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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习惯地将一个地方缺乏权威、秩序严重混乱称为“无政府状态”，其实，造成这种秩序严重混乱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无政府”，而是在于“无社会”。如果市民社会健全发达，即便“无政府”也不会这样混乱，清末民初的中国便非常有力地说明此点。
       从辛亥革命到19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国政治混乱不堪，“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地的“城头”不断地“变幻大王旗”，这种像走马灯一样令人应接不暇的权力更替不断产生“权力真空”，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却相对稳定，而诸如抢劫之类，更多的是军纪不整的军阀部队、散兵游勇或败军在撤退逃跑之前所为，大规模市民哄抢虽然也有，但却很少发生。在政治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之所以还能大致“保一方平安”，盖因当时中国的市民社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达。中国传统即有很强大的非政府的民间社会，如会馆、宗族祠堂、行会等。而且，对县以下的地方政府并不直接管理，而是由地方士绅阶层进行管理。虽然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大都不是开放的，具有地域性或血缘性，以“家长式”管理为主，具有“私”的性质而缺乏公共性，且仍受皇权管制，但毕竟为传统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从戊戌维新运动起，士大夫开始组织各种会社，开始了传统民间社会向现代市民社会的转型。清末新政时，各地更是涌起纷纷成立现代型商会的热潮。同时，许多地方绅商强烈要求地方自治，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于1909年初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自治。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市民社会迅速发展。所以，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使统治中国200余年的大清王朝轰然坍塌，在这种权力交替的巨变之中，中国社会却是相对安定，各地治安基本能够维持。
       然而，在清亡以后的十几年中，军阀连年征战，国家政治一直极度混乱，但市民社会却一直在发展。无论谁占领这块地盘、这座城市，民众照常做自己的营生，只是将“税”交给不同的占领者罢了。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同占领者的税轻税重、军纪的严明涣散之别。“社会”保证了政局动荡中居民日常生活基本正常，使文明社会不至于退回到赤裸裸用暴力你争我夺、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历史事实证明，在这种“社会”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重叠的结构中，不论“政治”如何风云变幻，社会依旧相对稳定。相反，在“社会”与“国家”高度重合的结构中，“政治”的任何风吹草动立即就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简言之，就是“不怕‘无政府’，最怕‘无社会”’(若有一个民主、廉洁、高效的政府当然最好不过)。所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确实至关重要。
       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至为重要，甚至可以说，当前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二者关系的重组。在传统的“一大二公”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了全能政府治理下的国家，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社会自主领域几乎完全被国家覆盖，国家垄断了几乎全部社会资源的配置权，从经济资源到个人的身份、地位等等。城市中的每个人必须隶属于一个国家的“单位”，离开“单位”便很难生存。农民则由“人民公社”制度被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完全没有离乡的自由，而且国家通过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和一系列指令性计划对“公社”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进行严格的掌控。在这种体制下，个人的自由被压至最低，更不可能有独立于国家的社会力量。当然，在“非常时期”，这种体制有极强的动员力量，有可能在短期内使经济迅速发展。但长期来看，缺乏个人自主的体制必然使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发展停滞不前。
       20多年前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立使国家对社会资源控制开始减弱，公民自主性开始提升。国家逐渐退出直接经营活动，行政权力逐步从经济领域撤出，经济成分日益多样化，公民渐渐可以脱离“单位”，农民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生产者不必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个体对社会资源的直接占有越来越多。与之相应的是市民社会正在兴起，各种非政府组织(NGO)、中介机构、公民志愿性团体、各种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越来越多，既对政府退出的某些领域进行管理，又维护、代表各自成员的利益与政府或其他部门进行谈判。
       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间的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而不会也不必通过过激的方式表达。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体制内”的沟通，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可以说，中国20余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逐步开始了“社会重建”。■
       【杨松荐自《2007年中国杂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