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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希文被捕
       一
       一阵响亮的电话铃声把正躺在长沙发上午睡的李思恩惊醒。他一跃而起，抓起电话，瞪圆了不大但却敏锐有神的眼睛。电话是一层散户大厅的主管陈力打来的，嗓门高且气急败坏：“李总！不好啦！行情中断了！大屏幕都黑了！单子也报不出去！指数还在涨！股民都疯了！我们柜台的玻璃都被股民砸碎了！您看怎么办？！”
       李思恩使劲地摇了摇头，这一连串的感叹号和问号好像还没有把他砸醒过来，脑子里仍然是睡眠中的一片空白。
       1993年、1994年的中国股市，大部分时间处于单边下跌的阴影之中。平时到证券公司现场“上班”的股民，没钱再买、不能再卖，而又舍不得离开之余，往往就用打牌、闲聊和闭目养神打发时光。不好这些的主妇们，会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下当晚要吃的青菜，边择菜边用眼睛瞄着大屏幕，一直到它绿着不动，才绿着脸提着绿菜往家走。首诚证券北京营业部不长眼，偏选了这个时候开业。自开业以来，沪深两市的指数就比着往下溜。成交量上不去，报表上月月都显示巨亏，弄得总经理李思恩思想压力很大。开业时，国家证监会主席也应邀出席了挂牌仪式。在酒桌上，他当着主席和总公司主要领导的面，曾夸下海口，要第一年平，第二年赢，第三年争当全市第一名。为此他带领自己亲自招聘挑选的团队，没白天没黑夜地干，调动一切关系拉客户，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力求说服人家相信：盘面的绿色是暂时的，中国股市的前途和中国经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样，是光明的，无敌的，未来肯定会翻成红色一片；现在不入市，将来得后悔一世。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人，个个本本分分的，多数人并不把炒股看做是正派人干的事，所以根本不听信他们这一套。于是乎，营业部的新开户数始终不见有大的长进，客户保证金增长缓慢。来开户的一直以小散户为主，有的户里就放100块钱，纯粹是给拉他们开户的人一个面子；而转户过来的所谓大户，又几乎全都是被高位套牢的、要求透资的、在别的老营业部混不下去必须溜之乎也的难缠的主。
       好不容易又熬过了一个黑色星期五——1994年7月29号，这一天上证指数降到334点，深证综指降至944点，市价1元多的股票已可随便挑拣。就在这个周末之后，在三大救市政策的刺激下，8月份股市开始暴涨。可是哪成想啊，刚涨这么几天，营业部就在技术上总出事儿，不是散户的委托单报不进机房，就是营业部的行情比交易所内的慢很多，真是不争气！昨天的清算做到了今天凌晨才结束，电脑部的几个小伙子都累瘫了，害得李思恩自己也一夜没回家。他本想中午能抽空眯上一觉，可没想到下午一开市，就又出事了，而且是这么大的事！
       营业部的主要部分占据着这座办公楼的最好位置：第一、二、三层。一层为散户大厅，金碧辉煌；二层是中户区，典雅气派；三层是贵宾室，沉静华贵。机房、财务及行政办公室也都设在三层，便于就近为贵宾们服务。二、三层各配有一名保安，一层大厅人多，所以有两名保安执勤。现在一层的两名保安已经维持不住秩序了，几十名散户砸完一层大厅之后，已经沿着楼梯冲上了三层。他们推开守在三层大门口的保安班长，气势汹汹地直奔总经理室而来。
       本来，有业务经理和电脑人员解决问题，总经理是可以不用出面的，但现在事发突然，大家都措手不及，人家主动打上门来，总经理想不出面也由不得自己了。
       总经理办公室的门上班时间一直是开着的，离走廊靠楼梯口的大门最近，所以冲上来的股民一下子就逮住了他。
       李思恩这时反倒冷静了下来。
       眼前的这些股民，除少部分是看广告自愿找上门来的，大多数都是员工们辛辛苦苦求来的，有些还和员工沾亲带故。没有他们，首诚证券北京营业部的这块牌子就立不起来，他们是衣食父母，所以对他们一定要以礼相待。退一步说，他们盯盘盯几个月了，刚刚看到了一个赚钱的机会，却举着委托单想买买不进，想卖卖不出，最后大显示屏都黑了，干脆连行情也看不到了，搁谁谁不急呀？所以他们想骂想打，就由他们吧！
       于是李思恩满脸堆笑，谦卑地请大家进屋讲话。他担心他们大吵大嚷，会影响到旁边大户室里的贵宾客户。然而，他的总经理办公室只有十几平方米，除了大班台和一排书柜之外，已没有多少空余空间，根本就装不下几个人，所以冲上来的几十个人，多数只能站在走廊里。而且看样子，这些散户也愿意站在走廊里大吵大嚷。为什么？因为大户们有单独的包间，单独的行情显示终端和报盘系统，甚至可以与场内红马甲直接对话，询问最新多空对擂态势，他们根本就体会不到大厅里散户的混乱和遭遇，所以，这些人巴不得趁机也让大户们不得安宁、无法操作呢！如果他们因此而操作反了，造成巨亏，那就更好了。
       没有办法，李思恩只好踮起脚尖，抻着脖子，压低嗓门，对着门里门外的股民说：“请大家听我说两句！请大家听我说两句好吗？股市上大家比我有经验，你们在其他证券公司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技术上出现些问题，是无法避免的，我刚才已通知电脑部抓紧查找原因，尽快检修、排除故障；让前台业务员保持与场内交易员直接通话，边接单边通过喇叭，不间断地给大家报行情，随问随报，不耽误大家下单……”没等他说完，后边就有人高喊：“少说废话！别他妈的净拿这些糊弄我们！你说，我们已经造成的损失怎么办？我卖了一笔内蒙华电，到现在也不知道报出去没有，成交了没有，如果今天收市大跌，亏损算你的算我的？！”跟着就是一片乱哄哄的咒骂声。
       李思恩急忙接上话茬儿并提高了声音回答：“三大措施是大利好，行情还会持续，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卖股票！不过大家想买想卖，尽管正常下单，最新买卖价可以直接向柜台询问，故障期间因营业部原因而使大家的委托应成交而未能成交的，造成的损失，以委托单和客户账户现有的股票、资金为凭据，经过客户确认之后，营业部保证全赔！我代表首诚证券向大家保证！请大家回到大厅去吧，别耽误了交易和赚钱。”
       应该说，在尚未查清具体故障原因之前，李思恩的这种表态实际上是很冒险的。客户可能的损失金额如果超出了营业部差错账户的承受限度，他必须事先向总公司上报，等待批准之后才能作走账处理。作为分支机构的负责人，他本无权事先对客户作出如上这种大包大揽的承诺。他此时只是觉得，以基层小老百姓为主要成分的散户股民，太可怜，太无辜。他们待遇最差，却最先受到伤害。他不忍伤害他们。而且，如果真需要向总公司汇报的话，分寸也是由他自己来拿捏。他自信，凭他在总公司的地位和影响力，如果据理力争，完全有把握让总公司领导同意他的处理方法。
       然而，李思恩低估了股民的对立情绪。
       在相当一些股民的眼里，券商就是开赌场的，股民有哭有笑，有输有赢，但券商们却只赢不输，永远都是笑着，还说不定常常背地里狞笑着做些手脚坑害股民。就连一般知识分子也都这么看。前些天李思恩的一个中学时的老师，托他给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在京城找工作，嘱咐之一就是不要让孩子干证券，说是怕学坏了。
       这时候，那个站在人群最前面，一脸严肃，眼睛一直盯着李思恩，看上去是领头的大个儿股民，开口说话了：“李总，我叫朱希文，是个连中户室都进不去的小散民。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听进去了，还算诚恳。但是，只有我们这些人听到了还不行。如果你说话算数的话，你敢到大厅去，用喇叭向全体散户们再重复一遍吗？”
       这个要求似乎一点儿都不过分。所以李思恩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了。大家让开了一条路，让李思恩在前面走，朱希文等一干人后队变前队，紧随其后，沿着楼梯往下去。下楼走到一半路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在后面狠狠地用书或杂志、报纸一类的东西，拍了李思恩的后脑勺一下。李思恩猛一回头，见大家都背着手紧跟着他，个个面带着微笑，他也就没说什么，继续下楼梯。
       下到剩最后一节楼梯了，在刚转过楼梯角、已经看到大厅保安的时候，李思恩突然感觉后面有人踹了他屁股一脚，他急忙顺势向前快走了两步，下意识地想和后面的人拉开距离，但紧接着后腰又挨了一脚。这一脚力气很大，使李思恩左脚在楼梯上踏空，向前滚翻着下去，一直连续滚过六七级台阶，到了大厅的大理石地面上才停住。几十个股民从他身边迈过去，竟没有一人拉他一把。他们见大屏幕又重新显示行情了，委托申报已恢复正常，就更不管那个被他们踹下楼的“赌场头儿”了，各顾各地重又杀进场内去了。
       两名保安急忙把陈力从柜台里面叫了出来。陈力看见满脸是血的李思恩，腿都吓软了，赶忙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几个人把李思恩连拖带抬，弄上了车。保安要报警，被李思恩忍痛严厉制止，他还要求陈力严格照他向股民许诺的话办，不许激化矛盾。
       在散户冲上三楼的时候，大户主管霍小青悄悄地把大户室对着走廊的大门从里面反锁上了。这样，各个贵宾室就都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吵闹声。行情中断的事她当然知道，还是她在第一时间通知电脑部的呢，因为大户室里也一样看不到行情了。好在大户人少，平时就没人关注深圳市场，而上交所方面，场内又有4名交易员、2个上海席位专门为他们服务，因此大户们对显示屏上看不见行情反应较为平静。况且，在霍小青的指导下，他们目前正全身心地投注于国债期货市场，对股市的涨跌兴趣已经不大，套着的股票等着解套就是了。
       收盘之后，霍小青才知道李总被股民打伤的事。
       下午4点半，办公室主任厉大姐从医院返回单位，简单地向大伙介绍了李总的诊治过程。之后，除电脑部和财务部经理必须坚守岗位不能脱身外，其余所有大小头头一起，都在厉大姐的引导下，分乘两辆车赶奔医院，去看望他们的李总。
       医院离营业部很近。不塞车的话，从营业部出发，一刻钟就能到。营业部每年一次的员工体检都在这家医院里进行，所以实际上单位已把它当做员工医疗的定点医院了。周一至周五，员工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愿意到这里来开点药，赶在开市前或收市后打个来回，保证误不了工作，至少领导不会发现。另外，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就是厉大姐的弟媳黄医生在这所医院里工作，还是位主治医师。这年月，有熟人就是好办事，特别是在医院这种需要挂号排队的地方。因此，单位里谁有事都去找黄医生，以至于既开朗又热情的小黄医生，都快把营业部的人认全了。
       在黄医生的热情关照下，李总很快在急诊室接受了紧急处置。经检查，骨头和内脏没有发现损伤，只是皮外伤和皮下淤血处较多，不过都无大碍。李总身体素质较好，柔软灵敏，肌肉发达，加之在倒下的那一刻，他的腿和身体下意识地自然蜷曲，重心已经下移，所以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挫伤。作为着力点的右膝和左肩，在和楼梯亲密接触时，因楼梯上铺着的厚厚地毯，帮忙化解了一半以上的冲击力，所以伤得也不重。只是在身体触及大厅大理石地面的那一刻，接触面骤然增大，才把他摔了个够呛，尤其是鼻梁碰在最后一级台阶的棱角上，弄得他满脸都是血，把周围的人给吓着了。
       李思恩的大部分脸都被纱布包裹着，鼻腔里的淤血刚刚清除掉，嘴唇仍肿得厚厚的，露在被子外面的小腿和肩部，也都裹着纱布。部下们见状，急忙放下鲜花和水果，围了上去，却又不知说什么好。站在李总头旁边的霍小青，犹豫着伸出手，轻轻地扒了扒他额头上的那块纱布，露出了一块伤口的边缘，似乎是一大块皮没有了，里面是红红的一片，她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带着哭腔说：“对不起，李总！我们没有保护好您，让您遭了这么大的罪！”李思恩嘴唇动了一动，没能说出话来。
       房间里气氛顿时变得凝重了。
       到底还是陈力机灵，他想将气氛搅和匀了，于是凑前一步立马附和，接着霍小青的话说：“李总您放心，这个窝囊气我们不能就这么白受了！我已经让我的几个哥们儿开始调查朱希文的背景了，一定是他领头闹的事。这家伙的开户资料上填的通信地址是一所大学，我估计他很可能就是个白丁教书匠。您别着急，一旦情况属实，摸清他每天的出行路线，我马上就会找机会教训他一顿，血债一定让他用血还，而且保证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妈的，一个臭教书的有什么好牛的！”
       没想到霍小青听了陈力这话后，立即转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瞧你那点出息，净找软的捏！你怎么就肯定是朱希文打的人？我敢跟你打赌，朱希文一定不会动手，信不信，回去查看录像资料就都清楚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李总是在一层大厅的楼梯口被散户们围攻的，你这个前厅主管有没有责任？先好好反思反思自己然后再教训别人吧！如果这样的事再有第二次、第三次怎么办？那我们首诚北证的牌子还不就得摘了！”陈力听了这话，受不住了，脖子一梗，脸通红，刚要张嘴反驳，却被交易部经理冯彬给制止了。冯彬明白，陈力要说的话一定是：“我知道朱希文是你霍小青拉来的客户，所以你袒护他。”
       其实，在营业部大家都知道，和朱希文走得最近的，是他陈力而不是霍小青。
       二
       周六在家里躺了大半天，星期天上午，李思恩伸了伸胳膊和腿，没觉得再有很疼的地儿了，就给厉大姐家打了个电话，告诉她下午2点到办公室的会议室开会，并让她通知电脑部、财务部、交易部的经理和陈力、霍小青两人，一同参加会议。
       霍小青来得最早。营业部的人都爱简称她小青，以示爱意。
       别看小青才23岁，但阅历却相当丰富。她刚满19岁时就从英语专科学校毕业，随后只身一人从安徽杀奔绥芬河，给一家叫做俄欧贸易公司的企业当翻译。一年之后，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她又成了全国纺织口一家大进出口公司的专职翻译，兼公司服装表演队的队长，户口也因此而迁进了北京。1993年下半年首诚北证筹建时，在京公开招聘，她又以较好的成绩，跨进了证券业的大门。因为她性格开朗，举止大方，爱参加和组织活动，甚至午休时同事叫板让她表演走猫步，她都不予拒绝，因此她的群众关系也非常好。
       霍小青生来自信，有时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自傲。当年到首诚证券面试的时候，她见李总有嫌她学历低的意思，曾当场慨然应道：我的安徽英语大专文凭，在北京可以比得上任意一所大学的英语专业硕士，外加一个俄语专业的学士。如不信，可以当场比试。当时李思恩并没有对她的自负感到不快，倒是在她说自己祖籍是淮西时，特意用余光扫了一下她的脚。他下意识地想核实一下“淮西夫人好大脚”这句传说的确切性。
       今天是周末，所以小青没穿工装，而是穿了身很得体的裙装，蓝色长裙，不肥不瘦，将其臀部和腰围线条尽情展露。年轻女孩儿，本来就浑身散发着朝气，再加上将近1米70的身高，“挺好”的身材，和两条不长的自然地垂在肩上的黑辫子，走在路上难免会有人多看她几眼。不过她对此从不计较。在单位里，厉大姐几乎一有机会，就会赞美霍小青的身材，说下辈子要是再托生成女人，一定求造物主让她按照霍小青的模样长，才不枉为女人的称号；别说男的，就是她这老女人，看到霍小青都心颤。其实她自己也才30岁刚出头，比李总还要小。大家见她对霍小青拍拍打打、摸摸索索的样子，都在一旁取笑她，说她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首诚北证的会议室不大，装修得很简单，桌椅也很简朴、实用。椭圆形的会议桌周围，只能坐下10来个人，墙角整齐地摞着一些折叠椅，在开大会的时候可以打开，沿墙再围坐一圈。这样的会议室同金融机构普遍拥有的气派和证券行业所流行的挥霍相比，似乎很不合群，甚至显得有点儿寒酸。
       李总今天穿的也是便装。棒球帽的帽檐压得很低，上身是长袖白底蓝条T恤，下身是米色高尔夫休闲裤，脚上穿双慢走鞋，戴了副墨镜。这身打扮，倒还真有那么点儿阔老板的意思。他平时要求员工必须穿着单位统一定制的工装上班，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西装革履不离身。今天换上这身行头，与周围的同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也感觉很不自在。也罢，以前也从没有在周末开过办公会，大家谁都不知道周末到公司该不该穿工作服。李思恩有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多么忙的事，他都力争在上班时间内解决，而不去占用部下的私人时间；个别岗位实在需要加班，按他亲手制定的规章制度，单位都一律给予很高的加班补偿。并且，加班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和核实程序。他也要求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以同样的态度管理和对待自己手下的员工。不过他自己却是经常加班，且从未领取过一分钱的加班费。他认为公司负责人加班是理所应当的，不申报加班费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拿的工资奖金里已经包含了这一块。
       在会议室里，坐在李总对面的霍小青似乎也感觉到了一丝不自在。她心里暗想：“怎么就我们俩穿便装，好像是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嗯，李总今天的这身打扮我倒很喜欢，帅！比平常一本正经的西装领带帅多了。”同事们当然理解，李总今天穿便装是出于无奈。他要遮掩头上的伤就必须得戴帽子，而戴了棒球帽、穿了休闲鞋就不好再穿西服了。
       会议准时开始。在会议开始之前，谁也没好意思问李总伤怎么样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话题好说不好听，挺难堪的。他们都在等李总自己先说，看看他想出了什么报复的高招。
       “大周末的，把大家请来开会，实在抱歉！我们的会议在4点钟以前准时结束。”李思恩边说边翻开了他的厚笔记本。
       “有两件事咱们得一起商量一下，很紧迫，而我自己又一时拿不准。”大家也都打开本子，准备作记录。
       “第一件事，大户和散户，或者说高端客户和低端客户，哪个会成为我们将来所重点倚重的对象？这是一个发展战略问题，所以想请大家认真地议一议，理出个思路来。第二件事，在确立了服务重点之后，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支持他们，以提供更好、更周到的服务？请大家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平时的思考，提出各自的见解。观点不一致可以争论，争论越激烈越好，真理越辩越明。”
       听了会议的主题之后，每个人都有点晕。会议的议题和自己所预计的有些不着边儿。
       陈力脑子灵，反应快，总是第一个发言：“我认为不管是倚重哪类客户，都应该严格管理。老北京人看不上炒股票的，说经商必奸、炒股必刁，确实有一定道理。人一旦见了钱眼睛就发红，这种人即使再有知识，也会心理变态，成为刁民，至少不会是良民。为了防止股民再度闹事，砸玻璃打人，我建议营业部要和派出所特别是管片民警搞好关系，紧急情况下一个电话招来几个警察，警察一到场，场面就会被镇住。光依靠几个保安是不顶事的。”
       有了开头的，就有跟上的。于是，厉大姐接着陈力的话说：“我已经把那天保安们的表现，跟保安公司的政委汇报了，他们同意换一批人。但根据我的观察，再换一批也好不到哪儿去，换来换去都是穿制服的郊区农民和外地民工。因此我打算提前终止和这家保安公司的合同，改聘经安公司的经警做我们的保安。经安公司的保安都是退伍军人和武警战士，个个勇敢，会功夫，一个人对付几个没有问题……”
       “我不同意厉大姐的意见。”李思恩忘了自己伤还没好利索，说话一使劲，觉得鼻梁骨和嘴唇里面有点疼，所以急忙放缓了语调：“和派出所搞好关系是应该的，必要的，但保安就不要换了吧，他们都是经过保安公司正规培训过的。咱们单位晚上不存钱，有他们我看也就足够了。夜里和周末我曾查过几次岗，他们还是蛮认真负责的。况且我们和股民之间，是服务员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不是敌我关系，因此不需要军人和武警来保卫我们。双方发生冲突，一定是服务员提供的服务不好。那一天股民过激反应的事，以后大家就不要再提了，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咱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换了我们自己，当时会不会也很气愤？投资者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急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从我们自身找原因才对。分析分析，看看我们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改进工作，才能使投资者满意。我看我们刚才的发言是不是有点离题了？是不是我没把那两个要讨论的问题表述清楚？”
       “我代表交易部说两句。”
       说话的是冯彬，女，哈尔滨人，一年前首诚北证筹建时，由总公司派来协助李思恩工作，现任交易部经理兼中户主管。
       “我觉得大户和散户都重要，就是中户不重要。他们资金量不如大户大，做得不如散户勤，而占用的资源却不比大户少，每人一台电脑，有专门的席位为他们服务。因此我建议把二层的中户室，或者改造成贵宾室，与三层资源共享；或者改造成第二散户厅，与一层进行资源整合。中户股民按照50万元的保证金加股票市值总额标准划线，线上的划为大户，线下的一律划为散户，这样有利于简化管理、降低成本和扩大交易量。毛主席不是曾经教导过我们吗？只有两头没有中间，中间阶层是早晚都要分化归到左右去的。”
       “我同意冯姐的观点。我赞成将中户室改造成第二贵宾室。”这是霍小青在发言。
       “在各行各业中，一个普遍的规律是，80%的利润是由20%的人创造的。一个大户的资金量，能抵五十上百个散户都不止，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应该走少而精的高端之路。人的行为、修养是和财富的量相关联的，一个人能挣到500万，一定不只是靠运气。大客户增多了，客户结构提升了，客户的档次提高了，我们的管理也就变得简单了，公司的档次和形象也会随之而提升。”她的话总是包含着一些哲理。
       据说霍小青现在和冯彬住在一起。冯彬住的两居室是单位出钱租的，她认为多出的一个房间空着也是空着，招个伴儿还省得害怕，于是霍小青来首诚北证工作后，就没有自己再租房子，而是直接和冯彬住在了一起。她们俩平时肯定常沟通，所以观点容易一致。而且，总公司准备在哈尔滨设立分支机构，已内定派冯彬去负责筹建，李思恩私下里曾就谁承接她岗位的问题，征求过冯彬的意见，冯彬力荐霍小青。看来两人的关系还真是够铁的。
       电脑部经理徐一民手里一直摆弄着香烟，摆弄得旁边的人看着直烦。因为会议室里不准抽烟，所以他只能拿着享用，偶尔还闻一闻。平时工作中，机房的规定严格，连进门都要换专用的拖鞋，更别说在里面吸烟了。所以，他在烟瘾犯了、实在忍不住的时候，会跑到茶水间和几个大户凑在一块儿，猛吸两支了事。茶水间因这几位烟鬼而成了吸烟室，窗子冬夏都开着。就是这样，去打水的人也得憋着一口气，杯子一灌满，立即小鬼追也似的逃出来。但是这会儿不行，他现在既不能就地点着抽上过瘾，也不能离开正在进行的会议去茶水间吹烟圈，所以他只能摆弄烟和闻烟。
       霍小青的话音刚落，徐一民就接上了。只听他慢悠悠地说：“二八定律在证券经纪行业并不适用。我用自己编的一个小软件，对我们的客户结构和佣金贡献率的关系作了认真的分析，事实是，绝大部分佣金是中散户贡献的。大户们坐庄做波段者居多，如果没有大行情和内幕信息，他们的交易量几乎为零，所以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一二层支撑的。另一方面，大户所付的交易佣金要求打折，营业部还要向他们提供免费电话、贵宾室和免费午餐等等，算一算，成本相当高。我曾把这个软件交给总公司的电脑中心，他们用它对全公司分布在全国的所有客户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与我的相同。这就是说，保证金余额加市值总额低于1万元的和高于500万元的，对我们的业绩最终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的结论是，中户室不但不应该取消，而且还应该大发展。如果我们能把散户都培养成了中户，首诚北证就会名闻天下。到时候不用我们去拉客户，他们自己就会主动跑来。中户就像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是我们营业部的中流砥柱。”
       李思恩对徐一民的发言很满意。他们俩已经就此问题私下交流过多次了，他的观点有理有据，有科学分析支持，相信今天出席会议的其他同事不会不服气。
       李思恩自己平时喜欢读书，因此也常常鼓励部下读书。他会把他认为值得读的书用红绸带系上，作为重奖发放给有突出贡献的员工。总公司上下有些人对他的这一做法颇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到总公司开会，另一坐落在南方的分支机构的总经理就曾私下对他这样嘀咕：
       “我们搞证券的，最忌讳送书你知道吗？你要是给我送书，我保证会立刻把它扔喽！书，音同‘输’，不吉利！你想亏，股民还不想亏呢，你懂不懂啊？赚钱就是赚钱，读书就是读书，它们是两条道，混了就会神经错乱，就会不务正业。”
       说实话，李思恩到现在也没把这两条道分清和分开。他一直认为送书胜过送钱。他不但没懂那位好心同事的提醒，而且还变本加厉。现在他每个月都要给员工讲一次课，偶尔还会外请专家来讲，员工之间也相互讲，他自己都在感觉着进步。“二八定律”的由来及其内涵就是他上次课上讲的，没想到大家已经把它用到工作中了，而且还用得很灵活。
       徐一民是李总的爱将，同时也是个工作狂。他的爱人对此颇有微词。有一次，李思恩周末陪太太一起逛商场，发现不远处徐一民也在陪爱人买东西，于是心里特高兴，走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并有意当着他爱人的面，把徐一民重重地表扬了一番，还说他能陪妻子逛商场，这样的男人一定是个好男人。
       “什么呀！您不知道，我们从一层逛到三层，他总共打了7个电话，我都给他记着呢！到现在为止我还什么都没买到，光听他打电话和生闷气了。得，上面两层我也不想逛了，我们还是回家去吧！”他太太的语音里都带上哭腔了。徐一民在旁边憨笑着，倒也认账，对李总说：“电脑部新来的小陈今天第一次单独值班，又赶上和交易所测试数据，我既想锻炼锻炼他，又有些不放心，就多打了几个电话。”这不能不让李思恩感动。有这样的部下谁会不高兴呢？最后，两家4口人不但一起逛完了整座商场，收获了大包小包无数，而且李思恩还请徐一民小两口一起吃了午饭，哄得两位太太简直开心死了。
       自那以后，李思恩和徐一民两家，就成了同事加朋友的关系，逢年过节总会凑到一起。
       这天的会议开得很成功。每个人都很高兴，大家都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东西。
       李思恩更高兴，今天的讨论使大家的思想自觉自愿地统一到了他的既定思路上，并且，这个团队让他对未来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差10分钟4点，李思恩对讨论的结论作了总结，并且要求由厉大姐记录后，形成内部文件打印出来，星期一上午传达给每位员工：
       第一，首诚北证在现阶段，坚持以发展中小客户为主，但走高端之路却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此，今后营业厅开户的最低保证金余额从5000元提高到1万元，员工不许开发1万元以下的客户，更不允许不负责任地煽动、误导低收入人群参与股票投资。
       第二，目前的大中户室格局不变，但中户客户队伍要壮大；大中户开户时，放宽中户标准，从严贵宾标准；客户升级时，户内资金量必须要达标。
       第三，以机构客户为主将是大户室未来发展的方向。大力发展国债期货业务，成立以李思恩为组长、霍小青为副组长的业务开发小组，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开展产品创新。
       第四，申请独立的深圳席位，安装卫星收发系统，不再通过华信证券进行二级代理。
       第五，另请一家专业公司，立即着手帮助机房进行硬件更新和软件升级，以保证行情发布和内部申报、成交回报系统不再出现故障。
       散会后，李思恩叫着厉大姐，一起到地下室保安宿舍查看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保安们早晨在附近小吃店买着吃，中午和员工一起吃盒饭，晚上则只能用电饭锅煮面条或速冻饺子对付，因为这栋办公楼没有餐厅，没有预留烟道，他们没有办法正常地炒菜做饭。
       回到楼上，李思恩和厉大姐商量好了解决保安晚饭问题的具体措施，并决定，以后员工每月发放的劳保福利等，每个保安也给一份。单位平时将保安费直接支付给保安公司，标准是每人每月1000元，但保安公司发到他们手里的工资却是每月400多元，他们把其中的大部分又都寄回了家，因此生活上只能维持着最低的标准。这样的生存状态是不可能使他们尽心尽力工作的。所以李思恩对厉大姐说，要进一步调动保安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光靠考核和向他们的领导打小报告是不行的，还要真正关心他们，直接奖励他们，平时的过节费也应该有他们的份儿，单位搞活动一定要邀请他们参加，要让他们确实感觉到自己也是这个集体的一员，这样他们才会热爱这个集体。厉大姐使劲地点着头。老总这样说话，她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是放下了，而且后面的工作也好做了。
       三
       朱希文是经贸学院的老师，拥有两年多的股市实战经验。他在学校里主讲金融改革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轰鸣声中，他越来越觉得应该走出书斋，到社会实践中去汲取营养，丰富自己。况且，教师的生活也太过清贫，教师的世界也太过冷清，校园的气氛也太过平静。他感觉到压抑和喘不过气。
       他本来有一个很安稳的家。妻子谭秋文静、秀美，小鸟依人，能歌善舞，师范毕业后，分配到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还兼着校团总支部书记。谭秋工作认真负责，几乎年年被评为单位先进。朱希文与她是青梅竹马，俩人的父母都是航空研究院的同事，曾同住在一个大院里。两个人能走到一起，结婚成家，那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中间未曾有过任何波澜。唯一遗憾的是，他们结婚快两年了，却仍然没有小孩。本来，不要孩子，在奔事业或玩新潮的青年人眼里，算不上什么大事。但是，在四位老知识分子父母的眼里，这却是件天大的事。于是，母亲和婆婆轮着番儿、变着法儿地哄谭秋去医院检查、治病。结果最终的诊断结论却是：谭秋虽有一点妇科疾病，但绝不至于影响到生育，所以问题很可能出在男方。然而，在看了妻子拿回来的诊断结论后，朱希文不但断然拒绝去医院作检查，还令人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大骂“混蛋”、“不是东西”，也不知道是骂谭秋呢还是骂医生，抑或是在骂他自己。
       人往往就是这样子，有的窗户纸是不能给捅破的。这和没考上大学不上和考上了哈佛而不去上的差别是相似的。朱希文的这层窗户纸现在被人给捅破了，他的“差别”被暴露了，并且还被晒在了纸上，他当然会感到很不爽。
       反正自谭秋体检结论出来之后，朱希文像是变了一个人。他变得不再如以前那样孝顺了，基本上不再去丈母娘家，也很少回自己的父母家，除非是春节或父母的生日。就算是回了，也是放下礼品打声招呼转一圈就走，决不多待一分钟。两家老人也像商量好似的，谁都不再提要孩子的事了。
       不久，经贸学院里传出朱希文有了师生恋的绯闻。因为女方是毕业班的学生，所以半年多时间之后，女方毕业离校分配到了外地，这事也就平息了。朱的父母、丈人和丈母娘则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对他依旧赔着小心。然而，事情本身虽然是平息了，但事情的影响却仍在学校里一届届地延续着。后面入学的学生们对朱老师私事的关心胜过了对他讲课内容的关注。这不能不影响到朱老师的工作情绪。于是，朱希文备课、讲课都不再像以前那么认真了，课堂效果差了，科研成果也少了。
       朱希文早在1990年底，在沪深两个交易所成立前后，就通过在美国留学的同学，邮寄回来了许多有关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资的书籍、资料。他当时研究它们，纯粹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研究之后的一个直接收获，就是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来学校办了几期资本市场培训班，他都是主讲教师之一。那几期培训班使他结识了不少在日后的证券界中呼风唤雨的人物。
       1992年初，和妻子刚刚分居，朱希文就在离家最近的华信证券营业部开了股票账户，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投了进去，把所有的业余时间也都投了进去，而把烦恼扔在了脑后。营业部的总经理、财务部经理都是他培训班的学生。他们当学生时的身份，分别是信托投资公司的科长和科员。是证券市场的出现，使他们步入了人生的快速上升通道。现在老师来了，他们当然要特殊照顾，虽然不够大户标准，但朱希文还是被请进了贵宾室，并给他专门配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员工，为他一个人服务。
       毕竟是理论功底深厚，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没有几星期的工夫，朱老师就成了所有大户们的核心。他的政治形势分析、宏观经济判断和金融改革详解，折服了所有的人。大家完全看他的，他买什么，大家买什么，几乎都在满仓操作，个个都赚了钱。大户们高兴，营业部更高兴，成交量上去了，佣金收入当然也就眼见着往上蹿。于是，营业部总经理和其他大户排着队，争着抢着每天请朱老师下馆子。朱老师正好早饭不吃，而午饭晚饭又没有着落，所以也就顺势而为，有请必应，还博得了个好人缘。
       在朱老师的英明指导下，华信的大户乃至于中户、散户，都在这年的6月份出光了手里的股票。那些在随后的沪市大跌和深市原野停牌、“8·10”事件中损失惨重的股民，因为没有得到像朱老师这样的领袖人物的指点，只能深陷在迷乱和痛苦的泥潭之中。
       朱老师在股民的口口相传中名震京城，甚至有几个月因为应付约稿和讲座，几乎都没有时间去赴华信的饭局。讲座的报酬很丰厚，一次讲座的报酬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而且是当场支付；各类报纸杂志给付的股评稿酬，汇款单一周就有十几张，他去邮局取款，人家都不要看他的身份证。
       墙内开花墙外香，花香飘回主人房。那些他所在的学校里曾踩咕过他、背地里埋汰过他的同事，此时也毫不掩饰对他的羡慕和敬仰。有几位平时关系较好的系、院领导，竟偷偷地找到他，表示愿意把钱交给他帮着买股票。
       爽！真是扬眉吐气！他一拳砸在演讲桌上：种不出儿子怎么了？种不出儿子就不是男人啦？照样牛！
       其实，外人并不知道他在某些方面不牛，他大可不必这样大喘气。小心别露了馅。
       朱希文在1992年10月，接受了同事、亲朋好友20多人共95万元的委托资金，陆陆续续地全部投入了股市。截至1993年10月底清账时，人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人家朱老师不但帮着咱挣了钱，自己还分文不取，给辛苦费都不要。在这一年的委托期中间，有见好就收退出的，有见好就上后加入的，也有贪心不足连本带利在账户里滚的，前后有近30人次，但人家朱老师把个大账户理得清清楚楚，营业部机打的对账单每人每月给一份，公平透明，谁都没得说。
       陈力真是了不起，朱希文的事他竟然了解得这么细。上述这些事都是后来陈力绘声绘色给大伙讲的。中央台每年一月份的“证券市场全年回顾”专题节目，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朱希文都是主讲嘉宾，怪不得开始时陈力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上次清账之后，找朱希文帮助炒股的人更多了。有的想把钱交给他全权打理，赚了双方五五分账，亏了全算出资人自己的；有的是自己在炒股，希望能得到朱老师的指点，说透了，就是买卖什么股票，请朱老师能知会一声。
       上述要求都被朱老师回绝了。对他而言：第一，为人打理钱财太辛苦，劳神伤身体。第二，人性贪婪，没完没了。有人白给挣钱，谁会轻易罢手说停？就是仅只指导，也得告诉了买，又得想着告诉人家什么时候卖，损失了还得惦记帮着往回捞，更是没尽头。第三，风险大。自己又不是神仙，哪能百发百中？万一失手，亏了，没法交代。第四，“财神”的名声已经到手，何苦再去冒“晚节”不保的风险？所以，朱希文决定就此打住，有钱自己赚。
       他悄悄地搬了家，换了呼机和电话，掐断了和这些人的联系。
       但是，有两个人找他，他却没有拒绝。一个是他的恩人，将他留校的导师、老院长吴天教授，一个是他的唯一女友、学生丁宁。导师是他倾吐苦水的对象，比亲爹还亲；女友为他曾被发配边疆，感情比哥儿们还铁。老院长的钱不光是自己的，还有他儿子、女儿和亲家的，但凑在一起，钱也不算多，总共才20万元。
       丁宁和朱希文的事，当年闹得沸沸扬扬，但实际上，俩人之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丁宁就是崇拜朱老师，上课时，丁宁一双毛嘟嘟的大眼睛总在朱老师身上打转转，他每一句精彩的话，每一个潇洒的手势，都让她心动。两个人的心就是这样通过眼神传情而逐渐贴近的。丁宁因朱老师而把这门课学通了，朱希文因丁宁而把这门课讲神了。那个学期教室换过三次，最后换到全校最大的阶梯教室，还是坐不下。大四第一学期末，丁宁往朱老师的办公室跑得勤了点；朱老师当时正和家人闹别扭，因此对丁宁也格外热情了点；放寒假时，朱老师到火车站专门送了丁宁一次。仅此而已。谭秋要是不闹，朱希文和丁宁决走不到一起去。所以说，男人出事，往往是因为妻子把他生生地推进了别的女人怀里。
       1992年7月，丁宁毕业分配到青海。她是全年级唯一被分到西北工作的人。她在单位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回了湖南老家。单位不放她，她是硬走的。于是，工资停发，档案扣下。
       丁宁的父亲是湖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这家企业的历史包袱很重，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为了给技术改造筹集资金，降低负债率，化解银行风险，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该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以图上市融资。为此，企业已经投入了很多。丁宁回家后，被他父亲安排在公司的证券办公室工作，具体负责相关股改和上市文件的制作。1993年底，企业决定，由丁宁牵头，在北京注册一个投资公司，实际参与股票买卖。按照丁宁的父亲在班子会上的阐述，这样做有四点好处：一可以把握证券市场的脉搏，使企业对将来的发行定价做到心中有数，保证募集到尽可能多的资金；二可以锻炼一支懂市场、有专业素质的队伍；三可以在北京收集到最新的政策信息，及时反馈给企业领导供决策时参考；四可以从二级市场赚点钱，贴补一下上市过程中的开支，这叫做以上市养上市。于是丁宁负命再次北上。
       一到北京，丁宁就立即与朱希文取得了联系。俩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贴心，很快就住到了一起。不久，湖南打过来的1000万元资金，也几乎被他们全部投入了股市。
       操作当然是以朱希文为主。他们选的都是绩优和高成长股票。但无奈何的是，大势不争气，买一只被套住一只。
       平衡、对称与周期性真是人世间的永恒规律。它让你高兴过了，接下来就会让你痛苦；让你赚了钱了，接下来就会让你身体不好；让你当了官了，接下来就会送你一堆烦恼；让你这一辈子风光了，接下来儿孙们保不齐就会不争气，把金钱、荣誉都给败霍掉。反正不该你得的得了，早晚会被它给找补回去。朱希文目前就是这样。突如其来的桃花运撞得他一激灵，神情为之大振。没了师生身份的妨碍和家庭的阻隔，可以让他在二人世界里尽情地嗅吻和抚摸。丁宁身体颀长，浑身飘逸着压制不住的青春涌动。她白嫩而细长的颈部，坚挺而富有弹性的双乳，扁平而绷得紧紧的小腹，笔直而雪白的双腿，让朱希文想沉下去，却又处处有支点，刺激得他唯有双臂紧拥，狂吻乱嚎。
       然而，这样受用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找补”的不祥之云就已飘然而至。
       截止到1994年的6月份，半年不到，他们买入的股票，总市值就已跌去近半。
       这时，朱希文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开始真的发慌了。与此同时，他在华信证券也待不下去了。他的分析屡屡失灵，他推荐的黑马个个马失前蹄，听他股评并按其指引操作的人，都被套得死死的。终于有一天，收市之后，几个刚入市的年轻小伙子，把他堵在了华信证券营业部旁边的一个楼角，逼着他赔偿他们的损失，否则就用针缝了他的嘴，让他为自己的胡说八道付出代价。多亏营业部总经理下班经过，才帮他解了围。自那之后，朱希文找到曾是他培训班学员的霍小青，通过她，悄悄地在远离城中心的首诚证券开了一个资金账户，并开始到这边来天天“上班”。这里人少，隐在散户中，相信不会有人能认出他来。
       四
       冯彬走了，她到黑龙江筹建另外一家分支机构去了。李思恩支援了她一个财务主管，一个电脑主管。临走前，她再次向李思恩推荐霍小青，建议由她接替自己的工作，但李思恩还是没有同意。没同意的理由是，国债期货市场的红火及机构客户的开发，已经让霍小青手忙脚乱了，再把中户室交给她管，怕她吃不消。厉大姐推荐陈力，李总刚开始也没有同意。陈力最近的股评水平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常上电视台主持讲座，通过这种方式给营业部带来了不少新客户。他每天在营业部大厅所作的盘后分析，连其他券商的股民都偷偷跑来听。这样难得的才子，单位应该捧他，把他捧成股市明星；应该给他时间，给他舞台，而不应该把日常杂务压给他，所以他也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是，若从支持的角度看，给陈力升职，会提升他的社会地位，有助于他对外宣传自己，有利于公关，反过来又会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所以最后，经与总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总经理杨大头沟通，决定给陈力一个虚职，提升他为总经理助理，负责营业部的市场开拓，仍然兼任散户主管和首席市场分析师，并立即行文上报。而冯彬的岗位则由李明接替。李明是地道的上海人，硕士毕业，现在公司投资部，人很精明，本人已提出申请，愿意到北京来工作。
       杨大头这一次办事出奇地痛快。也许他终于弄明白了，李总主张的事，公司领导没有不买账的，所以不如先就卖个人情更好。
       人力资源管理部在公司是最没用的部门，这谁都知道。但李思恩却从没有不尊重他们，他认为这个部门在公司里地位应该是非常高的。也许正因为这样，杨大头才会给脸蹬鼻子，总“欺负”李思恩。好在李思恩并不跟他较真。公司平时的员工培训，一般由和人力资源部同级的培训中心主持，没前者什么事；普通员工的考核、流动，由各分支机构或公司直属部门自行处理决定，也没人力资源管理部什么事；分支机构部门经理以上的管理级员工的考核、流动，最终由公司领导说了算，更没它什么事。因此，人力资源部平时就是草拟些规章制度，诸如员工的定级考核标准、工资制度、福利及休假规定等等下发，唬唬人，顶多相当于公司领导的大秘书那么个位置，时不常地还要遭到工会、办公室、其他业务部门的责难，所以是个受气的窝囊机关。杨大头是专门学人力资源管理的博士，书生气十足，但工作热情却高达十二分有余。有一次，公司内部部分分支机构负责人相互间轮岗，杨大头一气给总裁提交了5个方案，但提一个被否一个，又提一个又被否了，到最后他也没有弄明白领导的意图。好在是领导后来干脆直接下令了，某某去深圳，某某去武汉，某某去大连，这样才算结束了这场游戏。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那次领导竟然失算了。被指派去深圳的那位，同她已在深圳的老公一起，把公司给骗了；由副职升为正职去武汉的那位，因为用公款给自己炒股票，被公安收监了；从上海调往大连的那位最高兴，因为他离联手坐庄的东北公司更近了，于是做得也更欢了，以致被交易所监察到了，家都被抄了。出事之后公司开始查责任，发现任命书是人力资源管理部草拟的，文件是杨总签发的，人选是杨总“推荐”的，于是他被处以记大过处分。从此后，杨“大头”（在北方，如果一个人被暗地里耍了，名利上遭受损失而又有口说不出，就会被称做让人“拿了大头”）的名字就在公司内部传开了，私下里不再有人管他叫杨总或者杨博士。
       陈力提职、李明接替冯彬之后，李思恩觉得应该找霍小青谈谈，作些解释。
       本来说好下班后，与厉大姐一起，3个人在单位附近的川菜馆边吃边聊，但厉大姐的丈夫临时出差，她不得不赶回去给孩子做饭，所以只能由李思恩单独找霍小青谈了。
       李思恩来到大户室时，大户们早走光了，其他员工也下班走了，只有霍小青一个人在整理单据。见到李总，霍小青急忙站起来，露出一排小白牙和两个酒窝，冲着李总一笑，说：“李总，是不是要找我谈话啊？您不必多心，我没有想不通，更不会影响工作。”话说得很轻松，没有含着怨气的味道。
       好厉害的一张嘴！李思恩心想。她这样有准备地单刀直入，还真让李思恩有点尴尬了。于是他暗暗责怪起厉大姐：一定是她多嘴，先向霍小青泄漏了消息。办公室主任的嘴不严，那可是大忌。但与此同时，他心头又禁不住涌出一种感激，感激霍小青如此通情达理。
       “我想请你吃晚饭，你愿意吗？”李思恩没有直接接霍小青的话茬儿，而是笑着诚恳地发出了邀请。但话说完之后又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语气欠妥，请部下吃饭，怎么能用乞求的口吻呢？！
       “老总请客，当然愿意了！我正愁晚饭没着落呢。”小青爽快地答应了。
       “你还住在冯彬那里吗？上班很远啊！”李思恩已经踱到了小青的办公桌前。深蓝色的西式工装穿在霍小青身上，合身、职业、大方，同时又使她显得庄重、高贵。
       “暂时还住那儿，冯姐当时租金交到这月底，而且有些东西也还没有来得及带走，所以一直没有退租。不过下个月我就搬到新地方了。我在咱们营业部附近租好了一套一居室，以后上班就近多了。”霍小青边说边做好了收尾工作，提起包跟着李总走出了贵宾室。
       上了车，李思恩扶着方向盘问：“你们住的地方附近有家西餐馆，我去过，感觉不错，咱们去那儿吃怎么样？”
       “当然好啦，吃完饭我回家也方便了。”李思恩暗笑：她可真实在，想啥就说啥。
       到了饭店，他们挑一个靠角落的僻静位子坐下。李思恩说，我喜欢吃带血的肉，霍小青说她喜欢翠绿的草。于是他们开始对着服务生各点各的所爱。
       “李总，您可千万别责怪厉大姐。”点完菜后，霍小青先开始了解释。
       “她是觉着调李明来接冯彬、提陈力当总助，实际上等于是降了我的职，如果一起来吃饭，这话有点儿不好说，所以她才事先跟我打了个招呼，找个借口不来了。她绝没有私下通信息买好我的意思。”
       什么？原来是这样！李思恩心里想，这还不叫买好、通信息吗？提名陈力难道不也是你厉大姐的意见吗？真是，两边都不想得罪。
       霍小青像看透了李思恩的心思一样，紧接着又说：“她找您推荐陈力之前，曾事先征求过我的意见。厉大姐从我和陈力的个人发展及单位的全局利益出发，作了精辟的比较分析。我觉得她的分析很有道理，所以赞成她向您举荐陈力。只是我俩都没有想到后来会把陈力提得那么高，并且调李明过来接替冯姐。”
       调李明过来其实是总公司领导的意思。据说李明是董事长韩筱的亲戚。李思恩本来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从二三层楼面的员工中，经过民主评议和班子讨论，选拔出一位中户主管就行了，然后让霍小青接任交易部经理的职务，但公司领导没能接受他的建议。在公司内部，主管就是“吏”，部门经理及以上才是“官”，两者的性质和待遇差别很大。李明到北京就是镀个金、转换一下身份，今后还会有更重要的位置等着他，这是不容商量的事。这些内幕的东西，李思恩是不能对部下讲的。机关工作的经历告诉他，有意保持信息不对称的格局，是维系领导权威的一个要件，至少是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连圣人都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见其实用性之不可怀疑。员工要是什么事情都知道得那么细，反而会乱了套。
       “李明是个好同志。时间长了，你就了解他了。”李思恩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
       牛排上来了，李思恩决定工作上的事就此打住，说多了已无意义，于是挥起刀叉，开吃起来。霍小青也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自己的套餐，不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李思恩边低头吃边慢慢地说：“既然你头脑这么清醒，心胸这么坦荡，没有任何思想包袱，那我也就没包袱了。咱们聊点别的，今天不谈工作。”
       霍小青心想：没包袱那是假的！关键是看你李总怎么看我。如果你认为我霍小青在能力上不如他们，或者认为我是个女的，才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怎么可能会没有思想包袱？心里虽这样想，但嘴上却说：“好啊！”
       “你有男朋友了吗？”李思恩不经意地问。
       霍小青的脸有点儿红。
       看看周围，在这里用餐的好像都是一对对白领，于是霍小青想：李总这么问是不是想把我往什么地方引啊？
       “还没有呢。”她只能实话实说。
       “是不是标准太高了？”
       “也不是。”在霍小青的心里，李思恩就像是个样板。与只精于吃喝玩乐的两个前任领导相比，李思恩正派、正直，有学问，是个让她佩服的男人。她尤其愿意听他讲课。讲课时他好像不是1米70，而是1米80或者更高，显得气度非凡。于是她真心地说：“他能像您一样我就满足了。您不吸烟，不喝酒，要学问有学问，要能力有能力，家庭观念又强，我觉得已经是很完美了。李总，您如果继续从政的话，也肯定会坐到很高的位置。”
       李思恩刚含了一口葡萄酒，差点没喷出来：“行啦！拍马屁都不会拍。我要是能往上爬，干吗还要下海？”
       “真的，李总！”
       “对啦，您太太贵姓？”霍小青问。
       “姓刘。和我的姓一样，都是大姓，人群里一抓一把。我们俩是研究生同学。”
       “那以后见面的时候，我是该叫她刘姐呢，还是该叫李太太？”霍小青调皮地问。
       “嗯，叫李太太比较符合国际惯例。”李思恩想了想之后，认真地说。
       “我小的时候，有个邻居姓胡，胡家大哥娶了一个外村的姑娘，过门后我们都叫他胡大嫂。慢慢地，就忘了她娘家姓什么了。据说现在美国人结婚之后，妻子也是改姓丈夫的姓，只是名字不改。你是学英文的，这方面比我知道得多。不过在古代，中国妇女似乎不是这样被称呼的，她们自己的母姓始终被尊重，尤其是贵族。比如《左传》里就记载，郑庄公与下属谈论庄公自己的母亲，都直呼其为‘姜氏’，可见他们还是记得她的娘家姓的。《水浒传》里，108位头目中有三位是女性，即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和母夜叉孙二娘，她们三位都有丈夫，分别是王英、孙新和张青，但她们却都没有随夫姓。即使是近现代，中国妇女死后，在家谱或墓碑上，虽然名字可以被隐去，但娘家姓还是仍然要保留的，而绝不可被写成‘胡大嫂’或更姓为‘胡氏’。由此可见，中国还是有尊重妇女的优良传统的。”
       霍小青想就着李总“尊重妇女”的话题往下发挥，对他提拔陈力而没有提拔自己发一份感慨，但又怕被领导小看了，所以眼睛转了转，最终把话头咽了回去。
       霍小青很喜欢宋代文人的作品，尤其是南宋时期的爱国诗词。因此，说到宋朝，她便问李思恩：“李总，您说中国秦以后，为什么中央政权都怕北方少数民族而不怕南方蛮子，为什么打不过了总往东南跑？”
       “还真是，中国中央政权不怕从南边来的敌人但却怕从北面来的对手。”李思恩以前没想过这个问题，于是放慢了语速，边想边说：
       “中国的核心在中原，中国人的主要民族构成是汉族，而汉族的民族感和文化尊严都诞生在黄河流域。在冷兵器时代，剽悍的游牧民族在作战方面是占优势的，农耕文明难抵草原文明的冲击，早期的黄帝战胜炎帝就是这个样子的。到了后来，北面的入侵者突入了中原，中原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尊严与社会结构一旦失去了根基，心理防线就会垮掉。统治者这时之所以往东南撤，一方面是因为江南富庶，远离入侵者；另一方面是因为东南沿海居民比西南边民民风怯懦，比较好统治。但结果却是，统治者越往南撤越没戏，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既有的皇权光环，南方蛮子都不再认他们为一家人，所以最后也只有消亡一条路可走。”李思恩并不太懂历史，但又不能不回答，在女部下面前丢面子，于是就凭着自己的理解，胡诌了一通。
       果然，霍小青提出了一个小小的异议：
       “也许是的，中国人越往南，变得越文弱。比如说广州，开埠不比上海晚，甚至早期比上海更有名气，但上海出了十里洋场和那么多的流氓大亨，广州却没有。所以说我国东南沿海民风不如北方的强悍，有一定道理。不过，闽粤人虽然不野蛮，不强悍，但似乎不能就说他们懦弱。您看，清朝像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叛臣逆子，哪一个不是出在广东？”
       李思恩诡辩道：“那毕竟是少数，代表不了民风。而且在这些精英里面，也是文的多，武的少，至少他们都不够神勇。”
       接着，李思恩话锋一转，继续发挥起来：“其实北方人也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野蛮强悍。在东北地方戏曲中，凡是演家庭戏的，多半表现为女人凶男人熊。这基本上符合事实。东北的男人在家里怕老婆，这在南北中国、东西方世界都是出了名的。但是有一条，人家家庭和睦、其乐融融，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虽然好多年没去东北了，不知道那里现在的情况变得怎样，但我还是敢打赌，无论世风如何影响，东北人的离婚率肯定是全国比较低的。正宗的东北男人，无论高矮、胖瘦，都有两个特点，而且内外有别：在外像根棍儿，宁折不弯；在家像面条，宁弯不折。这两个特点反差越大，其家庭结构越稳定。
       “东北男人在家里像面条，很软；小事上从来都是放开放活，决不和太太计较。他们认定太太是‘内宫’的主儿，所以始终自觉地帮她们树立威信。如果一不小心自个儿把太太给惹急了，那么下个跪或挨打两下的事就是难免的。男人这样‘弯’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家庭的情丝不‘折’。当然，不折的情是相互的；作为回报，女人在外面也会给足自己爷们儿面子。当着外人的面，女人对男人是绝对地顺从。不管自己的男人有多么不行，她都会找出几条优秀的，在外人面前显摆，而决不会公开地讲老公的坏话，在不明就里的外人看来，简直是贤淑之至。
       “东北男人在外面宁折不弯，经常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有话直说，决不憋气在心里与自己较劲，对上司、对同事都是一样。火头儿上，东北爷们儿甚至还可能相互间以武力解决问题。南方人对此很不理解，常斥之为争勇斗狠。我大学时的一位广东同学曾告诉我，他那里的人若是相互间斗起气来，会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一个说‘你有种上来！’一个说‘你有种下来！’但直到最后，他们还是保持着不变的距离，就像那里四季常青的自然环境一样，缺少枯荣的光彩和极端的体验。东北女人宁愿喜欢前者。男人嘛，在外面爆发了，回到家里就温顺了。
       “火暴的东北汉子需要有刚烈的东北女人制服。因为刚烈，所以东北家庭的婆媳关系远没有南方家庭那样柔顺。但儿子随母、女儿亲爸，选媳妇要看岳父，姑娘最终还是沾了模范老爸的光儿。于是东北的姑娘，个个被你争我抢，刚过二十就都被娶走了。不信你可以跟踪统计。”
       霍小青听得入了迷。她没想到李总不但爱工作，而且还这样懂得生活。
       有了忠实的听众，李思恩谈兴大发：
       “如果讲求精耕细作的南方姑娘，嫁给地广人稀、粗犷豪放的东北男人，则在男方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在女方小的方面放开放活，那小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你家是黟县，在长江以南，在北方人眼里，长江以南都属于南方，所以，我们以后一定给你介绍一位东北小伙子。”
       霍小青的脸又红了，不自然地笑着低了低头。李思恩平时最喜欢看爱人脸红。他认为女人只有在脸红的时候最美。不知道脸红的女人不可以称为美人。
       霍小青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李思恩，听他胡侃，偶尔插几句话。俩人一直聊到人家餐馆关门。
       五
       周一一上班，朱希文就找李明。
       上周他往账户里又存了些钱，资金户里的保证金接近有20万元，算是勉强达到了中户标准，搬进了中户区。作为中户区的一员，他当然要归李明管理。
       找到李明后，朱希文交给李明一张350万元的转账支票，出票人的法人章是朱希文本人，出票人的地址在沈阳。朱希文让李明把支票交到财务室入账，并允许他开市后先行买入股票。李明高兴地答应了，并通知了中户室业务员。
       财务经理接了支票，更是兴高采烈，因为这是开业以来最大的一笔保证金存入。她高兴地叮嘱李明要监控好朱希文买入的股票，因为在他的款项到账之前，买入的股票所有权是营业部的，而不是朱希文的，然后财务经理转身让出纳去银行办理资金入账手续，之后，又电话通知电脑部，给中户室朱希文的保证金账户空划350万，以便他尽早建仓。对于大客户的要求要特事特办，有求必应，这是办公会上定的调子，以前也一直是这样操作的。
       李明是搞过投资的。他看了朱希文在集合竞价时下的几个单子，感觉很有水平。开市后，朱希文买的几只股票表现也都不错。下午，李明想和朱希文打声招呼，晚上请他吃饭，但是后市开市后不久他人就不见了。
       第二天一早，朱希文继续加仓。不到10点，他已经将划给他的350万元额度和账户中原有的20万元保证金全部用完。这两天，中户室因为有了朱希文，而使成交量在三类客户中的比重提升了25个百分点。
       李明早晨关注了一下朱希文买入的股票。因为受大盘拖累，它们今天几乎都处于盘整状态，多空双方似乎争夺得比较激烈。
       李明今天想提前和朱希文约好，请他吃饭，中午晚上都行。他想感谢他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同时也想向他请教请教。这和陈力的举荐有关，陈力把朱希文简直吹上了天。但是，朱希文还是不知什么时候溜掉了。
       与此同时，出纳员也在银行等着。因为是异地跨行，所以朱希文的款直到第二天下午依然没有到账。
       接到财务经理的提醒电话，李明开始在外面呼朱希文。这两天恰好赶上李明带队，在闹市区摆摊咨询和当场开户。朱希文给李明回话时说得很客气，说家里来了亲戚，实在不好意思，饭就先不吃了，等赚了钱，由他请客。经确认，电话号码与他开户时留的家里电话一致。
       第三天上午，朱希文没有到营业部来。他主动打电话到李明的手机，说昨天晚上酒喝多了，现在头还在疼，估计下午才能到营业部来。但是到了中午，还没等到下午，开户银行就通知营业部：说出票方为空户，银行已决定退票。此时李明再呼朱希文，朱希文即不再回话；打他家里的电话，也始终没人接听。
       这时李思恩在市郊开会已经有两三天了，是证券业协会组织的，要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参加。接到李明的电话后，李思恩吓得连午饭都没敢吃，立即请假往回赶，并打电话给登记公司里的熟人，请求帮他核查朱希文上海证券账户中的股票是否有卖出，如果未卖，请帮助立即冻结；如果已卖，请告知卖出席位所属的证券营业部。
       李明请示，是否应该把这件事报告给总公司？李思恩立即呵斥道：“你还怕乱子不大？报告他们，他们能帮上什么忙？不过是先训斥我们一番，然后讲些大道理、大原则，让我们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妥善解决，保护公司财产，避免损失，如此而已，但接着就是全公司上下都传个遍，会不断地有电话打过来询问、探听，会搅得我们思路大乱，什么事都干不好！既然是咱们自己惹的事，最终只能靠咱们自己处理，往哪儿推都推不出去。所以谁也不要报，有事我顶着！”李明觉得李总说得有道理，就没再坚持。
       等李思恩到了单位，登记公司那边也有了回话：朱希文前两天内在首诚证券北京营业部席位上所买的上交所股票，已基本上在岳阳证券亚运村营业部的席位上被全数抛出。
       诈骗！有预谋的金融诈骗！利用T+0交易和上交所的证券托管制度漏洞，在A公司透资买入而在B公司相继卖出，然后提钱走人！李思恩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报警。但平时相处很好的片警却在电话的另一端告诉他：我们只管打架斗殴、查户口和辖区内的治安，你们这事太重大了，也太专业了，我们派出所管不了，这类巨额金融犯罪应该找区或市公安局报案。
       李思恩搁下电话，让对北京熟悉的陈力，带着介绍信去公安局报案；让李明带着介绍信去岳阳证券，请他们帮助冻结朱希文卖股票所得的全部款项；让霍小青同时照顾一下中户和散户，厉大姐协助维持局面，不要走漏风声，引起股民骚动，尽量做到内紧外松，自己则翻出证券业协会在会上刚发的北京市金融证券机构通讯册，查找岳阳证券亚运村营业部总经理的电话。
       李明来到岳阳证券亚运村营业部时，正好赶上收市。一群群的股民从大院里涌出，有的步行，有的推着自行车，各走各的路，各想各的心事，谁也不理睬谁。走进营业大厅，见有两个柜台窗口贴着“银行”的字样，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正在往手提款箱里面码钱，手持电棍的保安人员则警惕地守在窗前。李明见状，急忙找到他们的交易部经理，交换名片，出示介绍信，并说明来意，想趁银行人在，当场核实划取款情况。交易部经理是位女同志，很热心，立即与银行的人打了招呼，请他们等一会儿离开，然后让管开户的业务员根据李明提供的账户信息，查找朱希文的账户资料，打出交易和资金流水。
       开户资料让这位女交易部经理很难堪。股票账户的户主是朱希文，但对应的资金账户的主人却是丁宁。资金账户开户不到一周的时间，开户时未存入一分钱的保证金，是个空户。昨天全天与今天上午抛股票所得款项，已分别于昨天下午和今天后市开市前后悉数提出，除一笔127万元为现金支票外，其余220万元左右全部是以超大额现金的方式，分几次提走的。开户和取款的环节都没有朱希文的授权委托书。看来朱希文和丁宁两个人是相互配合，分工协作，共同于短时间内完成这一A处买B处抛的“套作”业务的。
       李明要求将全部资料特别是资金的去向凭据复印一份带走，以便找朱、丁二人算账，但女经理不同意。她说金融机构应对客户信息保密，只有司法部门才有权调取相关资料，我们让你看了，了解了情况，已经是尽了同行的义务，再得寸进尺就是强人所难了。李明知道她态度之所以转变的原因。她是担心这些资料会被作为他们违规经营、违法操作的证据暴露出来，并因此而在法律上被牵扯进这起诈骗案当中去。她想对了，这确实是李明想要做的。他知道，朱希文的诈骗之所以能成功，首先是因为他李明的违规操作，因此自己必须为此负主要责任。但是，如果没有岳阳证券的违规和配合，朱希文的诈骗也是无法实现的，至少是款项不会在清算之前被提前提走，因此他们是朱希文的变相帮凶，他们也得分去一部分责任。
       幸好，此时他们的总经理从郊区会场打电话过来，让这位交易部经理全力配合首诚证券的取证工作，说这是证券业协会的指示，李明才得以获取到这些他认为是很要紧的证据。
       而相比之下，陈力那边就没有这么顺了。
       到了市公安局，卫兵连大门都没有让他进，说这是领导机关，不是报案接待处；你们单位在哪个区，就到哪个区的公安局去报案吧。陈力一想，也对，自己到这里来，不是隔着锅台上炕嘛，真是糊涂了！于是赶紧往区局赶，连声谢都没顾得上对卫兵说。到了区公安局，接待他的警察听着案情汇报，看着介绍信，显得十分耐心，这使陈力的心稍稍往下落了落。听完汇报后，警察同志让他先坐着等一下，然后自己立即转身进了里间，好像是向领导请示去了。陈力这时已经从李明那里知道，朱希文把钱都取走了。他此时心里想的是，这么大的数额，都是国家的财产，你公安局不会看着不管，否则不就都成了吃闲饭的了；只要公安局受理了，派人去抓住了那个姓朱的龟儿子（他现在一点儿也瞧不起他了），把钱要回来了，也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要是钱追不回来，事情捅到总公司去，李总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没准还得进监狱。人要有良心，没有李总就没有我陈力的今天，这个时候一定要冲上去，帮他分忧排难。”看来李思恩没白提携他。
       几分钟之后，那位进去汇报的警察快速地走了出来，并向陈力交代：你马上赶到市局“牛处”，全市发生的所有金融大案、要案，一律由他们统一立案处理（所以才被称为“牛处”），这是他们的地址和电话，这是牛处处长和指导员的名字。我们已经和他们沟通过了，你快赶过去吧！
       又被支走了！陈力火“腾”就上来了，“你们就他妈的不能马上介入先把人控制起来吗？等再转两个圈儿，钱被转移了，人跑了，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是陈力在心里偷偷地咒骂。不满归不满，着急归着急，毕竟人家这位警察还是挺负责任的。因此，陈力向他鞠了个躬，道了谢，转身赶紧打车往牛处赶。赶到那里，人家已经下班了，大铁门关得紧紧的，只有一个小边门还开着。里面值班的便衣警察四十多岁，高大魁梧，似乎是个负责人，听了陈力机关枪般的紧急汇报后，不紧不慢地问：“你们的上级部门是谁？”陈力被这句没头没脑的话问蒙了，10秒钟后才转过弯来，急忙回答：“我们的总公司是上海的首诚证券，我们在北京的主管部门是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营业执照是北京市工商局核发的，我们属于金融机构。”那位警察打开一个文件夹，翻着，似乎没有找到陈力单位的名字，于是对陈力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案情我都记下了，但你们单位是否归这里管辖，我们还要核实一下，一有结果就通知你们。陈力不放心，问：“能快点吗？……”后面的话还没出口，就被那位负责人威严的眼神给吓了回去，再也没敢往下说。
       在回营业部的路上，那位负责人威严、怨恨和凶狠的眼神，还在眼前晃荡着，好像他陈力自己就是个诈骗罪犯似的。真他妈的倒霉。
       晚上8点多了，大家还都聚集在营业部的会议室里，没人肯走。
       霍小青刚从朱希文居住的小区回来。
       朱希文家没人，邻居说他家两三天没亮灯了。她留下同去的男同事在楼道里守着，自己急忙赶回来凑情况。傍晚的时候，朱希文曾给霍小青打过一个电话，解释说，是一笔应到未到的货款导致他的公司账户出现了资金不足的情况，绝不是他故意所为，希望霍小青能继续信任他。等这一个月他生意上腾挪开了，一定连本带利如数归还首诚证券。他还叮嘱霍小青千万别去报警，那样会弄得大家今后都不好做人。霍小青为了稳住他，还和他说了一堆好话。但等她过一会儿再打过去，才知道烯文用的是一个报摊上的公用电话。不过这倒使她得以确认，朱希文人还在北京。
       大家正议论着，霍小青的呼机突然响了，她赶紧跑到隔壁办公室去回电话。出来后，她急忙走到李总旁边，悄悄地对着他的耳朵说：“王殿军已经联系上了市公安局张局长，今天正好是局长值班，张局长在案情通报上签的字是‘速查速办，不得有误！’经办单位还是那个牛处，老王让我们主动和该处联系、配合。”李思恩一击手掌，大声说：“大家快回家去吧，可以说没事了！不过大家要注意保密，不要跟家里人多说，更不要耽误了第二天的工作。对了，我不在的时候，由霍小青代理我全权负责！”说完，叫上李明和陈力，带上刚刚准备好的书面案件汇报材料、所有收集来的证据、10份公司定制的纪念品——盘面上镶有7颗小钻石的手表，直奔“牛处”而去。
       六
       王殿军是首诚北证贵宾室里的神秘人物，50岁左右，一表人才。他不常来“上班”，来了之后就闷在自己的贵宾客户室里，从不和其他大户交往。他的其他身份谁都不知道，霍小青只听他有一次不经意说起过，他是北京市的人民监察委员，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大事可以找他，他可能会帮上忙。这一次没有办法，死马当做活马医，霍小青就给他挂了个电话，没想到他还真就给帮上忙了。至于首诚北证对他的报答，那是以后的事了。他后来要求透资做国债期货，营业部痛快地答应了，但是他下手凶狠，赚少亏多，最后亏欠了营业部数十万元款项。营业部出面帮他抹平了亏空，并没有要求他偿还。他自那之后没再来“上班”过，其账户至今还空在那里。
       在营业部到处求助的同时，另外两个关键性人物也没闲着，朱希文和丁宁两人全天都在忙于取钱和购物。
       首先，他们在瑞士钟表店买了一对雷达情侣表，俩人先戴上了；然后，在百货大楼买了两个超大的旅行箱，一个用于码钱，一个用来装衣物。内衣、夏装、秋装、化妆品，买了满满一旅行箱。逛饿了，渴了，他们还在东来顺美美地享受了一顿涮羊肉和冰镇扎啤。
       现在，朱希文站在王府井五星级酒店的落地窗前，吸着555牌香烟，欣赏着脚下黄昏中的王府井大街，显得异常轻松。
       王府井繁华，购物方便；王府井热闹，因此而安全。在王府井大街上走动的，百分之八十是外地人，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闲人。忙着的北京人不会到这地方来。所以他选择住在这里，自己觉得很明智。大街上的人来车往，他只能看得见，却听不见，酒店的隔音窗把声音给完全阻隔掉了。一个个小人儿在地面上匆匆地移动，奔着各自的目标。就是在酒店的里面，也是静悄悄的，看不见服务员，偶尔有几个房客走过，也都不说话，锃亮的皮鞋踩在厚厚的地毯上，没有一丝声响。朱希文陶醉在这沉寂之中，并企盼这沉寂能够永恒。
       昨天晚上，他和丁宁分头行动，去还债。丁宁将127万元（这是把他们所操控的所有股票归一块儿，按市值计算，还亏欠丁宁所在公司的大致数额）的现金支票，连同投资公司的股票账户资料一起，锁进她办公室的保险柜，然后将保险柜的钥匙放进了自己办公桌的抽屉里，上面压着一封没有封口的告别信。她的办公室是一间大办公室里面用玻璃隔出的小套间，推拉玻璃门，没有锁，投资公司的同事都能够随便进出。所有材料的复印件，连同一封洒满泪水的忏悔信，一起特快专递给了她老爸。那一边，朱希文带着22万元现金，去了老院长家。他诚恳地向老院长表达了股市不好、自己能力有限、没有赚到钱的歉意，同时也劝老人家以后应该买国债，再也不要想着炒股票了，以及说了一些感谢栽培的话。老院长本来就是个豁达之人，再加上没有半年就赚了10%，已经超出了老两口的预料，所以很满意，压根就没责怪他。临走，朱希文交给师母一个大塑料袋，说里面是他给父母和爱人谭秋买的几件衣服，麻烦她通知谭秋过来取一下。老两口知道朱希文和妻子分居的事，当时也劝过，所以现在就没再说什么，只是答应晚上散步时一定会给小谭送过去。
       牛处的行动十分神速。晚上10点半，在首诚证券蹲守员工的引导下，他们搜查了朱希文和丁宁的住所；12点左右，搜查了朱希文和谭秋的家、朱希文父母的家。但均无所获。
       凌晨3点左右，经过排查，他们找到了朱希文和丁宁所住的饭店，但房间里没有人，行李也不在。从房间的状态看，人走得很从容。前台的服务员说，客人并没有退房，只是留了封信，说是会有人来取。刑警让饭店服务员当场打开信封，结果里面没有信，而只有客房的钥匙和恰好够三天的房租钱（入住时只交了一天的押金）。看来他们并没有料到“来取信的人”会来得这么早。
       清晨5点左右，经过调查，在门童和门口趴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共同回忆下，确认朱希文、丁宁是头一天晚上9点半左右，乘坐一辆黑色红旗牌出租车离开的饭店。出租车是从别的地方约的，而不是在门口现叫的，所以他们印象较为深刻。
       早晨8点多钟，出租汽车公司提供了被怀疑连夜跑长途去了的司机的名字、呼机和大哥大号码。在刑警的现场指导下，公司与该司机联系上了，他承认自己夜里送了一对去旅行结婚的新婚夫妇到秦皇岛，放在了望海大酒店；其所描述的体貌特征，与朱希文、丁宁相同。
       由于是一年遇不到几起的重大金融案件，又是局长亲自督办的，所以马队长十分用心，调集的侦破、抓捕人员，都是他的得力干将。昨晚第一次听陈力汇报案情时，他对陈力的态度很不友好；第二次见到他时，特意朝他笑了笑，以示歉意。但是对于李明，他却始终毫不客气，丝毫不给面子。他当着李明的面，坚持让李思恩向总公司汇报，对李明至少要处以免职的行政处分。“我办的金融案件多了，每个大案要案后面，都有出于各种原因，帮助罪犯完成犯罪的帮手。没有他们帮忙，国家的财产不可能被侵吞！所以在惩治罪犯的同时，也必须处理那些有意的和无意的，甚至是好心的但绝对是失职的帮凶！”陈力见他眼里又露出了凶光，不由得又是一激灵。他以前只在小说和电影中见过刑警队长，现在他知道了，真的刑警队长也一样可怕。
       经过河北省公安厅的协调、配合，秦皇岛方面报告，朱希文和丁宁没有在望海大酒店住下，而是又租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继续北上，往沈阳方向去了。
       这就好办了。东北公安指挥中心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关系相当铁。马队立即给东北指挥中心经侦处的辛处长打电话，请他老兄帮忙设卡，将朱希文的车在辽宁省境内拦住。对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很快，东北公安指挥中心下令，在锦西、新民、辽阳和铁岭设立临时检查站，拦截朱希文，各基层派出所则协助沿途巡查。
       然而截下朱希文的地方，并不是那些重兵把守的“要塞”，而是一家乡下便民饮食店。
       当天下午5点多钟，开原郊区的民警巡查时，在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停车场里，发现了搭载朱希文的那辆出租车，并看见这三个人正在小饭馆里用餐。因为不知道朱是否购买了武器随身携带，怕伤及无辜，包括那位不知内情的出租车司机，故未敢轻举妄动，而是叫来了一队武警，悄悄地把小饭馆包围起来。然后，由几个便衣警察进去，假扮过路人用餐，在经过朱希文身边时，突然动手，一举将朱、丁两人擒获。
       根据指挥中心的紧急提审，北京的“牛处”找到了老院长吴教授，搜查了丁宁的办公室，分别从吴教授那里和丁宁不知所措的同事手中，追回了现金和那张尚未来得及兑付的支票。
       两天后，陈力和霍小青一起，跟着一男一女两位刑警，前往沈阳押解朱希文和丁宁回京。才几天的时间，朱希文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飞机起飞后，刑警给他们俩解开了手铐。陈力和男刑警分坐在朱希文的两侧，霍小青和女刑警分坐在丁宁的两边，把他们俩夹在了中间。丁宁始终不说话，而朱希文却神情自然，偶尔还开个小玩笑自嘲。
       吃完飞机上的快餐，朱希文的话匣子又打开了：“丁宁是让我给害了。她本来是个乖孩子，对钱没有概念，小时候父母、亲戚给的压岁钱，保存得好好的，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学校要钱时，她朝妈妈要，钱就是明摆在那里，她也不会去自己拿。所以她是那种只想着看好属于自己的钱，决不惦念别人的钱的人。我则不然，我总是琢磨着想什么办法能把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所以，我不适合当教师，而只适合经商。”陈力在他旁边用胳膊捅了捅他，示意他不要多说话，以免被公安抓住把柄，虽然他知道这是朱希文在有意为丁宁开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
       除了散钱装包带回外，19捆10万元的现钞，由东北指挥中心存进了银行，并随后划往北京市公安局的指定账户。皮箱和里面的衣物、化妆品等，由朱希文的父亲从公安局预审科领回了；支票、现金和两块崭新的手表共计345万8000多元，与350万之间的差额4万1000多元（其中包括他们自己被押回时乘坐飞机的机票款），也由朱希文的老父全部还清了。朱希文的父亲是一位老专家，他对李思恩请求说，钱全部还上了，你们没有损失一分钱，能不能帮着我们说说情，从轻判处他们两人？李思恩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找到预审科科长说情，没想到被预审科科长一连串的咆哮给顶了回来：“这是惊动全国的大案，你想不起诉就不起诉？你以为法院、检察院是你们家办的，说送人情就送人情？！”
       钱物清还之后，李思恩带队去牛处献旗致谢。马队长说这都是虚的，还是来点实的吧！同志们蹲坑、跑外勤不容易，总得补贴补贴吧？飞机票也得你们出，这是规矩。另外，你们作为金融机构，玩大钱的，就支持点办案经费吧。李思恩说您给个数，马队长伸出了一个手掌，说：“50万。”李思恩听后感觉有些为难。第一，数额太大，超出了他的预料和审批权限；第二，无法出账，如果走正常科目，早晚得被内审发现，因此只能从账外出账，而账外现在还不能一笔出这么多；第三，最重要的是，如果第一次就满口答应，以后他们会得寸进尺，使你不堪重负。与其花了钱再得罪人，还不如没花钱之前就先压一压他的胃口。于是，李思恩表态说，为了账务上好处理，也出于为恩人的荣誉考虑，我们可以分批购买20部最好的手机，赠送给公安局，作为对所有参与这次漂亮战役的市公安局和东北公安指挥中心警务人员的酬谢，希望这些通讯工具能够发挥效能，协助公安干警，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临了，他还没忘补充一句：这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还需要报总公司批准。
       几个月后，朱希文被判了重刑。丁宁因为是从犯，而且怀有身孕（陈力对这一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被从轻发落。又过了一周，股市开始暴涨。老院长和丁宁所在的投资公司，账户里朱希文给买的股票，涨幅都超过了大盘，浮动盈利超过了15%。如果朱希文真能够准确预测到如命运般无常的股市变化，如果他不是那样“志在必得”，而是能够以恬淡的心态遇事拖一拖，等一等，甚至是后退一步，那么，结果都会比已得到的更好。也许这就是命。
       朱希文在拘留所羁押期间，李思恩、陈力和霍小青曾去探视过他。他看上去很平静，是那种由表至里的平静。他说他会在监狱里写书，出来后学校如果不开除他，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教师。临走时，李思恩突然问他：“你对别人都很诚实守信，临逃跑还不忘还钱，为什么却来欺骗我们？你和丁宁当时想最终逃到哪里去？”
       朱希文说：“你们是金融机构，赚钱容易，又注重名声，所以一般在出事后会倾向于忍而不宣，自己慢慢消化。我想借你们一点钱用用，没想到你们会那么死心眼，非要把钱追回去不可。”“至于我们要去哪儿，”他朝陈力要了支烟，深吸一口，说：“如果没有被抓住的话，我们会直奔小兴安岭，先在中苏边境附近的某个小镇落脚，时间长了，肯定会有机会随边贸的人流混过俄罗斯去。等到了那边，我们会躲进大森林里，两人过着男耕女织、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
       从朱希文那烟雾后面沉迷于梦境般的眼神里，李思恩看清了，他仍然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且是读书读呆了的那一种。可是这样呆的人，却也喜欢玩孔方兄的游戏，可见金钱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诱惑力有多大。
       10年之后，朱希文还在监狱里没有出来。据说他时常陷入妄想，改造得并不好，因此未获得减刑待遇。
       随着交易所交易制度的完善，证券公司内部制度的健全，朱希文一类的金融犯罪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较量仍在继续，故事仍在演绎，只是形式有所改变，追偿的比例有所下降。
       当年一同押解朱希文回京的那位男刑警，没过多久就因为身体累垮了而被迫从一线退下，像一头又瘦又病的牛窝在家里。他住在平房区四合院的一间西厢房里，房间又黑又窄，夏天连台电扇都没有。他妻子下岗，双胞胎孩子在读初中，所以生活上异常窘困。首诚北证的全体党员每年都会自发地组织在一起，凑上些个人刚发的奖金，买上些生活必需品去看他，一年两次，元旦一次，七一一次，十年未辍。
       唐戈病逝
       一
       1995年的春节快到了，这几天可忙坏了厉大姐和办公室的小魏。
       首先，他们要在各部门总结的基础上，写出全营业部的工作总结；其次，他们要在各部门规划的基础上，提炼出全营业部1995年的规划；然后是组织全员互评、打分，产生并汇总出评先进和核发年终奖的依据；最后是在一层营业大厅组织一场春节联欢会。按照李总的要求，春节联欢不要像元旦那次一样，大吃大喝一顿了事，而是要以文体表演、游戏、竞赛为主，邀请家属、未婚男女朋友特别是孩子参加，一起大联欢。礼品、饮料要丰富充足，晚饭叫快餐外卖，边玩边吃。
       李思恩这两天也比平时要忙许多，用他自己不雅的话来说，就是坐在马桶上脑子里都在琢磨事。不过虽然累，虽然晚饭很少回家吃，但他心里却仍然很高兴，因为公司业务在朝着远比预想要好的方向发展。
       从人的方面看，包括他自己在内，全体36名员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都在摽着劲地干，争着抢着干，人人爱着这个集体，个个护着这个集体。公司里气氛祥和，平时大家不叫名字，更不称头衔，而是称兄道弟、呼姐称妹。李思恩自己带头，只让部下呼他老李，而不愿意他们叫他李总。可以自豪地说，在选人、用人上，他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做到了人尽其才，各适其位。
       在制度建设上，自出现朱希文诈骗案后，他们制定并完善了一系列的业务流程和财务、资金管理规范，岗位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执行的效果非常好。因此，总公司不但没有通报他们出了大事故，反而把他们的这些风险防范举措在全公司作了推广，从根本上避免了这类案件的再度发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特别是北京部所独创的总经理办公会议制和全员民主评议制“两会审定例制”，很有实效，它变总经理个人的想法为员工讨论后形成的自主意愿，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主人意识，调动起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落实到效益上，形势更让人兴奋。开业第一年，就达到了原定要3年才能实现的目标，不但平了，盈了，而且年总交易量还成了全市第一名。
       不过李思恩明白，高兴归高兴，在给总公司报总结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头脑清醒。除了数字和实事之外，尽量不要使用带有主观色彩的评论性语言，属下员工对自己的感激和恭维更是要删得不留一丝痕迹。成绩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也是总公司指导有方，提供的环境宽松，有利于分支机构开展工作。因此必须要把赞美的语言往这方面招呼。事实也确实如此。没有全体员工拼命，光你李思恩一个人蹦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没有总公司领导的明理、豁达，出了那么大的巨额诈骗案，还不处理你个底儿掉？一旦追究了，处理了，员工和班子的积极性也就给打没了，刚烧起的火也就被浇灭了，还哪里会有你今日的风光？所以，李思恩在按照员工总数10%比例，由民主评议评选出来的3个公司级先进个人名单中，把自己的名字划掉，换上徐一民报了上去，名单中另外两个人霍小青和陈力则没有动。他认为徐一民比自己的贡献大。如果没有他的玩命，营业部不会在全市第一家实现与深交所的点对点通讯，不会自主开发出那么多很实用的软件支持业务创新，不会保证清算、行情和各部门的通讯再未出现问题。只是因为名额不够他才没有被选上。而这个名额是因为你李思恩给占了。你不应该和员工争这个名额，要争，不用你说话，员工肯定都会让给你，因为你是这里的头儿。你干得怎样，应该由总公司来评价，就像你的奖金数额应该由总公司来核定一样。李思恩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这个做法一直坚持到他离开。所以，每年的公司级先进个人中，各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只有他一个人不是。但奇怪的是，他在群众中的口碑却最好。总公司有关领导不作具体审核，而是把各分支机构、各部门报上来的名单简单汇总，直接作为全公司先进个人的名单发布，那是当领导的官僚主义，工作不认真负责。
       总公司根据董事会的决议，决定对业绩突出的各分支机构的一把手给予重奖，奖额包含在相当于当年利润10％的总奖额里面，由总公司核定。一把手以下的员工则由分支机构一把手各自做主，在公司核定的各分支机构奖金限额内，主持内部分配。李思恩在总公司核定给他个人的奖金里，留下了一个整数，十万位后面的，悉数取出，平分成35份，分别封装在大红礼包内，结婚了的员工，用毛笔写上他们配偶的名字；没结婚的，写上其父母的名字，和员工们各自应得的奖金一起，亲手发到每一个人的手里。对此，在联欢会上，财务部的小沈发言时说出了大家的心里感受：“发行新股时，我曾看见过股民用旅行箱装的钱，但那是人家的；自己挣的钱，这是最多的一次，而且多得连做梦都没想到。”交易部的小丽激动地说，“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来应聘了，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试用期的时候，我妈妈百般阻挠，认为女孩子从事证券行业会学坏，坚持让我到另一家公司去工作。可现在快一年过去了，我不但没学坏，反而改掉了自身的许多毛病。当我妈妈接过李总写的‘您辛苦了！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的红包时，她激动得流泪了，并说我的选择是对的，以后我再加班，她再也不会阻拦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我妈妈的肯定。是首诚北证给了我自信，我要谢谢领导！谢谢大哥大姐们！”
       在人员招聘时，李思恩特意关注了应聘者的文艺特长，比如厉大姐的交谊舞跳得好，小魏的小提琴拉得好，陈力会写诗歌和朗诵，徐一民会拉京胡，霍小青会唱英文歌、跳拉丁舞等等。在联欢会上，这些工作之外的才能全都派上了用场。李思恩没想到各个部门都准备得这么充分，家属、孩子踊跃参与，晚会高潮迭起。电脑部的三句半和财务部的数来宝，把大家笑得肚子疼；小丽的妈妈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语文教师，她的诗朗诵《飞吧！孩子》是她自己创作的，感动得不少人都掉泪了；而霍小青自己作词作曲、用中英文演唱的《青春颂歌》，更是把联欢会推上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
       也许是受了员工情绪的感染，李思恩也慷慨激昂起来。就是在这次联欢会结束时的发言中，他的第一年脱贫、第二年有房住、第三年有车开、第四年营业部人人成为百万富翁的铿锵誓言，给这个集体树立起了中期奋斗目标。
       这次联欢会开得很成功。它使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背后的支持系统空前地团结一致，空前地激越振奋。晚会之后，李思恩自任主编，把每个员工写的抒情文章、诗词和歌曲，汇集成册，以《青春的脚步》为名编印出来，发给全公司各单位并与在京各同行交流。这本内部刊物，后来每季一册，从此未曾间断。
       在春节前即将放假的最后一天，大清早，李思恩一出门就碰上了两只大喜鹊。
       “又有喜事啦！”他不由自主地伸了个懒腰。
       果然，当天下午，唐戈来到了李思恩的办公室。他给营业部送来了一单大业务：准上市公司内部职工股托管开户。
       唐戈是李思恩的研究生同学，两人同专业不同导师。在那一届研究生里，唐戈的年龄最小，也最激进。他为了出国，曾将《新英汉词典》的单词一页一页地背，背一页撕掉一页，到最后，你就是照着词典考他都考不住。他当时的口号是：“从此终生不再读写方块字！”比二三十年代的激进青年还激进。但命运作弄人，也许是他太想出国了，以致怎么也没能出得去。毕业时，他连着醉了3天，拉着谁的手都说个没完。他是同专业的毕业生中，唯一有幸分到中南海里工作的人。但是后来他又因为在“六四”时闹得欢，而在1989年下半年，被迫辞职离京去了南方。大起大落的经历，并没有使他驯服。离京之前，他当着办事路过北京的同学的面，还在给自己宽心：
       “这倒也好。这样我就再也不用天天经过那个令我伤心的天安门广场了。”
       唐戈不愿意回老家河南，于是就盲目地跑到了云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满腔热情，他竟应聘而成为一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助理。再后来，据说他对国有企业的体制、前途和管理者的行为彻底失望，挽救国企职工于水火的理想彻底破灭，于是又申请调到了当地的一个不发达地区促进会工作。再后来就是在促进会下边办起了一个景开公司，前些时候听说已经搞到了几千万的上市额度，正在忙着把公司推上市。
       李思恩对他的景开公司可不敢恭维。他曾当着唐戈的面开玩笑说，他将力劝到首诚证券来投资的股民不要买景开公司发行的股票。李思恩不是瞎说，他有依据。
       半年前，李思恩曾应唐戈之邀去景开公司考察过。当时他确实想帮老同学的企业做文件、当主承销商，赚点承销费。证券公司拉个项目不容易，人家能主动把项目送上门来，那肯定是看了同学的面子，所以李思恩当时很是感激了一番。一下飞机，还没有出机场，他就被唐戈的欢迎规格给镇住了，确切地说是惊呆了：整整一个迎宾车队，卡迪拉克打头，加长林肯押后，中间除了奔驰就是凌志，总共有十几辆豪华车，浩浩荡荡，就为了接他一个人！李思恩当时心里就暗暗嘀咕：这样的企业能干实事吗？
       果不其然。到了下榻的饭店，他看见唐戈助手的手里提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全是一万元一捆的现金，足有十来万！招待是全方位一条龙的。从下午4点多下飞机，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他们喝洋酒，吃山珍海味，唱卡拉OK，洗桑拿，睡按摩，泡小姐，让李思恩彻底从计划经济的土老帽一步登上了市场经济的大舞台。李思恩局促不安，谢绝不是，接受也不是。本能上兴奋向往，理智上就范不甘，最终半推半就地被完成了资产阶级改造。这是他第一次泡小姐，也是他的最后一次。这次经历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以至于后来每次和太太做爱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次和小姐搂抱的情景。那个看不出是结婚了还是没有结婚的女人放浪形骸，没有丝毫廉耻，上来劈开双腿就招呼，没有过渡，没有调情，甚至简单到连他小时候见过的猪狗交配的程序都不如。一夜之间，“小姐”击碎了他心目中女人的神圣形象，害得他在那之后阳痿了好长一段时间。为此他十分自责，想起来就耷拉头，并迁怒于唐戈，但话又说不出口。
       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想实地考察一下企业。这时唐戈醉着还没有起床。于是他的两个助手到酒店接了李思恩，开车带他前往坐落于远郊区的企业基地参观。
       “唐总没事吧？”李思恩关切地问他们。
       “没事，我们几乎天天如此，都习惯了。搞企业嘛，烟不能不抽，酒宴不能不去，妈妈的酒鸠山的酒都得对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助手们知道李思恩和唐总两人是同学，他是过来帮忙的，所以一点也没含糊，把企业的老底都告诉了他：“那一片橡胶林，我们是承包的，没有所有权，需要造一份转让合同”；“这座轮胎厂，因为产品技术不过关，一年要停产半年，但700多名职工的工资却照发，因此亏损较为严重，账务上要做一下处理……”看了一圈之后，李思恩说：“你们公司的资产，唯一像样的是这座办公大楼。请你们告诉我，景开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
       “公司目前的主要收入实际上靠进出口贸易，就是办公大楼里的这些人在赚钱。我们掌控着自己的渠道，把土特产和民间工艺品运出去，把生产原料和紧缺物资运进来。因为我们没有进出口资格，所以这些业务都在偷偷地干。”
       “你们具体都进口些什么物品？”
       “最近主要是汽车、橡胶和废轮胎。我们接您用的车都是这样进来的，非常便宜。这一块业务效益很好。现在就是本钱不够，银行不给贷款。如果上市能筹集到一笔不用还本付息的资金，那肯定会把事业做大。”
       啊？这不是在走私吗？这也叫做事业？！
       李思恩没等唐戈清醒，就偷偷地登机逃回了北京。他认为这样的企业就是一块茅房里的石头，怎么包装都登不了大雅之堂。
       唐戈虽然年龄不大，但头发却掉得差不多了，板寸把秃顶暴露无遗，剩下的头发有三分之一左右是白的，这让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10岁不止。同学笑他未老先衰，他这时总会摸摸自己的秃顶，故意探口气说：“唉！都是漂亮女人累的。”
       上学的时候，李思恩对他这个爱说大话的同学并没有多少好感。但唐戈为人和善、热情，特别是参加工作之后，每有同学聚会，他都是抢着掏钱结账，使当时作为政府官员的召集人李思恩免了许多尴尬，因此他对唐戈也没有多少坏感。
       书归正传。说唐戈在李思恩的办公室里，从皮包中掏出了几百张身份证和对应的股东账户卡。里面除少部分真是他们企业的职工外，其余大部分身份证都是他从老家收上来的，有的是借的，有的是买的，有的是骗的。他们公司的内部职工股大都分散在这些账户里。1993年初定向募集发行股份的时候，员工没钱，认购得很少，内部职工股多数由他们几个领导干部当任务认购了。后来有些员工手头紧，又把持有的股权转让给了企业外的人。现在要上市了，股权要经过重新确认和集中托管，唐戈趁机将几个过于集中的账户作了分散处理，顺手又兼并了一些股票，归在了自己的名下。他打算把所有职工内部股的资金账户都开在李思恩的营业部，待春节一过，股票上市之后，即相机将所掌控的股票变现。但李思恩清楚地知道，这样一卡多户式开户是不合规的。没有真实户主授权，时间长了，会闹出法律纠纷来。所以从内心说，李思恩是不想接这单业务的。但是，参与新股发行，甚至参与一级半市场，是他在业务创新小组会上亲口提出的，这是一个很肥的利润增长点，一定要分一杯羹才对；而且，这类准上市公司不在你这里开户，也会到别的营业部去开户，到哪里去都会受欢迎，因为这等于是净做交易量、给营业部白送手续费。况且，自己在人家公司上市的问题上做得确实不够意思，和各级政府部门相比，自己简直就是假正经，若是再次拒绝唐戈的话，作为老同学，他已万难开口。而且，他也确信，股票一抛，唐戈他们自会立即取钱清户，抹掉一切痕迹，所以首诚证券这边应该不会存在什么实际的风险。于是，在给自己找了上述一系列理由之后，李思恩将李明叫过来，交代他马上落实。
       李明自经历空头支票诈骗之后，凡事格外地小心。他提着两大纸袋子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没有去柜台，而是到贵宾室将霍小青叫出来，和她商量如何办才能使营业部承受的风险最小。商量的结果是，草拟一份以景开公司名义签发的声明，该声明或授权书经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唐戈签字后留存于营业部，以备监管和司法部门检查时推卸责任。声明内容主要是三条：第一，下述所有账户（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股东卡号）及其所属财产，所有权均属景开公司所有，账户的名义所有人对此已有授权，授权书存于景开公司；第二，景开公司在首诚北证开有统一的资金账户，前者特授权后者将上述系列账户中的有价证券交易，悉数清算到该统一资金账户中；第三，非景开公司法定代表人本人或其书面指定授权人，任何人无权动用上述账户中的证券与资金。当李明把打印好的声明和开户单据拿来请唐戈签字时，唐戈看后，认为考虑得比自己还周到，而且正中本意，因此十分高兴，欣然签字，并出乎所有在场人的预料，从公文包里取出景开公司的公章，当场加盖于《声明》之上，又给那张纸加了一层保险。
       事办完之后，唐戈要请李思恩喝酒。
       李思恩想起来，唐戈的老婆还在美国读博士，听说不想回来了，把孩子都带了过去，还有意离婚，所以他现在是孤身一人，到哪儿都是家。但是在北京，李思恩无论如何不能让唐戈请客。为了给这个没家的人一点温暖，最好的办法是大家都别回家，陪着他。于是李思恩给在京的所有同学打电话，通知他们说唐戈来了，咱们也好久没聚了，年前趁机聚一聚，春节各自回家，想聚也聚不起来了。唐戈坚持打电话，想让云南当地政府驻京办的冯主任也过来与大家认识认识，李思恩当然对此不好拒绝。但说心里话，他现在最愿意做的事，是回家和妻儿在一起。现在既然回不了家，那就干脆搞大一点，让每个人跟家里请假时都好有个借口。
       晚上6点左右，同学们开始陆续到达。每个人看上去都是春风得意的样子，尤其是在银行当处长的齐明霞，那一身行头，简直是活脱脱一位出入巴黎大宴会厅的阔太太。据说她的衣着服饰化妆品，都是在燕莎、赛特等高档高场买的，而且都是目前最贵最流行的原装进口货。齐明霞一进门，见李思恩的太太不在，马上就大声朝他嚷嚷：
       “你怎么又没让老婆来？太不像话了！你以为你是娶了个保姆啊？我来给刘嫄打电话！”
       这话李思恩已经听了好多次了，所以并不在意，笑着对她说：“大家都不让她来，说是要众星捧你这个月亮。”
       齐明霞则当仁不让：“她若来了，我们俩日月同辉，你们不是正好对酒当歌吗？”
       李太太刘嫄和齐明霞上学时是一个宿舍的。她害怕齐明霞总是当着大伙的面，一件件地公布当年她和李思恩的恋爱秘密，所以有齐明霞出场，她就尽量避开。
       大家等冯主任等到快7点了，急得唐戈也直看表。冯主任叫冯雪，她和丈夫都是当年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我是被一首歌给骗去的云南”，和其他云南知青一样，她也常这样对人说。目前他们全家的户口都已办回了北京。
       李思恩与冯雪相识也是唐戈牵的线。当时冯雪拿着代表处的委托书，以她自己的名义开了个户，把市财政拨付给代表处用于“买几辆好车”的钱，先买上了股票。不知是运气好，还是有什么内幕信息，反正她是大赚了一笔。之后从她账户开出的几张支票，倒都是给汽车销售公司的，不过余下的一个不小的数额，她可都是取了现金走的。
       冯主任今天一进门，门里门外双方都吃惊不小：里面的人吃惊她红肿如桃的眼睛，那分明是刚刚还在痛哭过；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她则吃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在，唐戈若是说清楚了，她决不会来！
       二
       冯雪和他爱人今天刚办完离婚手续。
       生活好了，环境安逸了，人们自然而然地要想些花花事，尤其是男的。
       冯雪的爱人叫崔巍，两人中学时同校，崔巍比冯雪高两届。当年在云南知青点的时候，崔巍是农场的青年突击队长，冯雪是场办秘书。在学校时他们互不认识，但在几千里之外，同学亲近起来则是自然的。亲近的过程自然发展，崔巍对冯雪的关心和照顾无微不至，而冯雪给予崔巍的体贴也足以让人嫉妒，一来二去，两人就确立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后来他们两个先后都被推荐上了大学，成了工农兵大学生。1975年毕业之后，又双双回到了原来的农场，并结了婚，生了孩子。
       如果社会不发生变革，如果日子一直这样过下去，那么，他们的人生不但不会起波澜，而且还会在周围百十里范围内成为翘楚，夫妻成为模范夫妻，家庭成为受人羡慕的革命家庭。但是，1977年恢复高考，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使他们坚如磐石的心开始了骚动。
       1980年，崔巍父亲患脑溢血瘫在床上。这件事彻底动摇了他扎根南疆的革命意志。最后，在场领导的集体关心下，他一个人“因病”成功返城。其实，崔巍的妹妹在上小学时就夭折了，他们家属于身边无子女家庭，当年他本来是可以不下乡的，都是崔巍自己背着父母硬坚持走的，并没有人强迫他。现在他年龄大了，知道孝敬父母了，所以决心在为国尽忠15年之后，开始对父母尽孝，以补偿当年自己因狂热而给二老造成的伤害。
       崔巍返城后，被安排在一家街道小集体企业里工作。后来因为能力突出，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带头对该企业实行了承包经营，并自然而然地当上了经理。企业效益逐年提高，崔巍个人的收入也开始成倍地增长。
       1990年，14岁的女儿要上初中了，于是，他和冯雪商量，把女儿接回了北京上学。
       女儿走后，已是州政府副秘书长的冯雪，工作热情一下子冷了下来。多年形成的正统理念告诫她：宁肯让位不干，也不能在位糊弄着干。于是她主动提出退下来，到责任不是很大的市不发达地区促进会工作。冯雪刚去不久，唐戈也来这个单位报到了。当时唐戈思想消沉，人很委靡的样子，整天和谁都说不上几句话。
       有一天，州饮料厂送来一批库存积压的饮料，因为都快过保质期了，没法外送，所以工会就安排在促进会内部作为福利发放。唐戈的宿舍离冯雪家比较近，于是他下班顺便，也帮冯雪把两箱饮料送回了家。放下饮料，冯雪说请唐戈下饭店，唐戈也没拒绝。到饭店点菜时，冯雪问唐戈爱吃什么，唐戈说爱吃油大的东西，尤其爱吃肉。除了人肉，什么肉都爱吃。冯雪问他有什么忌口的，他说忌吃过桥米线。于是冯雪给唐戈点了几盘肉菜，两碗米饭，自己则要了一盘清炒野山菌，看着唐戈狼吞虎咽。
       冯雪看过唐戈的档案。她对这个应该叫自己阿姨的年轻人很有些好感，觉得在他身上有自己当年的影子：激情澎湃，勤奋好学，理想主义，受挫后易于意志消沉，但在本质上却永远也变不了坏。
       “唐戈，今后你就打算在机关里这样混下去吗？”冯雪单刀直入。
       “慢慢等机会吧。”唐戈连头都没抬。
       “想等到什么时候呢？”
       “嘿！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呗。”
       “你这种想法可不对。人一生只能干成那么几件事，全凭年轻时的那股冲劲。等过了40岁之后，像我这样，就该主要考虑个人和家庭了，做事业的雄心壮志就消退了。”
       唐戈用纸巾擦了擦嘴，抬头看着冯雪说：“冯主任，我到您这儿实际是来疗伤的。毕业后这几年我走得很不顺，一腔振兴中华的热血，不断遭遇冷水瓢泼。我自信自己有能力，在一生中能干成那么几件大事，但这第一需要机遇，第二需要心态。我觉得我目前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
       “对于喜欢做事的人来说，只要有事情做，就会有好心态，不需要什么调整。人活一辈子，就是为了3个字：名利情。情可以生死相接，而名利则来得晚走得早，都会在个体退出社会舞台之后消失掉。所以应趁着冲劲，能抓到的，都把它尽力抓到手。等时机一过呀，一切都会变得没有意义。”冯雪头脑很清醒：自己情有了，名够了，现在和后半生就差钱了。
       冯雪的“名利情人生观”后来经李思恩改进、发挥之后，反过来对唐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在个人、家庭与情人问题上，没有最终酿就大错。
       在这之后不久，唐戈和冯主任就策划、筹建起了景开公司。不过促进会只投了很少的钱，流动资金主要是靠唐戈个人借的。冯雪兼任公司董事长，唐戈出任总经理。1993年底，为了给公司上市争取指标，在京城活动方便，冯雪屈尊出任州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现在，1995年春节前夕，上市在即，成功就在眼前。一旦股票上市，属于冯雪个人的14个账户里的股票，少说也值200万。
       然而，冯雪回京工作这一于公于私都有利的好事，却有人不欢迎。
       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崔巍。
       崔巍在父亲去世之后，一直和母亲同住。1990年他们单位分给他一套新的单元房，于是他接来了女儿，让孩子和奶奶一起搬进新房，他自己则仍旧住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说是图上班近。但实际情况是，他此时已经有了外遇。
       冯雪回京后，崔巍不得不搬回新房去，和全家人住在一起，并谎称老房子已经被他租了出去。但有一次，崔巍去给老房子交水电费，冯雪发现不对劲了：哪有房东替房客交水电费的道理！于是开始暗中跟踪，结果还真让她给堵着了。那女的确实天天住在那儿，但却不是租着房子的房客，而是被崔巍包养着的二奶。
       一年多了，冯雪和崔巍背着孩子和老人，已经单独谈过了好多次。崔巍的态度一直很好，把一切错误都揽在了自己身上，说自己意志薄弱，忍受不住生理和精神上的寂寞与煎熬，做了这等见不得人的臭事，对不起妻女，对不起老人。冯雪问他为什么在她回来了之后还和那个女人来往。崔巍说，人家是个姑娘，只身一人来城里打工，他要这样把人家给蹬了，让人家以后怎么活？冯雪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一妻一妾地永久过下去吧？他说他也不知该怎么办，让冯雪说了算。
       那就只有离了。
       新房子归了冯雪，老太太也愿意和媳妇、孙女住在一起，这样就都不用动了。崔巍净身出户，还另外给了冯雪一个10万元的存折，并痛快地保证，按月付孩子的抚养费、老人的赡养费。看来这些年，他还真没少划拉钱。
       冯雪没有要崔巍的10万元钱。她看着自己各方面都很出众的女儿，知足了。周围有那么多知青姐妹，40岁左右的老太婆了，还打着“光棍”。如果崔巍当年不娶自己，自己又不会迁就着嫁给当地人，那么，返城之后也得成为女光棍群体的一员，还不如现在这样呢。
       1995年春节唐戈留在了北京，既没有回云南，也没有回河南。他父母过世早，河南老家只有一个哥哥在，而且已经成家有了孩子，回去住双方都不方便。特别是上厕所，只能到房后院的茅坑里解决，夏天恶心人，冬天冻屁股，让他最难忍受。他们哥俩自小关系就不是很好，大了之后，接触交流少了，变得越发生分，所以不到年节，谁也想不起谁来。嫂子当年订婚的时候要彩礼，从线围巾要到尼龙袜子，冬装夏装各要12套，还有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全然不顾病在炕上的未来公婆的死活，他对此永远也不能原谅。所以，他到哪儿去都不会回老家过年。于是，冯主任就把他请到了自己家里，今年算是大家都过上了一个团圆年。
       1995年3月，景开公司在上交所上市。投资者的喜新厌旧心理，使该公司的股票颇为风光了一阵子。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后，市场的资金供给也开始显得宽裕起来，推动着股价走高。但是好景不长，证监会紧接着开始公布新股发行额度，又把市场打压了下去。在此之前，沪深两市恢复实行T+1交易制度，也部分地抑制了投机冲动。所以，1995年整个一年，股市在抓规范的政策氛围内，没有出现过一次像样的行情。但即便这样，冯雪和唐戈，仍各自有数百万元的进账。
       到1995年11月，唐戈发现自己患上直肠癌的时候，他已经换股多次，几经炒作（北京人称炒股为玩股票，唐戈当时的心态已经达到了玩的境界），拥有了上千万的身价。
       唐戈患直肠癌的事，他只告诉了冯雪一人。唐戈尚未离婚，在美国读书的妻子不知道，李思恩等同学也不知道，一切诊断、治疗过程都是在保密中进行的。唐戈生性好强，自己有一个宝，对外总愿意说有两个，因此总是给别人一种爱说大话的印象。其实，他是不愿意让周围的人感觉到他不如他们，包括身体。他曾经说过，自己到医院看病人时，既不带鲜花，也不送水果，而是准备几个段子，几个倒霉者的悲剧性段子说给病人听，使他们听后感觉到满足和平衡。精力集中到那些比他们还倒霉的人和事上，会使患者忘去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这比吃什么都润人心肺。不是有国学大师得出结论说，中国人品格的底层是同情心吗？对，就是要善于利用这种共有的同情心，同情别人，挽救自己。他这么做屡试不爽，很得受访患者的欢心。但反过来，事情轮到了他自己头上，他却不愿意被别人当靶子，施以怜悯与同情。他不愿意让别人在他面前体会那种知足感，享受那种“我毕竟活得比他好”的自豪感。所以他平时很少将自己的不快与倒霉事说与别人，显露的都是阳光一面。
       唐戈自己请的都是名院名医，手术做得非常成功。他自己也感觉不错。所以休息了两个月之后，他仍旧回公司上班了。在住院的两个月里，他自以为是地给自己恶补了一回，山珍海味人参鹿鞭，无所不用其极。后来证明，正是这场恶补断送了他的性命——营养都补给癌细胞了。
       回到公司上班的唐戈自认为看透了一切，白捡了一条性命，个人的经济保障也解决了，所以他现在只想做两件事，第一件是好好地保养和锻炼身体，保证健康地活着；第二件是兼并一家好企业，把景开公司的业务做实，对得起股民。
       他公开承认自己有愧于景开公司的股民。公司做了那么多的假账，发布了那么多的虚假信息，搞了那么多的内幕交易，每一件都与他有关。
       景开公司内部发行时因为认购不充分，所以相当一部分职工股是由公司法人自己购买的，这已属违法；而更为玩弄法律的是，他们用于购买本公司股票的款项竟是走私得来的赃款。这件事只有唐戈和负责证券办的副总、财务部经理等极少数人知道。当时他们用走私款认购公司股份的重要理由是，这样做既可以使非法收入合法化，逐渐擦净屁股好做人，又可以通过炒作自己的股票，而给公司开辟一条永不枯竭的财源。比方说，景开公司的股价上涨了，公司炒作股票的收益就会增加；如果将此资本利得化为公司利润，就会做实公司的业绩；公司的业绩增长之后，景开公司的市盈率就会下降，股票投资价值凸显，就会吸引投资者购买，于是景开公司股价又会继续上升。如此“良性”循环下去，就会保证公司的现金流不断。在景开收购橡胶科技时，这条“财路”就曾发挥过作用。
       橡胶科技公司的老总是唐戈本科时的校友。博士毕业后，他回国依靠风险投资创办了这家高科技企业，旨在把这个行业的国内技术水准推进到国际先进水平。唐戈非常看好他这位校友，认为他是学有所成的归国者中少见的爱国者。早在景开公司公募上市之前，他们就达成了并购意向；景开公司募集资金用途中的最重要一项，就是用于收购橡胶科技公司。
       然而，真正进入实质性谈判后，橡胶科技的风险投资方开始不断地给唐戈出难题。开始是价格问题。风险投资方又找了几家公司与唐戈竞争，它们都是行业内很有实力的公司。大家竞相出价的结果是收购价格不断攀升，这当然是风险投资所愿意看到的情景。但唐戈志在必得。他把大部分募集资金、公司股票自营账户乃至他自己的私人存款都押了上去，最终在价格上算是取胜了。但是接下来，风险投资方即橡胶科技的大股东又提出，要对各收购方的综合能力与内部经营环境进行考核。这显然是在刁难。风险投资方不想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一个不良人家。对于这一提议，其他参与竞购的公司均未提出异议。这时景开公司如果不同意，就等于自动放弃了收购；而若接受考察，则又无异于自裸败絮，最后还是要被取消竞购资格。万般无奈，唐戈只好忍痛放弃了。
       这件事对唐戈的打击很大，可能也是他得癌症的一个导因。
       并购这件头等大事，因为唐戈住院两个月而被搁置下来。现在他活过来了，于是他调动起自己的关系网，又开始寻觅新的目标，四处“捞鱼”。因为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光顾忙外面的事了，忽略了公司内部的问题处理，所以内部危机逐渐酝酿成熟，最终来了一个总爆发。
       唐戈鱼未捞到，后院火已燃起。因为公司内部有人举报，省部委联合审计组开始进驻景开公司调查。接着，公安、检察院全部介入。公司许多违法违规业务因此被迫停顿下来，收入开始直线下降，市场传言纷纷，股价也随之翻跟头一般地往下跌。
       审计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之后认为，景开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4个方面，一是伪造文件，虚假上市；二是违规违法经营，获利不当；三是领导层贪污腐败，巨额资金被卷逃；四是隐瞒真相，欺骗公众投资者。为此，已经有十多人被隔离审查，三人被捕，一人自杀。
       当年在唐戈的再三劝诫下，冯雪于公司上市之前，让出了董事长的位置。该位置由一位已退居二线的副市长接任。因此，和冯雪有牵连的，只有上市前发生的一些问题；之后的事，已与她无关。而关于虚假上市、违法经营和募股资金到位不实等问题，唐戈又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把冯雪择得干干净净，所以冯雪在“景开丑闻”中并未受到过多追究。但新任董事长则不然。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公司上市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担了不少风险，然而所得与所付并不相称。于是他趁唐戈手术住院之际，伙同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财务部经理，套取了公司巨额资金，并在审计组进驻的前一周，三家人通过正常渠道，集体出走加拿大。让唐戈伤心到肝颤地步的是，直到他出差回来，公安人员将举报信摔在他办公桌上，他才知道人跑了；此前公司里竟无一人向他报告。
       好在公司没有一分钱的债务，既未拖欠过货款，也未能从银行获得过贷款，所以这个“壳”还算干净。公司公告之后，前来谈判买壳、并购的机构，络绎不绝。唐戈本来要买“肉馅”充实景开这张“皮”，使之成为一只真老虎，至少看上去像老虎的模样，但没想到这张皮竟先被别人抢来夺去，这使他几近痛不欲生。
       公司班子几乎整个地垮了。没有被捕和逃跑的人，都在被严格监视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支撑着公司。白天谈判、开会、处理内部事务，晚上配合调查，交代问题。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3个月，终于有一天，唐戈的身体顶不住了，被抬进了医院，第二次“进宫”。这一次是公开住院，因为是在上班时间倒下的，大家都知道。经医生初步诊断，唐戈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不久，他又被转往省城医院救治。
       本来根据医嘱，他在第一次手术出院后，应该定期去医院检查。但那段时间他没有时间去医院，也没有心情去复查。面对公司的惨状，面对在他手下失业的工人，他自杀的心都有。他自己并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局面出现。刚办公司时，他是想多解决一些农场职工特别是职工子弟的就业问题，后来轮胎等橡胶制品销路不好，他又不忍裁员，于是不得不在没有进出口权的条件下，靠走私、靠非法跨境倒买倒卖维持营生；本指望上市后募集到资金，通过并购捷径能迅速地完成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摆脱不光彩的过去，使企业从此走上一条光明大道，但哪成想，天不助人，竟谋而未成。这样的结果和他唐戈的理想、他真正想要干的事业，差距太大了，简直是背道而驰！
       基于此，唐戈的认罪态度十分好。也正因为他有这样好的认罪态度，全身心地配合审计组和公检法的工作，不要命地挽救企业，加之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公司运行的需要，司法部门才暂时没有拘捕他。
       
       三
       刚转到省医院没几天，唐戈就给李思恩打电话，说自己不行了，想见他一面。李思恩放下电话后觉得情况严重，急忙中途逃会，从上海首诚证券公司总部直接赶了过去。到了病房，见冯雪也在，他才知道唐戈同时通知了他们两人。
       只一年多没见，唐戈“苗条”了许多。双下颏没有了，大肚腩也没有了，人显得愈加精干，只是气色不好，显露出极疲惫的神态。
       大家只寒暄了一会儿，护士就进来说又要开始打针。唐戈躺在床上，等护士走后，边打点滴边向他们俩主动介绍自己患病、治病的经过，以及公司的变故情况。其间，李思恩偶尔插嘴问问细节，但冯雪却什么话也没有说。看来她和唐戈沟通较多，这些事她都已清楚。最后，唐戈用一只手摸索着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存折，放到床头柜上，一字一顿地说：“老李，你是我大哥；冯主任，你是我大姐。我把你们俩当做我的亲人了。”房间里一阵沉静。“我的病这次肯定是抗不过去了，医生说最多一年，短了只能再活几个月。其实，就是真抗过去了，我也得死在监狱里。所以还不如早点病死的好。”
       也许是过分用心说话和身体过于虚弱，唐戈开始大口地喘起来，额头也渗出了密麻麻的汗珠。冯主任熟练地摘下床头上挂着的毛巾，帮他擦汗，李思恩则帮他倒了一杯水。他们觉得这时说什么都是多余，只有不说话，听他讲。
       唐戈喝了口水，情绪稳定后接着说：“我从小起，就立志成为英雄，毛泽东似的英雄，救苦救难，拯救人民于水火。后来我认定，只有自己先荣华富贵，成为了亿万富翁，之后才能有本钱、有资格干惊天动地的事，把少儿时的理想变成现实。于是我开始拼命赚钱。但是现在，我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了，我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
       又喘了好一会儿，他接着说：“我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已经分别给我爱人和我哥哥，各汇了一笔钱。给我爱人汇的钱，足够她买套房子买辆车，毕业后和孩子一起，在美国再生活5年。5年后，她拿到了绿卡，立住了脚，后面的路就可以自己走了。给我哥汇的钱，足够他买两辆卡车的，他可以在城乡之间跑运输，这些钱也够他一家人谋生活的了。我现在大部分钱都贴补给公司了，工人、职工的基本工资总得保证发下去。剩下的，不算没抛的股票，我凑了个整数，200万，都在这张存折里。”冯雪拿过存折，上面只有一笔记录：存入，2000000.00。
       唐戈看着冯雪，继续说，“我想麻烦你们俩，代我去趟我的老家。到那里搞个仪式，用这笔钱，以我的名义，在当地捐建10所小学。我已经和县长、县教育局长，都打过招呼了，他们非常欢迎。教育局长是我的小学同学，你们去后，可以直接找他。就让这些来路不太干净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吧。”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总算把要说的话说完了。
       这也许就是唐戈的遗嘱了。
       他的人生境遇和“遗嘱”给了李思恩很大震动。李思恩隐隐地感觉，自己的灵魂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与唐戈是通着的。只是那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一时还没有想明白。至少，他现在感觉和唐戈之间的距离比以前近了许多。
       从此以后，李思恩和冯雪开始忠实地执行朋友的“遗嘱”。他们在两个多月内去了那个贫困县三次，用心地选择10所学校的校址，详细地论证可行性。他们想在生源、师资、基建队伍、预算、学校管理、后续教学与财务支持等一切问题落实之后，集中向唐戈作一次汇报；在经他确认之后，再与当地政府签约、举行所谓捐赠仪式。他们还顺便到唐戈家去看望了一下，并把唐戈的病情进展情况转告了他哥哥。
       唐戈的家乡真是穷。
       坐落于黄淮平原的边上，西面是山区，南北是丘陵，自古为天下粮仓，本来应该是很富裕的地方，却因为人口的增多，频繁的战争，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走向了衰落。解放后的合作化运动虽然减少了这一地区的外逃人口，但却增加了饿死者的数量。
       20世纪80年代土地制度改革，使这里的山村焕发了生机，许多家庭盖起了砖瓦房，购置了手扶拖拉机。但是好景不长，七八年后，农民的收入就再也涨不上去了。于是，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有的搞建筑，有的去挖煤，十五六岁以上的孩子，都不再上学了。
       据县教育局长讲，他和唐戈小的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小学，每个生产大队都有中学，课本不用自己花钱买，小队、大队出钱包了，因此很少有辍学的。但现在不行了，有限的土地不断被占用，剩下的耕地已经无法养活这么多人了，自然减员、计划生育和人口外流，使农村的常住人口不断萎缩，每个自然村里的孩子数量都在减少，因此只能是几个村子合起来，才能办起一所小学。在小一点的村子，那些不到10岁的孩子，每天上下学要跑十几里的路，遇到刮风下雨，非常遭罪，家长也很担心。上了中学之后，离家就更远了，因为不是每个乡都有中学，因此他们只得住校，半个月回家一次，交通不便的，一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学校的伙食很差，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样饭菜，所以害得多数孩子患有胃病。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的还好，若考不上大学，回家种地，读书和不读书就显不出什么差别，所以家长让孩子读中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就是考上大学的孩子，家里也不一定能供得起，孩子到了城里，更是得在物质上、精神上继续承受痛苦，所以家长让孩子上大学的兴致也不是很高。如此总结下来，辍学外出打工赚钱，几乎是他们唯一可选的路。
       局长说他只说大实话。他对在村子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短时间内没有什么信心。但他决心保证让每一个适学儿童都能入学，能至少读完小学。正因为如此，他对唐戈捐建10所小学的善举，格外地欢迎。
       唐戈家所在的靠山屯是附近最大的村落，有将近100户人家。80年代盖起的砖瓦房已经显得破旧了，但还不算过时。有一所小学校设在这个村子的正中央，校舍是以前的大队部，曾翻修过，倒也宽敞明亮，就是里面过于破旧。校舍原是土木结构，房梁和立柱已被岁月熏染打磨得油黑发亮，上面刻痕累累；檩子和椽子大多被压弯了腰，从落到地上的白点点看，上面的木结构已被虫蛀得比较厉害了。至于窗框，更是七扭八歪，一看就知是座危房。学校的院子比较大，当年开大会、放露天电影都用它。院子没有铺砖或打水泥，夯过的泥土表面已经坑坑洼洼，不再平整，孩子打闹时经常有人崴脚脖子。就是这么个地方，硬被隔出三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供周围3个自然村的200多个孩子在这里读书。每个年级一个班，每个教室两个年级，一边上课，另一边就得自习。
       唐戈最小的一个侄子也在这所学校里上学。他妈妈为了让小儿子也能像他叔叔一样，远远地飞出这个小山村，飞到大城市去，给他起名叫唐学戈。小学戈没有辜负妈妈的一片苦心，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他当然不知道他的叔叔正在外边受罪。
       扒掉大队部，在原址上重建希望小学的方案没有获得通过。村民们想保住这座修了几次的“老建筑”。那是当年所拥有的集体凝聚力的唯一象征和遗迹了。大伙儿在村东头给新学校选了一块更“眼量”的地儿。
       再说唐戈的哥哥。到底是一个妈生的，他从李思恩、冯雪那里得知消息后，第二天就抛下农活，起身去了昆明。唐戈给他汇的钱他一分未动，也没有和他的家人提起过。去云南省医院之前，他把钱取出了一部分带上，以备应急。后期唐戈染上毒瘾之后，他寄给哥哥的钱都被他哥陆陆续续取出来，用于给他买毒品止疼了。
       哥哥到医院找见唐戈后，兄弟二人相拥而泣。
       唐戈此时身体已经非常瘦弱。无休止的病痛和毒瘾的间歇发作，轮番折磨着他，使他苦不堪言，吗啡的剂量也在因此而加大。
       哥哥到后的第三天，景开公司以有亲人服侍为由，召回了派去护理唐戈的员工。又过了几天，医院要求续交住院费，但景开公司却拒绝为唐戈继续支付治疗费用。唐戈直接打电话向公司财务讨要，现任财务部经理只好坦诚相告：“公司连信息发布费都支付不起了，实在没钱再给您支付医药费，只能请您自己先行垫付，以后再找机会报销。”
       唉！这又能怪谁呢？
       躺在床上，睡不着而又感觉不太疼的时候，唐戈会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像放电影似的在眼前一幕幕地过：上学读书时的得意和一帆风顺；出国不成时的无奈和忧伤；刚参加工作时的雄心与理想；企业运作中的风险与疯狂；公司上市后的挥霍与挫折……
       自己想爱的爱过了，想享受的享受到了，所能做的都已经尽力了，想来应该是知足了。至于天命难违，大限早到，一些该做而来不及做的事，特别是一些补偿别人报答社会的事没来得及做，只能归于遗憾了。天地尚有残缺，人哪能没有遗憾呢。
       唐戈本科学的是哲学，所以有一大堆中外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装在他脑子里，诸如老子，孔子，康德，边沁，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萨特，等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辩论和打架，有时让他无所适从。
       现在，小个子康德在他半醒半睡的时候走出来，开始对他说话了：
       “你虽然顶着头上的星空，须接受自然法则的宣判，不得不走向死亡；但你是个有理性的人，依心中的道德律说话，按理性的法则行动，一切皆出自自身内在的必然性，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因而你又是自由的。”听了康德的话，唐戈感觉舒服多了。
       这时，孔子驼着背走了过来。唐戈看了他一眼，不由得皱了皱眉。他不太喜欢这老头。不是反感，是不喜欢，就像有时不喜欢自己一样。他一会儿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不知命不以为君子；一会儿又说不怨天不尤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甚至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总之，他始终是在容忍和调和矛盾，和稀泥，有点虚伪。唐戈睁了睁眼，把老头赶跑了。
       叔本华来了，还是他痛快淋漓：既然欲望是天命强加于人的，而人奔波劳碌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意义，生活如同梦境，那么，敌视和挑战自然，甚至以自杀相对抗，就是一种勇敢的选择。唐戈记得，王国维就曾用实际行动，在昆明湖旁，如此痛快地选择了一次。
       不过他唐戈的意志要比羸弱多病的王国维坚强，所以目前还没有选择自杀的打算。
       正当唐戈在思想的王国里漫步的时候，医院财务人员走过来，又找他催要住院费了。真是扫兴。
       无奈，他只好重新回到活人的世界中来。
       这时，一旁的小护士发现，唐戈脸上的笑容（其实是皱纹）马上堆起，身子赶忙侧过来，毕恭毕敬地向要账者赔着小心，跟人家轻声细语地应付着，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
       等把财务部的人对付走之后，小护士开始揶揄他。唐戈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瞪着突出得像蛤蟆一样的眼睛，不理睬小护士，而是自顾自地在那儿念经：“大智若愚，大雅若俗，大洋若土，大富若贫，大贵若卑。都是境界啊！”说完，眼泪已然流下。
       说大洋大雅，唐戈那是在恭维自己；但说到大富，他却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只是，他生性好赌，又出手大方，进的多流出的更多，所以才没有真的大富起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唐戈不断地打电话，似乎是在化缘。
       果然，在随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每天都有人来给他送钱，而且来者无一例外，全是美女。她们不但带来了钱、鲜花和水果，同时还带来了泪水。
       唐戈后期的治疗，有一多半费用是靠以前女友的资助支撑的。
       一天查完房，回到科里，小护士问男医生：“唐戈都这样了，怎么还有心谈情说爱啊？”
       医生回答：“男人都这样。宁做花下鬼，到死也风流。”
       “你说那些女孩还喜欢他什么呢？”
       “人间自有真情在！”
       “嘁！”小护士对这种回答嗤之以鼻。但转过身，又皱着眉头问：“你说这时间安排的，怎么那么巧？那些女孩怎么就没相互撞上过呢？”
       四
       1996年9月，周末，李思恩和冯雪相约来看唐戈。
       见了面，李、冯二人都被唐戈的状态吓着了。才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变得没有人形了。
       唐戈已经从单人病房搬了出来，被安排在一个6人大病房的角落里。他躺在床上，浑身上下只穿了件内裤，横着一条浴巾遮着下身，四肢细瘦，肚子突出，脸色蜡黄。他哥哥把他扶起来，半躺半靠在床上。他眼睛看着李思恩和冯雪，尽量装出一副笑脸，使本来就扭曲的脸变得更加难看：“你们看我还像个总经理吧？”李、冯二人咧了咧嘴，笑不出来，倒是想哭。他们怎么都无法将眼前的这个人同那个走路带风、朝气蓬勃的唐戈联系起来。
       哥哥把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了冯雪，自己则站在一旁，李思恩坐在床边，面对着唐戈。他们俩把筹建希望小学的进展情况，简单地向唐戈作了介绍，并征求他的意见。唐戈很满意，在捐建的首所希望小学——他家乡靠山屯的“唐戈希望小学”出资协议上签了字，并希望能尽快动工。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唐戈睡下之后，3个人一起来到楼下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晚饭。
       席间，唐戈的哥哥不住地唉声叹气：“检察院、公安局的人三天两头来找他，调查核实情况，他总是龇牙咧嘴地坚持着，没有拒绝过一次，每次审问完，他都得好几天才能缓过来。我看这样下去，才死得快。”
       冯雪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把他转院转到北京去！反正咱是自费，也不用征得单位同意。到了北京，我离得近，可以多照顾他一些。”
       李思恩表示赞同：“他这样的病人，量医院也不会卡着不放。但以他现在的身份，转院前恐怕还是得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免得以后麻烦。”
       唐戈的哥哥也赞成转院。李思恩还提议，冯雪主要负责照顾唐戈，希望小学的事则主要由他自己来跑。转院到北京后，唐戈的哥哥可以先回家，一是把田里的活先干一干，二是就近可以帮他督促希望小学的工程进展。既然唐戈参加不了捐赠仪式，那么仪式也就免了。为了能让他尽早看到有关录像或照片，校舍的建设恐怕得走超常规路线。
       “还有，”李思恩接着说，“唐戈以后需要钱的地方还很多，因此希望小学最好还是一个一个地建，不要一下子都铺开，把钱都投进去，免得唐戈自己真需要钱的时候，反悔都来不及。”唐戈的哥哥和冯雪都点头赞同。“那就第一所小学建完之后先等一等，看看情况再说别的。”李思恩看着唐戈的哥哥：“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
       “好！”他当然赞成。
       199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李思恩又来到了靠山屯“唐戈希望小学”的建筑工地。他要再拍些照片，录些像，拿给唐戈看。工地坐落在村东的半山腰上，三通一平已经完工。工人们还在抓紧施工，校舍的地基已经出了地面，上面砌砖的活儿就快了。
       校园宽阔的操场上，用椽子临时架起来的“校门”和“校门”上的彩色条幅迎风摇曳着。在“校门”的前面，山脚下，是养育过唐戈15年的村落；“校门”的后面，是未来的新校园。操场显得非常地平整、空旷，站在这里，能望出很远很远。奠基石依然孤零零地立在校舍的地基旁，夕阳下，就像是一座墓碑。
       两个月后，1997年的元旦刚过，唐戈在北京去世。
       咽气前后，火化过程，李思恩和冯雪都一直守在身边，接呼吸机的氧气面罩就是冯雪帮护士摘下来的。管子拔掉之后，唐戈只无力地扭动了几下就安息了。穿衣前，冯雪为唐戈彻底擦洗了身体，李思恩在一旁帮她。他见唐戈的阳具又长又大，水灵灵的，与干瘪的大腿很不协调。
       几乎同届同专业、同届不同专业在京的所有研究生同学，唐戈的导师，都参加了唐戈的遗体告别仪式。望着学生、同学如核桃纹般苍老、消瘦的遗容，在场的师生没有一个不流泪的。李思恩拥抱着唐戈的哥哥，放声痛哭。告别厅外，狂风大作，漫天昏黄，厅外排队吊唁的人被刮得站不住脚，那情景，真如《叹万事空歌》所言：“生也空来死也空，生死如同一梦中；生如百花逢春好，死如黄叶落秋风。”
       依照唐戈太太信上所提的愿望，火化前，李思恩把她寄自美国的一张原版美国地图，和一页写着“我和你在一起”并署了她名字的白纸，放在了唐戈胸前，一并推进了火化炉。
       唐戈是当年上市公司中最年轻的总裁，学历最高的总裁，股民中影响最大的总裁，也是争议最多的总裁。但是今天，10年之后，还能够记起他的人已经没有几个了。在资本市场中，像唐戈这样的匆匆过客还有很多，他们或被大家宠过，或被大家恨过。然而喧嚣之后，都终归于沉寂。不过庆幸的是，人们越来越短的记忆周期，并没有阻碍后来者的前赴后继。
       股市涨落依旧。唐戈的同学亲友及所有他认识的人、认识他的人，依旧为工作为生活而忙碌着。社会在追求和奋斗中进步，没人能让它因伤感而慢下来。
       一周后，冯雪到营业部来找李思恩，说是要在这里把唐戈账户上留下的股票都抛了，好替他还债。李思恩交代部下给她开了绿灯
       自那之后，李思恩再也没有见到过冯雪。她单位的人说她早就辞职离开了。
       魏总裁气短
       一
       1995年也是李思恩管辖的“地盘”大扩张的一年。
       这一年的3月，华信证券公司被行政关闭。在华信证券关闭之初，监管部门曾委托首诚证券公司对其证券业务实施托管；托管3个月之后，首诚证券全额收购了华信证券。收购之后，华信证券的公司总部及所有在华北地区的机构，全部划归李思恩管辖。在此基础之上，首诚证券组建了华北管理总部，并试行事业部制。李思恩顺理成章地出任华北管理总部的总经理。当然，华信证券的大部分债务，约7000万元，也要由华北管理总部来负责偿付。
       华信证券的大股东华信集团是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该信托公司的唯一股东是一家大银行。因此，华信证券不仅在资历、地位、靠山方面远远超过首诚证券，就是在人力资源上，也不似首诚证券这般杂牌。华信证券从其总经理算起，一直到普通员工，清一色都是来自金牌的银行系统，对银行业务都非常熟悉。可以说，华信证券公司的人，满脑子装的都是银行的资金运用套路，对于证券投资者资金账户内的巨额保证金沉淀颇感兴趣。华信证券的辉煌与灾难，皆由此造就。
       华信证券从辉煌到消亡的历程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是大股东华信集团，另一条是华信证券自身。
       华信集团成立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需求迅猛增长的1984年。
       自从1979年新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以来，各地方政府为了扩大财权，绕开银行信贷规模控制，加大地方投资力度，纷纷开设信托投资公司。这些各有背景的信托投资公司，掌门人往往都身居高位，出身特殊，因此各个出手不凡，开展着比银行要宽泛得多的金融与非金融业务，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葫芦，收发自如，与中央的宏观调控相抗衡。由于它们与银行争业务，争资金，大手笔地举债，大规模地上建设项目，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恶化推波助澜，所以从1982年开始，中央不断地进行信托业的整顿，加强更新改造资金的管理，明确信托的重点是“委托、代理、租赁和咨询”，要求一律停办地方信托投资公司；信托公司和信托业务必须由银行设立和办理，非银行机构特别是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起设立信托公司；信托贷款必须纳入银行信贷计划，明令信托业暂停信托贷款和投资业务。与此同时，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几家规范的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其目的一方面是作为样板，为该行业树立规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化解地方政府的分庭抗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信集团在京成立了。
       回首华信集团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其辉煌令人赞叹。
       在金融业，华信集团从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发行各种人民币和外币债券，总和折合人民币达40亿元之多。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开展大额存单、信托和委托存放款等业务，扩大融资规模；联合其他机构，发起成立了华信证券公司，并使之成为深沪交易所、中国证券报价中心、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天津证券交易中心的会员，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从事国际业务；1993年，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发起设立了信托型封闭式投资基金，并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经国家工商局和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了期货经纪公司，不但从事商品期货代理，还能够代理买卖外币有价证券，从事外汇买卖业务。
       在投资业，华信公司有自己全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建筑公司、装修公司、房屋租售公司和物业管理公司，从事全套的房地产业务，其业务范围遍及欧美、澳洲和东南亚各国，每年开工面积维持在700万平方米以上；全国有数百个著名的能源、交通、通讯、化工、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高科技项目，是由华信作为投资主体，通过独资、合作、合资、参股、横向联合等方式兴建的，为此，华信集团与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联系，使之能够从容地组织银团贷款、利用外国政府出口信贷、组织海外投资基金、提供融资担保和从事信用证业务。在1994年，被国外著名的评级机构一致评为AA级信用等级的中国公司，华信是为数不多者之一。
       在租赁业，华信集团拥有多家合资的国际租赁公司。通过这些公司，华信先后从美、英、日、德、意等发达国家，引进了300多条先进的生产线和10多万台（套）先进设备，它们几乎惠及了全国所有的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由此可见，华信集团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然而，毁灭的种子却早在辉煌之初就已经埋下。
       在华信集团投资和贷款的项目中，有80％是首长项目，亏的多赚的少。
       这很正常。因为首长们关心的是社会利益和宏观效益，而不是华信集团的微观利益和局部效益。每个国企都是政府的儿子，哪个儿子有本事，哪个就应该多出力；信誉好而又富有的儿子，就应该帮信誉差且贫困的兄弟，这是天经地义。何况，能够大笔地借得钱来，也不是华信集团的功劳，至少大部分不是。外商或外国政府肯融资，不是因为华信集团经营有方、企业领导人个人有魅力，而是因为华信有政府做后盾，有政府的招牌做靠山，还有每次至少有省部级领导出面甚至带队，后者才是赢得对方信任的关键。
       既然光环是领导的，成绩是政府的，自己只是有幸借光，那又何苦瞎操心呢？于是，华信集团班子主要成员的荣誉感很快消失，雄心壮志没多久就烟消云散了。没人再在乎借来的钱是如何用的，再关心投资的可行性和被投资方的还款能力，更没人去跟踪管理，惹领导不高兴。不仅如此，慢慢地，他们还发现，自己竟然还可以在其中浑水摸鱼，大捞大赚，而又不必去负责任。为了把这一点做得更扎实，更稳妥，华信集团把公司治理结构很好地“治理”了一番，安插了一系列的保护伞。比如，在董事会中，设董事长、名誉董事长、常务董事若干名；在监事会中，设监事长、名誉监事长和常务监事若干名；在经营班子中设总经理委员会，有兼职委员若干名；在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委员会之上，又设立了级别更高的没有名额限制的高级顾问和特邀顾问无数，付给的顾问费非常可观。
       结果可想而知。从集团成立的第3年起，个别的投资项目就开始出现巨额亏损。因为短款长投的情况较多，所以10年来，华信集团基本上是在以新债偿旧债，以不断扩大的新债规模，来维持公司的业绩增长，以轰轰烈烈的入口业绩，做着注定要跌进悬崖、粉身碎骨的滚雪球游戏。
       在华信集团“滚雪球”的过程中，子公司华信证券发挥了助力器的作用。可以说，华信证券是拆毁自己家园的另一只手。
       华信证券为帮助集团集资还旧债，曾大量发行过没有国债抵押的空头有价证券代保管凭证；华信证券曾以高利率和巨额奖金为诱饵，发动全体员工拉存款，鼓动股民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理财，以此向华信集团上存资金。对华信证券而言，受伤害最大的是，大股东挪用和长期占用巨额保证金，使证券公司坐上了火山口，随时都面临着被监管部门拷问、被投资者砸门、被法律审判的风险。
       居民在银行开户存款之后，就成了该银行的储户，等于是将自己的钱借给了银行，两者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银行在留够备付金之后，可以动用储户在银行的存款余额，将之贷给需要款项之人，比如企业。从银行贷出款项的企业，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向银行存入款项的储户，从银行获取利息。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银行因此而获取利差收入。上述存贷款业务，是银行的本源业务之一，也是其基本的收入来源。
       居民在证券公司开设资金账户并存款之后，就成了该证券公司的客户、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等于是将自己的钱委托证券公司，代为交割和收付，两者之间是信任托管关系。多数情况下，投资者都不会把资金账户内的款项，全部用于买入证券；遇到市场低迷时，账户内的资金可能会沉淀更多。做惯了银行业务的华信证券员工，自然而然地想到要用这部分钱去生息。
       于是，华信证券将全系统分支机构吸纳的客户保证金，余额的80％集中到总公司管理、运用，并据此而创新和衍生出许多“业务”。首先，集中上存华信集团一部分，以获取稳定的高息回报和奖金与福利，上存利率高达15％～20％，利息收入可以放入账外账，作为证券公司的小金库。证券经纪业务营业部每上存1000万元客户保证金，华信证券就会奖励该营业部总经理每月1000元；存期满一年，则赠送该部员工一个免费赴国外旅游的名额。其次，股票行情好的时候，华信证券会动用一部分客户保证金余额做自营，博取短期收益，弥补头寸不足；行情不好的时候，则通过全国各交易中心系统将资金拆借出去，获取比上存华信集团还要高的利差回报；第三种“业务”是，由于当时沿海发达地区房地产业红火，于是一部分钱被高息直接贷给了房地产开发商，一部分钱被用来直接在那里购置了房产，以图在房地产上获取暴利。
       对于股民来说，只要利息照付，动用本金时可随时支取，他们一般是不会怀疑有人动他们钱的；况且，人家那么大的金融机构，还会差了自己那点小钱？魏总裁就是这样当着他那胆小的资金部总经理的面，从投资者的角度作如此分析的。
       但让华信证券的魏总裁没有分析到的是，他分析的前提出了点问题。他的公司和到公司来参与交易的大部分投资者，在做国债期货的过程中，都是跟了万国证券和辽国发，做空。虽然华信证券远没有辽国发做得那么大，但却直到最后一分钟都没有背叛“大当家的”，一直跟着证券王国的管总唱空到底。结果是，不但该付股民的利息付不出，他们想支取自己的本金时，也做不到“随时支取”了。于是，股民们开始怀疑。
       华信证券在国债期货市场“对决”中讲义气的美名还没来得及在市场上流传开，其不良后果就出现了。第一个后果是股民挤兑。因为客户想追加保证金的钱被证券公司占用了，华信证券在中央登记清算公司的总户头，头寸被打爆，它在各开户行里的资金合起来，曾一度不到应补交易所清算头寸的二十分之一。华信证券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如果不能及时筹措到足够的资金补上缺口，华证就只能破产倒闭。
       讲义气的第二个后果是魏总裁被捕，被判刑。多数人都这么认为，魏总是因为公司国债期货和万国证券一起同仇敌忾，做反了方向，形成了巨额亏损，所以才坐牢的。
       魏总裁，45岁，坦克兵出身，沉着坚毅，没人见他慌乱过，或者对什么事后悔过。即便是在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他仍然是镇静、从容的，和部下交代工作语气如常，走出办公楼的脚步不急不慢，让人不得不陡生敬意。
       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从国债期货2月23日暂时停牌到正式处分下来，中间整整有5个月的时间，魏总裁在这5个月的时间里，还忍受了另一番屈辱。后者就像撒在伤口上的盐一样，感觉比先前的那一刀还要疼，并足以把他之前所有的成功与荣耀统统抵光。
       为了补回挪用的客户保证金，偿还非法高息吸收的存款，他曾亲自带队催收对外贷款。但是，他发现，许多贷出去的款项已经被借款企业转贷给了第三方、第四方，最后落到了西北和海南的一些破烂企业乃至个人手里，明显地成了坏账、死账，根本就要不回来了。为此，他曾给拆借的下家老总下过跪，求他负点责任。公司出资购置的房产，有一多半因为产权证迟迟办不下来，而无法转让和变现，为此，他曾躲在办公室里偷偷地扇过自己耳光。公司通过自营，刚刚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些钱，但他想通过放大的方式再多赚一些，最好能把保证金窟窿全给补上，结果却事与愿违，赚的钱通过放大的方式又都吐了回去，使他不得不仰天长叹。于是就有了上面被有关部门带走讯问的一幕。
       但其实那一次并不是逮捕。逮捕他并不是因为公事。
       那么，叹天不助的魏总裁到底是何方人士？他是因何而出事的呢？
       魏总裁名叫魏均平，原来家住北京郊区，出身农民。因为北京城不断向周围扩张，所以他们家跟着借了光，后来就晋升成了北京市市民。
       小的时候，魏均平长得眉清目秀，温文尔雅，体弱多病，但却学习成绩优秀。因为生有“鼠疮”，脖子常年鼓包，在耳朵下边、脖子和腮帮子之间总是贴着膏药，所以村里的小孩子都不大愿意与他玩。但具有远见卓识的邻居胖陈婶却与众不同。胖陈婶是那年月少见的体态丰满的女人，几十个白麻子星罗棋布地排在她白净的大脸盘上，再配上丹凤眼，大屁股和开朗的性格，使村子里老少爷们都爱上赶着跟她打招呼。她的二儿子铁蛋与魏均平是同班同学，长得膀大腰圆，身体健康无比，无论冬夏，脚上从不着鞋，浑身结实得刀枪不入，但就是脑子不入书本，考试总不及格。因此，胖陈婶每天早晨在铁蛋上学时，都会在他们家门口上演这么一幕戏：胖陈婶手握鸡毛掸子，一扭一颤地小跑着跟在铁蛋后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和魏均平坐在一桌，好好向人家学！听见没有？！”
       所以说，魏总是地道的农民家庭出身。
       作为农民出身的魏总，经常用农民的眼光观察最为现代化的证券市场。他说，中国的股市虽然远离农村，为大城市居民所独享，但是，中国证券市场中的精英有70％是农民出身，或者具有典型的农民意识。一批冲在证券市场最前面的人，多数家居农村。因此中国的证券市场具有“农民性”，农民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中国的股市都具备。当然，他的话不会有人愿意传播。谁会像他一样，毫不羞涩地让人家发现自己是个农民呢？
       以前，家人都说魏均平命好。他高中毕业证还未拿到，就通过在人武部工作的一个远房亲戚的努力，参了军，而且还是个技术兵种。魏均平当兵的主要收获是身子骨变硬了，学会看英文书了。
       恢复高考时，魏均平已经转业，在一家大国营厂当技术工人。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且不出预料地以高分考上了英文专业。入学之后，他又加修了德语和法语，成绩也是全优。大学毕业，魏均平留校任教，然后被公派赴英留学深造。留学期间，有一次，赶上由某中央部委领导带队的华信集团在欧洲发债，专职翻译突然因病住院，他阴差阳错地顶替人家，义务帮着干了一个星期的翻译兼导游。这一个星期的缘分，使这位能文能武、刚毅沉稳的年轻人，在华信集团主要领导的心目中留下了极深极好的印象。于是他从英国一回来，就被调到了华信集团工作。1991年华信组建证券公司，他被任命为总经理。几年后，因为叫总经理的人太多，社会上三五个人的公司，负责人就敢自称为总经理，这迫使真正大一些的公司负责人，不得不升格为总裁，于是魏总的名片上也改印了总裁。至于总经理与总裁的称谓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他同大家一样，都懒得去分辨。
       魏总裁虽然从事的是金融业，整天滚在钱堆里，但却没有染上铜臭味。相反，他倒是把钱看得很淡，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瞧不起钱。这一点，让他的所有上司颇感满意和放心。其实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其自身的感性和性格。不只是对金钱，包括对于所有的人情世故，他都是依照感性和本能来作判断。一直如此，始终如此。他笃信择日不如撞日的箴言。金钱在他的概念里，并不是严肃理性的货币、一般等价物，或者财富的划一性符号等等，而是形象的，文学性的，如科尼利厄斯所说的：钱是嫖客，它与任何打开的钱包私通。他认为，金钱是一切罪孽之源，正派人最好离它尽量远些。
       所以魏总虽然在有兽性的军人堆里待过，但却家畜的驯性尤重；虽然浸淫于位列中国金钱经济先锋的证券业，但身上实物经济的印痕却甚浓；虽然留过洋，但却显得很土。他至少不是狼，因为他看上去连点野性都没有。有一年6月份的一天，他自己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昨日上午，北京的上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下午，乌云渐去，有雨少许。傍晚，天湛蓝，月明亮，白云如雪。这样的蓝天白云，北京已多少年未见！我与妻，徜徉街头，仰望欧美和中国乡村才有的天空，不忍归。10点钟，又叫出已经爬上床了的儿子，一起望天至夜半。但见周围路人，皆行色匆匆，未有仰望天空者。今晨，周六，儿仍上学，遂早起相送，见天仍高蓝，云仍淡泊，似秋日，故心情甚好。送毕孩儿，不忍独享日月蓝天，遂忙电话寻友，结果皆在梦中：因为看球赛而至凌晨4点，故不得起。呜呼！吾与众两类人也。喜人间功名相争者勇，赏天地万物壮美者仁。仁者，恋情，不能胜勇，难以为商，只宜从文。如若站队，我还是应该郑重地站在文人一边。
       他确实是个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们家三口人的毛笔字写得都非常好。魏均平每年春节都是自己写对联，有时还主动给邻里送，帮着贴，顺带着宣传祖国传统文化。魏均平学贯中西，应该是个大文人。但是可惜，他生不逢时。从商虽然是顺应了时代潮流，但对他而言却是一条错路。他现在已不再是学者教授，也再不与学者教授为友。他认为现在的学者教授，多数远不及古代中国的文人，在学问和人品上都不及。一些学者的学问更像是商品，其言行更像是商人，因此自己羞于与他们为伍。
       李思恩说他观点太过偏激。既然各行各业都可以读书，为什么读书人不可以接触各行各业，一定得躲在象牙塔里干受穷？
       魏均平对李思恩很感激。这主要是因为李思恩在他“落难”时仍然尊重其人格，对他的态度很人道，对他的评价也较为客观。
       根据金融监管部门的指示，华信集团及其分支机构的金融许可证被吊销，但华信证券的业务正常开展，不受影响。勒令华信证券的原主要负责人协助首诚证券，保证资产与业务的顺利交接。
       此刻，魏均平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此生恐再难从事这一行业。一旦协助证监会调查完毕，材料被移送司法机关，自己所得刑期当不会短，因为毕竟给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经济损失。于是，他开始给自己安排“后事”。他唯一想到的，是给儿子找所好学校。以前，自己全力以赴于工作，没有考虑这些，孩子就近入学，以方便夫妻两人轮番出差的需要，现在看来这是难以饶恕的自私和不负责任，极其不利于孩子将来的高考和进一步发展。然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俗语，让他实实在在地体会了一回。他原来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像突然挨了一刀的橡皮筋，都缩回去了。他找到教育局，找到校长，送礼给人家人家都不敢收。有一天交接工作晚了，李思恩请他吃饭，三杯酒下肚，魏均平已然泪流满面。他长叹道：“我们真的已经进入到交易经济时代了！相互间如果没有对方所需要的稀缺资源，且不是在可以容忍的安全区间内，交易根本实施不了。没有交易，就等于没有了交往。对方可能不缺烟酒，所以你送烟酒就办不了事；对方如果很有钱，你送钱也照样办不了事；对方如果不需要你的名誉、地位，或者你的权力对他没用，交易也实现不了；对方如果不差你这份情，你有友情也没用！所以腐败实质上是一种拥有稀缺资源占有权的主体之间的等价交易。”这是李思恩所知的、除林彪之外关于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的最精辟的论述。
       二
       华信证券公司的员工抵触情绪很大，因为传说他们中大部分人将被首诚证券辞退。在托管即将结束的前一个星期六，李思恩拉上魏均平，一起给华信证券的员工开了个大会，想把有些决定了的事项尽早地传达给他们，好让员工吃上定心丸。这些天有个别员工，不是打电话谩骂魏均平，就是往他家里信箱塞恐吓信，声称一个好好的公司让你们这些当官的给生生弄没了，自己的饭碗砸了，将来怎么办？找谁去？杀了你们都不解恨。
       由于参会人多，厉大姐联系了一家大饭店的报告厅作为会场，这里高档气派，音响设备齐全，主席台高大庄严，具有相当的震慑作用。为防万一，她还悄悄地与当地派出所所长打了招呼，求人家给派了两名警察在会场门外溜达。
       会议上午9点准时开始，人到得还挺全，座无虚席。李思恩坐在上面，西装革履，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看着下面，和每一个人进行目光交流。他确信，透过眼睛可以看见人的心灵，目光可以向对方传达自信。有一次周末他在家附近的公园里散步，看见3个小流氓在欺负一个女孩子，就走过去把女孩子救了，然后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站在小流氓的对面，眼睛盯着对方，一句话也不说，最后硬把那几个比他高半头的家伙盯毛了，乖乖地溜了。
       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李思恩讲，魏均平只是在一旁不住地点头。李思恩没有向大家示强，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华信证券的员工吹嘘首诚证券，而是首先示弱，主动袒露首诚证券的弱项，希望大家加盟之后，能帮助弥补这些缺点：
       “我没有想到华信证券的电脑数据能够保留得那么完整，财务账目能够记录得那么清晰，没有一点涂改，没有一丝隐瞒，每一笔违法违规收支都附有责任领导的亲笔签字，没有贪污，没有个人侵占，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华信证券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制度的原因，是经营理念的原因，是大股东的原因，与各位的辛勤工作无关。各位员工是无辜的，你们的魏总是正直的、负责任的。”
       “我很敬佩你们！”这是大家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接着，李思恩代表首诚证券宣布，“除非你们自己辞职，首诚保证不会主动裁员，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电脑人员和财务人员。你们的业务素质和敬业精神是一流的，想走我们都不会放！”半天，雨点般的掌声才在魏总的带领下反应过来，甚至里面还夹杂着抽泣声。李思恩接着又说，“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说‘你们’，之后，就只有‘我们’了。不过希望大家对此还要保密几天，因为我们成为一家人的方案要和其他信息一同在媒体上公开发布。成为一家人之后大家就会清楚，原来我和你都是一样的，我们一样都是给国家打工的，只要有职业精神，只要对同事、对公司、对自己，能和对待良心一样，阳光就会天天灿烂！”
       本来大家是带着一系列的疑问和质问来的，现在都没有用了。于是，会议在欢乐的气氛中提前结束。
       魏均平和李思恩最后走出会场，俩人边走边聊。下到大饭店的一层，边上有个咖啡厅，魏均平建议进去喝一杯，李思恩当然不会反对，于是他们就找了个靠窗子的座位坐了下来。窗子遥对着建国门外大街。大街上人来车往，附近行人中白皮肤的和黑皮肤的所占比重，比美国某些沿海城市还高。一般地说，外国人不用看脸，从后面或侧面看走路的姿势就能区分出来。他们都是一副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的姿态，更何况，无论是单个还是团体，他们总会有一个中国人（通常是女孩）陪在一旁，比比划划地充当翻译或导游，所以一般不会看走眼的。
       趁着魏均平接听电话的当口，李思恩继续用眼睛瞟着窗外。瞟着瞟着，一对情侣的背影映入他的眼帘，男的是个白人，女的是个中国人，两人正偎依着从窗下走过，走向停车场。李思恩忽然觉得那个女的身影好熟悉，正疑惑间，她像有所感应似的回了一下头，“齐明霞！”李思恩不仅惊得叫出声来，也惊得魏均平收起手机跟着急忙往外看。“齐明霞！”——李思恩放开喉咙又喊了一声，附近桌子的人都在看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这是在饭店里。这里的窗子是双层密封隔音的，而且只能从里向外看，从外面向里看是看不见任何东西的，所以自己是白喊了。看着齐明霞和那个外国人一前一后钻进一辆林肯牌轿车，魏均平比李思恩更惊讶，反应更强烈。他刚才正是在和齐明霞通电话，而齐明霞正是他老婆。老婆说她还在广州出差，要三两天后才能回来。
       李思恩的大学同学和研究生同学中，相互间有个默契，除少数死党私下沟通外，谁都不会在聚会中，主动去问别人的家庭情况，特别是男同学不会打听女同学丈夫的情况，女同学不会打探男同学妻子的情况。聚会时大家只谈论共同熟悉的话题，或与个人不相干的事情。因此，李思恩并不知道齐明霞的丈夫就是魏均平。当然，他也不知道魏均平的老婆是齐明霞。而现在知道之后，留下的只有惊讶和尴尬。因为魏均平铁青着脸走了，杯子里的咖啡一口未动。
       李思恩有个毛病，就是爱管闲事。有一次司机开车，他坐在司机的后面一起去人民银行办事，等红灯时，见旁边一辆车副驾驶位置上的人抽烟，点完火后随手把中华烟的空烟盒外加一个矿泉水瓶子，一起丢到了车外。他把车窗摇下头伸出去，对着人家就喊，“嘿！你怎么能在大街上乱扔东西？你当这马路是你们家的垃圾箱？真不像话！”没想到对方摇下车窗，将两瓶没喝完的水瓶子也扔出了车外，还骂一句，“管你妈的闲事！”引得周围的司机都伸头看，好事的还按得喇叭嘟嘟响。变灯之后，那辆车就始终跟在李思恩的车后面，一直跟到人民银行。李思恩没有在意，但他的司机却通过后视镜看得真切，并小心着对方使坏。到地方后李思恩进去办事，司机把车停好，那辆车也刚好跟了上来，并想停靠在李思恩的车旁边，明显的不怀好意。李思恩的司机是个改邪归正之人，以前也曾有过前科，他因帮朋友打架、为朋友两肋插刀而蹲过号子。今天见此情状，他那股潜伏着的英雄豪气又浮了上来，毫不犹豫地从手扣里拽出一个特号的活口扳子，下车就奔这辆车来了。那位开车的哥们反应倒快，一踩油门右打轮，顺着车道就溜了。那次要是没有这位硬汉司机挡着，李思恩非被堵在院里让人家揍一顿不可。挨揍也是应该的，谁让他做好事不讲求方法呢。有的话是油，可以激化矛盾，有的话是水，可以浇灭烈火，就看当事人会不会说话了。
       现在，看着倒霉的魏均平又摊上了这等窝囊事，而肇事者又是自己的老同学，他又开始犯病了，非要去管管不可。要说在夫妻感情问题上，李思恩还是有些发言权的。他也自认为自己和爱人之间的关系，是恋人，是爱人，是亲人，甚铁，属于“可意”的一类。他们夫妻俩无话不谈，甚至说到兴致，还会半夜起来，煮上咖啡坐着继续聊。因此在同学和同事当中，他李思恩是有威望的，谁家闹了纠纷，夫妻闹了别扭，都愿意跟他说，而他也热心于此，往往总能够把稀泥和成。当然，人家若是真想离婚，也就不会去找他了；找他的，都是想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
       第二天，李思恩通过朋友查到了那辆林肯车的车主。车的所有者是美国一家大跨国金融集团，其中国总部就设在北京西城，李思恩上下班天天路过它所在的大楼，所以十分熟悉。接着，他又打电话给齐明霞，说是有业务上的事要向她请教，约她下午在那家跨国金融集团中国总部对面的一间咖啡屋见面。齐明霞说她下午正好在那附近办事，很方便，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齐明霞的线条比上次见面时更加突出、明显，皮肤保养得比任何一个女同学都好。刚进6月份，她就穿起了夏装，所以握过手后，李思恩就嘴不由己地夸奖了她几句。
       “别贫嘴，这样的话我都听腻了。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你说完了，我还有事求你呢。”她倒是个快人快语的利索人。
       俩人坐下后，李思恩盯着齐明霞看，心里想，都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站着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可是他们忘了后半句，就是每一个倒霉的男人后面，必站着一个坏事的女人。
       见齐明霞瞪他，李思恩急忙假装不怀好意地笑笑，说：“我说嘛，你怎么会这么爽快就答应见我这又丑又笨的老爷们，原来是找我有事而我又恰巧自己送上门来了！”
       齐明霞嘴一撇，说：“还爷们呢，连点肚量都没有。”
       李思恩赶忙转移话题，否则她说不上给你捅出什么让人下不来台的动名词呢。
       “好，说正经的。是这样，我们刚刚托管了一家证券公司，营业机构增加了许多，遍布于每一个城区，各自的开户行都不一样，我想跟你们行签个协议，把各分支机构的客户保证金，都统一存在你们行，这样我控制风险、管理起来也就方便了。”
       “那真太感谢你啦！我正愁上半年的存款任务完不成呢，你就给送来了，我真想亲你一下！这都算是我拉的额度，等我拿了奖金，一定分给你一半。”她这一激动，李思恩见她的胸脯起伏幅度明显变大，看来是说到心坎上了，于是急忙跟上：
       “你先别忙分奖金，我话还没说完呢。”李思恩清楚，必须趁热打铁，在鱼咬到饵之后赶紧收钩：“我把钱都存在你们行的条件是，每个账户所在的支行或分理处，必须派专人两名每天到我们对应的分支机构现场办理业务，包括现金的存取和票据的传递。两名银行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我们负责支付，但押钞车的费用你们自己负责。怎么样，你能做到吗？”
       齐明霞上学时就是一个刚强的女子，从未服过谁，包括李思恩他们几个班干部在内。跟她说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话反说，将她，保证能达到目的。果然，她的答复是干脆的：“没问题！一言为定！”
       李思恩做作地拍了两下手掌说，“痛快！果真是女中豪杰。什么时候签协议，我等你的电话。好，我的事告一段落，下面该听你说事了。”
       这时，齐明霞低下头，没有说话，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她一边看着杯里的咖啡，一边搅拌着，似乎还没琢磨好怎么说。李思恩也在思索怎样相机切入今天的正题，所以两人一时都失语了。
       “老李，你说人为什么活着？”
       过了半天，齐明霞突然问出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但李思恩听了却暗自高兴，心里说，看来这婆姨还是把家放在心上的，于是急忙顺着她的话往主题上靠：
       “从个体的角度看，人生有3个部分的内容，即名、利、情，或者说是3种超越动物本能的欲望。与之相对应的是道德、智慧和情感3个范畴。反映在现实生活上，它们大致对应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人就在这三大领域里穿插活着、好着和图着。一般而言，有大德者方可留大名，有大智慧者方能发大财；无大德大智却名与利都贪，则往往会身败名裂。这就是物极必反。相对于重名与重利，重情之人可以不要江山，舍弃亿万财富，因此会更让世人感动。情感对人类的影响，要较道德和智慧更为深远、持久、广泛。从人类迄今流传下来的文献就可以看出，汗牛充栋者非情感类作品莫属。以情感人，以情存世，各民族皆然。有大名、大利者，可以使人震动，但很难大范围持久地使人感动。而有真情者则能做到这一点。人间真情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包括感动盗贼和杀人犯。所以我说，人，主要是为情而活。”
       齐明霞没有吱声。她可能是被唬住了，可能是听进去了，也可能是压根就没听。但李思恩不管，继续说：
       “对于中国人来说，情感寄托的主要对象是家庭，尤其是对于已婚妇女，经营家庭是其活着的最重要内容。”李思恩试着又往前进了一步。
       “你和刘嫄感情如何？”齐明霞依旧低头看着自己的杯子。
       “我们俩关系很好，可以说比结婚前还好。”见齐明霞抬头看自己了，李思恩急忙接着往下说：“你知道，当初是她主动的，所以我心里一直觉着欠她的。毕业后，我们住在单位的平房宿舍里。我因为要给领导写稿子，常常在办公室加班，她晚上就一个人守着新房，经常等我等到半夜，所以我就更加觉得欠她的。
       “有一天，在我们总共才14平方米的斗室里，我看见台历上有她手抄的一首小曲：‘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一个我。捏得来一似活脱，捏得来同床歇卧。将泥儿摔碎，将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偷看之后，我心里暖暖的，也十分感动。那年冬天非常冷，我们住的是筒子平房，卫生间和厨房是五家共用的。进了11月份之后，平房里就剩我们一家了，其他几户邻居，都躲到住在北京的某一方父母家去了。暖气不热，屋里也冷，冰冷的暖气片甚至还在吸收着我们俩的热量。就在那段时间，她把自己的感受、心里话都顺手记在了台历上，几乎是每天一页。从那时起，我就默默地立下誓言，此生一定要让她跟我过上好日子，一辈子不欺负她，不伤她的心，不让她因为我而落泪。
       “人很怪的，你对她好，她会对你更好；你敬她一尺，她能敬你十丈，所以，我们就这么一路好着走过来了。”
       这是李思恩的肺腑之言。这番话似乎真的打动了齐明霞，她的眼圈开始红了。仰头灌了一大口咖啡后，她用餐巾纸碰了碰嘴唇，叹了口气，说：“真羡慕你们俩。”但接着她却话锋一转：
       “不过，我认为，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活着的目的和方式是不一样的。处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应该以争名和立业为第一要务，不先立名，哪里会有老而忘名的境界？不先赚得足够的钱，哪里会有后半生的幸福潇洒？我所盼的，是退休之后，自己的财产能以亿计，能在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拥有一个农庄和一座别墅，能够自由地享受加州的阳光，轻松地欣赏爱琴海的风光和非洲土著的风情，打打高尔夫，背上旅行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快快乐乐地活着。到那时候，你说的情，才会有附着点。”
       “就你一个人快乐吗？不带上你的丈夫和孩子？”李思恩问。
       齐明霞不知什么含义地“嘿”了一声，没有接茬儿。
       上亿的身价？乖乖！这家伙一定是疯了，李思恩心想。他可是从来没给自己定过什么人生的财富目标。
       “主外历来是男人的事，保家才是女人的事，你这样立名立业地在外面折腾，孩子谁管啊？你爱人能不生气？”李思恩穷追不舍地又问了一句。
       “孩子由他爷爷奶奶照看，正好他们也愿意带。”齐明霞笑了笑，轻松地出了口气。
       得，还是没有引出魏均平来。看来她和魏均平感情不好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否则说到兼并一家证券公司时，她怎么没有反应呢？一定是她对魏均平公司出事还一无所知呢。
       “哎！还没说我的正事呢。”齐明霞把话从李思恩认定的正题上拉了回来。
       “我认识一个美国人，老交情了，他手里有许多外商大客户，哪个行业的都有，黑道白道都干。实不相瞒，老同学，我就帮他们洗过黑钱。反正对咱们国家又没有危害，过一下手就走，我们管他那么多！雁过拔毛，我顺便明里暗里地扒他们一层皮，十几个回合下来，我自己也有了几千万的身价。”说到这，齐明霞自豪地抬起头，两眼放着光彩，向后仰了仰身子，结实地靠在了椅背上，长长地吐了口气。她似乎重新恢复了自信。刚才她一直被李思恩压制着，气势上让他占着上风，而自己则心虚着，十分不爽。现在看着李思恩惊讶得张着嘴，她感觉十分的惬意。在同学当中，优势一直在她齐明霞这一边，不用她说，大家对此心里也都明白。每次聚会，在男女同学羡慕或者嫉妒的目光里，她什么都看得出。家庭和睦顶几个大钱？有了钱，可以重新让家庭和睦，不行顶多再重组一个，再不行再重组，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个男人一辈子可以招几个甚至几十个女人，一个女人就不能多亲热几个男人？
       这些想法只是在齐明霞的脑子里回旋了一下，一闪而过。几秒钟后，她又重新恢复原来的坐姿，胳膊架在桌上，微笑着看着李思恩了：“现在，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机会来到了你的面前。外方手里有一家证券公司，证券公司的客户想分享中国A股市场的成长，资金的进出渠道我都安排好了，有的以项目投资的方式，有的则以货款的形式出现，汇兑成人民币后，以一家中资投资公司的名义进入A股市场，大约有十几个亿的规模。你要做的事是，第一，安排他们在你掌控的不同的证券营业部开户；第二，充当交易顾问，买卖什么股票，何时买卖，你是专家，由你来指点。事成之后，我的利益是，交易佣金的一半作为客户介绍费归我。而你的好处则比我多得多：帮助你们公司拉来了大客户，做大了交易量，于是你会升职，会多拿奖金；所有账户的操作都对你公开，你可以跟庄赚钱；还有，你可以按照外方的思路反向操作，即组织你的客户以外方证券公司为代理，让中国人直接参与美国的股票市场，买卖美国的股票赚钱，你和你的公司则可以两头赚，没有一点风险。怎么样，有积极性吗？”
       李思恩表情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内心的震动却非同小可，心想，这个女人不寻常！她可能和魏均平商量过这个方案，没准魏均平还出过什么主意，但她丈夫可能没有同意她做这桩犯法的买卖，或者因为华信证券的倒闭他们没有来得及做，现在她想通过我的手来实施。不行，我不能让她牵着鼻子走，必须把这层纸捅开了。
       在齐明霞看来，李思恩是绝对不会拒绝这等好事的。因此没等李思恩说话，她就又接着说：“如果不嫌钱咬手的话，我明天就可以介绍你同外方见面，商量具体操作细节。”
       “你说的外方就是指对面楼里的戴维斯吧？”李思恩不经意地用下颏往窗外点了一下。这一下可把齐明霞给吓着了，“怎么？你们认识？”
       “说不上认识，我就是对他比较感兴趣。他穿着粉格子衬衣、羊绒夹克和深蓝色牛仔裤的时候，气质最佳。你和他很般配，特别是缠绵着坐在林肯车里，简直让我嫉妒死了。”这次轮到齐明霞张着嘴不说话了。
       李思恩开始血往头上涌，妈的，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给她挑明了！于是恶狠狠地说：“不仅我嫉妒，你的丈夫魏均平也嫉妒。当他听到你撒谎，明明人在北京，却说还要在广州办几天事的时候，他不仅嫉妒，而且还愤怒！换了我是魏均平，可不会让你这样风流潇洒。”
       齐明霞不仅说不出话来，简直就要羞背过气去了。
       三
       齐明霞已经有十几天没回家了，当然是指那个有丈夫和儿子的家。她在北京还有房子，与戴维斯在一起时，住的就是她自己的秘密住宅。她没有去过戴维斯的住所，更没有在那里住过。她齐明霞不仰赖男人，不管他是黄皮肤的还是白皮肤的。
       在北京，有钱人或有权人，拥有两处以上房产并不稀奇。狡兔尚有三窟，何况需要经常更换面具的人呢？总不能让她（他）在一个地方扮演多种角色吧，比如在同一房间里既当妻子（丈夫）又当情人。
       与李思恩分手后，齐明霞晃悠着上了自己的车，开始往有丈夫和儿子的家那边开。她边开边想心事，以致走到一座立交桥下面等红灯时，被旁边警车里突然传出的喇叭声吓了一跳：
       “走开！快走开！听见没有？说你呢！”
       齐明霞抬头看见左前方有个蓬头垢面的中年男子，正在向等红灯的司机们逐个地作揖讨钱。警察原来是在喊他，让他快点离开这里。“喊得好！这些人是够讨厌的。”齐明霞看不起他们。她从不给这些人钱。她不惯他们这个。警察的喊声还起到了意外的效果。齐明霞看见，桥下的空阔地上，摆小摊的在卷起摊布四散飞跑；弓着腰、向路人求施舍的老太婆，腰板立刻变直挺了；拄着拐杖卖胡琴的老头儿，腿也不瘸了，提着拐杖跟在别人后面向黑暗处平稳地疾走。
       “哼，伪装原来是所有人的本能！”齐明霞在心里决断地对自己这样说。
       齐明霞和魏均平分居已经快两年了，他们各自的单位、同事乃至亲友都不知情。
       魏均平对齐明霞还是有感情的，就是看在老丈人的分上，他也不会主动绝情。魏均平的岳父是高干，很早就住着五室两厅的房子，老人家对魏均平有恩。魏均平在部队时他就关照过他，上大学后更资助过他，把女儿嫁给他后还让他们住在家里，对他关怀得无微不至，等于当儿子待了。现在他人虽然不在了，但是恩情不能忘。齐明霞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有优越感，这情有可原。对于老人，齐明霞很尊重，但对于同龄人，她似乎都没看在眼里。她是一个高傲的公主。她聪明、漂亮、出身高贵，具备高傲的条件。但魏均平和她是相配的，至少在刚结婚的时候，魏均平在学历、能力和工资水平上，都高出齐明霞一大截。但他对此没有任何感觉，也从来没有在齐明霞面前炫耀过，甚至都没说过一句刺激她的话。但是齐明霞却在暗自刺激着自己，逐渐赶了上来，拉平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尤其是在最近几年，齐明霞的非工资性收入魔鬼般地增加，而魏均平的收入却在原地踏步，最后连人带事业一块栽进去了。这时齐明霞已经不再关注魏均平，她有了更高的关注目标，所以不知道这个变故实属意料之中。齐明霞已高高地站在魏均平的头上，他须仰视才见。于是裂痕出现了。
       最初裂纹只在肉里，表面上看不出。裂纹浮出表面是因为孩子。孩子是夫妻的黏合剂，但孩子也是许许多多家庭破裂的导火索。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几乎同样的故事情节。所以如果没有把握，最好还是别要孩子。
       岳父母过世，他们搬出大房子单过的时候，儿子冬冬5岁。那时魏均平经常出差，有时出国一走就是半月二十天，而齐明霞则今天上这个培训班，明天读那个辅导班，证书见多，学历见升，脾气见长，所以他们谁也顾不上孩子。孩子只跟保姆亲。保姆能保证孩子不饿着，不伤着，但是她却不会陪孩子玩，更不懂教孩子长知识、学做人。在别人家的孩子上钢琴班、学电脑、做奥数题的时候，小冬冬除了有一个书法班之外，平时只能一个人在家里排兵布阵。他爸爸妈妈出差回来，都比着给他买各种各样先进的玩具，他的士兵、武器、战车、训练及运输设备，可以编成一个海陆空联队。这样，孩子逐渐养成了孤僻、好战的性格，上学后不合群，上课时总走神，学习不好，经常打架。打架下死手，不是用砖头招呼，就是把人家的脸抓烂。
       齐明霞是要强的人，要强的人都要面子。老师找、家长骂，次数多了，她便忍无可忍，于是就打孩子。“蓬生麻中，不抚而直”，独生子女特殊，就一根独苗，那是碰不得的，越“修理”他越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对立的双方都放弃努力，听天由命。
       魏均平心里当然更有气。同事间提及孩子的话题，他总是两眼迷离，无言以对。他观察过了，凡是一个令父亲自豪的儿子，其身后必然站着一位通情达理、贤淑智能的母亲。凡是有这样母子的家庭，没有不幸福的，除非父亲是混蛋。那些为儿子而自豪的同事，本人的能力绝对和他魏均平没法比，但他却因为儿子而抬不起头来。于是他就跟齐明霞苦口婆心地谈：“我负责挣钱，你负责教育孩子，如何？”但得到的回答却往往是相同的：“我负责挣钱，你负责教育孩子，如何？”最后，魏均平火了，“你算是什么母亲？孩子有娘养无娘教！”对方从容不迫，回一句：“子不教，父之过。”
       没办法，从冬冬4年级开始，魏均平就把晚上和周末都用在了儿子身上。冬冬的智商是出类拔萃的，在爸爸的耐心调教下，他的成绩上升得很快，只是花钱如流水和下手狠的毛病，未见改正。不论一周给他多少零花钱，他都没有花不出去的时候。有一次，魏均平一攥拳，那周给了他1000元的零花钱，没想到他请他们全班同学去五星级饭店大撮了一顿，照样给花了个精光。不过，请客归请客，如果哪一天其中有谁得罪了他，他仍然会毫不含糊，保证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冬冬在班里有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上课间操，冬冬故意在他后面踩他的鞋，使他无法正常做操，在偷偷抗议几次都无效的情况下，他的朋友把他举报给了老师，于是冬冬挨了批评。但谁也没有想到，等到课间操一结束，冬冬第一个溜回教室，顺手操起朋友桌上的一本书，转身进了男厕所，竟将书撕掉直接丢进了便池里，中间没有丝毫犹豫和忌惮。
       魏均平说孩子这些毛病都随他妈，无论爱恨，都走极端。
       在魏均平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之后，齐明霞也真的负起了挣钱的责任。她储蓄、信贷、信托、证券、国际业务都干遍了，业务上在他们行里是首屈一指的，所以虽然还是个处长，但却实权在握，说话颇有分量，行长对她总是另眼相看。钱挣多了，事业顺了，见识广了，口味自然就提高了，齐明霞开始看不起这个变得有些婆婆妈妈的魏均平了。先是开过特殊会议或是参加了什么特别活动之后，她兴高采烈地向魏均平讲述所见所闻，有意显摆自己，常见的感叹句是“……真壮观！”之后是赞美她所接触的能人、名人，借此压低魏均平，常用的感叹句是“……真令人羡慕！”再之后是给魏均平树立奋斗目标，使其认识到差距，常说的句型是“……那该有多好！”最后是对魏均平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再说什么，不再同床，甚至也不再常回家吃晚饭。裂痕终于无法弥补。
       齐明霞帮外国人洗黑钱的事魏均平是知道的。她花钱那么大手大脚让他不能不怀疑，偶然发现的存款数字使他不能不震惊。在他的追问下齐明霞都说了。说，是为了避免魏均平把她怀疑到别的方面去。听人家说以前农村人穷，平时吃不起肉，但为了让人家以为自己吃了肉，于是出门前就用猪油把嘴唇涂得发亮。她齐明霞才不干这样的傻事呢，没尝到腥味却领着骚名。她齐明霞是属于那种嘴唇涂得发亮但同时肚子里也确实装满了大块猪肉的人。
       魏均平因华信集团的问题而遭到审查，着实让齐明霞吓了一跳，——那是她过后从同事嘴里偶然知道的。不过她见魏均平表现得很平静，以为风声已经过去，所以也就没再探问，更没有就此事直接问过魏均平本人。对这类事，他心里是有数的。她发现凡是娄子捅大之后，反而着急的是政府，只有那些小打小闹、鸡鸣狗盗的行为才最不安全，何况华信的事主要责任也不在魏均平。至于她本人，她一直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技术含量很高，国内没有活口，魏均平又绝对不会主动出卖她，所以她从未担惊受怕过。
       但是今天，李思恩的话让她彻底失去了往日的从容。
       她边开车往家走边想，魏均平竟然已经知道了自己和戴维斯之间的关系，这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绝对是不可容忍的。我可以不管孩子，可以不与其共餐同床，可以各花各的钱，可以只有夫妻的名分，但是却不可以给他戴绿帽子。他知道了却能忍而不发，分明是在集聚着怒火，一旦爆发就会将我烧毁。是的，他会的。他可能已经爆发了，比如已经打算告发我了，而我自己却蒙在鼓里。
       齐明霞继续想着：和戴维斯走到一起，纯粹是相互利用，既是相互满足生理上的需要，也是加强相互信任的需要。我们已经是拴在一起的两只蚂蚱，谁出了事，另一个都跑不了。但一起赚钱可以，而一起上床这类苟且之事，毕竟不是她齐明霞所该为。这时她才终于开始醒悟，开始后悔，开始恶狠狠地在心里贬损自己。
       “妈的！”她狠狠地捶了一下方向盘，喇叭声把前边的车吓了一个趔趄。她第一次张口骂人，但骂的竟是她自己。
       齐明霞开车沿着南北大街往家走着。她在想见到魏均平后怎样能把话说圆了。说事情提前办完回来了？说其实昨天就回来了，得了重感冒在医院打了一夜吊针？直接说自己跟戴维斯在一起其实并没做什么？放屁！都是没用的屁话。李思恩不是说得很明白吗，魏均平什么都知道了，戴维斯穿的衣服、开的车、公司所在地他们统统知道！甚至我们亲热的时候他都看见了，说不定他早就跟踪上我们了，说不定魏均平早就报案了，只是公安外松内紧，还在暗中寻找着证据……
       想到这，齐明霞下意识地左打轮，拐向了一条东西方向的路。这条路不再通向家里。刚拐过弯，她就发现了路边的那棵百年老柳树，不由得内心一紧，立刻意识到自己不回家的决定是正确的。
       修这条东西向的马路之前这棵树一直长在这儿。有关部门不让动它，于是它就活下来了，活在了十字路口的西北拐角处。夏天时它仍然枝叶茂盛，把红绿灯遮得个严严实实，经常使对面来车看不见是红灯还是绿灯，司机只能扭着脖子看左右的灯，来判断该走还是该停。如果遇到同方向的车是大车，将自己夹在中间，看不见左右侧的红绿灯，那就只能随大流了，根据别的车辆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司机们对此没少提意见，但就是没人挪一挪那个灯，或者是修剪一下大树的枝叶。后来人们才发现，是这一带的交警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时常有交警躲在百年老柳的后面，在有意无意的闯红灯者过来之时，从容地从树后闪出，抓个现场，罚个正着，罚得你干瞪眼没脾气。司机们传说，没有完成罚款任务的交警，只要在这里守上半个小时，当月的指标就能完成。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周末，齐明霞和魏均平一起出去办件急事，魏均平开车，七拐八拐就拐上了这个路口。过路口时由于看不清对面的红灯，以为两侧的灯变红了，自己这一路车就可以通行了，结果依旧闯了红灯，因为车过了马路中心线后，他们才看清前面在开始变灯。所以他们的车一过路口，一个胖警察已然从树后面冒出来，指示他们靠边停车，并熟练地伸手要驾驶证，掏本填单子，嘴角还挂着坏笑。别看这里离家不远，但魏均平却是第一次走这条路，是否闯了红灯，他心里还真没谱。但没谱归没谱，罚款归罚款，你警察幸灾乐祸的样子却不应该，而且罚款也不能解决看不见红灯的问题。警察嘛，应该保证红绿灯和路标明确、显著，保证交通安全通畅，做些光明正大的利民之事，而不应该是躲在树后面，像贼一样地拦路收钱。哪成想，那警察听了魏均平的抱怨后，却摆了摆他的胖手，对魏均平讥讽道：
       “你就别慷慨陈词了，这样的演讲我都听腻烦了。中国人道德水平低，跟你们说什么都没有用，就只有罚钱管用，这样才能让你们长记性。”
       听了警察的话，魏均平火“腾”就上来了，他突然目露凶光，骂了一句：“老子一年缴税数千万元，养活的竟是你们这类猪狗！”一拳挥去，直取面门，把那个没有丝毫准备的胖警察几乎打回树后，驾照和收费本都丢在了地上。魏均平捡起自己的驾照，脚踩着收费本撕下了那张尚未填完的单据，开车扬长而去。
       后来不知是那警察没跟单位言语，还是魏均平找人摆平了，抑或上头了解了民愤，暗中化解了这件事，反正齐明霞没再听到他提起过，她自己也没敢问。
       想到这，齐明霞长长地嘘了口气：那已经是5年前的事了。
       齐明霞刚才经过那棵老树下时，魏均平当年凶狠的目光突然在她眼前再现。她一下子怕了起来，害怕他会对自己动粗。那样的目光她永远也不会忘掉。
       魏均平平时文雅得很，谁都夸他脾气好，沉着冷静。外人谁都看不出他暴烈、粗鲁、攻击的一面。在家里，他平时确实很少发脾气，对她如此，对儿子也是如此。但是结婚后，齐明霞也确实见过魏均平数次目露凶光。但都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在对方侮辱了他人格的时候，这时候他的反击，迅速、血腥得出乎所有当事人的预料。她觉得他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早晚得出血案，所以过后总是劝他去看看医生。但他嗤之以鼻。
       齐明霞调回车头往自己的秘密住宅开。天这时已开始黑下来，她顺手扭开车灯，继续她的胡思乱想。
       按说自己确实对不住魏均平。他为了这个家已经尽全力了，而自己则为了达到自私的目的，而任性地不顾一切。父母在世时，时常提醒自己不要自私和任性，但自己始终没有认真掂量过老人的话。现在看，就是钱挣到手了，一亿元的目标达到了，又能怎样？那时丈夫没了，儿子不理你了，情感上的代价岂不是太大？而且无法修复。前些天魏均平一直约她见面，要商定儿子的归属问题，自己一直躲着。现在才知道，他是担心在他因公司违规而被判刑之后，没法再照料儿子，想跟自己办一个交接。中学阶段的男孩子，非常需要有父母在跟前监督照料。自己的所作所为真是不该啊！
       那么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如果魏均平真的进监狱了，自己回去和儿子住在一起吗？不行！她不相信自己能像他一样耐心地与儿子相处。况且，戴维斯那边怎么办？自己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对方证券公司已经通知客户备款了，已经在跃跃欲试了，此时自己这边却要退出来，戴维斯能答应吗？美国人可是非常重视信誉的。一旦这条路断线了，那么自己的事业和退休后的美好生活也就全泡汤了。所以思来想去，还是信佛之人常说的，舍得舍得，有所得必要有所舍。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自己还是要继续走下去。至于孩子嘛，就交给他爷爷奶奶管吧，所有花销我包了还不行？世上的名利不都是用情感牺牲换来的嘛！
       这样想清楚了，齐明霞人也就感觉轻松多了。
       再说魏均平这边。离开李思恩出了大饭店之后，他没有去开自己的车，而是招手叫了辆的士，追上了那辆林肯车，一直跟踪到齐明霞的秘密住处。那是一栋欧式小洋楼，就在北京西北郊的一个著名别墅小区里。
       魏均平垮了，这回真的是垮了。在江湖上没有被打垮，却在家里被稻草给压垮了。
       他的身体很棒，但心脏出了毛病。他开始心疼。
       齐明霞和他分居两室，是两人之间暂时保持距离的无奈之举，这有利于双方的反思和恢复理智，他对此能够容忍，也是同意了的。但是，若老婆公然和一个野男人睡在一起，被一个外国男人包养了，则他无论如何都是没法容忍的，因为这是地地道道的背叛。而尤其令人愤怒的是，她竟然撒弥天大谎，把他当只蠢驴来耍！
       难道这怪自己吗？魏均平仔细想想，发现自己并没做错什么，甚至可以说自己是做到了仁至义尽。那么怪那个老外？也不对！他人生地不熟的，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勾引她呢？所有这类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中国女人主动贴人家的。想想齐明霞对钱的渴望，想想她为达目的不顾一切的一贯作风，这事就不能怪戴维斯。这样的女人，只能杀了她，没有别的选择。在喝掉了整整一瓶洋酒之后，魏均平开始为杀人作准备。
       齐明霞回到别墅区已经快晚上9点了。之所以回来这么晚，一来是由于路上堵车耽误了，二来是她自己并不着急回来，所以多绕了不少路。下午和李思恩喝咖啡时她吃了点点心，所以现在倒也不觉得饿，只是感到灵魂像出了窍似的，开车的动作僵硬机械，脑袋麻木，自己如同鬼魂一样游荡在大街上。
       小区大门前很清静，平平的柏油路上没有几辆车经过。明亮的路灯背后，是幽深的杂树林，林子里不太密集地分布着白色的钻天杨和黑色的黄栌树，但更多的是北京常见的老槐树，歪歪扭扭的没有正形，乌鸦喜欢在它们上面筑巢。买房子时开发商作的广告上说，这里有一片原始森林。
       快到大门时，齐明霞才发现马路边上还停着一辆出租车。因为对方刹车灯没有亮，所以差点被她拐弯时撞上。
       她不知道这就是魏均平乘坐的出租车。他在这里已经等了快两个小时。这个小区的进出管理严格，四周围墙上监测镜头十几米一个，里面的巡逻小组交叉穿梭频繁，外人很难混进去。魏均平来的时候，跟门卫说自己要到18号楼，找齐明霞和那个高个子老外，跟他们约好的，讨论他们另一所房子的装修设计问题。门卫说他们还没回来，魏均平说知道他们没回来，自己是故意提前到达的，和富人约会，穷人一定得提前到不是。他还给两个门卫上了烟，说拉一笔生意不容易，只能在门口多等一会儿了。
       齐明霞的白色凌志车开进大门时，门卫跟她嘟囔了一句什么，她没在意，也没心思理睬。于是魏均平的出租车紧跟其后，也进了大门，过岗楼时魏均平还跟门卫招了招手。
       这个别墅小区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以假山、真水和人工草地构成的开放公园为主，公园的一角是访客停车场，另一角是会所和物业办公区，那里仍然灯光闪烁。车行约5分钟左右，过得并排的三座汉白玉小桥之后，便来到了后区，即生活居住区。这里更为安静。每座小楼之间离得很远，楼周围没有栅栏，但却都有几颗不同种类的亚热带高树守着。四周一片绿色，衬得一座座白壁红顶的小楼格外乖巧，白天看时会更为夺目。看来小区的设计师一定是个外国人，中国的设计师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调。只有自己住过别墅，才能设计出更好的别墅。
       小楼本身都没设车库。主人的车全都停泊在各自楼后面统一定制的移动车库里。车库从外面看，就像是错落有致、颜色各异的积木组合，有的停两辆，有的车库大，可以停三辆。
       齐明霞停完车就转到了18号楼的正面。整座小楼为她所独有，建筑面积共约600多平方米。这时停在一旁的出租车里，魏均平已和司机结完了账。他发现只有齐明霞一个人，犹豫了一下，提着手提包和出租车司机挥了挥手，也向小楼门口疾步走去。
       齐明霞打开楼门，一转身，突然发现魏均平竟站在自己的身后，一下子傻了，真的傻了，连“啊”都没有啊出来。不过此时她若是大喊一声“救命”，估计那个刚掉过头去的出租车司机还是能够听得见的。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喊，进了门也没有随手按一下门后和房内墙壁上到处都是的警报器按钮。也许她的灵魂真的出窍了，还没有游荡回来。
       魏均平跟着她进了门厅，并随手带上了楼门。
       这座小楼总共三层，两层在地上，一层是半地下。地下室是健身房、仓库兼家庭酒吧，北美风格，让人想起西部牛仔。一层除了客卫、保姆间和与餐厅连在一起的开放式厨房外，其余面积都给了左手的大客厅。客厅足有100多平方米，开个中型舞会绰绰有余，里面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齐明霞随手把包放在右手餐厅的小餐桌上，指着对面的沙发椅说：“你坐。这就是咱们的新家。”“咱们”两字说得挺顺口。
       魏均平没有坐，而是问她：“什么时候买的？”齐明霞幽幽地说：“买一年多了，但装修完还不到三个月，是小区里装修最晚的。”
       齐明霞想，他这样知道了也好，如果他喜欢上了这座房子，没准会宽容了老婆，因为毕竟老婆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这个家啊！魏均平是见过世面的，不会不向往高档次的生活。
       “喝点什么？咖啡、果汁还是啤酒？”齐明霞像是恢复过来了。她想把气氛搞得活跃一点，虽然这显得更为别扭。
       魏均平在小区外等这两个小时，把一年的烟都抽出来了，此时倒真觉得口干舌燥喉咙发痒，于是恶狠狠地说：“矿泉水！”然后将手提包也蹾放在了餐桌上，拉出餐桌周围仅有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一屁股坐了下去。
       灌下几口矿泉水之后，魏均平用眼睛扫了一下对面的大厅，没有发现任何与自己和儿子有关的痕迹，于是慢吞吞地拉开手提包的拉锁，身子转向小餐桌对面的齐明霞，但并未看她的脸，用沙哑的声音单刀直入：“你想离婚吗？”
       齐明霞斩钉截铁地回答：“不！”
       这倒有些出乎魏均平的意料。他停了一下，伸向提包的手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那手提包里除了一把新买的铁榔头之外，别无他物。如果刚才齐明霞的回答是“想”或者“同意”，那么我们就不用再啰唆了，因为魏均平那填装过坦克炮弹的胳膊一榔头下去，就什么都结束了。
       然而齐明霞却拒绝了，并且不像是做作。他妈的！
       齐明霞说不，确实出自内心，因为她实在想不出要离婚的理由。
       她确实羡慕别人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曾经厌烦过自己的儿子；她确实觉得魏均平越来越不上进，——当然，这只是她的个人感觉——并对此十分不满。她认为男人应该永远是一名斗士，始终保持冲锋的姿态，只竞争不妥协，只前进不后退，何况，你魏均平有那么高的起点和那么好的个人条件。但是这些还都不足以让她想到离婚。她现在之所以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投入和赚钱，就是因为自己的背后是安全的，自己拥有除了金钱之外的一切，丈夫、儿子、公婆，他们都爱自己。只要她齐明霞想要，爱就会触手可及；别人有的她都有，所以她才可能放心地去捞取别人所没有的。如果这些自然而然的前提突然没了，缺失了，会是什么情况？她没有想过。她的本能或者说潜意识告诉她，这个底线是不能碰的，已经得到的都不容失去，哪怕只是在名义上拥有也成。沙雕的塔也是塔，好看即可，别人欣赏、自己满意，就行了。
       但一向踏实认真做人的魏均平却不能容忍他们的家是座沙雕，尤其是沙雕上面还顶着一顶绿帽子。你齐明霞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没门！我要立即将你的牌坊砸掉，这一点不可调和！于是他的熊熊怒火又燃烧起来了，两只眼里的凶光又露出来了。废话就少说吧！魏均平迅速地掏出铁榔头，两眼凶狠地盯着齐明霞的头盖骨，静静地说：
       “你今晚必须死。然后我去坐牢。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我帮你实现它。”
       齐明霞跌坐在了椅子上。对方凶狠的目光和沉着的语调让她明白，一切都已无法更改。不过此时此刻，她倒突然像解脱了一样，一点也不害怕了，更不要说想喊叫了。稍一沉吟，她对魏均平说：“可以，我罪有应得。但看在夫妻一场的分上，请你让我喝安眠药死去，给我留个全尸。”说完，稳步走向二楼。魏均平没有说话。他右手提着铁榔头，也跟着上了楼。
       二层有一间大书房，并行的是个客卫，剩下的空间就都属于主人套房了，气派无比，金碧辉煌。套房内，卧室和起居室相连，但与盥洗室之间以一排暗置衣柜相隔，其中的一间衣柜门敞开着，戴维斯的特号格子衬衣就在里面挂着，在明亮的灯光下特别扎眼。
       齐明霞径直走进卧室，经过化妆台，在一个摆着文物的百宝阁上取下一瓶药，迅速地将瓶内的药片全部倒在了手心上，足有几十片，接着揪掉一旁的一瓶葡萄酒瓶塞，对着酒瓶子分两口将药片全部吞了下去，没有回头看魏均平一眼，也没有丝毫的犹豫，就好像是事先演练过似的。即便这时魏均平后悔了，想去阻止，恐怕都来不及。当然，魏均平没有去阻止。他什么也没说，站着没动。喝完药之后，齐明霞走近电视柜，从柜子下面取出一个遥控器一样的东西，按了几下键盘，挂在巨型龙床（床巨大无比，肯定是定做的，只能这样称呼它）正上方墙壁上的一幅看不出来画着什么东西的油画向一旁移动开来，露出了一个藏在墙体内的极精致的小保险箱；随之，刚才的百宝阁也向一旁移动了一米左右，露出一个一人多高的大保险柜来。齐明霞跪在床上，按了几下床头上小保险箱上面的数字键，打开了保险箱的箱门，从里面取出了一串钥匙，用这串钥匙又分别打开了大保险柜的上中下3个门，然后像完成了终生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一样，长长地出了口气，转身又奔床摸过去。这回她走得不稳，有点像喝醉了酒。
       齐明霞自顾自地上了床，掀起床被和衣钻进去，平躺在枕头上，闭上了双眼。
       魏均平还站在卧室门口里面的位置，没有动，手里还提着那把榔头，远远地注视着齐明霞。
       小区很静，这个小楼里面更静，静得魏均平都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在这样静的环境中还要靠安眠药来保证睡眠，可见这个人的心里该有多么的不安宁。
       过了好久，也许实际上就过了一两分钟，齐明霞有动静了：“你开我的车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带走，帮我把它的门关上，一个小时后，挂画和保险柜会自动归位。你出门时把楼门也帮我带上，钥匙都留下。”魏均平侧头看了一眼开着的大保险柜，上面两个格子里整齐地摆放着几个金属盒子，下面的一个格子最大，堆着的都是成捆的现金，满满的。
       “明天戴维斯会过来，他发现我死了会报警的，你只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一切迹象都表明，我是自杀，所以与你们两个都没有相干。事情过后，这里的一切自然都会归你。”魏均平感觉她的声音有点远，怪怪的。
       见魏均平没有反应，齐明霞扭过脸来，看着他，哭了：“我对不起你，但以死相报，也应该够了。希望你不要把真相告诉儿子，别把我洗钱的事和与戴维斯的关系泄漏出去，请你保全我一个好名声，算我最后求你！”魏均平也盯着她，嘴唇动了动，但没有出声，没说行，也没说不行。齐明霞用被角擦了一下泪，叹了口气，说：“不为我，就算为了我爸，让他老人家别染上污点，行吗？”老岳父坚毅而慈祥，走的时候头发是雪白的，历历在目。
       魏均平不由得低下了头。
       齐明霞放心了，两手把被子向上提了提，蒙住了自己的脸，顿时世界一片漆黑。
       魏均平什么东西都没有动。他像个被人操纵的机器人似的，转身下楼回到了只有两把椅子的小餐桌旁，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上午9点10分，在看到林肯车向18号楼驶来的时候，他才坚定地拿起电话，拨了3个数字，110。然后打开楼门，把正在按门铃的戴维斯揪了进来。
       车，别墅，现金，珠宝首饰，资产数额巨大而又来历不明，均被法院没收。法院认定齐明霞为自杀。但魏均平却坚持认为她是在自己的逼迫下服药身亡的。最后，他因无可辩驳的自我举证而被以谋杀罪逮捕。但是绝大多数人，包括他的同事，都不知道发生在“国债期货事件”期间的这段插曲，因此一直坚持认为，魏总是因为公司违规的事被抓的。魏总是个大好人，他义气冲天，这样的汉子在今天中国证券界已再难见到。
       一个月后，华信集团与华信证券的案子宣判了，魏均平被免予追究刑事责任。证券主管部门只给了他一个很小很小的行政处分，小到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
       霍小青情长
       一
       时间转眼到了1996年的2月初。沪深股市开始较劲地躁动，预示着鼠年股市的孜孜以求和巨额斩获。
       周六，与其他周末一样，李思恩又开车去了体育馆。他从头到脚，一身名牌运动装，后备箱里还放着名牌球包，里面各种球类用具一应俱全。这些全都是妻子给购置的。李思恩本来不爱锻炼，连人人都会玩的乒乓球也不会打。但是妻子嫌他周末在家里电话不断，接打电话时嗓门又高，干扰女儿学习，所以就帮他想出了这么一个一举两得的主意。这套行头陪伴他快两年了，它帮助李思恩不但学会了打网球、羽毛球，而且还迷上了游泳和自驾车远游，身体素质变得越来越好，连从前总爱感冒的毛病也没有了。
       今天约的玩友有三个，一个是陈力，一个是见过两次面的陈力新任女友，另一位是宏光证券北京总部的总经理郭槐。他们家都离体育馆较近，所以先到了。等李思恩到的时候，他听见陈力正坐在大厅沙发上，向另外两个人大侃特侃朱希文的风流韵事呢：
       “朱希文这个家伙，前些天我去看他，他还在跟我玩幽默，说社会制度安排不合理，现在对于窝囊的男人来说，连多看一眼漂亮女人的权利都没有，多看一眼就会被骂成流氓，更别说娶她了；而对于成功的男人呢？那简直是众女瞩目，想甩都甩不掉！然而一夫一妻制却又不允许有能力的男人占有更多的女人，这就造成了一种资源被无效率配置的局面，只能用娼妓制度和情人规则来弥补。他说这种扭曲的配置既不会增加社会总的快乐指数，也不会有利于妇女的自由解放。还说他自己就像是个老猴王，但不是被新猴王打败逃跑的那一种，而是发现自己身体精力不济了，赶紧挑一个可心的母猴，想主动隐退山林安度晚年去也，却没想到遭遇了人类干预，美事没有做成。”
       陈力和女友并排坐，郭总坐在他们对面，所以李思恩从陈力背后走过来时郭槐先发现了，而陈力却浑然不知，还在不断地往下说。李思恩朝郭槐摆摆手，不让他有所表示，然后轻步跨到陈力背后，猛然咳嗽一声，直吓得陈力“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家都笑了。李思恩对陈力女友点了点头，又和郭槐握了下手，算是打过招呼了。陈力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赶忙在一旁解释说：“我正在给郭总讲朱希文的段子呢，给他开开心。他们最近遇上了和我们以前一样的倒霉事，所以现在他心里有点烦。”
       “怎么回事？”李思恩赶忙转向郭槐问。
       郭槐叹了口气，说：“一个月前，我们有个营业部来了位大客户，带了张1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要求立即开户买股票，说是有内部信息，要抢筹码。承兑银行是河北一个县的农业银行。营业部财务人员和我们开户行的银行工作人员都没有发现汇票有问题，于是我们就向这个客户的资金户虚入了150万，允许他买入，并锁定了他的账户，以防万一。后来他买的股票不涨反跌，一周后对方开户行拒绝划款，说存款人账户资金不足，于是我们就报了警，把正要收拾行囊准备开溜的那位大户给拘留了。据他交代，他本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数学教师，那个县农行的行长是他亲戚。行长听说他会炒股票，就跟他约定，行长负责提供资金，他负责炒作，赚了钱他和银行方面对半分成。于是他就用行长提供的商业汇票进行质押炒股，以10个交易日为限，赚了钱农行那边就兑现汇票，把相当于本金的股票款划过来；亏了钱那边就止付，然后他再立马开溜，买的股票则扔给证券公司了事。他们已经在好多家证券公司这样做了，有赚有亏，赚多亏少，但最后都能成功地了结。只有这一次栽在了我们这儿。”
       陈力嘴快，爱插话，这时他张嘴把话给接了过去，因为他刚才已经都了解清楚了。他说：“北京公安核对了汇票签发人，是当地的一个农机站，早不在了。于是他们到县农行柜台核对汇票真伪，农行柜台自己的工作人员确认汇票是真的，确实是由他们行所签发。于是北京公安要求见他们行长。但是行长拒不接见。等他们联系了当地公安，一起进入行长办公室时，行长早已从后门跑了。之后，北京公安又去行长家里堵，但去一次扑空一次，于是他们怀疑当地公安在向那个行长通风报信。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公安绕过对方同行，趁黑夜突然摸进了行长家，嘿！还真逮着了，但是半路上又被当地公安给截下了。现在那个被扣押的大户也被对方公安给要了回去，还有从大户身上搜出的一份与行长签的协议书。您说他们窝火不窝火？”
       “结果呢？股票亏着没有？”李思恩问郭总。
       “亏倒没亏。那两只股票后来都涨上去了，平仓时还赚了一点。”
       “那还有什么不开心的？！走，打球去！等过两天咱们两家的联欢会搞起来，到时候你看看我们这边的靓女，就心情舒畅了。”
       郭槐喜交美女，朋友圈子内都知道，他本人也不忌讳别人这么说。听了李思恩的话，他不由得咧嘴笑了笑，过早堆起的皱纹也不再那么拥挤了。
       羽毛球馆人多，场地全被占满了,他们没有预约，所以只能先打一会儿保龄球，然后再过去碰碰运气。陈力小声咒骂了两句，“都他妈的不好好在家待着。”李思恩笑笑：“你不也没在家待着吗？”他想得开，对他来说，打什么球都行，只要能让自己出身汗，都是好运动。
       保龄球不用排队。陈力和女友占一个球道，李思恩和郭总占一个球道，四人开始热火朝天地操练起来。
       郭总爱玩，打保龄球更是高手。但是今天他却有些心不在焉，打得不好，一个全中都没有。李思恩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料定他肯定还有话要说，于是每人打了两局之后，就没有再续，而是和陈力他们打了声招呼，让他们继续打，而自己则与郭总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楼上的咖啡厅，聊起天来。
       郭总学历不高，算是金融学校中专毕业，但资格很老，在银行、信托、证券行业工作八九年了。他人十分精明能干，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又为人很诚实，乐于助人。李思恩创建营业部的时候，没少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指点。两人年龄相仿，性情相近，所以从此成为好友，虽并不常见面，但见面后，却总是有推心置腹的话说。
       果然，他遇到难题了，当然不是农行票据诈骗那件事。这件事比那件事要难处理得多。
       事情得从头说起。
       郭槐能有今天，多亏了他们的现任董事长。
       该董事长在任董事长之前，郭槐就一直是他的部下，他被调到哪个部门，就把郭槐也带到哪个部门；他自己升一级，也让郭槐跟着升一级。董事长本人是博士，但他并不是那种傻博士。他熟读经史，深得用人之道，看重人的德能，而不是很在意部下的学历。他的这一偏好正好救了郭槐。因为若论能力，郭槐确实是没得说，有赫赫业绩摆在那里。他所负责过的任一部门，他在任时皆未亏损过一分钱，浪费过一分钱。他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会被他抓成盈利大户。他所有曾经的顶头上司，无一不对他交口称赞，认为他是个实干家，学历低但水平高。不过若论德行，就得看由谁来评价了。如果从政治上，按照一名老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来衡量，他是属于那种德智体发展不全面的人。因为郭槐虽身为党员，但却从不参加组织生活，总是以各种借口逃避政治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除了党费这条线连着之外，他不知道自己还是个党员，党也不知道还有他这么一个儿子。这倒也情有可原，因为入党时他并不是自愿的，甚至连入党申请书也都是他当时的支部书记代写的。因此说，他在政治方面是不太合格的。但是，如果从民间标准来衡量郭总的道德水平，那他又简直是个完人了。他讲义气，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身体好，有事业心，不说假话，不沉迷女色（喜交美女和贪色是两回事，这一点证券人都知道）。尤其是忠诚仗义这一条，让现任董事长十分欣赏。
       郭总忠诚（忠诚和媚上是两码事），忠诚得像董事长家的勤务兵一样。董事长一家周末在公园划船，郭总保证给他们提前买好票，准备好胶卷和饮料，然后在岸上帮着他们看东西，中午还要包一顿饭。有一次，董事长还是总裁的时候，与前任董事长因工作发生了冲突。前任董事长把情绪带到了职工代表大会上，想搞突然袭击，当众出现任董事长、时任总裁的丑。会议一开始，前任董事长就先发制人，他发言时，把几个不相干的事故都算在了这位总裁的一项决策上，并要求总裁当场向职代会做检讨。当时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敢说什么。现任董事长当时也蒙了，因为班子会上讨论时，并没有讲会议有这么一项议程。
       这时候，郭总在下面站了起来。他要过话筒，要求发言。因为这项决策的制定过程他参与了，了解情况，因此有发言权。他先讲那项决策出台的背景条件，后讲决策过程，再讲决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及执行层的解决措施，最后落脚到良好的实施效果，言简意赅，条理清晰，逻辑性极强，使大家什么都明白了，使台上少数人知道台下多数人不知道的，变成大家都知道了，即总裁立了大功，该受赞扬而不是要检讨。但郭总在发言中自始至终没有指责任何人，没有说前任董事长出尔反尔、栽赃陷害、宣布的罪名是莫须有，而只是不带感情色彩地陈述事实本身，但目的却达到了。前任董事长和大会再也没提要总裁检讨的事。为此，现任董事长感激他，员工们钦佩他，使他在公司里的声望大增。
       然而现在的麻烦是，郭槐认为这一次是他所拥戴的人错了。就是说，他认为，现任总裁是对的，现任董事长是错的。而他作为总裁助理，你说该帮谁？
       “跟前次一样，谁对帮谁，不就完了吗？”李思恩说得很轻巧。
       郭槐何尝不想这样，可问题是事情没这么简单。
       宏光证券的大股东是市政府。市政府想将一部分股权出让给外资。外资高溢价购买部分宏光证券股权的条件之一是，董事长和财务部总经理由他们派出。为了使合资谈判进展顺利，市政府在事先未征求本人意见的情况下，从联合国某“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申请到一个企业家培训名额，指令现任董事长出国考察、学习一年。
       平心而论，市政府这样做是多心了，等于是对现任董事长过去的否定。宏光证券能有今天，能卖出这样好的价钱，主要仰仗的就是他。而且，事实上，走合资之路也是他最先提出的。现在，合资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政府就一纸调令先将他调离岗位，也没有对他今后的去处有一个安排或者说法，他本人难免心里不犯堵。他闹闹情绪，搞搞小动作，实属自我保护行为。所以，在董事长出国之前，他与公司另外三个股东——都是上市公司——已经谈好，由他们向董事会提出议案，增持宏光证券股份，途径可以是按外资出价，优先受让市政府余下股权，也可以是定向增资，据此稀释外资股份，使之只有资格派出董事，而无资格派出董事长。虽然这条路后来没有走通，但它所造成的后果是，董事长在政府这边的退路，已被他自己封死。主管该合资事宜的一位副市长，已经公开表达了对他的厌恶。
       宏光证券的现任总裁是董事长主持招聘来的，确切地说是他从别的证券公司挖来的，因此对董事长还是很尽心的。在董事长出国初期，几乎每天都通过国际长途，向他汇报合资谈判的进展和公司的业务与运行情况。平时，董事长实际上兼着CEO,总裁仅相当于副总裁，一切决策都是董事长最终定板，因此在其出国初期，公司的人事、投资等重大决策，仍然由其作出，总裁和经营班子予以实施。但是后来，时间长了，几个月过去了，工作一忙，或者是因为平安无事，总裁偶尔就会隔一两天才打一次汇报电话。再后来，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左右打一次电话，而且是在周末。按照总裁的解释，董事长在国外学习任务很重，培训班学员都是国际知名企业的高管，那张结业证书可不是轻易就能够拿到的，所以公司的一些琐事就不必什么都向他汇报了（总裁清楚地记得，这是董事长对他说的原话），以免干扰他学习。但是总裁后来发现，原来董事长在他之外，还有一条获取公司情况的重要通道，那就是董秘兼公司办公室主任冉萌。冉萌的汇报开始是作为总裁汇报的印证，后来被当做补充，再后来就是总裁报告的替代了，因为有关合资项目的谈判进展，冉萌比总裁知道得还详细，信息收集上更为尽心。
       于是董事长和总裁之间就出现了猜忌。
       矛盾终于在一周前爆发。
       1995年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董事长突然从美国打电话到公司自营部和资金管理中心，说是通过他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分析，以及听到的出国访问的国家金融主管部门要员们私下的言论，他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大牛市即将到来，所以他向自营部总经理直接下令：利用公司掌握的几个机构账户，在一周之内至少吃进10个亿的货。按上市公司的年末预期业绩排队，对于前十位，从高到低逐个吃进，直到用尽最后一粒子弹。
       董事长并没有被免职。董事长在公司的权威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因此资金管理中心和自营部毫不犹豫地执行了董事长的指令，而总裁这边却还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合资领导小组上周来到宏光证券总部，在结合其199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现场核查时，查出了公司自营严重超出核定规模，客户保证金被大量挪用等严重问题，严重到总裁本人都不知情的地步。外方当场得出的结论是：宏光证券公司投资失控，决策程序紊乱，风险控制制度空白，经营管理混乱，合资之事暂缓。
       现任总裁在一旁是又羞又恼，无言以对。过后，他在电话上和董事长大吵了一场。
       李思恩说看来你们合资是合不成了，你们的董事长估计也干不成了。我看你呢，什么话也甭说，辞职先走人吧，待下去一定会代人受过的，因为谁都认为你是董事长的人。
       “我也是这样想，最好是什么话也不说。辞职等于是用脚投票，用行动表达我的立场，我哪边都不站！”郭槐将他放在桌子上的手，顺势攥成了拳头。
       郭槐抬起头，还要说什么，不巧李思恩的手机响了，他就摆摆手，请李思恩先接听电话。
       电话是霍小青打来的，说是想汇报有关联欢会的进展情况。李思恩忙挪开话机，问郭总：“霍小青想和我们商量联欢会的事，要不，让她到这来，你我当面把相关的事拍板定下来？”郭槐连声说好。于是李思恩就通知电话那头的霍小青赶到体育馆来面谈。
       霍小青为了联欢会的事，曾去过郭总那里两次，算是熟人了。郭总对这事挺上心，亲自抓，所以比李思恩了解情况。因为想法一致，所以三人很快就把联欢会的详细方案议定了。
       二
       和其他单位一样，首诚证券公司也对处于第二、第三层级的下属分支机构的一把手，实行定期轮换和在岗培训。但是同样的矛盾也困扰着该公司，就是这些中型头头们在培训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放不下手头的工作。结果是培训效果不理想，却又无法指责他们。而与此同时，另一类问题也不好解决，就是一旦有某个分支机构的一把手因为犯错误或考核不合格，而被从现有岗位上辞退，或者因为主动辞职而离职，所造成的岗位空缺，往往会难以立即找到合适的人选填补上去。于是，首诚证券在人力资源管理部总经理杨大头的倡议下，摸索出了一条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其核心是所谓人才储备的“内部库”概念。
       具体内容大致是，公司从普通员工特别是业务或管理骨干当中，通过民主评议与上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比如两年一次）选拔出有培养前途的人，成批次地集中脱岗培训，合格者发给内部结业证书，作为后备干部，储备于各二、三级单位的实际工作之中。这样做可以实现多种管理目标，比如说，他们可以构成对各级现职负责人的真实威胁；他们会成为上传“民情”的可靠通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挂职锻炼”考察，其中的能力突出者，可以替换下一部分部门和分支机构的一把手，以使该部门的问题有机会暴露或被发现，使被替换者得以在时空上实现离岗集中，接受专项的研讨型培训，以便全面提高素质，更新知识，为推动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作战略准备。这真是一举多得的举措。这些被替换下来参加轮训的一把手，为了能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职位，甚至为能获取不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晋升机会，会在“司内党校”里拼命地学习，再也不会有人敢溜号或者糊弄了。这样，公司内部的人才，就会因为有了蓄水池而被激活。
       人才“内部库”营造了人才的内部竞争环境，使公司领导赢得了用人上的从容。这个库在公司的外部其实一直存在，但企业用起来却并不顺手，而且成本也相当高昂。
       霍小青就是有幸被选中的一个后备者，成为1996年第一批12位后备干部中的一员。他们在公司内部被戏称为“黄埔一期”。毕业后，霍小青被派到收购过来的原华信证券一家北京营业部，直接出任总经理。这一切当然是她个人努力的结果，但其中也确实有李思恩鼎力相助的功劳。霍小青向他表示感谢，他却说：是公司给你提供的发展机会，你用业绩去回报公司吧。
       自从上次联欢会认识之后，郭总和霍小青之间的联系开始逐渐多起来。李思恩一开始就看出了其中的意思，也想成全他们。他早就想把郭槐“挖”到首诚证券来，但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郭槐如果能过来工作，他和霍小青的事成功的概率就会大一些。况且，摊子大了之后，也真的需要一个副手，而郭槐又强烈地表示过愿意委身于他的帐下。公司不久前刚下发了一项任命，李思恩被任命为公司的总裁助理，所以他今后去总部开会、出差的事会越来越多，届时“家里”如没人照看，很容易出问题。金融机构，只要出事就没有小事。当然，李思恩心里也明白，郭槐是不会长期委身于副总之位的。他是个有抱负的人。在他们宏光证券公司，以他这样的级别，按规定可以坐进口高档小轿车，但他却始终开着那辆普通型蓝色桑塔纳，简称破普桑。这让李思恩联想到曾国藩。文正公当了礼部侍郎之后，仍旧乘坐地位低微的蓝呢轿。“郭大人”虽然不能和曾大人相比，但他的这种精神却不能不让李思恩在内心里对他怀有几分敬意。因此，他当面背后只称他“郭总”，而从不直呼其名。也许，此人在重学历的今天，升到高位的几率可能不大，但若是他有幸能再碰上一位曹操似的人物，不拘一格提拔他，这家伙没准会走到十分了得的地步。
       在个人问题上，以前李思恩曾玩笑般地劝过郭槐：“我说您老都三十大几了，还不快点成个家，好有人关照关照？按照明朝的法律，男子40岁而无后，可以娶妾，你是不是想等着妻妾一起娶啊？”但每次郭槐都是笑一笑，并不往下接茬儿。不过，自见到霍小青之后，他的态度变了，心活了，像是找到感觉了。一次，在霍小青于上海首诚证券公司总部接受培训期间，郭槐向李思恩表露了他的心迹。
       原来他并不是一直未婚。他曾结过婚，但后来又离了。
       郭槐的前妻及岳父岳母一家人都是军医。前妻就在她父母所在的军队大院内的小医院里当医生。他们俩是经人介绍才认识的。前妻小他5岁，像个被事先设计好了的洋娃娃，根本找不出生理上的任何缺陷。她生就一双会笑的大眼睛，特能撩拨男人。婚后夫妻俩感情一直不错，至少他认为是这样。直到一年后的某一天，一切在瞬间改变。
       为了妻子上下班方便，他们把小家安在了军队大院隔壁的一个小区里，虽然这样做郭槐本人上班的路远了许多，但他坚持一定要这样安排，说是有了孩子之后，姥姥可以就近帮着照看。郭槐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他的这个习惯使他上班从未迟到过。妻子常值夜班，所以早餐主要由郭槐来做，他自己吃过后，总要准备好一份留给下夜班的妻子。有一天，郭槐赶到办公室后发现，自己忘记带办公室的钥匙了。秘书虽然能打开他办公室的门，但却打不开他的抽屉。抽屉里有一份合同当天等着要签。他是一个做事有板有眼的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小疏忽而耽误了公司的大事，所以他必须要返回家去取钥匙。
       “真倒霉！”郭槐以前从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这时已是上班高峰时段，路远又塞车，待他回到家已经快10点了。
       为了不惊动妻子补觉，他轻轻地打开家门，在酒柜上找到了钥匙，但返身望一眼卧室时，他却惊呆了：卧室的门大开着，妻子正和一个男人搂抱在一起，香香地睡在他早晨刚收拾好的床上！他们对他的“回马枪”非但未作任何防备，甚至还放心大胆地打着呼噜！卧室墙角立着的树式衣架上挂着一件大号的军服，说明床上的男人也是个军人；床头柜上堆放着妻子的内衣内裤，而外衣却整齐地搭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说明她不是被迫上床的。从他们默契、自然的睡姿看，相好的时间肯定已经不短了。
       郭槐当时都晕了，晕到了冷静的地步。他没有冲到厨房去操菜刀，也没有喊醒他们然后施以老拳，而是用照相机从各种角度给两个睡梦中的情人拍了照，然后取下衣架上的男军装，卷上妻子的内衣内裤，悄悄地出门走了。
       他来到相隔只有百米之遥的岳父母家，跟二老说他们的女儿病了，而他自己必须得上班去，希望他们能过去帮着照顾一下。在立即获得同意之后，郭槐把家门的钥匙给了他们，就竟自开车走了。从此以后，直到领离婚证之前，他再没有见到过前妻。她于当天就被接回娘家了，什么都没敢带走。离婚是女方的父母向郭槐提出的，协议是郭槐起草的，前妻一字没改，有关条款全部接受。好在他们没有孩子，可分割的财产也不多。
       但是，让郭槐没有想到的是，到民政部门办离婚手续时，他却再一次遭遇了羞辱。
       那天，是一个五十几岁的女性工作人员接待他们，一位老阿姨。
       那位老阿姨努着肿眼泡盯着郭槐看。郭槐虽然两眼惺忪，面容憔悴，但却穿得衣冠楚楚，一身名牌，像是有意在向全中国的女性炫耀。老阿姨扭头又看了看郭槐的前妻，前妻未施粉黛，双唇干裂惨白，两眼红肿，满脸凄苦。于是老阿姨作出了她的“职业判断”：又是一档子男人变心案！于是，她开始了她工作的必要前奏：粗暴的思想政治工作。她先安慰郭槐的前妻：“怎么，你哭了？哭什么哭！为了男人掉眼泪，值吗？男人一有钱，以前的山盟海誓就成放屁了，你要还把那屁话当回事，就是傻子！”郭槐不乐意了，在一旁没好气地回了她一句：“谁把海誓山盟当屁话了？是她蹬的我，你要搞搞清楚！”阿姨稍稍愣了一下，马上就改变了话题，把枪口直接对准了郭槐：“蹬你怎么啦？蹬你怎么啦？一个男人要是被女人蹬了，那他一定是个窝囊废。跟一个窝囊废在一起生活该有多窝囊，所以必须蹬掉！蹬得有理！”前妻先受不了了，她伸手从老阿姨手里扯过属于她的那本离婚证，起身自顾自地向外走，老阿姨还在后面继续鼓励她：“别怕，姑娘，挺起胸膛往前走！你年轻漂亮，怕什么？我离婚都30年了，不是还照样活得好好的！”
       郭槐感觉自己作为男人，真的是很窝囊。
       自此以后，郭槐完全变了一个人。他骨子里不再尊重女性，而是开始把她们当做玩偶，甚至他的办公室都成了他大白天和女员工做爱的场所。他的办公场所换过几次，每次办公室不论大小，装修时里面都要用墙或屏风隔出一个小卧室，以供他“午休”之用。不过，让人难以指责的是，郭槐在这方面的放纵并没有影响他对工作的投入和认真负责。况且，也没有当事人举报过他。
       与霍小青的接触，使郭槐又转变了对女性曾有的偏见。
       霍小青和他手下的那些女员工完全不同。她在地位上与他是平等的。他的女员工或者有求于他，比如想晋职，想涨工资，想调换工作岗位等等；或者有惧于他，比如怕辞退，怕给小鞋穿，怕变相减薪等等；或者也难以排除有真爱他的，反正无论他看上了谁或者谁看上了他，少则说一次，多则两三次，保准都能弄上床。但对霍小青他却不敢。她身上有股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女人的这种气质会让真爱她的人放心，因为她不许你侵犯，也同样不会容许别的异性侵犯。霍小青越到不了手，郭槐越觉得霍小青完美、高贵，高贵到使他断了再与别的女人勾搭的念头。他想娶霍小青，好好地过日子。他想重新生活，完美高贵地生活，弥补自己过去的缺失。
       郭槐如此交心，把心里话都掏给了他，李思恩怎能不动容？他决定帮郭槐圆上这个梦。老兄早一天进入首诚证券，就会早一天与霍小青近距离接触。
       北京的十月秋高气爽。
       已经是首诚证券华北管理总部副总的郭槐，周末和霍小青俩人经常去北京周边爬山，百望山，鹫峰，妙峰山，上方山，石经山，以及半径在百公里左右范围内的野长城，他们都爬过了。然而，他们最经常去的地方，还是北京西郊的香山公园。因为它近，每天都可以去。香山是北京的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颐和园的水和香山的红叶，北京会是什么样子。
       香山红叶当中，椭圆形的黄栌树叶要比鸟爪状的枫树叶比重大。枫树叶鲜红，稀少而浪漫；黄栌树叶深红，朴实而圆满。香山红叶是在10月份逐渐变红的，到11月初前后红至最盛。但最盛之时，也就离凋零和缺憾不远了。因此红叶和人生都是一样的，其最美的境界都是“花未全开月未圆”。所以霍小青喜欢十月的香山，每次来这里都让她心颤，让她期盼。郭槐与她似有同感。归结到一点，都是对人生中的度有所感悟，只不过霍小青体味的是时间视角，而郭槐关注的是空间景象。
       这就好比豪猪，冬日里相依取暖时，若过分亲近，硬刺会使它们相互受伤；但如过分疏远，豪猪又无法互相借光。因此相处的最优度就是，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共享集体的温暖。婚姻亦然。郭槐暗想，以前自己太沉湎于工作了，与前妻俩人之间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交流更少，相互间的距离难免渐渐疏远，因此享受不到对方的温暖，以致她最后不得不迁就着，与一个看门的大兵为伴。前妻当时的心境不见得不凄苦。惨痛的教训啊，说什么也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所以他现在把所有能省下来的时间都用来陪霍小青了。
       香山可上山的路有十几条，但人多的路只有两条，都是进得东大门后向右拐。也许人都习惯于右拐。不断地向左走、向左走，那是驴子拉磨，只能原地转圈。但老爬香山的人都会进门后先向左拐，然后再右拐，与人流拉开距离，不去拥挤着经过游人喜欢参观的一干景点。郭槐和霍小青则是绕开上述这两类人群，单走南线，即进入香山公园的东大门之后左拐，经半山亭、白松亭、玉香馆至红叶林，然后走森玉笏、朝阳洞，最后右拐从楼月山庄、十八盘下来。这条线路清静，特别是不易碰上熟人。郭槐很怕撞上自己原公司的同事，尤其是女同事。
       上午11点多，霍小青走累了，他们在附近找了个木凳，坐下休息。今天是周日，山上人不如周六多。在他们俩旁边不远，有一个山下村子里的老太太在卖酸枣。她蹲在路边，面前摆着的酸枣总是不超过三小袋。
       “5毛一袋，就剩这么多了！别处采不到也买不到，快买吧，好东西，最后一袋，卖完就没了！”老太太声音不大，但在她面前路过的人保证都能听清。
       每次，不待买了她“最后一袋”的人走远，她都会从树后面的背包里又取出几袋来，接着低声叫卖。霍小青和郭槐两人相互间看一眼，同时会心地笑了。
       郭槐从背包里取出两罐可乐，打开其中一罐递给霍小青，霍小青伸手接了过去。其实她自己也带了饮料，但那是果汁而不是可乐。自从步入社会之后，她就学会了自立，不依赖别人，哪怕他是自己的父亲，或者自己的男友。她不喜欢喝可乐，不喜欢它的味道，尤其是喝过之后总想打嗝，让人难堪。但是他给的，她不能拒绝。霍小青对郭总是满意的。男的年龄大一些，成熟。郭总沉稳少言的性格也暗合她的意。她爱说，如果再找个也爱说的，两人总抢话说，非得经常闹别扭不可。郭总说：“我天生就这样，嘴拙。”她则说：“圣人提倡言寡尤、行寡悔，敏于行而慎于言，你天生就具备这种品质，这不是更好吗？”这些平常在单位听李总讲的话，她现在给派到郭槐身上了，郭槐听了当然高兴，而且还有点受宠若惊。于是他顺势伸一只手搂抱了一下霍小青的肩，但马上又松开了。他不敢放肆，他不能让她看出自己对女人很有经验。他必须谨慎小心。李思恩已经答应帮他保守已婚的秘密，虽然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既对霍小青不公平，又很愚蠢。不过这样做对前期“开展工作”会很有利。先走一步看一步嘛，待时机成熟了，再“见机相告”不迟。
       又聊了一会儿，郭总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宏光证券深圳总部的总经理打来的，他是郭总的一个铁哥们。霍小青体谅地站起身，用手指了指山下，会意郭槐不登顶了，下山吧，郭槐边应和着对方，边向霍小青点头，于是霍小青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他们开始按原路返回。
       霍小青听郭槐在和对方谈论股票的事。她白天上班时满脑子都是这个，下班后她不愿再去想它，因此只顾走路，没再听他们后面说什么。
       确实，郭槐在和对方谈论行情走势和个股研判。他自己在炒股。按照证券法规规定，证券从业人员不能为自己或私下里代别人买卖股票，尤其是不能利用内幕信息炒作股票；他们必须保证在代理客户交易中，保持客观中立地位。首诚证券对此规定执行得很严格，员工一律不准开户买卖股票，但其他券商则不然，员工往往和大客户或消息灵通的股民串通一气，甚至共同坐庄。
       吃过午饭，郭槐邀请霍小青到他家去参观参观，霍小青欣然应允。郭槐早就有此想法，并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房子他现在一个人住着，房间已经被他祸害得不成样子。床是肯定不收拾的，窗帘一直没有洗过，卫生间味道很浓，厨房更是脏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必须要请人事先好好收拾一下。他家没雇过保姆，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请家政帮忙，张罗了两星期才算把事情落实。昨天趁着周六，从邻居家“借”的两个保姆整整干了大半天，才使他两室一厅的家有了窗明几净的效果，让人觉得主人像是个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当然，屋内与女人有关的物件，都已全部消失。
       霍小青挨个房间仔细地看了一遍，将近1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使房间显得非常敞亮。地板刚打过蜡，一尘不染，墙上的字画显示出主人的品位不凡。霍小青边看边称赞，只是看见双人床上头的墙面没有挂着画但却有个钩子钉在那里，心里觉得很奇怪。这些年来，她一直是租人家的房子住，懒得用心装饰，更不可能改变装修，只能凑合着。所以她非常渴望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并倾心地打扮打扮它。
       郭槐把冰箱里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水果、饮料都摆在了茶几上，并坐下来给霍小青削水果。
       “这栋楼都是宏光证券的吗？”霍小青很随意地问。她其实是想确认这房子是不是已归个人所有了，但她不能那么直来直去地问。
       “不是。宏光证券在这个小区只买了这一套房子，当时是专门为我买的。我离开宏光时总裁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公司能以折旧后的账面价值，把这套房子卖给我，否则我就得住到大街上了。没想到总裁当场答应了，在净值之上又打了个对折。他知道董事长与我关系好，不会反对这件事，所以先送了个人情给我。”郭槐照实回答。
       霍小青想想自己还在住着租来的房子，不由得叹气道：“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郭槐一见眼前飘红，赶忙跟进：“如果你肯嫁给我，立即就有了。”两人眼光相对，但没等霍小青低下头去，郭槐的目光却先移开了。
       郭槐眼睛看着眼前的茶几，接着说：“说到底，还是要先有钱，然后才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环境。原来在宏光证券时允许炒股票，但工资低，本钱少，做不大；到了首诚证券之后，工资奖金很高，但大家却都规规矩矩的，谁也不做股票，其实这样还是富不起来。刚才在下山的时候，我在和我深圳的朋友讨论个股走势，我们认为，今年以来两次降息，道·琼斯中国股票指数和上证30指数相继推出，说明通货膨胀的危险已经彻底过去，经济的又一个高增长期已经到来，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看好中国。这种基本形势对银行股最为有利，因为银行是降息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因此，深发展的股票还得涨。我进去得晚了，但从4月份到现在，我的投资仍然翻了两番，估计这只股票还会一直涨下去。如果你同意入股的话，我们可以再追加投资，几个月之后，买一套一二百万元钱的房子，简直是易如反掌！如果你愿意，到时候咱们可以把这套房子卖了，钱凑在一块，在海淀区边上买栋别墅住，这都是触手可及的事。”
       郭槐讲得条条是道，霍小青则听得两眼放光。她平时光看着客户赚钱了，压根没往自己身上想过，现在突然一下子开了窍似的，异常兴奋。
       第二天，霍小青悄悄地把取出的30万元现金交给了郭槐。
       三
       霍小青和郭槐虽然都在一个公司工作，又同在北京，但办公室的位置却是一个东一个西，郭槐在西城的管理总部上班，而霍小青的营业部则在城东的燕莎商城附近，与郭槐原来在宏光证券上班的写字楼相距不远，因此二人并不能做到每天都见上面。两个人都是成熟之人，加之要在关系确定之前有意避开熟人、旧相识，所以不会像热恋的中学生、大学生那样子，表现出胶着状。霍小青租住的房子和郭槐的家虽然离得不远，但是霍小青矜持，没有让郭槐到她那儿去过；郭槐的家她去过一次之后，也没再去第二次。虽然郭槐时常会在下班前到她营业部来“谈工作”，但谈完之后也就各走各的了，都有车，谁也不用送谁，顶多在一起吃个晚饭。
       话说这一天下班之后，霍小青和郭槐两人聊得晚了，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于是，他们来到路对面的火锅店，打算吃火锅。两个人都喜欢这一口，因为它简单实惠，营养丰富；鸳鸯铜锅，既寓意美好，又味道浓淡皆具；分合自如，想吃肉的吃肉，想吃菜的吃菜，好！
       待两人刚一落座，还没等服务员过来递菜单，郭槐就扫见旁边的一个大圆桌周围，坐着的都是自己原宏光证券的同事。于是他立即把脸背了过去，并低头悄声和霍小青说了缘由，然后就抬腿往外走。霍小青向招呼他们的服务员歉意地笑了笑，也跟着往外走，走时还回头看了邻桌一眼，见人家都在点菜和说话，好像谁也没有在意他们。
       出了火锅店，霍小青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若是遇上了首诚证券的人，那么两个人要避一避，那是绝对应该的，因为据传公司最近要下达一个规定，如果同城工作的两个员工，一旦确定了恋爱关系或者结了婚，就必须有一个人要离开公司，说这样做有利于员工关系的管理和金融风险的防范。所以他们俩处处小心，保密工作应该说做得十分到位，公司里目前只有李总一人知道。但是，遇到宏光证券的人你躲什么呢，他们又不认识我？就算他们知道我是谁又有何妨，难道他们还会主动去找首诚证券的员工，挨个地告发我们不成？何况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们公司的新规定。除非是你觉得我配不上你，怕被原来的同事发现了不好意思，或者你感觉自己还没有下定决心与我确定关系，才会这样！除此之外，霍小青再想不出别的解释。
       霍小青心里琢磨的话还没来得及对郭槐说，“告发”郭槐的信就到了。
       告发信是由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股民”直接递给霍小青的，说是要对首诚证券的有关管理问题提出建议。交信时她很有深意地看了霍小青一眼。不等霍小青把信打开，她就转身告辞了。
       信很厚重。打开之后，里面除了一页机打的信纸之外还附有几张照片。有两张照片是郭总和两个女人分别照的，好像是在某个风景区，双方勾肩搭背，挺亲密的样子。另有一张照片照得有点虚，里面有一个女兵，远远地回头望着。
       信是这样写的：
       首诚证券总裁办并北京城东营业部总经理
       霍小青女士：
       本人是贵公司的一名普通投资者，对贵公司有很深的感情，并以在首诚证券开户而自豪。我虽然不是贵公司的员工，但却十分关心贵公司的员工服务、领导风格和贵公司在业界的名声，似乎觉得这与我本人的荣誉也很有关系，你们说怪不怪！
       前一段时间，我偶然听我在宏光证券开户的朋友说，宏光证券有名的色魔郭槐调到了咱们首诚证券工作，而且还担任很高的职务，当时的感觉就很不自在。为了探个究竟，我和朋友一起走访了宏光证券的多位员工。私下走访中我们发现，宏光证券的女员工都对郭的品行十分厌恶，她们大都曾经遭到过郭的玩弄和遗弃，其中有两名女员工甚至还向我们提供了她们和郭的恋爱照片。她们表示，希望首诚证券的女孩子们不要再上郭槐的当，并愿意与他当面对质。
       宏光证券北京总部的办公室主任和郭相处的时间最长，对郭也最了解。据她说，郭的前妻是一个部队医院里的医生；她为了验证郭的海誓山盟，曾经找到过那位医生，但医生拒绝评价她的前夫，而只是伤心地哭泣。看来她也是一朵被摧残和遗弃的花儿（见照片）。
       有鉴于此，我衷心地向贵公司建议，在用人之前要先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引进人才一定要德才兼备。特别是引进管理者，更要慎而又慎，否则，他会带坏一大片员工，熏走一大批客户，使公司得不偿失。
       我，——相信大多数首诚证券的股民也和我一样——衷心地希望首诚证券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能仍然像以前一样地光辉。
       一位热心的股民
        这个送信的人是不是股民霍小青倒不在意。她首先感觉出这封信是冲她写的，但不知道是否也发给了总公司。她记住了这个“股民”的长相，不管信的内容真假，得首先把她稳住，保证不要让她再继续扩散、传播。想到这，她立即追下楼去，但保安人员说她已经走了，并肯定她不是营业部的股民。
       走出大厅，出了大楼，看见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人流，霍小青悔恨自己的反应迟钝。
       躲在僻静处，霍小青把信和照片又重看了一遍。直觉告诉她，信上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她又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她平生第一次陷入迷乱，没了主意。
       现在该怎么办呢？找他去对质，说清楚？不行！如果他压根没这事，信上说的都是有意诬陷，那么他一定会很气愤，很尴尬，甚至会为有口难辩而痛苦，怨恨我霍小青多疑，不信任他。无论如何，一个单位的领导和员工一起集体郊游，随便开开心心地照张相，哪怕是和女同事，有意摆出各种姿势，大家乐一乐，都是很正常的，知道真相和了解当时气氛的人，谁都不会据此当真。至于那个女军人的照片，随便都可以远距离地拍到一张，怎能就确定她是他的前妻？他怎么会有前妻呢？如果有，他早跟我说了。但是……但是，如果他真有这些事呢？天哪！那可怎么办？如果我把信和照片摔给他，他还不得又气又羞，当场昏死过去？
       所以，不管是真是假，都不能第一个让他知道，我必须先心中有数再说。
       对！找李总去，他了解他，他会帮我，他应该帮我。更重要的是，他不但不会去扩散这件事，还有能力帮我控制事态的扩大，帮我拿主意，必要时还可以从中斡旋。
       理清了思路，霍小青长出了一口气。一分钟都没得耽搁，立即给李总打电话，说有急事要马上见他本人。
       恰巧李总没有在管理总部，没有和郭槐在一起。他正在代表公司参加证监会召集的一个券商会。霍小青把李思恩从会场叫出来，一副十万火急、火已上房的样子。两人在会场隔壁找了个没人的休息室坐下，霍小青机关枪一样快地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把信和照片递给了李思恩。李思恩仔细地看过信和照片之后，没说话。他把它们都收进了自己随身带的公文包里，然后分别给总公司总裁办主任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杨大头打电话，跟他们说：郭总在原单位宏光证券工作时，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不少人，现在有几个曾被他处分过的人在到处写匿名信，造谣败坏郭总的名声，我已经收到了一封，里面还附有照片。这些事郭总来首诚证券之前都跟我说清楚了，也预料到了他们会这么报复他，所以请你们收到类似的信件之后，不要相信，不要扩散，请将信直接转给我处理，我正在证监会开会，详细情况过后我再跟你们细说。对方都答应得很痛快。霍小青在一旁听着更痛快！她很感激李总。她心里清楚，她和郭槐的事是李总促成的。李思恩告诉她今天这事不要和任何人提起，甚至都不要告诉郭槐本人；还说郭槐曾经私下里说过，他们单位有女员工追他，还不止一个，但他认为她们都是有所图，所以都不想理睬。这也是他要离开宏光证券的原因之一。
       显然，李思恩还在替郭槐撒谎。因为他发现郭槐也还没有把实情告诉霍小青。送霍小青离开时，他特意嘱咐一句：你们关系确定了就早点结婚吧。男人结了婚，那些惦念他的人也就死心了；否则这样的事也许还会出现，说不上还会弄出什么新花样来，给你们俩都平添烦恼。霍小青感激而用力地朝李总点了点头。
       四
       1996年的中国股市出奇的好，人人笑逐颜开，因为绝大多数投资股市的人都赚了钱。少数捞了大钱的款爷，更是笑得走不动路，让人联想到《诗经》里说的大耗子。
       年初，有位到处演讲、一个人开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外加一间研究所、公章随身带、演讲费只收现金不收支票、签收单上必先写“税后”二字再签名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一个影响全国的研讨会上发表言论说，“97香港回归”后，中国股市必将崩盘；此后10年之内不得碰中国股市，所以今年是最后的机会。此言一出，如同圣旨，通过证券市场所拥有的最先进的资讯系统，传达给了每一位现实的和潜在的股市参与者。于是市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银行里排着长队，人们等着取钱转账买股票。大家都在听说和传说着这样的话：到了证券公司，随便碰上哪只股票买下，哪怕第二天就卖出，都会赚过银行一年的利息。所以看着股市天天涨，晚买一天就少赚一年，排队取钱的人，特别是老人和妇女们，急得都跺脚，骂银行的人在故意磨洋工，因为他们确信，一旦钱都被储户们取走了，呆账坏账露馅了，银行就会运转不灵了，银行就该倒闭了，这些趾高气扬的银行职员就该失业了，所以他们不愿意看到有这么多的人来取钱。
       “瞧他们一个个的德行！失业回家抱孩子才好呢！”队伍里一个在外企上班的中年妇女这样愤愤地说。
       这股疯热的劲头一直到了年底都不退，迫使政府不得不连下数道金牌，给股市“灭火”。
       股价疯涨的最大获益者是证券公司。李思恩也赚了个盆满钵满，当然不是指他自己，而是他所具体管辖的公司北方事业部。也正因为他全身心地用劲在公司利益上，才使他所领导的部门业绩远远超过了其他分支机构，超过他们一倍甚至是数倍，占公司总利润的将近半壁江山。好在总公司领导英明，奖罚分明，没有亏待他。公司重重地奖励了他和他的部下，还让他升了职，到总公司出任副总裁。
       北方地区的另一个明星是霍小青。她所领导的营业部，业绩在全公司最为突出。尤其值得称赞的是，那些收编过来的员工，竟然也人人拥戴她，还自愿地为她上书请功。所以她被评为北方地区的先进工作者、全公司的模范标兵，佩戴大红花，在公司表彰大会上代表先进个人讲话，并现场领得奖金15万元。还有更让台上台下同事印象深刻的呢！霍小青作为公司服装表演队领队的身姿和气质，以及她在接下来举办的公司春节大联欢晚会上的英文歌声，无疑为她赢得了更为热烈的喝彩。“首诚证券之花”非她莫属。
       李思恩离开北京赴公司总部履新时，送别的场面非常感人。许多员工都哭了。他们的哭是发自内心的，因为那是李思恩用心换的。他和他们心连着心，处得像一家人，像兄弟姐妹。在送行的人群里，霍小青哭得最伤心，哭得都瘫在椅子上站不起来了。
       让李思恩略感欣慰的是，虽然过程很苦，但结果还是好的。他实现了他曾当众立下的誓言。现在骨干员工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一辆轿车和百万元以上的银行存款。大家3年内都跨出了三大步。今后，即便这个行业衰落了，或者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公司，弟兄们也都因为有了根基，而可以做到仓中有粮心里不慌了。假若他没有被调走，而是还在这里再干下去的话，他会领着大伙儿朝着精神文明的路上走，让专科的都能续本，本科的都能读研，费用单位报销。他还会让那几个不安分的家伙分出去，自己去创业单干；单位在社区里所承担的扶贫工作，范围还会扩大，力度还会再加强。那样一来，3年之后，又将是一个更高层面的循环。李思恩眯上眼，望着前方，似乎他3年后的世界就在那不远的地方。
       1997年春节放假之前，李思恩参加了公司专门为他举行的总裁班子扩大会，会上宣布了董事会对他的任命和有关部门的资格审查结论，明确了他分管的部门和岗位分工，之后是欢迎宴会。等他回到北京，已经是大年三十了。
       飞机从万米高空降低高度，北京城已经飘到脚下了。
       北京城的上空一如往日，依旧是被厚厚的烟云所覆盖。烟云的外表呈现紫红色，再往下是浓烟的颜色，到能看清地面的时候，飞机周围的空气又变成了白色的雾霾，坐在出租车里，都能感觉到霾的味道。虽然禁止城内燃放烟花爆竹，但灰蒙蒙的天空中还是不时地闪上一下，随后会传来一声声闷响，像是给憋出来似的，闷声闷气地问候“过年好”。
       妻子在书房的桌子上摆了一溜儿1997年的年历，各式各样，有挂历有台历，有大有小，有纸质的有木质的，有金箔的有电子的，上面都有牛，因为今年是牛年。李思恩理解妻子为什么这么喜欢今年的挂历，她是希望今年的股市也能像去年一样，依旧牛气冲天，使他在新的岗位上能取得好成绩，事业也随之不断地发达。她一直就是这么默默地企盼他的。这是她的希望。她的希望就是他的动力，他的温暖。想到这，一股暖流随之涌遍李思恩的周身，趁着孩子不在跟前，李思恩搂过妻子，送她一阵狂吻。
       李思恩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一封来自深圳管理总部的举报信。一个电脑操作员在举报信中反映，深圳管理总部的领导层挪用客户保证金，集体为个人炒股。信是由总裁亲手转给他的。
       李思恩立即动身来到深圳，并在下班后与那位电脑操作员单独在饭店的房间里见了面。小伙子一脸坦诚。他带来的电脑资金流水单很快让李思恩确信：又一个恶性案件发生了，又有一批人要在金钱面前倒下去。深圳管理总部从总经理到财务部经理、电脑部经理、交易部经理、开发部经理、综合部经理，全都有份。眼前的这个员工应该重奖。
       送走举报人之后，李思恩立即用手机给公司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打电话，布置了一项创新业务，并要求她马上组织深圳管理总部部门经理级以上员工，于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到总公司就此项业务进行开会研讨，确定实施方案之后，在深圳总部范围内进行试点；参会人员在交代好工作后必须全部准时抵达会场，请假者须直接找他李思恩本人说明情况，会议将由他亲自主持。
       在确认这些人都上了飞机之后，李思恩给监察稽核部总经理打电话，要求他立即带几员干将，连夜飞往深圳，对该管理总部实施现场紧急稽核。
       稽核报告与分别谈话记录很快摆在总裁的面前，局面触目惊心。这些人都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开立账户，股票账户的所有人都是他们各自的远房亲戚，账户开户人、操作人、取款人都是一致的，他们只在幕后操纵，负责透资给这些“大客户”，赚了归他们自己，亏了由开发部将股票接过来，算作自营。按照挪用的资金数额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他们个个要被判10年以上徒刑。但是，为了公司的声誉，以及看在他们过去为公司所作的贡献上，公司对他们只做了内部处理。作为不被移送公安机关的交换条件，他们分别接受了5万至10万元的罚款，主动离开了公司。
       深圳总部空出的岗位都临时抽调人员顶上了，“内部人才库”此时发挥了作用。不过总经理一职，在深圳管理总部内部和周围地区，却没有选出合适之人。无奈，李思恩只好扩大选拔范围。全公司有资格且提出申请者共有14人，其中也包括霍小青。人力资源管理部和经纪业务总部联合挑选，将选出的三个候选人名单及个人档案一并报给李思恩裁定。这3个人都不错。但李思恩只了解霍小青，另外两位他都不认识。他知道霍小青最近情绪不好，有与郭槐分手的危险，因为李思恩向郭总交接工作时，把那封匿名信和照片都让他看了，于是郭槐自己找到霍小青，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都交代了。霍小青知道他离过婚，玩弄过女员工之后，当然心里不会舒服。如果让她到深圳去工作，和郭总两人沟通的机会少了，可能情感裂痕会更难弥补。所以李思恩打算把霍小青排除掉，不予考虑。但是，他在这样做之前，还是不由自主地给她打了个电话，想和她沟通沟通，顺便听听她本人的想法。结果这个电话却惹来了对方的伤心痛哭和一通埋怨。霍小青哭着说：“我是相信了您才相信他的，没想到您和他合着伙地骗我！我追求像您那样的婚姻，完美浪漫，容不得污秽甚至卑鄙，这不过分吧？可结果却是这样的，您说我能接受吗？所以，请您无论如何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离开北京，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如果这次去不成深圳，宁肯离开公司，我也要摆脱所面对的这一切！”
       最终，李思恩向总裁办公会推荐了霍小青。
       1997年7月的第二个周末，首诚证券公司的年中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
       让深圳管理总部作为东道主，这本身就是对深圳新班子工作的最好肯定。
       各路大员周五下午从全国四面八方陆续飞来。晚餐后是一个个的小型预备会议，第二天是大会，周日上午是分组讨论和会议总结，中午聚餐后年中工作会议宣告结束。周日下午除部分人员留下，继续参加一个小型业务研讨会外，大部分人都会飞回各自的工作岗位。
       周日下午，公司领导只剩李思恩一个人在。晚餐后的会议结束之后，他也会在第二天一早离开深圳。
       周日晚上10点多钟，李思恩回到酒店房间休息。连着两天三晚的会议，跟打仗似的，一直没容喘口气，第二天一上班又要接着转，所以他想抓紧时间睡觉，好让身体得以休整、恢复。
       霍小青当晚也没有回家，还住在这家承办会议的酒店里。因为参会人员没走完，所以会务组负责人和会务组成员仍得坚守岗位。这家酒店很大，会务组和公司领导不住在一个楼层。公司领导住的是套房。
       这两天霍小青比李思恩还累，而且从一周以前就开始紧张忙碌了。什么级别的参会人员住什么样的房间，谁和谁一个房间，哪位领导哪天走，何时接机送机，会场怎样布置，就餐时餐桌怎样摆布，谁和谁一桌，会议期间的小会和临时参观怎样安排等等，每一个落实到分钟的细节，她都需要过至少两遍，以保证万无一失。
       到深圳这几个月来她没给李总丢脸。公司的各项考核指标，如当地市场占有率，保证金与托管证券总值，理财与投行业务开展，总营业收入，利润总量及其增长率，全部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人心收拢了，规章贯彻了，市场打开了，对于一个没有来过深圳的女同志，这得付出多么大的努力！这背后的汗水、泪水，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她是一个要强的职业女性。但此时此刻她有点坚持不住了，不是精神绷得太紧而是身体撑不住了。在把大多数人送走之后，她的双腿就感觉发软。晚饭后不久她就回房间休息了，业务研讨会都没有去参加。但是，迷迷糊糊地却总是不能入睡，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酸痛，出虚汗，发冷，头晕，心跳声连自己都能听得见。她想去医院，但又不能叫救护车，因为那样的话还在开会的同事们就会全知道；她也不想打扰自己的属下，这些天他们也都累坏了。就这样犹豫着，耗到夜里11点，她实在坚持不住了，权衡再三，还是给李总一个人打了求救电话。李思恩刚睡着，接了电话马上爬起来，揣上钱包就来到了霍小青房间。霍小青已经强忍着收拾完毕，但头发仍然凌乱，脸潮红。李思恩扶着她，从电梯下到地下停车场，由他开着霍小青的车，拉她直奔离饭店最近的一家医院。进了急诊室，值班医生做了简单检查，之后就让她住进了门诊病房，边输液边做进一步的化验、监测。等李思恩从楼下办完手续回来，霍小青一瓶注射液已经下去了五分之一。
       躺在医院里，霍小青就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一下子感觉好了一半。见李思恩进来，她不好意思地对李思恩说：“李总，到了医院我就不怕了，肯定是死不了啦。您就快回去吧，还可以睡几个小时，明天还得赶回公司去上班呢。”
       这时一位男医生开门探进头来，对李思恩说：“请把她的裤脚挽起来，袜子脱掉，准备做心电图检查。”说完就走了。
       听他的口气，医生是把李思恩当成霍小青的家人了。
       霍小青这时躺在病床上，同时输着两个吊瓶，两个胳膊都被占上了，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脱袜子。况且，她今天穿的是工装，下身是短裙配长袜。当李思恩掀起被下角，伸手来帮她脱袜子时，一直到被子掀起老高，他也没有见到头。这时李思恩才意识到，霍小青穿的是连裤袜。他懂，他爱人穿裙子的时候，也爱穿这种袜子。见霍小青闭着眼睛没有反应，显然在等他帮着脱，李思恩也就没再多想，把双手试探着伸向她的腰际，摸到袜沿，然后轻轻地一点一点地往下退，退到髋骨处，霍小青将小腹挺起，抬起臀部，配合李思恩往下脱。因为是在毛巾被下面摸索作业，所以李思恩屏住呼吸，十分小心。突然，李思恩觉得自己的手大面积地接触到了霍小青臀部的肌肤，于是手一慌，往上一提，再往下一拉，手又触摸到了她的私处。可能是霍小青穿的底裤太薄，被李思恩将它与连裤袜一起全给脱了下来。
       “不好意思啊！”李思恩感觉到自己的脸在发烧。
       这个病房共有三张床，但只有靠窗子的霍小青一个病人。房间灯很亮，房门半开着，走廊的灯更亮，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偶尔从门口走过。李思恩见霍小青依旧闭着眼睛，等着他往下脱，于是就大方地帮她把底裤提上，然后将袜子完全退下来。重新帮她盖好被子后，李思恩自己已然出了一身汗。他想给霍小青和自己倒杯水，但是发现没有带杯子，医院的杯子是不能用的，于是他就跟霍小青说，我去买两瓶矿泉水。霍小青睁开眼，看着他说：“医生马上就来检查了，你在这儿等他检查完再去买好吗？”李思恩一想也是，于是听话地坐在了相邻的床上。
       心电图检查的结果当场就告诉了：没什么问题。医生说她是劳累过度，加上紧张，导致心跳过速，身体不适。输几瓶液，休息一下，就会没事了。
       医生走后，李思恩又想出去买水，因为他自己真感觉渴了，于是问霍小青：“你想喝点什么？”霍小青摇摇头，说：“不渴也不饿，我什么都不要。你不用买了，直接回酒店喝去吧，医院里的东西尽量少碰。”说是这么说，但她的眼神却分明希望李思恩别走。
       他也确实不能走。因为这时对面病房来了一个醉酒的汉子，从众人将他抬进走廊开始，就没停了号叫，其叫声凄惨瘆人。半夜三更的，扔下霍小青一个人在这病房里，李思恩实在有点不落忍。
       一直到凌晨4点多，霍小青的点滴才停掉，对门的杀猪般号叫声也停了，于是李思恩和衣斜躺在靠门的床上，美美地睡着了。
       五
       市政府通过国资部门持有首诚证券较大份额的股份，所以这家证券公司一定意义上也具有国有企业的性质。既然如此，国家就不能不在人事上对它有所管束。管束的形式之一就是公司高管人员的档案由市委组织部管理，公司在党内文件传阅上享受厅局级待遇，高管人员纳入市管干部序列。于是就有了李思恩被列为市后备干部的事情发生。这对于立志终身从政的人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因为党和政府为之铺就了通往云天的阶梯。但是，对于主动逃离干部队伍的李思恩来说，这却是件天大的苦事。可人家组织部正是看重他有在国家部委工作的经历，才作出如此英明决定的。政治气候在发生变化。最近一段时期，国家对金融机构的行政性管理明显从严了。公司性质的这一重新定位，着实让行政、后勤、工会等部门里的老员工们高兴了好一阵子，因为公司领导成了国家干部，他们自己也就重新成了国家工作人员，从此也就不用再担心被随便辞退了。而且，具有干部身份的企业负责人，不大敢随便贪污腐败、侵占挪用公司财产，否则要罪加一等，这样普通员工就等于又增加了一层职业安全保障。
       在进入后备梯队不久，李思恩得到一个出国培训的机会。是去美国，哈佛大学。出国前，经过考试和层层选拔，共有21位市级后备干部过关，并被送往北京大学，封闭起来进行为期3个月的外语集训，就是说，要全脱产学习。能够脱产学习，李思恩兴奋非常。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只分散输出而没有集中输入，知识亟待更新，自己特想充电。而且，早就知道哈佛的工商管理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能到哈佛取经，与名师面对面地讨论交流，肯定会使自己的能力和眼界得以提升一个层次。
       北大校园很美，淑春园（未名湖）、勺园、农园错落有致，畅春园、蔚秀园、朗润园、承泽园和万春园环绕其间，但学员们暂时还没有心思欣赏这些。大家在兴奋的心情里都掺杂着不少紧张的情绪，因为毕竟远离学生生活十多年了，担心会对紧张的学习进程不适应，如果真刹不下心来，结业之后出国考试不及格，那可就丢人现眼了。
       学校对这批后备干部非常重视，给他们配备了超强的教学和后勤服务阵容。掂量一下就能知道分量：厅局级后备，出国镀金回来，用不了几年就是部级，那可是学校赖以自豪、引以为荣、借以反哺的对象啊！所以北大在针对他们的课程设置上，也下了大工夫。英文听说读写自不必说，就是词汇、礼仪和应用文写作，也都是单独的课，有专门的教授讲解。此外还有体育、社交、演讲、座谈、文艺欣赏等专门项目，寓教于乐，全方位培训。教师中有一半是外教，另外的一半中国老师，年龄都在50岁以上，清一色的正教授。他们教学经验丰富，足以保证这些宝贝学员都能取得好成绩。白天这个班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晚上他们还要做一大堆作业，在这之外，他们还想抽空去英语角凑凑热闹，因此时间过得相当快，大家还没等来得及吧嗒出适应还是不适应的滋味，一个月就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之后，和老师熟悉了，感觉也找到了，大家就再不像开始时那么乖了，一些人的官老爷本性也开始暴露出来了。他们推举出代表与校方谈判，要求“减负”，砍掉他们认为“不必要”的课程，要求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主动学习”。这些人学英语都至少有10年以上的历史，有相当的功底，稍微拣一拣，就会进入所谓恢复性进步阶段。在这一阶段，学员最容易忘乎所以，把握不好，就会陷入低水平的循环陷阱。但多数人显然没有这样的清醒认识。现在，他们给自己总结出了学习要领，希望校方在此要领之外，其他全部砍掉。很简单，仅剩6个字：“背单词，练说话。”
       学校对此做了很有礼貌、很有分寸的让步。
       然而,“练说话”其实也并不容易。
       厅级班学员都被安排住在留学生公寓，每人一个房间，可以自己做饭。当时之所以这样安排，除了因为这里是校园内学员住宿条件最好的处所外，另一条重要的考虑就是，这里外国人多，能给他们提供一个“说外语”的环境。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这里住的留学生多为亚非拉朋友，真正蓝眼睛、白皮肤、黄头发或红头发的纯种英美籍人士屈指可数。这些亚非拉朋友本身的英文就不大灵光，加之，他们的兴趣也不在这些被校方宠坏了的后备干部们身上，而是一有空，就往中文系、历史系和西语系的学生宿舍跑，所以后备们根本捞不到与他们会话的机会，甚至都“”不着留学生们的影子。好不容易有人“逮着”一个纯种白人留学生，想和人家练练英语，但想不到，人家还要收费！“同学”之间对练倒是个办法。但是在课堂上，大家该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课下基本上就没的可说了。去英语角吗？嗨！那里面主要是本科生，讲的内容都是“儿话”，太嫩，和他们根本说不到一个领域去，因此大家现在都懒得去那儿了。
       霍小青知道李思恩的烦恼之后，每次和他通电话都讲英语，刻意地训练他的口语和用英语思维、交流的能力。她甚至还专程“出差”到北京，和他面对面地“谈”过两次，从国际国内形势谈到公司的近况，从事业发展谈到家庭、爱情，使李思恩受益匪浅，看出了自己的差距，认识到了英语集中学习的重要性，明白了专业学英语和断断续续地学英语就是不一样。
       郭槐知道老朋友、顶头上司来了，更是不含糊。他把北京这里最好的车、最好的司机带来，交给他专用。李思恩跟他也不客气，把车和汽油票留下，司机放回。自己开车随便，想去哪儿去哪儿。
       后备班或称厅级班的学员在“减负”之后，晚上的时间都是自由的了。渐渐地，大家就不再去食堂吃晚饭了，而是每晚都设饭局，由男同学轮流坐东。饭局是开放式的，自由参加，准点开饭，但没准点结束。班里谁的亲朋好友都可以邀来加入，级别和社会地位越高越好，越知名越好。所以，此饭局是个大杂烩，社交会，信息交流会，郭槐和霍小青都分别参加过几次。会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参与者什么都可以说，包括说国家领导人的段子。不过多数情况下，大家还是更为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比如在霍小青参加的一次饭局上，有位叫黄越的人，是班级学员之一、市商务局副局长的师弟，在神侃时就讲了一个有关目前大学改革的段子，挺让人感慨。也是，现在的大学校园，一点不比其他领域清静，光丢自行车这一项，就在世界人民面前，把中国天之骄子的脸都丢尽了。霍小青的一个外甥在北京一所名校读书，一年竟然丢掉了13辆新车！校园里废旧自行车随处可见，被肢解后剩下的车轮胎，由链锁牵着，睡在车棚里数年没人管，成为部分高校一道并不亮丽的风景线。如果做梦都想创业的学子们，能用很少的奖励组织起同学，通过新生和离校生的联结与循环，把全校的自行车低成本地管理和运营起来，肯定会做成一间连锁企业。
       黄越现在是南方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以前他和副局长一起，都是某名牌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的同学。毕业后他独自走了“海路”，如今已经是数亿的身价。有了钱之后，他又转回母校，打算再捞个博士头衔。有一天他溜进母校一间教室，偷听了一节高年级本科生的课，没想到竟免费欣赏了一场校园短剧。
       原来这个学院正在进行教改，教改的内容是要求全体教师用英文授课。主持者是新上任的一位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海外留学7年归来的洋博士。为了使教改得以顺利推进，副院长决定先从中青年教师入手。但即便如此，推进教改的进程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并且在抓落实的第一天就出了丑。
       这一天副院长带着检查组，抽查教师的英文授课情况。他们首先走进的，是一位年轻副教授的课堂，当时黄越就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课。那位副院长知道，这个副教授是从国内一所并非名牌的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因此外语肯定稀松平常。据说他在青年教师中很有号召力，如果制服他，则可以起到杀一儆百、警示他人之功效，所以应该从他这里下手。
       在检查中他们发现，这门课，学生的教学参考书只有一部分是英文的；教学所用的PPT文件里面，也只是夹杂着一些英文句子或单词；教师的课堂语言完完全全是汉语。而院里要求“用英语教学”，其核心就是以英语作为师生课堂交流的唯一语言。所以，该副教授的教学明显不合格。于是副院长出面，当场予以纠正。但那位副教授却挺理直气壮，甚至可以说是态度蛮横，当场对之予以反驳：“我是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给中国学生讲中国经济管理问题，凭什么不能用法定普通话而必须要用英语，这里又不是外语学院？！”“我不是假洋鬼子，更不是卖国贼，谁都休想剥夺我用汉语讲课的权利！”双方当着学生的面顶了有十几分钟，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副教授急了，毫不客气地朝着副院长吼起来：“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要影响我教学，都给我出去！”学生们则在下面给他以掌声鼓励。
       其他人都出去了，副院长最后也退了出去。不过他在气愤之余还感觉到有些高兴。气愤的是，副教授竟然敢与国际化和教改大方向作对，蔑视自己的权威；高兴的是事实证明副教授真的不通英文，因为他从头到尾，连一个英文单词都没有憋出来。
       当天晚上，全院的教师和博士生在一起，听两位来访的英国和德国教授讲座，有翻译。讲座完毕，外籍教授点名恭请那位骂副院长的副教授上台，请他对他们两人的学术观点进行现场点评。他们说，两人从中国的某个学术期刊上读到过这位副教授的有关论文，很钦佩他的学术造诣，想借此机会能与他结识。副院长听到这里是既紧张又兴奋。在他还没有确认两种情绪中哪一个对自己更为有利时，人家副教授已经大大方方地与外教握手相识了。在简短的寒暄之后，副教授很有见地地直接操英文分析、评价了外教的观点，弄得两个外教直点头，副院长直瞪眼。
       但副院长的吃惊并未就此结束。因为讲座结束之后，他看见那个令他生厌的副教授，竟然又用德语和其中的一个外国人攀谈起来。而他副院长却只懂英文。
       “看来时代真的是变了，全中国只有十几个人会说洋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仅会说几句洋话就想回国唬人，只能是自寻羞辱。”故事讲完后，黄越发了点感慨。
       黄越的感慨挑动了霍小青压在心底下的一根敏感神经。她想：“如果我出国留学，长的决不会只是英语方面的学问。”
       霍小青和郭总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看来是彻底了断了，但好像还没有伤了和气。
       霍小青离开北京之前，郭槐送了她一个存折，里面正好是100万，说是把账户清了，连本金带收益，凑了个整，多点少点就不细算了。这笔30万的投资霍小青压根没再过问过，只是郭总跟她报过几次数，感觉做得蛮好的，因此她也就没多问，道一声谢，收下了。其实，郭槐后来跟李思恩讲，这100万里除了30万本金和30多万元实际收益，另外的30多万全部是他自愿贴上去的。这一来嘛，是出于虚荣，他想让霍小青对他的理财能力刮目相看；二来是感情投资，他真盼望能有一天，把霍小青的心给买回来。但这最后一条似乎是落了空，原来计划买别墅的事更是无从谈起了。世事多变哪！名利如烟，情感似云，计划的永远都跟不上变化的。
       但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情感总要找个支撑它的基点。
       与对郭总的态度相反，霍小青和李思恩的关系却越走越近了。
       六
       霍小青到深圳上任不久，发现当地的证券从业人员自己买卖股票是非常正常非常普遍的事。公司的制度在这里遭遇废弛，主要是客观环境使然。公司处理几位管理总部的前任领导，员工们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如果证券从业人员，特别是证券经纪机构负责人自身不懂炒股票或没有成功的操盘经历，就没有向股民解答问题的权利，甚至都不具备从业的资格。这里的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左手连着公司自营盘，右手连着手中的大客户，左右逢源，与交易所、当地监管机构人头熟悉，据说他们中谁若在股市里还没有赚得上千万的钞票，就要被当做无能之辈，遭人笑话。她的那位前任，被公司罚走那么几个钱，对他来说简直如隔靴搔痒。深圳地方小，霍小青已经和离开公司的几位前同事打过数次照面了，他们个个开着奔驰宝马炫耀，出入各证券公司，仍旧在资本市场中自由自在地驰骋。霍小青开始时是气愤，后来是不平，再后来是认同和羡慕，最后是后悔。
       聪明人在悔过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行动。但霍小青却不像前任那么张扬，特别是，她决不打公款的主意，她只是想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关系网，用自己的钱赚钱。她只向李思恩吹过几次风。这位一本正经的前任领导和现任顶头上司被她吹醒之后，征得太太同意，把太太弟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500万元钱就托付给了霍小青。霍小青把自己的200万也放进了这个账户，混在一起操作。
       她的股票池很简单，就两只股票：深发展和东方电子。10月份之后深发展股票全部出净，只剩下了东方电子一只，集中投资，重仓持有。到2000年初清仓换股时，该账户的资金已经达到了3000余万，翻了两番多。
       夫妻只要钱是分着的，泾渭分明，感情上就不会是胶着状的。反之，人只要钱合到了一块，感情也就容易相融了。
       自那次年中工作会议出现病房的一幕之后，李思恩在霍小青的心里像生了根似的，一闲下来或者一闭眼就会想到他，有点事情就想向他汇报，听到他的声音就心跳、兴奋。她见过李思恩的太太和他们的女儿，而且不止一次。他女儿很聪明，与她一见如故，两人共同的话题是武侠小说，越说共同语言越多。她们都认为自己的历史知识主要来自于金庸。霍小青第一次见到李太太的时候，就暗暗地把自己和她作了对比。“也许这是女人的天性”，霍小青在心里这样为自己解围。她觉得自己除了在气质上不比李太太更高贵之外，其他方面都占有优势：比她更年轻，更漂亮，皮肤更为细嫩，比她身材好，比她洋气，比她雅致……
       李思恩也在变。他对霍小青说话的腔调已明显地不似以前那样公事公办、没有色彩了，声音明显变温柔了，两人在电话上一聊半个多小时过去，谁都没感觉到不正常。相反，没打电话的时候想打电话，打了电话之后心情特舒畅，虽然电话的内容多一半是与工作无关的琐事。
       在有些问题上，两个人的观点开始时明显不同，但双方却浑然不觉，然后说着说着就向一起靠拢了。比如谈到企业改制上市，霍小青认为：“上市公司越多，市场容量越大，投资者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市场也越稳定，因此不断有企业上市，对企业、对市场和对投资者都有好处。”李思恩的观点是：“只有权利而没有责任能力的企业是垃圾，让这样的企业上市，股市就会变成垃圾场，混在里面的好苹果也会跟着变成烂泥。当然，这样的企业大量上市也有好处：企业募集到了不用偿还的资金；券商获得了丰厚的佣金；政府和交易所增加了税收和管理费收入；财政、银行甩掉了包袱；投资者增加了可以一赌的标的物，皆大欢喜。”谈及证券市场的作用，霍小青认为，“证券市场是快速运转的财富再分配机器，它不断地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最有智慧和效率的参与者，因此越发达越好。”而李思恩的观点是：“实业是根。资本市场和所有现代科技设计一样，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使个体提高了效率，但同时也给社会增加了麻烦，提高了总成本，使社会总体的运行效率下降。它加快了资源配置的速度或者说效率，但却没有提高配置的质量和效果。它日益精巧复杂，但却往往不如简单粗线条来得真实实在。当然，历史只能向前发展，人类选择了不断现代化，这谁也阻止不了；迂回生产虽然浪费，但它毕竟造就了规模和精细。并且，如果没有分工、中介和专业化，社会虽然简单，但终究是小国寡民，倒也没什么意思。”这样，观点、看法的不同就在这些“当然”的转折中消失了，谈话于是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1998年的元旦是星期四，李思恩他们的集训班不休息。中午下课，大家都直奔餐厅，独有李思恩返回了宿舍，因为头天晚上霍小青打电话来，说她正在北京办事，第二天中午会过来看他。
       其实她是想他想得没办法，而专程赶过来的。上次她来，正好赶上下午前两节课集训班与外教座谈，李思恩没法陪她，于是就把房间钥匙给了她一把，让她或者在房间里休息等他，或者自己出去到未名湖畔逛逛。晚上临离开时，霍小青把钥匙还给李思恩，李思恩说反正有两把呢，你带走吧，以后来北京，陪朋友逛北大时，可以直接进房间歇息，因为他白天基本上不会在宿舍。这样，霍小青手里就有了一把李思恩宿舍的钥匙。这次来就派上了用场。她已经在李思恩的宿舍里待了差不多一个上午，把服务员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间又规整了一番，给房间里添了几个小饰物，中间出去买了些水果蔬菜熟食，在小厨房里准备好了午饭，还有啤酒，只等着李思恩回来，一起共进午餐。李思恩现在几乎满脑子是英语，听的说的写的看的读的，都是，已经习惯了，所以一见到霍小青，自然又是英语招呼。俩人边吃边聊，一顿饭快吃了两个小时。李思恩的口语进步很快，已经完全可以做到和霍小青对等自如地交谈。说呀聊，说到最后，霍小青双手托腮，目不转睛地看着李思恩，只有听的份儿了，以致外面走廊里嘈杂的脚步声都没有在意。结果，李思恩错过了下午上课的时间。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李思恩挥了一下手，说：“反正都是口语课，我们刚才已经练过了，下午就不用去了。”
       走廊静了下来，整栋楼都静了下来。现在只有他们俩。看门的阿姨在楼下，她还兼着卖糖果副食的工作，所以不可能会脱身上楼来。
       这时，坐在椅子上的霍小青站起来，坚定大方地走向坐在床边的李思恩。
       四目相对，作为成年人，他们都意识到要发生什么，可谁也没想去阻止它发生。
       霍小青大胆地将左手搭在李思恩的后背上，右手伸向他的左腋下，紧紧地把他拥抱在怀里，让李思恩的脸埋在她的乳沟间，然后再俯身与之亲吻。李思恩则响应着，配合着，最后变被动为主动，俩人越抱越紧。
       男人要想“得”女人，就算费尽心机，也不敢说成功在握，百分之百地达到目的；而女人要想把自己“给”男人，则不用费什么事，保证会百分之百地被接受，特别是霍小青这样的女人。
       就在这同一天晚上，郭槐也到北大来看李思恩，并顺便给他送来些年货。花费当然都可以报销。领导下基层，基层给领导买些土特产，甚至是高档鞋帽包、一两套服装带上，这在公司里已成惯例，内审是不管这事的。郭槐的车开进校门，在接受门卫讯问时，正好对面有一辆出租车从校园里出来，也放慢了速度，错车之间，郭槐恍惚觉得出租车后座上坐着的人是霍小青。没错！出租车车窗不允许贴膜，比他的车透亮，虽然路灯下光线不如白天，但还是能够看得清对方的轮廓。相反，倒是对方可能看不见他。霍小青的身影他是永生不会忘记的，所以肯定不会弄错。但到了宿舍问李思恩，李思恩却矢口否认霍小青当天来看过他。
       从李总处出来，出得北大西南校门，郭槐开始拨打霍小青的移动电话，但对方已关机。节假日当然可以关机，何况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郭槐又试着打她办公室主任的电话，说“找霍总有事商量，但她关机，知道怎么能找到她吗？”对方答复说：“霍总前一天就去上海公司总部办事了，我也不知道她具体住在上海的哪家饭店。”
       就这样，霍小青跑北京的频率越来越高。她周五从深圳飞上海，有事没事地在总公司某几个部门转一转，晚上就从上海直飞到北京。
       “我是有妻有女之人，而且我很爱她们。”李思恩低声说。
       “我知道。你如果是个不爱家的人，我还不会这样喜欢你呢！”
       “可这对你来说是矛盾的，图什么呢？”他怜香惜玉地看着她。
       “你正处妙龄，还是个姑娘身，和我在一起，就不觉得吃亏吗？”一次李思恩向躺在身旁、盯着他看的霍小青问。
       “是吃亏！”霍小青说着闭上了眼睛，然后翻转身体，平躺着，睁开眼，望着雪白的屋顶，说：“我呢，喜欢既有事业心又有家庭责任感的男人。他越是爱自己的妻儿，我就越喜欢他，所以一开始这就是个矛盾，结果也肯定是苦涩的，下场是悲惨的，最终吃亏的肯定是我自己。但是我愿意。我愿意用这一切来换取这份爱的享受，并到此为止，绝不会前进一步，去影响所爱的人的家庭。”
       霍小青的聪敏总是出乎李思恩的预料。他尴尬地咧了咧嘴，忙岔开了话题，说：“我一走就是一年，你要是想我了怎么办？”
       霍小青脱口说道：“我辞职到美国去读学位，陪你在美国待一年！”明显深思熟虑的口气。
       李思恩伸过臂膀，把霍小青紧紧地拥在怀里。
       “自己要是还没有家室该多好！这样的女孩子真的是今生再难遇到。”他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春节过后，市里传来消息说，哈佛工商管理学院方面因故没有安排好，大家只能前往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等到正式文件传达时，班里掌声一片，只有李思恩一个人没有鼓掌。
       回到房间，李思恩打电话给霍小青，说：“我的脾气比华信证券的魏总还要简单粗暴，从政不适合我。我从政非把一大批同事、领导送进监狱不可，最后会成为孤家寡人。”
       霍小青则在电话那一端使劲地鼓励他：“我认为你低估自己了。在我眼里，你是个完人，你说话从不让对方难堪，控制自己情感的能力比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强，包括我。”李思恩听了，轻轻地摇了摇头。
       霍小青又说：“一个企业的社会功能很有限，要施展抱负，还得从政。从政惠及面广，能够影响全局。当个明官、清官、高官，造福百姓争取万古流芳，你有这个经济基础和理想追求，应该试一试。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你来说，千载难逢，不应错过。”
       霍小青的话让李思恩着实感动了好一阵子。
       他何尝不想大有作为啊！但目前还没有到从政的时候。走出校门后最初几年的从政经历，那种清洁不能、混腐不甘的境地，那种关系错综、钩心斗角的疲惫，已使他痛苦至极。与其当官想着赚钱，以权谋私，立言想着赚钱，以学谋私，倒不如干脆大大方方干干净净直截了当地只挂牌从商赚钱。自己智商有限，一段时间内只能干好一样事，还是先在商界里干出点明堂后再说别的吧。所以他最终还是向公司领导说明，并通报霍小青、郭槐：“现代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准则是，参政不议政，议政不参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人的能力是很渺小的。厅局级以下还可以拼一拼能力，再往上走，能力与真实价值观就不太重要了。弄得不好，别说名垂千古，就是臭，也臭不了几年，几年之后就被大家忘掉了。所以尚不如趁年轻，多做点实事，能造福周围的人也就知足了。”霍小青听了他的一番话之后，再没有说过什么。
       厅局级后备干部班里，像李思恩这样从企业来的，总共有7个人，他们共同语言多一些，所以是班集体里的小集体。结业前，他们听说李思恩打算退出，另外6个人曾摆下酒席，力劝他听从党安排，劝他先把白送的镀金和升官机会享用了，有什么想法学完后回来再说嘛！
       李思恩没听劝。但他参加了结业及出国考试，并以全优的成绩通过，对自己、对朋友、对单位、对市里，算是有了个交代。考过试之后，他打报告给市里，说自己立志于经商办企业，不适合于从政，因此政治学院的学习就不参加了，待以后有到商学院进修的机会，再请组织给予考虑。
       于是，李思恩送走了其他20位同学，独自一人，又回到了首诚证券上班。
       李思恩知道，对这件事最感失望的人是霍小青。他伤了她的心。所以在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李思恩都有意躲着她。
       一次公司工作会议之后，霍小青单独来到李思恩办公室，聊天中她突然问李思恩：“李总，您的志向到底是什么？”
       一个“您”字表明，在霍小青的心里，他们两人之间已经不再如以前那么亲密。
       李思恩怕她又扯上那个令她伤感的话题，于是故作轻松而言他，说：“我其实并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小时候，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在我父亲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就是我自己的父亲母亲，也没有活到我结婚的时候，因此我的孩子也没有见到过她的爷爷和奶奶。为着这一层原因，我很注意自己的身体，想尽量长寿，让我的外孙也能见上我一面。当然，他或她也许并不一定愿意见我这个糟老头外公，但只要他们记事时我还能健康地活着，那就是胜利。这就是我的志向。”霍小青听后笑了，笑得很纯。
       两年后，李思恩辞职离开了首诚证券公司。又过了一年，霍小青也辞职了，到美国一所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临走，霍小青把她在北京花200多万元买的一套精装修高档联排别墅送给了郭槐，并劝他早日成家。
       郭槐和李思恩一起到首都国际机场送霍小青。他因为霍小青而一直情绪低落，股市上总赔钱，工作上总出错。没了李思恩在上面关照，他的日子变得很不好过。
       在机场返回的路上，李思恩开车，两个人谁都没了话说。过了收费站，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郭槐突然自言自语：“霍小青一定是不打算回来了。我羡慕你李总，有两个女人爱你；也羡慕霍小青，有两个男人爱她。只有他妈的我！姥姥不亲舅舅不爱，最是活得多余。”说完，他扶窗放声痛哭。
       罗青松自杀
       一
       在1996年的大行情中，首诚证券大大地赚了一笔。各分支机构在总公司核定的额度内，以差错处理账户和B字头账户为阵地，以纷纷成立的投资理财中心为核心，各自为战，斩获颇丰。谁的胆子大一点，谁多占用些客户保证金或者多截留些上一年的利润，操作技术再高明一些，谁就赚得更多。大家打出的口号是：一年养五年。就是说，接下来即便连着五年是大熊市，咱都不怕。
       但是进入1997年下半年后，傻瓜行情结束了，并不是买哪只股票都赚钱了，于是有些地区的总部开始出现收益回吐现象，账面上的浮盈开始减少，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各分支机构都是非独立法人，没有自营权，其证券投资收入不合法，所以庞大的一块资产只能游离在账外，不敢入账，这就为职务犯罪和内部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针对上述两类现象，公司却感到束手无策，既缺少合法公开的手段对账外收益回吐实施监控，又没有底气大张旗鼓地阻止瓜分非法收益的犯罪行为发生。当有人明目张胆地瓜分浮财、攫为己有时，公司竟不敢报案。
       江西总部和武汉总部的老总就曾擅自做主——其实也没人说他们不能做这个主——将数千万的账外资金放高利贷。放款协议中相当于同期债券利息的部分归公，补充协议里约束的高出的部分，——这部分自然是大头——则私下里归入老总个人的腰包。其结果是，数千万元血本无归。据后来调查，有的是真的被骗，有的则是双方故意做好了扣，等于是私分了公司资产。如此暴富，真是“暴”破人眼。
       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就不得了，好事（赚钱了）就会变成坏事（进班房）。“富族易出败家子”，此话放到企业里也是一样的正确，艰难创业时没有这些烦恼。所以必须得尽早想办法，防范诸位“元勋”沦落为阶段性的牺牲品，好日子还长着呢。
       总公司在密谋之后，想出的办法是：以公司财务部5名经理级以上员工的名义，在上海浦东新区秘密注册一家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亿元人民币。之后，将各分支机构的账外资金和小金库资金，统统上划至该公司，由总公司派人统一操作，收益按各自上划资金所占比例，以奖金的形式返还分支机构，争取每年“分红”两次。另外，首诚证券的两家大股东都是拥有高科技概念的上市公司，所以投资公司向这两家公司投资，不会受对外投资额占资本金比例上限的约束。通过与上述两家股东的联手炒作，双方都会在这两只股票价格的上涨中获得巨大利益。然后，投资公司以净资产之上溢价100％的高价，——这样对方董事会就会无法拒绝诱惑——回购两家公司所持有的首诚证券的股权，并将其交由投资公司的上述5位员工股东代为持有。随着投资公司实力的不断壮大，所收购过来的首诚证券的股权比例将会越来越高，最后直至控股本公司，使首诚证券牢牢地控制在自己人手里。上述股份的最终所有权将落实到全体正式员工，具体如何按级别、贡献、工龄分配，方案随后再定，但原则是，公司高管人员占比必须居于绝对优势，以保证切实做到内部人控制；不能革命成功了，自己的饭碗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不管这“别人”是政府还是社会法人，抑或是公司普通员工。
       为了掌控好这一证券公司未来的生命线，必须精心配备投资公司的领导班子。董事长，由首诚证券董事长亲自兼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分别由总公司主管自营、理财业务的副总梅海生和总助黎萼出任。总经理、副总经理为全职，须悉数交出他们在证券公司这边的全部工作，但原级别待遇不变，他们的薪酬及绩效考核仍由总公司掌握。这两个人年轻，敢想敢干，但却都爱冲动，因此需要有一位稳重的长者同行。董事长听说，梅海生和黎萼两人私交很好，因此,为了避嫌，更需要有一个与他们不相干的人，参与到投资公司的运营班子之中。于是，公司决定，委派总会计师罗青松出任投资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掌管财务与资金调动大权。
       总经济师、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这三师，在公司里的级别都相当于总裁助理。他们开大会时也会坐在主席台上，但却没有发言权。高兴时，他们的头可以扭向正在训话的主管领导，做洗耳恭听状；不高兴时则可以闭目养神，无表无态。多数情况下，他们类似于咨议、帮闲的角色，私下里提提建议，写个可研报告什么的。后来引进了首席运营官、首席信息官和首席财务官的新概念，这些个强势角色在功能上替代和超越了前者，人们也就逐渐把从前的土三师给忘到脑后去了。
       罗青松1997年时45岁，正是年富力强、干事业的时候。然而中国不同于欧美，这里的证券从业人员和证券市场一样年轻，见不到白头发的分析师和基金经理，因此45岁的罗青松已经退居到了二线的边缘。这一次等于是重新起用，重返一线，梅开二度，因此他难免不情绪激动，豪情满怀，摩拳擦掌，意欲大干一番。
       由于负有特殊的使命，所以投资公司的搭建、注册特别是之后的业务运作，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中进行，于是对外界乃至公司核心层以外的人而言，这家投资公司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然而越是神秘，就越是引人关注；越是隐秘，就越容易隐藏罪恶。终于，它因罗青松的自杀而大白于天下。
       罗青松是“文革”后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毕业于财政部部属财经院校，财会科班出身。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冶金行业的一家大企业集团工作，在那里历任基层企业的主管会计、会计科科长，集团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处长、总会计师。离开该集团后，他又应聘到了首诚证券公司工作，还是负责财务那一摊。
       上大学之前，罗青松种过地，放过马，当过赤脚医生，就是没有算过账。他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整年的记工分，记账本，打算盘，他当时看着就觉得闹得慌。但造物主作弄人，他没写会计专业，甚至都没填财经类院校的志愿，却还是被会计选中了。他讨厌会计，主要地还是因为他讨厌父亲的性格。他父亲沉默寡言，人老实得连罗青松的同学都敢欺负他。在家里，他更是受尽了罗青松母亲的气，经常当着罗青松的面被老婆打。所以罗青松一直认为，会计就是他父亲那样的窝囊形象；男人不能当会计，当了会计就会变得连女人都不如。当然，他也不喜欢他母亲那样的女人。
       他当赤脚医生的时候，在县中医培训班里认识了他现在的爱人。他爱人所在的村子，与他们家相隔50多里路，所以在此之前，两人从未见过面。他爱人姓郝，比他大3岁，在培训班里同学们都叫她郝姐。郝姐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因此被任命为班长兼支书。相比之下，罗青松则腼腆，不出头，一说话脸就红，在班长找他谈话之前，他甚至都记不清她的确切模样。他们俩能谈上恋爱，所有的人都惊奇。等到罗青松考上了大学，人们就更惊奇了。那附近的十里八乡，他罗青松这个老蔫是第一个凭考上大学的。郝姐的亲戚、姐妹更多的是羡慕郝姐，羡慕她命好，有眼力；从今往后，她可以离开“农”字，跟着罗青松享一辈子清福了。
       其实幸不幸福，那是一种感受，只有当事者自己知道。要说不愁吃不愁穿，那倒是真的，但要说郝姐幸福，她可是要扇自己嘴巴了，因为你那是在骂她。
       首先说孩子。孩子是两个人未来的希望。有人说父母不应该把自己没有实现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郝姐就反对这种论调，为什么父母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他们有这个权利。一个人在世间走一遭，风云际会，难免有各种遗憾，又不能重新来过，所以只能寄希望于孩子。人类就是在这样的动力下繁衍和进步的。而且，也并不是只有穷人、落魄的人才对孩子寄予厚望，那些富人或者成功人士更是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所寄的期望更高，推进去的钱更多。但是可惜啊，郝姐她没有孩子，所以也就没有了希望。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不到一岁就得脑炎死了。之后，她开始不断地流产，汤药喝了有上百公斤仍不见好，最后身体也搞垮了。渐渐地，罗青松和郝姐两人谁也不再提孩子的事了。但郝姐却无法释怀，总觉得自己亏欠罗青松的，每每看见别人家的小孩，她的眼圈就会发红。
       其次是工作。罗青松毕业分到工厂，她也从老家出来，跟他坐上小火车，去了那个很难叫出名字的地方。他们俩走出日伪时期修的三级小站，乘坐厂里派来接站的吉普车，又跑了半个多小时的山路才算到地方。工厂和家属区离得不远，厂区在山脚下，家属区在半山腰，中间只有一条水泥路相连。工厂的居住条件还算可以，周围有山有水，和她家乡差不多，而且是她平生第一次住楼房。但是工作上，郝姐却觉得不很如意。一开始，郝姐就被安排在半山腰的厂医院里当护士。作为赤脚医生，按理说这样的安排没有错，甚至已经算是照顾了，护士的工作又不怎么累，所以应该感激才是。但是医院里的护士太少，郝姐总得加夜班，这很让她烦心。白天郝姐回到家，忙完家务想睡一觉，厂区的机器的轰鸣声却让她无法入睡，使得她神经衰弱的毛病日益严重，身体和情绪都变得很坏，特别是女儿死了之后，她明显地变得有些发呆。随罗青松一起调到集团公司工作以后，环境条件虽然好了很多，但她仍然在医院里当护士，所以夜班还是逃不掉。这护士的工作真的让她苦不堪言。苦也得忍啊，因为除此之外，她再也不会做别的。
       再说夫妻感情。其实到工厂不久，她和罗青松就事实上分居了。你想啊，罗青松白天上班，她晚上上班，两人压根就没有时间在一起。一年内在一起的很少时间里，不是她不行就是他不想，所以夫妻关系渐行渐远，最后只剩下了夫妻的名分。对此郝姐十分内疚。罗青松生得虎背熊腰，生理健康，都是因为自己不争气，才使得人家落入如此无性无后的惨境。她明白，虽然罗青松嘴上从未说过什么，但他心里肯定是非常非常恨她这个做老婆的。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在外边有一个，她非但不会哭闹，反而会去登门拜谢那个第三者。
       可以这么说，在罗青松到首诚证券工作之前，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如一潭死水，但毕竟还是平静的，郝姐小心谨慎地侍候着罗青松，罗青松则除了加班出差之外，像上下班一样，例行公事地回家吃饭、睡觉，俩人相安无事。但是自打从冶金集团所在的小城市搬进了大上海，自从同资本市场打起交道之后，罗青松的脾气就开始和收入一样，直线看涨。与他父亲截然相反，他不但不惧领导，而且还在家里打老婆。
       长期在国营工业企业工作，使罗青松养成了严谨认真的习惯。在没有改制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里，人财物的管理自成体系，制度约束相当严格，很少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但是到了首诚证券，他发现一切都没有了章法，规章制度形同虚设，一把手的话就是圣旨，往好听了说，是“道不同者不与谋”、“不服就下船”，——这也是公司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常挂在嘴边的话；往不好听了说，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经常有员工干脆就被“抛下船”的，说被辞退就被辞退，人人都感到整天像走在薄冰上一样。没有任何横向的或自下而上的力量可以制衡一把手，想告状都没地方告去。一次，他去一家建筑公司追陈年旧债，对方被他逼急了，把他们首诚证券与建筑公司签的秘密协议拿出来，上面的违法违规和“丧权辱国”条款让他目瞪口呆。如果主办人不是拿了巨额回扣，是决不会签下这等混账协议的，而签字人竟然就是公司的现任总裁！回到公司之后，他手持秘密协议的复印件，直接闯进总裁的办公室当面质问，还拍了桌子。不一会儿，总裁办公室外面的人就听到里面茶几被掀翻的声音，但谁都没敢进去。
       自那以后，罗青松走路就不像以前那么带劲了。
       但是，罗青松的业务水平是一流的，为人是正派的，话虽不多，但句句在理，且对事不对人，所以在公司上下口碑甚好。辞退这样的人比较难，因为找不出可以拿得出的理由，弄不好还会犯众怒。但胆敢挑战总裁权威的人又是必须要处理的。于是他就被挂起来了。
       靠边站之后的罗青松，在单位虽然表面上依然如故，但实际上是把气都憋在了心里。回到家之后，他开始发泄了，发泄的对象就是他老婆，因为家里只有他老婆。他让郝姐赤身裸体地跪在地板上，然后用皮带抽打她。开始时实在受不了郝姐还喊叫几声，后来她怕住在一栋楼的罗青松的同事们听见，对他影响不好，就咬住嘴唇忍着。嘴唇因此经常被她自己咬烂。罗青松打累了，就去厨房做饭。他不吃老婆做的饭，她做的饭不如他自己做的好吃。菜炒好了，自己在餐桌上边吃边喝，老婆则依旧在一旁跪着。等他喝醉了，倒在床上睡着了，她才敢站起来，收拾桌子，吃点剩饭剩菜，或者什么都吃不下，直接就去上夜班了。
       后来，罗青松往家里领过女人。这时候郝姐就知趣地睡到佣人房去，或者在单位争着帮同事加夜班，干脆不回家，给罗青松提供方便。等到罗青松调到投资公司之后，郝姐的处境才算好起来，这一来是因为罗青松的心情变好了，不再拿郝姐撒气了；二来是他在浦东又分了一套房子，已不再回郝姐这边住了。但是郝姐却不敢有一刻的放松，仍旧不敢住进主人房，依然睡在佣人的位置，而且房子里的陈设，包括被罗青松酒后砸烂的家具，她都没敢动，仍然保持着原状。她怕他随时回来，回来后发现变样了，再揍她。
       郝姐从未向任何人述说过自己的遭遇。她认为这都是命中注定，自己罪有应得。爹娘离得远，就是离得近也不能跟他们说啊，他们都还以为自己的女儿在大城市里享福呢。
       当首诚证券的工会主席带着人来到她家，告诉她罗青松死了的时候，双方都不相信。郝姐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大威猛眼睛里充满血丝的罗青松怎么会自杀而死？工会主席一班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女人怎么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从客厅看，这哪里像个有女人的家，简直就是个单身拖沓男人的窝！再到主人房一看，更不得了，跟遭劫了一样：一套明显是八十年代流行于农村地区的家具，上面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所有的门都荡悠着，像是摔掉了膀子的醉汉，戳在那里。双人床上的被子堆在一角，枕头床头一个床沿一个；摔碎了的化妆品瓶子，玻璃碎片撒得满地板都是；一条军用牛皮腰带躺在地上，像一条毒蛇。书房里除了一个书柜、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之外，别无他物，桌子上没有笔筒，墙上没有挂画、饰物，光秃秃的。最奇怪的是儿童房。这个房间平时锁着，他们帮着打开锁，发现里面空空的暗暗的，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床，没有桌子，也没有安装灯泡。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罗青松本人吧。
       罗青松是死在远郊区的一家酒店客房里。那是1998年10月的下旬，没错，是10月，上海有许多业内同仁都不会忘记那段日子。他是晚上独自“打的”来到这家酒店的，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交了3天的押金。入住房间后，他门外面“请勿打扰”的灯就一直亮着，所以客房部连着3天没能给他打扫房间。在他入住的第二天上午，有人见到他走出房间，去了一趟商务中心，之后就再没出过屋。因为是旅游淡季，客人少，所以楼层服务员对此记得很清楚。第四天，到了该结账离店，或者需要到前台办理续住手续的时间，房间里电话无人接听，服务员不断地敲门，房间里却始终没有动静。于是，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一起打开门，进去后发现罗青松和衣平躺在浴盆里，周围到处是乌黑的血迹。服务员吓得大叫，急忙跑出去叫人、报警。
       二
       关于罗青松的死，始终流传着三种说法，其中的第一种说法就是自杀说。警方和死者所在单位都坚持这种说法，家属亦无异议，死亡证明上最后也是这样认定的。
       据现场勘查，罗青松的直接死因是手脚动脉被割断，致使全身血液大部分流出体外，导致心脏停跳和脑死亡。割断动脉的工具是一个老式刮须刀刀片，发现时，它被紧紧地捏在罗青松右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罗青松是左撇子，吃饭、写字都用左手。他一定是先用左手割断了双脚和右手的动脉，然后把刀片换到右手，用右手又割断了左手的动脉。
       一个人可以在危急时刻伤害自己一次，比如说喝毒药，对准自己的要害部位开一枪、插一刀，或者如长征路上的红军伤员，为了不让自己成为敌人的俘虏，而毅然扯断自己裸露出来的肠子。这样狠心地操作一下之后，自己也就没感觉了，一切都了结了，所以比较容易下决心做到。但是，像罗青松这样，自己对自己连着下了四次手而手不软，下刀之狠，位置之精确，除了有他当过医生、熟悉人体脉络知识这一特殊因素之外，在心理稳定度上，在决心坚定度上，在绝望的程度上，也非一般人所能及。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他如此感到绝望，以至于生不如死呢？有种说法就是，由于罗青松的家庭原因。
       一个人生意可以没了，工作可以丢了，朋友可以背叛了，甚至名声也可以坏了，但这一切都不一定会致人于死地，因为他还可以躲，假如他还有家的话。
       罗青松除却父母家不算，仅他自己就有两个家，按理，他完全有地方躲。但是，他的这两个港湾却都泊不了他这条船。所以他无处可躲无地可藏，只得另寻他途。后院都着火了，前院还能保得住吗？
       首诚证券公司是在下班之前大约下午5点左右接到的电话通知。电话是那家酒店所在辖区的公安局打来的，对方要求公司派人，持介绍信前往协助调查，并由公司领导带队。这当然和参加剪彩不一样，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弄不好，还可能会被当做犯人一样地作笔录，所以总裁不便去，而董事长又不在家，那么往下排，在家的副总裁只有李思恩一人，因此他责无旁贷，只好带上工会主席、办公室主任、律师等一干人，前往现场处理后事。
       他们到达后，首先帮助警察确认死者身份。
       李思恩进了门，看见死者身体仰靠在浴盆里，略有扭曲；脸上神情痛苦，嘴鼻歪斜，面无血色，较活着的时候肿了许多。死者双目微睁，瞪着每一个来看他的人，似有话要说，甚为恐怖。李思恩以前没见过这样的场面，吓得不敢再看，赶紧快步离开。其他几个公司来的人也都没敢多看一眼，尾随着李思恩也从卫生间里退出来了。
       他们走进客房，看见房间内的一张大床上罩着床罩，似乎没有动过。床罩上面平放着公司给管理级员工统一定制的公文包，包上方印有“首诚证券”4个烫金大字。房间很大，这是个豪华房，靠窗处是一张标准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有几沓整齐摆放的A4打印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字写得很规整，没有一丝涂抹的痕迹。死前能有这样稳定的情绪，这人心该有多硬，或者该有多苦！纸上一笔笔记载着罗青松的家庭财产，以及所嘱咐的归属对象。从公文包、手机、名片和遗嘱的笔迹来看，死者是罗青松已确定无疑。
       因为家属不愿与死者见面，所以一切手续都是首诚证券出面代办的，并在结案后把死者给妻子的那一份遗嘱转给了郝姐。这份遗嘱很简单，说把郝姐现在所住的房子和一个总共7万多元钱的工资存折留给她。房子是公司折价卖给罗青松的，款已全部付清；房产证锁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存折及取款密码则夹在房产证里。
       另一份遗嘱是罗青松写给他“未婚妻”和孩子的。浦东的复式公寓、汽车、股票账户里的股票，以及4个存折总共70余万元存款，全部留给了他们娘俩。
       罗青松的“未婚妻”名叫李丹，孩子叫罗宇。罗宇10岁，算来是罗青松在冶金集团公司工作时的爱情结晶，现在浦东家附近的一间私立小学读书。李丹没有工作，是位“全职太太”；如果没有罗青松的财产分割遗嘱，她还不会暴露身份，走进人们的视线，还会依旧心甘情愿地做着罗青松不为人知的妾。
       据李丹讲，她当年是冶金集团公司财务处的一名出纳，是按政策规定招工招进去的，没凭什么门路。她家承包的土地当年被冶金集团公司所征用，征用时公司曾有承诺，给每户失去土地的家庭解决一个子女就业的名额，于是她就理直气壮地走进了国营企业，挣上了工资。一年前，她带孩子来上海时，才把工作辞掉。但根据好事者的调查，李丹的上述说法与事实有出入。
       说起李丹的身世，也挺让人可怜的。
       李丹，女，1969年6月生于湖南省湘西丘陵地区。出生时，母亲因大出血而去世。15岁时，父亲在县里一建筑工地做工，因被人诬陷偷工地木料而打成重伤致残。至此，李丹虽然学习成绩优秀，但仍不得不放弃升高中的机会，辍学回家，一边种地一边侍候卧床的父亲。农闲的时候，她去县里告状，为父亲伸冤，往返无数次，但始终没人理睬。1987年秋，父亲在病痛与屈辱中故去，李丹用胶轮手推车推着父亲的遗体，到市公安局门前鸣怨，大半天仍不得进，最后她推起车，发疯似的往里面猛冲，却遭到门卫的枪托击打。这时，围观人群中走出一位身材魁梧、干部模样的人，用力制止了门卫的粗暴行为。他办事路过这里，看了一会儿，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听清楚了。扶起李丹之后，他转身指着门卫的鼻子怒喝：“在封建社会，老百姓都有越级上访、拦轿递状子的权利；今天可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当家做主，你竟敢把主人鸣冤告状的权利给剥夺了，你好大的胆！你想反党吗？！”人群中一片叫好声响起。门卫被他用大帽子给镇住了，竟放那位干部和李丹进了公安局的大门。不久，案件告破，李丹父亲的冤屈得以昭雪，打人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李丹也获得了上千元的赔偿。
       那位干部模样的人就是罗青松。他记住了李丹的名字和她所在的村子。
       年底，位于那个村子附近的一家下属企业招工，他曾专程赶过去，把李丹招进了财务部门，否则她只能配做翻砂工，干力气活。他喜欢这个瓜子脸、大眼睛、嘴角上翘、眉头紧皱、细高壮实、单纯刚烈的湘妹子；而她呢，也喜欢眼前这个刚毅正直、有宽厚臂膀可以偎依的男人。转过年，李丹就被调到了集团公司财务处，直接在罗青松手下工作。
       开始时两个人的关系很秘密，就是孩子生下来后，别人也不知道他是罗青松的。谁会在意同事的家属是谁呢？但出于谨慎，特别是为罗青松着想，李丹还是在孩子满月后，自个儿回乡里给孩子上的户口，户口上的地址就是她生活了18年的村子。她在单位，跟别人也说自己的爱人是在村子里干农活的。孩子姓罗，这是罗青松坚持的，他可不怕因此而被别人猜疑。这是上天让他有后了，他高兴得就差没跳起来，把有儿子的事喊给别人听。
       罗青松把自己的出身、家庭、婚姻状况都告诉了李丹，一点儿没瞒她。但李丹对此却一点都不在意。结不结婚，有没有名分，罗青松是不是天天晚上过来陪她，她都不在乎。罗青松爱她爱得要命；她有孩子，有工作，她还怕什么呢？罗青松是天下难寻的好人，也是自己唯一的亲人，为这样的男人生个儿子，就算是报答他，也是应该的。她实在想不出对罗青松还应有什么样的要求，自己还需要为什么担心。她非常知足，感到非常幸福。
       他们所在的企业集团很大，是当地财政的支柱，周围的居民也都跟这家大型国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或亲戚，在这家集团或集团下属的企业工作。因此，企业在为职工谋福利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一部分社会功能。譬如，附近的路是企业出钱修的，附近的幼儿园、中小学是企业资助办的，幼儿园、中小学里一多半的生源是企业的职工子弟。这种生态分布有利于信息（包括谣言）的传播，也有利于个人信用的确立，更有助于坏名声的远扬。时间长了，3年5年，罗青松和李丹的事终于露馅了，一时间在集团公司范围内，传得沸沸扬扬。但是有一个人却自始至终置身于事外，什么都不知道。她就是郝姐。这并不是因为郝姐人缘不好，相反，正是因为她人缘好，所以大家才不忍心告诉她。男人和女人不在一个单位时，情形也是这样。只要这个男人在单位里人缘尚可，没有仇人，或者没有特别好事的人，他的风流事即便在单位都传遍了，传了几个来回了，传了十几年了，甚至都把男人传走了，离开这个单位了，他的妻子仍然可能还蒙在鼓里。妻子是全世界最后一个知道自己丈夫在外面真实面目的人。这几乎快成了一条真理。
       郝姐知不知道这事，其实并不打紧。她要是早知道了没准还是件好事，也许还会活得放心一些。但是有一个人最好不要知道它，那就是小罗宇。但是，通过大人们无聊的嘴和孩子们无邪的嘴，小罗宇竟然还是知道了。
       那是上幼儿园的时候，小朋友间吵架，有的孩子骂他是野种，他不懂，以为和别的骂人话是一样的意思，于是也就反骂人家野种。李丹有一次接孩子，恰好听到了别的孩子这样骂罗宇，而老师的反应又是那样的诡异，她就忍不住哭了，回来后把这事告诉了罗青松。她说她自己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是儿子可不能受委屈。为了使李丹和儿子免受伤害，罗青松给罗宇转了学，并让李丹辞职在家，专门管教和照顾孩子，他来养活他们。
       罗宇上小学后，特别淘气，不好好学习，总愿意与人家打架。他的个子比同年级的孩子高半头，所以每次打架都是他赢，不是把人家的脸打肿了，就是把人家的关节摔脱臼了。李丹不断地被班主任召见，给人家孩子家长道歉，赔治疗费。次数多了，在实在没别的招的情况下，李丹开始打孩子，并且下死手，打得孩子屁股都不敢着板凳。就是这样，他的嘴还是不老实，总要找出种种打架的理由来，比如说“他骂我，我才打他的！”李丹无法，只得训斥道：“他骂你，你可以骂他呀！”
       罗宇知道的骂人话里，只有“野种”最狠，以前用这句骂了别人，别人就只有傻笑的份儿。但这一次李丹更惨了。罗宇在学校里按照她的嘱咐，不再动手，而是开始与同学对骂，骂的就是“野种”。在对方家长还不知情之前，学校先不干了：你罗宇凭什么侮辱同学人格？你说人家是野种，有证据吗？罗宇被逼无奈，只得承认是妈妈让骂的。于是，李丹又是一番解释、道歉；当然回家后，又是一番鬼哭狼嚎，母子二重唱。
       从此罗宇更加厌学，更加不爱去学校。这所学校在这个小城市里算是最正规的，教学质量最高，调皮捣蛋的学生很少。罗宇在学校里找不到同伙，就经常中途逃学到街上自己玩去。老师对此不管不问，难得落个清静；李丹也不管不问，因为无计可施。罗青松也不管不问，因为这时他已经去了上海的首诚证券，不在他们身边。
       不久之后，李丹迷上了打麻将。打起麻将，她与罗宇两人更是相安无事：李丹半夜三更回家，或者在家里打到半夜三更，第二天睡懒觉不管孩子早餐。所以罗宇或者早晨不吃饭，或者自己到街上小摊喝碗醪糟汤圆，上学迟到因此而成了他的正常状态，同学老师都习惯了，他进教室也不需要敲门。
       罗青松在刚到上海首诚证券公司工作期间，工作压力大，工作环境不适应，没有立稳脚跟，所以未能及时将他们母女接来上海。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只有李丹和罗宇两人留在湘西。等把他们接到上海、把罗宇插进民办贵族小学时，孩子习惯已经养成，挽救不回来了。罗青松为此破例和李丹发了火。可是李丹有什么办法呢？她管了，但是他不听；她打了，但是不管用。辅导、教育他，他总往你的软肋上捅，说些让你尴尬痛心的话。他分明就是个冤家！罗青松不许她这样说儿子。但他看看儿子，又看看李丹，也是无计可施，两边都不忍心打骂；他坐着生了大半天闷气，最后还是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子不教，父之过，你能怪谁？鲁迅早就说过，“为人父”是要有资格的，孩子之父“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孩子“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做不了“人”的儿子越来越让罗青松失望，成绩排名总是等于他们班的人数。
       儿子没有希望；同时，妻子这边无趣，情人这边也无趣。他罗青松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人活着又不是为了自己”，罗青松始终是这想法。
       在罗青松的日记上，人们找到了这么一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两项跟我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前两项，特别是齐家。齐是指完整完美，齐家是指治家理家，就是通过治家理家，以达到家庭的完整和完美。”由此可见，罗青松对家庭的美满与否是相当在意的。
       从上面的脉络和线索看，罗青松是自杀，而且是因家庭不幸而自杀，这似乎完全能够说得通。
       1999年元旦，李思恩代表公司，带着工会主席和行政秘书，把礼品和罗青松当年应得的5万元年度奖金，送到郝姐的家里。他们听说，郝姐所在的医院知道了她的遭遇后，为了照顾她，把她调到了操作间工作，负责给病人准备些碘酒、棉签之类不吃紧的东西。活轻快，不用动脑子，就是出点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思恩几个人一进郝姐的家门，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满客厅一片雪白，像是进了灵堂一样！换了鞋，定睛一看，则又是一身冷汗出来：墙壁是新刷的涂料，白色的；沙发、桌椅是新换的，也是白色；所有的墙壁上，都挂着郝姐独自一人照的巨幅婚纱照片，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千姿百态；镜框是白色的，婚纱是白色的，背景多为雪天室外，自然也是白色的！他们几个不约而同地转身看着郝姐，还好，她今天没有穿白色，但却是一身黑色！
       上海今冬还没有下雪，她这是在何时何地照的呢？
       三
       关于罗青松的死，第二种说法是他杀，或者说是被迫自杀，有意谋杀。
       公司主要领导起用罗青松，主要是看中了他的一根筋，希望他能把正派、坚持原则、保护公司资产不受侵蚀的劲头，一根筋地用在投资公司的资金管理上，以制衡梅海生和黎萼。但是总裁大人却忽略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第一个方面的重要因素是，梅海生和黎萼虽然年轻，但却是资本运作的老手；罗青松虽然年长，但却是资本市场的新兵。让罗青松看着梅海生和黎萼，他是看也看不住，斗也斗不过的。而且，黎萼也是财经院校出来的，虽然没有当过会计、玩过账本，但财务上的那些套路她都是懂的。梅海生更是如此。他是搞自营的，读不懂财务报表怎么可能搞自营投资？他对公司财务的理解要比罗青松更深，更全面。所以，让罗青松对付这么两个人，简直就是让小鬼看着阎王爷，让孙猴子和如来佛斗法。尤其是在心理上，罗青松一开始就居于弱势地位。总裁打击他的时候，梅海生和黎萼也照着总裁的意思，跟着往井里下石了，在他背上踏脚了，现在突然让他们对罗青松产生畏惧感，他们一时还很难找到那种感觉。
       第二个方面的重要因素是，罗青松这个人不善于交流和与人沟通，尤其是不愿意和不善于与最高领导沟通，遇事总是自己坐在那里瞎揣摩。这种性格缺陷，构成了罗青松事业和人生的败因，也是在倒霉的时候，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对自己的这一性格也十分清楚，并且痛恨之，但就是无法改变。所以自杀时他才对自己下手那么狠，他恨自己活得窝囊。
       梅、黎两人不愧是股市中的高手。在他和她的主持与指挥下，投资公司战绩不凡，第一个月就赚了20％！20％的收益率可不得了，那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是要3年甚至是5年才能实现的；就是在股市上，面对香港回归后的熊市，一个月能赚到20％，对于这么大的资金量来说，也是不容易的。而更不容易的是，在第二个月，他们的浮动盈利又增加了20％！这一次董事长亲自打来电话祝贺，并且要重奖他们俩。梅海生立即表示谢绝，说还没有笑到最后呢，这点小胜不算数。他越是这样谦让，董事长就越是坚持要奖励他们。最后董事长提议，公司给他们俩在浦东各买一套房子。这回梅海生没有拒绝，但他却回答说：“谢谢公司领导的关怀与鼓励，我们一定会更加玩命地干好工作。奖励给我们房子真是太好了，这简直是雪中送炭，我们几个晚上经常不能回浦西，住饭店吧太浪费，睡办公室呢又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所以工作和生活上确实需要在浦东有套房子。但是如果只给我和黎萼买，我们不能接受。要奖，就奖给老罗我们3个人！”这话，老罗在他的座位上听得清清楚楚，并且非常感动。他们3个人在一间大办公室里联合办公，每人占一面墙，这是梅海生主动提出来的安排。
       1998年9月，投资公司经过一年左右的运作，取得了收益翻番的惊人业绩。
       一天，梅海生招呼黎、罗两人，三人一起走到大办公室中间的一个小圆桌旁坐下，商量一项重要决定。梅海生说，投资公司运作至今，我们已经可以实施总公司安排的第二步战略了，即回购两家高科技公司股东所持的首诚证券的股份。按照投资公司与他们两家达成的协议，一部分回购款走正账，一部分资金即净资产之上的溢价部分，根据对方的要求走账外，以形成他们的小金库。为了不使我们的投资公司承担太大的风险，我提议，这后一部分款项不能直接从投资公司划给他们，我们不能留下任何有可能把我们投资公司牵扯进去的痕迹。为此，我建议以证券公司韩董事长个人的名义，单独开一个证券资金账户，账户的取款密码由董事长个人掌握，账户管理由黎萼负责，资金存取由罗总一人负责，不得让公司任何人参与，我则负责下达从哪些账户取款、取划多少款的指令，但不参与具体操作。一旦回购工作完成，黎萼负责立即销户；在此期间，无论公司内部还是外部，若对该账户产生疑问，都会危及到董事长的声誉，我们三人届时一定要出面为董事长作证。你们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罗青松和黎萼几乎同时响应：“愿意！”就像是要为了祖国去献身一样，自豪，激动。
       从那一天起，罗青松就按照梅海生当着他和黎萼的面下达的口头指令，开始从投资公司分散开在不同证券公司的股票投资账户里取现金，用大编织袋甚至麻袋偷偷地往回拉，然后秘密地交给黎萼，由她再操作下一步，即往董事长的账户里存入，这样就割断了投资公司与这个临时账户之间的关联痕迹。罗青松有个爱记小账的毛病，每次倒钱，他都一笔笔地详细记下。根据他的记录，截至最后一麻袋，他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总共取出了28800万元，一个挺吉利的数字。
       10月中旬，一个周末过后，梅海生和黎萼都没来上班。第二天，有几个投资小组打电话上来，都说要找梅总和黎总。他们说有几只股票跌得很厉害，想紧急请示执行止损，但打他们两人的手机都“无法接通”。罗青松知道，在手机开机状态下取出电池，打进去的电话就会被告知“无法接通”，不愿接电话的时候他也这样干过，所以他也没有在意。但是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三早上，梅、黎二人还是没有来上班。罗青松这天也有事要找他们，他独自在办公室里打遍了所有他知道的电话，试遍了所有他知道的联系方式，都没能找到这两个人。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俩以前曾经跑过上市公司调研，或者出去开过会，但都跟他打招呼，他都知道，每次都掌握他们的大致行踪，但这次怎么了？不正常啊！
       周三的晚上，罗青松去敲梅、黎两家的门，浦东浦西的家竟然都没有人！罗青松这下可有点慌了，财务人员所特有的敏感这时也开始飘回来了。他在梅海生的家门外拨通了董事长的电话，问：“您知道梅总和黎总到哪里去了吗？”“不知道！”又问：“他们以您的名义开立账户并往账户里存了28800万您知道吗？”“不知道！”罗青松差点没当场晕过去，哀号一声：“完了，他们卷款逃跑了！”说完，手机和人就都出溜到了楼梯下面。
       他们确实是卷款外逃了。以董事长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并不是证券公司的决定，而是梅、黎两人的阴谋。罗青松背的一麻袋一麻袋的人民币，都被他们流水线似的换成美元，然后汇入了他们自己的海外账户。后据证券公司私下通过海关的关系核实，他们一家去了加拿大，一家去了澳大利亚，都是享福的地方。事情过去很久很久之后，梅、黎二人往日过从甚密，后来也陆续离开首诚证券的部下吐露，他们两家在国外都已拥有了自己的农庄和牧场，还有带室内游泳池的乡间别墅。
       但老实、正派的罗青松可惨了，他会怎样面对审问呢？谁说将近3亿元的巨款是梅、黎二人卷走的？人证物证呢？没有任何手续可资证明。但款项却千真万确都是他一个人取的，证据确凿，赖都赖不掉。那么取的款呢？你罗青松没独吞或者与梅、黎二人分赃？鬼才会相信！
       罗青松善于从报表、账簿和原始凭证中发现蛛丝马迹，事后检查与监督；但对于只有口头指令、死无对证的东西，他却无计可施。现在他自己就是当事人，他更没办法了，只有死这一条路了。死了可以免除羞辱和窝囊罪，死了可以一了百了。所以说罗青松是被迫自杀的，是阴谋致使这么一个无辜的好人自杀了。
       说罗青松是蒙冤自杀，线索还有一个。不是有个服务员曾看见他于入住后的第二天去过一次商务中心吗？对！去商务中心肯定是去寄信，给公安、司法机关或者信得过的人寄信，说明真实情况。他那么心细的人，干了那么多年的财务，一定是老谋深算，一定会暗中留下不少证据，或是偷偷地取的证。他不能就这么白死了，那多冤哪！于是，他来到商务中心，问服务员：“这里的信件多长时间走一次？”服务员回答：“每天一次，当天的信当天就走。”他对此深信不疑，遂放心地将一个特快专递袋子交给了服务员，虽然服务员心里暗说：扯淡！信件这么少，邮车一周来一次都还不愿意。
       这个线索当然逃不过第一时间来现场勘察的刑警队长。他独自来到商务中心，要来了那封尚未发出的信，简单翻阅之后，他神情冷峻地对那个服务员说：“你懂得保守机密吗？”小服务员吓得脸都青了：“我懂。”“好！从今往后，一直到你死，当任何人都不要说罗青松曾经有过这么一封信，包括警察、法官在内，明白吗？”“明白！”“可是，”小姑娘吓得都快哭了：“楼上值班的侯姐刚才还跟我说，她也看见了那个人来过我这儿。”刑警队长略一沉思，问：“你这里传真一页纸要多少钱？”“市内传真一页5元，国内长途传真一页10元，复印一页2元。”她流利地答道。队长很满意：“不错！记住，谁问你，你就说他当时想发传真，但是嫌贵，扭头又走了。就这么说，不许改口！”“是！”
       于是这条线索就这么断了，成了永远的谜。
       罗青松真冤啊！
       所以，在公司内部，有些人坚持认为，罗青松是个替死鬼，梅海生、黎萼二人忒混蛋。罗青松忠心耿耿地为了公司的利益服务，任劳任怨，忍辱负重，却没成想，是在不明不白地帮着往人家账上倒腾钱，最后自己落得个两手空空，还落一身臊气，忒苦忒冤！这简直就是地道的谋杀！
       不过愤愤复归愤愤，不平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也就将这个倒霉鬼忘在一边了，因为一方面谁也拿不出证据来为罗青松洗冤；另一方面，大家还忙着去赚钱生活呢不是。只有公司财务部的几个女员工，她们是罗青松的老部下，跟他感情深一些，不时聊起他来，还会为他叹一口气，或者滴几滴泪。
       投资公司被暴露之后，首诚证券损失巨大：投资公司账上所存的全部投资及收益，共计15亿元左右，悉数被罚没，投资公司被注销。有员工就此在公司内部网上发匿名帖子，泄满腹牢骚，帖云：“辛辛苦苦900天，一夜回到零面前。”
       是啊，全公司上下1000多人，幸福快乐地忙活了两年多，挣得的钱却被总公司给打了水漂，大家都没有得到实惠。
       股市上的钱，原来都是纸上富贵，哪里来的，还是要归回哪里去。多数情况下，它不过是屏幕上一闪一闪的电子信号，转瞬即逝；抑或像肥皂泡一样，五颜六色地欣赏过了，也就很快很轻易地飘散了。只有极少数人能享受得到股市“造富效应”的成果；多数人啊，只能是跟着瞎起哄，当分母，空欢喜一场或者几场。只要不离场，即便钱已落袋，仍是个不定数。
       四
       关于案件的第三种传说是替死。就是说，罗青松本人并没有死，死的是他花钱雇的替身。
       在出事之前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晚上，他和总公司几个加班的同事一起喝酒，酒喝多了，曾跟他们讲过有关替身的故事。“他讲得毛骨悚然，把23岁的小江都吓尿裤子了。”事后同事们如是说。
       再往前推，在出事前两个月，他曾趁休年假的机会回老家探家。据他老家的邻居说，他在县城边上给他父母和一个姐姐各买了一栋砖瓦房，把两家人都接到了镇上居住。他在父母房子的一侧，开办了一个品种齐全的副食品小卖铺，供父母和姐姐两家做营生，并给他们留下了足够下半辈子花的钱。据说那一次，他岳父岳母家和郝姐那一面的所有亲戚，也都得到了他不少恩惠。
       这明显是潜逃前的一次散财行动。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也难怪，大家的视线都被他们家被盗这件事情本身给吸引过去了。
       这是个小插曲。当时，罗青松衣锦还乡，引起了他们家的邻居——罗青松的一个发小的注意。他在罗青松荣归故里期间一直暗中跟踪着他，并一路跟回了上海，摸清了罗青松浦东家的门牌号。“发小”第二天趁只有孩子在家的时候，谎称亲戚骗开了罗青松家的门，轻松“取走”了罗青松放在家里的几十万元现金。因为钱太多，超出了想象，准备不足，于是“发小”舍弃了自带的人造革皮包，而改用罗青松的拉杆箱。罗报了警，警察从皮包入手，从罗的老家将盗贼捉拿归案。警察到罗青松的单位调查这笔现金的来源是否合法，首诚证券的人才间接地知道，他是如此的富有、顾家和孝敬。
       因此，公司里有一些人坚信，2.88亿是被他们几个人合谋诈骗走的；罗青松不过是一个勇敢、“仗义”的断后者而已。
       在调到投资公司工作之前，罗青松曾公费旅游过欧洲、美国和澳洲。回来后他曾说：“美国人紧张，欧洲人傲气。我最喜欢的是澳洲，蓝天白云，绿草袋鼠，人悠闲又随和。”他算过账：“只要有300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在澳大利亚幸福快乐地活一辈子。”这些话都是李思恩当面听他说的，他可以出来作证。
       说罗青松没有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依据，那就是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王希权的话。他说他在深圳亲眼看见了罗青松，他真的没有死。
       王希权的话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以至于不少人听信他的信誓旦旦，也跟着相信罗青松没有死，是因为过去有几件事证明过王希权的眼力。我们只拣其中的一件说说。这一件有点绕，但证明人较多，可信度较高，故耐心记录于下。
       有一次，王希权带队，与投行部的几个同事到东北去争取一个项目。因为这是打开东北市场的第一个机会，所以去之前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听说东北人喜欢喝酒，于是托人弄了一箱50年的茅台陈酿带上；又听说东北人礼节多，所以就定做了一批高档手表带上，表盘上印有首诚证券的徽标，准备到时候见面每人送一块，留做纪念，让他们永远忘不掉首诚证券。另外还买了几块雷达表，打算偷偷地送给关键性人物。总之，这个项目，他们是志在必得。
       约谈的那一天，他们提前到达了会议室，把礼品都摆在了一旁，进来一个人，他们就全部围上去，与之交换名片，然后奉上一只手表：“这是我们公司的纪念品，上面印有我们公司的Logo，请收下吧，留个纪念，也算是帮我们公司做义务宣传了。这不应该算行贿。”人家非常客气地谢过后，都收下了，并将其摆放在自己面前的桌面上。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几个发蒙：怎么来这么多人？还有别的券商的人？难道不是和我们单独约谈？没人通知我们说一起谈啊！这同行来了，有的人还认识，礼品是不是也送他们一份？人家可是什么礼品都没带！送他们不是，不送他们也不是，好不尴尬！
       约谈终于开始了，总共有三家券商到会。拟上市公司总经理讲话：“首先我要说一句对不起各位。采取这种方式和大家见面，虽说有搞突然袭击的嫌疑，但目的毕竟是好的，一是每家依次陈述方案，然后大家一起逐家评判，可以当场看出各位的真水平，立即甄选出最优的主承销商来；二是这种方式透明，公平公正，无论最终谁胜出，都会胜得光明磊落，胜得服众。现在不是说企业上市黑幕多吗？咱们就合起来，一道撑起它一面白幕来，来个亮亮堂堂的！”王希权当时脸上那个烧啊，简直是心乱如麻。中国人讲礼，“重炮”开路一向是他的法宝，从来没有失效过，始终一路高歌。但这次看来是砸锅了，一开始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所以到后面，标是怎么评的，自己都说了些啥，他全不记得了。项目没拿到，还赔上了一堆礼品，在同行中落下了笑柄，这件事让他悔恨难当，一直耿耿于怀。
       那家公司上市后，还真不含糊，业绩年年增长，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都说东北没有好企业，东北人净“忽悠”，可不全是。这家农副产品加工类企业，背靠老工业基地，设备多为国产；仰赖东北粮仓、奶库和森林，原料都是绿色；放眼蒙古、日韩和俄罗斯，产品多半外销。3年后，该公司要扩大规模，打算再融资。这可是块肥肉，比初始发行时还肥，只要定价合理，几乎没有什么风险。于是王希权第二次带队前往。经过筛选，最后又是三家进入“决斗”。答辩会刚进行了一轮，就有一家被淘汰了。他们是初始发行时的主承销商，当年的得胜者。他们下台后没有离开，而是坐在台下继续观战。剩下的两家仍旧留在台上，进入第二轮角逐。那一家和首诚证券相比，从方案到公司实力、背景，都相差无几，所以几个回合下来，不分胜负，企业感到较难作出选择。最后，上市公司老总对台上的人说，“你们两家哪一家能发扬一下风格，谦让一下，主动退出，好让我们大家去吃饭？”会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王希权站起来说：“假如是一个女子在两个男人之间犹豫不决，不知选哪个做郎君好，那么首诚证券作为那个较优秀的男人，一定会选择退出。因为这时的问题是两个：或者，在这位女子眼里我不比另一个更突出，否则她就不会犹豫了，而我选择主动退出，僵局就会打开，大家都会高兴，以后还可以做朋友；或者，我和另一个之间各有对方所不具备的优点，而这个姑娘很贪心，想把我们俩的优点都得到，这时我也会选择退出，因为我即便娶了她，以后也不易使她有幸福感，大家都难受。但现在不是，现在我们不是被当做丈夫来挑选，而是被选做舞伴，一支曲子很快就会结束。因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更来不得半点犹豫，所以退让不得。”
       王希权的一番诙谐之语赢得了一片掌声。掌声之后，上市公司老总站起来接着说：“我不大赞成王总的话。我们选中介可不是选阶段性伴舞者。我们在选好友，选长期合作伙伴，选知心人。即便项目完成了，我们仍希望对方能够一如既往地关心我们，帮我们提出建议、指出不足，和我们一起成长。比如何总，”他往身后一指，“自从我们第一次合作之后，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有问必答，常来公司指导。这次虽然很遗憾，没能中选，但我们还是朋友，合作的领域是很广泛的。”
       说到这里，老总忽然一拍自己的脑袋：“嗯，对啦！我知道怎样确认真假美猴王了。”于是，他和身边的人嘀咕了几句，之后，坐在他身边的几个人就都笑着站了起来，老总对台上的人说：“你们两家上次都参加了我们公司的初始发行竞标会，我们6位公司负责人当时都在现场。现在，请你们两家各派一人出列，从我左边开始，依次辨认他们5个人，分别说出他们的姓名和职务，哪家说得准确，认出的多，这个项目就给谁。”
       台下又是一片掌声。
       这可真是有点荒唐，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么干的。
       不过这样做，似乎比抛硬币决定更有道理些，而且也省时间。对手一方派出了一位律师，已站在台前，要求第一个点认。也许这位律师后来帮企业咨询过法律问题，接触过下面这几个人。而首诚证券这边，王希权一干人等，可是“现用现交”惯了，上次之后再没人到这家企业来过。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以后汲取教训吧，于是王希权主动站了出来。对方的律师共认出了3个人，但企业的人知道，他只说对了两个，不过他们谁也不说话，等着王希权辨认。如果王不能够确知他们每个人的正确身份，就会跟着这位律师猜，结果就不会比他更好。但是！王希权从左向右把他们几位仔细看了一遍，之后立即一一报上名字和职务，竟然一个不差！当时全场立刻掌声雷动，他们把项目拿到了！
       王希权记人的本领就这么高超，他因此而受益匪浅。他与别人吃过一顿饭之后，隔几个月再见面，可以张口叫出人家的名字；和一个人接触过几次后，人家再打电话给他，他立即可以叫出对方“某总”来。试想，如果是你，你能不对他产生好感？于是就有了与其继续交往下去的愿望。
       他见到罗青松那一次，是在深圳盯一个项目。因为耗的时间比较长，于是他从深圳管理总部借了一部车自己开，这样陪企业的人晚上出去“活动”就会比较方便。那天，大概是2000年9月初，就是人行、证监会、保监会三方开会，确定要联手监管股市的那一天，他开车在街上等红灯时，回头不经意间，发现左侧与自己并行的出租车副驾驶座位上坐着罗青松。没错，是罗青松！他当时浑身一激灵，并下意识地跟上了那辆出租车。
       他边跟车边拍自己的脑袋，以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并且思维正常。车子一直往前开，开出闹市区，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最后停在一家四星级酒店门口。王希权把车停好，也跟着那人进了酒店。但到大堂后在里面转了一圈，没找到人。看来那人是上楼进房间了。当时是上午11点左右，王希权心想：“他总该会下来吃午饭吧。”于是来到服务台旁边的咖啡厅，找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边喝咖啡边往电梯那个方向张望。果然，半小时之后，他出来了，换了身西装。但无论他怎么换，模样都没变，走路的样子也没变，仍然是八字步，两只脚向外撇着。
       罗青松重新打了一辆出租车，是价格最贵的那种，王希权则依旧开车远远地跟着。车兜了一圈之后，开进了一个出口加工区，停在一家中澳合资企业的办公楼门前。王希权记住了企业名称，然后调转车头，又回到了酒店，到前台查找“罗青松”。服务员查了半天，最后告诉他说，“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叫罗青松的客人。”查公司的名字，服务员回答：“对不起，我们只按客人名字登记。”气得王希权朝她直瞪眼。
       他肯定是改姓更名了，王希权想。
       原来，1998年10月下旬到郊区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的，确实是罗青松本人，因为酒店的押金收据底联显示，签字的字体确实是罗青松的，这一点已经过权威部门鉴定确认。但是在他进了房间之后，半夜里又有一个人也进入了那个房间，这一点却不为饭店的人所知晓。按理，旅游淡季，客人少，客人应该被要求集中住在同一层或统一占用几层，以便于管理，但罗青松当时却坚持要住豪华间，并且指定了楼层，所以后进房间的人躲过了值班人员的视线。看来罗是事先踩好点了。
       因为这一层只有他一个客人，所以只有电梯口的灯是亮着的，走廊里一片漆黑，监视镜头形同虚设，什么都拍不下来。
       那个姓侯的楼层服务员只看见罗青松下楼去商务中心了，但却不知道他一去就没有再回还，房间里躺着的那个“请勿打扰”的家伙，并不是罗青松，他仅仅是个替身而已。而罗青松本人则像个幽灵一样，在幕后已经把该做的一切都做了：掩护梅、黎二人安全抵达澳洲和加拿大；他自己在“罗青松”被发现之前，以另外一个名字悄然离境，与上述二人在第三地会合；自己的遗嘱已经平整地摆放在客房的桌子上，人世间的一切人情往来都用最感人的语言，在此了断，相信人们会很惋惜，很怀念他；他迄今的全部身份证明都留在了酒店，留给了那个躺在浴盆里的人并为其作证——他的家人已经得到了很大一笔钱，一笔他几辈子都挣不来的钱。
       为了保险起见，罗青松在“死”前得寄出一封信给首诚证券公司领导，以确保他们不去追查那笔2.88亿元的款子。罗青松“自杀”了，一切就都结了吧！只要公司不提钱字，不提梅、黎两人外逃的事，公安局里谁会多问呢？对于总公司而言，投资公司的资金毕竟大头还留在账上（另有3亿多元已经正常走账，分数笔划给了两家股东单位），算一算公司还是赚的。反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钱，就算是分出了一点，给我们几个的奖励嘛！若是公司领导脑子犯浑，非要报案追查，则对谁都没有好处。对我们来说，可能一切都得露馅，红色通缉令一旦发出，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而对你首诚证券领导来说就一定是好事吗？巨额保证金被挪用，一个命案在手，三个高管携巨款外逃，你主要负责人还不得监狱里面待着去？所有这些环节，你主要领导哪一环不都得负责任？这就是罗青松留下的信里所要表达的意思。
       为了镇住公司主要领导，让他们捂住盖子，到此为止，不要再节外生枝，罗青松在信封里还放进了下面这些东西，以示提醒：
       一份公司文件。证券公司关于成立投资公司，动用全系统账外资金炒作股东公司股票的秘密文件，由总裁亲自签发。
       152张原始票据的复印件（让公司领导明白，原件还掌握在对方手里）。在上收账外资金之前，总裁让罗青松和财务部总经理两人，在25天内跑遍分布在全国的所有分支机构，审查账外账，监督他们将核实后的账外资金，立即全数划到公司指定账户，之后由他们两人亲自销毁所有账外账档案。罗青松利用这个机会，将直接与公司发生往来的152笔划款原始凭证截留下来，私自保存，其中涉及往来资金总额49亿多元，全部涉嫌违法违规。
       首诚证券公司在全国是知名的券商，其总裁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与之会面的。但刑警队长拿到那封信函之后，私下里约见总裁，总裁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总裁看过罗青松寄给他的这些违法违规证据之后，早吓跑了往日的尊严，“扑通”一声就给队长跪下了，请他救命。队长及时地拉起了总裁，和颜悦色地跟他说：“如果我是以一个刑警队长的身份在向你出示犯罪证据，那么你今天真的是完了；如果我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向你通报情况，那么你还是有救的。我私下里与你相约，而没有约你到刑警队谈话，这就说明，我是想成为你的朋友。”首诚证券总裁对此感激涕零，外加受宠若惊。
       于是，队长开始为朋友支招。第一，这些材料我负责销毁，权当没有这封信存在；第二，罗青松还兼着你们证券公司的高管职务，因此可由你们出份材料，证明他是因为个人感情问题或者别的什么原因自杀，我们也就不深究了，尽快火化尸体并结案；第三，我们统一口径，砍断罗青松和投资公司之间的联系，公安这边只管死人的事，至于投资公司违不违法，本来也不该我们管，我们就不搭这个茬了，但是前提是，你要保证你们公司没人再提这件事，民不举官不究嘛。这样你们的主管部门就抓不到你们的把柄了，公司不会再受损失，领导班子也不会受到处分，您看这样处理如何？总裁连连点头感谢，并一连串说出了十几个保证。
       临了，队长边当着总裁的面，将罗青松的信件原样收进自己的皮包里，边随口说：“看来你们证券公司很有钱啊！”
       总裁也很机敏，眼珠转了几转，忙连声答道：“有钱，有钱，在我公司范围之内，有事您只要言语一声，都不成问题。我有这个权威！”总裁此时似乎又找回了自信。
       “我爱人是个律师，研究生学历，我看她整天出去自己揽业务，太辛苦。要不，到您手下当个兵？”队长话语间依然和颜悦色。
       “怎么能让她当兵呢？公司的位置随她挑！”总裁慷慨激昂。
       “那就让她当你的副手！”队长开玩笑似的说。
       没想到总裁还当了真：“怎好意思让她当我的副手呢？要和我平级，不！要比我高才行，要监督我。权力需要监督嘛！否则就容易出问题。我看就让她出任我们公司的监事长吧，这个位置正好空缺，需要有法律背景的人担任，我可以向股东单位推荐，您看怎样？”
       双方口气都这么客气，办事都这么爽快，缘分哪。
       所以，两人不约而同地站起，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至此，罗青松金蝉脱壳之计算是成功了。替身已焚，现在已经是死无对证，基本上没法翻案了。相信“替身说”的人只是私下里议论，并没谁真的想去递什么状子。
       然而，投资公司利用违规资金违规炒作股票的事，却并没有捂住，款项还是被证监会给全抄了去，虽然后者尚不知道那里面少了2.88亿元。这倒也让首诚证券的人心里稍稍平衡了些。其实，罗青松留下恐吓信，也是他多虑了。2.88亿元的事除了他们三个当事人之外，公司里谁都不知道，包括董事长，包括总裁，包括投资公司的其他人。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了，也不会有人去举报，因为多几亿少几亿都不会增加他们一分钱的收入，都得上缴国库。
       听说投资公司被注销、首诚证券不再“有钱”之后，刑警队长也就没再提他爱人当监事长的事。不过，没过多久，她爱人的白色富康车倒是换成了新宝马。
       一种清静
       一
       2004年夏天，李思恩应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之邀，赴美国旅行。说是旅行，实际上他的心里塞满了其他愿望。
       第一站是洛杉矶。他想到比佛利山庄，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领导，原首诚证券董事长韩筱。他已经移民定居在那里了。
       从洛杉矶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他排队上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车子几乎是从南到北，纵贯整个大洛杉矶，1个半小时之后才到达这一南加州有名的富人区。
       在不太漫长的路上，巴基斯坦籍出租车司机听说李思恩来自于中国大陆，马上热情地与他攀谈起来。在做了自我介绍之后，李思恩发现，这位60岁左右头发花白的老司机，与他以前在美国遇到的其他出租车司机不一样。这辆车的前排椅背和副驾驶位前方的气囊盖上，都贴着内容类似于为人民服务和构建和谐社会之类口号的标语。李思恩心里开始犯起了嘀咕，怀疑这位司机可能是专门做接送中国大陆赴美人员生意的，或者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籍的共产党员，虽然这两个国家是否有类似的合法政党，李思恩一时还拿不准。
       他扫了一眼司机递过来的名片，知道他叫达比尔？马利克。但他不想贸然开口，因为这是在国外，可不能什么话都说。
       当达比尔得知李思恩是搞私人股权投资的，选项目要到处跑，工作十分辛苦，就竖起大拇指朝身后晃了晃，连连称赞说：“真棒！年轻人就要有这股干劲，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非常出色的。”
       他手握方向盘，目视着前方，对坐在他右后方的李思恩接着说：“人的每一次射精至少有十滴精液；每一滴精液里至少有一亿五千万个精子。所有这些精子都要赛跑，穿越黏性或泥泞的环境，通过输卵管冲向一个卵子并使之受精。竞赛持续几小时，也许是一天，如同马拉松一样漫长，但最终我们胜出了。如果我们当初不够健康，速度不够快，不够狡猾，缺乏信心，没有持之以恒或者不够机敏，那么我们就不会取胜。
       “这就意味着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特别，都很出色。我们每个人都为了存活，而曾经与至少一亿五千万个对手竞争过，并取得了胜利，这可不是运气。我们有胜利者所具有的一切品质，可以去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成为我们想成为的人。我们的赌注是生命，赢的概率是一亿五千万分之一。和赌彩票相比，后者中头彩的概率是七千五百万分之一，且靠的是运气；而我们赢则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在这个世界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具备的胜者的品质，现在依旧保留着，并且会一直陪伴我们到死。在整个一生中，我们都不会再遇到那样险恶的竞争环境，那样低的取胜概率。您说，我们还有什么不敢去争取的呢？”
       说得太棒了！他太有才了，李思恩差点没给他鼓掌。
       当李思恩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名片，发现达比尔不但是个出租汽车公司的司机，而且自身还是个不小的IT公司的老板时，不由奇怪地向他问起了这个问题。
       达比尔笑了笑，没有直接回答李思恩的问题，而是反过来问：“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李思恩听后吃了一惊：这好像不应该是这片土地上的人能够问出的问题，尤其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记得死去的齐明霞也曾经问过他同一个问题，看来这是一个全人类所普遍关心的大难题。
       稍作沉思，李思恩这样回答了他：“首先人还是要多挣些钱。没有钱，基本生存条件都保证不了，别的什么都是妄想。”
       这里是金钱社会，这样回答估计不会有大毛病。
       果然，达比尔对此深表赞同：“你说得对，我深有同感。钱可以为人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用它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钱可以救急；钱可以为人的成长提供长期保障；钱也是利用他人潜能的工具；钱还是膨胀权力的手段。”
       原来，他出生在巴基斯坦，后来参军并升为军官，再后来主动退伍经商，最后为了事业的发展，只身闯荡美国。本打算在自己闯出一片天地之后再将妻儿接来，没想到等他几年之后站住了脚，妻儿已与他形同陌路。现在唯一的联系就是时时寄些钱回去。他深知贫穷给人带来的伤害有多大。
       “那些自小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人，对人们为生计而挣扎的情景耳濡目染，印象深刻。那里什么都缺，人们斤斤计较于小事，交谈的核心除了缺衣少穿就是养家糊口。从所闻所见和观察思考中，他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体系：生活不易，养家糊口艰难；生存是第一位的，是人生所面对的唯一挑战。这种思维限制了人们的眼界，抑制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他们开始认准了生存这一条道儿，把求生存当做人活着的唯一标点。于是，其他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如果对来自贫穷地区的孩子进行调查，10个孩子有9个会对生活表现出绝望和愤怒，对未来没有信心。
       “经济上缺乏保障和凡事不如人的感觉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危险的组合，困扰着那些从贫困中长大的人，并对他们在改善客观环境和确立自强精神方面产生负面影响。这些人把目光锁定在那些看上去活得比他们好的人身上，只要能活得像他们一样，就什么都愿意去做。比如，穿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衣服，住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房子，开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汽车，甚至举办超出支付能力的派对。他们每付出一笔，都等待着得到肯定和承认。一旦得不到肯定和承认，他们就会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受一次摧残。他们把这些归罪于自己没有能力，买不起真正昂贵的东西，因此决定为此而继续奋斗。这种对他人承认的虚妄的追求，无疑是在为自己在经济上掘坟墓，并眼见着与被追随的目标之间的鸿沟被越掘越宽，越掘越深。”
       李思恩一面点头，一面咀嚼着他的话，没有打断他。于是达比尔继续往下说。看来他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健谈，一样喜欢忧国忧民，都愿意想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联合国领导人正在想着的大事。
       “所以，人不能为了金钱而活着，金钱也并不能给人带来持久的愉悦。人类所有的活动，都是在追求愉悦，规避痛苦。而为他人服务，既可以使自己愉悦，又可以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他人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决定我们一生能够得到多少承认、补偿和快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Teresa嬷嬷，甘地，以及千千万万牺牲自己物质利益、献身于钟爱事业的人，他们都很快乐。人一旦确立了这样伟大的目标，所做的奉献、牺牲和为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所做的付出，就都成了他们快乐的源泉。”
       哎呀，李思恩不但想鼓掌，甚至都想站起来向他致敬了。他似乎明白了达比尔车里标语的伟大内涵，理解了他把企业交给工人自主管理、自己来开出租车的目的，并为此次出行能够碰上这样一位美国式雷锋而庆幸不已。
       下车的时候达比尔送给李思恩一本他写的书，一张他在大学里演讲时所刻录的光盘。那里面记载了他的人生履历和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李思恩郑重地请他在书上签了名，并向他道了谢。只是让李思恩没有理解清楚的是，当他按照达比尔递给他的乘车记录单支付上面标明的车费时，他竟然收下了！迷惑中递给他的小费他竟也收下了！
       在走向韩筱家的路上李思恩想：也许这位美国雷锋与中国雷锋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想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只是，达比尔把生命看做是相互提供有偿服务的过程，因此服务的双方各自所获得的便利和愉悦，都因此而变得可以持续。
       韩董事长在家门口公园前的长椅上正坐着等他呢。他在比佛利山庄的家异常气派，独门独院，标准的美国小洋楼。只是白天一般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让李思恩多少有些感到失望的是，他和韩总见面的时候，情景并不像他事先所想象的那样热烈和伤感。韩筱走路的动作有些迟缓，说话时的反应也总是慢1/4拍，但似乎只有这样，人才能显示出威严来，一句话才能顶25句。
       李思恩问他是否还经常运动，他摇了摇头，“到这里后，我哪儿也没去，连下边那条街都没穿过。这座房子就像是我的监狱。”
       李思恩很奇怪：董事长以前哪里山高奔哪儿去，哪里空气好、温度适宜，奔哪儿去开会、休假，现在闲下来了，有的是时间，心情比那时应该更轻松，又有夏威夷、佛罗里达、大瀑布、大峡谷摆在跟前，为什么反而不动了呢？
       “等你到了我这个境地之后，你就明白了。什么都不为，就是不想。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就是这样。”
       离开洛杉矶，第二站是纽约市。邀请他的人，其公司总部设在纽约。
       能再一次把李思恩吸引到纽约来的，还是那条500多米长的华尔街，那里有他的生意。至于这里的城市景色，他早已失去兴趣。在洛杉矶，他曾看见过百老汇附近桥下，一家墨西哥人一箱箱地从客货两用车上往下搬青玉米，然后用空汽油桶做成的炉子，当街烤玉米卖。而在纽约，他更是常见中东人摆着一家连一家的小铺子，里面卖的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小商品，附近还有卖正宗新疆炭烤羊肉串的，跟中国国内的某些城市景象没多大差别。
       生意和场面上的事情在纽约一地都解决了。剩下的时间和行程李思恩可以随意支配了。
       别过友人，李思恩独自从纽约开车来到波士顿。他想给在波士顿读书的霍小青一个惊喜。为此，在来美国之前，他没有向她透露任何风声。
       但非常遗憾的是，他扑了个空。
       房东老太太告诉他，霍小青在前一天刚刚离开。她这些天好像很苦闷，说是要趁假期独自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去哪里她没说，看上去似乎她自己也没确定去哪儿。
       真是令人失望。简直可以说是沮丧。
       这些学校周围的房子里，很多都租住着国际学生。这位老妇人很可能只是替人管房子的，而不是房主本人。但现在李思恩顾不上关心这些，他急忙问老太太：
       “霍小青退租了没有？她还会回来吗？”
       老太太非常和善热情，肯定地回答他：“回来，当然回来！您知道，她还没有毕业呢。”
       “那我能站在她门口看一眼她的房间吗？我想看看她住的条件怎么样？”
       这是个不情之请。话一出口，李思恩连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
       没想到老太太答应得很痛快：“当然可以！你是她亲人，你有这个权利。”
       李思恩没明白她为什么会说他是霍小青的亲人，也没好意思追问。
       老人家取来了钥匙，领李思恩从楼外的侧梯登上了这个三层小楼的二楼，并打开一间朝南开的门。
       进门是一个近20平方米的起居室。起居室连带着一个不大的开放型厨房，因此在壁柜一侧，摆放着一个餐桌。但是餐桌上面并没有餐具，而是整齐地摆放着两摞书，一台笔记本电脑。
       再往里走，就是洗手间和卧室了。卧室里一张单人床，一套办公桌椅，布置得简洁而温馨，一看就知道是闺房。这是富有一些的中国留学生的标准住房。房间在布局和陈设上没有什么让李思恩感到特别的，但有一样东西除外，——霍小青卧室桌子上立着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李思恩的照片！
       他现在没有任何途径能和霍小青联系上。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没法等她；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所以也没法去找她。
       波士顿是麻省首府，有几所世界著名的大学坐落在这里，如哈佛、麻省理工、波大等等。第一次来，不能不去参观参观这些美国人引为自豪的高等学府。之后，他就再也不想逛了，包括那些来美国之前想好了的愿望，他也失去了实现的兴趣。他不想在这座没有了霍小青的城市里再逗留下去。他忽然间雄心勃发，想自驾车横穿美国，从东海岸的波士顿，一直开车到西海岸的旧金山。没准在中途的什么地方，就与霍小青突然碰上了！
       对！说干就干。李思恩于是退掉机票，换租一辆有车载电话的新款越野车，加满油，准备好地图，检查一下行装、吃喝用品和信用卡、零用钱，随后就上了路。
       先是从东向西，横穿麻省进入纽约州的南端，休息一晚后，第二天中午，美丽的宾州风光就展现在了眼前。反正是散心，边走边玩，累了就住下，饿了就用餐，发现有好玩的去处，车子就拐下高速路。
       在费城重温了美国历史之后，李思恩没有发现霍小青的身影。于是，他沿路开进了兰开斯特附近的山区，并顺便游览了宾州大瀑布公园。
       公园里人不多，景色一般，加之一个人游玩，难有激情，因此很容易累。感觉到累了之后，他就想在没人的长条椅子上躺一会儿。躺下后他发现，椅背的木条上刻满了“到此一游”。过了一会儿，他见左手的一棵大树挺有特色，想就近拍下来，结果发现其树干周围也被刻上了一群人名。转了转，附近几棵大树竟无一幸免。原来在国内，以为只有一辈子难得出门的乡下人才干这种事。现在他明白了，想留名的愿望是天下人所共有的，此并非中国人的特质，更不是他家走一段路撒一泡尿的宠物小狗所特有的行为习惯。
       驾车一路西行，他看见路两边满山遍野都是绿色，绿得发黑，绿得流油。绿树和飞禽走兽的后面是蓝天、白云、农田和农庄，风景如画。空气湿润洁净。车跑了四五天，却几乎一尘未染。从这些方面，确实能看出中美两国间的差距来。
       这一带是再洗礼派阿米绪人的集聚地。与富有的邻人不同，阿米绪人不用电，家里没有电视和冰箱。在行进中，李思恩偶尔会望见他们的马车在乡间公路上缓缓前行。这些信仰坚定、生活平静、聪明豁达的信徒，没有躁动，不受五颜六色的现代化的诱惑，因此也没有我们每日里所体验的大悲大喜。
       正胡思乱想着，车子拐过了一个山口，李思恩突然发现左前方300多米处的一个小山头上，矗立着一座涂着黄颜色的寺庙。再向前走，李思恩看清了，寺庙前面、靠近路旁的牌子上面，写的竟然是汉字。
       李思恩急忙踩住刹车，将车缓缓靠边停下。他两眼盯着寺庙，看了一会儿，又看了看周围。周围没有人家，没有别的车辆，甚至连蓝眼睛的小动物都不见了，没有任何标志证明现在他是在美国。李思恩的鼻尖开始冒汗了。他在开着空调的车里歇了一会儿，稳定了一下情绪，最后还是决定进寺庙里看看究竟。
       寺庙没有围墙，也没有栅栏，不过是由3栋小别墅围成的一个院落而已。院落有门没锁，里面只有一位和尚。和尚来到这位擅自闯进来的施主面前时，李思恩惊得差点没叫出声来，因为这位法师长得太像学生时代的唐戈了！李思恩的眼睛眯起来聚着光看的时候，他是法师；当他恢复常态、两眼放松、视线开始模糊时，前面的法师就是唐戈。
       当然，他不会是唐戈。唐戈是在李思恩的眼皮底下咽气和火化的。他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僧侣，从未到过大陆，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已经出家20余年了。
       进过香，拜过佛祖和菩萨，告辞出得寺院之后，李思恩如同变了一个人，走路开始轻飘飘的，似有佛法相助。
       法师的一番话，勾起了李思恩无尽的思绪。他过去所熟悉的后来逐渐消失了的面孔，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重新在眼前闪现，忽远忽近，忽明忽暗，若隐若现，使他无法把车开快。
       二
        最先在眼前出现的就是唐戈。多么有才，多么朝气蓬勃的一个人！长得跟佛似的，肥头大耳，见人未说话先自笑了，都说他是福相，却说没就没了，连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接着是罗青松，为人随和正直，白面书生一个，身材高大，沉稳务实，竟然落得个生死不明的下场。澡盆里他死不瞑目的眼神，李思恩一生都不会忘掉。
       李思恩相信罗青松已经死了，而且是冤死的。他特想为唐戈和罗青松两人写点什么，想为他们留下点纪念性的文字，让人们别这样就轻易地忘掉了他们。文章的名字就叫《别梦》好了，离别的别，别一种的别。
       唉！真像是做场梦一样。
       还有魏均平、齐明霞。魏均平学贯中西，文武双全，干什么不行啊，偏和证券业打上了交道，结果自寻其辱。上面这几个人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事业有成而家未齐，壮志未酬而身先死，或者至少是为人之心已经死了。
       再有霍小青，不知还要在外面漂到什么时候，何时才能寻找到她的真爱。
       卧室里的照片说明了自己对她的伤害有多重，她内心里的痛苦有多深。这太出乎意料了。然而，她就像苦行的阿米绪人一样，一直恪守着崇高的信条和戒律，默默忍受了这一切。
       “小青啊！其实我并不值得你这样爱恋，因为我压根就不是一个浪漫的情种。我对女人压根就不了解。你就是真嫁给我了，也会对我大失所望的。我自己的太太，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她生气的时候，我还是弄不清她为什么生气，以至于她为我竟然不知道她为什么生气而更加生气。这样的男人，你说你值吗？你什么样的翩翩君子找不着啊！”
       尽管这么想，但李思恩还是期盼能在横穿美国的路上遇见霍小青。若是真的遇上了，那肯定就是上帝的安排了，届时他一定会跪求妻女，请她们允许他离婚娶霍小青，虽然这并不表明他不爱她们娘俩。
       李思恩此时忽然理解了朱希文当年那迷梦般的眼神。
       车继续在路中间晃悠，反正也不需要错车。于是李思恩继续回忆着。
       徐一民，刚刚大病了一场，肺癌。好在造化救人，好人好报，没有让他丢掉性命。不过因祸得福，他的烟和酒倒是终于戒掉了。这就跟高考中发生的系列故事一样：父母为了孩子能安心复习，晚饭后不看电视，而是被迫出去遛弯儿至半夜，风雨无阻，结果把俩人的胃肠疾病和失眠症都遛好了；离了婚的父亲不放心孩子高考，每天都过来看看，结果孩子高考完满结束，父母也重新走到了一起。这就叫平衡，叫一切随缘。
       陈力，活泼、真诚、聪敏，与股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但是，他所拥有的财富却和他身边的女友一样，来去频繁，一会儿富了一会儿穷了，一会儿爱了一会儿恨了，至今仍处于变换之中，人已变得憔悴不堪。
       朱希文还在监狱里。冯彬、冯雪再没有了消息。韩董事长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最有成就感的要数李明。李思恩这次来美国时，恰好在机场遇见了他，他自豪地邀请李思恩有时间到他的矿上去参观。也就是在这一次，李思恩才从李明自己的嘴里知道了他离开首诚证券之后的一番经历。
       李明是在首诚证券合资初期，从投资银行部副总的位置上离开的。离开之后，他与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煤炭物流公司，几经资本运营，他们控制了多条远洋货轮和陆地数条铁路货运线，垄断了一些大型火力发电厂的内外煤炭输入通道，因此而发了大财。在流通环节赚得钱之后，他们开始向生产环节渗透，陆续控股了几家中型煤矿。这些煤矿储藏量大，煤质好，只是管理水平低，设备落后，矿工素质差，所以矿难事故频频发生，严重干扰了正常生产。在这些煤矿，矿工们由于生命没有保障，他们随着这一班下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上来，轮到做下一班。因此，他们个个醉生梦死，上来了就喝酒，庆祝自己捡了一条命，又能够多活一天。有的甚至还赌博、吸毒。所以矿工们在井下，有没醒酒没睡醒的，有犯毒瘾乱哼哼的，还有敢偷偷抽烟的，从而使得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率成倍增加，形成恶性循环。
       这些煤矿都有当地头面人物参股，所以出了重大事故，都能够大事化小，小事私了，反正矿工的家属多为附近的农民，他们不懂法，要求都不高，人命也不值钱。
       李明当老板的那座煤矿，情况和其他矿差不了多少。当地乡党委书记也是煤矿的股东之一，有他背后支持，所以煤矿几次死人，都私下赔点钱就解决了，没有人敢言语。虽然每一个死去的矿工身后，几乎都留下了孤儿寡母和病残老人，以及他们流不完的泪。直到新任乡长到职后，这一状况才在李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彻底改观。
       新任乡长是个回乡大学毕业生，他是从市机关主动要求回乡工作的。新乡长接手工作还没到一个月，李明所在的煤矿就又发生了一起重大事故。也该他们倒霉，17名矿工乘坐矿上的卡车走镇公路到矿井上班，竟然因为中途桥梁塌陷、卡车前翻而造成5死12伤。有个死亡矿工的哥哥听说新换了个大学生乡长，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乡政府，向新乡长报了信。所以乡长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指挥并做了临时抢救处理，还让人对全过程录了像。
       这条路是乡里集资、县交通局主持修建的，施工质量明显不合标准。拿了巨额回扣的县交通局长怕新乡长把事故上报，所以当晚就近摆下筵席，宴请乡长和书记；李明一干人等作为死伤者代表也应邀出席作陪。
       乡长到场了，但是他没动筷子。在局长一通祝酒词之后，乡长铁青着脸，逐个地讲了七八个死伤矿工的家庭惨相，使包房里变得鸦雀无声，谁都不再说话，但每个人的表情各异。
       乡长最后缓缓站起，低沉着说：“在座的各位和我一样，父母也都是农民。我没要求你们讲良心，没阻止你们榨取贫苦百姓的血汗，我只希望你们拿了他们的钱之后，能把桥修结实点，别害他们；能把劳动条件改善一点，别拿他们不当人待。我这个要求过分吗？你们说，我这个要求过分吗？！我操你妈！”“砰！”随着嗓门的突然拔高，乡长操起一个大酒杯，向交通局长和乡委书记两人面前的杯盘砸去，霎时一桌狼藉，随后他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
       虽然这次事故本身煤矿没有责任，但那位乡长的一通骂，还是骂醒了李明潜伏在内心深处的良知，骂得他热血沸腾。
       现在，李明所管的煤矿，普通工人都至少受过2年的技工学校专门培训，班组长更是一律大学本科毕业；井下主要由机器作业，工人很少，多数人在井上工作；井下每人的工作面很宽，安全设施及人员的安全防护配备先进齐全，一旦发生事故，能够首先保证井下人员安全撤出；原煤出井、筛选、加工、装车，全部流程都是在密闭条件下完成，整个矿山表面不见煤堆，没有粉尘，对环境树木不构成任何污染。目前这座煤矿已成为华北地区的一个标杆，矿工都知道李明的名字。
       真为他骄傲！能记住别人是一种能力，但能让别人记住更是一种能力。想到此，李思恩的眼前明亮起来，脚下不由得用上力，于是车子开始向前飞速奔驰。
       人，起点不同，中间又经过那么多的繁杂过程，自然终点也就不会相同。
       上天创生人类有什么目的吗？没人能证明。如果有，现在是走在他最初设定的轨道上吗？这类问题，按照文化老人张中行的说法，是，没解。
       没解的事最能撩拨人去想。
       李思恩继续在北美大地上疾驶，继续想着那些没解的事。
       三
       据说老舍先生自小受过宗月大师的恩惠，其影响延于老舍一生。按理，老舍先生本应皈依佛门，忘却今身，然而他却在成年之后，成了一名正规的基督徒。不过，许多人都确信，依老舍敦厚、平和的性格，若是他当年真的侍佛出了家，也一定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好和尚。
       老舍不但性情好，而且还富于幻想，甚至爱做白日梦。譬如，在一把年纪的时候，他竟于过了“不惑”奔向“知天命”的横杆中间，荡起了理想的秋千：他想在抗战胜利后，春天住杭州，夏天住青城山，秋天住北京，每处都置所中式房子，至少配有二亩大的后花园；为了搬家、旅行方便，他还想花一二百元钱，自备飞机一架，“择黄道吉日慢慢地飞行”。
       然而，抗战胜利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物件的价格非但未像老舍先生预计的那样下降，反而变得越来越高；而除极少数富豪教授和走红文人之外，一般大学教师和作家的相对收入又比那时下降了许多，因此，教授和作家还不能拥有自己的飞机。而先生想花一二百元就能买架飞机，那日子更是很难期盼。
       然而对于终生关注小市民阶层命运的老舍先生来说没有指望的事，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李思恩的手里，却不知不觉地实现了。那一年他48岁，比老舍忍辱投湖时的年龄小整整20岁。连李思恩自己也时常愣神，觉着自己是在做梦。
       李思恩的飞机买得早，当时才花了不到400万元。现在一架同样型号的新飞机，要卖到数千万元以上。也难怪，30年前1000万元能买一栋大写字楼，20年前能买一栋小别墅，10年前能买一套豪华公寓，可是现在呢，只能买一套不太像样的普通住宅。
       但他现在却要把这架飞机卖掉了。
       李思恩之所以急着要把飞机卖掉，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嫌它侍候起来太麻烦，成本太高，这并不符合李思恩的物为人服务的宗旨；二是儿童村里停这么一架飞机，虽然对外可以宣传说是给孩子们出现紧急情况时用的，但毕竟与儿童村受资助的身份不协调，至少在形象上不利于募捐，所以过够瘾之后，还是应该把它处理掉；第三个原因最关键，就是儿童村最近接收了几名艾滋病孤儿，治疗他们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现筹款已经来不及了，卖飞机可能是凑钱的最快途径。
       “择黄道吉日慢慢地飞行”的日子没有了。
       不过风景名胜处的房子还在。凡世间的愁事是不会让变得半人半仙的李思恩整天愁眉苦脸的。他自会找到逍遥的办法，钻空子寻快乐。
       李思恩曾在房地产一路看涨的时候，陆续于北京、杭州、成都、昆明、青岛、大连等几个宜居城市的宜居所在，分别购置或自建了房产。房子一律是中式的，独立的，现代化的，而且都在荒郊野外，远离高楼大厦，符合院子里花鸟虫草、碧树参天的要求。只是，这些不同地方的房子，在功能上并未像老舍先生所设想的那样，完全按照季节区分。他冬天时可能住在北面的北京，而夏天时反去会去了最南面的昆明。
       做过企业的李思恩把儿童村的组织结构搭建得比较完整，所以自己并没有陷进日常琐事和官司纠纷当中。在儿童村正式运行之后，他就把日常管理工作放手交给了村委会，自己则成了一个自由快乐的行者，徘徊于出世与入世的边缘，潇洒自如，游刃有余。
       北京西山脚下的房子，是李思恩用来居家和招待亲戚的，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他都没往这个家里让过。每年11月份，关外乡下的亲戚们便开始准备“猫冬”，这时他们会留下几个看粮食的和还在上学的，其余的人就都结伴来到北京，住进李思恩“屋里带楼梯、上下楼有好几个厕所”的大房子，天天去看红叶，直到把红叶看得一个不剩，只留下一片片黑不溜秋的枝干，火燎过似的，才肯罢眼。他们口头上说是到北京看红叶，其实乡下的邻居们心里都明白，他们是“吃唐僧肉去了”，“李家兄妹今年又会过个肥年呢”。
       李思恩喜欢北京的西北角。这里过去是皇家园林，现在则是京城著名的旅游区。这一区域由三山五园构成，即万寿山、香山、玉泉山，及畅春园、圆明园、静宜园、静明园和清漪园（即现在的颐和园）。与三山相对应的三个园子清漪园、静宜园和静明园，合取了“清静”二字。也许惯于马上生活的清帝们，对这种清静的境界也都向而往之。
       除玉泉山及其所在的静明园外，上述地区已全部向公众开放。作为居住、散步和健身的地方，李思恩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李思恩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排行最小的一个。
       李思恩的大哥已经提前退休，退休前曾是县里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副科长。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和女儿都有了孩子，所以李思恩也跟着大哥长了一辈，当上了爷爷和姥爷。大哥退休以后很忙，就是忙着当保姆。刚把这个孙子看大了，另一个又接上了，五六年内一直没消停，比上班还累，因此每年出来散心他的积极性最高。他属于那种挨累不讨好的人，对自己的辛劳总是挂在嘴上，并且希望能立即得到回报，哪怕是口头上的感激也行。可惜他却总也得不到他所看重的回报。于是就经常生闷气。李思恩时常开导他：当爷爷的，看孙子是人间正道，天经地义，不应该图回报；除看孙子之外，此时节做任何事，都属不务正业。慢慢地，大哥也就不再发牢骚了。
       大连和青岛的房子都依山面海，兄弟姐妹们的孩子光顾的次数比大人多。他们对山似乎没什么感情，但对海边沙滩却兴趣甚浓，暑假里玩也玩不够。家乡没有河，所以他们的游泳都是在青岛、大连的海水里学会的，为此他们没少吃（喝）苦头。孩子们游够了，就学游人的样子，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看蓝天。他们在各自的家里，无论上学还是帮做农活，脸都是朝着地的，很少关注过天上的风云变幻。
       李思恩记得自己游泳是小时候在湖里跟伙伴们学会的。那时家乡并不缺水，湖的面积还很大。湖里面和他们一起游泳的还有鹅，成群的鹅。实际上他们的有些泳姿就是跟鹅学的，鹅是他们的老师。但他们似乎并不知道感激老师，有的孩子甚至还虐待它们。记得有一次，一个伙伴的妈妈和邻居吵了架，第二天伙伴在游泳时就把邻居家的一只鹅捉住，把它的长颈扭成麻花状，并顺势打了一个节，又扔回到了湖里。但是，令所有伙伴惊讶的是，当他们从湖畔往家里走时，那鹅竟也摇摇摆摆地跟在我们后面，头忽高忽低，像喝醉了酒似的走着S形路线。
       现在一切都变了，这也是李思恩不再愿意回家的重要原因。才40多年的时间，那个湖就已经没有水了，湖底稀稀拉拉地散落着砖瓦房，到处都是人，哪儿他都不认识了，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全然没有了儿时家乡的印记。他看一次伤心一次，后来索性就不看了。
       青岛、大连这两处房子，也是李思恩自己用做舞文弄墨的场所。在这里，他认真研习了苏东坡的书法，抄录了整套的《苏文忠公全集》；在这里，他对照着棋谱，学会了同代人都会的象棋和围棋，补上了从前落下的一课，其中围棋还入了业余段；在这里，他拜师学会了画山水画和拉二胡。在这里，他还学会了多首地球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他喜欢山也喜欢水，一天不游泳浑身不自在。
       杭州、青城山和昆明的房子，因为远，亲戚们都没去过，就是刘嫄，因为她还在工作，平时不休假也没有机会去。所以那里基本上属于李思恩的专用。他轮番地在这些住所里会友，开小型研讨会，派对，读书和创作，每天坚持写3000字以上，经年不辍。他常说，写作的乐趣是没有陷入写作的人所无法思量的。曹丕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说法他最赞成了，称帝之人的文章当然要和经国、不朽这些大词连在一块。而对于他这样的普通百姓来说，文章的地位往往和活着的意义平起平坐。
       对于中国人家家都关心的房子，李思恩有他自己的感受。早年房子小的时候他没什么感觉，现在房子大了其实也没什么感觉。没房子住的时候感觉不好，但是房子多了的时候感觉也不见得好。有房子不去住，觉着浪费、可惜；但为了去住而去住，也是件痛苦、烦心的事，最终还是为物服务。这种感觉好像和“铁门槛”与“土馒头”的意思有些联系。所以，55岁的时候，李思恩开始变卖他的房产。卖一处，就近建一所学校，余款则设立成该校的奖学金，用以奖励那些自强不息而又家境困难的学生，助他们完成中等职业教育的学业。3年后，仅剩下北京和杭州两处住宅了。北京主要是刘嫄住，杭州则除夏天外，李思恩常住。
       坐落在西湖西南角的杭州房子，一直由二哥照看着，夏天这里只有他一个人。也就是他，胆大，换别人，万不敢独自在这大山里边，照看那么大的一座院落。
       宁患寡而不忍不均的中国农民传统思想法则，在李思恩的兄弟姐妹中间展露无遗。年轻的时候，李思恩看哪个人更困难，就多资助一些，哪家有婚丧嫁娶或遇到了大病大灾，就多拉一把，且不对其他人保密。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有啥好保密的。然而，兄弟姐妹间的情义，不如夫妻间的感情深厚。嫂子和姐夫的参与，使亲情变成了复杂得不能再复杂了的事情。这其中，数二哥闹得最凶，他多次公开指责李思恩偏心。李思恩知道，他没脑子，没主意，肚子里的火药都是二嫂给装的。二哥是个枪管，装什么药，装多少，何时激发，全掌控在他婆娘手里。后来，一气之下，李思恩谁也不管了。把钱散给那些不相识的人，还会落个谢字。一旦这样做了，哥哥姐姐们的怨气也都没了，相互间反倒变和气了，你说怪不怪。二嫂死后，二哥就奔杭州来了。
       二哥到杭州是来对了，享福了，吃香的喝辣的。天道酬勤，他勤劳一生，应得。二哥像是个装了永动机的机器人，不知道歇息。房间刚打扫好了，就去收拾院子，说给他雇个帮手，他死活不要。房子前面是花草树木，两侧置有健身器材，后面种着蔬菜瓜果。多数时间里，二哥都在后院忙活，他和蔬菜瓜果亲。二哥除了抽烟，没别的嗜好；喝酒只是偶尔。旱烟太呛人，于是李思恩就给他买香烟抽，高档的。衣服他只拣李思恩穿剩下的，给他买新的，他死活不穿，说穿新衣服浑身不得劲。二哥干瘦干瘦的，穿李思恩的衣服后尤为显瘦。
       干瘦的二哥没有病，连感冒都不得。傍晚时分，他愿意一个人到六和塔附近去溜达，看过往的行人和车辆，看也看不够。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兴之所至，一气走到了西湖边。天已经全黑了，灯光暗淡，游人稀少，他饶有兴趣地向湖里呆望着。望着望着，他望见了湖中心有人在向他眨眼睛，跳着高地向他招手，分明还在叫他的名字。他揉了揉眼睛，没错，不是幻觉。一定是家乡村里来的人，游西湖，在岛上迷了路，看见自己，于是拼命地呼救。他随李思恩去过湖心那几个小岛，似乎都得坐船去。但现在船都收了，只能游过去才行。他脱掉鞋和裤子，穿着背心短裤就下了湖，向前面不远处亮着灯、有人影的地方游去。他游泳的本事，是小时候在家旁边的水库里练就的，不太规范，名字也不好听，叫“搂狗刨”。搂着“狗刨”的二哥没一会儿，就觉得不对劲：水浑，还有臭味，睁不开眼，喘不过气。最讨厌的是，脚下总有东西绊着。等他后了悔害了怕，掉头往回游时，脚脖子上缠着的东西打了结，死死地把他往水里拽。60多岁的二哥第一次知道怕了，拼命地喊，拼命地扑腾，没多久就累得没动静了。
       按约定，晚上10∶30，电话准时响了，但却没人接；不停地响，还是没人接。身在北京的李思恩慌了，急忙长途电话报警。第二天凌晨，一位与他要好的当地警官给他回了电话，让他去认尸。
       一个平淡寡言的北方农民，能够沉在多彩喧嚣的西子湖里，难道不是命吗？
       骨灰盒就停放在二哥自己的卧室里。过些天，李思恩会把它带回老家的坟地埋了。
       唉！二哥是想家喽。
       想家的二哥勾起了李思恩对小时候的些许回忆。
       二哥比李思恩大5岁，小时候长得浓眉大眼，魁梧有力，除了黑，没什么缺点。他是李思恩的保护伞。那时的李思恩，属于爱动嘴动手而又瘦小无力那类欠揍型的材料，没人保护，早就缺胳膊断腿了。哥俩唯一的相同点是，各自在本年级里都是学习第一名。当时虽然没人夸奖他们，但他们自己心里还是蛮得意的。
       二哥喜欢弟弟聪明，弟弟仰赖哥哥庇护，所以二人几乎形影不离。寒假的时候一起打柴，暑假的时候一起采药，衣裳钱和书本费都能做到自理。二哥高中的时候没上过几天课，主要是在县修造厂学工。他爱学习，跟师傅学会了机床操作和电焊，可以把两片薄铁片焊在一起。
       在李思恩的记忆里，二哥最忧伤的时候是他高中毕业前后。当不上兵，也当不上工人，只能回家，和爸爸一样务农，一辈子。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回来很晚，不去学校的时候，就在院子里吹笛子和拉二胡，曲调凄婉悲凉，眼里含着泪。但那段时间也是他最风光的日子，给他介绍对象的媒婆络绎不绝。他却理都不理，甚至连头都不屑摇一摇。村东头有个姑娘叫孙玉环，小名叫二丫，胆子大，自己找上门来，每天晚上都来，坐在炕沿上，和李思恩母亲唠嗑，眼睛却不离二哥。她在县城照了张相，想托二哥帮取回来，但直到二哥毕业，他也没有帮人家取。每天二丫走的时候，都是李思恩去送。路很黑，家家养有恶狗，母亲不放心，二哥又没有送的意思，所以只能由他送。他也愿意送。二丫比他大一岁，和他在一起更般配，虽然二丫并不那么想。
       等到二哥的幻想破灭了，理想没有了，雄心被庄稼埋没了，壮志被山沟里的阴风销蚀尽了，好姑娘也都嫁人了。剩下的一个没了妈的、不漂亮不苗条但却最有心计的女人，成了二嫂。从此，二哥像失语了一样，除了干活就见他抽烟。
       二嫂过门后不叫妈，说是自小没叫过，不习惯。一个月不到，他们就和爸妈分家了。一年不到，李思恩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三年，母亲也走了。老两口虽然都是病死的，但李思恩总认为有二嫂气死的和为了还他们结婚欠下的债务累死的成分在里边。因此，直到二嫂死，他都没有原谅她。而对二哥却不一样，他把他和她划得清清楚楚的。他们家所干的坏事李思恩都认为是二嫂的主意，二哥管不了她。
       这年夏天杭州出奇地热。但，李思恩却感觉很清爽，像秋天一样地通透。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房子在山上，屋里有空调，而是因为坐在二哥骨灰盒旁的李思恩，内心开始真正地沉静下来了，心静自然凉。
       杭州的房子也卖了，确切地说是半赠送给了一所养老院。
       离开杭州前的最后几天，李思恩感觉很清静，清醒而宁静。在他周围，只有李叔同的《送别》声在轻轻飘荡。
       网上最近流行着这样一个段子，说：“人啊，就是爱说假话。说金钱是恶源，却都想捞；说性爱是祸水，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却都想爬；说烟酒伤身体，却都不舍；说天堂最美好，却都不去。”
       李思恩对此暗自思忖：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呢！人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到那种选择的无奈。比如说高处不胜寒，每一个登过山顶的人都知道，“顶”上不但空间有限，容不下几个朋友，容不下自己的亲人，而且，站在山顶上还会被风吹得摇摆，往往找不到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倒是每每觉得，周围的山个个都比脚下的高，都比脚下这座美。于是就还得接着爬。可是高度总是相对的，只有更高，没有最高，那要爬到何时才是尽头呢？
       回到北京，他的心境里只有心，而没有了境。以前去过无数的地方，现在他哪儿也不想走了，只和太太守在一起，每天下午4点，在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一条山路上，开始缓步慢行。
       朱光潜说，他“新的思想是从心出发而后再经过脑加以整理的”。就是说，大脑不管心灵，它只是个逻辑处理器。因此说，即便科技进步复制了人脑，机器人也变不成人，因为理发乎于情，情发自于心。巴纳德力图向全世界宣传他的发现：灵魂不在心里；医学上的心脏只是一个泵。看来巴纳德不是哲学家，更当不了诗人。陶渊明的诗句说得好，心远地自偏。李思恩取了佛学中的名言“关门即深山”，给自己仅存的书房取名为“山舍”，从此深居简出，专注于写作他的《心灵颂》。
       原书责编：龙杰张发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