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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23日，本刊编辑部应邀出席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的主题为“明天的记忆”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来自日本的作家有：茅野裕城子、中村文则、中上纪、黑田晶、山崎纳奥；中国作家有：冯唐、魏微、戴来、盛可以、张悦然、李修文、董小磊等，与会者主要是两国七十年代出生的代表作家。应邀出席的还有两国文艺评论家和学者。社科院学者许金龙介绍，对话会是在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倡导下举办的，旨在中日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
       从双方的对话中可以发现，中日青年作家共同面对的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隔膜和矛盾，作为作家，他们更多的体会是把握这个世界的难度。关于文学的市场化，日本青年作家习以为常，他们认为，纯文学“边缘化”是很正常的，一般情况，他们会选择或留学西方或旅行异地专心写作，至少是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目前的状况恰恰相反，似乎一旦离开对众生的直接关怀，文学就会走向死亡。这个观点实际上与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去甚远。在继承各自民族文化传统方面，中日作家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中国作家面对国家遭遇的文化断裂、历史造成的文化创伤和功利主义文学现场，表示焦虑和担忧。严格说来，这已经不只是青年作家的难题，而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民族共同的困境了。日本长期以来重视对传统的继承，是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最好的国家之一，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向世界发出日本的声音，不甘心老是跟着欧美的变化而改变自己，这个状况差不多持续了一个世纪。从发言来看，日本青年作家并不担心世界如何看待日本文学，而是苦恼如何用日本的方式看待世界。百余年来，西方文学对东方的影响已经足够深远，东方文化影响西方的时机要靠东方国家自己创造和把握。在这个问题上两国青年作家形成了共识。
       中日两国文学的“越境”也是学者研讨的热点话题。川端康成的“雪国”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间的联系、中国近代史被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的借鉴等都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中国学者秦岚研究了《裂舌》等日本当代获奖作品后，亮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逃离：当代日本青年小说的另一种精神状态》，她说：“他们逃离的目的是什么，去哪里呢？是迷惘的。”日本评论家川村凑听后兴奋地表示：“这些作品在日本定然不会有这种角度、意识的解读。交流的确让彼此理解，也扩大了视野。”日本评论家藤井省三以《同时代中国文学的日本越境》为题，从源头鲁迅追溯了日本学界近一个世纪对中国的“追踪”和译介。在日本，中国文学已从30年前出版仅1500册到现在出版4000－8000册，且多有再版甚至成为畅销书。“30年来，同时代中国文学的对日越境潮流可谓渐大渐深。”与会的中国作家莫言、格非和评论家白烨表示，很看重中日两国“70后”作家的成长，认为他们有自己对社会独到的观察与思考，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