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为小说申辩，正如我们不得不为诗申辩。问题不在这个时代的小说或诗写得好不好，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一切深奥的、复杂的、微妙的、看上去“无用”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事物，一切令人沉静、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在这个世纪之初，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宣布他们的文学死了，小说死了，诗死了，他们是在欣快地宣布，文学包括小说和诗的基本价值正在毁坏和将被遗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小说的编辑者，他们知道小说正在遭遇危机，他们以为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该办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悦于人，为此他们强调两点，第一好看，小说一定要好看，要讲故事；第二，为了好看，小说要写实，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写实，更要在世界观上“写实”——小说所提供的世界图景、它对世界的看法要和我们想象中的多数人一致起来，必须合于他们的经验尺度，让大家觉得世界正如所料。十几年过去了，小说没有得救，小说正在沉沦。为什么？我们如此讨好你们，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喜欢？很多人开出了灵丹妙药，他们告诉我们：这说明小说还不够好看，小说还不够“现实”——在媒体上、在各种场合我经常看到和听到这种高论，每当这种时候，我都觉得像是落到了一个发疯的大夫手里，他认为治病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药，他的药是不可能不灵的。
我丝毫不怀疑小说有一个取悦大众的问题，我绝对无意吁请小说回到已被全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象牙之塔，我相信，即使谁想这么干，以中国之大，也已经放不下任何一座象牙塔了。我更不想否认小说与这个时代的经验有着血肉联系，小说必须正视它和表现它。但是，我认为，小说的颓败主要不是由于它还不够好看和不够“现实”——让我们有点现实感吧，我们得承认，小说无法和“超女”竞争，无法和《新闻联播》竞争。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明天小说在这世界上消失，那么我们会损失什么？我们不会失去故事，我们仍将浸泡在无穷无尽的故事之中，我们也不会失去“现实”，大众传媒已经海量地满足了我们对“现实”的消费。那么，我们将失去什么？这个问题关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对此时这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他们需要理由：为什么读小说？现在，我就试着给出理由。
第一个理由，读小说，因为人是会死的。
有一位朋友说他平日喜读《圣经》。我很尊敬他，在我们中间，一个人耐心地读《圣经》，他意识到生活和生命有终极意义问题。而这种意识，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心中已经失去，或者未曾有过。大家刚才都谈了自己喜欢的书，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励志，告诉你必须打起精神奋斗，否则你以后后悔都来不及；第二种则是告诉你有了志向该怎么办，如何忙活以便走向成功。都很好，都能让我们心慌，坐不住，闻鸡起舞；这两种书都是关于“现在”的，它们告诉你现在最重要，抓不住现在你就失去了一切。这无疑是真理，而且是人与动物共享的真理，一个狗或猫或一只螃蟹，它的生命也只有“现在”，它对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现在”，而人与狗或猫或螃蟹的一个小小的、但决定性的区别是，人知道自己会死，知道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他就不得不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
这和读小说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任何一部小说——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认为好的小说——无论它写的是什么，不管主人公在最后一页里是否活着，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它是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看人、看事，也许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瞬间、一个片断，但是，作者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断终成虚妄，这就如同一趟列车，车上很热闹，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终点在哪儿，那就是死亡——小说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
拒绝思考忙碌本身，回避列车的终点问题，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现在”，我们倒真是贴着地面行走。但别忘了，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梦想着飞，飞是对生命的最大肯定，把人固定在地面上，只看见眼前三尺，那是对生命的贬损，是最彻底的虚无。而小说，它是反抗虚无的堡垒——而且，我相信，就我们的文化的具体状况而言，它可能是最后的、最英勇的堡垒。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小说是知死所以知生，小说相信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它反对将人简化为零散的碎片，小说看到“有”，看到我们的欲望、看到围困着我们的物质；小说也看到“无”，看到欲望的尽头和物质的尽头的横亘着的死亡，看到人的精神力量，在“有”和“无”之间，我们的生活成为探索“存在”的英勇斗争。
我可能把小说这件事说得太重了，小说不是宗教，它不能解答终极意义问题，这也并非它的职责。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状况、考虑到我们面对着人心和世道的大变并无多少可用的精神资源、考虑到小说自现代以来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我认为，小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将要衰亡，它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点上去，勇敢地面对和处理我们的精神困境，勘破重重幻觉，让我们穿过那些名牌、成功、减肥和口舌之辩的喧闹，直接触摸我们的存在。
与此相联系，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二个理由：小说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的个别的、殊异的感觉和看法。
这是小说的现代功能，古代的小说不是这样，或者说，小说的原初形态比如故事、说书不是这样。在故事和说书中，讲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看法：世界就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但是，当小说演变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什么《
红楼梦》了不起？就因为曹雪芹说，不对，世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现在我说说我看到的，人生也不是只有你们认定的那一种，现在我来探索另一种可能——曹雪芹的这种个别看法至今也还挑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好孩子应该读书上进做官，贾宝玉说，那有什么意思？人生的意义就是和几个冰清玉洁的姐姐妹妹相守着，赏花吟诗喝酒。他家里要是出个贾宝玉他会愁死。参加高考，一路考上去，做官发财，然后死掉，有意思吗？如果没有曹雪芹之类的人独持异议，中国人的精神和文化恐怕早就僵硬而死。
小说不是“大”说，它真正回到“小”说，它所提供的不是对世界的一般正解，而是个别的理解和看法。这就好比我们去王府井，大家都知道大路怎么走，但小说家一定要找自己的路——他像一个探险家，他对认识人类事物的新的可能性有不竭的好奇之心，他要设法绘制新的地图，在这张图上，我们熟悉的变得陌生。我们认为一清二楚的事物模棱两可。我们的认识遭到了挑战和冒犯，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世界和自我的新景象。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种感受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想。凡拒绝承认生命和生活只有一条路、一种表达的人，凡不愿让精神僵硬的人们，他们就是小说天然的读者。
所以，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三个理由：理解他人的真理。昆德拉自卖自夸，对小说有一句非常高的评价，他说，小说是欧洲公民社会的基石。就是说真正的公民道德要从理解他人的真理开始。没有这个，就没有公民、没有民主、没有什么公共空间。
小说所处理的对象是人类对自身生活和生命的认识、想象和选择，小说家在开始工作时所依据的基本前提，就是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真理，鉴赏人性的丰富和有趣。小说承认人的无限可能性，人的选择、行动和精神取向如此繁杂，如此差异多姿。小说家的根本热情就是探索你何以如此，求证你的那一套如何形成如何发展如何经受考验如何成立或破产。我们说小说要真实，要有说服力，其实就是小说家进入和领会他人的真理的能力问题。正因如此，伟大的小说家对人一视同仁，他公正地对待人、对待生活。现在很多评论家把“悲悯”啊什么的挂在嘴边上，这肯定没错，但如果“悲悯”变成了一种权力话语，变成对不同人群的区别对待，那就是对小说精神的曲解。一个真正的小说家不会因为你年薪百万而他是个民工就鄙视你同情他，或者反过来，谄媚你鄙视他。不是的，他只是公正，他不是势利眼，他不会看不起民工，也不会看不起你，在他眼里，你们都是如此特殊和如此具体的人，他在“存在”的尺度上同样对你们满怀好奇之心、满怀“悲悯”。
公正、忠直地对待人，理解他人的真理，这是我们文化中近于枯竭的品质。现在我们号称是一个网络时代，中国人天天在热火朝天地交流，但是，以我有限的网络经验，我们谁也不想公正地对待别人，谁也不想理解他人的真理，我们想的就是我手里拿着“真理”，借此向他人行使暴力——哪怕是语言的和虚拟的暴力。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不会衰亡，小说必会坚持下去，保卫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丰富性。如果小说衰亡，我们可能还会失去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记忆，比如沉默，等等。现在，我们的很多评论家、很多小说家都像中产阶级庸人一样看待文学的命运，天天对我们念顺口溜：现在的人很忙，生活节奏很快，所以他们不爱看小说了，所以小说必将衰亡。
在某种世界观里，小说确实并非必不可少，这与人们是否比一百年前更忙无关，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一个新世界，这个美丽新世界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我们现在很多大胆的预言家们宣称要消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哲学也可以没有，历史可以只剩下电视剧和《百家讲坛》——很好，我相信，如果这套假设全面实现，丝毫不影响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不会影响GDP的增长。但是，前些天当诗歌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对记者说：问题的核心是，公众面临着选择，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语言？我们是否认为我们只需要做报告的语言、讨价还价的语言、骂大街的语言，而决心抛弃诗的语言？如果我们认为诗的语言在这个时代纯属多余，我们可以把诗这个字从字典中抠掉，这不难；但如果相反，那么我们与其以如此高涨的热情去发现坏诗，不如好好想一想，诗的基本价值何在？它在这个时代如何坚守和传承。
作品
中国屏风系列三部邱华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品简介
《贾奈达之城》：1946年9月，英国驻印度政府向中国新疆的南疆重镇喀什噶尔，派出了新一任总领事、登山家艾瑞克和他的夫人戴安娜。他们从印度出发，历经翻越喀喇昆仑山的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了喀什噶尔，并且在那里展开了自己的生活。由于印度此时在甘地领导的独立自治运动下，独立自治已经成为必然，所以，英国驻喀什葛尔的新任总领事艾瑞克陷入了焦虑和困顿：他将会是最后一任总领事。为了摆脱糟糕与困顿的情绪，艾瑞克和戴安娜开始攀登喀什葛尔附近以及帕米尔高原上的雪峰，企图通过征服大自然来使内心平衡。在深入高山民族柯尔克孜族人的地区时，他们认识了向导、柯尔克孜族人赛麦台。
赛麦台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他对自己民族的处境很了解，和艾瑞克尤其是戴安娜交上了好朋友，而戴安娜在随后的一些交往中，对柯尔克孜族人产生了浓厚的感情，对赛麦台也萌生了情意，但是在道德和私欲之间，他们受着煎熬和困顿。最后，在一次雪崩中，赛麦台为了搭救他们夫妇而死去……小说在雄浑壮阔的印度南亚次大陆和中亚新疆展开，描绘了主人公在征服中亚帕米尔高原上的雪峰时的各种情景，还描绘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的情形、英国和俄国在中亚地区的对峙、克什米尔首府斯里那加和列城的风情、中亚高山民族柯尔克孜族人的草原盛会、英国人在中亚的退却，以及一次攀登“冰山之父”幕士塔格峰的登山运动，最后这次登山运动遭到了失败。其间穿插着戴安娜与柯尔克孜族人赛麦台的隐约的恋情，场景壮丽。
《单筒望远镜》：1899年春天，在法国南部地区学习医学的21岁的法国女子阿苏尔坐上了轮船，前往中国。她来到中国的原因是她的考古学家父亲若姆神秘地死亡了，而且在中国给她留下了一笔房产、地产和其他遗产，需要她来继承与处理。阿苏尔这次来到中国，发现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似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她先来到了北京，她首先就感到了政治运动之中的血腥——在紫禁城午门外的刑场上，刚刚杀了主张与西方议和的几个大臣。深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理论影响的光绪皇帝，由于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已经被慈禧太后囚禁了。父亲神秘地死亡的原因是日本浪人偷窃他从西域获得的珍贵文物，杀人灭口。处理完父亲的遗留问题，她计划刺杀日本浪人但没有成功。后来，她听说现在林玉成和哥哥诺布勒都在山东，于是，她决定前往山东寻找哥哥，由此引发了一场和中国的爱恨情仇。1900年秋天，阿苏尔把父亲留下来的所有的遗产捐献给了法国博物馆和教会，然后再次坐船离开了古老的中国。在她的想象中，那扇见证她的中国童年与爱情记忆的中国屏风和宅院，在一片大火中燃烧了，慢慢化做了灰烬。
《骑飞鱼的人》：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人物的经历。他叫A．F．LindLey，可以翻译成林德利，他曾经参加了英国海军，1859年来到香港，辞掉了海军的职务之后，辗转到了上海，后来又于1860年进入到太平天国控制区。他认识了当时太平军的重要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得到了忠王的委任，成为太平军的一个战友和志愿军成员，他和自己的未婚妻、几个朋友一起参加了忠王组织和领导的多次战斗，而且相继失去了他们。1864年上半年，在太平天国运动即将覆灭的前夕，他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英国。小说在叙述和结构上都很神奇，借用了《
山海经》中的几种飞鱼，将小说连缀起来，神奇魔幻。
作品评论：
旅英作家
虹影认为，从西方人心理体验世界，从西方人的角度反观中国——小说自然会冲破藩篱，令人眼界一新！西方作家敢用东方人的视点写小说拍电影，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如果文化理论中有“东方主义”，那么文学创作中也该有“东方主义”。邱华栋又在冲锋陷阵，好一场漂亮的叙述战。
评论家
陈晓明认为，就当代中国的城市小说而言，王朔和邱华栋或许是两个真正具有城市感觉的作家。但这三部长篇小说肯定会让熟知邱华栋的读者大吃一惊。这是另一个邱华栋，另一种故事，另一种对生命境遇的关切，这是极其令人兴奋的。
作家
徐坤认为，《中国屏风》系列试图找到更高的坐标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展示文明和文化间的冲突。这是极其旷远和廓大的文学策略和目标，长途跋涉的起点，就是《贾奈达之城》，十分平静地将目光从当下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转向了清寂的历史，转向了异质文化，从上个世纪中叶出版的、一个英国外交官夫人在中国新疆生活的传记出发，以历史上存在的真实人物和事件为原型，展开了他多方位的关于历史和文化差别的想象。
法国出版家
ImbotBicheT认为，《贾奈达之城》这部小说充满了想象力的飞腾，温柔的怜悯，以及异国情调的书写，使东西方的读者通过小说进行了一次深入南亚次大陆，和中亚高峻神圣的地区的精神朝圣。
《我的父亲母亲》 鲍十著发表于《红豆·长篇小说》
作品简介：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家住县城的青年骆长余，自愿到三合屯当老师，结识了屯里的姑娘田招弟。招弟清纯美丽，是三合屯最好看的女子。两个人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那场爱情感人至深。就在那一年，骆长余被错划成右派。几年后，骆长余结束“改造”，重回三合屯，与招弟结了婚，并且生下了儿子骆玉生。那以后的几十年，骆长余一直以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身份，同时又是一个被监管者，不遗余力地做着自己能做的事。这期间，他们经历了“文化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些都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到了晚年，骆长余则一心一意要建一所新校舍，并且为此搭上了性命。后来玉生上了大学。不知不觉中，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同时，他的经历也拓展作品的视野。在相对广阔的背景下，骆长余的一切都显得愈发的“卑渺”，同时又显得愈发的神圣。
作品评论：作家
杨剑敏认为，鲍十的写作就像一种散步：内容很厚实，扎根于大地之上；叙述很沉稳，乍一看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华彩乐章，但越读越感觉有深厚的生活积淀；起初似乎漫无目的，并不奔向某个确定的目标，最终却总能回到灵魂的家园。评论家
孟繁华认为，另一种写作，可称为“本土化”的写作。在这样的写作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传统仍在缓慢的流淌，他们的感受方式，叙事方式以及人物和故事，都是人们所熟悉并可以亲近的。因此，我在祝福新潮写作一帆风顺的同时，对本土化的写作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和热情。鲍十的写作当属后者。评论家
刘锡诚认为，作者过硬的笔墨主要来源于对生活的热情关注和细微体察。他以朴素、恬淡、平实的笔墨，以白描的手法，以大量从生活中捕捉来得丰富生动的细节，相当成功地塑造了这个老一代乡村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
《美丽的村庄》潘小平 曹多勇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作品简介：喧天的花鼓，奔流的淮河，男人和女人，大地和村落。《美丽的村庄》以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严家台子村为背景，重点回溯农村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探究农村改革发生的历史人文渊源，展示淮河流域乡村人文与生活原生态，描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和发展愿景。立意深远，风格清新，情节生动，可读性极强。
作品评论：作家
刘醒龙认为，在一切皆向城市化迈进之际，这部关于淮河的新作，再次证明了乡土小说的无边魅力。在接近审美真相的过程中，被流行文化所淡化的乡土极其小说，其中蕴涵着的巨大到仿佛永无替代可能的艺术元素。评论家
李建军认为，这是一幅抒写当代农村巨大变革的画卷。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好的爱情、承担苦难的勇气、改变生活的激情，以及舞彩龙、唱花鼓等文化图景。耐心细致的描写，成功地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充满深情的叙述，则包含着作者对于生活的挚爱和祝福。评论家
白烨认为，两百年前的淮河岸边，一对苦命夫妻在荒滩上开荒种地，在草庵子里养儿育女，最终繁衍出了一个严家台子村；而严家台子村在进入新社会和新时代之后，又在由天灾和人祸构成的种种坎坷之中，坦然迎接和奋然向前。作家
许辉认为，这是一本相关淮河的小说。男人、女人、生命、繁衍，似乎是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入手的民风俚俗，命运的流转、生与死的因果关联，等等。其实，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淮河及其流域的砂礓和土坷垃里就有一种激荡人心的东西。
《总有些鸟儿你关不住》朱飞燕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品简介：这是一个从另类视角描述同性、异性间凄美感情的动人故事。孙波是一个没有男性的大家庭中的第六个女孩，父亲因此弃家而去，后又跳楼自杀，孙波对生活充满了怀疑。小浪是一个柔情似水的女孩，成年后因继父的伤害而把孙波当成唯一的依靠，对于孙波有着无法释怀的感情。面对小浪近乎疯狂的举动，孙波退缩了……一个高大英俊的男孩出现在她们面前，这个男孩一生中最庆幸和最不幸的事，就是爱上了孙波和小浪，所以最终只有黯然离去。一个有着深邃眼神的画家在无意中又闯入了她们的生活，而已婚的身份却成为他与孙波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任凭他怎样努力，最后也只落得玉石俱焚。故事围绕着这四个人物展开，情感的纠葛，人性的灰暗，现实的无奈，在作者笔下以第一人称口吻娓娓道来，让读者在淡淡的忧伤气氛中真实体验欲爱不能的痛苦挣扎，读来让人不忍掩卷。
作品评论：评论家
李之平认为，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爱，本无任何外物限定，游动人间，是人生的美好和真实。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凄美、绝望和死亡，作者的寓意是复杂的，她极其善于写出在热闹表象下的苍凉，透出城市文学罕有的气质。编辑
徐晓认为，朱飞燕的文字功力并不表现在遣词的技巧上，她的好在于一点没有做作，而且从容，灌注的多是情感的血肉；她的笔力也不只是放在同性女子的恋情上，更是放在人在情爱中的绝望与困境上；她的故事不够浪漫，如果不是太真实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生出感同身受的沉与痛？不管是故事的好看，还是作者的激情，她的水准都在许多知名作家以上。
《祖上光荣》杨景标著大众文艺出版社
作品简介：一个在困苦中长大的男人，迫于侵略的铁蹄颠沛流离，偶然因缘练就了好枪法，却阴差阳错做了伪军兵，在邂逅村姑翠花后，他不甘与禽兽为伍，揭竿而起，痛杀倭寇，一时侠名远播。在漫长的抵抗时光里，他不但与“侠匪”潘大姑娘演绎了一段烽火爱情，也与杨靖宇将军有过不为人知的交往，最终因不肯食言于敌人，而惨死在了日本人为他特制的“橡皮监狱”里。这是一部表现草根英雄抗战的作品，也许算不上纯正的历史军事题材，它还被赋予了很多现代观念，在一个非常严肃的主题下，更像是在描写一个人的战争，描写他在战争中善恶举止的表现。
作品评论：评论家
何镇邦认为，环环相扣，惊心动魄，很好看也很好读。好读有两个原因，一是作品的主人公始终以“太爷爷”被称唤，这给人以亲切感；二是语言有理性思辩的成分，但更多的还是感性，这就不会感觉晦涩，永远用故事说话是小说写作的本质。书评人
田宪认为，小说的语言沉重又不失诙谐，情节也常给人一种“冷幽默”感，能让读者进入一个相对轻松的状态，去感受那个残酷年代里人性的光辉，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抗战题材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