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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道德颂》，我所关心的是，盛可以如何讲述，以及她为何如此讲述。
       如果《道德颂》的声音完全归于旨邑我将毫不意外，盛可以当然会这么干，她将塑造一个女性主义战士，伤痕累累，孤绝而骄傲，坚守着她的堡垒。但情况并不如此简单，《道德颂》视点游移，虽然是缓慢的，常常难以察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叙述追随旨邑，但仔细看就能看出缝隙和破绽，至少有几处，视点转向原碧和谢不周，偶尔的，叙述者甚至站在那里，自称“我们”。
       “我们”是谁？为何引入“我们”？这个“我们”又为什么如此羞涩和闪缩？《道德颂》的视点游移并非权宜之计，它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考量之间竞争与妥协的结果。
       有件事显而易见，盛可以明确地摒弃了“我”。这部分是出于对“自传性”的警觉，书写者避自传性之嫌，不想让人们产生联想——她所写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名叫旨邑的女人，她在最低限度上维持旨邑的客观性，在旨邑与写作者之间保持一道缝隙：一个写作者得以脱身，由旨邑自己承担责任的缝隙。盛可以并不想掩饰她对旨邑的认同，但同时，盛可以对旨邑强劲的、覆盖性的声音隐约感到不安，听从这种直觉，她几乎是任意地要“破”，破开旨邑的声音，打断她，她要压制她对小说世界的垄断。盛可以意识到，彻底地认同旨邑隐含着某种危险，可能在根本上扭曲这部小说的主题方向。
       “道德”，这个主题复杂、困难——我知道很多人并不认为“道德”有何困难之处，他们认为“道德”是一块磐石，可让他站在上面，看人们头破血流。但道德不是磐石，它并非自然事实，不能自我呈现，它有赖于人的体验和论证。在这部书中，旨邑的全部斗争就是要在自己的生命和境遇中领受和求解道德疑难，她的声音复杂、矛盾、变化、发展，盛可以在她的身上做了高难度的试验：将女学究的思想兴趣与经验、直觉、激情融为一体，她有身体，也有头脑，她的身体和身体、头脑和头脑、身体和头脑激烈地对话争执；当然，盛可以的才华仍在强悍的直觉，当旨邑像个知识分子一样思考时，我常常觉得她更像一个背书的高手，但当旨邑作为女人、情人、最终毁弃了自己胎儿的母亲时，小说华彩纷披、步步精确，常常是剥皮见骨、直指本心。
       但旨邑那一重知识分子的声音并非全然无效，这是一重轰鸣的背景音，低沉、笨重、自我干扰，它使旨邑的经验和生命变得严重、阔大，这个身处庸常激情故事中的女人最终大于她的自身，成为一个你不得不严肃对待的道德形象。旨邑自觉地探求道德，她之道德不是出于畏惧和虚荣，而是出于认真、严肃的生命意志，她真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体验到道德之艰难，她决不仅仅是个冒犯者，她的真正问题是：她决意做个善好之人，为此她不仅要与他人斗争，更要与自己斗争。在这个意义上，《道德颂》是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道德境遇和道德体验的有力表达和探索。
       尽管如此，道德并非仅关自我，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其实也就是道德绝对主义的变种——每一个“我”都自我封授为“上帝”。这种危险大概就潜存于盛可以的书写过程的底部，被她极力压制。
       在道德问题上，个人的生命体验必应敞开：“我”要走向他人，我的境遇要与他人的境遇交换，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的此事。每当盛可以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她就忍不住将旨邑的声音破开——她是矛盾的，她如此强悍地在“我”的边界内申说道德，但是她也意识到，在任何真正的道德体验中，“我”必须扩展为“我们”。
       但谁是“我们”？是由“我”所选定的人们吗？那么这个“我们”就与“我”并无区别；这其中包括“你们”吗？那些境遇不同，对何为善好有着极不相同的体认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盛可以极为犹豫。这种犹豫反映在小说中，就是那个似有若无的叙述人称——“我们”，盛可以必是认为它应该在，但对它究竟是谁、它能够说什么全无把握，结果，这个“我们”就像现在这样，站在小说的高处，模糊微弱地闪动。
       ——类似星空，但是星空晦暗。康德将道德律与天上的星空并提，既是说人类良知之神秘，也是说，所有的“解释”并非绝对自足，它要指向解释者之外的某个地方。正是在这一点上，《道德颂》表露着这个时代精神之病的要害：“星空”应在，但破碎、微茫、难以确认，而《道德颂》就是献给这混沌之“在”的一曲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