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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长篇小说选刊》能从众多反映红军长征的作品中选登《红军长征记》,说明他们真正读懂了这部书的价值,并很负责任地向读者推荐｡《红军长征记》是非常特别的一部书,在红色历史中,它是第一部文学创作,也是毛泽东重视文学创作的实践证明｡
       几年前,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发现朱德签名赠给埃德加·斯诺的一本《红军长征记》,这正是国内知情人苦苦寻找的那本极为珍贵的书｡《红军长征记》,是长征亲历将士集体创作,1937年2月由作家丁玲等人主编,原名《二万五千里》,1942年在延安少量印制作内部参考发行,现已难见其踪｡
       应该说,《红军长征记》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部最早､最真实､最具文化特色的纪实文学作品｡这部书的出版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和早期的文艺思想是分不开的｡长征改变了毛泽东,毛泽东改变了红军和整个中国｡客观讲,遵义会议之后,长征就成为一个领袖和政党的必由之路,也是工农红军为自由､理想献身的精神之路｡
       长征初期是被动的,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几近葬送红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红军长征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和张国焘的分歧不在军事思想的分歧上,而是文化性格和政治品格上的殊异｡毛泽东通晓中国的历史文化,具备一般党内实干家所不具备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逆风飞扬､坚忍不拔的文化个性和广博知识相结合形成他独特的战略眼光｡他具备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宣传鼓动艺术,正如美国学者分析说,再也没有人可以像毛泽东那样将理想和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从而鼓舞起人们的斗志､将希望和信心提供给革命者,并成为至关重要的价值观｡中国的一代革命者就是靠着崇尚自由的信念和顽强意志创造了世界革命史上罕见的杰作｡长征不是一种行走,而是一种创造｡
       因此,这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却是唯军事论所不能解释的｡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表现出的超人素质,最终还要寻找到它的母体——文化｡正如后人对长征及其胜利的意义,更多地是对“长征精神”的理解｡
       毛泽东一生都讲文化,《红军长征记》是红色政权初创时期重视文艺创作最有力度的一个实例,这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成天下的重要条件｡当时蒋介石对红军很不以为然,他让舆论大肆欺骗民众说:朱毛红军是一伙没有文化的“流寇”､“赤匪”｡1936年春,有帝国主义代言媒体背景的上海《字林西报》,撰文谈到长征时说: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这部书被写出后,它才有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在破例惊呼红军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恶笑红军的“粗陋无文”｡作为一个精通史籍的政治家,毛泽东和他领导的政党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和宣传､治国和文艺的重要性,因此,红一方面军刚到陕北,毛泽东就指示杨尚昆在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并亲自起草征稿信,号召参加长征的师团以上干部把“战斗经历､民情风俗､奇闻轶事……择其精彩有趣的片断”写出来｡
       1936年11月22日,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
       这是毛泽东最早关于文艺创作的认识和发言｡据推算,那时《红军长征记》的征稿信已下发三个月,此时,已有200余篇计50多万字的稿件送到了编委会案头上｡
       《红军长征记》之所以有名,因为它是红色中国第一次文艺思想大解放的产物,也是人性思想大解放的产物｡本书文体朴实无华,语言鲜活异常,叙述的真实性“像战况公报或银行支票一样准确无误”｡全书作品洗练､简洁,没有浮泛之笔,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个形神兼备的人物,塑造出一个色彩鲜明的性格｡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军长征记》的文化史学价值､军事史学价值､文献学价值和文艺史学价值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说到底,这是一部有生命价值的书,时间愈久愈会焕发出夺目的生命之光,如同人的生命一样,一个人也许就是整个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