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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这部长篇小说取名《机器》，有朋友担心它被误认为“科技书籍”而摆进“非文学类”书架。我固执己见没有更改书名，由此我想起北京街头那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
        公元一九九七年我客居京城。一天正午在崇文门乘坐108路无轨电车遇到一位操着浓重天津口音的老太太，她去西直门。我操着普通话问老人家何时迁居北京的。她回答说一九五二年。啊，已然四十多年了。于是我问她为什么不改天津口音。她突然发力瞪了我一眼说，天津人改嘛口音！这不是没有的事儿吗！
        我是土著天津人，已经改了口音。我敢断定这位具有北京户籍的老太太终生不会更改天津口音的。因此我以她老人家为榜样，时时告诫自己不要在文学写作生涯轻易改变自己的“口音”。尽管一个人坚守自我立场并不等于不改变家乡口音。
        我还是坚持取名《机器》。我不记得我首次接触机器是童年什么时候，我只记得母亲说我出生在天津中心妇产医院，那时还有护士嬷嬷。难道医院不是一部“工作母机”吗？看来我的出生与“机器”有关。是啊，《机器》代表了我。同时我断定“机器”也代表一些人。
        什么叫“五十而知天命”呢？我以为就是懂得了天人合一的基本道理。社会是一部机器，家庭是一部机器。倘若有人游离于家庭之外甚至社会之外，那么他本人就是一部机器。他的肠道是输送带，他的胃是中间转换器，他的心脏是液体泵，他的主板镶嵌在大脑里。我想起雷锋叔叔的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纵观几千年人类历史，不乏被称为人类进步发动机的伟大人物，也有数不胜数的寻常百姓，宛若一颗颗平凡的螺丝钉。但是，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很难。因为在充满世俗乐趣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往往容易生锈。我写《机器》的一个个夜晚就经常被“生锈”二字困扰。我看到伴随时光消耗生命磨损，机器生锈几乎成为必然。于是这部机器隆隆运转起来，产生出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个个人物。他们的命运就是一部机器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就是一颗颗很难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命运。
        当然，我说的“生锈”不是道德价值判断，它只是一种不含褒贬的人生境况。博物馆里一件件古老的青铜器不是锈迹斑斑吗？这就是生锈的应有之义。
        我十六岁走进工厂。听到的第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第二句话就是“小心机器伤人”。后来进入高层工业机关工作，我听到见到许多机器伤人的案例，深知其威力无比。不知为什么，就在写作《机器》的一个冬夜里，想起机器我竟然感到几分温暖，潸然泪下。
        看来，我真的想成为一颗永不生锈却很难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