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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阵阵的鞭炮声中，中国人迎来了又一个“狗”年，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狗的景象，充斥我们眼球的是各种各样的狗玩具以及年节礼物。狗是人类文明的产物。现在我们都知道，狗是从狼演变而来的，没有人类文明，狗们大概仍旧只会在黑夜的荒原上嗥叫。从这个角度说，从狼到狗是一道文明的履痕。既然如此，我们在狗年来临之际的确可以多一些对狗的怀想，但最能咬合住这道履痕的怀想，不是那些狗的卡通玩具，而是一本长篇小说——杨志军在狗年尚未到来时写就的《藏獒》。
       一般说来，动物小说最终还是在写人。《藏獒》同样如此，作者是将自己对人性的美好愿望寄寓在一群藏獒身上，通过藏獒与人的对比和映衬式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性：人们在复杂的社会交际中把人性中很多美好的东西都丢弃了。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形象是“父亲”，父亲是作者笔下的一个英雄，他像是人类文明的化身，他真正懂得藏獒的内心，是在他的感化和启迪下，互为仇敌的藏獒才会由恨转为爱。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但作者赋予了父亲更大的文化使命，在草原上开办学校，以教育启迪人性，净化人性，使人们从仇恨和对抗中解放出来。他的教育还包括一点，让人们从藏獒身上学习到被人们逐渐淡忘的可贵精神。
       藏獒据说是世界公认的最古老、最稀有的犬种，其特征是“体大如驴，奔驰如虎，吼声如狮，仪表堂堂”。因为藏獒仍然生活在草原上，仍保留着最原初的生存习性，所以它与狼的血缘印记非常清晰。也可以说，狼的血缘印记主要是留在藏獒的体型外表和生活习性上，而人类文明则熔铸在藏獒的血液里和灵魂里。藏民将藏獒视为他们的护卫犬和保护神。一种动物，不仅能够与人类朝夕相处，而且被人类尊为保护神，这只能是文明之光照耀的结果。
       荣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生物学家罗伯特·韦恩告诉我们：早期的人类并不是有意识地把狗当作可以驯养的对象，更可能发生的情景是，狗的祖先为了自己的目的与人类纠缠在一起，同时以某种方法说服了人类不向它们丢石块或把它们当作食物。现代社会中为人类所称道的狗的保护与救生本领，不过是它们原始本能的显露，而屡屡发生的狗攻击人类的事件更显示出它们恃强凌弱的固有本性。因此可以说，从狼到狗的演变，是文明与自然携手导演的一场历史剧，是文明与自然互动下给人类的一份馈赠。而当狗跟随着人类进入城市后，就把真正的狗性遗落在草原上，跟着人一起异化了。于是我们今天谈起狗，首先想到是奴性这样的字眼。但这说到底并不是狗的堕落，而是人的堕落。
       人类从草原迁入城市，是文明的进步。但从人类开始分享文明的盛宴时，也就开始了自身的堕落，头上的道德光环逐渐消失，当欲望越来越主宰一切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又回到了人类最原始的草原时期，处在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的焦虑和恐惧之中。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呼唤狼的图腾会让很多人产生出一些共鸣。也许对每一个个体来说，使自己成为一只狼，会夺得更多的食物。但几万年过去了，狼始终是狼，并没有走出草原半步。因此我以为对狼的呼唤绝不是明智的选择。纵然今天的生存竞争充满原始的血腥气，我们想到的也不应该是狼而应该是曾经与人类相依为伴的狗，是真正代表狗性的藏獒。当年，正是人类与狗的相互忠诚，才能共同走过草原的黑暗时期，最终把辽阔的草原都变成了人类文明的牧场。想当年，水肥草美、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曾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今天，我们关在水泥铸就的城市里尔虞我诈，却任草原一点点被沙漠吞噬。这不应该是文明的进步，而是文明的悲哀。我们由此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读《藏獒》，会发现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道德精神还保存在那些藏獒的身上。但藏獒的生命也在现代化的摧毁下“变成了激荡的风、伤逝的水，远远地去了”，它能不能像作者所期待的那样再“隐隐地来了”呢？这也许要看人类自身的觉悟程度。从这个角度说，理一理从狼到狗的文明履痕，决不是一桩生物考古学的工作。
       杨志军说得好：“我们需要在藏獒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耽耽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这大概可以说是他写作《藏獒》的初衷，也未尝不是《藏獒》在当代的文化意义。