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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夏，我们几个一行去扬州，乘火车到镇江，有朋友来车接，越江到扬州地面。正逢雨季，空气中水汽充盈，看出去婆娑一片。有拂地的杨柳，汪汪的稻田，还有一种奇异的红砖房子。那红色不是通常的带铁锈色的砖红，而是带黄的火红。后来才知，这是粗烧的红砖，寻常人家所用。这情景有一种妖娆和艳情，令人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句，却是小调式的，类似“挂枝儿”或“山歌”一类。此时，有一个面影忽浮现眼前，那就是我后来所写的小说《富萍》中的“富萍”。
       我从小是在扬州保姆手里带大，我先会说的话，不是上海话，亦不是普通话。而是扬州话。那话音里有一种旖旎，一波三折的，其实挺合乎小女孩子小心眼里的矫情。她替我买过一条手绢，是苹果粉绿上配粉红，这粉红偏些桃红，有一股喜鹊闹枝的喜色，抢眼的嫣丽。我母亲大叫乡气，我却喜欢得要命。她往来的亲属，多有一副细细淡淡的眉眼，笑起来会弯，嘴角亦是弯的。皮色并不像那些因长年在室外劳作的农人是黑和紫红，而是一种轻浅的黄，这样的肤色在农人里面堪称得上白皙了。所以她那方的乡党都是形容清秀的。我这老保姆对男女情事持有的态度很可寻味，当我们从小孩子长成大孩子时，她便自觉多了一种监视我们行为举止的责任，往来的异性同学，她都要加以评判，然后汇报我们的母亲。同时呢，她也会与我们合谋，为我们作掩护。有一回，我与男生在家中“约会”，不巧，我的要好的女生来了，老保姆她夸张地大起喉咙，与这女生纠缠，趁此机会，男生就从前边院子的门一溜烟地逃走。她还有一次，将我拉到门背后，很神秘地告诉我，她前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与某某人好了，使我从此看见这人就要逃跑。总之，她对此类事怀有兴趣，混杂了天真和一定程度的饮食男女之心。
       走入婆娑扬州，那过往的人事忽就显现出它的色泽与情调，我甚至于觉着，钢筋水泥的上海，因有了扬帮人的乡俗，方才变得柔软，有了风情。这可说就是我写《富萍》的起因。
       写到中途，富萍要去她舅舅家，也就是将走入扬帮人的部落了，我让她往哪里去呢？十年前的一段经历便跃出记忆。那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北京朋友为某国电视台撰稿一部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长篇电视报导剧，来到上海采访。正逢盛夏，歇笔无事，便跟了他们跑点。其中有一处，是跟了环卫工人的垃圾船走苏州河。那一日的情形真是风光无限。垃圾船上的生活并不如我们预先想象的那样腌臜和困苦，一艘机轮船，船板涂了红漆，水洗得锃亮，一应用具都洗涮得纤尘不染，连小板凳的四个脚底都露出了木质的洁白。垃圾上船后，洗白的大帆布罩得严严实实，每一个角都绷得铁紧。船走在苏州河，先是在高楼夹岸的狭道里，然后逾见开阔。水泥河岸换成柔软的泥坡，坡上庄稼碧绿，树影重重，水也淅清。对面开来船只，有些亦是他们同业，互打招呼，女人赤脚坐在船板上，做着针线，风和日丽。劳动的生活其实是很美的。那些环卫工人，都是苏北籍，无论男女，都有着健颀的身材，在摇晃逼仄的船上，行走动作，是含蓄的敏捷。他们本没有料想会来一个女的，见了我一怔，然后急骤地商量，其中一个撒脚往队部疾跑，再跑回来，身边多了一个妇女，专来负责我的安全。她替我套上救生衣，然后就紧紧地搀着我的手，过一时则回头对我笑一笑。三个小时的船程，她就这么一直搀着我的手，没有松开过半会。她的敦厚的手掌和笑容，含着一股鲁直的温柔。后来，在他们大队部食堂午饭，都是味厚的风格。肉燉得酥烂，入口即化，鱼炸得金黄，汤熬成牛乳的稠浓，乡下人的膏腴。我便让富萍去了他们那里。
       最后，我要下一场透雨，让这城市浸泡在水色中，变得剔透晶莹，然后开出莲花。在纷攘的时世替换中，其实常态的生活永不会变，常态里面有着简朴的和谐，它出于人性合理的需求而分配布局，产生力度，代代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