他们中间，做活动靶子。沙包由场地这头掷过去，从那头掷过来，嗖嗖的，往复不已。被掷的就在场子里面不断奔跑，躲闪。当沙包在这头的人手里，要迅速退到那头，同时盯紧这头的动静；沙包到了那头，又迅速转身退到这头，以躲开那头的袭击。被掷中了，那叫做“死了”，这个“死了”的人就得退出游戏。如果被掷的有一个人足够机灵和幸运，不但自己不中弹，还能截获一个进攻中的沙包，那就是截获了一次生的机会，可以救还己方一个“死了”的人。但游戏的必然进程是被掷的一个一个“死”去，因为进攻的机会是无限的，逃生的机会再多，也是有限的。到被掷的～方“死”完了，～轮游戏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角色轮换，被掷的换到场地两头变成掷的，掷的换到中间变成被掷的。
       中学部的同学沿校道扎了长长的竹篾墙，他们在那里刷大字报。大字报是这样一种东西：自由地找一些白报纸，或者就用废报纸，写上许多墨字，然后自由地糊到墙上，供过往的人们自由观阅。这是我们熟悉的一种表达方式。它常常是一种同题作文，意思也是规定好了的，比如批判声讨“三家村”。像童话中的魔杖一点，它们便哗啦哗啦往墙上跑，文章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制造了一种声势。但这一回有些异样，魔杖的一点是把那些规定破了，变成了自由作文，这样的作文不用谁来批改，不用谁来准许，它自由贴到墙上，就是发表了。一个人可以向世界说话，一个无论怎样卑微的人。一个人以这样的方式向世界说话，一群人也以这样的方式向世界说话，说话，彼此的声音是一样大的。
       这种游戏比掷沙包要有趣得多。我羡慕那些会写大字的人，更羡慕那些会写大字报的人。我当然想向世界说话，但我不习惯自己的声音，可能我也还没长出声音。
       但是在校园里自由地跑来跑去是好的；不再怕老师点名，不再被老师罚站是好的；可以大声说话，而且可以用硬纸卷一个喇叭筒说话是好的；每天新刷出来的大字报那新鲜的墨色是好的；大字报新鲜的传闻、新鲜的激情、新鲜的旬式是好的；一个跟以往的夏天完全不同的夏天是好的；每天都可能有未知的事情发生是好的；一个纹丝不动的世界和一个狂风大作的世界相比，刮风还是好的。
       有了这些“好”，对“造反”、“革命”我还是缺乏想象力，它们在我这里，是一些金属一样的锂亮的声音，图像却是很滓蒙的，光在浑蒙里面～闪一闪，只映出浑蒙超出想象的巨大，没有更多的什么能让我看见。
       我就用这样的眼睛看着墙上不断涌出来的新鲜的墨字，比如说这么一篇——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很理解你们的特殊心情：你们被我们专政了，你们痛苦了，你们也想喊一声“造反”了。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我确认了“国家机器”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这对于我就是一个新词。起先我想象一列火车，正面开过来那种山摇地动的威势，那个看不见眼睛也看不见耳朵的黑铁巨物，那种震慑一切的吼声。在它的轨道上，任何生命都如同无物，它一往无前，从不在意它碾碎了什么，它碾过的一切它全都视而不见。后来我又想象一台冲床，从天而降横截道路的那一种，冲柱拉起来，露出饕餮一般饥饿的空洞，空洞吸力巨大，周边的物质都是晕的，旋涡似的往黑洞里倾倒，如同原料必然被喂进去，干钧冲柱闪电般往下一冲，发一声尖锐的巨响，一个中规中矩的齿轮就冲毕吐出来了。我舅父的一只手，就是在一秒钟内变成了一只血肉的齿轮……但是这些都似乎还小。我的想象力也还小，对太巨大的事物，我也无力去想。况且机器的巨大更可怕，它超乎生活本身，你永远不知道在那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又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结果是，“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这句话我来回读不懂，“国家机器”固然不懂，“我们”也不懂，最后连“反正”也不懂。
       风很大。辨不清是地面掀起的风还是天顶泻下的风。
       满世界都是门窗的摔撞声和破碎声。
       创世神话
       这个世界已经被创造过干百次了，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每一个时代也都以刨世神话开启。一团星光在人的梦中溅落进射，将梦扩张为万丈光芒，那光芒就淹没了一切时代，使又一个创世之神威赫赫诞生。
       然而神不堪孤独，神有足够的伟力排遗孤独，神乐于欣赏自己的伟力。因之呼风唤雨，制造圣光或制造洪水；因之抟土造人或引绳作人。于是人海潮涌，一浪一浪上涨，掀起如雷的欢呼声，向其朝觐。神需要这朝觐，人也需要这朝觐，朝觐是神的秩序和人的秩序，是天和地的通衢。天庭的神在朝觐之中降落，仆地的神在朝觐之中升起，于是山岳江海变乱，地震频仍。
       神创世是节庆。神倒地是节庆。朝觐是节庆。变乱也是节庆。
       我们是无神论者。在为我们崇高信仰而设的节庆里，置身漫无际涯的人海，我们向人民领袖挥舞着花束和彩带欢呼“万岁!”，表达感戴和景仰，领袖答以慷慨的挥手，说：“人民万岁!”我们就泪如泉涌，由衷地服膺这人民之神，服膺作为人民最高意志的主义。我们信仰人民。
       人民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以海洋的形态存在。无论从里面剔除多少个体，什么样的个体，它依然是密实的、不变的；无论岸上是洪灾还是荒旱，无论击打它的是沙尘暴还是陨石雨，海
       洋依然是恒在的。如一个永恒的物象，证明一个绝对真理。人民——人民领袖——人民。
       在一个被称为人民翻身做主的时日，我们打造了一个展示人民的容器。这是海洋的容器。它叫做天安门广场。我们的广场无与伦比，这是因为我们的人民无与伦比。为了建造这个人民的广场，整个旧世界都夷平了，我们的世界从此只有人民领袖和人民。一个理想国的大幕拉开，在人民之神的预设之中，将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理想国正剧在这里上演。
       十七年了，每一个中国儿童都是吮着这个橡皮奶嘴长大的，每一望见这红墙黄瓦，我们就有如望见圣地，望见天堂，便听见自己血脉里奔涌的潮声。此时，这个人民的广场十七岁了，人民也十七岁了，十七岁是青春期骚动，十七岁是去往圣地朝圣的年龄。一夜之间，一百万十七岁的少年汇聚在这个神圣的容器里，向神端起他们热气腾腾的生命。
       十七岁少年蓦地拥有了专为他们而设的盛大节庆，蓦地有了一个巨大的广场，专为承载他们丰盛的热情。十七岁少年心瓣张开，渴盼由革命和狂欢来填满。现在，有如神助一般，只一个红袖章，就改变了整个舞台布景，倏忽使他们成为一场革命的主要动力，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十七岁少年通过狂欢而进人历史，通过热情将革命变成狂欢。
       无论十七岁的心胆膨胀到什么样的程度，天安门广场的王者气象也是他所不能想象的，他瞬时就被慑服了，并且瞬时就被吞没了。他成了海洋中的一个水分子。无穷大的符号，无穷小的生命；无穷大的群体，无穷小的个人。没于汪洋之中的个体是没有意义的，他不可以呼吸，不可以看、听、嗅、触摸，更不可以想，假如你要挣扎，世界全是海的成涩，你根本没有去处。而一个全无个体知觉的水分子是自由的，幸福的，没有自体重量，也没有异质感，翩然随波浪翻涌，随大潮起落，沉浸于伟大的永远的奇境之中。
       十七岁少年汇聚于旷世的容器，一望之下是旷世的浩瀚，无边无沿。十七岁少年在翘首等待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一个属于神的时刻。那一时刻，神的呼吸将抚过他们的头顶，神的目光将镀在他们身上，令他们进入神话，熠熠生金如同小神。
       群星消隐。一个静场。整一个天空都扫清了，等待着太阳出世。
       神话里的太阳用两只船在天上航行，夜里乘的是死亡之舟，白昼乘的是百万年之舟。静场，是死亡之舟正在靠泊，太阳正跨过船舷，换乘上百万年之舟。
       云影红了，现出渗血一样的边缘，鲜浓地浸洇着；漫溢着。一个极其熟悉的主题旋律，从宫墙深处隆隆而起，从想象中的地平线上滚滚而来。一个渴盼大救星的主题，一个大救星降临的主题，以无数个世代积聚的虔诚，混沌，摇撼着，排山倒海，震耳欲聋。地壳持续颤动，遍地的焦灼不安如粘稠的熔岩也持续颤动。终于，一声巨响卷地而起，如冲腾的蘑菇云。天幕撕开，红日登临。
       人海翻沸起来，是地心的熔岩煨沸的，是太阳的光焰燎沸的。翻沸的人海制造出狂烈的声响，如海啸，将人心高高抛起，再将人心更高地抛起，裹挟一切，吞没一切。广场倏然映红了。是圣光自上而下普照着。光焰圣化了海洋，海洋圣化了光焰，相拥着融为一体。无神论者的太阳升起，吞没了众神。
       红城楼年复一年听取“万岁”的呼声，这呼声已经浸透了每一道瓦棱，每一线砖缝，成为它的墙基最稳固的支撑。这呼声一代一代承续，一代一代繁衍，一代一代浸入生灵，濡染生灵的颜色。面对威赫赫的至高的红城楼，人们还可能呼喊旁的什么呢?还可能记起旁的什么呢?即使所谓新时代的人们。只有惟一的言辞可以笼括忠忱、敬畏、感戴、崇仰，只有惟一的言辞可以抵达天庭。然而，今天，连红城楼都为“万岁”的狂涛动容了。它历经世代，还未见过如此壮阔的朝觐、如此炽烫的翻沸。那少年之海，那热血之海，一浪一浪掀动着“万岁”的呼啸，托举着百万年之舟巍然巡弋。
       一百万张少年的脸庞，一百万双少年的手臂。天和地是通红的。
       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红城楼上慢慢踱过。
       这是最后的创世神话，它隐喻着一个顶峰。这是神的顶峰，也是人类的顶峰。一个大神可以开创历史，更可以终结历史，历史是大神的身影在地上的行进。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伟人居高临下向少年们招手。那巨手拂过云层，拂过海面，以造人的神力，赐予他们灵魂。他们成人了!这是创世神话中泪雨纷飞的时刻。他们的成人不是因为断乳或分蘖，而是因为更紧密的贴近。神的巨手十分暄暖，支撑着他们，牵引着他们。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们为自体的浩瀚所迷醉，为浩瀚的幸福所迷醉。狂泻的激情，宛如上帝召唤的大洪水，席卷世界，也被世界所席卷。
       众生所以存在，是因为要迎候神的降临。世界所以存在，是因为太阳要投射他的光焰。
       一场众生与神合演的壮剧。
       一个创造太阳也创造大海的舞台。
       一百万双手臂摇曳的景色美丽动人，如连片成群的海洋生物的触须，柔软而单纯。在生命的特定季节，它们原该一起伸出去，张开，探测未知的世界，然而这些触须一下就触到了绝对真理，触到天的顶端。一百万双手举着一百万个红色的块状物，那里面标定了世界的惟一答案，全部答案。少年们举着红色答案欢呼跳跃，巨大的容器里翻沸的全是火焰。
       这是旷世的祭典。旷世的祭典需要旷世的牺牲。
       千百万决意献身的少年，已经在红的光焰和红的火焰之中沐浴了。在这样的时代，为神圣而献身是幸福的。
       玻璃雨
       校门已经关不住了，无论是木制的校门还是铁制的校门。冲出来的人流滚烫，周遭的一切都受热膨胀。按照革命的经典，滚烫的人流该是咆哮着冲向一个罪恶的象征物，一个统治者权力的象征物，也即一个旧世界的象征物，像巴士底狱，像总统府，像冬宫。攻占或捣毁一个巨型象征物的场景，是最激动人心的革命场景。
       然而这一场革命很有些两样，它有同样强大的捣毁的力量，却找不到什么巨型的象征物可供捣毁。滚烫的人流在大街上流来流去，使满城里酷热逼人，然而却目标不明。于是水流就向低洼地冲去了，即便它烫如岩浆，也缺乏向上喷发的力量，只是滚滚向低洼地冲去了。城中的低洼地零散而且卑小，那都是一些已被早前的革命捣毁了一次的东西，一些已被扫到角落里苟延残喘的东西，一些最没有抵抗能力的东西，与一场称为革命的戏剧全不成比例。
       我看见人流冲进一座教堂。事实上，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城里还有一座教堂，尽管只隔着几个街区，但它用花木把自己遮盖得很密实，也很背静。它是悄没声儿的，从来没在我的知觉里碰响一点儿动静。它是衰敝着的，寂寂然隔离在我们生活之外。它是埋葬在这个城里的，也可以说是隔离，也可以说是隐藏。
       
       人流冲到那里，还没等任何进攻的动作发生，几个英勇地攀爬花木栅栏的少年还没完成他们的姿势，大门就顺从地开了。人流一拥而入，看着是像电影里拥入冬宫的人群，然而没有任何对峙的力量，没有任何悬念，这一拥也就空空的没了意味。
       我是在这空空的一拥中看见了教堂的。我还没来得及看，突然变幻的光线罩住了我，也穿过了我，奇异莫测的那些光的路径，一下将我变成了透明的微尘。这个现实之外的穹隆，既高且深，对于我的视知觉，路径太繁，也太远。我想我可能是看了一眼那些玻璃彩窗的，也可能是玻璃彩窗编织过的光线看见了我，谁知道呢?那一瞬太短了。我没有看清彩窗上所绘的任何一个故事，我还没来得及猜想那里也可能有故事，受难或者得救，这些我全不懂。咣啷——有玻璃破碎了，接踵而来是四面八方的玻璃破碎声。
       我看见那些身着黄军装的少年，手执军训课用的木头枪，扑向彩绘玻璃，像是扑向神怪故事里的妖魔，姿态勇猛，手足间全是奋力扑杀所向无敌的快意。玻璃彩窗既高且大，奇异的光影更大，恍惚竟有了一些与巨物作战的效果。破坏是有乐趣的吧，尤其是当那里的故事你一无所知的时候，那些暴烈的破碎声，听起来都是你踏上这世界的强有力的脚步声。这些少年尽情地捣毁，把条凳和台案叠成小山，登上小山去捣毁。更高处的彩窗，是小山也不能至了，便有一个柬了宽皮带的少年，纵身跳到当间，掏出一把树权制的弹弓，后羿般张弓一射，当空就五彩缤纷，光闪闪撒开玻璃的雨点。
       随着雨点一阵一阵散落，穹隆之内的光色变幻很快。迷梦似的幽蓝和澄黄正载着人漂浮而起，突然被暴烈的白炽光断开，一棱一棱幽深的天国之光，在接连不断的爆炸声中断开。接着，枝形吊灯也在碎裂。一场玻璃雨狂泻过之后，那个既高且深的空间就自晃晃的，变成了一个一览无余的平面。
       一些穿白袍子的人在这个平面上走出来，无声无息地贴着墙根走，像一些贴在平面上的纸人儿。他们被驱赶出来，垂手站在阳光白炽的石台阶上，背后绝崖似的石壁那里，已经有火辣辣的标语刷好了——彻底扫荡封、资、修!打倒文化帝国主义!他们的对面，是一群臂缠红布袖章的少年。这些少年手里有木头枪、喇叭筒、铜头皮带、沾墨的扫帚。当空是不断喷射炎焰的太阳，地面是狂饮太阳的身躯正在疯长。而穿白袍子的人们是不断皱缩的，像已被翻晒多次的干果，连自己的重量也没有。因此，这一场扫荡是最接近游戏的扫荡。
       喇叭把少年的声音放得很大，他们要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潜伏的特务”交出暗藏的电台、炸药、机枪和无声手枪。这样一些由声音构成的名词，通过喇叭的放大，结结实实掷在地上，就成为毋庸置疑的实物，最生动地满足了我们对罪恶敌人的想象。一个白影子被提出来，他的头向两边摆动，稀稀落落的白发也向两边摆动，这时就有一支木头枪上前一捣，这个白影子顺势瘪下去，就软在地上。再一个白影子被提出来，重复的还是相同的动作，摆动，捣，瘪下去，软在地上。这就叫做顽抗吧?
       愤怒的少年再拥进石穹隆，用反特小说和电影教给的招式，去搜寻那些想象中必定存在的罪恶物品。
       壁立的书橱倒下去，一抱一抱的经书被卸到当间，墙壁的石料被木头枪一块一块敲过，地面的方砖也敲过了，有的还被翻撬起来，掏挖出一堆一堆沙石。钢琴被掀开，发出人的轰鸣，琴体里的弹簧一根一根被揪出来时，是一阵又一阵更人的轰鸣。
       一个人用木头枪在我臂上捣了一下，可能是因为那里没有该有的标志，所以捣了一下，问我手里捡了的是什么?并且说小孩不准在这里乱捡，谁批准你们进来乱捡?我认出她是跟我们一起掷过沙包的中学部学生，就张开手给她看。她说这是玛瑙吧?钻石?紫水晶?都交到那边勤务组去!我团起手往外面走，没有交，我知道它们不是那些东西，它们就是刚才倾盘而下的玻璃雨点。
       从外面仰脸看这石头建筑，一直一直仰上去，就觉得眩晕，禁不住慢慢往后倒。插在蓝天里的尖顶也在倒，先是巍巍的，迎面倾下来，待揉一揉眼睛，又颤颤的，向反面折过去。天空的蓝色因为蓝得空无一物，看着也是眩晕。
       石阶之上，那些白影子也在倒，恐怕也不是什么顽抗，只是在倒。但是，忽然却有一个直跪起来，脸仰上去，伸手向天。
       我看出这是一个女子，是这个殊异的肢体让我认出是一个女子。
       但是天上有什么呢?
       人们朝她怒喝。我很想听明白这怒喝是因为什么，但是声浪太凶，也太乱，我到底没明白什么。有一个攥了一把钢琴弹簧的，抡在手里呜呜地响，三两步跳到石阶上，呜呜地向她抽过去。接着人潮滚烫地拥起，她就没下去，看不见了。
       我倒退着往外走，攥着几颗晶亮的玻璃雨点。直到我退到厚厚的花墙之外，那个石头穹隆依然越出花墙，戳在我的视阈里面。
       我看见石头尖顶上出现两个小人，是会动的真的人，像挂在旗杆上的两条手帕，栗栗然飘动。但其实他们并不只是飘动，他们是在那里抡锤砸十字架，岌岌的险境衬得他们十分英勇。先前我以为那十字架很小，现在发现人在那里更小。那石料可能太硬，两个人不歇手地砸，还是砸了很久。这是那天人群里面最好看的人，我愿意相信这和捣玻璃抡弹簧的不是同一个人。更好看的是那个伸手向天的女子，那种美是玻璃的晶莹，也如玻璃样易碎，但是这一点我不会告诉别人。
       后来火就烧起来了，是从石穹隆里面烧起来的火。浓烟涌出没有玻璃的窗洞，无遮无拦向上升腾。这可能就是去往天国之路吧。关于天国，我只在一两个童话故事里听说过，因为太远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是不存在的。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一切为我们所不知道的世界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有什么必要去知道那些不存在的世界呢?更有什么必要惧怕呢?
       现在，天空云烟缭绕，那座石头建筑，真的是轻盈飞腾。
       上帝用什么净化世界
       我把砸教堂的事告诉立夏，立夏说，那天我们砸的是佛寺，我们倒搜出来一支手枪，还有好些银元。立秋说，手枪?他们拿手枪阻击你们吗?在你们背后放黑枪吗?立夏说，他们哪里敢?他们都在一边哆嗦呢，那是埋在墙根底下的，都锈住了，又没有子弹。立秋说，那么这枪就是没用的，就是有子弹也没用，有人冲到家里来，砸得稀里晔啦，它也不能保卫自己，那它还能干什么?它还能攻打天安门吗?立秋的结论是，没用的东西其实等于是不存在的，就像这些教堂啊寺庙啊，还有那些被抄家的官僚、地主、资本家啊，都被打倒过了，都是些已经作废的东西，待在那里也就是待在土里，一点点锈烂掉而已，它们还能怎么样?攻打这些只会在一边哆嗦的东西算不得英雄，哪能跟革命前辈的战斗相比?
       这的确不能相比。从前的战斗攻打的是强固的碉堡，它那么大，让人喘不过气来，它的可恶的大，令反抗者显得悲壮。但是现在的战斗，攻打的却是已经被打下来了的碉堡，它们已经失掉了权势和火力，废弃在一角，都干瘪了，萎缩得快
       要不存在了，它的卑下的小，使攻打者看上去不是在战斗，而是在施虐，在欺凌。
       但是手枪，虽然是锈死了的，还是让人联想到阴谋、罪恶，一支埋在墙根下的手枪，还是让人觉得会在墙根下暗暗发芽，生枝，长出更多更多的手枪。这样想着，那些抄砸的行动就有了必要性和正当性。再说革命本来就是一种崇高的信仰，一种崇高的信仰本来就是要净化世界的。信仰不仅召唤我们去奉献生命，更召唤我们去摧毁敌人。所谓敌人，就是任何与我们惟一的信仰相悖的东西，譬如那些佛，那些神，那些居然待在我们至高的信仰之外的人。虽然不能跟前辈的战斗相比，但滚烫的人群就是献身信仰的人群。为了共同的信仰，必须找到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只有找到共同的敌人，才能维系共同的信仰。
       这个信仰是红彤彤的，如炉中的钢水奔涌在世界上，把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熔炉，无论是什么杂质杂色遭遇上了，都会嗤地化为一股白烟，一股焦臭味，然后是无声无息的消失。
       梦芷不会想到她的父亲就是这样化为一股白烟的。
       梦芷和我一样填过许多履历表，入学填，入队填，参加少年儿童合唱团也填。梦芷的所有栏目都和我一样，性别女，年龄十一岁，民族汉，个人成分学生，籍贯，出生地，学校，班级……有一栏却不同，在家庭出身那里，我写的是“革命干部”，她写的“工商业者”。她写那一栏的时候把笔藏在她左手做成的防空洞里，不给我看。结果我还是看到了，因为老师派我做收表格的人。
       其时我不知道“工商业者”这几个字的意思，后来后来我才一点一点意识到，它跟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资本家”很接近，可能直接就等于那个词，不过梦芷忌讳那个我们熟悉的词，所以要用一个生词来替代。这个生词念起来语音比较含糊，于是感情色彩也比较平淡，这也是一个用自己的手指做的地洞，梦芷就躲在这样的洞里。
       红卫兵来抄梦芷家的时候，我正在跟梦芷说我的那些玻璃雨点。梦芷找出一个漂亮的小盒子，里面衬了象牙白色的绸子，把那些硬利的小颗粒一一摆进去，看着就真的成了宝石，惹得我们自己来回惊叹。梦芷的母亲在一旁说，上帝用雷和电净化世界，是呵，是呵，也用洪水，也用火……这时候，红卫兵就在楼下拍门。梦芷犹豫着要不要去开门，但门那么脆弱，一下就被踹开了。然后，门里就全是戴红袖章的人，两个执木头枪的把住门洞，门外也全是围观的人。
       梦芷是自动躲到门背后的，她的母亲也是，像是她们误入了别人的私宅而被别人的家犬吠住了一样。
       一切都进行得很快，还没等我想好是跟梦芷待在一起，还是跟门外围观的人待在一起，楼上就爆发出骇人的异响，接着梦芷的父亲就被拖下楼来。梦芷家的楼梯很陡，直直的一个窄条，容不得两个人并排。她的父亲不是不能走，只是走不了少年人所要的那样快，一个少年用一条抄出来的领带套住他的脖颈，使他的头下冲，脚急慌慌总是踏空，就这样被拖下来了。
       红卫兵和另外的人很容易区分，他们的标志自然是红色袖章，但更能显示他们地位的是洗旧了的军装，合不合身倒不要紧，加上宽皮带、解放鞋，更惊人的是那种校官皮鞋。有一些装备配不齐，便将铜头皮带束在白衬衫上，加一顶旧军帽，也很惹眼。
       有人解了宽皮带，硬硬地折在手中，指着梦芷的父亲的鼻子问“变天账”的问题，说，什么是房契?还念念不忘你失去的乐园么?还企图夺回被无产阶级没收的财产么?梦芷的父亲这时还小声辩解，说这幢房子政府并没有没收，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改造都没有没收，政府有政策的，这是政府按政策留给他家的私产。……他还没说完，身上就着了两皮带。什么叫私产!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私产!立时又有更多的皮带指向他的鼻子，乱纷纷喝道，还有这些什么外国公司的股票!都是剥削人民的罪证!你还指望你的帝国主义主子回来!你还梦想资本主义复辟I_…--梦芷的父亲来不及地向后闪他的鼻子，自然也就再来不及说。
       一双高跟鞋被掼到地当间，接着又是一双，仿佛是镶金扣的，一件绣花的翠青旗袍，又一件洋红的洒花旗袍，绸和缎我分不清楚，就是晃了眼，于是心也晃了。首饰盒子掼到地上，镜子如中了枪弹般裂开，叮叮当当散了～地的，是我看不过来更叫不出名目的东西。我非常震惊，血涌到头上，耳根很热。我去看梦芷，她显然比我更震惊，耳根、鼻翼，以及眼睛都是红的，既如一支火柱，又如一个眼见行刑的火柱正烧过来的人。
       臭资本家!一个清脆的声音说。
       人们都呼出一口气，喘了过来。没有一个人认为这骂声不对，这一地奢华，不就是明明白白的罪恶么。
       愤怒在人群中互相点燃，放大，突然有人发一声喊，人群便为一种情绪振动，一波剧烈于一波的振动，很快就放大成大于人群自身的愤怒之海，海倒过来推涌不能自已的人们。
       梦芷的父亲被推到街上。起先他被推到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站着，人们围着他喊叫。后来有人开来一辆无蓬小货车，他又被推到小货车上。他的模样迅速地变化。先是胸前挂上写了墨字的纸牌，并在墨字上打了红叉，再是半边头发被剃掉，变出一张怪物的脸，后来连这张脸也抹上墨汁。就是这样的一个头，还被许多手不断按着低下去。执木头枪的少年人把守在两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样子，小货车就缓缓开动起来，向满城的人展示这样子。
       我跟着车跑，梦芷也跟着车跑。我跑是因为我的脚着了魔，梦芷是着了另一种魔。我的魔比梦芷的力气更大，所以梦芷终于赶不上我。梦芷终于没有做完她母亲求她去做的——看看她父亲的下落。看到这个下落的是我。
       小货车在闹市的街上走，一路用喇叭筒制造愤怒的声音，这叫游街。开出一段，便停下来，不待召唤，片刻就聚起一团围观的人。梦芷的父亲因为站在车上，等于是站在一个流动的高台上，四周全无遮掩，很方便人们观看，这叫示众。于是喇叭简历数这个被示众者的罪行：资本家，变天账，洋奴，狡辩，抵赖，等等。这些罪行是渐次增加的，不知是车上的喇叭在加，还是围观的人群在加，后来就加到了反攻倒算，阴谋复辟，里通外国……寻找罪犯是人们喜爱的戏剧，人群聚在一起，总在期待戏剧的高潮。愤怒的口号声一浪紧接一浪往高处喷涌。愤怒喷涌起来仿佛是很快乐的，街市里一时翻沸的竟是节庆的气氛。
       这个流动的斗争台一站一站斗争下去，人越聚越多，以至扭结的人群互相阻碍，都看不清示众者了。于是人群变出一只高脚条凳，架在车上，将示众者更高地架上去。
       我看见下面的人跳起来喊叫，挥拳，企图攀到车上去。抽到梦芷父亲身上的有扫帚柄、鞋底、皮带、自行车链条。
       最后，梦芷的父亲就是从那只高脚凳上栽下来的。
       我那时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从人们的头顶看过去，我只看见他孤零零立在那里，在人群之上，他看起来是悬空的。他的头钩在胸前，剪剩下的半边头发搭在胸前的硬纸牌上，偶尔在他的打过红叉的名字上扫一扫。那时的声浪是看
       得见的，空气的振动也是看得见的，他在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之上悬着，像一只人形风筝，头重脚轻晃了一晃，冷不防就栽了下去。从人群炸开的样子，我想他是直接栽到了地上，而不是小货车上。他最终的下落是梦芷许多年以后告诉我的：那一日正是她父亲死亡的日子，死因是脑溢血。
       整一个城都在声浪里晃动。
       为了向一个红彤彤的信仰靠近，我们走过不少路，从生下来就直奔这个信仰。听话。守纪律，做好事，写红色日记，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做一颗螺丝钉和捡～颗螺丝钉。捡一颗螺丝钉交上去，做一颗螺丝钉更是为了把自己交上去……这些都还不够，相对信仰的伟大来说不够，相对自己内心的热度来说也不够。现在，我们汇入了寻找罪犯的洪流，这是奔向信仰的必由之路。上帝要淹没令他恼怒的世界，我们便是洪水，冲决一切，荡涤一切，也洗刷我们自己。这叫做革命的洗礼。
       大街小巷，平板三轮欢乐地蹬来蹬去，间或也有卡车加入进来，忙不迭拉走抄家物质，这些革命的战利品。只需站在街头看这些车，就可以看见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有害赃物：钢琴、席梦思、镂花橱屉、尖头皮鞋、首饰、西服、旗袍、香炉、高脚杯、金丝眼镜……这些与我们的信仰相悖的东西，从各式各样的民宅里被抄出来，或者说被清除出来，拉走。
       还有书。实际上根本已经无法分辨是什么书了，世上竟有那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书，实在令我震惊!但其实也不必分辨，只需认出我们所知的那个种类就足够了，只需一只红色的诺亚方舟就足够了。拯救世界的全部希望，只在一只红色的诺亚方舟。
       梦芷的母亲说，上帝用雷和电净化世界，也用洪水地用火……那就是说，雷电、洪水、火，都是上帝的兵器，是用于维护至高权力的，它们暴烈的破坏，都缘于上帝更高的秩序。这是圣物，雷电、洪水、火，圣物奔泻的路上，没有路障，只有来自天庭的鼓舞的风声。
       焚书的火犹如节庆的焰火。这样的焰火在人类的史籍上其实已经反复记录过了，只是这些记录也被后人抛进了火里，所以我们无从得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自己的焰火面前唱：扫荡一切封资修旧文化，开创无产阶级新文化的纪元!
       剥　落
       那副著名的对联叫“鬼见愁”。我初听到时以为是某个绝崖的名字，或某种凶器的名字，周遭寒光凌厉，血雨腥风。我没想到只一夜之间，城里就处处裂出绝崖，处处飞来飞去的都是凶器了。
       小禾说，一个时代总需要自己的哲学家为其立论，哪怕是一个对过往文明不屑一顾，随手付之一炬的时代，哪怕是一个以史无前例自许的时代。
       立夏说，立论做什么，难道我们的时代还会站不住脚吗!
       立夏说的对，我们这个时代用不着什么哲学家，再说也不存在什么哲学家了。这个时代已经消灭了个人，“成名成家”也早就被批倒批臭了，哲学家当然一样。如果它有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就是一个群体，一个阶级，它的哲学立论就是一个阶级镇压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
       那副著名的对联就是这样一个暴力行动——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
       哲学总是由这论那论构成的，这是血统论。它根本不需要那些繁琐的推演，也用不着那么多废话堆成厚厚的书，它需要的是颜色鲜明，绝对鲜明。只要绝对，一切问题都简单了，这就是全部立论和结论。它的作者是匿名的，然而它比所有其他的“论”都要著名，有力量，它统治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和精神。
       早前我们看过一个电影，于是许多少年热衷于飞刀，我害怕飞刀，所以我觉得那是恐怖电影。但其实就是没有飞刀，石头总是到处都有的，我也扔过石头。如果说现在的这个“鬼见愁”也是少年人向世界扔石头，那就是一群占据了碉楼的人向下面扔石头，下面的人特别惨，他们不仅无力还击，连躲也不能。
       立夏的学校是一所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的学校，那里本来就是一座高起的碉楼，往外飞刀或扔石头都很方便。他们在里面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那就不像外面的孩子只是唱唱而已。这也是立夏率先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原因。“鬼见愁”这件凶器，便是这个矢志继承父兄的群体打制的。他们的炉火烧得通红，总得为伯己打制些什么，他们不在乎手艺的粗鄙，他们就是喜欢粗鄙。
       但是立夏跳到台上说：我持不同意见。
       起先立夏可能仅仅是对粗鄙持不同意见，她完全没有想到，持不同意见必须是一件彻底的事情，更必须是一件英勇悲壮的事情。
       立夏的不同意见是以大字报的形式发表的。她在台上什么都没来得及说，雷霆就摔下来，砸下来，隆隆隆将她吞没。她说就像在梦中跟人争辩，在梦中叫喊，她拼命用力，可是发不出声音。喉咙里全塞着话，手足也急，却就是没有声音。他们的声音太大了，她想用自己的声音推开他们的声音，可是她自己也听不见自己的声音。她没想到自己是这样孤立。她说她一个人往墙上贴大字报的时候，很有一点儿风萧萧兮的意思。
       立夏的大字报其实大都是那些肥硕的大词，机器裁过的，一个一个都很标准。她说她不同意特权，不同意特殊化，不同意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不同意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不同意“骄娇二气”，不同意“自来红”思想，不同意血统论。立夏焦心的是接班人如何成长，这和领袖焦心的接班人如何培养是同一件事。这就像我们玩耍的一副积木，就那么几个木头方块，就那么几个大词，拼来拼去，摆来摆去，就算你执意不按图样摆，你要把它们摆得新奇险峻，到底离开原盒配给你的图样不会太远。立夏的意见也很简单，她认为那个老子儿子的句子太粗鄙，有违那些大词的标准。然而不那么简单的是，她把老子儿子和那些大词拼来拼去，却拼出一道裂隙，像一条风道，那里总得摆一件什么，她在那星摆的是一个自己似熟似生的词，叫做平等。
       立夏贴好了她的大字报，转过身便发现已经没有退路了。一个人群把她堵在当地，全都是黄军装黄军帽大红袖章的人。立夏说他们堵在那里像很厚的高墙，把空气都挡住了，她一时都感觉缺氧。
       一个声音喝问，你什么出身?
       立夏怯了一怯，方想起来自己不应该怯，她也把双手搁到腰间的宽皮带上，让肩膀立起来，让她的大红袖章展开，她有什么可怯的呢。
       他们说，革命干部?哪一级干部?什么军衔?什么资历?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吧!
       立夏说她那一刻才恍然明白，她自己写在纸上的那个“平等”多么重要，它缩在小小的缝隙里，实际上那才是她应该表达的意思。
       接下来就是唇枪舌剑。
       立夏说，他们那种眼神真可怕，像随时会飞出刀子，冷酷，狂热，凶狠。可以想象立夏处境的艰险。她使的是一把尚未打造好的剑，而且以她实在有限的材料，怕也是打造不好的了。她一个人，这不是难点。难点是她把对方当辩论的对手，而成群的对手却是把她当做敌人。她用的是常识，对手用的是
       仇恨。仇恨很利，常识很钝，并且本来就残缺不全。仇恨可以乱矢齐发，而常识不能。
       我想起我梦中见过的那个怪异的立夏，她举着肩上的膜翅行走，像举着盾，膜翅很大，但很薄，膜翅本来是用来乘风起飞的，它不能飞，却是在风里拦阻风，结果被风吹破，一条一缕。
       立夏还在被围捕之中，顾不上我说梦，她说她寸步不让，要守住自己的观点就得寸步不让，有人就动了手，上来撕她的袖章，指她是叛徒，是阶级异己分子。她说到她没能护住自己的袖章的时候，几乎哭了。
       立夏的大字报被人涂上许多脏话，红的蓝的黄的黑的，什么都有。
       后来立夏的大字报就被撕掉了，不许说话的办法总是比说话的办法要多一点。
       于是立夏再写，再贴，再辩论，再遭围攻。她守在自己的大字报前面，倒真是个卫兵的样子。每当有人来撕，或者拿他们的大字报来覆盖她的，她就张开双臂护住，阻挡他们。
       立秋两臂张开贴在墙上，说，是这样张开吗?像巴黎公社社员墙那个女子?
       立夏说是。
       我想那样的立夏一定很动人。
       立秋说，没有人支持你吗?
       立夏说有，但是她宁愿没有。有一次辩论时一个人站到她这边要说话，周围的人就喝问他是什么出身，他说出身由不得自己，那些人就说他一定是狗崽子，一下把他推到墙角，就用木头刺杀枪来捅，枪头捅到人身上的声音太恐怖了，那人的惨叫更恐怖。那枪本来是用来练习捅稻草人的，他们竟把人不当人，如果那枪上了真刺刀，他们也真的敢捅?说不定，从来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呢?这就是红色恐怖吧!
       我说，他们也会捅你吗?
       立夏说，我是红五类。只是去挡开他们的枪时，捎带挨了几下，幸亏我也是好出身。
       但立夏的大字报还是被撕掉了，那面墙干脆被刷上了顶天立地的大红漆字：自来红们站起来!两边是：不许覆盖!那面墙立夏再也不能用了。
       立夏和立秋时常争吵。立秋喜欢花裙子，立夏不要；立秋喜欢在笔记本上画白雪公主和豌豆公主：立夏不要；立秋喜欢收集糖纸，还会把玻璃糖纸扎成花，叫金纸花，立夏更不要；立秋不考立夏的学校，立夏说你到那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警惕“白专道路”的危险，立秋说你们学校每星期六下午那么多小车排在门口，都是接谁的，你才要警惕被车轧死的危险。就是说起她们都在场的那幕激动人心的神话，立夏感动于那个魁伟的身影，感动于那些不知名的同伴热腾腾将她从人海中举起，帮助她看见那身影；而立秋说的却是事后广场上遍地的鞋子，她的脚都被踩肿了，两只脚上都没了鞋子。
       这一次她们没有吵。
       立秋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会刻蜡板吗?你不是还有蜡纸吗?我就不信他们还能吃掉你。
       立夏就去把蜡板翻出来了。
       立夏要在题头画一支枪，立秋说枪不好看，不如画一支蓟，刺横生的那种。后来立夏在那里印的是两行美术字：“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男一部分人民。”她把这个叫做“最高指示”。
       她们一起把蜡纸铺在木板上，一端用硬纸条压实，用图钉固定，另一端折叠一下，折人一把学生木尺，用铁夹子夹好，抻平，这就是一个起落自由的字模版。调匀了油墨，沥在蜡纸顶端，用木刮子压紧了一刮，下面的纸页就印出字来。不多时，竟然就有了一摞传单。
       从此以后，立夏时常要被迫应付一个问题：她何以要反对血统论?难道她是血统论的受害者吗?立夏对此是不屑答的，她说难道这会是一个问题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我不大知道自己血统里的事，我想立夏也不大知道。
       那摞传单让我想起电影里的革命，我要立夏让我跟她去贴传单，立秋说你会被人踩死的，我不信。
       我至今记得立夏用自行车载了我去贴传单的夜晚。夏天的气味从青草和路树那里飘过来，也从立夏的肩胛和头发那里飘过来，自行车在简陋的路面弹起，落下，碾过一块临时铺在沟壑上的钢板时，发出铿锵的轰响，听上去很深。那时天空也还遥远，也还干净，可以一直望向远天，我还看见一颗粹白的流星。
       立夏用排笔往墙壁上刷两道浆糊，我够不到她刷的地方，只是把那摞传单抱在怀里，等她转回来，按顺序一张一张递给她去贴，然后站在那里想象林红和林道静。每贴完一处，周遭就聚起一些人。一时人聚得多了，我们被堵得没有出去的路，立夏就站到自行车架子上，拿起余下的传单扬手一撒。那些纸片飘飘扬扬，是最经典的革命图像，让我尤其感奋的是，这图像中的女学生是孤身一人。
       但立夏并不喜欢孤身一人，她的传单署名是“红卫兵——星星之火造反团”，这样可能使她感到自己比较强大。她把这些字印在红布上，给自己制作了另一只红袖章，我看着跟被撕去的那只一样，但立夏说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她说她是从那里反出来了!
       反出来就是叛徒么?
       小禾说这叫剥落。
       一片明瓦
       关于巴黎公社，小禾有许多幻想。
       如果说我们居住的时代曾经有过一页窗，那么遥远的巴黎公社就是这页窗。这时代是一所简陋的房子，为了防暑，为了御寒，为了把季节挡在外面，它取消了窗。这符合一个宏大的设计思想，也符合一个古老的洞穴信仰。房子里面是自足的，自造的草木，自造的风云，自造的峰群和蚁群，连空气都可以自己制造，门窗自然也就是多余的事情。然而我们的领袖是一位浪馒主义诗人，诗人的手指在屋瓦上行走，便在屋瓦那里随手点种下诗，于是人们意外地得到一片明瓦，穿过明瓦直插而下的，是一条陌生的光线。
       这片明瓦在小禾身上唤起的东西太多，或者说，小禾身上有太多的东西需要照亮。小禾的眼睛沿着这条光线上行，恍惚以为这是一柄长剑，劈开沉闷的现实，两侧溅出火星。
       巴黎是自由之城。1871年的巴黎是比1789年的巴黎更明亮的自由之城。因为这是我们惟一可以看见的自由之城。
       帝国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
       巴黎斩断了把法兰西束缚在地上的干百条绳索，斩断了把人与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罪恶蟒蛇。巴黎是一股平地而腾起的火柱，挣脱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在她自己的火翼鼓荡的风中，欢快自由地呼吸着。
       那是工人的巴黎，革命的巴黎，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的巴黎。
       传奇的巴黎最为人惊羡的传奇是打碎国家机器。从前的造反者打碎的只是执掌国家机器的人，夺取的是国家机器，从而取代旧的权力者而成为新的权力者，然而公社的巴黎人夺取了国家机器的瞬间，就赫然将它掼到地上，抚掌等待那钢铁巨物发出瓷器破碎的脆响。这些心怀理想的人，这些寻求解放的人，这些因为无权而通体透明的人。他们崇仰的是他们自身的透明，他们用他们透明的信仰打碎污垢经年的国家迷信。
       自由是他们的理想，平等是他们的理想，因此每一个人的政治权利是他们的理想，全体人民都行使选举权是他们的理想。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即进行选举!”
       
       “你们把捍卫巴黎和保护你们的权利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任务已经成为过去了。你们立即进行公社的选举吧!”
       这是革命者的宣言。革命者刚刚夺取了政权，就立即号召人民的普选。一个政权刚刚诞生，就立即准备自己的解散。这些纯粹的人，他们不愿意让罪恶的权力腐蚀自己的手，就把那东西摔碎在巴黎的大街上，随之也把全部特殊利益摔碎在大街上，他们在满是碎片的巴黎的大街上，用他们理想的纯火建一座自由之城。这座自由之城的第一标志是以选票代替枪杆，这座城用选票播下第一把自由的种子。
       面临旧世界重重围困的公社，将她的宣言升上巴黎的天空，如果胜利了就是她的纲领，如果失败了就是她的遗嘱。那片挥写着纲领或遗嘱的天空是乌托邦的天空，其激情令人神往，其悲怆也令人神往。然而它太遥远，与其说我们是透过一片明瓦看见那天空，不如说我们是借助一片明瓦想象那天空。
       小禾想象巴黎的黎明像理想国的黎明，一束松明子点燃了，又一束松明子点燃了，黎明的浩气向上蒸腾，自由的火焰也向上蒸腾。往古的思想家在无限的天字中，像星星那样思想，当下的思想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像松明子那样思想。或许有烟云会穿过思想，但没有墙和黑瓦阻断思想。
       小禾想象巴黎的行人像太阳城的行人，阳光平等地照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没有阴影。人们尊重的是美德和劳动，而不是头衔和血统。巴黎的平等是每个人权利的平等，是公社的原则首先保障的平等。所有特权都被打碎，任何压迫都不再能滋生。
       小禾想象巴黎的广场像希腊的广场，八方畅达，四面开放，自由的风卷地而起，吹开巴黎的每一页门窗。人们带着各自的主张汇聚到广场，如同随意地穿着各色衣装。广场的中央没有城楼，没有灯塔，也没有罗马柱。这是一个全体公民用于讨论和表决公共事务的地方，不是朝觐或欢呼统治者的地方。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土墩子就够了。一个公职人员站在那里，是为了向全体公民报告他任内的工作；一个普通公民站在那里，是为了询问或者批评他们的社会公仆，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串说自己的主张。时而广场上也会手臂林立，但那不是为了把一个神举到众人头上，而是为了表决：宣战或者媾和，质疑或者信任，任命或者罢免…”为一切公共事务，举的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意向。而天宇恢廓，星月如华灯初上。
       即使是失败的巴黎也符合小禾对悲壮的想象。一群在绝望中英勇坚守的战士；万千在弹雨中投票的公民；那些知道胜利极其渺茫，却决意牺牲自己去为未来播种的革命者……那面临最后时刻的庄严的人——
       他说：“是的，我憎恶现在的社会。”
       他说：“我不会跪下。我勇敢地战斗过，我有权利死时拥有一个人的尊严。”
       他说：“我希望别的民族也和法国一样获得自由。”
       他说：“人类万岁!”
       理想国不是空的。每一个理想国都在人们心中培育人类解放、社会公正的美好希望；每一个理想国都唤起一种向上的开拓的精神；每一个理想国都是一把烈火，表达人们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否定；每一个理想国都是一颗不能抵达的星辰，在高远的天空，以其明纯的光耀诱引我们。
       巴黎公社是一颗星，而且是我们仅有的一片明瓦上，所能望见的惟一的流星。即便稍纵即逝，这也够了，它至少已经告诉我们，更大的世界是存在的，与我们现实生存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是存在的，光是存在的，远方是存在的。正因为它稍纵即逝，所以它格外引人遐想。它生成的地方引人遐想，它坠落的地方也引人遐想。
       一次又一次革命垒叠起来的巴黎，是隔离在黑夜深处的，我们永远望不见的，天穹的漏孔只孤零零滴漏出这一颗流星。然而它在我们的明瓦上一擦而过的时候，溅起的光芒却神奇而且炽盛。
       小禾是被点燃了的。
       老马克思说：“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乌托邦，在一个闭锁的世界里，都同样使人骚动。老马克思所言的确不错：哪怕它是海市蜃楼，也足以使他们铤而走险地为之奋斗了。老马克思的确是深谙革命之人。
       沿着那条光线向上走的小禾，是在走向一颗天外的星辰，他最终要被坚硬的物质挡住。一片明瓦虽然能透进星光，然而终究不是通往天空的出口。如向光的生物扑向幻视中的奇迹，这是小禾的命运。
       坍　塌
       认识路露是因为糖纸。其实我们很少能吃上糖，但我们喜欢收集糖纸。糖纸的色彩太漂亮了，看上去就是甜的。比较常见的是普通的蜡纸，这种纸包的糖我是吃过，但它们的花色不过是土布的花色，没有什么收集价值。我们喜欢的是包高级糖果的玻璃纸，它们像玻璃一样透明，在那里可以见到童话中才有的事物，大白兔、树熊、蘑菇房、水钻石、自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把这样的糖纸蒙在眼睛上，看到的就是金黄银红的童话世界，连窄巷里最僵硬的水泥门柱，也变成甜的。这种糖纸在我们的语言里叫做金纸。金纸可以用水洗，捡回来泡在水里，用手捋一捋，必要的话用肥皂捋一捋，之后，把它贴到窗玻璃上，抹平，晾干了，揭下来，它就如熨过一样崭新。有一些色彩和图案收得多了，就挑出来，配着颜色扎成蝴蝶，花、折成小鹿小马。就是一些残缺的碎片，用剪子剪成米粒大小的细屑，装进一个带镜片的纸筒，那就是万花筒，那里的炫丽和奇妙，实在令人吃惊。
       路露的糖纸最漂亮，她用一摞黄封皮的书夹着，随手抽出一本放到窗台上翻，一本还没翻完，我们都没声儿了。就觉得窗台里面的路露是个公主，窗子里面的桌子椅子都是奶油巧克力做的，床上铺了十二条褥子，褥子下面有一颗豌豆，公主说，有个什么东西硌着她，一夜都睡不着，难受极了。路露的脸上和衣褶里，都是这种被硌着的神情。
       但是有一天，路露的窗台被大字报封住了，她家的小黄楼和庭院的黄围墙也被封住了，大字报把楼包裹起来，做成一个没有出口的城堡，城堡外面站一根柱子，拴马桩似的，那是她们家的卫兵。
       揪斗路露父亲的人开来了，中学红卫兵，大学红卫兵，穿劳动布工装的，穿卡其布干部服的，浩浩荡荡，一路是很大的动静。
       城堡失了往日的威风，人们愤怒的口号一轰，它就像中了弹，瑟瑟地抖，变矮小了。那个卫兵变得更小，他除了笔直地站着，竟什么也没做，被摇了几摇，就消失了。人们接着进攻城堡。擂鼓的，呐喊的，砸门的，纷至沓来奔走相告的，十分鼓舞和起劲。从门里出来的是路露的三个哥哥：路雷、路霆、路震，他们一色的黄呢子军装，校官皮鞋，铜头皮带，宽抵半尺的红绸子袖章，这种袖章使进攻者臂上的红布相形失色。他们出现的时候，进攻的人群似乎闪了一闪，但很快又攒聚起来，齐齐弄出一些响声，人群便踏着响声齐齐冲入门洞。倒把三个骁勇的阻击手冲得贴到了壁上，把他们在壁上嘶吼的响声压得不再是响声。
       路露的三个哥哥我见过一个，我看见他是在
       梦芷家里，他用一条领带将梦芷的父亲拖下楼梯。那时他身手敏捷，楼梯在他的脚下太缓，太窄，太不过瘾，他一步总能量出去两三阶，最后一下还是四级连跳，看上去便是所向无敌，十分轻快。另外两个大的更是赫赫有名，据说城里那个横扫黑五类的“雷霆行动”，便是由他们发起并且命名的。
       然而今天他们竞然贴在壁上，这太奇怪了。他们抽出铜头皮带挥舞，但有更多的皮带也向他们挥舞，尽管这些皮带宽窄不一，比较寒碜。然后，他们的父亲被挥舞的皮带押出来了。此时周遭猝然一静，我听到城堡里响起凄厉的哭声，那是路露的哭声。
       这个城堡似的父亲，这个城堡一样神秘、庄严、庞大、牢固的人，竟然也会用两只脚在平地上走动，就像城堡会用两只脚走路，看着真是奇怪。他身躯庞大，满面高光，两只手虽然被人反扭着，却扭不到背后，张在两边更显得庞大。他的走动看来是大的事情，倒弄得满地里乱腾腾的，都是跌跌扑扑的人声。
       人们把这个庞大的身躯弄上卡车，这动用了好多人，也用去了好多时间，但这时的人们热情高涨，是不气馁的，所以终于也弄妥了。人们给这个庞大的身躯挂上大纸牌，纸牌上照例是打了红叉的墨字，卡车鸣起喇叭，呜呜哇哇地动了。
       出了两重门岗，转上城里最阔的马路，城里便也呜呜哇哇地动了。
       这条马路从前是走游行队伍的，在每年盛大的节日里，长长的游行队伍簇拥着彩车，彩车装饰着各色伟大成就，万紫干红有如神话，就从这里轰隆隆流淌过去。路东的英雄广场一定搭起主席台，用红布和红地毯包裹好了，像红城楼浮在花海旗海之上，十分隆重。路露的父亲在主席台上观看游行，向游行队伍挥手，路露的父亲是这个城的领导人。
       现在，是蜂拥而出的人们在观看这个领导人。人们从大街小巷奔泻而下，汇成翻沸的河流，河流越来越长，河面越来越阔。后来的人们不知道前面的卡车有什么故事，但见人们欢腾着，便也欢腾着投入，期待着热闹的发生。卡车通过了英雄广场，转弯撇下广场，插入了大体育场。大体育场里已经盛满了人，但是人们是水，可以从任何孔缝里冲进去，直到起浪，水面沸腾。
       我没能进去，好容易抱住一个灯柱站住了，没被冲倒。我听到里面沸腾的人声。灯柱一抖，我也一抖，原来电喇叭架在灯柱上，它呜地振荡起来，就惊得晚秋的叶子噗噜噜落了，满城里都在起风。
       盛大我是见过不少，但如此盛大的声讨我还没见过，何况是声讨一个从来是指挥盛大，在盛大之上挥手致意的人。现在，这个人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也就是把持权力，欺压人民，与最高领袖不在一条道上的人。
       体育场从前是操演军队的校场，操演过军阀，操演过国民革命军，也操演过共产起义军。它的背后是从前杀人的地方，也叫刑场。据说从前它在城门外，砍下的人头正好可以就近挂上城门，供过往的人们观赏，也供操演的军队观赏。现在它是人民的了。城长大了，越过了城墙，也越过了校场和刑场，它们也就在城里了。我们的时代需要每座城都有一个表现人民的广场，我们的城没有天安门广场，我们就把这里建设成操演人民的广场。
       场外的一条长街没有民居，没有商店，只有高而且长的围墙。现在这墙刷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巨大的问号，巨大的惊叹号，巨大的红叉，看着是铿铿锵锵。更热闹的是那些散发红卫兵小报的，有的是卖，有的是站到一个高处上撒，一时满街是飘飘扬扬，比节日里放气球和放鸽子更令人欢欣。
       小报给了路露的父亲男～个名字，叫“南霸天”，因为先前有一个电影用一个恶霸解释过这个名字，所以现在就完全用不着解释。
       南霸天罪恶累累。他投机革命：，蜕化变质，欺上瞒下，阳奉阴违。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制造白色恐怖，镇压群众革命，大抓右派学生。他阴谋对抗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耍丢卒保车把戏，抛出一些不掌实权的干部去吸引火力，企图蒙混过关，浑水摸鱼。他生活糜烂，腐化堕落，比剥削阶级更剥削阶级。
       南霸天是暗藏的敌人。他为了邀功请赏，曾经平地里信口大放粮食卫星。他亲自操刀在报上鼓吹，说粮食可以无限增产，只要领导英明，积极大胆，就可以不断创造空前奇迹，所谓“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右倾保守主义思想，必须狠批。他指使一些科学家出来论证，说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麦的产量甚至可以达到每亩四万斤。而在他领导的地面上，太阳光能更要充足，粮食亩产已经成功达到四万斤，五万斤，十万斤，以至二十万斤。
       南霸天一手遮天，他说了二十万斤就是二十万斤，你没有，你就是右倾，瞒产，私藏粮食，贪污破坏。你“有粮不交”，“不缺喊缺”，你就要被斗争，被捆绑，吊打，游街示众。
       南霸天把粮食都征光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统统征光了，搜光了，征粮的指标还是没有完成，上千万农民沦为饥民，上千万土地也没法下种。人们挖野菜熬冬，吃榆树皮、梧桐树皮、草根、绿豆壳磨的粉、观音土、墙土、死畜、死鼠，甚至在夜里扒开浮土，分吃白天刚刚埋葬的人。一村连着一村尽是浮肿病，农民饿死了，有的一家数口无一幸存，有的村子人迹断绝，埋尸体都找不到人。
       南霸天狼心狗肺，说形势大好嘛，什么死人不死人的，那是造谣惑众。不但不许打开囤满的粮库救济饥民，还下令批斗逮捕那些宰杀分食牲畜的农民和村干部。一个农妇不忍看孩子饿死，偷掰生产队一个青玉米，那就是盗窃国家财产，破坏社会主义的重罪。抓起来毒打，绑在村头的树桩上，用冷水当头淋下去，从头到脚就结一层冰，再淋，冰上再结一层冰。
       南霸天欺骗中央，为了维护自己的谎言，捞取个人的政治资本，还派人去邮局检查信件，扣压销毁群众给中央的上告信，追查迫害写信的人，又派民兵把守地界上的路口，堵截那些出外讨饭的人们。把一个省封锁成一个独立王国，那王国里活活饿死上百万人。
       南霸天血债没偿，还换一个地方升了官。
       南霸天说左倾总比右倾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给中央检讨一下就行了，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很难说，不能查，查下去会越查越乱。
       南霸天……
       南霸天的事情我越看越乱，也就不敢再看。上百万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它已经让我懵了。我在纸上由右至左画一些圈，企图理解这个数字，但我还是不能理解。
       我去问路露，一百万是什么意思?假如他们站在一起，是不是能把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都挤满?
       路露哭了。
       我说，那时你吃糖吗?吃巧克力吗?你真的看见过人吃人吗?看见过那个偷掰青苞米的农妇被浇成冰棍吗?那些都是真的吗?
       路露哭得更晌了。
       我说，哭是因为什么?是气恼我吗?还是气恼你父亲?
       路露不答理我，只是哭，我想等她哭完，但她就是哭不完。
       我把我在小报上看到的恐怖故事告诉母亲，
       我期待她愤怒地哼一声，说不要相信，那是谣言。但是她并没有哼。我从屋里跟她到屋外，从屋外跟她到厨房，帮她洗菜淘米。淘米水白花花流入水槽，母亲吸着气说，那个时候能喝上这么白的米汤就好了，那个时候谁舍得淘米?我把锅坐到炉子上，问母亲是不是真见过死人。母亲说那个时候我们省里要好一点。我伺她好一点是什么意思，母亲曾经下过乡，是不是她去的乡下好一点?母亲说她下乡是后来了，那是另一场运动，要恢复农村的生产。我问她恢复是什么意思。母亲说农民不愿下田了，因为做与不做都一样，因为没有裤子穿，恢复就是动员农民下田劳动。早晨天不亮，先敲了钟，干部就开始一家一家敲门，钟敲到三遍，再到五遍，巴巴地等着，没有人出来，这样就要挨家挨户去动员，农民真是没有力气走路，拖出一把锄，拄着也大半是当拐棍用。这样动员到接近晌午，可以动员出来几个人，方才慢慢拖到田里去。恢复就是抱一只公鸡，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看哪个村子有秘密藏起来的母鸡，给它们配种。那是整个公社剩下的惟一一只公鸡，公社干部没有钟表，才留下它来打鸣。一个几千人的大村子，三年没有孵过一窝小鸡，三年也没有一个婴儿出世，妇女走路都手捂肚子，这么屈着，因为太瘦，子官脱垂。我想我的声音一定更小了，但母亲还是听见了我的追问，她说，我们干部是有粮票的，交到大队食堂里，在食堂打饭吃。用一个小盆般的碗，打一碗叫粥的东西，也就是一盆清水，水底沉着几粒煮烂的米，有时有几截番薯藤。先把一盆清水喝下去，那就是饱了，然后慢慢享受碗底的米粒。最享受的事情是去公社开会，到那里可以吃上一碗有菜叶子番薯叶子拌在一起的蒸饭，按各人的定量给，当然干部才有定量，农民没有，那开的是干部会，去公社要走二十里路，但没一个人不争着去。我问母亲得过浮肿病吗?母亲说得过，得了浮肿病，可以凭医生证明配给五斤糠，而农民得了浮肿病，就抬到一个棚子里，用一种草药来熏，命大的就熏好了，熏不好的就留在那里，等人抬出去。我说那么死人的事呢?真的饿死过很多人?母亲停住了，木了脸说，小孩子知道什么，你不要出去乱讲!
       我没有乱讲，其实我已经不会讲了，我觉得一个城堡轰然坍塌下来，一座城轰然坍塌下来，我不知所措。
       现在我相信的确存在一条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门外的人与门里的人
       夺权，这在无权者的梦想里天然合理，在权力失尽的无权者那里尤其合理。然而梦里的事情多是一些光和影的事情，闪烁，含混，断裂，杨絮一般当空飘舞，却落地即融，无迹可寻。
       无权者恐怕很难理解权力，权力对于立夏来说是两样东西，先是一道威赫坚硬的铁栅门，后是几个掂在手里没有重量的木头章子。
       铁栅门与权力的形象更接近，它是类似巴士底那样的象征物，立在舞台当中，成为悲壮剧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比起那些木头章子，它更容易成为堂皇的布景。
       立夏冲向省政府那道铁栅门的时候，怀的是巴黎人冲向巴士底、俄国入冲向冬宫的激情，并且同样英勇。略为不同的是，冲锋的啸声里，不仅有无权者的呐喊，更有最高权力者的号鸣。
       人们将身体汇成排浪，呼啸着向铁栅门撞去，立夏也夹在排浪里向前撞去。排浪汹涌，它的能量全在它的汹涌之势，它不断地撞上去，前浪撞上铁铸的障碍物，后浪又撞上去，怒吼着挤压前浪。立夏忽而两脚腾空了，像一个水滴被抛到空中，忽而从浪峰上跌落，溺水，沉没。立夏忽然感觉到她的胁间生脆的一响，这当然只有她一个人听见，她不知道这是一根肋骨断了，继而肋间烧灼了一般，使她的心也烧灼了，于是她更加勇猛地撞向前面。
       铁栅门的坚牢使人们愤怒；铁栅门顶部矛一样排列的尖刺使人们愤怒；门后面用铁青面孔朝外喝斥的人使人们愤怒；头戴钢盔手持上了刺刀的长枪的人密密排列，更使人们愤怒。那一刻整个世界都消隐了，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这一道拦住了全世界的冷冰冰的铁栅门，现在人们的愤怒也将它烧烫了。
       虽然铁栅门是硬的，而入的身躯是软的，但仅一道铁栅门究竟挡不住持续暴涨的愤怒。可是门后面有枪，那些持枪的手随时可以用子弹来加固他们的门，因之冲决与否都是危险的事情。然而那是一个奇幻的时刻，在一层层权力之上，有一个最高的指令，不让门里的人拔出枪来，他们的枪卸了子弹。于是，门里的权力者一时成了弱势者，铁栅门先是被撞弯了，接着就被冲开了。
       事后我问立夏，如果他们真的开枪，你们怎么办?
       立夏说这不可能，人民政府怎么能向人民开枪昵?
       但是这个逻辑好像不大对。人民要夺人民政府的权，这个逻辑让我想不清楚。人民和人民政府是两样东西么?人民和人民政府之间为什么要有一道铁栅门?为什么要有枪?’人民为什么要对人民政府发动革命?是不是说这个人民和那个人民不一样?有政府的人民和没有政府的人民不一样?
       我说，门外的是人民，门里的是人民政府，是这样么?
       立夏说是。接着她又说不是。她说这太复杂了。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就是与以往的革命性质不同的革命，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敌人出在我们内部，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因此就是刺刀向内，在内部爆发革命……
       这就是说，门里门外的双方都是无产阶级，因此双方都听从最高领袖的号令，而革命正是这一号令。这不是我们与他们，而就是——我们。如果说革命必须有～个他们，那就是在我们内部清除出他们。但是，人怎么可以把与自己完全两样的东西称为我们呢，再说，既然我们内部已经产生了他们，而且已经恶行累累，怎么就肯定他们不会开枪呢?可以肯定的只是门外的我们不会开枪，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枪。所以，那道铁栅门被冲开，仅仅是偶然的，是一个侥幸。
       立夏胁间敷了膏药，喘气的时候那里一起一伏，像有一只被追急了的野兔子卧在里面，慌慌的，一突一突地喘。一个身材奇高的人和一群人打街面走过，弯进来看立夏，他们说的就不是野兔子，而是野牛。那个奇高的人说史前人的洞窟岩画上有受伤的野牛，身上带着箭矢，卧在壁上便是那么样地喘，你几乎能隔着一万年，听到它愤懑的吼声。
       那个奇高的人果然就叫高扬，果然就是传说中在大学里读工程力学的那个学生。他可能是用工程力学领袖学生运动的吧，其实以他的身高，在人群里面也不好躲，当一个一个排浪涌来，他只要站在那里就行了，那总会是浪尖的位置。
       他们说的是打碎国家机器。
       那个十七年前建立的国家机器有许多部件是老的，从旧机器上搬过来的，通体是陈年旧疾，梗阻，硬化，咳咳喘喘，这和马克思的理想相距太远。那些老官僚新官僚盘踞在这个机器上，盘根错节，拉历史车轮倒转。我们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需要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切，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没有革命造反派的
       冲锋陷阵，当然不行。
       那个叫高扬的人张开巴掌在众人头上扇了一扇，长胳膊就此挑在那里，没来由让人想起揭竿而起这个词，觉得那就该是配给这种竿状身材的人的。这个人说，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与以往的历次运动不同，现在，人民群众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了，打破旧秩序，争得了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次夺权就是造反派联合起来的第一个革命行动，那样一道壁垒森严的铁栅门不是被冲开了吗!
       我等着他们说门里面的事情。等着他们说那台陈旧的机器，它的结构、形状，这个部件和那个部件，哪里硬化，哪里梗塞，为什么咳咳喘喘，怎么打碎，怎么清理，怎么重装，怎么开动起来，把我们开到理想的终点——当然我更喜欢理想的终点。但是我没听到这些。我听到的是一个字，像红皮球在空中抛来抛去，传来传去，引起一阵阵尖叫或欢腾，这个字是“权”。
       权，这是什么呢?想象穿过铁栅门，穿过刺刀枪，再穿过重重叠叠的秘密通道，到达一堵巨型石壁，然后念“芝麻开门”，便见到满窟珍宝，这比较容易。想象冲过重重障碍之后，到达一处自动开合的密室，一台齐天的钢铁巨物，叫做国家机器的，一些巨大的部件和一些坚硬的部件，部件上许多红红白白的按钮，每一个按钮按下去，遥远的某处就会轰然开动，或刹时平息，这也勉强可以。然而对我来说，权是一种更难想象的东西。漫画里把它画成一朵倒长的蘑菇，伞盖冲地，通常比人还高。一个脑满肠肥的人抱着它的柄，就叫做大权在握，或者叫篡夺权力。如果是一个剑眉星目臂戴红袖章的人执住它，就叫无产阶级印把子。
       但是他们的兴趣，仿佛只在那道铁栅门上，它在他们嘴里一次再次被冲开，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被冲开，于是，旧的国家机器就打碎了，就解决了“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巴黎公社大事。仿佛红皮球已经在他们手里，余下的事情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权掌握在恶人手里便是恶，掌握在善人手里便是善，因此，冲开便是革命的全部问题。
       现在立夏有了自己的总部，红卫兵——星星之火造反团总部，用的是学校里一个教室，一张初中班的双人课桌，桌子没有抽屉，只有两个透空的屉筒，那里就有一个红布包，像包土豆似的，包了几个蘑菇样的木头章子，这便是夺权的战果。高扬的联合总部要气派一些，油印机是滚筒式的，楼顶还用晾衣棚柱支起一个大喇叭，高司令在桌子前面发布革命宣言，方圆两三公里就立时可以听见。高司令的桌子是有抽屉的，而且有锁，那里面自然躺着更多蘑菇样的木头章子。
       小禾见到那些木头章子，静静贴墙坐下去，膝盖抵住下巴颏，忽然冲着膝盖笑一笑，说，这个东西我也有。他走出去一会儿，再进来时攥了两根红薯，一边用刀子摆弄，一边说，你们想要什么?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省政府?中学生全国联合会?八一子弟学校?要阴文还是阳文?他放下刀子换上刻蜡版的铁笔，放下铁笔又换上刀子，一块红薯在他手中左旋右旋。然后他站起来，把红薯在印泥里浸一浸，再慢慢按到纸上，松开的时候，一个正圆的大红印章就赫然在目，正中央一颗堂堂皇皇的红五角星，周围是与权威的公章一般无二的字体，当中横直的——红卫兵，上沿弧状的——星星之火造反团。一个同样震慑人的章子。
       立夏大惊，好大一个时刻竟没有话。
       小禾把那截红薯往起抛一抛，用刀子削去残留的印泥，三两口把它吃了。待立夏想起来去夺，只余得几星残皮。小禾把残皮也扔进嘴里，拍一拍手说，没有用，明天它一脱水，就全拧了，也就是五分一斤的红薯而已。
       立夏脸上有一些痛，或者是因为她胁间还痛，可那种痛，却是钝的，像是很荒落的样子。这种荒落让人想起那头中了箭矢的野牛。
       小禾说，在巴黎，权力会掉落街角，但这里不是巴黎。
       小禾说，我们猛扑过去，以为扑住了什么东西，可那怪兽也是活物，它稍稍一闪，就把我们闪在空气里。
       小禾说，谁看见过“权”这件东西?人不能掌握他看不见的东西。无权者终究是无权者。我们看不见权力，可权力看得见我们。
       小禾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反压迫，反迫害，反抗权力。我相信解放，不相信权力。
       立夏把那些木头章子收到她的红布包里，她不说话。那些章子便在她的屉筒里红薯似的睡下去，只是没有芽眼，当然更不会长出芽鞘，终究是一些木头章子。
       向北斗
       高扬的事不光是立夏告诉我的，城里也有很多传说。
       据说说到最高领袖的时候，高扬不是像众人那样称“毛主席”，而是简单的两个音节——主席，仿佛暗示了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等累赘的称谓相比，这两个音节不仅简捷，而且非常亲密。
       高扬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的祖辈都是农民。与那位伟人惟一相似的是，他六岁就开始了田间劳动，他有一个识得些字的父亲，也有一个一字不识的母亲。贫寒的人家也可能产生奇迹，高扬的聪慧便是这样的奇迹。起先他是乡村小学的奇迹，小学课本和下放教师箱子里的书是不够他念的，后来他是县城中学的奇迹，他把县城中学图书馆的藏书都念完了，还是不够，于是他就念到省城的大学里去了。
       他在一本书中念到伟大领袖的童年故事，这成了他喜欢转述的经典故事：一个家庭分为两党，父亲是在朝的执政党，母亲和孩子是在野的反对党。童年的伟人引经据典为无权的自己辩护，对抗父亲的责骂，推倒父亲加之自己的罪名。有一次这位伟大的儿童为了反抗父亲的绝对权威，愤而离家出走，站在水塘边上，大声宣布以自杀相抗，终竟造反成功，赢得了自己的合法权利。从此伟人发现，当他驯顺服从的时候，执政的父亲就会凶横，而当他奋而激烈反叛的时候，执政的父亲就会宽和让步，反抗是保护自己权利的最有效方式。几乎每一个无权的在野的孩子，都喜欢这样的伟人故事。
       据说在正常的气候里应该这样：中学生伏案学习，大学生却要站起身子四处眺望，这是正常的，那么不时发生的学生运动也就是正常的。如果遇到非常的气候，便将有加倍非常的事件发生。高扬的身量太高，坐在课桌前常常也会成为教室的障碍，他坐不安稳，或者是别人总觉得他坐不安稳，因之他站起身子眺望的热情就更高更大，这本身就是一个事件，迟早要发生。
       高扬在校园里贴大字报说，群众起来了，校党委究竟怎样看待群众，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害怕大字报?为什么害怕群众?这是一个问题。群众要的是轰轰烈烈，官僚主义要的是死气沉沉。种种灭火措施，种种清规戒律，名为加强领导，实为不准革命，就像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来，不准阿Q革命。
       在高扬眼里，进驻学校的工作队无异于专业消防队，手里执的是高压水笼，他待要闪开，却是已经来不及了。他被浇得很透。在专业消防队手里，这块红炭只来得及嗤的一声，像小鼠在猫爪下只来得及嗤一声，他立刻便通体灰黑。他死命在地上挣扎，滚动，但猫爪很利，他的血流出来，
       即刻就被地上的泥污变成黑的了。
       他头上有了示众的帽子，叫右派学生。这是一种专业的镇压器具，比哭丧棒厉害。如果必须寻找一比，倒让他想起古时候死囚示众时的枷，它把头和身子分开，让头极端的孤立，从而也极端的惊惧，丑陋，既不能靠近自己的手，更不能靠近另一个头。一个没有身体支撑的头是可怜的，也是可鄙的。挂黑牌这种东西，后来有人说是他发明的，其实倒是工作组发明的，他起初见到的黑牌，是工作组挂到他身上的黑牌，铁丝勒着他后颈生出血痕，他站在台上挨斗。他想自己的一生全毁了，他知道不少学长早些年也是这样毁了。有一张严密的网，是等着那些扑翼的鸟儿的，你看见天高地阔，往起一冲，翅子就挂在网上了，待要退回去，所有的羽毛都成了倒刺，早已动弹不得，这叫做落网。
       正当此时伟大领袖解救了他。伟大领袖在云端里挥了挥手，风便掉转头来朝另一方向吹。传说伟大领袖很是动怒，他的动怒没有力量可以抗衡，他劈手一指，那张网就应声松弛了，那副枷就应声落地了，充当高压水笼的党的领导，应声就被斥为白色恐怖，资产阶级专政。
       那一刻高扬真的泪如泉涌。这是与他的学长们何等不同的命运，这是如何超出他企望的命运。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高天之上传来的声音，真的是高扬心底里的声音，而且比他心底里的声音更像他自己的声音。所谓的心贴心不是一种虚拟的譬喻，它是真实的。
       只要不披枷，高扬是命中注定的学生领袖，他所领袖的造反派组织，名为“向北斗”。
       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与高扬的目标一致，这与他所理解的二次革命一致。一个享有种种政治和经济特权的新阶级已经显形，而共产主义革命却是以消灭阶级为己任的。下层人民依然需要这一理想，我们的最高领袖恰恰集中体现了这一理想，他发动二次革命，就是发动人民向官僚特权阶级进攻。这真是伟大非凡，史无前例。
       高扬觉得责无旁贷，即使胯下只有一匹瘦马，他也会冲向那个巨怪风车，何况他发现他身后跟从者众，绝非只有一匹瘦马呢。他站在省委书记的小楼面前，的确有点儿像堂吉诃德站在风车面前，一种陌生的巨大让他掌心里冷了一冷，但是他没让那冷溢开，便恃着胸口的炽热冲上去了。冲向一个巨物的时候你绝不能够多想，否则你就永远没有力气冲上去了。路雷路霆们以为自己还是堡垒，可以挡在道上，然而他们失败了，这是他们一生中头一次失败吧，那一刻风不在他们那个方向吹，乘着风的不是他们。
       高扬在城里已经很著名了，起初他因右派学生的反革命徽号著名，后来他因造反派的革命徽号著名。他既因他雄辩的口才和雄辩的手势而著名，也因他奇峰突起、笔路犀利的文章而著名。传说他还善泳，纪念和追随伟大领袖横渡长江的群众渡江运动，他是前面打旗的～个。他双手负重，只用双脚划水，照样能冲在前面，甚至能在水面直立起来，把大旗舞得漫江生风。关于他的传说还有一些，比如说他是没鞋子的，他一年四季都赤足在城里走，却又很不简约地多出一副眼镜。比如说他是先天红绿色盲，所以走在道上总是看不清楚红绿灯。
       实际上这些我都看不见。我看见的高扬仅只是高，仅只是平平坦坦地说史前岩画的野牛。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红卫兵砸教堂的那天，有无所畏惧的少年爬到尖顶上抡锤砸十字架，终竟把那上帝之物摧毁了。当时荞荞正在通往穹门的台阶上清点查抄的物品，她不大认得那些东西，因此她手下的清单就是一串价值模糊的数目字：金戒指七枚，金表三个，珠链四串，绸缎八幅……如此等等。这时候，一块石头凌空而下，就砸在她的腰上了。
       据医生说，更大的麻烦发生在同伴把她从地上抬起来，一个一个接力跑似的把她背往医院的路上。医生说，正确的方法是用一块平板去抬，然而那些狂奔的少年不知道使用平板，于是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荞荞后来听同学们讲述她离去以后的情形，说到他们把那些经文典籍，那些精神鸦片堆在大堂里焚烧，神像、神龛、条案和条凳也扔进去焚烧，火焰冲天而起，连天都是暴烈的。消防车赶来灭火，却有什么可救?水龙拚了命往高处一喷，这一热一冷，倒把那个绞花石柱给拦腰进裂了。
       荞荞细问下去，得知那些裂纹像枝形闪电，便说，我也是这样拦腰进裂了。
       荞荞有一条淡蓝色的百褶裙，质料神奇，既轻且坠，每一道流线都柔和似水。那年六一节要表演朝鲜舞，我便心心念念养荞的裙子，终于鼓足勇气去中学部借。荞荞性子真是比流水还好，我三句话没说完，她就点头了。荞养的裙子穿在我身上正好长及脚踝，旋转起来是一个童话的蘑菇伞，舞动起来像飞，我真不想停下来，就那样飘在云里。
       可是现在荞荞不能穿这条裙子了，她从早到晚躺在床上，所谓起床，就是移一个被垛过来，把身子支成斜角，斜在被垛上。所谓睡觉，就是把被垛移开，身子在床上放平。她说她一天的事情除了看天就是看书，而窗子框定的天空是不会扩大的，可能扩大的是书。书多是违禁物品，不好找，但如果你锲而不舍地找，如果它是你维持生命必需的物质，你可能就会找到一个秘密通道，所以荞荞的枕头底下、被垛底下、褥子底下总是有书。每次去她那里，她都会给我讲一个故事。
       立夏要把自己的自行车拆开，给养荞改装一个轮椅，小禾自然愿意帮忙，但也不是无条件的，条件是换取立夏手里的油印工具，简单地说，便是蜡纸、铁笔、油墨、木刮板，反正立夏的“星星之火造反团”已经拥有了滚筒式油印机了。
       立夏说，你要印什么其实可以交给我，就把你的文章印到我们的《星星之火战报》上，我们现在可以自己联系印刷工人，直接到厂里去铅印。
       小禾显然有些惊奇，他说，铅印!
       立夏说，当然。
       小禾说，跟真的报纸一样?
       立夏说，一样。
       小禾说，那得由谁批准?
       立夏说，我们自己批准。
       小禾更惊奇了，他说，这是不是等于说，文化大革命是真的有了出版自由?
       立夏说，当然。
       小禾说，怎么见得就是当然?
       立夏说，事实呀!怎么见得就不是当然!
       小禾说，当然就是天赋人权?不言而喻?不证自明?
       立夏哑了一哑。
       小禾说，宪法给了的也说不一定。
       立夏说，但现在的自由是毛主席给的!
       小禾做这个轮椅费了不少工夫。自行车拆开之后，他发现他要做的远不是在两个车轮之间装一把木椅子的事情，这不比变出自己的油印工具容易。他去港口机械厂门外的江边游泳，结识了几个在那里洗澡的工人，然后这些老师傅小师傅帮他车出了圆辊、横轴，铣出了螺纹、槽口，并且指点他增加一个链条，变出巧妙的装置，从而使那轮椅变成了可以用手摇动的自行轮椅。这样，荞荞的轮椅就从立夏的事情完全变成了小禾的事情。
       小禾摇着这把轮椅进了荞荞的家门，荞荞是惊得说不出话。荞荞是那样的女孩，惊的时候只大口往星吸气，却弄不出一点儿声响。
       
       小禾的手很多余地在衣襟上蹭来蹭去，然后指了我说，立冬你熟的，立夏也认识吧，这是立夏的车轮子，立夏的车链条，立夏的车架子锯开再焊起来的车架子，都是立夏叫做的，你不认识立夏的车吗?这不是立夏的车铃吗?立夏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然而荞荞还是认为应该隆重感谢小禾。她从衣橱里掏一本书，枕套里掏一本书，褥子底下掏一本书，在膝头上摆开，叠起，又摆开，又叠起，一本是《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本是《乌托邦》．一本是《普希金诗选》。这是她今天的全部所有。她说她愿意把它们都借给小禾，今后凡能在她手里停留的书，她都愿意优先借给小禾。
       这些书封面的颜色都不大明亮，跟我们烈日当空的世界很不一样，跟我们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世界观也不一样。这都是些中间色，亦明，亦暗，亦冷，亦暖，都掩着许多秘密，在一条幽暗的没有名字的隧道里。这隧道通往我们所不知道的哪里，或者有很多密室，有很多分岔，很多钟乳石奇景或水晶石奇景。这是一条秘密通道，它不是众人列队齐步走的，它甚至根本不是用来行走的，它就是私底下，一两个守得住秘密的人，加一脉火绒，可以去窥探的迷径。它的秘密在于它的危险，它的危险在于它的诱人。
       小禾果然懂得这秘密，他把书接到手里，神色是火绒照过的，在冷暗处寂寂然暖着，棱线柔和。覆在书上的手虽然骨节分明，在书脊那里上下滑动的样子，也很柔和。
       小禾说，你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么?养荞说没有。小禾说，《波斯人札记》呢?养荞说没有。小禾说，从前我有过，还没来得及看完，就被抄家的抄走了。养荞很惊讶，嘴张了一张，又拿手捂上了。小禾解释说，是父亲留下来的，当时不大懂，看得慢了，就没来得及看完。养荞说，不懂也要赶紧看，书在手边一过，怕就再也找不着了。
       小禾来还书的时候，带给养养一份油印品——两页对折的草黄纸，纸质粗糙，纸面上还能看得出没搅碎的草梗子。这是小禾一个人印的报纸，他将其命名为“挺进报”，报头用的是红油墨，可是纸质不同，那红虽然也浓，却见不出光彩明亮，暗暗的，还起皱，倒像深陷进去而不能愈合的疤痕。小禾没有把他的文章印到《星星之火战报》上去，而是印到了自己的《挺进报》上，立夏问他为什么，小禾说不为什么，他讨厌星星之火的人问他什么出身。
       《挺进报》的名字出自一部经典革命故事，故事里的革命先烈都是饮用红色霞光的，因之身躯也散发出来红色霞光。他们在黑暗之地抵抗黑暗的捆绑，在恐怖之世戳刺恐怖的统治。即使故事的编撰者凭空给了他们一块红色的岩石，让他们屹立，也还是好的，他们的霞光不是在烈日和酷暑之下升出来，而是相反，因为整个天幕的漆黑和酷寒，他们用身躯点燃的篝火便温暖动人。
       不知小禾取这样一个报名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但在他出事的时候，这就很方便地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状：第～，这把今天的无产阶级专政影射成监牢；第二，这把共产党的天下影射成国民党专制统治；因之第三，这些阴暗角落里的蚊虫，要向谁挺进?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然而，当时荞荞拿着这张报纸，倒像双手伸到篝火那儿，不多时手上和脸上都见出了血色。两张草黄纸在她手里翻来覆去摩挲着，她点了一行字，念出来，给小禾听。她原想念两旬最好的，却停不住，便一直往下念过去。小禾不说什么，倒像是也煨了篝火。养荞说，我做了笔记再还给你，行么?小禾说，不还，是送你的。荞荞说，这个报难找么?小禾说，不难。荞荞说，在哪儿能有?小禾说，你找不着，我给你带。荞荞说，每期都带?小禾说，一期不少，都带。荞养说，谁办的呢?这么好!小禾说，能自由办报，就不断会有更好的。
       《挺进报》的创刊号第一道题目就是办报自由，它使用的字眼不是“办报自由”，而是“笔的解放”。它引用的也不是宪法，同所有的党报、政府报、民间大字报小字报一样，它引用的是毛主席语录，只是这段语录显然生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后来它引用的是马克思：“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干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几乎是一篇用引文连缀而成的作文，只是这里的革命导师跟盛夏的太阳似乎不很一样，太阳在冬天里，他是暖的。
       第二道题目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如何打碎国家机器，如何普选人民的公仆，当这些公仆蜕化变质的时候，如何保证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
       言说可能是小禾多年以来的梦想了，一颗豆子，一定有它的生长密码，这便是它与一颗砂子的根本区别。在它的生命召唤它的时候，如果恰好有一滴水，它就发芽了。它的胚芽膨胀，裂出壳衣，然后伸出细小的胚根来，一个静止的颗粒就变化成萌动的生命。没有日照，没有土，然而生命自身的召唤更强烈一些，它便长出芽鞘来了。一株苍白的豆芽，向无物的天空挺进，这是小禾的诗章，更是小禾的悲剧。
       养荞收有《挺进报》的全部——三期，六页薄薄的草黄纸。荞荞把它们卷紧，扎实，进了打去竹节的蚊帐竿里。
       直到小禾出事以后，专政机关传讯荞荞，荞荞才知道这是小禾一个人的报纸，撰稿、编排、刻蜡版、印刷、张贴、散发，全部都是小禾一人。专政机关以为荞荞是同谋，荞荞非常悲伤，她多么希望自己是，然而她竟然不是。她仅仅是一个偶然读到报纸的人，她竟然可以一无所知。小禾把她挡在外面，所以出事的时候她也留在外面，从而得以幸免。
       ．
       知道这些以后，荞荞高烧了好些日子，她总记得有一次拿到报纸时小禾得意地指给她的一段话，她嘴唇干裂向我背诵——
       ……它们畏于自己目标的无限庞大，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庄严地说道：
       这里是罗得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冬天和新年总在一起
       小禾在叫卖他的《挺进报》的时候，正赶上立夏带领星星之火造反团去封《红城日报》。立夏招呼他走啊走啊一道走啊!这么重大的革命行动不比你卖小报重大吗!但小禾来不及回答，买小禾报纸的人太多，队伍已经不成队伍，都团起来，把小禾团在深处。
       小禾把他的报纸卖完，连外套都解开来，在众人眼前扬了又扬，说没有了没有了，真是一张都没有了。……实在不答应，咱们明天再来吧。人团才慢腾腾散开。
       立夏的人马已经走远了，我和立秋过去，帮小禾捡拾掉到土里鞋印里的硬币。
       又一队人马打了旗帜开过来，旗是一样的红
       旗，口号是一样的誓死保卫文化大革命，街市是一样的扬尘。
       小禾说，这些是封报的还是反封报的?
       立秋说，不管他们。立夏是封报的，她说《红城日报》顽固坚持走资派立场，仗恃权威压制革命。可那不是党报吗?封党报，那不是反党吗?
       小禾把硬币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哗啦啦一道镍质雨，又哗啦啦一道镍质雨。小禾说，我买蜡纸去，那种蜡纸不好使，印不到一百张，就耷拉了。
       立秋拉住他说，那封报呢?
       小禾说办报是他高兴的事，但是封报，他不知道。
       封报事件立刻就使我们家分裂成两派，立夏是封派，父母是反封派，立秋通常都与立夏对立，但她对报纸上漂亮的版花的关心，其实超过对反党与否问题的关心。而我崇拜立夏，尤其是当她势单力薄站在强势力量对面的时候，我更是发热，这是不需要理由的。
       跟城里多数人家一样，我们家里长年订阅《红城日报》。我们只知道《红城日报》。另一些不订《红城日报》的人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别的报纸，而是因为他们没订报纸。这是党报，每日方方正正印四个大版，两个大版题目和内容都跟中央党报一样，这是传达党的声音。它号令春耕夏种，五年计划，备战备荒，狠抓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令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党叫干啥就干啥，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更号令批判一部反党小说，批判一出鬼戏，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唯心主义，以及林林总总的主义；在它严肃的批判号令之下，《红楼梦》研究中某个陈年问题，哲学家书橱里一个“合二而一”的问题，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问题，一批小品文“三家村札记”的问题……统统都是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问题。余下的版面，会登一些地区里的事，一条公路通车了，一个工厂投产了，某领导人为一个纺织工业展览剪彩了，某个节日几点几刻将在广场上放焰火，而且将有几个新研制的品种给全城人民惊喜，如此等等。最后一块版面是大家都喜欢的，它比较文学，比较轻松，比较趣味，在那里找个小故事、小掌故、生活小常识念念，是适合一个家庭晚饭后娱乐的事情。立夏会从那里剪下一些文章，贴在她的剪报本里，做政治学习材料，或者做学习作文的范本。而立秋就从那里剪一些小版花，一些是自己看着高兴，一些可以在出墙报的时候摹绘上去，学校的墙壁也漂漂亮亮地高兴。
       党报的气派真大啊!院墙，墙头的铁棘，巨大的铁栅门开合之间不是走人的，是走权威的，权威边上的人凭荣耀的红证件从边上的小门洞走，还有荷枪的卫兵。如果不是逢着如此一个奇特的革命行动，我是绝不可能踏入这样一块禁地的，即使偶尔路过，我也会自觉噤声。
       排字车间的巨大让我震惊，壁立的森林般的铅字排让我震惊，印刷机的神威更让我震惊。还有山一样巍峨的新闻纸，每一个纸捆都比压路机的碾滚更大，比坦克的履带更硬，一旦滚动起来足可以把一个人碾碎掉。如此这般轰轰隆隆生产出来的报纸，每日里制造一场大雪把全城覆盖一次。每日每日全城都是在这样的大雪中醒来，就像从前乡下的人在鸡啼声中醒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这就是党的报纸。
       我一路震惊的时候，立夏和高扬他们已经把这里那里贴上了封条，在这些巨物面前，立夏他们的封条实在寒碜。他们一定对巨物之巨缺乏了解，细瘦如同螳臂的封条居然能使这等巨物停下来，实在是奇特的年代里最奇特的事情。我想他们搭了人梯往上贴封条的时候，免不了也是暗暗发怵的吧。
       只是立夏不承认她发怵，她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有什么可怵?
       这时候我发现真正怵惧的是我的父母，他们齐声呵斥立夏，这倒是从来没有过的。
       立夏说，他们处处替走资派张目，不报道不宣传省里市里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回避斗走资派这个运动的核心问题’『只是宣扬破四旧这些枝节小事，转移斗争大方向。还造谣，撒谎，诬蔑革命造反派，明里拥护文化大革命，暗里阻碍压制革命。掩盖真相，为当权派涂脂抹粉，充当他们的保护伞。这种走资派的喉舌，资反线的喉舌，不该封么?
       母亲说，你小点声!党就是党，党报就是党报，党正确还是你正确?你用脑子想一想，明摆着的道理，你怎么就不懂!
       立夏说，我就是用脑子想过的，我用我的脑子!《红城日报》不能代表党，它挂一个党报的招牌也不能代表党，党内还会出修正主义呢!还有一条资反线呢!它代表的就是资反线!。
       父亲说话的声音很低，所以他一开口，全家就突然一静，这一静比争吵还让人难受，父亲说，这可是右派也没做过的呵!你不懂，你才十七岁。
       每个早晨必定覆盖全城的新闻纸大雪突然没了，这几乎让全城的人都若有所失。《红城日报》没了，这就像我们做着早操突然哨子声没了，站着队列突然口令没了，坐好在教室里突然老师没了，我们一下呆在那里，不会动，因为下一刻怎么动，本来是用不着我们去想的。《红城日报》就是那个哨子，那个口令。它是高于脑子的一个器官，用于统一思想，统一步伐，也用于间歇时统一播放轻音乐，让人们愉悦轻松。
       现在它没有了。
       反封派愤怒的是，党的领导没有了!秩序没有了!连轻音乐也没有了!封派亢奋的是，我们的头脑解放了!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秩序!只有走资派和保皇派需要旧秩序!
       风呼啸着由北往南吹，在高空凶猛地吹，贴着地面也凶猛地吹。课本上说过，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一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个～字。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父亲说，可能是因为气流的变化吧，遇到这样的气流，人字就好飞一些，遇到那样的气流，一字就好飞一些。我不太相信父亲的说法，我想地上也有气流，为什么我们一列队，就必定排成一字的呆样子?我们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另一种气流吗?而我喜欢人字。人字是一个好看的字。一枚水剪刀在池塘里挺进，划出的水纹是这个样子；一只大鸟张开长翼是这个样子；一棵野青茅抽出两箭芽鞘，也是这个样子。本来雁这种集群生物，应该更容易懂得一字，而人更应该懂得人字。诗人说，天空中有一个大写的八字。这句诗让我感动。我想，人都抬头仰望这个情景就好了。
       已经是一年将尽，我的暑假依然在延续着。母亲在腌制腊肉，拿一个木叉子，哆哆嗦嗦把它们挂在干冷的风里。然后是晒白菜干，油绿的白菜用沸水烫过之后，就灰暗了，瘫软了，但看着还是肥硕的。把它们一棵一棵搭在铁丝上，密密地排成一字。一夜北风经过，再一昼日头经过，竟皱缩得难堪，零零落落看不出模样来，一碰就是碎断的声音。这些是为冬天和新年准备的，冬天和新年总在一起。
       不读《红城日报》的父亲，早展会听中央广播电台念社论，一个男声雄壮有力地念着：……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对抗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打着
       红旗反红旗，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需彻底批判，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立夏站在那里。父亲把一支烟吸了两口，立夏就伸手夺过来，说，你答应过一次只吸半支烟。父亲承认这是事实。立夏顺手把烟剪断了，燃着的半截还给父亲，余下的半截放回烟盒里。父亲说，我的意见还是不要剪断，我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是吸完半支就掐灭它，下次可以重新拿出来再点，这样只会有一个烟头，而剪断了就是两个烟头，那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立夏同意了，说，那你要自觉监督自己，昨晚我就听到你咳嗽很厉害。
       父亲跟立夏说话的口吻，显然与跟我们说话不同，尽管他也说立夏还年轻，还小。立夏就可以不同意，说，那你十七岁的时候是在做什么?父亲刚要答，却又咳起来，一句话被咳得七坼八裂，像一地残骸似的悲惨。
       父亲说，那时我见过封报，后来也见过，那都是上面往下封，从来没有下面往上面封的。
       立夏说，这不就对了吗?这叫做史无前例。
       火如何逆风而行
       旧历新年如期而至，这是数千年的历法规定好的。经历过一场破旧立新的暴风骤雨，这年的年关驱除了许多旧俗，张挂了许多革命，一时红彤彤的，看着也很喜庆。如同洪水冲刮掉地表的熟土，同时在兀现的生土上流播新生的种子。1967年的春节就这么来了。
       熟土下面依然是土，即便眼生，脚掌踏下去，也有一种硌硌的生。但土还是土。
       小煤球炉搬到屋里，屋里就年节似的暖了。母亲在炒葵花子、南瓜子。一年到头都稀缺的花生油这会儿童话般地变出来了，母亲用这些苦心积攒的油，炸滚了黑芝麻的粉果子和裹了爆苞谷的粉果子。粉条和腊肉也从房梁上下来，摆到碗橱上了。四下里都是年的气味。
       但是立夏闻不着这种气味。她忽然听说军队进驻了《红城日报》，军管小组张贴通令，宣告军队不支持封报，封报是受坏人挑动的反党行为。一个粉果子在立夏手里还没倒腾凉快，更没来得及咬，她扔下就跑出去了。
       立夏们的封条揭下来很容易，还有比揭下那些寒碜的封条更容易的事吗?其实连揭都是多余，那些巨型的机器只需管自开动，再鲜艳的封条也便自行粉碎了。
       父亲命我追去找立夏回来，我当然不是立夏的对手。当我追到报社附近的时候，路面的车和人已经很乱，报社的铁栅门已经合死了，门前还站着荷枪的兵。铁栅门外聚了很多人，这些都是被挡在门外的人，人群里虽然有三两支旗，但多半不成队伍，就像水没有河床，乱乱地泛滥到马路上去，因此马路上的车也乱。立夏瞬间就消失在人海里了。
       这些人与其说都是以为自己有力气去顶住车轮的人，不如说是被飞来石块惊出蚁巢的人。他们疾疾然汇聚而来，自是由于一种愤怒，但更多的是因为莫名所以的惊恐。在坍塌了的权威后面，突然冒出一个军管小组的更高权威，这是人们没料到的。
       电喇叭在高处不断地宣读军管小组的通令，那是个压倒一切的声音，无可辩驳的声音。在这个声音里面奔来撞去的人，就像在飞来石块下面乱腾腾的火蚁，既没有结群的意义，也没有单个的意义。可能他们到这里来是想申说，想辩解，但是那个压倒一切的电喇叭并不是一只耳朵。那个通令的字句从制高点上不断砸下来，非常冷硬。由于这些字句不断地砸，它们的力量就不断地放大，这种不断的射击不仅使人无从还击，甚至使人根本看不清自己。
       人们先是对着荷枪的士兵喊叫，对着电喇叭喊叫，对着张贴通令的大铁门喊叫。人们可能希望铁门张开，有一个长了耳朵的人脸露出来，但是没有。然后人们就互相喊叫。后来声浪中冒出旗帜来了。这面旗帜忽啦一扬，人们的心也跟着忽啦一扬，接着眼睛就贴到这旗帜上了，旗帜左右招展，人们的眼睛也左右招展。
       有了旗帜，人流开始朝一个方向流动。火蚁是用触角一只一只传递信号的，人只需要一面旗帜，所以人的结群比火蚁快，它不需要个体的触角，它直接跳过了单个人。
       路灯亮起来，我才知道天已经金黑了。人流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因此行进得很快。
       跑过几条大街，我发现人流是在朝军区的方向奔涌。实际上这时人流已经上了那条没有分岔口的沥青路了，这条路跟城里的街道不一样，它没有人行道，没有公交车，没有商店和菜市场，因之很肃静，很萧索。
       正是此时我看见了立夏，她反过身来，向人群领呼口号——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为她一反身，我便看见了她，加之我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赶紧上前拉住她的衣角，却一时喘得说不出话。她继续在走，因此我也趔趔趄趄被拽着走，不由绊到了好些跟随她的人。她当然想甩开我，而我当然不放，这样往复拉扯，还是有一瞬使她偏到了人流边缘。我赶紧说父亲叫她必须立刻回家。她说革命无需父亲批准。我说，你们到军区去干什么?那是禁区。她说，什么叫禁区，总得找个地方说理。人潮卷过来，一推一裹，我们就被冲散了。
       军区大院的围墙用的也是红砖混合土，但是它大，它长，而且厚实。沿着围墙一路走下去，实际上是令人心慌的，因为它没有尽头。人潮涌到这里．汪在大门前的洼地上，自然盛不下，便顺着墙根向两边流淌。那么汹涌的人潮，淌着淌着就涸竭了，面对这样长大厚实的墙体，这样的人潮还是稀疏，落寞。后来军管委员会的通令说，这些所谓的造反派在少数坏人挑动下“包围军区”，“冲击军区”，至少包围二字是这样的人潮做不到的。
       ．
       还能保留一些潮水状的人群是在大门前一片不大的洼地里。人们冲着大门叫喊，要军管小组出来，要军区司令出来，权力者出来，带着耳朵出来。
       报信的兵进去了，然而迟迟不再出来。人们无法止息愤怒的激浪，便要发出内心的声响。几个学生屈起自己的腿拼成一个平台，让他们的领袖站上去演讲，或者说是让站上去演讲的人成为他们的领袖。
       立夏也上去了。立夏说，我们今天团结在这里，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着革命!为着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为了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批判资反线是革命行动!斗争走资派是革命行动!封红城日报是革命行动!军管小组却颠倒是非，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扣到我们头上，他们是根据十六条的哪一条?毛主席指示的哪一条?我们要求军区领导做出解释!我们要求军管小组收回这个错误的通令!我们强烈要求人民军队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难道他们要坐到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去镇压革命吗?难道我们会被这一顶帽子压倒而放弃革命吗?
       立夏说得慷慨激昂，四周的掌声和口号声也慷慨激昂。比起几个月前独自站在自行车架子上摇摇晃晃散发传单的立夏，这个立夏有了一些令我眼生的粗壮。
       “星火公社”就是这样成立了。有人登到那个平台上，振臂一呼，立时应者如云，于是，星火公社就平地里诞生出来了。我不知道巴黎公社是怎样诞生的，只觉得稀疏的星空之下，恍惚已是巴黎的街景。这条路上就连路灯也是寒露的气色，
       何况这会儿早已是隆冬了呢。拿巴黎作比毕竟太简陋了，然而只要有足够的热情，你也可以在军用卡车碾实的洼地上，假想一个公社的巴黎。
       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喊。
       一面旗帜被人拉开铺在沥青路面上，再扬起来的时候就有了几个墨色饱满的大字——星火公社。那墨色可能太饱满了，一扬起来，竟星星点点往下流淌，以至形成一种淋漓而且迷离的寒色。这样一来，今夜聚在洼地上的人们，都该是公社社员了。
       接着他们选举他们的头领，或者说代表，公仆，委员，勤务员。他们争议了一阵子，最后确定这个名称叫勤务员，没有个人利益，没有高低贵贱，一律名之勤务员。一个人登上平台，自报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革命理想和对星火公社的理想，人们鼓起掌来，然后树起一片握拳的手臂，这个勤务员就被任命了。接着，又一个人被推拥上来。
       于是，立夏也这样成为勤务员了。当时人潮涌动得非常厉害，喧腾也非常厉害，那个用膝盖拼成的平台都裂开了。立夏是突然在人海中冒出来的，在离中心较远的地带，她突然高出了海面。后来我发现是两个同学用肩膀把她举起来的，她手里握一支笤帚做的火把，火苗与她的头发在夜空中往同一个方向飘，情状十分奇丽惊人。
       她高声宣报自己的家庭出身，人海立刻掌声雷动。她宣报出自己的学校，人海再次掌声雷动。她说，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都不怕!又是掌声雷动。她说，这个反我们造定了，一反到底!绝不屈服!依然是掌声雷动。
       正在此时，大门里面传出来指令，要门外的人们派两个代表，进去和军区首长说话。立夏就是当然的代表了。她和一个身着劳动布衣裤，帽子上印着“安全生产”的人站在陡坡上，实在显得过于单薄，人们又形成一波潮水，呼啸着涌起。一起，一落，一起，一落，起落的结果是说话的代表被允许增加到四人。而后走出去的是高扬和一个步履有些踉跄的人。
       四个人走上陡坡，坡道上密林似的持枪军人为他们闪出一条林中窄路。因为陡，他们行走的速度有点慢，也可能因为逆风，使他们行走的速度有点慢。那个步履踉跄的人有一瞬还回转身，向目送他们的人群招一招手，以致有了一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样子，幸好立夏没有这样。
       洼地上的人群静坐下来开始等待，但静是比较难忍的，因为天地之间突然显出空落。于是人们开始唱歌。他们唱天上的北斗星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呀闪银光，井岗山的人啊抬头望……他们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心里明……他们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有一群青年当场在八群中辟出一方空地权作舞台，看他们的身手显然是艺术院校的学生。他们的旗舞耍得实在令人瞠目。一名魁梧者掌一杆大旗忽啦啦绕场，一时间满场风动。他把旗朝左边舞，朝右边舞，打圆环舞，转蛇线舞，跃到空中做劈雷舞，翻滚地面做席卷舞。众多的群舞者随着旗的舞动不断变化出各种队列，或者是航船，或者是排浪。最惊险的是队列退到场外，而队列里的人变成单个人登场的时候。旗的翻腾是全无规则的，登场的人却得瞅准看懂。大旗由下向上扬起的时候，一个人便由上向下劈叉而过，大旗贴着地面扫过的时候，一个人就跃起在上空翻腾。现在旗成了一道雄关，每个人必须翻过去。前空翻，后滚翻，侧手翻，徒手翻。旗和人的游戏愈演愈烈，天和地都是鼓声、掌声和欢呼声。
       我明白了父亲为什么不派立秋来追立夏。立秋快和那些翻腾的女孩子一般高了，何况立秋弹跳力好，业余体校老师还说她爆发力好。父亲预计到了，父亲是怕立秋也被卷进去。可是我呢?我虽然还矮小一些，我就一定不会被卷进去么?
       仿佛海水在神谕中分开
       谈判的结果是：冲击军区是错误行为，会给阶级敌人可趁之机，造成严重后果，军区门外的人群必须马上撤离，解散；《红城日报》必须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重新定时出版，以保证党报及时向广大群众传达党的声音；军管小组的通令根据的是中央军委的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坚决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指示，令后任何人一律不许冲击军事机关，凡冲击者必须追究，直至采取措施实行专政。
       这是立夏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谈判，如果这可以叫做谈判的话。立夏总记得那个下巴肥硕的军区司令伸手拿过警卫员的手枪，掸烟灰似的用枪管敲着白瓷烟灰盅，说：知道什么是军管吗?军管是武装保卫，可以抓人的!立夏说那是她第一次正面看到黑洞洞的枪口，那时候她的舌头和嘴都没知觉了，惟一的知觉只剩下牙齿。
       《红城日报》又在每天早晨覆满全城。与以往不大一样的是，它频频套红的报头和通栏标题，频频让人心惊。这种颜色是血的颜色，革命的颜色，喜庆的颜色，它在早晨频频向我们袭来，正告我们这日子是血的、喜庆的革命。立秋期待的漂亮版花没有了，缩在报纸后院的小花草小娱乐没有了，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趣味。代之而来的是火药味充足的批判文章：批判小说，批判电影，批判音乐、戏剧、风景画以及年画、孔夫子以及观世音……说这些文章是匕首投枪不是很对，它们跟一个铁匠手工打制的东西不一样，它们是子弹，在一个机器里成批制造出来，在同制式的枪膛里成批射出去，那是排枪扫射，没有对手还击。
       人们在一个又一个套红的党报报头下面，过完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然后又有一个接一个套红的标题，在指引革命的方向，接着，军管委员会成立了，对全城实行军管。分乘数十辆军用卡车的军人们，一手荷枪，一手持大红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从陡坡上轰轰隆隆开下来，碾过洼地，由东至西，横穿全城。
       军管委员会的布告说，星火公社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勒令立即解散。而“向北斗”、“反到底”、“燎原工人战斗队”等几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即日予以取缔。
       ’
       此时不仅我们家里，全城百姓的分裂已经十分明显了。仿佛海水在神谕中分开，裂出一条大道，中间是神的车辇。
       许多人拥上街头，敲锣打鼓，振臂欢呼，他们响彻全城的口号是：三月东风浩荡，军管成绩辉煌!他们的入真多啊，欢腾的队伍的确浩浩荡荡，后来，他们就称为浩荡派。
       另一些入的感觉相反，他们往墙上刷的是：三月黑云压城，黑手遮断阳光!因为他们大多来自被解散的星火公社，或是同情于星火公社，他们就称为星火派。
       浩荡派在欢呼声中，立刻掀起了反夺权浪潮，誓把星火派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虽然星火派企图奋起抵挡，但洪水从上游狂泻而来，是挡不住的。立夏甚至还没来得及挤进校门，她屉筒里的木头章子以及裹这些章子的红布，已经被潮水卷走了。
       浩荡派夺去这些章子，并不是要交还给从前执掌这些章子的官僚。浩荡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要掌革命的权，他们同样跟随最高统帅
       毛主席，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他们需要更加声势浩大的革命。
       浩荡派在体育场组织十万人批斗大会，斗走资派，场内是浩浩荡荡的人，场外马路上也是浩浩荡荡的人。押在台上低头挂牌戴高帽的，依然是走资派的代表人物，被打倒的省委书记。书记身后立着一长串陪斗的，都是从前的大权威和小权威，所谓黑线上的人。这是运动的大方向，最高领袖挥手指明了的方向。既然冲锋的目标已经确定，那么，要占据革命制高点，只能看谁冲得更凶，火力更猛。场内场外都人声鼎沸，仿佛是祝捷，又仿佛是排山倒海的总攻。
       与此同时，星火派得知己方有两个人被铐走了，来的是军用吉普，用的是钢制手铐。传说一个是提了浆糊桶走在马路上，正在找一面墙壁刷标语，吉普车嘎地在他面前刹住，路上的行人还以为出了车祸，浆糊桶哐啷啷在马路上滚，眨眼间人和吉普车就消失了。另一个正在开刨床，车间的大喇叭突然停掉了革命歌曲而呼叫他的名字，叫他立刻到厂部去，有重要革命任务。他抓一团棉纱，边走边揩两手的油污，快到厂部的时候，他发现路两边绿得有些奇怪，几排武装以钢盔和长枪的士兵把“燎原工人战斗队”用来做总部的小库房围紧了。他径直走过去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他的退路已被切断，他抓着棉纱的手在空中舞了几下，即刻被按倒，于是也被铐走了。
       如果是单独的～个人被铐走了，可能只是一个人的不幸。但现在是一个群体之中的第一个人被铐走了，所有的人都感到手腕一紧，共同的命运威胁着每一个人。
       从星火派强烈抗议的大标语和小报上，我知道这两个人一个姓王，一个姓梁，就是那天晚上和立夏、高扬一同走上陡坡的人，一个帽子上印着“安全生产”，一个步履有些踉跄。
       星火派又一次拥上街头，他们一时不知该往哪里去，就在街头东西南北乱拥。吉普车的去向是不可知的，它总是突然而来，突然而去，它有它自己的通道，只是偶尔打人们视线中穿过。然而人们最为急迫的不是追踪吉普车，人们最急迫的是聚在一起，单个的人感到冷时，总是需要人们。
       体育场是最能聚人的地方，但现在那里聚着十万浩荡派，批斗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正开得如火如荼。星火派在周边没有找到安顿之地，就依着地势，缓缓流到体育场的背面，那里有一片荒僻的空地，那里从前是杀人的刑场，后来是白花烈士墓园。
       白花烈士墓园葬的是辛亥革命的烈士，对那场革命我们所知极少，或说完全无知。它苍白浅淡，几近无色，与红彤彤的无产阶级革命相对照，它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墓园很大，然而几近荒冢，它遗落在这个城里，是一个遥远的年代搁浅在时光的流水里，流水喧哗着从周边绕过去，仿佛它不存在，在喧哗之中它荒寂无声。时当早春，岗子上茸茸的是草的新绿，新绿中星星点点的白花很是繁茂，很是凄冷。
       星火派汇聚到墓园前面的空地上，宣布绝食抗议，他们打出的白布横幅是：革命无罪，还我战友!他们要求为王梁二人平反，为星火公社平反，为“向北斗”等群众组织平反。他们发誓要揪出破坏革命的黑手，无论那是多大的黑手。
       墓园的墓道和祭场铺的是花岗石条，草从石条的接缝处长出来，新草叠过枯草，到底年岁深了，就隆起来成了草的坟头，坐下去尽是芒刺。碑是单面的金字塔形状，虽是花岗石砌的，荒岗之中到底单薄，即便有漫坡漫岗的白花相拥，也还是孤峭凉。从前碑顶上立过一个小小的自由女神石像，因为太高而且太细，我从来没有看精她的脸，也看不清那袍子是古装还是洋装，能确定的是那支瘦瘦的手臂举的是瘦瘦的火炬，举得一定很累，也很微茫。
       现在自由女神没有了，碑顶秃着，呆呆的，没有一线活色。这是红卫兵们砸掉的。碑太坚硬，来不及砸掉，便草草凿去一些碑上的文字。字凿起来也很费工夫。而那个沸腾的岁月人们没有那么些耐性与工夫，他们就往上抹水泥，直接埋葬了那些字。红卫兵们呼啸而来，砸了，破了“四旧”，建了功勋，就呼啸而去了。你不能知道此刻他们去了哪里，可能正在大体育场里浩浩荡荡振臂高呼，可能正坐在残碑之下戚戚惶惶绝食，也可能摘掉了袖章，正在家里滚铁环或喂鸽子。
       星火派的绝食持续到第三天。浩荡派的集会也持续到第三天，他们充分展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正确性，揭批黑省委，揭批黑市委，揭批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文艺黑线，黑线上一串串的黑色人，热烈拥护伟大光荣的人民解放军。
       夜里，绝食的人们点起篝火，他们烧石缝里经年的芒草、甬道上堆积的落叶干枝，他们烧白日里军用飞机撒下来的布告和通令，烧下巴肥硕双手墨黑的纸人。浓烟里有枯草的气味，也有青草的气味。由于青草湿润，烟也有了重量，浓烟熏蒸的眼睛，全都泪水迷蒙。
       浩荡派的宣传车也很浩荡，一趟～趟从墓园前面的马路开过，夜里去了，白臼还会再来。车顶的喇叭音色洪亮，震波强烈而且振幅宽阔，喇叭里反复说的是：把颠倒的历_史重新颠倒过来；把政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阶级斗争空前激烈，警惕阶级敌人乱说乱动；绝不允许狗崽子、假革命和反革命毁我长城；把矛头指向军管会就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中央军委；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立刻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我认出喇叭里的一个声音，那是学校里每一个批判会上带领我们呼口号的声音。我最近距离地听到这个声音，是我被挑到一个特别的队列里，去校长室领受那个特别的红本子的早晨。校长特别握住队列领头的那个高中学生的手，再用另一只手拍他的肩。校长的身材比那个学生矮，他拍的样子就像是攀的样子。校长说，南征，你是出生在战场上的革命后代，你的名字就标志着父母的革命历程。那时这个声音就突然宣起誓来：我们向党保证!向毛主席保证!尽管音量压得很低，像秘密党的秘密宣誓，我还是感到颅腔里一阵剧烈振动。
       白花墓园的人可能受不了这般振动，有一个叫向红的女孩子站起来往外冲，要躺到马路上去。立夏把她拉住，说现在我们不是单个的人，这是我们的阵地，我们就在这里。立夏没有多少力气说话，但她还是说了好些句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集体主义。那个女孩子就哭了。立夏说哭也不好，我们应该节省自己的力气。
       第五天的午后，军用卡车终于出现了。下来的兵并不荷枪，而是举着大红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抬着木桶铁桶。这不是来铐人的兵，而是来送水送饭的兵，随着墓园里一处处热气蒸腾，人们发现这些兵的脸上也热气蒸腾。
       最先缓过神来的是高扬，他十分激动，发出干燥沙哑的声音：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他的发音已经不容易辨认，好大一会儿人们才明白他是在高呼口号，便跟着他呼。最为让人们泪落的是，那些兵招呼他们吃饭的时候，对他们的称呼是“革命小将们”。
       我在墓园里绕着圈子找立夏，绕过墓道，绕过柱廊，绕过台阶，终于看见她在甬道的一侧，正靠住一块断碑昏睡，指甲灰白，嘴唇上全是痂子。据说她
       不仅绝食，而且绝水。我听到那些军人吆吆喝喝要找担架。我跪下来，拣去立夏头发里的草梗。我看一看断碑，这断处是新痕，残存的部分是水泥抹过的，但是抹得潦草，依着它们的残迹，我可以辨认碑上凿刻很深的字迹，是“自由不死”。
       幻肢痛
       向红的左手是在第一场流血中失去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流血，这是夏至时节。
       向红去抢夺一只喇叭，她身子轻，能像飞沫一样从人群里弹向天空，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但她总要落下来的，地面的人群瞬间把她淹没。她向外突围，竟然能够撞散人群，但散碎的人群很快就又团在一起，并不肯就此放弃。许多手在争抢那只喇叭，向红在一边，许多手在另一边。向红被许多手拽出了很远，但向红的手还紧攥着喇叭，誓死不放。这肘候，有一件利器凌空一劈，向红的手就掉到地上了。
       我没看清楚那是菜刀还是柴刀，甚或是砍树的斧子，向红更不清楚。向红的身体向左侧歪了一歪，仿佛被人往左侧猛力一拽，向红好像还用了一下她的左手，就是人向一侧倒下时会伸手撑上一撑那样。向红没有倒下，她像拽鸾的小树又弹起来，左右摆了几摆，她的脚片刻也没收住，仍然在继续前冲。
       向红失去了喇叭，她拚力追赶喇叭，她继续跑出一二十米，忽听到有人尖叫：手!手!她才发现她的左侧空荡，一只手已经不在了。
       向红的身子是最接近莎草的那一种，细叶飘拂，茎子也一同飘拂，动静细小得几近无声。这时她旋转过来，是向离失的手旋转过来，向时间的前面一瞬旋转过来，起初是迅疾一转，然后就慢下来，软软地飘拂上去，她在空中没有拽住断然而去的时间，就软软地飘落，跌在泥地上了。
       地上的血让泥沙和得很乱，却使泥沙变得温润，绵软。血的热气从泥沙里蒸起来，和淡淡的甜味一同弥散。落在地上的手是蜷起来的，拳头还在继续收缩，很紧，以致骨髂分外清晰，要从半透明的皮肤里戳出来。
       有人过来扶起向红，向红很驯顺，像草棵子那样柔软。有人去拾起那只手，把上面的泥沙往外抹，向红的身子就剧烈一震，接着抽成弓形。人们一时慌乱，在向红和向红的手之间跑来跑去，有人从墙上撕下一片纸来，包裹了那只手。这时向红叫了一声——疼!’挟着纸包的人就哆嗦了一下，人们一时懵了，不知是她疼还是那只离开了她的手疼。
       战斗还在继续。许多入不知战斗是怎么开始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
       向红记得是因为喇叭。
       向红的哥哥向东记得，两座楼上都架设了喇叭。一座楼上的喇叭攻击过来，先批判那些黑帮，说这是一条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的罪恶黑线。文革前十七年就是这条黑线主导，使阶级关系产生了大变动。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造反，我们就是要以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清算这条黑线，保皇派要保的正是这条黑线。另一座楼的喇叭当然不接受“保皇派”的恶名，当然还以颜色，他们也狠狠批判那些黑帮，说社会主义江山从来是红线主导，那些黑帮是背离红线的罪人，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没有发生变动，也不会发生变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地富反坏右，清除叛徒、特务、内奸，保卫红色江山。一边攻击对方是假革命，真保皇；另一边攻击对方是假造反，真反动。先是一座楼上的人袭击了另一座楼上的喇叭，使一个声音哑了。于是另一座楼上的人愤而反击，去攻打剩下的那个独霸天空的喇叭。
       向红和向东所在的位置不一样，他们互相没有看见，他们是不同的楼里的人。
       攻打仍在继续，现在人们不仅是为了喇叭，更严重的事情是血，为了讨还战友所流的血。
       一些人爬竹梯子进攻一座楼，楼上的人们用密集的弹药阻击楼下的进攻。这些弹药是灯泡、化学烧瓶、纸包石灰粉，这些弹药会在低处的进攻者头顶炸开，四面飞溅有如霰弹，让胶着地带满布尖利和刺目的危险。
       占据制高点的人总是战争中强势的一边，许多生命贡献出去，就是为了抢占制高点，许多生命拚尽热血，也是为了守住制高点。楼底下的人们十分壮烈，他们没有盔甲，没有掩护，连安全生产的柳条帽也没有。他们把一顶布军帽从受伤者那里接过来，就接替伤者继续进攻。但是这顶布军帽的血太多了。有人把好几层报纸叠在一起，折成有些硬度的纸帽子，帽檐也挺括而且宽大。在炽烈的牺牲精神激荡中，他们用这样的纸帽子代替钢盔，试图减轻自己的牺牲。
       主攻的竹梯子换上了更长的竹梯子，短一些的仍旧依在壁上作为辅攻。但是再长，一把竹梯子也只能是一个人的通道，无论下面有多么壮阔的呐喊，登上梯子的人也只能是孤身一入。现在这个冲在前面的人不再膀大肩阔，带一种重型兵器的威势，这人很小，很薄，在纸帽子底下更小更薄，像正午时分的影子。这个小而薄的影子蹿跳的速度很快，因此没有留给上边的人多少掷弹的时间，他竟然只在背上挂了两包石灰粉，纸帽子上炸开一个灯泡，手就攀到楼上的窗沿了。楼上的人虽然吃惊，但居高的位置毕竟是主导的位置。一支荧光灯管断然砸中他的头顶，荧光玻璃喷泉一般射向天空，并喷泉一般开放，那个小影子裹在喷泉之内，通体都是荧光闪烁的斑点。
       底下的人完全忘记了危险，或者是他们已经渴望危险，他们纷纷冲上竹梯子，奋勇前往增援，一架竹梯子从顶端到底端密密一列排满了人。上面的人也意识到了危险，整一个窗洞，骤然堆满了铁棒、木枪、桌子腿和人。
       那个小影子顽强地扒在窗沿上，既攻不上去，又退不下来，乱纷纷的棍棒都往他身上捣，他没有手来遮挡，反击，就是死死地贴在那里，密密层层堆聚在窗子里的人，都像踏足在他的头顶。
       后来楼上的人就用铁棒木枪撬竹梯子，虽然竹梯子现在分量不轻，但到底是架竹梯子，而且完全在他们足下。虽然楼下的人比楼上的人多，但这不是数量的问题，而是制高点的问题。楼上的人轻松地找到了力点，撬起竹梯子赫然向外一推。完全没有相持的余地，竹梯子就离开了楼壁悬空悠了一悠，便向无物的空中翻去。有一阵极其锐利的声音，或许是人的声音，或许是竹子的声音，因为响在空无处，所以像四射的利刺。竹梯子折断了，可能是先翻倒而后折断，也可能相反。仆在地面是很重的闷响，地上扭结成团的是生死不明的人。
       剩下一个小影子挂在楼壁上，他的脚失去了竹梯子，悬在空中没有着落，只靠几个指头抠住窗沿，跟楼上挂下来的纸标语似的飘荡，但比纸标语灰暗，短小，不起眼。楼上的人可能被地面跌落的人团惊住了，被人团的搐动和血的模糊惊住了，并没有看见脚下挂着的小人。楼下的人忙着解开和救助惶乱的人团，忙着把竹梯子的茬口与穿过的人的身体分开，也没看见还有一个挂在楼壁上的人。那个小影子挂了一阵，终于坠落下来。他最后的那声利喊，还有手足在空中的挣抓，以及下坠的速度，表明他与纸标语或落叶不同，他是一个有重量的人。
       接下来的事情更乱，双方的增援队伍都在往这边开。传说一边有三卡车的体校学生载了铁
       饼、标枪、弓箭、手榴弹在开过来，一边有两卡车的石灰粉和柳条帽在开过来，传说还有油罐车，还有硫酸瓶……”
       向东是体校里练标枪的。他说那天他没有使用标枪，因为他在场的时候手里没有标枪，他掷的是并不称手的桌子腿。他是次日到医院里去缝小腿上的口子，才看见向红的。
       向红的断肢是苒植了，她被送去的医院是以断肢再植著名的，这项技术曾被说成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辉煌成果，是一种无往而不胜的伟大思想的证明。但是向红的手没有再植成功，它一天天变黑，变枯，变成焦炭，最终以一次截肢手术而结束。因为组织坏死，截肢的部位便要往上移，这样剩给向红的手臂就更短。在那里别一只红袖章，可以使手臂延长几寸，再往下就无所有了。那只袖章干瘪着悬在那里，飘摇，看着心里不是痛，是渺渺茫茫的虚空。
       但向红自己是痛。她痛起来是莎草在风暴中的样子，有一种非人间的声音，那是一株莎草，而非一片莎草，一株莎草不大可能发出声音，那或许是风暴的声音。要是抱住她的肩背或剩下的那只胳膊，不让她被风暴刮走，你会感觉像摁住实验课上被解剖的青蛙，你的手会发抖，你也会因那种痉挛和抽搐而痛。向红说是手痛，不是那只剩下的右手，而是那只不再存在的左手，它痛。指甲被竹签翻开的痛，手腕被长钳拗折的痛，整个手臂被石碾粉碎的痛，电击的痛，铁烙的痛，蜂蜇的痛，开水泼着手背的痛，缝衣针扎破了指尖的痛，冰凌刺入骨头的痛。向红的母亲手足无措，不知抚摸哪里，才能减轻她的痛。向红痛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冷敷，热敷，用艾条炙灼，用绷带捆扎，在向红看不见的手上和看得见的臂上。她给向红咬_条毛巾，以免她的牙齿损坏，情急之中还把自己的指头伸给她咬，但向红的牙还是开始变形。向东到处去找阿托品和杜冷丁，这东西非常难找，为这个，向东曾经带一帮红卫兵抄砸过一个医疗所，以搜查黑材料的架势，逼当班的小护士交出所有止痛的药品。
       这种疼痛不可理解，它来去无踪，一股气流，一声蝉鸣，一句话，都会震动疼痛。虽然人们看见了那疼痛，但人们认为那疼痛不可能存在，人们先是愕然，渐渐也就漠然了。
       惟有母亲是无法漠然的。向红的母亲带着向红四处求医，她终于知道这是一种真实的病痛，叫幻肢痛。
       旗帜重于生命是谁的真理
       现在城里的人们武装的不再是灯泡、石灰和桌子腿，铁矛和钢钎等致命的冷兵器也很快被超越了，战争迅速进入到火器时代，现在人们武装的是步枪、手榴弹和轻机枪。
       旗帜重于生命，这是我们自幼信仰的真理。它是通过水和空气进入我们体内的，水和空气无从选择，它从我们降生之日便养育我们，占据我们，这不需要求证推演。旗帜是天空中的东西，比所有人的头颅要高，是尖顶上通向遥远未来的道路，是人的灵魂能够去往的惟一道路。或者说是有了这指向天空的道路，人才有了灵魂。我们不曾见过没有旗帜的天空，因之我们不能想象那样的天空。我们的道德、情操、理想、信仰……总之一切与灵魂有关的东西，都是因旗帜的存在而生成的。如果没有旗帜，个人生命无所皈依，便轻如鸿毛，贱若沙尘。自己的生命如此，他人的生命同样如此。
       与从前的天空略为不同的是，现在那里招展的是两面以上的旗帜，而且都是红色的旗帜，它们都指向通往太阳的道路，然而它们又是相互敌对的。
       现在，城里的人们大体分布在两面较大的旗帜下，两面旗帜都是鲜血染的，但是隔着硝烟看去，血和血的颜色似乎不同。现在，两面旗帜下的人们都不再称对方为“派”，而是改称为“匪”，“匪”的颜色都被派定为罪恶的颜色，一派为“黑匪”，一派为“白匪”。这样的颜色符号容易培养仇恨，将对方视为非人，进而也是敌人。
       我从立夏那里听到的一支歌，曲调悲楚，唱的便是这种仇恨；
       妈妈，放我去吧．
       白匪的刺刀已经露出獠牙．
       战友的身躯已经倒在旗下，
       我不是贪生怕死的家雀，
       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甘把血洒。
       妈妈，放我去吧．
       凶手的枪炮已经点燃战火，
       革命的阵地就在我们脚下，
       我不是躲在你翼下的乳燕，
       不把红旗插遍天下，誓不还家。
       唱这支歌的时候，正是一场拼杀之后，一名男学生被钢钎穿刺过胸背，一名女学生被子弹击碎了颅骨。立夏说当时那女学生倒在她身上，她赶紧用手去捂，然而那些白而黏稠的脑浆不断地涌出来，那么热，透过指缝淌到地上，怎么也捂不住。那个女孩子临终时说“妈妈……”，但是立夏不知道那个女孩子的名字，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她的妈妈。
       唱这支歌的时候，一群女孩子围拢在一个宿舍楼的楼顶，楼梯用课桌铺板沙包木桩堵死了，楼下遍布她们所称的“白匪”。这个楼顶成了一个孤岛，她们用自己的课本、作业本、日记本点燃一小堆火，希望火光能被远处和更远处看见，等待战友的救援。
       这种时候容易想起妈妈，她们开口唱出“妈妈……”，眼泪就落下来了。
       后来就是人民路上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是令我极为震惊的游行。
       人潮流淌的不是欢乐、幸福，而是悲愤、仇恨。人们挥舞的不是鲜花、彩带，而是刺刀、匕首。用许多肩膀扛起的不是丰收的果实，而是死难者的棺木。彩旗也消失了，代替彩旗的是黑色的挽幛和白色的灵幡。偶尔也见红色，是鲜血喷溅或者淋漓的样子，上面所现的字句是：“生做革命人，死为革命鬼!”“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惩办凶手，讨还血债!”……开路的是两辆架着喇叭的宣传车，喇叭系了黑纱，播放的是国际歌，也有那支“妈妈，放我去吧”。因为节拍不能吻合步伐，所以队伍走得粘滞零乱。天上的云也乱。云很低，青灰色的，庞大而浓厚，也不移动，似乎云之上有粘稠物在降下来，不断地增加云层的负重。地面的气流急剧加热，潮气蒸起，上升。此时云体更加膨大，四周却无处张开，便混乱地堆积着，上下翻沸搅动着，其状汹汹，看着是随时会炸开，落下的将不仅是雨点，而是球状闪电。
       这是人民路，横贯整个城市的中轴，十七年来，它总是用于游行的，它的一端紧挨着那个屡屡上演如火如荼事件的体育场。以往游行的队．伍便是从体育场出发，五彩缤纷的方阵从那个魔术袋似的场子里变出来，载歌载舞，由东向西，把节日的伟大幸福灌溉向全城。而今天这支队伍是惟一一支由西向东的队伍。这是一支哀悼的队伍，要向全城展示他们的悲伤。这是一支抗议的队伍，要求权力者倾听和了解他们的愤怒。这也是一支仇恨的队伍，向对手摆出他们的武装力量。他们通往的终点应该是城东郊的荒岗，那里是安葬死者的地方。
       体育场里也是云水翻沸，这是另一派群情汹涌的人。他们集会庆祝一个有关红卫兵光荣历史的日子，同时演出一台有关他们的史诗。这个光荣的历史性日子本来是通红的，现在也悲痛地挂出了黑白挽幛，挽幛的字句与外面马路上行走
       的字句几乎一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为红色江山献身重如泰山，为反动阶级送命轻如鸿毛!”“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一个青年头缠血绷带擎旗舞到台前，全场便如燃起大火，都站起身舞动拳头，和台上的演员一起唱，他们既是唱自己的功勋，也是唱自己的牺牲、自己的仇恨：
       惊四海，震五洲，
       降妖魔，鬼狼仇，
       八月革命风雷激，
       红卫兵英勇破四旧。
       王府大街战歌响．
       扬威路上反帝修，
       横扫一切害人虫，
       镇压地富反坏右。
       小将血战红八月，’
       红卫兵万代美名留!
       由于体育场的大门正朝着人民路的东端，这一截马路是拾棺游行的队伍必经之地，于是，战火就擦燃了。
       开始是砖头，人行道上撬起的砖头和体育场围墙的砖头。后来是轻机枪和手榴弹。
       群体的仇恨会把一个人的仇恨无数倍地放大，群体的激情相互摩擦，能无数倍地加热一个人的激情。人在群体的热浪中，有独自一人所不能想象的坚定、英勇和残忍。群体的信仰是最激烈的，不妥协的。群体的热量如热核在聚变中产生，似乎挥霍不尽。它席卷而来，吞没你，吞没每一个人。个人瞬息融化，不存在了，这便是忘我之境。不断潮涨的鲜血。不断潮涨的仇恨。
       整个城市武装起来，大街小巷都是街垒，看上去像是巴黎公社的街垒。不同的是，巴黎的街垒是抵抗来自城外的凡尔赛军的，它们的朝向比较明确、简单，它们使巴黎变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这里的街垒是对抗城里的人。这些对抗者驻扎得非常错杂混乱，有时甚至在同一个家庭里。这些街垒也就朝向混乱，使一个城市裂开无数碎片，散在那里成了无数个犬牙交错的据点。
       武器的问题当然是最严重的问题，需要越来越多的枪、轻机枪和重机枪，甚至迫击炮和火箭简。于是就有更多的传言。传说某派抢劫了驻军的军火库，那不是抢，简直是送，只听到军人朝天放枪，军火库门前却见不到军人。传说军队为了避免群众抢枪，把枪械藏进某个鱼塘，却把消息泄漏给某派，某派便出动卡车连夜去打捞。传说某派已经攻占了港口，正谋划去抢夺炮艇以装备自己。传说某一场战争并不是单纯的群众战争，它完全是屠杀，它的操纵者和指挥者直接就是手握大权的军人。这样的传言激起更大的恐怖与仇恨，人们深陷于那条著名的有关枪杆予与政权的真理之中，而且不仅仅是政权，它直接关乎生存。
       立夏几乎不回家，因此也不必再唱“妈妈，放我去吧”。在一个权威分崩瓦解的时代，父母的权威不可能抗衡革命的旋涡，也就不存在放与不放的问题。立秋和我都很忙碌，每当听到哪里有战争发生，我们就满城去找立夏，期望看到她还活着。
       立夏的脸上有了起棱的硬线，眼睛陷得很深。有一次我在～所医学院的楼廊里忐忑了一夜之后，终于望见她转过一座无窗的白楼孑身走来，白楼煞白耀眼，水泥路也煞白耀眼，她在煞白之中飘忽浮动，像一个斑点。
       迎上去才看见她是赤足，手里拎着一只凉鞋。她说另一只掉了，可能是她被带电的铁丝网抛出来的时候掉了。这时我发现她男一只手里握的是一把匕首，柄握在手里，刃倒过去笼在衣袖里。这匕首打制得十分粗糙，跟机器时代很不相称。我没有问她是哪里来的，反倒觉得心里好过一点。一个人的生命太脆弱了，白天和黑夜都一样脆弱。一个人走在充满仇恨的地带，手无寸铁是可怜的，手有寸铁也是可怜的。但是，手有寸铁可以制造一点错觉，可能使自己觉得比较坚硬。
       父亲让我见到立夏时问一问她，旗帜重于生命是谁的真理?父亲说，但是这个问题不要让旁人听见。
       台　风
       军用飞机是在台风之前来的，它从太阳里面飞出来，像太阳射出的一道光线。没有人数清过太阳有多少道光线，也没有人知道光的障蔽有多厚多深。人的视力在太阳光的正面喷射中是残废的，人不可能看到太阳光的里面。飞机事先埋伏在太阳光里，或者是被太阳光抛掷出来，起先它是无物，后来是一点光斑，后来它大起来，成了一个发光的实物。这时候我们听见一种异常的声音，它不是滚雷，虽然也是自上而下，它比滚雷沉滞，稳定，有秩序，它愈渐增大，压住了地上纷沓的人声。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头顶的机器的声音。
       现在我们看见飞机的颜色了，原来它不是金属的原色，而是我们叫做国防绿的那种颜色，机身上的红标志也看得见了，甚至可以看见它半开的舱门。这个巨物将我们的头发都提起来，竖在空中旋转，所有的眼睛也被提起来，目标一致地旋转。这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个城的上空非常干净，连一只鸟也没有，然而这个上空也非常充满，有一个剧烈膨胀的重物，压迫我的耳鼓，也压迫我的胸背，我听不到自己喘气，我可能不会喘了，所以十分窒闷。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惊慌，不知道飞机是来扔什么的，炸弹?燃烧弹?杀虫药?还是压缩饼干?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这是来撒传单的飞机。传单是我们的说法，因为空中的纸片飘舞的方式很像传单，但其实它们本来不应该这么样飘舞的，因为它们重得多，是布告，是通令。它们说的是勒令停止武斗，勒令停止抢夺军队的枪支弹药，勒令封存各派武器，统一缴交，勒令拆除街垒，恢复交通，勒令人民群众互相监督，执行勒令……那时候还没有风，但是传单飞舞的样子让我们看见了风。
       后来，风真的来了。
       风没有遵循预报的路径，没有去往红箭头指向的小群黑岛屿，而是突然折转，正面登陆，正面袭击我们。
       高音喇叭刚刚在说注意防风，突然就哑了，所有的机器突然哑了，整个城突然一黑，输电线路全部断了。我猜想瞬息的哑默之后，会有一片惊叫，但我听不到了，风的声音使一切声音都化为乌有，压倒一切的是风。
       所有东西都在翻滚。雨伞在翻滚，篮筐在翻滚，路灯罩在翻滚，汽油筒在翻滚。垮下来的大字报棚张了一下翼，想乘风飞起，但这种风不承认翼，它迅速就折卷起来，变成一个棕黑的螺旋云团，在街面上嘶鸣着翻滚。你想不到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东西是可以摔碎的，你想不到世界上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撕裂，倾坍，掳掠，摧毁。风是一件凶器，正如上帝的大洪水是一件凶器，但是风里面假如有一只诺亚方舟，它的情状也只会是翻滚，旋转，撕裂或者摔碎。
       即使预报的路径没有出错，人怎么可以防御风呢?怎么可以抗击风呢?人们也像摔碎的物体，进射四散，冲回自己的房子里，还在路上的行人，都是在追赶房子的行人。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起先这些人弓着腰背和脖子走，后来腿也弓下去了，再后来只能匍匐在地面，双手抱紧路树杆子或者电线杆子，身体却飘扬起来像一面旗。
       接着雨也来了，起先击在窗上像横飞的子弹，瞬间子弹也碎了。疾速旋转的风把雨点都击成粉末，漫天漫地都是雾状的粉末，于是什么也看不见了。
       父亲把一张长条凳翻过来，斜顶住门。又说一面墙壁也有危险，让立秋和我把桌子挪过去，
       在桌面竖起铺板，他用屋后瓦砾堆里拖回来还没有锯开做柴火的长木头斜在铺板和地板之间，做成支撑墙壁的力点。窗子的一块玻璃碎了，掉在地上。父亲用一块油毡纸把窗洞堵住，顺手用木条把窗页钉死，这样屋里就完全黑了。只听见屋顶的瓦片在扑簌簌抖动，雾状的雨水掀动瓦片旋进来，使屋顶那里白蒙蒙一片。
       我对立秋说，早上我们在街口看到的那个挂在灯柱上的尸体，不知现在怎么样了。
       立秋说，那个人，我以前好像见过，他好像住在煤场下面的桥洞里，我记得他的鞋子，就是用系腊肠的红绳做鞋带的。
       我说，桥洞现在一定被水淹掉了吧。
       立秋说，不光是桥洞，连桥面怕都已经淹掉了吧。
       我说，如果那个人还有铺盖锅碗在那里，现在一定顺水漂走了，空的碗会像小船漂在水面上吧，不过也说不定，水那么凶，可能一下子就找不见了。
       立秋说，还顾得上锅碗?就是入被冲走也找不见了……不过他也不会找了，他用不着了。
       我说，他跟我们这条街的人有仇吗?那么多人拿砖头砸他，还敲锣敲盆。
       立秋说，听说他是劳改犯，是坏分子。
       我说，什么是坏分子?
       立秋说，是思想品德不好吧，劳改过的啊，那种叫……社会的渣滓。
       我说，早上我看到他身上挂的黑牌，写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坏分子吗?
       门顶端的气窗突然被风掀开了，锈蚀的插销掉下来，父亲连忙踩一个凳子去救。玻璃这时候砰地炸了，父亲的手上突然有一道血柱子喷射出来，直冲到屋顶，击穿水雾，使那里的浑蒙突然缭乱。
       立秋惊叫一声，显然是哭了。我听到她哭，才意识到出了可怕的事情。
       父亲从凳子上下来，一只手摁住另一只手腕。父亲的脸上都是血，再加上水雾的原因，血非常湿润饱满，正顺着耳根流淌。飞旋的水雾把血柱击散，但血到底重一些，凝成水滴落下来，这样我身上也红了。于是我也哭了。
       父亲说，不要紧，只是一条小动脉，用力压死它，血就不喷了，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你们去找绷带。
       但其实我们没有绷带。立秋找来两条手帕，父亲说手帕不行，然后指点她把一件我穿小了的衬衫撕成绷带。
       父亲肯定是不喜欢我们哭，就跟我们讲台风。他说这样的风速，一定是十二级以上的台风，这是大灾害，这样的灾害会死好多人。
       父亲说，台风的中心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台风眼。周围的空气旋转得太厉害，离心力太厉害，风倒不容易流进眼里去，台风眼倒是平静无风的，晴朗无云的，如果是夜里，还能看到闪烁的星星。
       父亲说，在台风眼里，天上常常会有很多鸟群，这是被旋转的气流从海面上裹进来的，它们好像很幸运，躲过了风雨，在晴朗的管子里飞得很太平。不过台风是移动的，台风眼当然也迅速移动，这些鸟就得一路紧跟着飞，一会儿也不能歇，要不然就会落到边缘，被风击毙。这样它们就越飞越远，最后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失散。
       我已经顾不上鸟的事情，我们是在风的边缘，我们最害怕的是边缘的危险。
       和我们在一起
       父亲是顶着大雨出去找医生缝合伤口的，那时的雨不再被击成雾状，而能斜垂下来，重现瓢泼大雨，这就是风已经过了。那时已经入夜，全城没有灯火，漆黑一片。父亲穿上雨衣，立秋也穿上雨衣，父亲不让立秋去，但父亲刚一出门，立秋就摸出一只手电筒追出去了。母亲在天明时分才到家，她的厂房倒塌了，他们撤到防空洞里。她说雨水从洞口一直往里灌，门根本挡不住，她们冲出去拖沙包想顶住水，却差点儿被倒塌的围墙砸住，幸而水漫到腰部时，风停了。
       路上都是树的残骸、电线杆的残骸。大叶桉是拦腰断的，茬口是清沥的桉油气味。榕树连根拔起，路面的青石条也随树根翻起，立着像残断的碑。冬青们整片伏下去，上面凌乱的是风的辙痕。没有分叉的棕榈最为幸运，它们只是将身体倾斜往风的方向，冠部的阍叶被搓成绳状，也甩到风的方向，许多天后方慢慢张开，但躯干就伸不直了，许多年后还让八想起风的样子。
       天空是出奇的干净，比童话还要晶莹，没有一星污点。在这般晶莹中，人心里是疼的，那是充满感激的疼，这么安静着去回想风，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
       我想象风应该有好几种，但我不能区别天上的风和地上的风，也不能区别生命的风和死亡的风。
       许多民宅被摧毁了，它们倒塌下来，被风碾碎，倒塌之时也互相挤压，互相碾碎。这样城市突然出现了许多空洞，天空的莹蓝补在这些空洞上，清洁得全然透明。走在透明之中，人是没重量的，甚至连走也是虚幻，就像一星尘埃在光照里走，天地的空无令人生畏。
       梦芷家的房子还在，它的青砖墙体比较坚挺，只是楼上用木板接出的一层被劈开了，木板翻卷，四散，能从开处看见里面窄而直的楼梯。梦芷的父亲当初就是从这个楼梯上被拽着跌扑下来。现在楼梯上不会再有梦芷的父亲了，也不会再有梦芷了，她和她的母亲都在那场“雷霆行动”中被扫地出门，遣送回乡，我不知道她的乡是哪里。现在这个房子里进驻的是一个组织，它成了这个群众组织的总部，门口出入的红袖章看着光彩，门上的大红漆字也看着光彩。
       梦芷从前的邻居正忙着在瓦砾里翻，他们找出大一点的木板、石棉瓦、塑料布、草席、竹帘、砖，把这些东西拼在一起，试图依着那个组织的墙体，搭筑一个窝棚。裸露的红砖地板略高于街面的青石板，那是被主妇擦洗得很红润的红砖。现在这个主妇跪在完好的红砖地板上，不懈地往瓦砾深处翻，她把翻找出来的物品归置到地板当中，一只铝锅、一只铁勺、一只釉面放射状碎裂的搪瓷碗、一把木梳、一扎干菜、一个浸水的拨浪鼓，还有一只猫——身上间着瓦灰和焦灰，小小地蜷成一团。男人喊女人帮忙扶住支起来的木柱，以便他在上面钉住一截木条做粱。女人双手正把几块瓦片拢成～个瓦盆，试图让它们粘合完整，听到男人的嘁声接连不断，手颤一颤，到底没拢住，瓦盆应声在地上散开，使那只猫惊跳了一跳，弹到墙角一汪水里，接着又弹出来，哆哆嗦嗦抖身上的水。几乎每一个店铺门白，都是排长队的人们。买蜡烛的长队，买火柴的长队，买煤油的长队，买粗盐的长队，买米的长队……
       菜市场的顶瓦七零八落，因此显得格外明亮，几排摆菜的水泥台子，也白晃晃地明亮。每一个台子前面都有一列长长的队伍，曲曲弯弯延伸到门外的马路上。入们踮起脚尖张望空无一物的水泥台子，它们前所未有的明亮干净使人焦烦。人们又踮起脚尖张望马路上的车辆，哪一辆能望到一点绿色?哪一辆能使人们欢腾?人们不知道菜会从哪个方向来，因此不住地转着身子。
       我从天刚擦亮就在一列队伍里站着，现在是近中午了吧，有一束阳光从左上方射到我这里，我的眼睛躲避不开，这样就觉得脚下漂浮，是煞亮的眩晕。
       我大约一周没有吃到蔬菜了，幸好米和盐还有。立秋还在屋后的瓦砾堆里刨出一支竹笋，本来切了片用盐水泡上是很好的设想，可是还没等
       腌透，它已经没有了。从前父亲带立夏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野菜，现在轮到立秋和我了。不过立秋寻找立夏的任务更重一些，而且她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多，越来越长，于是有关菜的事情就是我背负的事情。我最辉煌的一次，是在一截朽树墩那里找到一丛肥硕的木耳，它们真大，真厚，真多。树墩很大，一定活过漫长的年岁，但它已经死了，也死了许多年岁，一截早已失去了身体和生命的朽树墩，却生出那么多的耳朵去听，这真是一件诡异的事情。
       忽然队伍抽动起来，人们的身体绷紧了，一个身体紧挤一个身体，生怕之间会插进来一丝风。是来了一车大白菜。人们踮起脚尖，扯起脖子，看慢腾腾地卸车，慢腾腾地过磅。竹杠子穿过铁钩环的响声，竹筐起来和放下的响声，都很烧心急人。然而水泥台子上终于有了生鲜的绿色，杆秤终于响了。
       人们认同平均的原则，一人限买两毛钱，这无须讨论。然而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希望，我的希望是这车菜卖完时，我会挨近菜台子～点。人们拚命向前靠，为了看见此时的菜台子，队伍先是摆过来，摆过去，接着就团在一起，越团越紧。
       我踮起脚尖，绝望地用眼睛数那些水绿的菜棵子，待我想把脚跟放下，却已经没有了放下去的地方。这时候忽然有一个声音喝我，接着就有一只手狠命一拽，厉声道，你望什么望!不认识啊!你排在这里!后面有人嚷起来，都是粗话、脏话，但是把我塞到她胸前的人声音比他们大，这样我就到了水泥台子跟前，买到了两毛钱青菜。
       出来的时候我才认出那人是惠珍。惠珍曾经和我同班，因为念书晚，所以长我几岁。起初我不习惯惠珍突如其来的身高，惠珍说，你也高了，你不知道?的确我不知道，我看不见自己，只从惠珍那里看见了时间。
       之后我时常在抢购的队伍里看到惠珍。惠珍买煤的时候挑两个筐，她会把一个筐放在她前面，一个筐放在我前面，这样她买完了当日一个人所限量的煤，就可以往后挪到我前面，再买一个人限量的煤。惠珍几乎知道城里所有的店铺，总能找到购物的队伍。她把米用瓦缸储起来，盐用瓦缸储起来，红糖用瓦缸储起来，白菜晒成菜干储起来，鸭蛋腌成咸蛋储起来……她告诉我，每天晚上睡前，必须蓄好两桶永，因为你不知道哪天早上醒来会突然断水。
       通往菜市场的一段马路被堵上了，修了一排救灾房，安置在台风中失了家的人。沥青路面上直接砌起齐膝高的砖，砖的上面支起竹棚架，在那里围了竹篾做墙，屋顶是瓦面那样斜的，便有了屋檐，用的却是沥青纸。墙上也有窗，同样是一片竹篾，四周有竹皮夹边，用竹棍斜着一支是开，拿掉竹棍落下来是关。惠珍的家就在这里。汽车可以通过远_些的路口转弯，从另一边进入菜市场卸菜，这样，这排房子和菜市场之间，就有了一块空地。于是这排灾民的居所前端，便多砌出一截砖，砖上铺了木板，做成一个舞台，顶上的沥青纸也被竹棚架着往前伸，使舞台有了豪奢的顶盖。有电线和灯泡从顶盖那里挂下来，有红纸装挂在背景的竹篾墙上，这便是红色舞台，正式的名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台。
       几乎每天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这里表演，打一杆旗往台前一插，喇叭呜呜地长响，把电流声放得很大，像把高空的雷电接引过来，将在地面滚动，炸开。
       不管是哪一派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都使舞台热气腾腾，红焰烂漫。台下没有座位，人们拢了手站着，或者弓了背站着，漠漠的，一片瓦灰和焦灰，如煨着街头的一炉红炭。
       我在这里得知了许多有关革命的布置：十六条就是好，就是好……东风万里红花开，七三布告传下来……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立秋也来过这个舞台表演，自然也戴着红袖l章，这是革命的标识，革命虽然已经有了好多种定义，但其红颜色是统一的。立秋站在台上，腿比往日细长，脖子也比往日细长，细长的双臂环起，像一羽鹭鸶。她和几个女孩子手手交叠相握，组成一道链串，腿齐整地曲直，起落，划开，勾回，轻盈而且快乐，漂亮而且规整，像我在少年宫看过的那排有她在内的小天鹅。音乐也似小天鹅般活泼，只是更明确坚定，而且嵌进去明确坚定的歌词，阻绝了所有歧义的联想，它只有一个指向：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
       山山水水隔不断，和我们在一起，
       时时刻刻不分离，和我们在一起。有一次我没买到等了一上午的粉条，就站在人群里，看台上舞动的红绸，听红绸中竹板的脆响，想让自己高兴。惠珍挤过来圈住我的脖子，要把她买到的粉条分给我一半，我不能要，因为她家里吃饭的人口比我家多出一倍。推让的时候她忽然说，大前天夜里她姑妈一家死了。一见我盯住她不动，她解释说，她姑妈的家靠近河涌，床底时常进水，不能储柴储煤，他们就搭了一个术阁楼来储，大前天睡到半夜，木阁楼突然塌了，他们睡得太死，一个都没有跑出来。
       我想我的听觉一定有误，因为竹板的脆响太急太锐，太密集的欢快扫射过来，叫人不能分辨。梦行症
       小苗离家出走的事我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知道的。这个季节是城里最干爽的季节，天空少云，而且云很薄，云后面什么也不藏匿，依然是明澈的天空。这样的天空是平静的，不会有暴风雨发生，甚至阵雨也不会发生。
       大字报贴到了小苗家的墙上，这样，我知道了小苗的父亲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诬蔑无产阶级专政”，“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顽固坚持反动立场”，“自绝于党和人民”。
       大字报横覆过小苗家的窗子，使屋子里面昏黑阴沉，闷不透气，没有白天。起初小苗想撕掉这些大字报，她的手够不着大字报的顶端，便从边缘撕起。可能这种纸撕起来声音很响，也可能是街面上很静，小苗被撕纸的动静吓住了，她缩了回去。半张纸片斜着耷拉下来，悬着，无端地哗啦一声，无端地又晔啦一声，在无风的街面白白放大出风声。
       后来小苗就在那面墙上覆盖上自己的大字报，宣布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线，与自己的家庭脱离关系，一个人走了。
       小苗的出走，似乎没有在小苗的母亲那里制造出什么动静，我能看见的只是，她头顶的一缕灰白在慢慢扩展，漫漶似的，像一个墨点在纸上洇开。在一个革命的年代，离家出走的事情是革命的常规事情，我母亲当年是离家出走的，小苗的母亲年轻时恐怕也是离家出走的，所以她是见惯不惊。比较着慌的是小禾，他找过他所能想象的那些地方，包括城西边置于路旁，准备用作下水道的空水泥管，包括煤场下面那座桥的桥洞。后来小禾找我，叫我仔细回想小苗走之前曾跟我说过什么。
       其实小苗没有说什么。近一年来，小苗不再说有关父亲的事情了，无论有关她的父亲，还是有关我的父亲。我们说的就是米和柴、煤和菜，怎么样用沸水煮南瓜藤和红薯藤，怎么样在煤粉里和黄泥，做成煤饼，怎么样用淘米水把老菜帮
       子腌成酸菜。
       我仔细回想，我们还说过一些鬼故事。
       一个故事是说一个孩子半夜里上厕所，就是我们熟悉的那种阴气森森的厕所，忽然有一只大毛手从暗处伸出来，手中抓着两张纸，这只手发出毛毵毵的声音：用红纸一天死，用绿纸两天死!那孩子万分惊恐地选择了绿纸，两天后果然浑身惨绿地死了。当时我的声音可能也是毛毵毵的，我说，我不可以跑吗?我不可以既不要红纸也不要绿纸吗?小苗说，往哪里跑?怎么跑?我不知道往哪里跑，大毛手只给我两个选择，而大毛手显然是攫住一切的，无所不能的。
       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夜半歌声。一个半人半鬼的生物躲在黑暗的阁楼上，容貌恐怖阴惨。可能是惨遭暗算，被毁了容的人，也可能是图谋复仇，生了肢体的鬼。他在漆黑的夜半走出阁楼歌唱，他的歌声太寒冷了，就结了冰，冰刀在夜里一下一下刮切，夜在那里哆嗦不停。有时候他会戴着面具，走上长长的楼梯，不知道那是通往哪里的楼梯。每一阶楼梯都是一个钢琴键。他～步一步走来，音阶一步一步上升，恐怖一步一步逼近……故事说到这里便有～声尖叫，是说者和听者同时发出的尖叫，做事就断了，于是音阶是断的，楼梯也是断的。
       说到楼梯，我想起小苗跟我说过的一个梦。她说她梦见自己上一个楼梯，楼梯很窄。起初前面有一些人，就显得楼梯更窄，她挤不过，就被这些人挤到了后面。但是走着走着这些人就稀了，不见了。她发现这是个木楼梯，两边是空的，没有栏杆和扶手，人很容易掉下去。-她不知道前面消失的人是到达了他们的楼层，还是掉了下去，总之他们不见了，只剩下她一个人。接着她发现楼梯的木板和木板之间也是不连接的，每一块木板都悬空，一阶一阶横挂上去，一阶和一阶的间隙很大，露出下面恐怖的黑渊。她很害怕，但她只能继续往上走。接着她发现有些木板是朽坏的，一踏上去，它就会断，这一刹那，必须立刻跳到更高一阶的板上，以免自己一起掉下去。有些本板已经倾塌掉了，不存在了，使原来的梯阶变成巨大的深洞。这时她已经不能走，然而想到所经之途的凶险，她也没路退回去。头顶一盏黄灯，为一根蛛丝长长地悬着，有这样的丝的蜘蛛一定出奇的大，出奇的古老，如果掉进这样的网里，可能胜于走这样的楼梯，但网在哪里，她看不见，蜘蛛伏在哪里，她也看不见。灯只有一圈昏昏的黄光，只照见头顶的一两级阶梯，脚下有多深，她也看不见。她用手去够更高的阶梯，然后像挂单杠那样，把身子荡上去。她累极了，手脚发软，却不能有一点儿闪失。她听到朽坏的木板在她脚下断开，往黑渊里掉下去，很久很久，才传来闷闷的回声。
       小苗还说过一个梦。她梦见她在海上，在一只快艇上。她说不出快艇的模样，只是说很小，勉强能挤两三个人，前部是尖而薄的，后部不知道。她贴在那里，很薄的一块板，没有挡风玻璃，没有篷，没有舵，也没有桨。我说那是～只舢板吧?但小苗坚持说不，舢板她是知道的，那不是一只舢板。她说海是立起来的，起初她以为这是～堵耸立的水壁，但随着它的收缩，她发现这是～个垂直而立的巨大旋涡，青灰色的水壁既高且深。她乘坐的小艇贴着垂直的水壁飞驰，一圈一圈疯狂地飞驰，她的身体全侧着挂在小艇上，是～个每分每秒会被抛出去的物体。她想她的小艇是完全失控了，推着它飞驰的是旋涡的力量，那力量根本不可能抵抗，不可能挣脱。旋涡的内部是一个空洞，她就飞驰在这个空洞里。她知道她乘坐的小艇无论怎样疯转，都是逃不出这空洞的，她知道水壁越耸越高，越收越紧，必定会在某一刻倾覆下来，彻底吞没她和她的小艇。可是她怎么办呢?她就只能紧紧抓住小艇。
       小禾显然对我说的这些不满意，他满腔郁愤地盯着我，眼睛赤红，像要流出血来。终于说出话来的时候，倒还温和，他让我想一想，和小苗一起上艇的人是谁。我想了又想，但不知道，我想小苗也不知道，她没有告诉我她是怎样上的那只小艇，她要到哪里去，她一开始就在直立的旋转的海水里了，艇的后部她都不知道，她更不可能回头去看另外的人。
       小禾把双手团到嘴边呵一口气，这样他的胸就窝进去像一个空洞，显得特别单薄。这个动作竟然和小苗非常相像，小苗就时常这样，自己就着自己取暖。我一向以为小禾和小苗没有一处相像，他们的差异不是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差异，而是石头和水的差异，煤和蛾子的差异，他们在一起，但实际上并不在一起。我几乎相信小苗给自己编织的故事，她不是这个母亲生的，她另有父母，她活在我们谁也看不见的幻化的光环里。只是她不能向这个光环取暖，她得向自己取暖。
       后来小禾写了那篇《论平等》，印在他自己的《挺进报》上。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消灭人的不平等，而不是制造人的不平等。无产阶级革命是反抗和推翻阶级压迫，而不是制造新的阶级压迫。人们生下来都站在同一块大地上，不是站在阶梯上，一个基于血统的阶梯之上的社会，是处处的歧视和迫害。他说人与人的不平等，好像是宣示某一种类已被自然注定要是另一种类的食物似的，好像在人的社会中，某些人生而并不为人。
       小禾这期报纸印了很多，因为夜以继日地印，也因为油墨的气味，使他的眼睛一直赤红。除此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报纸散发出去，翻印的人也多，立夏得的一份就是从远处辗转而来的翻印件，那是白报纸铅印，比小禾自己印制的漂亮。小禾的文章我读起来有些吃力，立夏也有些吃力，立夏说，好像哪里不大对，这样会走到反面的。
       关于反面我也不大懂。我看到的是陡峭的残断的楼梯，没有天空，也没有地平线，俯首令人眩晕，仰首也令人眩晕。我宁愿这是梦。在梦里奔逃，腿是沉的，软的，无力的，，如果奔逃需要用手，手也是沉的，软的，无力的。但即便如此，还是有患梦行症的人，他们惊恐地奔逃，这是无路之路，冒着绝望的无力，冒着眩晕。
       立正，看齐，齐步走
       入秋时节我们都听到了那一声号令——复课闹革命，实现革命大联合。自然这是革命领袖的又一伟大战略部署。
       城里的季节很含混。所以记得人秋，是因为立夏把一件双排纽扣的毛蓝布外套脱下给我。今年这外套她穿着显然小了，袖子局促地缩上去，从那里伸出来的掌和腕部，都骨棱棱地长着，很奇怪。我穿上这件外套的时候，它还是暖的，我把身子往上挺一挺，却听到里面有一种生怯的声音。
       复课闹革命的主要意思是“复”，“课”是没有的，而“革命”的内容是另一种，它所要求的是“铲山头”、“除派性”、“斗私批修”，“实行革命大联合”。军训团站在空阔地的高处，指挥我们按从前的教学班级集合，而不是按自行建立的群众组织集合。军人仿佛是另一类型的生命，他们的声音从同一个炮口里射出来，是一种金属的发声方法、一种爆破物的发声方法，骤然压倒了纷纷攘攘的人声。
       军训团喝令我们立正，稍息，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齐步走，向左转走，向后转走，一二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要斗私批修——唱……
       一二一，立定。
       我刚听到这种发声方法很觉骇异，不免就会听错，转错，走错，不过要不了三天就听懂了，习惯了，并且在报数的时候，也学会了拼尽全力发出那种爆破物的异响。
       那个叫南征的也在队伍里走，现在他是徒手的，没有喇叭，但是他高大挺拔。比起当初他爬到教堂尖顶上砸十字架的时候，现在他宽了，阔了，神气也更足了，正了。他的旧军装上有明显的领章留下的印子，标明他正宗的身份。因此他是队列集合看齐的基准。发令者吆喝：集合——!一手握拳高举，一手拉开斜下，这高举的拳头，就是队列的制高点、基准点，这就是南征的位置。
       我看不见立夏，但我知道每一个校园里此时发生的事是一样的。以立夏的身高，她一定不在高举的左拳代表的位置上，她只能站在斜下去的地方，她看齐的时候一定比较困难。如果她左侧的人恰好曾与她刀枪相向，如果那个入手里曾持过砍刀，而砍刀恰好砍落过向红的手臂，如果那个人曾扳动过枪机，子弹从她耳边飞过，让她看到另一个人流出的脑浆，她是怎么样立正看齐向前看的呢?还有小禾，他的听力有问题，几乎所有喇叭里发出的声音他都会听岔，在岔道上变成别的意思，何况要他听这样骇异的声音。我觉得我总是看到他转错走错的样子，于是发令者就指着他喝道：出列!于是，他就成为目标，暴露在所有眼睛的射程前面。
       一个人在四路、六路、八路或十路纵队里走，齐步走，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向后转走，正步走，跑步走……究竟是为了走到哪里去?许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是哪里也去不到的，发令者本来就没有可能到达的目的地，自然也不愿意我们会有。我们所在的开阔地虽然不小，但对于走来说，却太有限。发令者的口令千变万化，每每突如其来，雷霆万钧，但走得多了，我大约也可以猜到一些。当我们走到场地边缘，即将踢到墙壁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向后转走的命令，向左转向右转也大致如此。所以路的事情我们用不着多想，甚至根本用不着想。重要的是昂首挺胸，步伐坚定，一律。不管前面有没有路，总之我们要走，要齐声呼喊“一、二、三、四”，在这块哪里也去不到的空地上，我们不断地唱那支进行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一个人在这样的队列里是感到自豪，有力量呢，还是感到滑稽或耻辱?我想南征应该是感到有力量的，他不时会被军代表叫出来，代替教官站在发令者的位置上，用他天生优越的声音喊口令。他的口令明确果断，很有震撼力的胸腔共鸣非常成功地加进了骇异的爆破物的声音。而小禾的样子就会比较滑稽，他的手脚太长，像是要比周围的人多出一些关节，那些口令安顿不了这些多出来的关节，它们破坏整饬，同时也破坏力量，所以小禾一定不会感觉到力量。假如向红在队列里，向红的样子也会滑稽，她少了一只手，无论她怎样努力想与队列统一，她也做不到。她大概是希望在队列中感到力量的，但她的存在本身，却使队列变得滑稽。想到立夏我不会想，我很奇怪我对自己最熟悉的人竟不会想。而我呢?我也能感觉到力量，这种力量跟看到火逆风而行那夜感觉到的虽然不一样，却到底是一种力量。我害怕卑弱，害怕被台风掀出去，害怕迷路，害怕抢购青菜的人潮把我推来搡去，挤成齑粉，这种害怕太剧烈，它妨碍我细想，所以我只知道我需要力量，这样我就用力去感受力量。
       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喇叭里日复一日给我们输送力量。日复一日的立正、看齐、转和走，便是铲山头铲私字的有力措施，是大树特树的有力措施。一个权威树起来了，一种服从听命的好习惯重新恢复了，于是，碎裂的瓦缶有了粘合剂，消灭派性，实行革命大联合便成为可能。
       还需要共同的革命行动，把曾经刀枪相向的人们联合在一起，这需要寻找共同的敌人，于是，新的一轮攻击牛鬼蛇神的浪潮掀起来了。
       那个女教师就是这时候自杀的。
       她是教师吧?曾经是?我想。她不是学生，不是校长，不是工作组，也不是军代表，她既然在学校里，总要是一样什么，虽然我觉得她更像幽灵。我转到这个学校以来，并没有在教室楼里见过她，她住在一个我们不会想起也不会去看的世界，白日里被阳光化掉，夜里被黑暗淹掉，因之她不存在。需要我们看见她的时候是批判会、批斗会，她是布置在台前的道具，弯腰低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活靶子，什么是敌人。
       她是吊在一株柳树上自杀的。时令人秋，但我们这里的日照仍然硬朗，柳条仍然茂盛。她着～袭豆绿的衣衫，头系一条淡青绸巾，没在长长的柳条里，就像柳树垂下的一挂叶子。
       没有人把她从柳树上放下来，只是绕着柳树木木地看。她的衣衫看上去很柔，很温暖，那条绸巾更柔，柳树叶子感觉到的风，在它那里造成波澜，柳树叶子感觉不到的风，在它那里也起波澜。
       两天前我还看见她在刷厕所，胸前挂着一块表示罪恶的硬纸牌，但纸牌是反转的，我没看到牌上的字，因为反转，悬着纸牌的铁丝就在她脖子那里拧了，硬硬的勒得很深。
       监督她劳动是小学部女生的任务，我们平目是没有红袖章的，但当轮到我们执行这任务，就会被特许两只红袖章。这是被特许的一种权力和光荣。那天戴着红袖章的是小慧和淑玲，那天好像是厕所堵了，那天不知为什么楼上停水，她得把刷厕所的水一趟一趟从楼下提上去。听到哜嘈声我们跑出去看的时候，是小慧和淑玲正在骂她，说她把水洒在楼梯上，是故意浪费水，是故意破坏。随着跑出来看的人增多，人声也愈加喧腾。我记得我随着人声挤进厕所，盯着她用扫帚，用刷子，用抹布，接着用一截比较笨拙的竹片，弯下腰去捅堵塞酶渠坑；这时候小慧在后面推了她一把，说，用手掏!资产阶级臭婆娘!淑玲也说，你还怕臭!你比大粪还臭!．人们哄笑起来，仿佛哄笑是愤怒的一种方式。这时候她回头看了我们一眼，那是悲悯的一眼，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相信那是悲悯。我记得她头上的高帽掉了，挽在高帽里的头发也掉了，她的头由于头发而破成两边，一边是秃的，像火舔过的荒坡，一边是长发乱纷纷飞散。
       现在她挂在柳树上，有一条绸巾结成垂翼的蝴蝶，遮挡了头发的问题。我不敢看她的脸，我所在的位置也看不到，我看到的是更加颀长的颈子。
       军训团的人来了，即时就召开了一个现场批判会，许多词，许多愤怒，在茂盛的柳条间飞来飞去，扫落无数长而柔软的叶子。从这些词和愤怒中，我明白一个人固然不能选择生，也是无权选择死的，否则就是对抗党，对抗运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自绝于人民。人民是一个屋子，是我们的世界惟一的屋子，一个人必须小心翼翼完全彻底把自己隐匿于人民之中，这是生存。如果被人民抛掷出去，外面并没有山林旷野可以让你变为兽，你就必须住在屋外的牲口栏里，安顺地做好牲口。这个颈子颀长的女子不愿做牲口，她就是敌视人民的，罪该万死的，令人民满腔怒火义愤填膺的，就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还不如牲口。我们这些人民，在这个批判会中空前地团结一致，甚
       至比听到立正看齐的命令时更一致，新鲜的血沾湿了抹布，就把先前撕杀的血迹覆盖掉了。
       然而在立夏他们那里，抹掉血迹的布置却遇到一些麻烦。冲突到底发生了。
       先是立夏指认了那个曾用钢钎刺穿一个同学胸背的人，然后立夏要求军训团调查惩办凶手，她不是要求惩办那个十七岁的执钢钎的凶手，她要求的是惩办那一次占据了制高点，指挥几挺机关枪不断向下扫射的凶手。她说这不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屠杀与被屠杀的问题，要揪出幕后的黑手。那些杀伤力巨大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源源不断的子弹是从哪里来的?那种围剿、歼灭的战法是哪里来的?现在收缴武器，那个制高点上的武器收缴了没有?它们跟哪支部队有关?她说的不止是一个女孩子如何流出脑浆，而是倒在长街上的成片尸首。军训团说这一切都留待运动后期处理，现在需要的是团结一致，步调一致，而立夏这样的态度是典型的山头主义，要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立夏被关在一座没有门窗的小楼里写检讨，三天，五天，七天。小楼里可能太静了，立夏便在里面唱歌，她从前是童声合唱团的，领唱过“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但这时她已经变声了，她唱的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一派的同学和那一派的同学都会往小楼里张望，张望和张望所怀的心情不同，于是，冲突就发生了。
       一些同学冲进小楼，要和立夏关在一起。另一些同学把小楼团团围住，发出阵阵海啸般的吼声。楼里的人用身体挡住海啸，并把楼梯用刚刚挪开的沙包木桩重新堵上。楼外的人点燃了木桩，满地是铁器还是火器叮叮当当的响声。楼里是三十个人，楼外是四五百人。军训团不允许把这叫做围攻，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对峙。
       对峙持续了三天三夜，楼里面水没有了，粮没有了，灭火剂和沙更没有了。有人在混乱中发现两枚手榴弹，他们不管这与谁有关，说，别再指望军训团，我们自己杀出一条路!立夏当即一脚踏在箱盖上，倒吸着气说，不行!那可都是人命!我看你们谁敢!
       增援的人马是孟挺带来的。楼里的人一个没能出去，但消息出去了，孟挺唿哨一声，从他所在的学院拉出一拨人，赶去解救立夏他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样沿途壮大，终至达到千数的，孟挺说他没有计算，也不清楚。孟挺知道的只是他在头里，一路猛冲，一路都是风高地燥的动静。
       这是孟挺第二次解救立夏。第一次是为夺权而冲击省政府那天，立夏在人海中被挤断了肋骨，侥幸她没有倒下，但人海已经将她捂死闷住了，她不能呼吸，多亏有一个人及时抓住了她，把她举过头顶，她浮出海面，才算喘过来一口气。她一直以为那个人是高扬，好久以后才认识了高扬的同学孟挺。
       军训团挡在校门口，但军训团一时变不出高压水枪来。校门口的铁栅已经不存在，它早在校内的学生杀向社会的时候已经毁掉了，现在那里白晃晃裸着，秋目的空气银白，是极其干燥的硭硝气味。
       孟挺冲着军代表说，战略部署我们知道，但我们还需要生命安全!我们流的血已经太多了，我们不想继续流血!
       孟挺听不见军代表骇异的喝令，他的声音也很骇异了：马上把星星之火的人放出来!阻止对他们的围攻!我们看到他们安全出来，我们就马上撤走。
       军训团的人墙在这里显得太薄，墙内和墙外都气浪振动。这些可能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军人，而墙内墙外的学生不久前才刚刚停止战争。
       有人想起了立夏，他们是在混乱中想起的，但来到立夏面前，军代表的身躯就变大了。他们说忠不忠看行动，阻止这场即将爆发的武斗，就是党和毛主席对你的考验。
       立夏在人们闪出的一条窄路上走出来，据说当时那条路上的石子儿反着白光，像扎人的芒刺。军训团的人墙裂开一道缝，立夏站到孟挺面前，说，你们回去吧，我们不会有危险，我们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要再犯新的错误，我们多做自我批评，现在我们要自我革命……
       立夏说她没看清孟挺的反应，更没看清孟挺身后的众人，因为她眼睛里有好些异物，因为这些异物，那里就涌出好些泪水。
       北斗星很玄远
       这是一座普通的楼房，火柴盒子立起来的形状，作为装饰的，是一个一个窗子，一些有灯光，一些死沉的，没有灯光。楼体的颜色我看不见，但我知道它是灰色，即使早先不是灰色，现在也已经灰了。
       我待在一个墙角里，许多影子投在我身上，我是影子的影子。立夏很恼火，说我总跟着她，像一个影子，还说做个影子有什么意思，不会想，不会说，不会动，什么也不懂。我不答话，我的确不会说，但我觉得即便我要做影子，也用不着立夏批准，她有没有影子，是灯决定的，不是她决定的，而且，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影子也并不总在一个人的身后，它自己会动，有时还会走在人的前头。
       这个墙角很暖，有石灰的气味，家里的墙壁也是这种气味。身体靠上去，衣服会变白，把手垫到背后去靠，手里就绵绵的，满是灰粉。我坐在一个板条箱上面，那箱盖上有黑乌乌的手印，里面盛着半箱木炭。我本来想站到箱子上面，看一看我早已听闻过的那些人，却听到有一根板条在我脚下生脆一响，竟然就此折断。之后我一直小心翼翼坐在板条箱的一只角上，手扶着箱沿，或扶着墙角，结果墙角就多出了我手印的木炭。我记得这个门牌，解放大街68号，门洞里面堆挤的是自行车和蜂窝煤，我是跟着立夏从自行车们的缝隙里穿过来的，没有街垒。
       两个黄灯泡，从天花板上垂下来，可能是电压不稳，软弱的黄光，一昏一明的。说话的人脸上一昏一明，影子也一昏一明。
       他们说的是，为什么公社不好，而是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的所谓三结合构造，是不是改良主义的产物；是不是妥协，后退；是不是对公社这革命理想目标的修正，甚至否定。
       一个人说起法国大革命，说起一个掀起惊涛骇浪，又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的巴黎，一只舢板快要倾覆了，舢板中的革命者匆匆拟就革命的宣言，要在随时来临的毁灭之中，让革命的原则保存一些痕迹，他们说，如果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纲领，如果失败，这就是我们的遗嘱。
       一个人追溯马克思，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公社是打碎国家机器，打碎是彻底的，它不是改善，更不是部分改善。
       一个人说不能讲彻底改善，毛主席说了，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错误的，反动的，我们只能部分改善。
       一个人当即反驳，说，毛主席还说了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底在哪里?这个底是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了的，这个基本社会矛盾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它的发展和尖锐化，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彻底的变动、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公社的天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
       一个人更加激动地推进反驳，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要促进国家消亡的。革命者夺取
       了国家政权，不是为了打碎它，而是企图利用它来实现继续革命，这非常荒谬。革命者在利用它的时候，必定会受到它的腐蚀，使自己发生质的改变。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者打碎国家政权，要么是国家政权打碎革命者。
       这时候声音就比较杂乱，晃到我这里的影子也比较杂乱。
       一些影子说，天下是共产党的，造反派能够打天下，但不能坐天下，我们浴血奋战，冲击了资反线，批判了当权派，把新生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拉下马之后，就要把天下交还给党，交还给无产阶级司令部，让经过洗礼的党领导我们重整河山。
       一些影子说，辛亥革命的志士尚且会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难道我们可以连资产阶级革命家都不如。
       我的听觉和记忆都是有问题的，它们像向光生物，总是往发光的神话那边长，以至它们向光的一面过度的蓬勃，而另_面则昏昧而零落。神话曳着长长的发光的彗尾，在我们的天际穿过，我听得见令人生热也令人生痛的摩擦声。
       他们说，即将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是什么?它是一个权力机构，是政权，但它是不是新生的革命政权?它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革命?它不是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产生的，它与公社有本质的不同。是它在革命的半途上抛弃了公社的原则，还是公社的原则仅仅是遥远的理想，本来就不能在我们这里实现?
       一个人说，所谓军代表、干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实际上不过是新一轮的政治平衡，新一场的权力再分配，不过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我们不应该参加这样一个官僚机构，听凭自己在那里面演变成新官僚，演变成既得利益者，新的特权阶层，我们不能就此停顿下来，抛弃我们自己的初衷，我们的使命是继续革命。
       这个人的背影我见过，那个有火把的晚上，他在一个陡坡上走得有些踉跄，有一瞬间还回转身来招了一招手，也可能是风把他的手拽了一拽，像拽树枝那样。人们叫他老梁。
       高扬站起来身量一定在老梁之上，但他没有站起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于是灯的黄光也跟着沉吟了～会儿。高扬在黯淡的黄光里说，我们回去都读～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不作任何妥协吗，参加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革命家应当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做工作，列宁都有专门的论述。仅仅咒骂议会机会主义，仅仅否认参加议会的必要，来标榜自己的“革命性”，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正因为这太容易了，所以不是解决困难的、极困难的任务的办法。为了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以前，甚至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列宁认为只要有条件，布尔什维克连沙皇俄国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杜马都应当参加。难道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是资产阶级议会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利用这个权力机构来通往我们真正的革命吗?
       窗外的马路是老马路，没有路树遮盖，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可能也老，它一定是凹下去的，每有汽车开过，就会咣当一响，分明是很重地跌了一下。如果是夜班公共汽车，还会听到车窗玻璃得啦啦啦的震动，车厢内的木条座位在跳。这时我便觉得我也一晃，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固定不住，也要被摔出去。
       立夏坐在前边，她一次也没回头看我。我看见她站起来过两次，但她个子太小，别人没有看见。她站起来是想说什么呢?她说“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吗?“我持不同意见”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吗?“革命造反派团结在一块儿”吗?“我们不能再犯错误，我们现在要自我革命”吗?……或者是有什么异物挡了她的视线，她想站起来看一看，那是外界的异物，还是眼睛里面的异物。或者就是夜班车咣当一震太剧烈，她也迷迷糊糊一晃，本能地从条凳上跃起来。
       终于有人看见她了，是高扬，高扬把手张了一张，人们静下来，看立夏。立夏站起来，做梦似的晃一晃，说了一句梦话：……这会儿……这会儿毛主席正在做什么呢……
       人们静着，没有人去接这句梦话。
       我望一望窗外，夜不是漆黑的，而是浑糊的，雾气粘稠。这是冬夜，我所能望见的天空很小，月亮不在那里，北斗星也不在那里。
       却听到有人说北斗星，那入说，北斗星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望得见的，即使当空望见，也太玄远，它永恒的星柄指着一个永恒的方向，那只是一个大约的方向，从来不会有具体的地点，而人脚下的路九曲八折，通或不通，它更不管，这是人自己的事情。
       没有入答理关于北斗星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很玄远。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往何处去?革命往何处去?造反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了吗?仅仅一年，我们就已经到达了极地，剩下的事情就是向左转走向右转走向后转走吗?如果这里根本不是极地，难道我们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或者方向没错，但在哪一个岔口错了，于是一切都面目全非，越岔越远?但是现实世界是复杂的，任何人预想不到的复杂，把自己天真的愿望和想象当成客观现实，是革命者最大的危险。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前人没有经历过的，比较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我们更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难道任何一点错误都是不被允许的吗?任何一场革命都会使社会分化出保守派和造反派，保守派代表满足，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没有提出任何设想，造反派代表不满，他们对变革有更多的追求，这就是两派的根本区别。难道新的平衡不能靠变革来实现，而必须靠压制造反派来实现吗?旧的官僚倒台了，新的官僚又上台了，所谓革命，就是在原地打一个转儿?
       父亲曾经教给我怎样用北斗星在天空的位置推算时间，这里没有北斗星，但我自己的身体可以感觉时间。革命者是不累的，而我累了。
       我听见有人问孟挺往何处去，孟挺说去神农架。
       孟挺的声音飘飘摇摇，摇着溅出很多火星，它们荧蓝，向天上飘，被黑色的风吹成羽毛状的小火苗，一明一灭，散漫幽青。
       是那里，莽莽苍苍，荒无人迹，你知道伊加利亚吗?你知道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过一个伊加利亚吗?你知道神农架的野人和蓝光吗?深不见底的沉默，令人敬畏的遥远，松鸦，山魈，藏匿亘古之谜的土地，十月飘雪，飘雪，飘雪，你以为全世界什么也不剩下，只剩下雪了，土地却会把雪化开，一点儿不剩，化开，种子冒出芽来，嫩而有力，熠熠闪光的山岗上，一只逃出泥沼的豹子，山间溪壑交错，没有桥，我们赤足涉水渡往彼岸…… 蓝火苗不像飘雪越积越厚，它们不向下坠落，它们飞升，越去越远。
       革命把漂亮的礼物赐给我们
       革命委员会成立了。
       报眼上红沥沥的字都瞪着大眼——最高指示——革命委员会好。
       仿佛一夜间下了一场红雨，颜色在大街小巷淋淋漓漓挂着，路树也是漆过了的样子，一排一排泛着霞的光亮，满目是喜庆的彤红。这是1968年的早春。
       雨滴膨胀在空气里，空气凛栗着，很潮湿。在这样的空气里立着，骨头里面的感觉比气温表的水银柱要冷。锣鼓的喧腾自然是火红的，它们惊
       天动地，从骨头里穿过去，于是骨头里就是千百个孔洞，每个孔洞都栗然作响，透出温冷的风。
       六十万军民聚在风中举行庆祝大会，欢呼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样一个宏大的数字也十分火红，有如一个宏大建筑平地兀现，横亘在所有的路上，以其宏大令人振奋，更令人服膺。体育场是堆不下的，我们就排列在场外纵横的路上和大大小小的空地上，纵横交错的喇叭线将我们连成一片，犹如海啸把所有的岛屿连成一片。
       我所置身的一小片颜色鲜亮，令人瞩目，军训团采纳了几个女学生的动议，命我们统一着红的而不着草绿草黄的。为了寻一件红衣裳我颇费了些事。从前有过一件红花的棉袄罩衫，现在单穿也太窄太短，况且那些红花间杂一些白花。像有雀子在当间尖着脚跳跃，很不够庄严。后来我穿了立秋的一件毛线衣，这个红就比较确定，虽然它是多次拆开翻织过的——它要逐年变大，红毛线就不够了，现在腰以下的一截掺了黑线，先是细细的一道，而后渐次变粗，最终变成全黑。
       头天晚上立秋忙着装扮我的时候，立夏蜷在椅子上，默不作声。有时候喉咙里响一下，是淤阻的困厄的闷响，偶尔像是要坼裂了，等着它裂，却究竟也没有裂开。立夏的脸烧得通红，比立秋给我扑的腮红更重。母亲说这是流感，这一次的流感太凶了，要烧一大锅热水泡泡，拔拔寒气和邪湿，要捂好被子，早早去睡。立夏却蜷着不动。立秋在报上看到立夏的名字，叫起来，拿给立夏看，立夏还是不动。立夏的名字不是在革命委员会那里，是在中学红代会那里。立秋说中学红代会派什么用场?它管中学红卫兵吗?全市的中学生不是有军训团管吗?不管哪派都归军训团管吗?立夏还是不动。
       革命委员会的一百零八人名单，层层密密排得像个蜂巢，占了报纸好大一块。好些名字我是见过的，在墙上的大字报里见过，在油印或铅印的红卫兵小报里见过。有些名字是颠倒了写或打过红叉的，他们经过了革命暴风雨的刷洗，终究没有致命，便重生起来，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有些名字是写在一个红印章上签署通令的，他们自来便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曾摇撼过的威权，是定海神针，在海洋之中镇定海洋，在革命之上驾驭革命。有些名字——例如高扬——本来像一枝瘦长的旗杆，上面扯着曾经飞扬的旗帜，参差多姿，这样的旗杆突然变成两三个方块字，缩到一个蜂巢里，彼此就十分相似，齐齐的，分不出长短。更多的名字我不知道，因此也就更分不出长短，他们就混沌一片，成为可以配平，可以压舱，可以期冀的部分，化身为革命公理本身。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军区司令，这个名字我知道，就是那个让立夏第一次看见了枪管黑洞的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这也就是那个体现一元化的人。而体现“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这一最高领袖革命理想的，是终于排列出蜂巢之平衡的一百零八人。路露的父亲不在里面，他在外面单列，叫做被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省内的代理人，他体现的是革命的战果，是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像梦芷的父亲那种黑色人虽然众多，虽然被革命更彻底地扫荡和镇压了，更绝对地永世不得翻身，但他们毕竟渺小，不足道，体现不了史无前例的意义。
       现在，我穿着红毛线衣，扑着重重的腮红，一团火似的站在我们火红的队伍里。但颜色是不挡风的，最热的暖色并没有使我感到暖和。我们每人手里举着两朵硬纸皮和蜡光纸剪贴的向日葵，黄灿灿的，一片春意盎然的样子。我们在枯草地上载歌载舞，这样枯草地便喧腾起来，喜庆起来，我身上也渐渐觉出一些暖和。
       我们前面的马路是留给另一些人的，几辆吉普车开过去了以后，就看见那些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从那里走过去了。他们胸前都戴了绉纸扎的红花，花下有剪成燕尾的红条，这是我们熟识的光荣标志。高扬也在那里走过去，因为身高，他很容易被人看见。传说中的高扬是没有鞋子的，这天我注意看了，他有鞋子，是叫做解放鞋的那种帆布面胶鞋，正宗的国防绿色，是军用物质，不是商店里可以买到的仿造品。这些委员们仿佛都很暖和，没有谁把脖子往衣领里缩，手也是甩在外面的，步子很大，手脚的幅度就大，这大概像我们载歌载舞一样，能使身上暖和。他们穿过成千上万的群众，是要到主席台上就坐的。主席台那里锣鼓震天动地，不断的震动也会使人暖和。
       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一个有主席台的阶段，主席台的前排尤其整饬，一色是着军装的人。那个体现一元化的声音从喇叭里扬出来，在满城中回荡，这个声音肥厚，粘滞，像无坚不摧又望不到尽头的城墙，连绵不绝使人疲倦，况且风不断地在骨头里面制造透风的孔洞。城墙落下来不仅是掷地有声，而且是山摇地动，山摇地动是不可以细听的，我断续听到的是“政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是镇压之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想起立夏的布包里曾经有过的木头章子，像闻到了荒落的烤红薯气味。
       现在，政权坐在了主席台上，底下是浩浩荡荡的人民。浩荡派在这里，星火派在这里，逍遥派也在这里，奋勇夺权的人们在这里，奋勇反夺权的人们也在这里。六十万人安静地听着一个声音，等到主席台引领发声的时候，六十万人就发出欢腾的声音。
       我发现我的指甲都冻成紫颜色了，嘴唇也该紫了吧，但我知道不会，那里涂了很热烈的朱红，它看上去一定是火热的。我盼望万众的欢呼声快点响起来，这时候会有几挂连天接地的爆竹炸响，接着是全副武装的军人方队进场绕场，接着是万杆红旗的方队绕场，接着是无数红宝书挥舞……赶快轮到我们吧，轮到我们幸福得通红的笑脸，在主席台下载歌载舞——朵朵葵花向阳开，干条江河归大海……大片灿黄的向日葵，在红色的海洋上欢欣鼓舞开放。
       这些终于在雄壮有力的进行曲中完成了，我把自己变成了喜庆的一个部分。退场之后我们互相看着红彤彤的脸，都觉得很喜庆。我们好久没有这样漂亮过了，红衣裳很漂亮，腮红也很漂亮，好久以来我们都不敢想象这种漂亮了，竟然有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革命会突然把漂亮作为礼物赐给我们。
       我不想马上回家洗掉腮红，就和几个同学红红地在街上走。我们说每天都有革命委员会成立就好了，下次我们要像《东方红》里的葵花舞那样，穿孔雀蓝的长裙。
       后来我就红红地跑去看养荞，不是因为想起长裙，而是因为已经走到了荞荞家的街口。街口那棵榕树，正是荞荞的窗子能够望见的惟一的树，它一年四季都浓密阴郁，气根沉重地垂着，挡住了天空。
       荞荞见我红红地进来，问我有什么喜事。我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荞荞说这很喜庆吗?我说几乎全城的人都出动了，像过年。荞荞说，以前过年我们也搽红脸蛋。穿红袄，去给老辈的磕头，得一个粉果子吃，现在我不想拜了，有什么值得乐啊，我不想要那样的礼物，那又不是我们的年。荞荞说着眼泪就落了下来，一时让我手忙脚乱。
       荞荞说，我刚看完《九三年》，郭文解下佩刀，除去领带，上了断头台。
       
       荞荞说，巴士底狱被推倒之后，革命的巴黎制造了一座断头台。这个断头台处死了路易十六，接着是山岳党人，吉伦特党人，丹东，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在一座外省的巴士底——拉·杜尔格对面，也有一架断头台，它屹立在百花怒放的树丛中，这个断头台处死了郭文。
       荞荞说，你看雨果这么写：拉·杜尔格就是君主制度，断头台就是大革命。一方面是一个结，另一方面是一柄斧子。
       郭文这样对西穆尔登说：啊，我的老师，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乌托邦的区别。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兵士，我梦想把入变成公民。你要他狰狞可怕，我要他学会思想。你要建立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共和国，我要建立……有才智的人的共和国。
       郭文被西穆尔登送上了断头台，他的革命死了，他的乌托邦也死了。
       荞荞说，革命竟然没有一点温情，为什么革命没有温情?
       震耳欲聋的世界竟是白茫茫一片
       立夏跟孟挺到神农架去了。
       走前小禾送给立夏一个笔记本，是赠别的意思吧。从前是立夏每在新年送给他，这一年多立夏在风云里，脚不沾地，想是把这事忘了。从前立夏每每会在笔记本上写一段“共勉”的话，现在小禾也如此回报，他写的是：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勇而前行。
       立夏呆了一呆，动作有些乱，但到底找出一支钢笔，作为回赠。小禾不接，说这种枣红笔杆．是女生用的，如果要送，倒不如把那桶油墨送我，你不会带它上火车吧?立夏从桌底拎起油墨，那里剩下的不到半桶了。立夏说，星星之火已经解散了．战报也已经停刊了，听说已经有通知要收缴红卫兵小报，你要当心。小禾说，就是这样我买不到油墨了，我没有单位证明。未了，立夏还是把钢笔搁到油墨桶盖上，说是给小苗的，等找到了小苗就替她送给小苗。小禾就把钢笔攥在手里，闷声不响地摩搓。
       送行的人不少，我没摊上拿什么，只摊上一小袋炒米。这个细长的米袋子是母亲做的，炒米也是母亲炒的。母亲说，谁知道呢，山长水远谁知道呢。炒米的香味热烘烘的，特别像家的气味，但其实它是上路的气味。母亲用一只匙羹往寸把宽的袋口一羹一羹喂米，终于将它喂瓷实了，有自己的手腕粗细。她把袋口束紧，斜挂在自己肩上试了一试，然后又斜挂在我肩上试了一试，帮我把两头的布带子拉到胸前结紧，像行军打仗的样子。
       车站的灯光线拉得很长，春天的雾乘着光线而来，自然也就很长。铁轨之上有光线弹跳，像水珠的清响，但铁轨不乘光线，径自通往无人知晓的深黑。偶尔有火车头的巨灯射过来，猛拉汽笛，人便一惊，看到震耳欲聋的世界竟是白茫茫一片。
       我们坐在站台上说火车。
       向红说，我就坐过一次火车，大串联，上北京。车门挤不上去，外面的人从车窗往里顶我，里面的人好多双手往里拉我。进去了，脚沾不着地，就在两个肩膀上立着，也不知道是谁的肩膀，正慌着呢，就见有两只胳膊举起来给我当把手，还有声音对我说，站稳喽，得两天一夜的路呢。我腿都软了，可也再出不去，人都结成块块了，分不出你我。行李架上的入吼了一声，再挤挤，给这女同学挪个位置，然后有两只手一拽，我就上了行李架，两只脚挂在下面的人头顶，坐到了北京。
       一个叫五一的男生说，我和蚂蚱、铁头是扒的煤车，也不知道煤车是往哪儿开的，它呜地奔起来，眼睛就睁不开，煤粒子抽得眼皮剧疼。走着走着好像不大对，北斗星好像不是那么指的。蚂蚱说，管它上哪儿呢，哪儿不都是要播火种吗，远的就好，越远越好。后来在一个地方停下来．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叫做远呵，有名字的地方都不算，这儿要起个名字，那就是星垂四野。
       雾很浓，眼睫毛就挂了水珠子，这样远处的灯光就生出角来，向上和向下的角细长，非常锋利，却也非常哀伤，这哀伤使两侧的角截断了，钝钝地疼着，伸延不远。
       立夏的脸上蒙着雾，又蒙着一层雾里的灯光，影子也蒙着雾，长长地拖着，融化在地上。
       有人说唱个歌吧：革命人永远是年青，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他不摇也不动，永远挺立在山顶……立夏唱着有些哽咽，便停下来，大家也便停了。立夏说，这些日子我一遍一遍地想。我这是动摇了吗?我这是逃跑了吗?但我～遍一遍回答自己，不是。这是革命的阵地变换了。一个人自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定不是因为胆怯，惟一可能的理由是为一个远大的理想献身。
       立夏的声音也蒙着雾，在灯的黄晕中迷离地飘，渐渐变成许多小颗粒，融在雾里。
       孟挺说，我们怀疑自己的理想吗?众人说，不。孟挺说，那有什么可感伤的，我们是奔赴我们的理想。孟挺不是演说家，说到这里就噎住了，众人还等他说下去，却只听见他在按压自己的指关节，让它们一个接一个啪啪作晌。有人拍了两下巴掌，笑说，让我们把神农架变成巴黎吧!让我们发动野人举起火把革命吧!人们都笑，立夏也笑。人们的笑声比站上的灯光明亮。干爽，扬起来，在高处散开，然后也变成许多小颗粒，融在雾里。
       火车开走了，带着立夏他们走了。那一瞬间车厢里热气腾腾，使我觉得分外落寞。火车发出很威烈的汽笛声、很强壮的排气声。车轮的动静先是苍老的，而后苍老被拖动着疾转起来，终竟在夜深处消失了。虽然我知道无论消失在哪里，那终究是在铁轨上，但消失于我总是童话中的事情。我从未坐过火车，多么想坐上一次，无论它开往哪里，只要是远方。理想在远方，革命在远方，星垂四野也在远方。
       但我被弃在站台上，昏黄的灯光拖着影子，拖着湿漉漉的灰尘，我觉得我像一个弃儿，被灰尘拖着慢慢变暗。而远方呢，火车呼啸着扎入那里的时候，它豁亮了一下，之后一切都消失了，那种漆黑是死寂的，如亘古的黑洞。火车上的人们被带走了，是乘着光线被带走的，他们被抛掷进了黑洞，黑洞一舔，便如数吸食干净。
       立夏走后我就用了立夏的床和桌子。立夏的枕头底下有一只红袖章——红卫兵，星星之火造反团——依然睡着，她没有带走。这只袖章的染料比较毛糙，仅一个冬夏的太阳就使它颜色褪落，陈旧泛白。但布质的粗糙倒是结实，就让它压在枕头底下，我想它经得起磨几十年吧，直到我老了为止。
       真的在收缴红卫兵小报了，广播喇叭和进驻学校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全称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很容易让我们明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我们应该自觉听从，我们应该反对无政府主义，不能让形形色色的声音干扰了一个最高的声音。
       立秋和我的对策是烧，我们甚至都没觉得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对策，火盆就点起来了。立夏留下来的小报真的多，堆在床下如厚厚的积雪，想象当初它们雪片般飞的时候，虽然凛冽，却更有辽阔的浪漫。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雪花每一
       片都不一样，它们得以形成自己的样子，是对初始条件极端敏感，它们被风裹挟着，做旅程漫长的飘浮，每片雪花经历的路程都不一样，它们选择的敏感也不一样，它们本来就是非平衡的，它们的纯度、厚薄、飘浮中生长的支角分瓣，都与温度、湿度以及大气中的矛盾有关，也就是与它们经历的全部变化多端的历史有关。
       烧大叠的纸需要耐心，你不能潦草地把它们推进火里，得一片片烧。让它们像落叶一片片飘进火里。这些曾经发出过声音的纸片，经由我们的手毁灭了，而不是交给一只无所不能的巨手去毁灭，这似乎让我们好受一点。但其实都是毁灭了。把纸展开扔进火里的时候，我还来得及看一眼着火的文字，我看到立夏的《星星之火战报》，不断卷起来的是“干部子女集中寄宿制批判”，“坚决反击血统论的围攻”，“论特权和特权思想”，“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革命无罪，镇压革命有罪”，“再论人民的公仆如何会蜕变成人民的主人”……
       我和立秋把灰烬埋在土里，栽上的南瓜秧非常肥硕茂盛。
       这是专政
       对面的窗子还反着白光，楼群白得有些反常，抬眼一望，半边天空已经乌了。乌黑合围而来，十分严密，把残存的白光都驱赶到洼地上，白光处于绝地，那白就分外惨淡，很耀目，亦很绝望。
       如果黑夜里有一线光亮，即使远在天边，也容易被人看见，而乌黑总是逼迫到头顶，压住了人，人们才蓦然发现。雨点抽下来的前一刻，我们还会祈祷，祈祷它是路过，并不专为袭击我们，它会移到别处，或者很快消散。但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这种乌黑总是比我们想象的巨大，它不会自行消散。
       乌黑完全合拢只在瞬息之间，它把天与地都紧紧攥在手里，光仿佛从来不曾存在，那种惨然的白光像是只在我的幻觉中停了一停，便化为乌有。雷就这样来了，冰雹和暴雨就这样来了。
       我们这里有关雷的传说很多。传说雷会使枯老的树起火，缩为丁点儿木炭，会将小树含水的青皮瞬间剥去，变成进裂的柴杆。我们制造过太阳灯，制造过焰火，这一切美丽的景象，都不比枝状闪电壮观。那种不能以颜色和亮度描述的电光，突然撕裂天空，天空就抽搐着，摔下遍地炸雷。最为巨大的威慑在于你无处逃遁，它不像风通常从某个方向来，它从任何方向来，从任何方向击打，也从任何方向消失。
       我看见过两次球状闪电。一次走在河岸上，本来是想去看龙舟的，都听到锣鼓在远远地响了。走在我前面的一个老妇人突然扭转头来，手足慌乱，几乎撞在我身上，嘴里咝咝作响：天啊天啊，怎么能触怒天啊!我站下听了她几句，她去远了，我还没听憧，这时天色骤然一变，雷雨竟就来了。雨是从河对岸横着扫过来的，箭矢一般，凌厉而且凶狠。我来不及跑，也来不及想，河岸如此空阔，只余下一棵没有树冠的大树，我便躲在树身后面。那里果然避风，我贴着足够遮挡两三个我的树杆，甚至没看见白茫茫呼啸而来的弹雨，只听到树杆前面落下比机枪扫射更密集的弹着点。蓦地想起这棵巨树何以没有树冠，我惊跳起来。就是这时候，我看见三个炽白的球状物，从河对岸一个紧追一个直射过来，我的眼睛一下就黑了，再睁开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虚浮的黑影。
       父亲听我说起那次奇遇，脸就灰了下去，说，你千万不能躲到树后面，所有高耸的物体下面都不能躲。我说可是我跑不过雷雨，河岸上又没有芦席或草丛。父亲说草丛也是万万不能，他就曾听说有人在雷雨后的草丛里捡到过烧成球状的野兔子。这样我就十分绝望。为了反抗绝望．我说起老师讲过的富兰克林发现电的故事。父亲的脸一路灰下去，竟成了铁色。他说富兰克林在雷雨中放风筝居然没有遭雷击而死，是万分之一的幸运，这样的幸运绝不能够重复试验，尤其不能在我们这片天底下试验。那三个球状闪电没有击中我，已经是万幸，我绝不能奢望再得一次万幸。
       小禾出事那天正值大雷雨。
       小禾的母亲一直站在檐下，往白茫茫的雨水中看。雨水收起来一阵，又张开来一阵，然而滚雷一直没收。只是忽远忽近。我母亲走过去安慰小禾的母亲，说孩子肯定是被雷雨困住了，在学校里面躲雨，雨收了道上也淹了水，河似的趟不过来，他还得等水慢慢地退，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一定是把雨衣借给了别人。
       天黑齐了。我把一盏小蜡灯放在灶台上洗好了碗，顺便扫干净厨房里的积水，这很费了一些时间。小蜡灯是我用雪花膏盒子做的，把蜡泪的残骸抠出来收到盒里，在火上烤一烤，它们就融成平静的水，然后把一截细棉绳在水里浸一浸，绳头稍稍挑起来，那水很快就泛白凝固了，就是一盏蜡灯。蜡灯把我的影子打在墙上，很大，而且晃动，有些怕人。
       小禾的母亲在巷子里走，起初几次听得到趟起的水声，后来水退净了，就只有青石条上孤单单的木屐声。有时走得很急，有时拖着，很沉，很慢。我知道她是走到街口那里，停在那里张望，然后又匆匆赶回来，看看小禾是不是已经回到家里，正在摸黑点灯。
       半夜里电来了，灯光无端大亮，很暴戾，硬硬的到处扎人。母亲起来关灯，一路关到檐下，在那里就没了动静。巷子里的一切全都静了，连斜对过楼上的咳嗽声也静了，这样的静寂里能听到很远的虫鸣，听到一片枇杷叶子落下来，摩擦过旁的叶子，最终仆倒在地的声音。
       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很低，仿佛怕鬼似的，可能还是用手罩住的，她说，我陪你去学校看看。
       小禾的母亲说，去过了，全黑着，没有。
       静了好大一会儿，母亲说，立夏那会儿也这样，不着家，一去十天半月，连个声也没有。
       小禾的母亲说，这回不大对，这里慌，比小苗去的时候慌，比他爸去的时候还慌。
       我母亲的声音就续续断断，连接不上，……还慌……那是……那是什么样的慌啊……
       而后就没了声响。檐雨落在水洼里，是一朵小水花绽开的清响，落在草棵上，是一只纺织娘跃起来的闷响。
       次日午后，抄家的果然来了。车子停在巷口，跳下来十几个着制服的人。他们站在小禾家的门口，核对了一下门牌，就猛可地把门撞开。小禾的母亲大概就站在门后，结果就被撞翻了，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从地上撑起来，鼻子和嘴唇正在流血。
       那些人说，是赵小禾家吗?我们是奉命来搜查的。
       小禾的母亲掏出一条白手帕，揩了一揩流到唇上的血，跨前一步站着，说，你们有搜查证吗?
       那些人并不用嘴答话，而是用手脚，一阵短促的喧响，小禾的母亲就飞起来，落下去，然后跌在一只肥皂箱上面。血涌出来，她的头垂下去，颈和箱角一点一点红了。我一直想不明白她当时那样一条飞行路线怎么是可能的，这中间有几处障碍，除非是经过几次的飞起和跌落，才能从门跌到肥皂箱的上面。然而这个过程我再也想不起来了。
       两个带枪的人把在门口，这样事情的性质就很明白——这时节散落群众组织中的武器已经收缴干净，有权力赫然亮出武器的就不是群众。这些人搜查得非常仔细。小禾抽屉上的铜锁一
       秒钟内就断开了。有一个红漆木箱比较古老，它应该比小禾的父母更老，老锁的结构给搜查者制造了一些麻烦。但也很快排除了。书架上的书，一年前已被戴红袖章的少年蹬了三轮车进来拉，蹬人蹬出好几趟，大体已经清空了。余下的几本都是革命经典，属于教导和指示一类的，在所有抄家者眼里都没有价值，但这些人不同，他们逐本拿出来，拎着书脊上下左右抖，看会不会抖出暗藏的纸片。他们揉搓棉衣、被角、褥垫；枕头撕开，木棉絮带着棉籽散了～地；他们用枪的通条在米缸里戳了好一阵，又在炉灰里戳了好一阵。做这些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上翻的，脖颈上突露着青色的筋。他们拿麻袋来装东西，满满一袋据说都是罪证。立夏送给小禾的半桶油墨，也让他们用一个纸袋仔细封好装走了，我看到油墨桶晃荡的样子，估摸那已经是一个空桶。
       ’
       晚饭时家中的空气仿佛是固体的：完全不会流动，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被重物压住，很沉。吃饭的程序已经固定，用不着说话，碗筷的声音听起来像机器的声音。立秋很快地站起来叠碗洗碗，这些动起来的碗筷终于让母亲吐出一口气，嗫嚅着出了～声。我没听清她说什么，只听到父亲回答她说，这不是群众专政，这是专政。
       天很闷，据说这叫气压很低，可能又要有雷雨了。母亲盛了一碗粥，让我端过去给小禾的母亲。这条走熟的路，这天晚上特别不平，好几次粥晃出来，烫着我的手。
       小禾的母亲还倒在那只肥皂箱上，门窗大开，灯也大亮，但她好像睡着了。我小声唤她，心里却怕，怕吓着了她，又怕唤她不醒。
       她醒了，安静地对我笑笑，说谢谢我，也让我回去替她谢谢我的母亲。
       我站在门边，看着她，脚在门槛上蹭来蹭去。一个落雷砸在背后，我惊跳起来，双手急掩到耳朵上。这时候我看到一个橙红的火球翻过窗子，在室内疾速划出一环光焰，而后击穿一面墙壁，扬长而去。
       小禾的母亲对我说，不要紧，听得见雷声倒不要紧，其实被雷击中的人是听不见雷声的，他们耳边只有滋滋的撕碎纸屑的声音。
       金芒果
       工宣队手捧芒果进驻学校，他们的全称叫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据说那个芒果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赐予他们的，报纸和广播喇叭都在激动万分地传颂着毛主席送芒果的事情。人们奔走相告，用惊羡的语气议论芒果，仿佛是稀世之珍。
       芒果我倒是见过的，校园里就有好几棵芒果树，长在食堂外面靠近洗碗槽那里。芒果初挂果时绿得非常干净，自成流线挂下来，如同嫩绿的水滴。但工宣队手捧的芒果却全然两样，它出奇的硕大，出奇的饱满，通体金黄，如镀了阳光或者黄金。它孤单一只，装在一个玻璃匣子里，身下垫着红丝绒，匣子顶端用红绸结了比匣子更大的红花，几乎使匣子难以负重。来自天庭的芒果是圣物，和洗碗槽边的芒果自然有天壤之别，这是无庸置疑的。工宣队员把那只芒果举到头顶，仿佛把一只金印举到头顶，这样，芒果之下的每一张脸都荣耀起来，溢彩流金。
       我们分列校道两旁，鼓掌欢呼，高呼口号欢呼，载歌载舞欢呼，除了欢呼之外，我想象不出我在这里还能有什么事情。我想象有一只点石成金的手，点过一只芒果。现在正通过芒果，将其神迹昭示给我们，于是我们对那只芒果心怀敬畏。对手捧芒果的人也心怀敬畏。工宣队员还没来得及唱熟的有关芒果的新歌，我们已经唱熟了，我们在校道旁一遍遍为他们唱：颗颗芒果恩情长，闪着金色的阳光…·”倒像那芒果不光是毛主席对工宣队的恩情，也是对我们的恩情。
       工宣队长登到台上大声说：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
       我们就热烈鼓掌，连尘土都热烈飞扬。
       工宣队长说：现在正是无政府主义时期，毛主席派我们来管理学校，来领导学校的斗、批、改，与无政府主义做坚决斗争!
       我不知道为什么鼓掌，但这不妨碍我热烈鼓掌。我不知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但工宣队长冲着我们挥拳，如此愤怒，使我觉得它可能就在我们中间，可能就是埋伏在我身上的一根骨头。我知道现在我们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因为新的政府已经来了。
       工宣队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
       我们一迭声高呼：向工宣队学习，向工宣队致敬，向无政府主义开火，与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坚决斗争……有些口号太长，又听不大懂，我已学会把手臂举起来，嘴里作蜂群的嗡嗡之响，随着众人把最后一个音节变成高亢的长声。
       我们又回到各班的教室，两年过去了，我还在四年一班，不过现在我们叫做四连一排。先是得把桌椅重新配备起来。我们在工宣队的指挥下，去拆除校道上、楼道上、楼梯上的工事，把还有桌椅形状的物件搬回教室，把没了形状的木条木片拼接起来。许多已经烧成灰炭，数目当然不够，我们就把工事上的砖头搬回教室，两摞砖头横搭一条木片做成凳子。我坐的就是这样一张凳子，砖头上有火燎过的痕迹，木片上也有火舔过的痕迹，它们没有化为灰烬，它们都是幸存者。
       起先我们学习的是一长串然而又是断断续续互不连贯的最高指示，还有同样长串同样线索不明的次高指示：党中央、中央文革、军管小组、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文件、公告、通令和“精神”。这学习，就是一个工宣队员拿着本子或者报纸站在上面念，我们坐在下面听。后来工宣队员念得倦了，便点了做排长的小慧出来念。小慧有些字念不下来，便请教工宣队员，这样我们发现工宣队员也时常念不下来，他的指教是犹疑的，很不确定。工宣队员去中学部找来一个学生代替他站在上而念，这个学生就有了一个名目，叫“辅导员”。我认出这就是曾经冲到三楼校长室，被同伴用肩膀托起来刷大字报“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的女学生，现在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海鸥。我曾经觉得她和立夏相像，那可能是距离较远的缘故，她的眉眼比立夏粗大，头发也厚，两根短辫非常结实。海鸥的声音琅琅生脆，工宣队员称赞她真像一门小钢炮，但有时她会突然停顿下来，四周的风就突然一静，让人悬心。
       我们被要求每人写一份交代，不知这是工宣队要求还是军宣队要求还是校革委要求，这些都是一体的，总之是必须遵照的要求。这份交代要求写明自己的家庭出身、文化大革命两年来自己的态度和表现、参加过什么活动、做过的任何事情。必须忠诚老实，必须详细，不得少于六页纸。写完之后一个一个轮流在排里念出来，让全排评议，看是否属实，有没有隐瞒，需不需要帮助，能不能过关。
       “交代”这个词让我诧异了一下，但周遭的安静使我也安静下来，使我把它理解成我所愿意的样子。真让我发愁的倒是我拿什么把这六页纸填满。如果我是立夏，这自然不成问题，就算是立秋也好办，她可以写大串连，伟大领袖接见，破四旧，徒步赴井岗山瞻仰革命圣地，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街头表演……而这一切我都没有，但我还是成功地把六页纸填满了。我写我衷
       心拥护文化大革命，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我曾经写过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和修正主义教育黑线；我曾经帮我姐姐(这里我写成红卫兵)印过传单，提过浆糊桶；我和几个同学组成一个小组，到公共汽车上宣传毛泽东思想，给乘客念毛主席语录；我按照校文革的指令，看管过校内的牛鬼蛇神……我发现虽然两年没上学，我却又认识了好些字．比如：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孰字、篡党夺权的篡字、蛊惑、伎俩、残渣余孽、魑魅魍魉……
       一个人的交代需要先在排里通过，人们从你的祖父甚至曾祖父问起，一直审问到你上周的某一日为什么没有参加早请示晚汇报，为什么曾在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背后张望逗留，为什么在批斗某个阶级敌人的时候只是懒洋洋举一举拳头，却闷不作声。交代如果在排里通不过，就要重新斗私批修，到连里(也就是年级)交代。连里还通不过，就要到营里(分别是小学部、初中部或高中部)交代。食堂因此总要变成会场，我时常拿着饭盒在洗碗槽边等里面的帮助会结束。如果帮助会还没有帮助得了一个人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就要接着开揭发批判会，这样的时候事情就严重了。
       热气从食堂里面喷涌出来，让芒果叶子往一边奔逃，咝咝抽气。我发现这几棵芒果树都变样了，从前它们的树皮是合体的衣裳，光洁平顺，现在那里却有了很多裂纹。裂纹粗看像网状的线条，细看却是互不相接，即使相接也不成道路，纵横无序，很缭乱。我猜想那些纵纹是雨水犁开的，横纹的制造者应该是风，风不是常常会在我们的脸上制造皲裂么?但有一天我忽然明白这些猜想都不对，这些应该是生长纹，跟我们身上的生长纹一样。这些树生长加速，树皮就被抻裂了，横向纵向都抻裂了，这么说，树生长的时候是会痛的。等痛结痂变硬，树身上就有了很多沟回，可以记住风雨、灾变以及自己体内发生的事情。
       海鸥已经在大食堂的台子上交代过好几次了。起初我不相信那是她的声音，及至听到工宣队长在麦克风里笑道：怎么，我们的小钢炮哑了吗?我才相信那枯哑哽咽的声音真是海鸥。
       芒果的季节已经过了。以往我吃过没有熟透的芒果，那滋味非常酸涩。在树上自然熟透的芒果不多，它们黄熟的时刻非常短暂，只需一夜之间．它们就会淤起黑斑，黑斑迅速增多，扩大，果子就迅速皱缩，腐烂。现在芒果树下连最坚固的果核也没有了，然而玻璃匣子里的那只芒果却依然通体金黄，硕大饱满。它高高立在一个红绸子包裹的条案上，团着阳光和黄金的秘密，像一只神的眼睛。有一次我对立秋说了我的疑心和害怕，立秋说，傻瓜，你以为那是真芒果?那是蜡做的，就一层蜡壳子，是复制品!
       最高指示一个接一个来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满城的喇叭都兴奋莫名，满城的锣鼓也兴奋莫名，旗帜铺成红绸子的海洋，像是迎接神赐的金芒果一个一个地来了。
       现在我知道最高领袖所说的“来一个动员”是怎样一个倒海翻江的动员了。有一杆长柄镰刀，在城市上空挥动，它的锯齿是凛凛的光，比黄金耀目，所过之处是欢腾的沙沙声，天空扬起来泪珠状的谷粒，伏在地面的断茎渗出来血滴样的浆子。
       人们纷纷往墙上贴决心书、请战书，坚决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海鸥贴的那张甚至是血书，据说她是咬破指尖写的，那些字分明哆哆嗦嗦地痛。她写的是：忠不忠看行动，坚决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广阔天地里见娃娃们的红心。
       三十万人的誓师大会开过了，宣誓，授旗，戴大红花，爆竹在漫空挥洒着红雨。我的耳朵被震聋了，这使我觉得脚下的大地忽悠起来，像～朵云。人没有声音，树没有声音，连旗也没有声音，抬眼只见煞白的天空无边无岸，没有一张叶片可以让我遮挡四面八方喷射而来的金星。
       誓师大会的新闻照片印在报纸上，其中～张画面非常柔和好看，那是一张清晰的年轻的脸和一排渐次模糊的年轻的脸。这是世界上最纯洁的脸，极其简洁的线条每一道都生动柔美，眼睛清澈若水，羔羊一般的无瑕、纯粹。是立秋的同学嘻笑着跑进门来，和立秋推来搡去的时候，我才明白那是立秋。我竟然不知道立秋已经那么漂亮了。
       母亲看到报纸却无笑意，她埋怨立秋报名下乡也不和父母商量。立秋嘟囔说，你以为我愿意，是那天队伍里排不齐人临时拉我站到那里的，谁知道镜头角度那么凑巧。母亲说，现在全城都看到你了，典型的知识青年形象了，你还怎么退?立秋顶撞母亲，说，反正都一样，报名也得去，不报名也得去，笑也得去，哭也得去，早晚都一样，你以为你能退到哪里?
       上路的那天立秋却一直抱着门柱子哭，母亲拎着她的背包，父亲肩着一只箱子，我给她捧着街道革委会派给她的大红花，站在她身后等她哭完。
       满城的锣鼓震得屋瓦都要碎了，窗玻璃打摆子似的抖动，我猜想母亲说她的心脏有病，所谓房颤就是这个样子。
       有一队锣鼓一路向我们逼近，眼看就来到屋檐下了。立秋把背包往肩上一甩，军帽拉下来，压到眉棱骨上，逃也似的出了门。我攥着红花一路追她，直到目睹她在好几双手的拉扯中往一辆卡车上爬，她失败了两次，我才得以赶上去，通过几只手的传递，把那朵红花递给她。
       车开了，在满天满地的锣鼓和欢呼声中开了，车上的人们挥起手来，车下的人们也挥起手来，一时是春潮涌动。立秋也挥了挥手，她挥着，那朵红花就抛了下来，在气流里飘荡起落，不知所措，而后消失在路旁的红森林里。立秋的帽檐遮住了半个脸，我完全看不到她脸上的动静，但她的手臂细长柔软，摆动起来比柳条漂亮。原来立秋真的非常漂亮。
       我的手是红洇洇的。刚才我一直捧着那朵皱纸扎的红花，肯定是有什么把花打湿了，皱纸的染料太糟，我的手就洇红一片。
       ’
       校园里面安静下来，也空落下来。中学部腾空了几天，又很快填满了。我升上了初中，这年我十三岁。
       魔　术
       我的失眠症是从小禾出事那天开始的，自此以后我就时常头痛，这种痛在很深的地方，自己完全抚摸不到，这种痛把颅腔充得很满，有时候需要用手使劲按压，把即将奔突而出的疼痛压回去，这虽然不能消除疼痛，但除此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止痛。
       这天我说因为头痛我不能去参观，排长小慧。说请假必须要校革委会和工宣队批准。我走到校革委会楼前站下来，贴着墙根站了好一会儿，我觉得我与其走进这个楼门，还不如自己使劲按压忍住疼痛。
       我们参观的是一个被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破获的反革命黑窝，一个阴谋暗杀、爆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秘密据点，一个杀人现场，一个私刑牢狱，一个魔窟，它被赋予了一个马上能激起我们恐怖联想的别称：渣滓洞。在我们阳光灿烂的革命年代，竟然会暗藏着一个黑暗阴森的渣滓洞。这桩令人惊悚的事件，有助于我们认识阶级斗争的激烈和残酷，认清某些打着革命造反旗号的
       人，其实是如何凶险丑陋的阶级敌人。
       参观的队伍很多。我们的队伍站在一幢灰楼与另一幢灰楼之间的空地上，等一个队伍从出口出来，另一个队伍从入口进去，我们向前挪动，等轮到我们。这些灰楼一幢和一幢完全一样，跟城里许多的灰楼也完全一样，是同一条流水线上走出来的大火柴盒子，在推土机铲出的空地上等距离立着，就算建好了，不动了。与火柴盒子不同的是，它们脸上不贴火花，要辨认它们全靠一个红漆标的数字。老街上住的人们总是羡慕这些灰楼，它们总是有一个通往理想世界的名字，比如光明大道、向阳新村。人装在这些规则的火柴盒子里，似乎成了新世界整饬的部分。
       渣滓洞就在其中的一幢灰楼里。
       贴着狭窄的楼道往里走，是一种不能呼吸的气味。人的气味，污水的气味，发酵的气味，潮湿和昏暗混在一起的阴森气味。
       我们先参观地下室。进了楼门，左侧是楼梯底部，那里有一道需要弓了腰往地下去的小门。这道通往魔窟深处的小门使队伍行进得很慢，淤滞的缓慢使人们粘贴成团。参观完地面部分的另一支队伍从楼道里往外拥，他们逃也似的，冲力很大，两队人就搅结在一起，像泥浆和泥浆搅结在一起，在下水道里翻腾。人的气味是那么恶浊，那么浓烈，竟然超过畜群的气味。我不能喘气，也不能想，一旦吸进一口气，我便闻到自己身上也是牲口的气味。
       地下室自然是没有阳光的，讲解员用一只手电筒带着我们在甬道里走，这一束仅有的光就控制了我们所有的眼睛。地面湿滑，有一些湿滑的东西溅起来，蠕虫似的，沾在脚背上。墙壁也是湿滑的，手扶上去，即如扶到蛇的唾沫或蛇的身体。
       讲解员把手电筒往一个处所一照，说：你们看，这是水牢，反革命匪徒用它关押革命群众，就像恶霸地主刘文彩用水牢关押贫农冷月英。
       待我挤到水牢门边，手电光已经移走了，我只来得及嗅到一些湿气，和扑面而来的漂白粉气味，我还听到什么东西投入水中噗的一响，像直接投到水泥地上，不过也有可能是幻听。
       讲解员的手电筒就这样把反革命匪徒的滔天罪恶一件一件指给我们看：
       这是老虎凳。
       这是钉床。
       这是皮鞭，钢鞭。阴险的反革命匪徒把钢鞭包在橡胶里，打在人身上看不到外伤，但内脏却会破裂，骨头也会粉碎。
       这是铁丝，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用来晾衣服的，它是用来穿过人的手掌，把人像腊肉一样挂起来的。
       这是钢钎。这是吊钩。这是铁锤，它可以敲碎人的脑袋。
       这是电烙铁，它不是用来焊接电线的，而是用来烙人的。
       手电光是一种魔术之光，在没有其他光源的地下室里，它会制造奇幻的情景。一桩罪行在它的照射中蓦然跳出来，使人觉得四周的漆黑里全埋伏着罪行。一个物体在它的照射下，会变成另一个物体，一个人在它的照射下，会变成鬼魅或猫头鹰。它会把一个物体拉长或缩短，放大或截断，把一部分变成钉子，钉人你的眼睛，而把另一部分沉入黑暗。它仿佛是照亮一个物体，实际是制造数倍于物体的阴影，它使阴影神秘莫测地晃动，使黑暗更加巨大，阴森更加阴森。人们惊恐的尖叫此伏彼起，谁能不相信这是吃人的魔窟呢?
       走出地下室我连忙喘了几口气．感觉牲口的气味也是好的，它毕竟能让人喘。另一个讲解员接管了我们，这个讲解员气比较足，可能是刚从太阳地里喘足了阳光的。
       地面的部分也很丰富，这里一间间屋子都是有名堂的：有反革命匪徒开黑会，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密室；有坏头头们道德败坏男女淫乱的密室；有收藏反革命活动工具——纸张、滚筒油印机、黑材料的密室；还有炒人心人肝，烹煮人肉的密室。我在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密室里看到了锅碗瓢盆、砧板和菜刀、蜂窝煤和柴，台案上有一把锃亮的斧予。重点中的重点是墙上写有一行血红的大字：“我要吃人肉!”讲解员极其愤慨地说：那是用人血写的!人们一阵尖叫，倏然使室内寒光一闪，冲腾出血腥气昧。往外逃窜的人们在门口纠结成团。我被挤到那面有人血的墙根，我的脚背和脚趾不断地被脚踏过，我不敢动，于是仰起脸来再看看头顶上的大字，幸而它还高，没挨到我。它的确血红，新鲜饱满的血红，鲜得几乎要滴下来，触目惊心。它是今天早展涂上去的吗?是十分钟前涂上去的吗?这个渣滓洞已经展览了一个月了，它一个月来一直是刚从人体里流出来的鲜红吗?人血涂到墙上会一直保持它活着时的鲜红吗?海鸥写的血书却不是这样，它会风干，变黯，它离开人体就会死去，所以它跟红漆不能比，只一昼之间，就失去了饱满的鲜亮，晦褐着，枯了，不再惊人。
       接下去再走进的屋子就像一个堡垒，窗子用沙包堵上了，留出一些洞眼透着光亮，讲解员说那是枪眼，反革命匪徒用它们射击革命群众，甚至射击来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你们看，这是他们杀人行凶的匕首，飞镖，三棱刮刀，枪，还有满满一箱手榴弹。我顺着讲解员的细竹棍看到这可怖的一切，最令人心惊的是那箱手榴弹。我不能想象它们如何甩出沙包的洞眼，它们那么多，将怎样接连不断地炸开，我的脑子完全木了，我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
       墙角上有几个黑手印仿佛似曾相识，这样我就在那个墙角站下了。我看到那个装了满满一箱手榴弹的是个板条箱子，缝隙间留下许多木炭屑，看到掀开倚在墙边的箱盖，上面一根板条欲折未断的茬痕，这些我似乎都熟悉，难道这就是我坐过的那个有石灰气味的暖和的墙角?我坐过的那个盛木炭的板条箱子?我记得那天晚上屋里垂着两个黄灯泡，现在果然还在原处，沙包堵住了阳光，它们就依然点着，依然是忽明忽昏。我记得那天晚上屋子里只有桌子、椅子、充当椅子的废报纸捆和板条箱子，还有那些火炭一样黯然又火炭一样炽烈的人们，他们说着法国大革命，公社，中国往何处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底在哪里，什么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间屋子里没有枪，也没有手榴弹，窗子都是敞开的，没有沙包，更没有沙包留出的洞眼。我曾通过窗子望出去，在夜空中寻找北斗星。然而这一切竟然是可能的吗?我大着胆子，稍稍移动了一下倚在墙角的板条箱盖，真的看到了我那天晚上用碎炭屑画在墙角的北斗星。
       我掉队了。一个人从楼道往外走，我知道楼门在哪里。楼道里很空落，原来排在那里的煤炉、铁锅、纸皮箱和箱里的废铜烂铁空玻璃瓶都没有了。这些东西是要消灭掉的，因为它们有碍参观。楼门洞也宽了，一时有阳光流进来，刚好看到一支队伍的尾巴弓起，从楼梯底下一个窄铁门挤进地下室去。
       这道窄铁门搅乱了我的记忆，它让我怀疑自己，不久以前我真的进出过这个楼门洞吗?是这个门洞吗?那个通往恐怖深渊的窄铁门当时是怎么在我眼前消隐的?现在又是怎么样的魔术把它变出来的?当时天色昏黑，但楼门里有灯，现在我的记忆昏黑，只有炭屑在那里涂抹，却没有灯。
       我走出楼门，仰头看一看门牌：解放大街68号。我希望它是错了，但是它没错。
       
       我扶住路边一个灯柱，开始呕吐，我知道在大街上呕吐是不应该的，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制止呕吐。我要是能把头痛吐出来就好了，头痛究竟是什么样坚硬的物体?像钢鞭吗?像钉床吗?电烙铁吗?还是老虎凳?此时我若能呕出一把三棱刮刀甚或手榴弹来，那也是不稀奇的。
       讲解员的细竹棍跟魔术师的细竹棍一样，他挥舞那细竹棍说得滔滔不绝，也说得很对：对这种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匪徒，难道我们不该坚决镇压吗!难道我们不该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专政吗!
       这就是说，镇压已经开始了。
       失眠的危险
       小禾的母亲要去五七干校了。
       五七干校这个新生事物我们都没见过，但谁也没感觉到理解它的困难。在我们说出声的话里和没说出声的话里，它是两个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也没给我们的理解造成困难。我们说出声的与伟大领袖的指示相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干部如此这般革命化，是一种光荣。我们没说出声的，是一种没有词可说的茫昧。事实上那样的一种光荣，首先是派给了身上有重重阴影的人。
       、
       小禾的母亲走得仓促，她只有一个夜晚打点行装，这一个夜晚她还必须把一时带不走的家挪到灶间里，把腾出来的两间房子交给革命委员会。
       小禾的母亲求我母亲替她存放一只肥皂箱子，仿佛这只箱子会烫伤我母亲的手，她脸上的颜色是罪咎的颜色，由苍白暗转入青灰。我一定没有认错，这就是那天她以令人不可思议的路线飞起来，而后跌仆下去撞到的那只箱子。她飞起来的时候显然是伤了，她的腰塌下去，腿蜷起来，像一张长刀削飞的莲叶，蔫蔫地谢了，搭没了箱子。
       小禾的母亲声音青灰，青蝇一样低低地擦着空气，说，箱子是钉死的，你从来没有撬开过，再说你也撬不开，你从来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你从来没有问。只不过是老邻居临时在这里放一放，说了马上来取的，却总也没来，你没法归还，只好这么放着。
       ‘
       我母亲点着头，声音也一样青灰，说，它不能受潮吧，我会用木炭吸潮，你不要担心。
       小禾的母亲说，但凡我有可能，我会马上回来处理它，不能让你受累。万一我回不来，我们一家四口，总会有人回来，那时你就还给他们。
       小禾的母亲说，小茁走的时候还带走一条棉毡子，小禾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他们的被子我都做好了，各人的被子冬衣各自打成包裹，上面有布条写了名字。若是他们谁回来了，或者谁有了消息，可以托人捎东西，通知我恐怕来不及了，这是灶间的钥匙，烦劳你交给他们，或者领人到灶间去取。
       小禾的母亲说，家里有两只书架，是小禾的父亲留下来的，书是抄没了，架子还结实。当年从外边回来，进城做了公家的人，房子是公家的，一桌一椅也是公家的，只这两只书架是自己的。如果你们觉得不碍事，还用得着，我这就去搬过来，如果你们不用，明天只好和房子一起交给组织。
       小禾的母亲说，剩下这半口袋米，还有早上买的两斤土豆、几棵白菜，我都用不着了，你帮忙处理掉吧，省得浪费。
       我母亲到这会儿才张嘴说出一句话：米还是带上，乡下饥荒起来，比城里要难，要紧时候多出一口，就能活一条人命。
       小禾的母亲说，住的是集体窝棚，吃的是集体大灶，用不上了，我一个人也背不动那么些东西。还有，灶间太小，煤和柴我都搬出来摆到了檐下，用的时候你随时去取，免得两场大雨下来，院子里一汪水，也泡没了。
       小禾的母亲是天没亮时走的，那时院子里和巷子里的人家，无论安或不安，都还在睡。早晨的空气清冽，穿过枇杷树的阳光，锋刃似的插下来，很冷。几只雀子在锋刃上跳。广播喇叭轰隆隆作响，这是《东方红》的乐声。
       我们的房顶是屋瓦和桁梁，望上去乌洞洞的，没有天花板。现在父亲决定给我的小房间做上天花板，免得我夜里一个人乌洞洞地失眠。
       小禾家的房子很快就进驻了另一些公家人，他们把一些碍事的东西清出来，扔到院子当间。父亲去捡回来几块板皮，仔细量了直线，仔细锯开，做成框格，然后在框格里钉上硬纸板，然后在硬纸板上糊报纸。他嘱咐我把报纸仔细挑好，千万不能用印有领袖像的来糊，正面反面都不能有，以免犯政治错误。这样一来很费工夫，因为几乎每天的报纸都会有领袖像，指点江山的，运筹帷幄的，光芒万丈的，慈蔼可亲的，我很难找到没有印领袖像的报纸。
       天花板让房子变浅了，这样看着比较安全，灯光从天花板那里返回来．而不是在乌洞洞中茫然溃散。像是也觉得温暖。立夏和立秋走了，就可以把一铺床拆掉叠起，让小禾父亲的书架果在里面。书架的确结实，木料没有上漆，却光滑如缎，那是被书和手抚成的。木料是好木料，搬的时候很沉，立在那里也很沉，沉红的木色可能是时间的颜色，跟我所知道的时间距离遥远。
       我的失眠症并没有因为天花板而好转，其实我知道天花板里面的秘密，我知道里面的桁梁之上有一个小阁，它虽然住不下人，却可以住下一只肥皂箱子。我清楚地记得小禾的母亲双掌撑在那只箱子上，双目也撑在那只箱子上，对我母亲说：可能只有你会相信小禾的父亲是个冤案，小禾也是冤案。我记得我母亲当时目光低下去，只点了点头，没有作声。
       父母对我的失眠症达到的程度缺乏了解，因此我会不时听到他们在黑暗中低声说话。父亲说，下一批就会轮到我，恐怕连你也保不住，立冬还小，看来还数她那里有点儿安全。母亲说，不会也来收我们的房子吧，我们又没有犯错误。父亲说，用得着什么错误，房子本来就是公家的，分配你这里就是这里，分配你那里就是那里，给或者收，都是国家需要，组织上一句话的事情。母亲说，我知道我们得服从组织，可我孩子还小，我确实不能去呢?父亲说，那当然还是个人服从组织，组织怎么可能倒过来考虑个人?
       这些都是自幼熟透了的道理，但是在失眠的夜晚，它们透过夜的寒冷而来，就有薄冰的寒光，令人觉得陌生。我不大明白组织为什么就不可能倒过来考虑个人。譬如组织是一个完好的人体，个人是它最小的一根手指头，手指头固然服从组织，它微不足道，但手指头伤了，痛了，难道整体的人不痛?就是手指头被截肢了，抛弃了，人还可能发生长年不愈的幻肢痛。然而我们所说的组织，从来是不痛的。也许它没有痛觉，也许它有魔法般的再生能力，它任何时候都完好健硕，随便哪个肢节断掉，它都能很快长出新肢。其实，用一个人体来想象我们所置身的组织是不对的，这不够用，所有的解释逻辑都不相通。于是我想象一个完全超出我想象能力的生物体，它能把天覆盖起来，把地覆盖起来，它的形体是可变的，它是巨大的固体，但也是流体，因此它可以进入世界的任何缝隙，占领任何缝隙。它能吞食它所遇到的一切物体，肉或草，有壳的或无壳的，庞大的或微末的，甚至岩石和灰尘。它还可以吞食自己的肢体，自身的任何部分，把它们消化掉，使之长出新的部分。它是不痛的，那些被食之物多半
       会痛，但是岩石和灰尘会不会痛呢?更重要的是，它那些被食的肢体会不会痛呢?想着这些，我就觉得剧烈头痛。
       小禾的母亲显然是不想离开家去五七干校的，因为她一离开，小禾和小苗就再没有家了。但是她可以不去吗?这不可能。她会被组织批评，帮助，接下去是斗争。她会被孤立于集体之外，就像一只身上沾染了异味的蚂蚁被驱逐到蚁穴之外。被驱逐的蚂蚁通常不反抗，它能反抗它赖以生存的整个蚁穴吗?道路无非两条，一是把自己清洗干净，重新回到蚁穴中去，一是身上带着异味死在外面。蚁群里少了一只蚂蚁一切都照常运行，事实上是任何事件都没有发生。在蚁穴的组织之中，个体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它可以随时被替代。而一只蚂蚁离开了蚁群，在它却是灭顶之灾，事实上它失去了一切，不再有生存的可能。
       小禾的母亲如果不服从组织，她就会失去组织。这样她就会失去工资、住房、粮油关系，直至户口。于是她就不再能领到粮票、油票、布票、煤票、副食品票、肥皂票……她不可能在组织之外找到工作，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组织安排以外的工作，也没有组织配给以外的粮食。这样，她在这个城里就成了黑人黑户，也就是非法的人。我的父母也一样。其实我也一样。
       现在我大约明白父母说起组织为什么那般敬畏。我还明白了所谓组织，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惟一的整体，一切有违这一整体的组织叫非法组织，它们已经或正在被取缔；一切有违这一整体的人，是非法的人。的确，这样无与伦比的组织，有什么必要考虑个人。
       早晨母亲询问我的睡眠情况，我的回答令她有些惊慌。她叮嘱我不要跟别人说起自己的失眠，要不人家会认为我是有思想问题，组织更会这样认为。有思想问题是危险的，这我已经知道，现在我知道失眠也有危险。
       吃人的事的确有的
       来人是一个体格粗短的青年，他是来找立夏的。我告诉他立夏不在家，立夏去了神农架。他用狐疑的神色对着我，不动，等着我让出路来。虽然我的回答是正确的，而他的狐疑是错误的，但我到底不如他坚定，这样我只得后退一步，给他让出路来。
       他在屋子里当然没有找到立夏，他显然非常失望，而且心有不甘。他把一只挎包抓在手里，手有些许绀紫，脉管奇峰突起，像是因缺氧而畸形。
       他说，我可以坐一下吗?我给他搬来一张凳子。他说，我可以喝口水吗?我给他倒一杯水。他好像很久没有喝水了，闷着头一杯接一杯喝水，我发现暖瓶里已经没水了，就去厨房捅开煤炉烧水。
       他说他姓王，人们多叫他小王，因为人们叫他大哥是老王。这样我就想起来一个叫老王的人。两年前的火把之夜，立夏被推举出来走上那个重兵把守的陡坡，和她一道走在陡坡上的，就是帽子上写着“安全生产”的老王。后来立夏在白花烈士墓园绝食绝水，就是要求军管会释放老梁和老王。再后来是解放大街68号那个寻找北斗星的夜晚，老王在为电灯的一昏一明跑来跑去，他说过些什么呢?我不大记得纷乱的人声中哪一个是他的声音，是说不可以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只可以部分改善?还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我不能确定。可能他的声音不大连贯，以致不易辨认他的声音。
       我接着给小王倒水，我没有答话，只是另外拿一个大的搪瓷口缸，另外再晾上一口缸水。
       他问立夏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他问立夏在那里怎么样。我说不知道。他说怎么是不知道。我说好长时间没有信了，所以不知道。他说你叫立夏不要回来，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回来，现在正在到处抓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对答，眼睛所见是一片模糊，那是因为搪瓷口缸的水面上热气正模模糊糊蒸起，模模糊糊失散。
       小王问我知不知道解放大街68号，我说知道。他问我知不知道所谓的渣滓洞其实是假的，我说知道。他的声音突然变了，说，你怎么知道?我惊了一惊，也问自已，我怎么知道?
       小王说他家就住在那里，就是那个墙上写了血字，据说是炒人心人肝的房间。那就是普通的职工宿舍，连着几幢都是一样的职工宿舍，他和他母亲住在他大哥的宿舍里。因为68号的上面两层是单身职工的集体宿舍，楼下就设了乒乓球室和阅览室，是厂里职工俱乐部的意思。楼里的许多职工，当年都参加了燎原工人战斗队，他们就常在乒乓球室里开会。后来燎原被取缔了，星火派的人通过绝食营救出了老王，他们觉得老王这里宽敞的乒乓球室和阅览室不错，有时候就会聚到这里开会。他们争论起问题有时会摩拳擦掌，唇枪舌剑，彻夜不休，周围的职工时而会来看热闹，挤在走道围在窗边旁听。有时候深夜里偃旗息鼓，路远的走不了，就会睡在乒乓球台上，或者阅览室的废报纸上。老王的母亲可怜这些年轻人，有时会给他们煮几个土豆，烧一点开水。大概这就是所谓黑窝的起因。
       小王说，三个月前老王突然被抓走，是深夜在家里被抓走的。当时就把他们的家底朝天地抄到天亮，把他和母亲推到门外，就封了门。他和母亲无处可去，在城里流落了～阵，只好把母亲送回乡下，姑且安顿。万想不到等他从乡下返回，68号就变成了闻名全城的渣滓洞，他想要进门，就只好混在一个职工队伍里面，按讲解员的指挥参观。他参观了自己住了多年的地方，才知道魔术是可以这样变的，他大哥一夜之间变成了渣滓洞的匪首，在那里吃了不知多少人心人肝。
       我说，那个地下室呢?还有水牢，那么秘密，那么黑。
       小王说，地下室本来是有的，61号到69号，每幢楼下面都有，盖楼的时候就预备做防空洞用的，以前还拉警报做过防空演习。家家户户都用纸条贴米字窗，备行军水壶和炒米袋，夜夜都可能有敌机轰炸的样子，练习怎么样以最快速度，有秩序地躲进防空洞里。演习完后那个小门就用几道锁锁死，钥匙在防空指挥部手里，谁也不能进去。后来忙着运动，不演习了，人们就在那过道里堆蜂窝煤，放自行车。那时不是供应紧张吗，那时不是还没有发煤票限量供应吗，楼里的人轮着去排队，买了好多煤，厨房里堆不下，就堆到楼梯底下，把那个小门堆死了，大家也就忘了那里还有个门。谁能穿过那煤垛，到里面布置水牢和行刑室呢?封门那天，那煤垛还实敦敦堵在那里，根本没有进地下室的路。参观的时候，我看到我家住的屋子里堆了抵到房顶的煤，说是我们用来烹人肉的，我看就是从楼梯底下移过来的。
       小王说，我去找楼里住过的职工‘，他们都集中在厂里的一个地方，办学习班，既不能接待外人，也不能通信。零星流散在外的几个家属，因为没有说话的地方，他们也就觉得说话也没有用，只会给自己和亲人造成新的危险。有的人说，他只住过楼上的某层，楼下的事和地下室的事，他全不知道。也有人说，你有报纸和喇叭的声音大吗?有革委会的声音大吗?这样，一个假案就炮制成了。
       这时我反倒不害怕了，我发现我的声音忽然变得有点像立夏，我说，那些人，他们，他们炮制这个假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小王说，这样他们就可以抓人。据我了解的
       情况，他们已经抓了十几个人，这些都是群众组织的“坏头头”，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渣滓洞的“匪首”、“匪徒”，凭这个罪名，就可以激起民愤，就可以对他们实行专政。
       我说，这十几个人里面有立夏吗?
       小王说，我到这里来，也是想了解清楚这个事，不过据我所知是没有。她应该没危险吧，她来68号很少，这是一，不过这不需要多，被抓的也有几乎没来过的；她出身好，这是二；她们学校的星星之火造反团早就解散了，军训团进校以后再没活动了，这是三；更重要的是，她那么早就去了神农架，对城里的稳定已经没妨碍了。所以我想她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我说，那么老王呢?
       小王说，如果“渣滓洞”真的成立，“匪首”真的成立。“吃人肉”真的成立，那肯定是死刑。
       我说，我们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样的假案成立呢?
       话音刚落，我心里别的一跳，我怎么脱口就把小王和我变成了“我们”，实际上我连他的名字都还不知道。
       小王说，我正在做调查，做申诉，正在寻找人证、物证，澄清事实，揭露这个假案。我去找过高扬，我不是找他做证人，我是想通过他向省革委会中诉，但是他不见我。
       我说，这不可能，上次老王老梁被铐走，不就是他发起干人大绝食，组织营救的吗?
       小王说，现在形势不一样了。
       我说，形势是什么?形势可以指鹿为马，化白为黑吗?
       小王说，白诬成黑容易，要把黑辩回白可就难了。他们动用权力，就可以把假案做成铁案，吃人的事的确是有的，但不是什么“反革命匪徒”吃人，而是假案吃人。
       我的喉头到胸口都有硬物梗噎住了，我起身给自己找水，水急速冲下去，却遭到硬物阻挡，倒反呛回来。我拼命咳嗽，两手都是咳出来的水，硬物却咳不出来。
       小王起身告辞。我也站起身来喘。
       小王把他的挎包抓在胸前，青筋暴突的手也像在喘。他说他准备上北京去申诉，不知道这一去是吉是凶。他有一些调查的原始材料，带在身上不大方便，他本来想请立夏代为保管。 我没等他说完，便张口接道：放在我这里也是一样的。。
       事后想起来是难以置信，他凭什么相信我呢，我又凭什么相信他呢，这是我后来一直交代不清的问题，为此我被逼着来回虚构原因，但当肘就是没有原因。
       现在，我的小屋里已经有了三个秘密：小禾父亲的秘密，小禾的秘密，渣滓洞假案的秘密。几年以后，当“出事”的命运轮到我时，我的罪状之一“窝藏黑材料”，是证据确凿的。一个人从人民中剥离出来
       什么是人民?
       一位妇女提着土豆灰暗地贴红墙根匆匆走过，这是不是人民?几个男人疲惫地走出工厂，点一根喇叭烟而后各散东西，这是不是人民?挤在公共汽车里，结实如同压缩饼干的人，是不是人民?岌岌然立在脚手架子上画领袖像，身躯不及领袖脸上一颗痣大的人，是不是人民?但有一种1青形我确知叫做人民，当所有的这些人按号令排列成方阵，浩浩荡荡，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数目字的时候，便是人民。这数目字太大，从来不必统计到个位数，它的个位数一定以零来表示，谁会在意一个零呢，它空洞无物，无声无息，它在那里，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表明排在它前面的数目字的巨大，在如此巨大的数目之中，个数当然可以忽略，谁会在意每一张脸呢，这时候，他们全都面目模糊，全都没有名字，所以统称为人民。
       最厉一次看见小禾的时候，我正是这样的人民。
       那是1969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我所属的队列坐在体育场的地坪上。这里原是草坪，但因为频繁的运动人民，它已经没有草，只剩下坚硬的地坪。地坪上代替草密密生出来的．正是人民，望去是黑压压的一片。环状的看台倾斜而上，望去也黑，成千上万的生物逐层排列，似林木葱茏，却也分不出面孔，斜上去与天相接，黑森森闭起，没有出口，也密不透风。
       太阳晒在脖颈上是暖的，晒在绒衣上也是暖的，太阳的强力毕竟无与伦比，它可以命令千万人同时暄暖。人们在暄暖中慢慢融解。融解是舒服的，它最先从棱角处开始，终竟浑然成片。
       这是宣判大会。它有表演宣判的舞台，还有黑压压而隔断了地平线的观众——也即人民。它显现人民的力量，用以震慑一小撮敌人，同时人民也为自己所震慑。权力者在舞台上代表人民展示权力，权力者总是当然地代表人民。无边的人民簇拥着那权力，仰望着那权力，因此那权力是至上的，也是无边的。
       电喇叭从太阳的位置放射出钢蓝色的尖啸，这样，太阳也就不再仅仅是命令人们暄暖，它更增加了直射的锋利。那尖啸声说：人民大众的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的难受之时。这条有关节日的定理我们都很熟悉，此时它从头顶上无数倍地放大出来，证明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无数倍地放大了的人民的节日。
       反革命分子是～个一个被押上台的，他们一个一个都有名字，这是他们与人民的重大区别。人民是一个整体，它从来没有单个单个的，一个人一旦成了单独一个，那就是从人民中剥离出来了，那只能是敌人。这些敌人的名字被写成大字，挂在他们胸前的大木牌上，钢蓝色的尖啸把一个名字射出来，当空剖开，这个名字就会喷溅出礼花一样缭乱，数不胜数的罪行。我就是这时候知道了老王和老梁的名字。——不．我这样说不对。他们早先也有名字，但那时裹在人民的包裹里，听起来模糊，不大容易记住。现在他们被单个剥离出来，像肉里挑出的一根刺，被钢蓝色的尖啸声镀过，就很扎眼了。他们杵在台上，在人民的对面，被长串而铿锵的罪名装饰着，更变成一件凶器，里外都浸满毒汁。
       一个人有那么多的罪行，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些罪行本来就不是让你思议。你只要感到可怕，可憎，你只要往上吐唾沫，然后远远躲开，就可以了。当人民需要有一个目标吐唾沫的时候，就会有人给推出一个目标。而当需要人民再次凝聚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目标被造出来，让人民口腔中再次产生唾沫。可是，吐了唾沫后便远远躲开真的就可以了吗?如果你正在人群中跑，忽然听到钢蓝色的尖啸叫出的是你的名字，你怎么办?你会惊愕地站下来，认为自己是听错了，或者喇叭叫错了。只这一瞬，人们已经尖啸着从你身边逃开，并且向你吐唾沫了。于是你就成了孤单的一个人。你立在太阳地里，不知所措，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刺耳了，它往你心里一扎，揪起来，你就被剥离出了人民。所以，最安全的办法是没有名字，这样；你就可以一直待在人民的海洋里。
       太阳的芒刺是躲不开的，我的头顶很烫，脖颈和腰背都在变软，像受热的蜡慢慢塌下去，意识已经融成水了，我希望我的名字也融成水了。突然，一支钢蓝色的矛扎入我的意识，如烧红的铁扎入水中，发出水腾沸的尖啸声。
       我听到了小禾的名字。
       我的眼前一片折雾，雾气酸涩，以致我觉得我所看见的一切并不是真的。
       我看见拥上台来的是一堆制服，分不清几个，脸是没有的，在应该有脸的那里，是几个晃动
       的钢盔。他们如同处在恶战之中，如同临对极度凶险，周身都披挂严实。他们拖着一个物体，那物体仿佛很重，以致他们脚步零乱，互相碰撞着几乎跌倒，这一定不太符合台上表演的标准。他们总算抵达了舞台中央，许多只手和许多只脚做成无坚不摧的架子，总算还是把那物体在台上架好了。我看见那物体的头扬了一扬，又在抢着来按压他的手中挣出间隙，再扬了一扬，方才明白那是一个人。
        钢蓝色的尖啸在控诉小禾的罪行，是罪大恶极，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恶毒攻击，猖狂反对，仇视，诬蔑，诽谤，反革命颠覆和反革命煽动……罪行很多很长，尖啸更尖更长，致使我的耳鼓砰的一下破了，潮水蓦地涌出来，我的听觉溺毙在水里，只有一汩一汩摇荡的水声，像生命原初的水声。
       我看见那件蓝色的物体在宣判台上飘扬，这是我熟悉的蓝色，棉质的，很沉静。他的上身被绑得非常结实，脖颈也勒着绳索，脚是带镣的，这一切都禁止飘扬，然而他就是飘扬。如果没有这许多拉扯他的桩子，他一定已经乘风而去了。何谓颠覆和煽动，看到这样的飘扬，我想这就是了。他完全没有声音。如果他企图发声，他脖颈的绳索就会抽紧，他至多可能发出镣的声音。许多只手和许多只脚在禁止他的飘扬，试图让他跪下去，但是没有成功。他的腿是直的，裤管也在飘扬，这种飘扬轻得怕人，让人疑心那里面已经没有腿了，而你又分明知道那腿是直的。
       那飘扬让我觉得奇怪，那是风吗?是空气吗?为什么我这里没有空气和风?我大口吸气，然而没有气，我完全不能呼吸。
       我站起来，往小禾那边走。实际上我并不相信那是小禾，甚至不相信那是一个人。他的头颅上面有许多拳掌，你只能猜测那是头颅，但是你猜不出面孔。紧接头颅的地方是巨大的木牌，巨大的黑字和红叉，于是也没有胸。绳索捆扎一个物体，比蛇缠它的猎物容易，这样他也没有胳膊和手。他已经什么都不再剩下，包括地上的影子，也被钳箍他的许多影子覆盖住了。但是他在动，在根本不能动的情状下动。这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人。
       然而，场内的数万人为什么不动呢，他们板结得那么好，比盐碱地还好，比岩石还好，他们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呼吸困难，没有感觉到地震?他们用手臂举起来制造出一片密林，一下就把我吞没了。现在我必须走出这密林，或者使身躯高出这密林，才可能呼吸。我十分绝望，这些我都是做不到的。我喊了，用剩下的所有力气喊，和在噩梦中喊一样，我完全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太阳的金钹罩下来，金子的光芒是刺骨的，而它的吸附力比地心巨大，甚至比黑洞巨大，我只是一粒尘埃，终究被罩在里面，与钹状的人民压实在一起。 这些人民在举拳呼喊，这些人民在愤怒，这些人民万众一心。小禾一定能听见这些人民的愤怒，他会明白这愤怒吗?他知道这些人民之中也有我吗?人民在金钹中发出山呼海啸的声音，人民的力量无与伦比，它瞬间可以吞没一个人，也可以摧毁一个人。
       宣判了。
       小禾是死刑。老梁是无期徒刑。老王是二十年徒刑。……
       这么说，“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恶要比“吃人心肝”更重。它叫做“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原来小禾的死，是为了满足作为人民的我们。
       小禾被押上无篷卡车，所有的敌人一个一个被押上无篷卡车，无篷，是为了人民能清楚地观赏他们。长长的卡车队绕场一周，以充分向人民展示敌人的难受，展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应该把那个有关节日的定理反转一下：反革命分子的难受之时，就是人民大众的开心之日。这样人民就可以更多地制造自己的节日。人民沸腾起来了。
       我朝每一辆卡车喊：小禾!
       很多脚踩我，很多手臂和身体推我，撞我，我也踩很多的脚，我也推撞很多的手臂和身体。
       我不住地喊：小禾!小禾!
       一辆一辆卡车在开过去，没有一辆在我眼前顿一顿。我的喊叫变成很多线绳把我拽起来，悬着，再一根一根被切断，我终究坠到地上。小禾没有应我。所有卡车都去远了，小禾也去远了，漫天都是尘土，都是太阳的金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见小禾，也不知道小禾有没有看见我。
       我没有见过古代的祭祀。我坐在钹状的圆坛上，在尘土和太阳的金刺里，恍惚明白了那神秘的祭祀。
       一个人从泥土里长出来，蜕去胎膜，露出洁净的芽瓣。他的嘴开启，从嘴生出啼哭，啼哭生出语言，语言生出火；他的鼻开启，从鼻生出气息，气息生风；他的眼睛开启，生出视觉，视觉生出星月、流萤和太阳；他的耳朵开启，生出听觉，生出海的潮声和血管里的潮声；他的皮肤开启，呼吸草木也生出草木，革木生出飘扬；他的心开启，心生出分蘖，分蘖向上探寻，生出禾穗，禾穗生出天空。于是，他就在天和地之间了。如果天和地圆得规整，那便是好的祭坛，它随时需要好的祭品。
       小禾开启了，小禾刚刚长成，鲜活而纯粹，这是好的祭品。
       大街上异常喧腾，比盛大的节日喧腾，比游行的彩车驶过喧腾，仿佛是彩车边走边喷出姹紫嫣红的焰火来了。人们追着车队奔跑，狂风般一阵一阵刮过自行车的铃声，这些都是追逐车队，赶去郊外的刑场看杀人的人们。人们风一样尖啸，风一样疾厉，这些并没有被组织的人们，此时是自由的人民。
       小禾一直想往自由，以致眼睛都想蓝了，成为梦或幻觉的最遥远的部分。现在，这双眼睛要闭上了。而他自己是不会闭上的。我突然想起，现在小禾的身边必须必须有一个亲人。像烟似的四面八方吹散
       “主席台是由一个九级的阶梯上下的。每一级都很高，很陡，很难上去。有一天冉桑尼上去的时候几乎跌了一跤。‘这是断头台的梯子!’他说。——‘你得学会走上去呀!’加利叶向他喊道。”
       读到这里我停下来，不懂，我知道自己又走神了，走神的空耗很消磨人。我把眼睛移到前边再看。
       “国民公会有两种会议，一种在白天，一种在晚上。
       “主席坐椅的靠背是半圆形的，有镀金的钉子。他的桌子是被四个有翅膀的怪物承托着的，这四个怪物一共只有一只脚，简直可以说它们是从‘启示录’里走出来参加革命的。它们仿佛是从埃西基尔的车子上解下来给桑松拉囚车的。
       “议长的桌子上有一只巨大的手铃，几乎大得像一口钟一样，还有一只很大的铜墨水瓶，和一本用羊皮纸包装的对开簿子，那就是会议记录簿。
       “常常有新斩下来的人头挂在长矛的尖端上，把血滴到这张桌子上。”
       页脚下面有两个注释：埃西基尔，纪元前六世纪时希伯来的先知，他的预言书里充满了幻想；桑松(1740－1793)，执行死刑的刽子手。
       我读的是荞荞借给我的《九三年》。
       我想了一想有翅膀的怪物。四个怪物，应该是四对翅膀，它们是朝一个方向飞还是朝四个方向飞?朝一个方向飞，那张主席的桌子就飞走了，而主席的桌子并没有飞走：那么它们就是朝四个方向飞。四个怪物只有一只脚，这让人想不明白，是一只脚衍生出四只怪物，还是四只怪物分别残
       疾了，凑在一起粘合出一只脚?无论因为什么，它们都不能飞，也不能走，它们只好单脚立着。朝四个方向张开翅膀而又被一只脚固定在地上，这就是从启示录里走出来参加革命的样子?长矛的尖端挂着新斩的人头，让血滴到主席台上，这是体现革命权威，还是占据了那张台子的人喜欢嗅着新鲜的血腥?那些委员们是认识那些头颅的吧?也许昨天的握手还是暖的，昨天的争论还你来我往，像火灾中的火星，现在隔着主席台互相对望，至少有一个已经不响了。
       父亲读报用三只眼睛，两只是用来看的，一只藏在鼻翼底下，是用来嗅的。我不知道这些报有什么好读，它们每天的面孔都一样，像同一个模子复制的石膏像，表情庄肃，五官僵硬。这些报纸排字一定容易，它们需要的汉字很少，这些很少的字组来组去会组出一些词，但词汇量也很少。更不好看的是那些组得很长的新词，它们拗口，生硬，板结得不给人留下喘气的缝。它们还霸道，一个词不厌其烦地反复出现，拦在几乎所有的字行里，俨然重兵把守，让眼睛无路可行。如果你想从这些词上跳过去，落到一棵草上，那是妄想，那里一棵草也没剩下，全都清干净了，比大理石广场更干净。每天在空空如也的广场上数犬理石石块，如果是人的事情，就是类似于刑罚的事情。
       但父亲的神经系统跟我不一样，他能从僵硬的大理石上读出不同的纹理来，甚至会从纹理中读出会动的生命来，他看得到这些生命今天萌芽，明天死去，今天藏身在石缝里，明天消失在石缝里。他能从报纸上所报告的英雄故事里面，读出灾难发生的故事，从满纸的太平颂辞中，读出重大变故的发生。他对所有的新词旧词都熟悉，而且账目清楚。一大堆光芒万丈的词，砌在那里足够让人眼花缭乱，胸闷气短，他能读出哪里少了一个词，或多了一个词，或变化了一个词，从而揣摩着哪里有风，哪里起浪，今天是雨加雪，明天降温还是回暖。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你是气象学家吗?
       父亲说，这是生活常识，晴雨冷暖都不知道，怎么在复杂多变的气候下生存。
       我说，天气预报我倒是听的，但总是不准。
       父亲说，气象这东西太复杂，造成它变化的偶然因素太多，差不多就是个不可预测的系统，没人能顾及周全，所以无论如何也算不准。
       我说，那气象学家呢?
       父亲说，他们也就是在那里算。
       我说，白白地算?
       父亲说，约莫地算。
       我说，那又何必去算?
       父亲说，它与你的生活密切相关，它随时可能带来灾难，由不得你就是想算。
       于是父亲每天都把鼻子嗅到报纸上算，既然他知道无论怎么算也算不准，他只是一个人默默地算，偶尔忍不住报给母亲，也只是零星迹象，明确的计算结果是从没有的。比如他会说，某某的名字排到某某的后面了，或者说，某某已经两个月没出来了。这些在我听来都乏味得很，我完全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却能感觉到我们的小饭桌上由此而生的阴晴冷暖。
       有一天父亲就是这样在饭桌上说，高扬没有了。
       我怔了一怔，不明白“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父亲说，名单里没有他，他在省革委会里没有了。’
       我想起高扬胸挂燕尾红条，在锣鼓声中走向主席台的样子，说，这不可能。
       母亲说，怎么不可能，现在不是清理阶级队伍吗，不是抓“五一六”吗，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我放下饭碗，用目光向父亲求援。
       父亲闷头把碗里的饭粒清除干净，并不抬眼看我，说，什么事都是可能的。
       母亲的语气让我对咂一六”这个词深感不解。我记得它曾经是光芒万丈的好词，“五一六通知”，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上而下全面发动的标志，这是印了红城楼的正宗红色和最高领袖绝对意志的标志，是当然的革命标志。现在究竟经过了怎样的暗场～转，它变成一个坏词，成了要被清理的阶级敌人、异己分子的标志?暗场转换本来就是不让人看的，我看不到，当然也就不懂。
       我发现城里的人似乎已经不记得高扬了，无论与谁说起，得到的反应都很淡。高扬的形象很容易描述，他的故事也很容易描述，你描述这生动的一切，人们就或长或短地“噢”一声，似想起一个过时已久的传闻。
       高扬就这样消失了。他没有罪状公告天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坏头头?“五一六”分子?蜕化变质?反党乱军?篡党夺权?……这一切只是传闻和猜测。报纸没有，大字报也没有，没有批判和声讨，也没有不点名的暗示。小王再去找高扬，得到的答复不是高委员不见，而是没有这个人。一个人的消失可以这样静悄悄的，毫无动静。还有许多组织，曾经是多么轰轰烈烈的群众组织，也都消失了，毫无动静。离开了最高统帅的部署，这些都是非法组织。
       现在，还会有人为此发起一场绝食抗议吗?
       我把高扬的消失写信告诉立夏，实际上是想询问立夏。立夏的回信半年以后才到，她说她刚从清查“五一六”的学习班出来，很受教育。组织上把她的问题查清楚了，她很感谢组织。我把她寥寥数语的一面纸反复看了多次，那里提到一次“公社”，但显然不是当初激起她满腔热情的公社，那两个字一点火星也没有，它冷冷的很重，像盘踞千年的石头，立夏所说的“学习班”，好像就位于那块石头下面。立夏的信里也没有提高扬，她不可能不记得高扬，我想她是没收到我的信。
       “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也唱过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空前团结胜利的大会也开过了，红彤彤的新世界也建成了，作为人民，我们除了用声音和行动表明我们紧紧团结在最高领袖周围，无限忠于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以外，我们还盼望什么呢?
       父亲果然去干校了，他是戴了红花去的。那天早晨我看见院子里的枇杷树～树金黄，像是太阳金晖所赐的冠冕。我心里一喜，泪就流下来了。
       父亲没让我去火车站，他说行了行了能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
       父亲出门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天也凉了。他才说完，我就看见满树的金晖乱纷纷扑落地上，原来那是叶也黄了。
       所有这些人们啊!像烟似的向四面八方吹散了。——这是雨果的句子。
       烟的吹散没有响声，四面八方静悄悄的，毫无动静。
       塔耳塔罗斯深洞
       幸运的是母亲下放劳动的地方离城并不很远。平常的日子里是两周合起来休息一天半，这样她可以来得及回家看看，住一宿，把我穿短的衣衫用颜色相近的布片接一接，放一放。这种平常的日子在一年当中约有一半。另一半不平常的日子是不能预测的，或者是“大干苦干拼命干”，给某某生日某某纪念日某某大会献礼，或者是热火朝天投入一场新的大学习，掀起一场新的大批判。这种日子当然没有休息，它必须是完全忘我的，废寝忘食的，譬如一块木柴扔进火堆里，除了燃烧，它不可能顾及旁的事情。
       这样我长到了十六岁。
       我在学校里用最高领袖的红宝书上政治课和语文课，用名叫“工农兵知识”的新编课本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用“忠字舞”上早操和课间
       操，用长途行军野营拉练上体育课。我们按照季节，打着旗到公社里去——我现在明白了“公社”是什么意思，它和巴黎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割禾，插秧，拔花生，挖塘泥，往水利工地挑土，抬石头，吃忆苦饭，在门窗紧闭暗无天日的棚屋里，听贫下中农控诉黑暗的旧社会之苦，领悟到旧社会是如此这般的漆黑一片，走出棚屋深喘一口气的时候，对我们今天的新社会感恩戴德。由于接连不断的“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我想我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学生气味已经洗得比较干净了。由于“学制要缩短”，我很快也将中学毕业了。接下来当然是上山下乡，这是惟一的道路，与响应号召的光荣没有什么关系，它仅仅是生存。
       街头已经没有什么大字报了，墙壁都是大红的，一面接着一面，被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占满，这样的墙壁当然不允许大字报覆盖。有时某个角落也会冒出一两张来，像除草剂漏过的野草，它可能会很快被清除，也可能会被遗忘，在漠然的时间里干桔，脱落。而这时候我已经会熟练地写大字报了，几乎全体人民群众都会。这些是被圈起来的大字报，或者说是组织起来的，它们在统一规定好的范围里。我用的是立夏扔在抽屉里的毛笔，却完全没有立夏当年的热情。我没有什么可说，我心里是空的，脑子里也是空的。我必须凭这空洞制造一些喧腾，因为这是最高领袖的统一部署，全体人民群众必须掀起来，大海潮似的发出喧腾。阶级斗争是我们的一门主课，熟练掌握“革命大批判”的技巧，正如风起寻找冬衣，日曝寻找树影一样，这是学会生存。没有老师教给我们，但我们全都学会了如何从报纸上抄写与作业要求相关的句子，忽而痛骂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内奸、工贼，忽而指斥某某～类骗子。我们日复一日持续抄写着，于是脑子里也就被注满了。这种满是完全不透气的，它一点空隙也没有留存下来，这是凝固的水泥，即使要把那些句子略微翻搅一下，也不能了。这些大字作业贴到学校规定的墙上，让校园里看着有轰轰烈烈的热闹。这是有组织的热闹，而组织之外的社会是肃静的。我们自己并不看这些大字报，它不过是海潮里的一滴水，在水的汪洋里，甚至连滴的样子也没有，它不跃起来，溅成水花，有什么可看的呢。
       屋后的太阳花早上开了，晚上败了，第二天的早上又开了，看着是同一片花，其实已经是另一代了，昨天的任何一朵都不在了。
       大街上游斗的戏还时常上演，常设的角色不再是当初热血沸腾的红卫兵了，他们现在多半在遥远的山乡热血沸腾地劳动，这角色换了用枪和武装带披挂起来的专政队员。这些表现专政力量的人，多半来自下层群众，却又执行着上层的绝对权力，他们身上的武装带像牲口披挂的辔鞍，被权力紧紧绑缚，又因之显得威武异常，是肆意挥舞权力的人。
       被游斗的现在已少有身躯庞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曾经被作为革命主要的整治对象的角色，可能已经被革命的秩序摆布停当了。在大街上被吆来喝去的，多是旮旯里的小角色：没有地的地主，没有资本的资本家，失手污损了领袖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偷，流氓，劳改释放犯，流窜犯……这些人被打扮得很脏，很怪异，如同戏台上的丑角，供人们泄愤和取乐。人们的确太需要泄愤和取乐了，这些丑角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许多围观的人。
       有一次我拐过一个街角，这是因梦芷的家而让我熟悉的街角，还没望见熟悉的青砖，就感觉心里抽了一下，手心突然潮了，泠泠地湿冷。我站下来，往围观的人群那边张望，跟着我也挤进了人群，成了围观的人。
       我在墙根下那排弯腰低头的丑角中，果然看到了梦芷。
       我们已经四年没见了，她已经完全不是从前的梦芷了，但我认出她是梦芷。她的头几乎弯曲到地，脸是完全看不到的，但我认出她是梦芷。她的头发全剃光了，衣衫脏得不辨颜色，那形状连男女都不好区分，然而我知道她是梦芷。梦芷胸前挂着的黑牌，写的罪名叫“偷渡犯”，她的名字被血淋淋红叉划过，的确是梦芷。
       我等着那些威武的专政队员从左到右一个一个地控诉辱骂过来，我等着从这些辱骂中知道梦芷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们来了。我很庆幸梦芷没有了头发，她没有像另一个女子那样，被那些人揪着头发拖来拖去，那些人只能用手和棍子不断地戳她的头和脸，来自某一方向的棍子会迫使她的头向上一仰，她的眼睛是闭上的，但我看见了她牙齿洁白，我认出了她的牙齿。
       他们说她是资产阶级臭小姐，念念不忘她失去的资本主义天堂，妄图偷渡边境，逃往腐朽糜烂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去。他们说她胆大包天，竟敢偷渡了三次，当然也被捉回来三次，反复劳教，屡教不改。他们说她仇视社会主义，抗拒劳动改造，是反革命，是叛国……
       这个街角曾是梦芷的家，梦芷站的地方正是那座青砖小楼的墙根，不过现在已经涂红了。它用的不是漆，而是红灰粉，雨水在那里打过时淌出曲直不一的雨线，根部那里经不住冲刷，已露出从前的青砖。连我都熟悉这些青砖，何况梦芷。台风把与它相邻的泥瓦屋清掉了，后来，人们又把依着它用草席和塑料布搭的窝棚清掉了，于是街角空落，正好可以做场子聚人。这条街上的人自然是认识梦芷的，这恐怕就是梦芷被拉到这里来游斗的原因。谁都会想家，然而梦芷现在双目紧闭，是不想的。
       我蹲下身来，这样我l的眼睛离梦芷近一点，而且我的脚骨头里也空空的，没有力气。梦芷的一只裤管被扯掉了，露出可怕的小腿，那里像铁犁犁过，皮肉紫红地翻开，如汪了锈水的犁沟，沟底露出牙白，可能是骨头。从专政队员的辱骂和控诉中，我知道这是被军犬撕的。他们说，对阶级敌人决不能施仁政，再不老老实实改造，就该撕碎她的喉咙。
       我看到梦芷的喉咙，觉得她一定渴了，我挤出入群跑过马路，买了几个桔子。等专政队员一路控诉辱骂到另一头，围观的人们也把视线转到另一头，我剥好一个桔子，迅速塞到梦芷手里。
       我的手还没缩回来，梦芷已一下把整个桔子塞进嘴里，她的腮帮可怕地凸起，颌部完全硬住了，不能动，她用整个手掌死命往里按压桔子突出口腔的部分，汁水从指缝出来，从下颏滴到胸前的木牌上，滴到地上。一个专政队员冲过来，用棍棒捣她的嘴。她的腮，命她吐出来，但是晚了，她的咽部骇人地起一肿块，而且被那肿块扼住，此时那棍棒就冲她咽部往上顶，她拼死再一努力，竟逆着棍棒将那肿块全部咽下去了。我这才明白她这种吃法的道理。
       那天我头～次尝到了棍棒的滋味，的确很痛，但我知道它肯定不比军犬撕咬痛，更不比子弹穿过痛。剩下的几个桔子被围观的人们踏烂了，泥淖里尽是鲜桔汁的香味。
       母亲从下放地回来，带回几根木薯，教我怎么浸泡，怎么去毒。她说这是野木薯，处理不好会有危险，然而不要粮票的粮食多么好，它吃下去还会很久不感觉饿。我说我已经给她做好一瓶腌萝卜丁，也给父亲做了一瓶，还有虾米皮拌在里面，那是惠珍和我到溪坑里捞的。母亲用手
       在我头上抚了一下，我觉得她是用满布裂口的老树皮抚了我一下，母亲抬手之间僵了一僵，使那一抚更为粗硬。
       我忍不住跟母亲说梦芷，母亲说，就是你们红领巾合唱团里弹钢琴的小女孩么?我说是。母亲叹一口气，就不响了。
       我不懂梦芷为什么去偷渡，而且是三次，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母亲说，你在乡下待过的话，你就懂了。你要是被遣送回乡的“黑七类”，就更懂了。
       我说，她被抓回来一次，那就等于死过一次，她怎么还敢去再死一次?
       母亲说，那一定是她觉得生不如死。
       对于梦芷这些年的生活，我的确缺乏想象能力。我想起荞养跟我讲过的塔耳塔罗斯深洞，那是一个幽黑而且无底的深洞，落进里面的物体只能不断地下落，下落，永无终了，无论生命延续多久，它时时刻刻都处在下落的过程。这的确是比死更可怖的过程。不断下落的人，手一定是向上抓盯，他总是试图抓住空中的一个什么，一个气泡，一根草，他无数次落空，也会再挣扎无数次，除此以外他不可能做任何事。那么，梦芷还会去试第四次，第五次。
       母亲伏在我耳边说，你表兄水性好，他已经游过去了。
       我说，什么。
       母亲说，他渡过去了。
       我看着母亲的神色，不敢作声。表兄一直害怕自己会变成黑色人，现在，他果然变成了黑色人。
       一滴水投入大海
       小苗的死讯我好几年以后才听到，我好几年里并不相信。那样的消息像风扬起的尘沙，即使当初沸沸扬扬，但我们的国土太辽阔了，山的屏障和城墙也太多，一地的沸扬很难穿过如许国土，让远地的人窥见。只有极细微的尘沙因为太轻，又偶尔遭遇莫名所以的气流，竟至悬浮起来，溶在云里。如果云也很轻，它们就随云漂浮，可望漂到远地，在那里洒一阵淅沥的雨。
       小苗的消息就是这样的雨点，一滴一滴落在屋瓦上，你以为听见了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听见。然而它是归家的孩子，它敲一阵，歇了，徘徊～圈又回来，再敲一阵，直至你去接它，让它落到你的手上，脸上，衣襟上和发丛里。
       先听到的是那场海啸，特大台风加海洋大潮引起的海啸，那是一曲共产主义的英雄壮歌，响彻云天，鼓舞我们去献身，去牺牲。数米高的围海大堤，数十米高的黑色海浪，堤内是万亩新插的稻秧，这是国家财产，是千万人与海奋斗，用大堤围海造出的良田。大堤崩坍了。我们的英雄奋不顾身跳进决口，手挽手组成一排排人墙，以此堵住决口。他们一排排倒下去，如同秧田另一边的楠竹捆扎的屋墙一排排倒下去，有的被卷出数百米。但他们的手至终都紧紧挽着，海潮退去之后露出来的，就是一排一排紧紧挽在一起的尸首。
       小苗就在其中的一排里面。
       小苗是怎么去的那个农场，我一直弄不明白。据说她爬车，把自己蜷成一个行李卷，扔到闷罐子行李车上，后来闷晕在里面，成了一卷无人认领的行李。据说她一再地写血书，把手指做墨盒，用毛笔蘸饱了血写。她请求农场允许她留下来，允许她进入这个集体，跟随这个组织。血涌出的速度比她写字的速度要快，她腾不出手来按压它，就把它压在前胸上，她的前胸便开出鲜浓的红花来。跟那些农垦战士胸前的红花一样明艳。
       不管我相不相信这些传说，我心里明白这样的旅途故事本质上是真的。小苗离家出走的时候，显然是为逃亡，然而她能逃往哪里呢。她不可能再去荒山野岭做白毛女，包括荒山野岭在内的每一寸土地都已经收归国有了。小苗的逃亡，无论路途多远，只要没走梦芷偷渡的路，就只能逃往组织。那时她刚十五岁，她没去过远方，可能她以为远方的组织和近处的组织不是同一个组织，远方的组织与梦比较接近，远方的组织不清楚她的家庭出身，她可以把自己的血脉截断，连接上梦中的组织。
       组织，它的惟一性，它的严密，它的硕大无朋，令我很难想象它怎么接纳一个逃亡者。更加难以想象的是小苗在那里的生活。她可以尾随劳动大军为大堤挑土，抬石，她可以在围垦出来的大片田地里耘草，插秧，她可以在台风袭来时整日整夜没在田里，抢割倒伏在水中的稻子，并且为稻子的亩产鼓掌欢笑。那些时候她是幸福的，她像一个水滴溶入在大海里。但是，她的口粮呢?至少她需要一条薄被，她的布票呢?她能够像在册的农工一样，领到微薄得可怜又紧要得可羡的工钱吗?田间歇息的时候，她在哪一个连队的木桶里喝水?夜黑时她在哪一个连队的楠竹棚屋里栖息?关于这一切，都没有传说。没有人在乎的事情，自然没有传说。我所知道的是，小苗走了，但小苗的户口并没有跟随她走，户口是比树根牢固得多的东西，它是绝对不可能逃亡的。这样，小苗的逃亡，就是把自己从根部截断，她永远找不到根据，把自己扎到男一片组织体里，用血，用汗，用生命都不能。在那片组织体里，她永远是一个多余的人，她不在名册上，这种不在名册的人，我们叫做黑人。
       那天是有过台风预报的，那天之前。他们也应该遭遇过台风。夏日天明得很早，他们赶在天明之前起身，天地之间浮起一点青灰的时候，他们已经俯身在田里插秧了。那是双抢时节，他们要抢在季节里把早稻收上来，踩着稻禾的新茬口即刻把田犁过，抢在季节里把晚造秧插下去。这一切都在短促的几天里，一望无际的稻田使入小如芥末，这一切只听命天时，不理会人。
       有一面红旗插在秧田彼岸，一如插在天边，它是为优胜者准备的，完成双抢任务的优胜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胜者，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优胜者，这当然是作为一个集体的优胜者，它不理会个人，然而却似乎在每个人那里都生死攸关。
       人们无暇抬头看天，更无暇跑上堤坝看海。海在堤坝之外高高悬着，它的身躯无法测度的巨大，万亩秧田，不过是它漫不经心掉落脚下的面包屑片。然而有了围海大堤，人们也就看不到海了，人们在面包屑上可以充分看到自身的伟大，这当然是集体力量的伟大。人们在海的脚下疯狂地劳作，海在人们头顶上沉重地呼吸。
       台风预报的确是来过，但它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双抢之上更多出了一抢，禾要抢收上来，秧要抢插下去，必须抢在台风前面。
       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双抢任务。
       人们在喇叭的带领下，喊着这句口号的时候，一般是不细想何为“一切代价”的，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句式，就像人们早巳习惯了一无所有，习惯了苦痛，习惯了忘记自身。
       然而这一次台风与以往的不大一样，它让海陡立起来。海的身高人们不曾预报过，人们能预报一个做梦也没见过的巨魔吗?现在人们在天空之上看见海了，人们呆立着，人们根本不信。
       不惜一切代价堵住决口。
       这是人们面对海啸的第一反应，人们太熟悉不惜一切代价了。人们手中握着嫩弱的秧苗，最多还有挑秧的扁担，此外还有什么可能付出的代价?所谓一切代价，只能是人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这一切代价，已经被无数次地“不惜”过了，在国家及其财产面前，人的生命是最低廉的。
       小苗他们已经不能在风中行走，他们是一个
       拉一个爬到决口那里的。
       他们手挽手结成～道人墙。
       海并不在乎这道人墙，它一蹁腿就翻过去了。
       然而这的确是一道坚实的人墙。它倒下去时也是完整的人墙，一点儿也没有溃散。小苗终于把自己连接到集体之中了，她连接得那么紧，以致最终要把他们分开掩埋的时候，据说还动用了铁钳和钢钎。
       我没见过海啸，梦里也没见过。我一想到陡立的大海，就像撞在漆黑的大幕布上，无论怎么掀，怎么拨，都找不到出口，我穿不到幕布的那一边，连自己的手指头也看不见。
       倒是小苗从前梦见过陡立的大海，她说那水壁之高是插翅难飞，她被困在壁内，紧抓一叶舟板，在壁内着了魔似地旋转。水壁越收越紧，旋涡的底部越陷越深，向下吸附的力量越来越大，她越转越向深渊滑去，然后水壁轰然垮下来。幸好，每在这紧要关头，她就从梦中惊醒。
       现在，我多么希望我所听到的有关小苗的一切都是梦，人墙，水壁，脆弱的堤坝和狂啸的海。我多么希望陡立的大海黑森森地压倒我的一刻，小苗会一伸手把我拽出来，把我拽到漆黑大幕的另一边。
       小苗，那一边你是梦见过的吧，那一边没有海啸，没有台风，没有雷暴，没有电闪，没有酷暑，没有严寒，没有饥饿，没有焦炙，没有阶梯，没有深渊，没有苦，没有痛，没有惊恐，没有卑贱……而那一边有什么呢?你让我猜，我猜不着，你不把梦告诉我，我想梦也不能梦见。
       我知道天堂不同于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我不想把那一边叫做天堂，它只是叫彼岸。
       小苗，那～刻你幸福吗?你不再孤单一人，你和许多人——那些你羡慕的人——手挽手，去往彼岸。我们从小就相信，一滴水只有把自己投入大海，才能永远不干。现在你是如愿以偿吗?你永远不干。
       大海收回了它掉到脚下的面包屑片，也把你带走了，带到很远。
       那片被海荡平了的滩涂，后来有过一个水泥抹的纪念碑，它身躯瘦小，尺幅不够填写数百个名字，即使够，它也不会填写，这些名字于它没有什么意义，它纪念的是一种忘我的共产主义精神。忘我，这本身就是没有名字的。
       记得我们在学校里读报，学习过两天这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学习过这忘我的共产主义精神。我还没来得及听清这些事迹，它们就在我们的听觉里消失了，仿佛一朵乌云掠过，本来就不想让你窥见。新的英雄层出不穷，我们忙着学习，就像被潮水追赶，我们顾不上回头，很快也就把这些忘我的牺牲忘了。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是有一些牺牲者被追封为烈士的，他们总算得到了一点荣誉的报偿，然而小苗没有。我知道小苗是不能奢望荣誉的，她只要被一个集体接纳就好了，然而死者的名单上也没有。小苗不在编制之内，自然也不在名册之内。与小苗手挽手的人，都不再能证明小苗的存在，海不能证明，堤坝不能证明，毁灭殆尽的秧田更不能证明。所以，小苗是不曾存在过的。
       一滴水把自己投入大海，她即刻消失掉了，无影无踪。
       红楼新编
       《红楼新编》是立夏寄来的，立夏没有附信，信封上也没有落发信地址，但那邮戳就标明了它的来处。立夏虽然没有用她平日的字体，而是用刻蜡板的字体，每个字都方正得如同字模，我还是知道这是立夏的字。
       既是红楼，说的就还是贾府的故事，只是年代有些颠倒错乱，不大分明说的是盛时衰时。少不得说的是老祖宗、老爷、少爷和奴仆们的事情。
       一个大家子大得望不到岸，望不断的厅殿楼阁，峥嵘轩峻，望不断的烈火烹油，繁花着锦。
       贾老太爷还在。他怎么能起首就不在了呢，那一切的基业都仰赖着他的功勋。那功勋在一代一代里传颂着，传颂着，如同那鎏金瓦在屋脊上一片一片接续着，起先只～星金亮，转过眼去那竟是金碧辉煌，俨然成了一座神殿。
       老太爷坐在神殿里，竞日里见着些金碧辉煌，眼里禁不住有些发花，他想这是自身功德忒大了，不想自己也会渐渐老了。儿孙们目日跪叩请安，眼见着人丁是一日日旺了，仪礼是一目日正了，老太爷在座上也一日日板得紧了，愈发像神龛里的神。
       神自然有神的襟抱，也得有神的日子，许多日常的俗务并不在老太爷的眼里，也就分派给老爷们照管。这些个老爷们，也有袭了官的，也有赐了官的，也有捐了官的，也有科甲得了宫的，都煊煊赫赫，虽不敢望老太爷的神圣，却也八面威风，吆奴唤仆，行起权来。
       却说这家大业大，俗务管顾起来，也就越管越见着生多，越见着膨大，自然老爷们的权势也就日渐着膨大。办起事来为图麻利就手，一房一房地营造自己的势力，滋养自己的心腹，也是有的。这冶家的事儿，总有一些皇历上旧例上没告诉的，因没有旧法可依，便会生出一些新法。若事无巨细都要回明了老太爷，等老太爷的话，一则怕老太爷嫌烦，说桩桩件件地送上来，还要你们这些人做什么，二则有些事也等不得，三则偶有关乎各人利害，瞒下不回怕也是免不了的。
       老太爷原非比常人，岁数越大脾气倒越发像个孩子，阴晴云雨说起就起，管是亲儿子也没得预测。老太爷发起脾气要教训儿子，整治儿子，那是老太爷天然的权力，儿子们只有垂手恭听，跪地叩首的份儿，断不能有敢辩嘴的，这是规矩。老太爷的脾气越发地大了，儿子们越是得表现自己的孝顺。今天老太爷骂三老爷，大老爷、二老爷一众人等都赶紧帮着找词儿，老太爷骂三老爷狗脑子，众人就一同帮着把三老爷骂成狗腿子以至狗屎。明天老太爷要惩治二老爷，众老爷就赶紧帮着递棍子，找绳子。这里面或者是有该骂该治该挨板子的事儿，但是非曲直并不要紧，长幼尊卑才最是要紧。
       这就是家庭矛盾。
       老太爷也是打做儿子过来的，还能不知道儿子们的心思，能不知道权力消长的大势?他看这些儿子都不顺眼，一个个贼头贼脑的，全是在算计他的样子。这个家越过越有让他不称心的事儿，想起来家将不家，很是危险。
       忽一日老太爷气生大了，翻手摔了一席盘碗。
       众老爷唬得面如土色，一顺儿在地上跪了，太太们听到动静，也赶紧一顺儿在里面地上跪了，莫测端倪，面面相看。老太爷看着地上跪下去的一片，自然也知道这站起来是多大的一片，不知是悲是喜，惟有仰天长叹。
       孙子里面宝玉是不知深浅的，仗着老太太疼他，时常在老太太跟前转。这日老太爷斜阳寂寞，独见这孙儿一身灵秀，满面娇痴进来请安，老太爷把胡须动动，那孩儿便顺势在脚踏上坐了，两手支颌，猴在老祖宗膝前。
       老太爷就开始讲自己年少时如何顽皮，如伺率性，文章如何出类拔萃，武功如何远近闻名。他如何闹学堂，将圣人旧典翻出新意，令先生结舌瞠目。他如何指点江山，让多少鸿儒名士俯首称臣。乃至如何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弱冠儿郎统领千军万马，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归根结蒂，天降大任于斯人，不拘一格，书本子里的，家法里的都不要紧，少年英雄要紧的是一个字——敢。
       宝玉听得高兴，少不得出来在姊妹兄弟中学说一遍，众少爷小姐听了，各个暗自揣摸老太爷
       的意思，思忖现如今太平盛世，尊卑有序，如何去寻一个敢。
       转日宝玉闹了学堂，先也不过为同窗口角，谁想一发竟闹大了，直闹上了学中最尊的塾师。那塾师乃族中的年高有德之人，但家中到底不见显赫，平日里仗着学问和戒尺，受满堂学生行礼，暗底里对宝玉等人是让着三分。塾师倒想偏袒宝玉，宝玉却不解这般曲意，竟就领头造起反来，先指塾师断事不公，又指管束过严，再指塾师学问迂腐，什么“文死谏，武死战”，“君子杀身以成仁”，分明是沽名钓誉之徒的混账话，真真是些禄蠹。塾师不仅断喝不住，倒被反起来的学生大呼小叫地喝住唬住。事情传进府里，老爷少不得要拿宝玉来问，老太爷护住宝玉，说好，这学竟是该闹，闹有闹的道理。
       众少爷见宝玉因闹得宠，恍然悟出一个敢字来。时值他们正当长翼，又因着富贵满心骄横，原就不满父母们逼着写字念书，处处管束，如今有老太爷撑腰，个个兴高采烈，遂上房揭瓦千将起来。
       老太爷拍掌说好，众老爷们不敢说不好，只落得个垂手站立，目瞪口歪。茗烟之流的小厮一时遂了兴，越发助着宝玉们闹。大老爷看看闹得不像，抄起家法正拣两个软的来镇，却被老太爷厉声喝住。众少爷及小厮们见往日里威风八面的大老爷一时灰头土脸，心下得意，越发闹得欢腾。
       大少爷就是大少爷，风范作派就是不一样，对家的感情自不一样，最是孝顺。他自然是最先响应老太爷的号令，但闹归闹，却闹得自是比弟妹的混闹要有分寸，这闹是为了巩固自家的江山，忤逆的事他是不做的。他先就从底下捣腾起来，把平日里看着不顺眼的奴仆们揪来，遍地开花暴打一顿，边打边骂，这个是放刁的，那个是躲懒的，这个是在暗算的，那个是想翻天的，一路打将过去，只见血肉横飞，当下打杀几个下人。这番血雨腥风很像前辈的疆场，自己也如征战了～回，自觉功勋赫赫，也觉臂酸气喘。
       老太爷看着并不见乐，却也不说，只扁了嘴扭头往别处去看。
       少爷里面到底有明白人，揣摸着老太爷方才断喝大老爷的意思，就试探着冲大老爷那边闹过去。也有刚刚吃了大老爷家法的亏的，也有素日里不忿的，含冤抱怨的，一并跟了上去。大老爷一时着慌，遂往老太爷堂上求老太爷的示，老太爷却是睡下了，闭门不见。
       这边见大老爷竟失了势，更是摩拳擦掌，群情振奋。奴仆们见这阵势，自然心中痛快。便趁乱跑出来，砸一个灯碗，摔几下铜盆，把往日战战兢兢受骂挨打的怨气申上一申。老爷太太们怕步了大老爷的后尘，都不敢管，只是各自躲在屋里头，为自己计算。
       一个大家子，一时倒像礼崩乐坏，没了王法，平日里大气不敢出的底下人便赶上了犯上作乱，人多口杂乱哄哄吵起来。有说大老爷仗贵霸道，为夺几把古扇，把个穷书生石呆子逼得家破人亡的。有说大老爷老来没臊，左一个右一个的放在屋里，倒还要讨鸳鸯丫头做小老婆，逼得鸳鸯要剪了头发去做姑子的。有说府上这般奢华糜费，挥金如土，吃一回螃蟹玩玩，便够庄家人过一年的。有说祖上如何九死一生挣下家业，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曰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的。有说现今管事的太太奶奶如何谄上压下，婪财取利，既变法儿吃着官里的，又百般克扣下入的。有说除了门口两个石头狮子，府中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的。茗烟那少不谙事的小子更是反了，见宝玉闹了学堂，不说变个法儿压息了邪火，反倒往火里奔，公然自称茗大爷，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你们还不来动手!玉钏儿那小丫头也哭哭啼啼，一叠声地说着她姐姐金钏儿的冤屈，口口声声要太太还她姐姐一个清白，难道丫头的命就不是人命?少不得有贾环这种平日里觉着窝火气不顺的主儿，上来把个西洋的玻璃盆哗啦一摔，趁便闹些鸡鸣狗盗的事去。呆霸王薛蟠就更乐得无法无天，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打死了人命，更可以没事人一般。
       外头的听见里边闹起来，一发的竟如过节似的热闹。有那甄家听说女儿被拐子卖到了府上，来讨女儿的。有那长安县里没了女儿的张家，没了儿子的守备家，嚷嚷着要二奶奶出来，还他们家人命的。黑山村的农户竟也跑了来聚在门外，边打门边诉说那灾荒之年，如何洪涝，如何又一场碗大的雹子，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坏了上千上万，农户们连稻草也收不上来，只落得剜草根嚼棉絮，这府上竟还要庄头来逼租子，连熬冬的柴炭也掠了去，要孝敬老爷太太过年。一时倒像开了戏一般，不知是“孙行者大闹天宫”，还是“姜太公斩将封神”，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遍及内外。声声颂颂都说老太爷英明，恩重如山，坏的是那些不屑子孙。
       老爷太太们哪里见过这些，一时慌了手脚，眼看着天要翻过来了，想要搬兵，因测不准老太爷脸上的阴晴云雨，却又不敢。思想起老太爷自来的声东击西，杀伐决断，心下都暗自打颤。况且那些反起来的下人，更是粗鄙陋劣，不知轻重。但听得门一响，这边就惊出一身冷汗。似这般日惊夜虑的，倒搅得这些富贵人们，一房房哭的哭，病的病。
       也有那明事理的，见不得这些乱。迎春是闭门躲祸，百事不问，只管做素日女孩儿当做的针线。探春虽是庶出，却最为老爷太太焦心，赵姨娘趁乱生事，众人都不敢劝，独她这个姨娘养的站出来，指着那没脸的娘劈脸一番教训，说这祖宗手里的旧规矩，偏你能改了不成?又一面流泪一面说出那道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馀地呢!袭人也是个妥贴的，守分安常，不比晴雯那等心比天高的轻狂样儿，因这里悄声劝道：天下终归是主子们的天下，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若闹出不是来，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还是平常，这要乱了纲常，天塌下来，可怎么了呢?都为日后想一想，大家落个平安，也算造化了。贾珍贾琏这等已经接手管了事的，更是担着家的一番责任，顾着家的一番前景，也更为老子娘着想，知道那秩序规矩是错不得的，一旦墙倒下来，先压的是他们，这里就更是出尽力气撑持，瞅空就猛抽那些作乱不作乱的小子，让他们认得谁才是老太爷嫡亲的子孙。
       摔也摔了，闹也闹了，老太爷气也撒了，天倒没有塌下来，日子还要过下去，一大家子还要吃饭穿衣。房子就是揭了瓦，也还得安顿这一大家子，况且那是祖宗挣下的基业，终不能经年地穿风透雨，就少不得差遣人出来收拾。
       一屋子还是那么些人。大老爷可恶，平日里自恃长房得势，登鼻子上脸的，原就想废了他，这下子一闹，闹出他那些事儿来，自然更有了由头。少爷们到底还嫩，给脸子让他们闹闹，就一个个混世魔王一般，全没了规矩，也不中用。大少爷虽说好一点，却还是揣不着他老太爷的心思，也不如意，暂且用着考验考验也罢，只不知他心心念念的是忠于他老太爷，还是护着他的老子。老太爷看那直挺挺跪了一地的人，叹一口气，只得把那二老爷指了。二老爷忙叩首谢罪一番，赔笑出来，又指了几位老爷太
       太、少爷奶奶、几个周全妥当靠得住的管事奴仆，收拾房子的班子就算有了。
       宝玉自然是挨了板子，那板子恁狠，直打得朱红青紫，高起来一道道僵痕，只余下喘气的份儿。也不让劝，说是酿坏了，明日酿到他弑父弑君，你们才不劝不成!所幸未伤着筋骨，这边老太太、太太痛得哭过一场，嫡亲的孙子究竟还是嫡亲的孙子。焦大这老奴才仗着曾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是满嘴胡言乱语，有天没日，此时被捆起来，填了一嘴马粪。没要他性命，也算是恩典。晴雯那等狐狸精，抓尖要强，锋利尖酸，大不成个体统，如今正可借了绣春囊的名儿往死里整，让丫头们看看丫头正经该是怎么做的。玉钏儿这种犯上作乱的丫头，不说感戴太太的赏，倒来揭主子的短，如今是看谁还谁的清白，谁赔谁的命?门外那些什么张家的、守备家的、黑山村乡野里的，一并告他个打家劫舍，早捉将官里去了。至于杲霸王之类的哥儿们，自然也有错处，只这人命些些小事，有什么要紧，都不过是些十几岁的小孩子，总不能不教而诛，就中维持或打点一些，也就完了。
       房子收拾起来，老爷还是老爷，少爷还是少爷，奴仆还是奴仆。那御笔的九龙金匾“星辉辅弼”经一番打理，越发金灿灿的，两边还是照旧的对联：“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
       老爷太太们各受了一阵子委屈，此时在游廊里见了，各个互道辛苦，垂了一回泪。这边堂上早设下左右两排交椅，遂依序进来叩见过老太爷，方依序斜签着坐下，偷眼看看老太爷的脸，见那里睛明和暖，于是相对一笑，遂商议起除夕祭宗祠的事情。
       而府中这时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上上下下一水儿是金的红的，吉祥得很。可不正合着那话儿，从此“家和万事兴”，“国泰民安享太平”。
       回音终于来了
       吉普车到底来了。我知道它早晚要来，但是乍一看到，我还是呆了一呆，不太相信它是为我而来。在无数遍的想象中，我以为对它已很熟悉了，待真的见到，却还是觉得陌生。
       但它的确是为我而来。
       来人穿普通的干部服，倒背着手，并没有踹门。我的门原是开着的，也用不着踹。街道革委会的大妈介绍说他们是市委运动办的，那瞬间我还想了一下“市委”和“市革委”有什么区别，到底想不大明白，恍惚“市委”要更严重一些，更秘密森严。
       他们说话声音倒是不高，还是故意压低了的，说叫我去一趟运动办说清一下自己的问题。我说我有什么问题。那领头的哼的一声笑了，说你倒审问我，你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抓了两件换洗衣裳到挎包里，又拿了牙刷毛巾，连梳子和钢笔也没忘。过后我才知道我的准备太不足了，其实我该带上四季衣裳，该想到季节会再再不巳地轮回。
       他们并没喝斥我，反倒坐下来，满有耐心地盯着我，同时也四处张望。我不想他们张望天花板，于是我拉一把椅子也坐下来，给母亲留了个字条：妈妈我有事要出去几天，不要惦记，咸鸭蛋在瓦罐里，到星期天就腌好了，你要保重身体，有事就写信叫立秋回来帮你。
       他们拿起字条，轮流看了一回，还放到桌子上，然后站起来说，走吧。
       出门的时候，我转回头拿墨水瓶压住字条，这是小禾做煤油灯的那个墨水瓶，它已经摆在我的桌子上几年了，灯芯和煤油都在，从来不曾干过。但我这点小心显然错了，他们立刻跟我返回来，眼睛都盯在那字条上，仿佛那里有特务暗号。有一个伸手把字条收了，见我要嚷，就低声喝道，组织上会通知你母亲。我还是嚷了起来，我说，你们说话要负责任，我母亲有心脏病。一只手猛地捂住我的口鼻，好几双手一起来推搡我，钳箍我。我就被塞到吉普车里去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吉普车，原来它很气闷。帆布篷上那一方可能叫窗的东西，浑浊浊的，既不透风，也不透明。两边挟住我的人，如两堵高墙，阻挡了空气，令人难以呼吸。关车门的声音是很笨重的金属的声音，猛然一震，我就觉得手和脚都落在铐里。
       这样的规格等于告诉我，同时出事的绝非仅我一人。
       我首先想到养养。荞养是怎么上的吉普车呢?他们是像拖小禾似的在地上拖她吗?是像抛草袋子似的往车里抛她吗?车门那么高，车里那么逼仄，她如果恰好没有摔到座位上，他们会先扶住她的头和肩，把她安放好吗?我回头看看车座后面，有没有可能放轮椅的位置，我非常绝望，那不可能有。那么，荞荞就离开了小禾留给她的最后一点依靠，成了绝对无助的人。
       从荞荞那里往下猜想，我的线索就断了。荞荞所做的事都是她一个人做的，她为小禾写申诉，一遍一遍地写，年复一年地写，有关市委、市革委、省委、省革委、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运动办、人民代表、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所有这些在我眼里搅成一团的名堂，都是从她的信封上知道的。这些信通常是她自己摇着轮椅，往邮筒里寄，但是即使她到了邮筒跟前，她也够不着邮筒的投入口，这样她就只能交给我，盯着我把它们投进去。时常信封很大很厚，她需要挂号，双挂号，她就摇着轮椅到邮局去。可是邮局很远，我推着她走，得大半个小时，她自己摇得多久，我不知道，路上还有许多上去下来的坎儿，我得在那里先垫些碎砖，再请过路人帮忙，而她自己怎么过去，我更不知道。我曾试图说服她把这些信交给我就是了，我把它们往邮筒里一扔，不过一分钟的事，她却不为所动。她说她曾这样交给她的母亲，但她母亲却背着她悄悄扔到火里去了，还哭着劝她不要写，说她这是惹祸。后来我明白，让她亲眼看到信投到邮简里，亲手拿到邮局的双挂号凭条，是必要的，这样，当她一遍遍地对我说，怎么没有回音呢?怎么还没有回音呢?至少她知道我跟她一样焦急。荞荞也去过那些衙门——正确的叫法是部门，有关部门还是无关部门，我分不太清楚，通常那些部门矗立在很高的台阶之上，荞荞的轮椅上不去，只得在台阶下仰望。有时候还未待走到台阶之下，就被持枪守卫的兵拦住了，那些兵的面孔都是用铸枪的材料所铸的，手臂也是，他们只认识枪的材料，根本不认识纸质的材料，无论你往那里递多少遍，他们都看不见，也是听不见的。
       回音从来没有来过。三年了，四年了，五年也将过去了，我从十三岁长到十八岁。这些时光，这些呼号，都是一些死信。我们期待着寄往天堂，上帝收，却如投入宇宙深处的黑洞，没有一星水花溅起，就连那些投掷物也化为乌有，举目向天’我们什么也望不见，那无底的漆黑冷森森的，单等着咽下我们。
       荞荞只得转而向大地呼告，她把申诉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到行人稠密的大街上去。她在大字报上写小禾无罪。宪法许诺了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因之小禾无罪。小禾办报只是要求获得人的自由权利、平等权利，这些都是合法的权利，因之小禾无罪。要法制，不要礼制，必须立法保障人身安全和自由，保障人民民主。这种遍地冤狱的生活再不能容忍，必须平冤狱，必须追究那些执法
       犯法，制造冤假错案的人的法律责任，严防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法西斯专政。一个人的生命是尊贵的，无价的，再大再高的权力也不能无视，更不能容许肆意屠杀。一个人的生命失而不能复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保卫人的权利，保卫生命。
       荞荞没有可能踮起脚尖往墙上贴大字报，这件事情自然该由我做，我踮起脚尖也不太够，我带了一张凳子。我是在夜晚去往那条大街的，那时候行人稀少，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路灯站在春天的雾里，像一些无家可归的流萤。
       完事以后我把凳子夹在自行车后架上，浆糊桶挂到车把上，去开车锁，刚要蹁腿上车就撞到一个路人。我跳下车说对不起，那人几乎要把身上的土拍打到我身上，擦过我身边的时候告诉我，刚才有便衣把我的自行车牌号抄走了。这固。然使我害怕，但怕或不怕我又能怎么样呢。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假案吃人》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我支住车看了一阵，雾蒙蒙的路灯让那些墨字如沥过水，浓重坠人。它果然说的是解放大街68号的事情，事实上那里没有事情，既没有水牢刑具，更没有吃人心肝。我猜想这是小王写的，至少与他有关，小王已经几年没有音信了，这一来总算透出一点音信。
       父亲曾经跟我说过鼹鼠，鼹鼠是没有眼睛的，但它却能感受到光，以此判断希冀和危险，它匍匐在地下，听风吹过草丛的声音，就能找到回家的路径。还有大象，我们看到大象的脚步非常笨重，其实我们不了解笨重的秘密，它们是通过脚谛听，谛听地下是否有水的回声。人没有这些本领，或者有过，但是退化了，丧失了，就像人丧失了思想，丧失了权利，丧失了痛觉的过程一样，我们把这些一样一样集中起来，交付上去，我们变成社会秩序里那些依序排列的分子，不再找回家的路径，也不需要谛听。
       就是今天上午，我还依序坐在操场上，听工宣队长讲话，讲伟大领袖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然后那个“工人理论队伍”的宣传员就开始用电喇叭上辅导课，他讲如何评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这仿佛是新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最新的伟大精神。他像魔术师似的在台上翻弄几下无物的手掌，于是幕布开启，一轮叫做秦始皇的东西冉冉升起来，金光灿灿，令人失明。秦始皇灭六国，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钱币，统一度量衡，建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万里长城。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那就是革命。马克思加秦始皇。一道简单的加法，一种深刻的历史唯物论。有人说秦始皇是专制暴君，是独裁者，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干个，这些反革命的儒，滋事妄议，以大古非今，难道不该镇压吗?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他们是一群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我们的民主只给革命的人民，绝不给反革命的敌人，我们绝不对敌人施仁政。这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
       那时我还坐在人民之中，和所有人一样，手里拿着叫做红宝书的塑料皮小本，安静地任寒风吹彻。我眼睛的旧病又犯了，我看见那个好似也在冉冉升起的宣传员突然缩小退远，我周围的人民也缩小退远，把我抛掷在世界外面。我弄不清哪个是现实世界，是我，还是继续向远处滑行的他们。存在一个没有我的世界，存在一个没有世界的我，这一点早已不使我吃惊。我吃惊的是那一切是怎么转换的。从巴黎公社开始，我们如棋子一样不住向前跳，我们那么急切，奋不顾身，究竟是怎样一条前进之路，把我们送到了秦始皇这里?
       等待多年的回音终于来了。现在我在吉普车里，两边有高墙般的身躯挟紧，我果然被剥离到人民之外，我明白这叫专政。
       前面玻璃上两支雨刷左右摆动，刷出两叶透明的扇面，雨水被推成浅浅的溪流，一会儿流在这边，一会儿流在那边。许多的灯火在浅浅的溪流里弯折破碎，向黑暗中淌去，淌到地上让车轮碾过。街边的店铺有的已经黑了，有的正在上门板，还亮着的玻璃橱窗，也正等着那些灰暗的人影，用老旧的铺板一块一块封上它们。清洁工人在雨中用胶皮水管和刷子冲洗墙壁，纸和墨当然是抗不住的，所有的墙壁都洗干净了，一星纸屑也不再有，所有的墙壁都安静下来，准备入睡。我忽然看到墙壁与墙壁之间现出一道裂隙，那里有我认识的窄而陡直的木楼梯，更重要的是还有一盏暗黄的灯。几天前惠珍带着我就是坐在这个木楼梯上，跟半个身子缩在楼梯间里的鞋匠说话，我说我不想穿这双北京布鞋了，我想做双皮鞋，鞋头要小巧一点，鞋跟要高三公分。鞋匠木僵的脸有许多沟壑，但每道沟壑都并不答话，只俯身在地上画出一只鞋样子，我才要说好，他却迅速用脚擦了，头几乎勾到搁在膝头的线锥上，含糊地吐出一个取鞋的日子。明天就该是那个日子了，他是就着这盏灯在赶着上鞋扣吗?这盏灯也在车窗的溪流里弯折破碎，迅速消失在黑夜后面。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是革命导师的伟大教导，全国人民都在不断地学习这些教导，对于这些绝对正确不容置疑的教导，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一辆吉普车穿过城市是平常的事情。
       吉普车将去往哪里不是我能猜测的，因此我竭力阻止自己去想。那些流淌的灯火看不见我，而我注视着，想一盏一盏记住它们。
       大地震
       有谁能预测到大地震的发生，据说那是有迹象的，然而太飘忽了，有谁会相信。地下的压力积聚多年，一直悄无动静，它终会灾难性地释放出来，但有谁会相信。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大地震。没有什么可以遮蔽大地震。天倾的时候，或许有英雄可以用长矛把天擎住，然而谁能用盾把地抵住?人固然不能，神也不能。
       1976年。
       1976年的大地震。
       它先从地底下隆隆而来，我们的脚听不到地下水的声音，却不能听不到地层断裂的声音。地层的断裂与山呼海啸不同，它很沉闷，很深重，很痛。你先听到趾骨轻脆的断裂，然后是股骨，髋骨，接连而来的断裂将你深陷在断裂之中。你拚命地逃，你逃不出来，你被困于剧痛。你不能断定，是听觉让你听见了地震，还是痛觉使你听见了地震。
       这时天空异光闪现，原来地震是光亮的。蓝光、紫光、白光，从地裂中喷射出来，点燃了空中的某些气体，把天空撕开很多裂缝。星星俄顷都不见了，也许是掉进了天的裂缝，上帝预言过，当世界末日，天空会出现吞没星星的裂缝。然而太阳也不见了。天空在飞，那些带电的羽毛，展开巨翼，从地裂处扑向天裂处，纷纷扬扬拂过我们，玛瑙红的、水晶蓝的、萤紫的、青金的、铂白的……这些闻所未闻的异光，使碎裂的天空极尽奢华，极其陌生。
       崩溃。
       传说地震波的播散是像池塘里的水晕，然而它能穿过任何物体，在穿行之间，物体便瓦解了，分崩，粉碎。大地翻起波浪，波浪发出海啸的喧声。所谓牢不可破的，坚如磐石的，稳若泰山的，千秋万代的，都抵不住它穿行而过，抵不住崩溃。
       
       原来平静的大地之下有许多活的断层，或是亘古，或是新生，这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拒绝知道这一类常识。我们知道很多伟大的必然的规律，它们决定性地表明了历史，也表明了未来，然而没有预告今天的地震。我们伟大的必然的规律，可以有效地计划和控制社会的发展，有效地计划和控制人的知觉、人的情感，继而是大地上的山陵河道，然而没有计划断层和地震。
       断层在我们从不知晓的深处动了。尘土轰然而起，抑或是整个大地轰然而起，在空中粉碎，如一朵曾经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伟力的蘑菇云。
       我们从来信仰奇迹，然而此时我们的骨骼和信仰都轰然粉碎了，所有建筑物都塌了，也许这就是奇迹。
       无以数计的生命被摧毁。在沉睡中被摧毁，在惊恐中被摧毁，在拼命挣扎中被摧毁。生命如此脆弱，渺小，在大地的轰然之中，在巨物的轰然之中，生命竟然是没有声音的，即使这是成千成万的生命。这些生命埋在遍地瓦砾之下，他们的剧痛曾经融化了一些石头，后来这些石头慢慢冷却，便将他们凝结进了石头。后来，泥雨滴落下来，大滴的腥成的泥雨。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泥雨，黑沉沉泻下来，淋淋漓漓，无边无岸。
       从前我～直以为山摇地动是很壮伟的，譬如造物主自身在地上行进。现在我明白它极其恐怖，极其悲惨。
       置身一片废墟，我既不能听见，也不能看见。人对疼痛的感觉有一个阚限，超过这个阚限，疼痛也就模糊了。我还能想象什么?想象河流改道流向天空?泥雨在半空中忽然变成蓝蜻蜒?死亡是遍地乱撒的种子?埋葬在石头里的生命饱饮泥雨之后，会在一个静谧的早晨纷纷发芽，呼出气息?我不想象纪念碑，我知道它们会从底座上被掀起，正如那些伟大的石像从底座上被掀起，它们倒塌，破碎，变成废墟的一个部分。你看到它的躯体里面原来是空的。那里面什么内容都没有，连神秘也没有，仅仅是空的。你不再感觉震惊。你自身早已震碎了，你不再有能力震惊。
       该是新的一天来临了吧。该是日出时分。太阳还在吗?那垂死之物是血红的还是苍白的?它还会升起来吗?
       代替太阳升起来的是剧痛。剧痛仿佛日轮，从废墟上缓缓碾过，没有光芒，只有重量，这是死亡碾过。死亡团绕起来，越团越大，在地平线上，超过我们任何一个早晨和任何一个傍晚所看见过的日轮。
       幸存与不幸
       我是幸存者。
       季节的气温和气味在我这里已经很模糊了我的对光反应也愈渐迟钝。我已经不用发夹在墙上画“正”字了，我的发夹在一次审讯中丢了。那些“正”字代表的日子，月月年年堆在那里，不断地使墙壁加固，增厚，也越来越深重地压迫我。在死一般的静寂中，连我也怀疑我曾经坚信的“不可战胜的年轻”。
       扑杀是全面而彻底的，荞荞、小王、孟挺、立夏、我的父亲、编造了《红楼新编》的我不认识的人，还有梦芷——如果梦芷的偷渡与我有关，那么，一个“反革命集团”在种种思想罪、诬蔑罪、恶毒攻击罪、煽动罪、颠覆罪之外，连叛国罪也确凿了。这些名字，在不同的审讯阶段从审讯者乌洞洞的嘴里射向我，这种来自不同射击方向的逼问，是我获得墙外音讯的惟一渠道，但我宁愿没有音讯。
       我出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故去。据母亲说，在那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一直头痛。他表述不清那是怎么样的一种痛，它有时把他箍紧，有时要把他裂开，有时像风在嚼他已经风化的骨头，风穿过他的颅骨，舔食他的脑子，有时像头颅深处长出一丛蒺藜，果籽熟了，密密麻麻都是尖刺。医生诊断是神经衰弱，想太多了，是思想病，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多做体力劳动就好了。父亲害怕思想病更甚于头痛，他在干校里已经劳动了几年，他恐怕自己的劳动量还不足够，便遵医嘱加大剂量的劳动。有一天他早起挑粪浇地——这是他每天比别人义务多出来的活，那天他口袋里的钢笔不幸掉到粪池里了。他裤腿未卷就跳进粪池，但是迟了，他只好用瓢，终竞把粪池掏干，摸到了他的钢笔。父亲去水渠边冲洗他的钢笔和他自己，集合上工的哨子响了，他还是下水冲了一冲，尖厉的哨子声擦在渠水上，如同擦在骨头上，终于把包裹着他头痛的脆骨头划破了。他慌忙朝哨子声跑，朝集合地跑。那是水利工地的大坝，他们修了一冬，两冬，三冬。父亲跑着，猝然仆倒在坝体上，人们以为他会像往日～样过一会儿就爬起来，但那天他再没起来，就故去了。
       我不相信这是正常死亡，我于这一面的疑心畸形发育，有很多凶险可怖的联想，使我昼夜不宁。我想去那坝体现场看看，母亲说大坝已经修成蓄水了，现场已经沉到水底下，粪池，水渠、菜地，还有他们住的工棚，都不存在了。这样我就更是不宁。
       我瞒着母亲还是去了，我什么都没有看见，只听见哨子声擦着水面的厉响，水面一平如镜，那金属的厉响便刮在镜面上。我对茫茫水面说，父亲，头痛是上帝的洪水吗，等待溺毙是你的宿命?你曾告诉我，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死在自己信仰的上帝手里是幸福的，但其实你很痛苦，你是否已经不信?
       我曾多次小心翼翼问母亲，父亲身上有没有伤，那会不会是工伤。母亲说，她得到消息赶去已经是几天后了，父亲已经被包裹好了。那些人拉开她说，要相信组织，没有伤，她只是看见父亲两边太阳穴同时青紫着深陷下去，像里面有个魔，用吸盘吸紧了他，到死也不肯松开，致使他头部有些变形。这可能就是父亲所说的头痛。父亲最终死于头痛。
       父亲的遗物里，有一只中华枯叶蝶标本，它在一个玻璃盒子里，盒子用黑布裹得很严。这难道是枯叶蝶吗?初一见我很震惊。父亲是把它展开翼的，前翼后翼都在最舒展的状态，分明是在飞翔当中。它的翼面明亮鲜活，与它的名字全然相悖。黑褐色的鳞片之上，泛出金绿色的光泽，自前缘中部有金黄的带纹斜形而下，接着是点状分布的光斑，想是它自身携带的星图，它是预备去往遥远的，而翅的外缘滚着黑亮的波纹，可能是云纹，也可能是水纹。
       这和我记忆中的枯叶蝶太两样了，我因错愕而感觉不安。但我终于明白父亲并没有弄错，这的确是枯叶蝶，然而这是飞翔着的枯叶蝶，只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它飞翔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枯叶蝶永远静止在枯树枝上，形同一张干枯已久，即将凋落的叶片，它黯淡枯黄，叶脉凸显，甚至带有灰褐色的叶片病斑，它是枯尽了的，几乎已经听得到它被风揉搓时脆碎的响声。而我现在知道，那仅仅是枯叶蝶防范天敌时隐身树丛，双翼并拢的样子。枯病的颜色是它双翼背面的颜色，它翼面的明亮被迭合夹紧，纹丝不露，于是完全消失。这是一种求生方式。愈渐频密的危险，使它愈渐深陷于枯叶的拟态，不动，日复一日警惕着。以无生命的形态活着，最后自己也忘了自己展翼的样子。
       而父亲却把它的翼展开了，这当然是在它失去生命以后。现在它在玻璃盒子里自由飞翔，让我们记起一个生命天赋的品性。如果父亲有第二只枯叶蝶，他会不会任它双翼并拢，将它固定为一片枯叶，以记录它一生所历的严酷呢?我想
       不会，又觉得可能会，我到底很少了解我的父亲。
       立夏很瘦。譬如芦苇，在芦苇丛中摆一摆，弯一弯，还并不觉得什么，但孤零零一枝立着，就真的很瘦。她看到我的时候有点呆，我看到她不禁也呆。她的头发明显稀了，前额显得很大，我说，他们拽你头发拖你吗?往桌上撞还是往墙上撞?立夏低下眼皮，说，没有。我说，你眉棱骨那里是怎么了?她不答话，倒反问我，你呢?我没提防手就捂住额顶，也说，没有。她围住我的肩，并着走，我已经高出她一些了，这说明几年的囚禁之中我还是长了。幸而家还在，城中道路依旧，然而父亲为我做的天花板没有了，许多许多东西都没有了。
       过年的爆竹非常火旺。也有庆祝国家的爆竹，也有团年饭的爆竹，也有驱鬼的爆竹，满城里都是红屑和喧声，据说这是除旧布新的喧声。我抱紧自己的头颅往家里赶，我非常害怕这些喧声。我翻出棉絮堵死自己的耳道，但无论多少棉絮，这堵都是失败的。我觉得上帝造人太不讲理，嘴是能闭上的，眼是能闭上的，唯独耳朵那么无助。
       年饭上桌的时候，立秋摆了五个碗，立夏给每个碗都斟上一点糯米酒。
       母亲拿出爆竹，说，我们也放一个吧，你们都回来了，好不容易高兴。
       当时我的眼睛没闭紧，眼泪就流下来了。
       立夏在桌子底下踢一踢我，站起来接了爆竹就开门出去。她点了一个扔出去，引信燃完了，却没响。又点了一个，还是没响。立秋跑出去，把这两个哑的捡回来，说，是潮了吧。立夏接过来看看，也不答话，就把它们当间掰断，成两个人字搁在地上，就直接把火往黑火药芯里点。那断处哧地冲出火星来，煞亮如地火喷射，竟至于在地上旋了一旋，差点儿喷到立夏身上，立夏还没躲，它就灭了。立秋拍手说，这倒比晌的更好，都掰了吧，排成一排一溜儿点上。立夏不太乐意，说那太糟蹋了，排一大排，哧啦一下就全喷完了。
       吃饭的时候，母亲点一支蜡烛，搁在父亲的位置上，说?到底可是团了个年。
       立秋说，我许个愿，明年我一定考上大学。
       立夏看一看我，我也看一看立夏，还是立夏替我说了：明年我一定要争取平反，立冬也要争取平反，我们一定能得到平反。
       我低了头说是，可是养荞还没出来呢，这会儿还不知道关在哪里。
       母亲说，你们都平安就好了，可别再惹什么事。
       母亲说的很对，我们都平安就好了，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平安。天仍旧可以随意用阴晴云雨摆布我们。我们在无常的天底下，从来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甚至我的“出来”也可能是暂时的。我出来的时候，拖着很多含糊不清的限制词，那是长长的链子，它可以放，也可以收，我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它的响声。
       我还是开始申诉了，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不太相信我能摆脱那条无处不在的链子，只是不忍白白地等。申诉这一门课，我是跟荞荞学的，而荞荞是自学的，她是为小禾，我是为我自己。荞荞为小禾申诉了六年，其结果是非但没有把小禾从黑洞里拉出来，反倒将自己喂进了黑洞。我将为自己申诉多少年，我不去想，对于结果自然更不去想，我知道我一想，就不再会有勇气行动。立夏到底比我坚强，也可能是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表现得比我坚强，她总是用历史终将公正的信念鼓励我，我也有义务用同样的信念回应她，最亲的人是可以相互取暖的人。
       但我写着申诉的时候，总会想起养养。事实上我不可能不想起，我得一再地申说她的事情，她是我的“同案”。我在申诉书里一再地问：她现在在哪里?
       是的，她现在在哪里?她上过背铐吗?蹲过小号吗?绝过食吗?这一切我都不能想。我只知道她因为态度抗拒，立场顽固，致使她的问题步步升级了，也就是境况更坏更坏，这是审讯者作为坏下场的例证用来威胁我的。更坏是什么，我更不能想，一旦去想就是刺骨的冷，眼前立时漆黑一片。这样的漆黑横亘在眼前，我写着申诉，其实我并不知道是向谁申诉，这些字在漆黑中坠落，坠落，我写着的都是收件人不详的死信。
       街上的行人还是灰黑色的，然而街景却被打扮过了，有一些蝴蝶从日影里飘摇而过，有一些盆花，有一些纸花、纸风车和灯笼，再再地告诉我，时值举国欢腾，普天同庆。
       我挑了两把白菜，正估量它们晾成菜干的成色，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去看，没认出喊我的人，因为那显然不是惠珍。．-
       那人上前摇我的胳膊，说，你不认识我了?我真变得那么难看?我是路露!
       我呆了一呆，总算想起我是曾经认识一个叫路露的人。
       路露把一串螃蟹高举起来，叫我帮她认认，那是不是三公一母，可别弄错了扫兴。我告诉她那没有错，并把那只团脐的指给她看。
       路露说她父亲已经解放了，她家又搬回到原来的小黄楼里，叫我有空上她家玩。她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问我能记住吗。见我怔着发木，她便取下一支发夹，在我的一张白菜叶子上划下了那几个数字。
       她没有问我这些年的生活，可能她觉得没有什么可问。我也没闻她，尽管那里一定有一些故事，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问。
       回家后我洗了白菜，用沸水烫过，拿长竹筷一棵棵挑起来，晾在竹竿上，那几个数字就消失了。我不认为这些数字与我有关，我没有电话，我们整一条街上都没有电话，除非我到邮局去打公用电话，那里每天都有排队的人。假若有一天我万不得已真的在那里排队，我能对那台话机期待些什么呢?一串空铃?一叠忙音?路露不在?幸或她在，我说什么?说养荞?小禾?我?请她的父亲关照我的申诉?还是说酒心巧克力糖纸?
       立秋真的考上大学了，录取通知到的那天，邮递员的自行车铃震着既长且亮的响声。立秋用一张刀片，插进信封口的细缝，想挑开封口，立夏说不是这样，应该插一支火柴杆在里面转动。但那浆糊显然粘得太紧，刀片和火柴都不行。我拿剪子来剪，立秋不让，她说她要信封保持完整。她费了许多力气，那封口终于还是成了碎片。
       我们都要举杯庆祝，立秋说，我们也吃螃蟹吧，早前别人都吃了，我们没有。母亲说，那就吃蟹，我们也吃三公一母。立夏说怎么才是三公一母，那怎么能够?
       夜里睡在床上我们还在说话。立秋说你们还记得那个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立夏说明天再唱吧，看吵到了别人。立秋说我们轻一点就好了，我们轻一点……
       正唱着的时候，立夏忽然说，那年我们砸了佛寺，挖出来一支锈死的手枪。那佛寺就被接而来的红卫兵们不断地挖，非要挖出电台，挖出暗道，挖出暗道里藏的特务头子，有个僧人就在那时被打死了，后来听说他跟手枪并没有关系。
       立秋说，有关系就能打死吗?那是人命!
       立夏说，是，那是人命。
       立秋说，你没有动手打吧?
       立夏说，有什么区别呢，那和动手了也一样。其实我是有罪的人。
       月光很轻地淌进来，在地上～汩一汩淌开，是很清的水声。 　后来我们静下来了。
       这时门那里响了一下。立夏说，谁呀。没有
       人应。我们都屏息等着。门那里又晌了一声。
       立夏起来开门去看，我也去看。门缝里落下一个小指头大的纸卷，门外空的，是深浓的夜色，并没有人。
       展开纸卷我就明白这是我的，它没有称呼，也没有署名，它告诉我的是荞荞的死讯。
       春　雨
       荞荞死于1977年，据说那一天是立冬。
       有关荞荞罹难的时间、地点，我在许多年后才约莫了解，或说是猜到的。我愧对荞荞的是，
       当我听到噩耗，我只是跌坐在漆黑之中，任由漆黑吞没我，一点一点融化我，我觉得漆黑比世界更大，它是一切，也包括我，我没有力气穿过漆黑，去为荞荞取证。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世界就死去了，而我躲藏在死亡里。 荞荞是暗暗地死的，对于她的死，再也找不到证人。她一个人，在漆黑之中，整一个世界的漆黑，是一星光也逃逸不出的黑洞。或许她没有先被切开喉管，也没有在喉部顶塞竹筒，因为用不着了。她在暗暗的一角，那密封的死地，无论她喊叫什么，四下里也不会有人听见。即使她的声音发生奇迹，能穿破漆黑，传到自昼里来，人世里欢腾的人声也太响了，忙着点爆竹的人们也不会听见。
       血流出来，孤寂，阒静，而那血是热的。流血有一个过程，那是生命的过程。
       一个人说话，其代价是她的生命，她刚一开口，生命就被折断了。而世界并没有听到她说话，也没有听到她生命折断时的响声。
       一天夜里，我突然醒来，不是因为听到什么声音，而是因为夜出奇地宁静。
       夜太深，这是溺在黑水深处的宁静。你能对如许宁静做些什么呢?我没有挣扎，任由宁静注入我，黑水苦涩，冰冷。
       我看见宁静穿过我的眼睛，穿过我的身体，穿过无边无际，穿过土壤和星空，穿过土壤里的亡魂和星空中的亡魂。亡魂栖在墨水瓶里，书的折页里，炉膛的灰烬里，蛾子的风灯里，窗子合页的锈斑里。亡魂很宁静。我宁静地看着那宁静，一动不动。宁静是没有颜色的，它不像什么，它只是宁静。
       我心里猝然痛了一下，宁静就皱了，扯出许多波纹。
       这种痛不能抚摸，它太大了，而且太深，它可能是荞荞在痛，也可能是小禾在痛，可能是小苗，也可能是我的父亲……我想他们。我想他们此刻的景况，我想他们生前的景况，我所见的，我所不能见的。那些情景沉在水底，而水面已经平息了，我有责任穿过宁静，一片一片捞起它们。
       人们通常以为疼痛是终究可以结痂的东西，待一层痂结好了，就是披上了硬的铠甲，就是翻沸的熔岩表面冷却了，变成坚硬的岩层。疼痛会在硬物之下日渐平息，到它彻底平息的时候，痂会自然脱落，人们会看到新的肌肤出现在从前疼痛的位置。起初它的颜色嫩红得有些怪异，并怪异地隆起，变成紫红的新冢。但随着岁月推移，它会越来越淡，越来越平，你看习惯了，也觉得越来越淡。这样，疼痛就彻底痊愈了，你能够忘却，忘却就是痊愈。但如果伤口面积太大，疼痛太深，愈合就非常困难，即使最终愈合了，那愈合处也会平地凸起，它已经不是新冢了，它横亘着，像丘陵，即使你已经忘却，它也在那里，起伏不平。
       这么想着，天就白了。
       等待天明是恐怖的事情，天明也是恐怖的事情，这和等待枪杀或许有些接近。
       荒谬的目光，霜一样把窗子覆满，然后就覆到桌上，地上，我的脸上和眼睛上。我想要看见的一切都看不见了，它们白晃晃的，都结了冰。
       这是春光明媚的日子。太阳一如既往在着。明媚就是上天降落的银铠甲，把大地的伤口都覆盖好了。这是种子应该发芽的日子，光有明媚是不够的，人们还渴望春雨。人们为明媚所鼓舞；走到户外，互相招呼着跳祈雨的舞蹈。
       我想荞荞也应该发芽了，先前埋在土里我找不见她，现在在春芽里应该可以找见。荞荞不是第一代地衣，她生长的时候是有土地的，殁去的时候也应该是有土地的，她应该埋在能记起她的土地里。然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土地?对于土地，我没有足够的信心。它埋葬得太多了，要记住的太多了，我不太相信它能有承重力那么强的记性。
       但荞荞是必须发芽的。假如她没有土地，她会在我身上正愈合着的紫红色丘陵里。种子发芽的时候不像拔节的时候那样发出风动的响声，种子发芽是阒寂的，似乎没有动静。
       祈雨的舞蹈是柔软的，人们用身躯模拟摇摆的柳条，用双臂模拟归来的燕子，用指头模拟萌动的草芽，用膝表达焦渴、渴望，用背脊表达龟裂的土地和地里的盐碱。人们舞蹈着，祈求着，等着承接天上降落的一切，雨或者阳光，云或者雷霆。
       人们终于感动了上天，雨点落下来了，它在人的脊背上噗地溅起白花，人们的喜泪便奔涌而出，洒成泪雨。
       这是春雨。春雨应该是绵绵的，然而对于我们，绵绵已经太重。
       雨点打在身上，起初会有小小的震颤，有冰滴侵袭的冷。待你全身浇透，就感觉不到冷了。雨线深暗。它穿透羽毛、树林、屋瓦、蜂巢和蚁巢、竹笠和人。它非常密，密得能把天和地缝合起来，把绝望和希望缝合起来，它仿佛能缝合一切，包括死和生。
       河流出现了。盐碱地上的河流很苦，很咸。水流愈见急了，河面愈见宽了，我如落叶漂在水上，隐隐听到远处的冰凌坼裂的喧声。
       我对自己说，这不是忘川吧?
       然而我顺流而下，没有礁石。我听到父亲说，不能摔倒，无论如何一定不能摔倒。但我站不住，我越漂越远。
       我伸出双手呼喊——荞荞!
       大雨如注，世界是白茫茫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