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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骑着我的黑走马，逡巡北方。我的马蹄铁在沙砾上溅起阵阵火星，我的黝黑、削瘦的脸颊上挂满忧郁之色，眉宇间紧锁着一团永恒不变的愁苦。在中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前，我勒住马，向苍茫的远方望去。远方是欧罗巴大陆，回眸脚下和身后，是栗色的亚细亚。我在那一刻感觉到一切都是瞬间，包括我刚才那一望，已经成为历史凝固。是的，要不了多久，我们都将消失，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食者。
       在我逡巡的地方，一条干涸了的河流的旁边，有一座公墓。圆木堆成的塔，一座挨一座，占了半个戈壁。木头已经发黑、发干、只是在炎阳的炙烤下，它还十分坚硬。我请教过不止一个学者，问这坟墓是谁的。他们说，这不是哈萨克的，显然属于在他们之前来这里的，一个匆匆而过的民族。那么，它会不会是匈奴民族的呢？或者是突厥的？或者更早，是乌孙人的！
       陕北的地域文化中，隐藏着许多大奥秘。毕加索式的剪纸和民间画。令美国研究者赞叹的绝不同于温良、敦厚、歌乐升平、媚俗的中国民间舞蹈的那个安塞腰鼓。以赤裸裸的语言和热烈的激情唱出来的陕北民歌。响遏行云的锁呐。450万唐吉诃德式斯巴达克式的男人和女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境内的所有红色根据地都损失殆尽，而陕北依然立于天地间。毛泽东一行在这块黄金高原使事业达到大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解开这些大奥秘的钥匙叫“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这是清廷御史（大约还是粱启超的岳丈）王端芬视察陕北后上书给慈禧奏折上的一句话。遗漏的原因是由于在两千年的封建岁月中，这块地域处在民族战争中的拉锯战之间。退而言之，儒家文化并没有给这块高原以最重要的影响，它的基本文化心理的构成，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而作为人种学来说，延安以北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长城沿线风沙区，大约很难再有纯正的某一个民族的人种（尽管履历表上都一律填写着汉族），他们是民族交融的产物。——民族融合有时候是历史进步的一种动力，这话似乎是马克思说的。
       陕北高原最大的一次民族交融，也就是说构成陕北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是在汉，既公元二世纪。南、北匈奴分裂（也许昭君出塞是导致这次分裂的原因），北匈奴开始了我们前面谈到的一次长途迁徙，南匈奴则永远的滞留在高原上了。史载，汉武帝勒兵十八万，至北方大漠，恫喝三声，天下无人敢应，刘彻遂感到没有对手的悲哀，勒兵乃还。
       《最后一个匈奴》中那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他的第一声啼哭便带着“高原的粗犷和草原的辽阔”。他们构成了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域的一种人类类型心理。如果我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和小说家，我只能做出这种解释，我也只能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破译这块玄机四布的土地上的各种大文化之谜。
       暮鼓晨钟，岁月轮回，人类已经走了它的文明史的相当一段时间了。二十世纪所进行的革命，我的小说所表现的这一幕大剧，是人类进程中的一截，链条中的一环。人类还得继续前行，对真理的探索是没有穷尽的，但是，这个探索是以目前的一切为基础的。
       为什么当我三十五年前，骑着黑走马，站在欧罗巴与亚细亚之交，注视满目荒凉的那一刻，一种永恒的愁苦表情，便像命定的印记一样，凝固在我的前额。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人类生存的不易，看到了人类处境的艰难，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充满了荒凉的感觉。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人类族群，都如是。那种强烈的孤独感和痛苦感，并不仅仅存在于迁徙的民族中，它同样存在于定居的民族中，它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无法排遣的情绪。
       西班牙学者兼小说家乌纳木诺，将这称为“悲剧意识”。而在人类每一次徒然的挣扎、徒然的探索之后，小说家加缪用“西西弗斯”神话来安慰人类，并鼓励人类再来一次——既然无法改变的结局使人生充满了悲剧感，既然所有的徒然的努力最后都归结于虚无，那么，让我们再大汗淋漓地推石头上山一次吧！——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